正文 第三章 体院生活（一）
从湖北省队到武汉体院，我的训练、生活状态有了非常大的改变。
武汉体院本身是一所大学，所以它对学生有着全面的要求。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在这里，文化课上得多了，我们的生活训练安排是早上出操，上午上课，中午休息，下午训练，晚上上晚自习，在体院的院子里，我们走路会比以前快，因为时间都是按照分钟来计算的：早上6 点整出操，到7 点15 或者20 分吃早饭，7 点50 上课，一节课45 分钟，课间休息10 分钟，一上午4 节课，中午11 点半下课——这些安排应该跟普通的中小学生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是，我们这一上午全都是主科课，没有体育课、美术课、音乐课什么的，而且我们教室是在我们宿舍楼的最顶层——五层，因为去操场不方便，所以我们课间也不出去玩儿。
下了课之后我们就迅速去吃午饭，然后就午休睡觉。其实我们不愿意午休的，都恨不得抓紧时间多玩儿一会儿，也是到了1993 年之后，学校抓得紧了，我们也练得更辛苦了，才发现午休的重要性。
1993 年，我遇到了练体操以来的最大一次伤病，左手尺骨骨折了。
睡醒之后就要训练了，我们下午2 点20 分开始训练，练到5 点半、6 点的样子，然后洗澡、吃晚饭，晚上7 点30 分上晚自习——我很庆幸在体院的这段日子里能如此好地感受上学的气氛，说实话，绝大多数运动员在文化课学习方面都会有缺失，至少没有感受过上晚自习，这一点我还挺自豪的——晚自习上到8 点50，收拾一下，9 点30 准时熄灯睡觉。这就是我在武汉体院除了礼拜天以外的真实生活写照，一周六天，周而复始。
当年的我是不是喜欢这样的日子，我也不太记得了，但是现在的我知道，这样的日子带给我很多好处：武汉体院的生活会让你感觉自己很有规矩，每天的作息很规律、很紧凑、很充实。这跟在省队时候的懒懒散散大不一样，在省队虽然也有框框，但是你也能随时跟社会打交道，早上上课的途中你可以去早点摊子上买早点，晚上没事儿干可以去打游戏机。所以，比起省队而言，体院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学校式的管理，它的培养目标就是有文化、高素质的优秀运动员。所以，我很庆幸，当年我爸送我上了体院。
当然，在体院最让我爸和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有人管了，训练开始真正进步了。
我一直很感谢丁杰教练，是他在武汉体院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丁教练20 世纪90 年代就是研究生，那个时候我虽然不懂啥，但也觉得他跟其他教练不一样，他有学历，训练有思想，教学水平也比别的教练高；但是很遗憾，当时武汉体院给丁教练的待遇很差。他和他老婆都在体院上班，但是住的房子特别小，就这样他还经常省吃俭用，照顾我们的生活。丁教练教得非常规范，他先教我们一些基础动作，让我们对体操动作有了正确的认识；他教我们怎么去学动作，他说不是教练说什么就是什么，而是自己要动脑子去想、去感受。就这样，我每个项目基本的动作都开始慢慢练起来了，对男子体操的六个项目，我也有了全面的、直观的了解。
从1990 年到1995 年，我跟着丁教练在武汉体院进行了5 年枯燥但是卓有成效的训练。其实做什么都一样，想做好都要从最枯燥的基础开始，练体操尤为如此。当时我们的训练就是一个动作每天重复、不断重复、逐渐定型，然后再提高质量、增强稳定性，每天都是同样的内容。
我挺排斥这种不断重复的训练方法，因为运动员有很多类型，我属于那种自信特别强的，如果我掌握了的动作，就基本上不会失误，我也就不想总去重复地练——这个动作这次做好了，下一次我就有把握做好。所以教练说做5 个，我就绝对不会做第6 个，有的时候我对他让我总做同一个动作也挺不情愿的，也会很疲劳。
除了不喜欢重复已经掌握的动作之外，我还有一个从小到大都没克服的困难，那就是怕跑步！
