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章 武帝新政
8.董生对策：仲舒定大政 独尊儒术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一位寂寞书生的出现，为大汉王朝，乃至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定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基调；成为上继孔子、下启朱熹的里程碑。他就是董仲舒。董仲舒凭什么一鸣惊人？武帝因何如获至宝？成名后的他能否实现“兼济天下”的书生之梦呢？
【天人三策惊汉武】
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出了名的“书呆子”，非董仲舒莫属。一则“目不窥园”的励志故事，鼓舞了一代代