我最害怕的是冲400 米，每次跑完我都感觉要崩溃了。每天早上出早操，还没出门就默默祈祷，今天千万别冲400、千万别冲400，跑5000 就行了，然后一路碎碎念，就盼着能念对。但是，大多数时候都是念不对的，当跑完5000 米后，教练来一句：“好，冲一圈400”，我整个人就感觉进到冰窟里了。真不想跑啊，但是还不能不使劲儿跑，因为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里跑完，就还要重跑一圈。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免不了会有些惰性，于是我们就会时不时地耍点儿小聪明。比如早上出操，我们就会派一个人到体操房的一个窗户盯着，看看教练是不是看着我们呢，那会儿我们也挺牛的，能根据自行车的声音分辨出是哪个教练来了，然后做出不同的反应。嘿嘿。
如果说在体院，我的精神世界有了很大变化；那么，我的物质生活也有了一些下降。体院的条件真的不如省队好，当时我们8 个人住一间房，非常拥挤；宿舍的环境也很差，经常有老鼠、百足虫。大家随便想想就能知道，8 个10 岁的男孩子长期住在一起，这屋子里得脏乱成什么样子：我们洗衣服就是用脚在桶里踩两下，也不拧干，直接就挂上；大家都不会打理自己的生活，东西胡乱丢，转眼就找不到了；武汉本来就潮湿，我们经常在屋里洗衣服，还有各种动物跟我们住在一起，被子潮霉了都不知道……只有在爸爸妈妈来了帮着收拾了以后，才觉得我是睡在了床上，因为白天他们会给我晒被子，晚上盖被子就会有太阳的味道。但是两个礼拜以后，又会回到脏乱差霉的状态了……
而我最难适应的是洗澡问题，在体院洗澡要到澡堂去洗，还要交钱，当然我们也可以跟着教练混教职工的澡堂，但是我胆儿小，基本上不敢跟教练套近乎，就只能去学生澡堂交钱洗澡。如果只是交钱也就算了，学生澡堂开得晚关得早，有时候我们训练晚了就没热水了，还得跟那些大队员抢水管子，费了半天劲儿也抢不到，所以我们练体操的小孩没办法，就只能到开水房打半桶热水，然后跑到体操房的厕所里边用冷水兑一满桶水，这一桶水就把头和身子都洗了。要是夏天，这么洗也就算了，到了冬天，可遭罪了，因为冬天冷，这么洗又冷又不尽兴，但是又不能不洗。你想啊，身上镁粉啊、汗啊，什么都有，不洗掉不敢上床，上了床也睡不着觉，所以最后慢慢养成了冬天也用冷水洗的习惯，有时候外面下着雪，我们就深吸一口气，冲进澡堂，用冷水冲五秒就出来，洗完了往被窝里一躺，这一天就算过去了……
在体院练了两年之后，我就有机会出去比赛了。到了1992 年，仙桃举办了一次全国少儿比赛，那是我的第一次全国比赛，特别长脸，在家乡父老面前拿了5 个单项冠军，再加上团体和全能，我一共拿了7 块金牌，只有跳马没拿金牌，还是因为天津的教练过来跟我们教练商量，叫我让出去的。
我对那次比赛印象很深，是因为我们一大家子人都去看我比赛了，那会儿还不发奖金，发的奖品是景德镇花瓶和一床毛毯。7 块金牌就是7 床毛毯，正好够给我们家每个亲戚送一床的。
那会儿我跟同龄的小朋友比，会的动作算是比较多的，单杠和双杠尤其突出，一上赛场就跟别人不一样。除了比赛本身之外，还有两件事情让我很兴奋：一个是比赛在仙桃，我可以趁机回一次家，毕竟从小离家，很珍惜每一次与家人团聚的机会；第二就是那次正好是在巴塞罗那奥运会结束之后，李小双刚拿了奥运冠军，大双、小双又一起拿了男团亚军，所以也像一个庆功会。我第一次见到了教练们一直让我学习的榜样，也见到了榜样的教练黄玉斌，也就是这一次，黄导保护了我的动作。
第一次逃跑
正当我在体操的道路上稍微感到春风得意的时候，却忽然间不想练了，原因是我内心其实是一个羞涩、内敛的小男孩儿。
从仙桃回到武汉体院，丁教练就发现找不到我了，宿舍没有、体操房也没有——我跑到东湖边上躲清闲去了。丁教练后来在湖边找到我，问我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去训练，我说：“难道拿冠军了就会被人采访、拍照？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不想练了。”我一直是一个内敛、不希望被关注的人，当时是，现在也是；我练体操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拿完冠军之后会被人关注，所以当小小的我被叔叔阿姨采访的时候，我就从心里不想继续练了，我觉得那种很多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你身上的感觉，特别不舒服，特别不自在，我大概就是大人们说的那种“没出息”的孩子吧！
当然，我的反抗是无效的，说不练的结果就是被教练说、被我爸骂。
我爸专门来武汉体院骂我：“你练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出成绩了，却又说不练了这样的狠话，你这是想怎么样？”我绝对是那种怕老爸发狠的人，所以只好又乖乖地回去练了。
经历了体操生涯的第一次“逃跑未遂”之后，我又回到了正常的训练生活轨道上。训练日复一日，没什么变化，反而是“吃东西”又成了正在长身体的我的重要记忆——果真是“民以食为天”，由此可以看出，吃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简直是太重要了！
那段时间我比其他任何阶段都更饿一些：每天上午上课都会饿得要死，吃完早饭还要从食堂带回包子来。我们偷偷买了一个电炉子放在宿舍里，把包子放在上面烤，课间十分钟休息的时候就跑到宿舍吃包子。
为了让自己不饿，什么纪律啊、安全啊都不管了，现在想想也挺吓人的，万一电炉子出点儿意外，又没人在旁边看着，有把整栋楼烧着的危险呢！
所以我现在除了关心运动员的日常生活外，还特别注意对他们的安全教育。
在我最饿的时候，碰到了一位特别和善的食堂师傅，我们都特别喜欢他，因为只要他值班打饭，我们就一定能吃饱。
即使到现在，省市队里的食堂也会分等级，有成绩、重点保障的运动员就可以吃得更好一些，我们那会儿也是。如果你拿了全国比赛的前8 名，就能享受一个月220 块钱标准的伙食，下面还有两个标准，就是120 块的和80 块的。我那会儿已经算是小有成绩了，吃的是120 块标准的。但是有一个师傅就觉得我成绩很好，有一次我把饭盒一伸进去，他就问我：“220 的，是吧？”我当时应该是没反应过来，就没吱声，但是这个师傅就以为我默认了，从那以后，每次只要是他，就都给我打220 块的饭菜，我就特别开心。所以，我每次到窗口打菜的时候，就特别希望是那个师傅值班，后来，我们都叫他220 师傅。
在武汉体院，我们的生活基本上就是训练和学习，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但是礼拜天我们的生活是可以自己安排的，而我们最期待的时刻，就是看电视。那会儿真是艰苦，整个体校就一台电视，平常它就被老大爷锁在电视柜子里，柜子一周才能打开一次。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很豪爽，直接把电视推到体校的大门口，所有人围在一起露天看，时不时地还会受到蚊子的袭击，但是这些都不会影响大家看电视的热情，这就是一周一度的大事儿！每周到看电视的时候，就会有人去求大爷把锁打开，大爷也是仙桃一带的人，而且觉得我们体操队的小孩儿最不容易，就经常让我们拿钥匙去开锁。
那时候没看过几个片子，到现在却也是如数家珍，比如《精武风云》啊什么的，那绝对都是我的最爱。一般看到10 点、11 点的时候，大爷就会过来收电视，我们就会拉着大爷，求他：“让我们再看一会儿吧，再看一会儿就结束了。”大爷也心疼我们，所以我们每一次央求都会有好结果。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对玩儿也有了更多的要求，比如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打游戏机了。
那个年代的小孩应该都喜欢打那种游戏机，就是街机，什么街霸、忍者神龟，等等，我们都挺喜欢打的。那会儿胆子大了，也敢违反纪律了，晚上9 点下了晚自习，我们就以冲刺的速度跑到游戏厅，玩半个小时，然后再火速冲回宿舍，一毛钱一个币，一晚上也花不了几个钱，又解馋。
说实话，玩游戏真挺上瘾的，特别是礼拜天。兜里揣着一块钱，花三毛钱来回坐公交车，手上还剩下七毛钱，买五六个币玩儿一整天。其实不用坐公交车的地方也有游戏机厅，但是只有几台机子，花样少又有人抢，我们宁愿花一点儿钱坐公车去远一点的地方，那个游戏厅大一些，能玩儿得爽一些。有一次我们跑到蛇山大世界的游戏厅，那里有几百台机子，一字排开，又没什么人，想玩哪台玩哪台，那真是爽啊！感觉像到了天堂一样！
有过什么样经历的人，就会理解现在孩子们的行为。我现在不会限制小队员太死，让他们觉得生活无聊，但是我也要跟他们讲明白，喜欢玩儿可以，但要有个度，千万别伤身子，别影响训练。
武汉体院本身是一所大学，所以它对学生有着全面的要求。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在这里，文化课上得多了，我们的生活训练安排是早上出操，上午上课，中午休息，下午训练，晚上上晚自习，在体院的院子里，我们走路会比以前快，因为时间都是按照分钟来计算的：早上6 点整出操，到7 点15 或者20 分吃早饭，7 点50 上课，一节课45 分钟，课间休息10 分钟，一上午4 节课，中午11 点半下课——这些安排应该跟普通的中小学生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是，我们这一上午全都是主科课，没有体育课、美术课、音乐课什么的，而且我们教室是在我们宿舍楼的最顶层——五层，因为去操场不方便，所以我们课间也不出去玩儿。
下了课之后我们就迅速去吃午饭，然后就午休睡觉。其实我们不愿意午休的，都恨不得抓紧时间多玩儿一会儿，也是到了1993 年之后，学校抓得紧了，我们也练得更辛苦了，才发现午休的重要性。
1993 年，我遇到了练体操以来的最大一次伤病，左手尺骨骨折了。
睡醒之后就要训练了，我们下午2 点20 分开始训练，练到5 点半、6 点的样子，然后洗澡、吃晚饭，晚上7 点30 分上晚自习——我很庆幸在体院的这段日子里能如此好地感受上学的气氛，说实话，绝大多数运动员在文化课学习方面都会有缺失，至少没有感受过上晚自习，这一点我还挺自豪的——晚自习上到8 点50，收拾一下，9 点30 准时熄灯睡觉。这就是我在武汉体院除了礼拜天以外的真实生活写照，一周六天，周而复始。
当年的我是不是喜欢这样的日子，我也不太记得了，但是现在的我知道，这样的日子带给我很多好处：武汉体院的生活会让你感觉自己很有规矩，每天的作息很规律、很紧凑、很充实。这跟在省队时候的懒懒散散大不一样，在省队虽然也有框框，但是你也能随时跟社会打交道，早上上课的途中你可以去早点摊子上买早点，晚上没事儿干可以去打游戏机。所以，比起省队而言，体院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学校式的管理，它的培养目标就是有文化、高素质的优秀运动员。所以，我很庆幸，当年我爸送我上了体院。
当然，在体院最让我爸和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有人管了，训练开始真正进步了。
我一直很感谢丁杰教练，是他在武汉体院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丁教练20 世纪90 年代就是研究生，那个时候我虽然不懂啥，但也觉得他跟其他教练不一样，他有学历，训练有思想，教学水平也比别的教练高；但是很遗憾，当时武汉体院给丁教练的待遇很差。他和他老婆都在体院上班，但是住的房子特别小，就这样他还经常省吃俭用，照顾我们的生活。丁教练教得非常规范，他先教我们一些基础动作，让我们对体操动作有了正确的认识；他教我们怎么去学动作，他说不是教练说什么就是什么，而是自己要动脑子去想、去感受。就这样，我每个项目基本的动作都开始慢慢练起来了，对男子体操的六个项目，我也有了全面的、直观的了解。
从1990 年到1995 年，我跟着丁教练在武汉体院进行了5 年枯燥但是卓有成效的训练。其实做什么都一样，想做好都要从最枯燥的基础开始，练体操尤为如此。当时我们的训练就是一个动作每天重复、不断重复、逐渐定型，然后再提高质量、增强稳定性，每天都是同样的内容。
我挺排斥这种不断重复的训练方法，因为运动员有很多类型，我属于那种自信特别强的，如果我掌握了的动作，就基本上不会失误，我也就不想总去重复地练——这个动作这次做好了，下一次我就有把握做好。所以教练说做5 个，我就绝对不会做第6 个，有的时候我对他让我总做同一个动作也挺不情愿的，也会很疲劳。
除了不喜欢重复已经掌握的动作之外，我还有一个从小到大都没克服的困难，那就是怕跑步！
我最害怕的是冲400 米，每次跑完我都感觉要崩溃了。每天早上出早操，还没出门就默默祈祷，今天千万别冲400、千万别冲400，跑5000 就行了，然后一路碎碎念，就盼着能念对。但是，大多数时候都是念不对的，当跑完5000 米后，教练来一句：“好，冲一圈400”，我整个人就感觉进到冰窟里了。真不想跑啊，但是还不能不使劲儿跑，因为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里跑完，就还要重跑一圈。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免不了会有些惰性，于是我们就会时不时地耍点儿小聪明。比如早上出操，我们就会派一个人到体操房的一个窗户盯着，看看教练是不是看着我们呢，那会儿我们也挺牛的，能根据自行车的声音分辨出是哪个教练来了，然后做出不同的反应。嘿嘿。
如果说在体院，我的精神世界有了很大变化；那么，我的物质生活也有了一些下降。体院的条件真的不如省队好，当时我们8 个人住一间房，非常拥挤；宿舍的环境也很差，经常有老鼠、百足虫。大家随便想想就能知道，8 个10 岁的男孩子长期住在一起，这屋子里得脏乱成什么样子：我们洗衣服就是用脚在桶里踩两下，也不拧干，直接就挂上；大家都不会打理自己的生活，东西胡乱丢，转眼就找不到了；武汉本来就潮湿，我们经常在屋里洗衣服，还有各种动物跟我们住在一起，被子潮霉了都不知道……只有在爸爸妈妈来了帮着收拾了以后，才觉得我是睡在了床上，因为白天他们会给我晒被子，晚上盖被子就会有太阳的味道。但是两个礼拜以后，又会回到脏乱差霉的状态了……
而我最难适应的是洗澡问题，在体院洗澡要到澡堂去洗，还要交钱，当然我们也可以跟着教练混教职工的澡堂，但是我胆儿小，基本上不敢跟教练套近乎，就只能去学生澡堂交钱洗澡。如果只是交钱也就算了，学生澡堂开得晚关得早，有时候我们训练晚了就没热水了，还得跟那些大队员抢水管子，费了半天劲儿也抢不到，所以我们练体操的小孩没办法，就只能到开水房打半桶热水，然后跑到体操房的厕所里边用冷水兑一满桶水，这一桶水就把头和身子都洗了。要是夏天，这么洗也就算了，到了冬天，可遭罪了，因为冬天冷，这么洗又冷又不尽兴，但是又不能不洗。你想啊，身上镁粉啊、汗啊，什么都有，不洗掉不敢上床，上了床也睡不着觉，所以最后慢慢养成了冬天也用冷水洗的习惯，有时候外面下着雪，我们就深吸一口气，冲进澡堂，用冷水冲五秒就出来，洗完了往被窝里一躺，这一天就算过去了……
在体院练了两年之后，我就有机会出去比赛了。到了1992 年，仙桃举办了一次全国少儿比赛，那是我的第一次全国比赛，特别长脸，在家乡父老面前拿了5 个单项冠军，再加上团体和全能，我一共拿了7 块金牌，只有跳马没拿金牌，还是因为天津的教练过来跟我们教练商量，叫我让出去的。
我对那次比赛印象很深，是因为我们一大家子人都去看我比赛了，那会儿还不发奖金，发的奖品是景德镇花瓶和一床毛毯。7 块金牌就是7 床毛毯，正好够给我们家每个亲戚送一床的。
那会儿我跟同龄的小朋友比，会的动作算是比较多的，单杠和双杠尤其突出，一上赛场就跟别人不一样。除了比赛本身之外，还有两件事情让我很兴奋：一个是比赛在仙桃，我可以趁机回一次家，毕竟从小离家，很珍惜每一次与家人团聚的机会；第二就是那次正好是在巴塞罗那奥运会结束之后，李小双刚拿了奥运冠军，大双、小双又一起拿了男团亚军，所以也像一个庆功会。我第一次见到了教练们一直让我学习的榜样，也见到了榜样的教练黄玉斌，也就是这一次，黄导保护了我的动作。
第一次逃跑
正当我在体操的道路上稍微感到春风得意的时候，却忽然间不想练了，原因是我内心其实是一个羞涩、内敛的小男孩儿。
从仙桃回到武汉体院，丁教练就发现找不到我了，宿舍没有、体操房也没有——我跑到东湖边上躲清闲去了。丁教练后来在湖边找到我，问我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去训练，我说：“难道拿冠军了就会被人采访、拍照？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不想练了。”我一直是一个内敛、不希望被关注的人，当时是，现在也是；我练体操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拿完冠军之后会被人关注，所以当小小的我被叔叔阿姨采访的时候，我就从心里不想继续练了，我觉得那种很多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你身上的感觉，特别不舒服，特别不自在，我大概就是大人们说的那种“没出息”的孩子吧！
当然，我的反抗是无效的，说不练的结果就是被教练说、被我爸骂。
我爸专门来武汉体院骂我：“你练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出成绩了，却又说不练了这样的狠话，你这是想怎么样？”我绝对是那种怕老爸发狠的人，所以只好又乖乖地回去练了。
经历了体操生涯的第一次“逃跑未遂”之后，我又回到了正常的训练生活轨道上。训练日复一日，没什么变化，反而是“吃东西”又成了正在长身体的我的重要记忆——果真是“民以食为天”，由此可以看出，吃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简直是太重要了！
那段时间我比其他任何阶段都更饿一些：每天上午上课都会饿得要死，吃完早饭还要从食堂带回包子来。我们偷偷买了一个电炉子放在宿舍里，把包子放在上面烤，课间十分钟休息的时候就跑到宿舍吃包子。
为了让自己不饿，什么纪律啊、安全啊都不管了，现在想想也挺吓人的，万一电炉子出点儿意外，又没人在旁边看着，有把整栋楼烧着的危险呢！
所以我现在除了关心运动员的日常生活外，还特别注意对他们的安全教育。
在我最饿的时候，碰到了一位特别和善的食堂师傅，我们都特别喜欢他，因为只要他值班打饭，我们就一定能吃饱。
即使到现在，省市队里的食堂也会分等级，有成绩、重点保障的运动员就可以吃得更好一些，我们那会儿也是。如果你拿了全国比赛的前8 名，就能享受一个月220 块钱标准的伙食，下面还有两个标准，就是120 块的和80 块的。我那会儿已经算是小有成绩了，吃的是120 块标准的。但是有一个师傅就觉得我成绩很好，有一次我把饭盒一伸进去，他就问我：“220 的，是吧？”我当时应该是没反应过来，就没吱声，但是这个师傅就以为我默认了，从那以后，每次只要是他，就都给我打220 块的饭菜，我就特别开心。所以，我每次到窗口打菜的时候，就特别希望是那个师傅值班，后来，我们都叫他220 师傅。
在武汉体院，我们的生活基本上就是训练和学习，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但是礼拜天我们的生活是可以自己安排的，而我们最期待的时刻，就是看电视。那会儿真是艰苦，整个体校就一台电视，平常它就被老大爷锁在电视柜子里，柜子一周才能打开一次。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很豪爽，直接把电视推到体校的大门口，所有人围在一起露天看，时不时地还会受到蚊子的袭击，但是这些都不会影响大家看电视的热情，这就是一周一度的大事儿！每周到看电视的时候，就会有人去求大爷把锁打开，大爷也是仙桃一带的人，而且觉得我们体操队的小孩儿最不容易，就经常让我们拿钥匙去开锁。
那时候没看过几个片子，到现在却也是如数家珍，比如《精武风云》啊什么的，那绝对都是我的最爱。一般看到10 点、11 点的时候，大爷就会过来收电视，我们就会拉着大爷，求他：“让我们再看一会儿吧，再看一会儿就结束了。”大爷也心疼我们，所以我们每一次央求都会有好结果。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对玩儿也有了更多的要求，比如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打游戏机了。
那个年代的小孩应该都喜欢打那种游戏机，就是街机，什么街霸、忍者神龟，等等，我们都挺喜欢打的。那会儿胆子大了，也敢违反纪律了，晚上9 点下了晚自习，我们就以冲刺的速度跑到游戏厅，玩半个小时，然后再火速冲回宿舍，一毛钱一个币，一晚上也花不了几个钱，又解馋。
说实话，玩游戏真挺上瘾的，特别是礼拜天。兜里揣着一块钱，花三毛钱来回坐公交车，手上还剩下七毛钱，买五六个币玩儿一整天。其实不用坐公交车的地方也有游戏机厅，但是只有几台机子，花样少又有人抢，我们宁愿花一点儿钱坐公车去远一点的地方，那个游戏厅大一些，能玩儿得爽一些。有一次我们跑到蛇山大世界的游戏厅，那里有几百台机子，一字排开，又没什么人，想玩哪台玩哪台，那真是爽啊！感觉像到了天堂一样！
有过什么样经历的人，就会理解现在孩子们的行为。我现在不会限制小队员太死，让他们觉得生活无聊，但是我也要跟他们讲明白，喜欢玩儿可以，但要有个度，千万别伤身子，别影响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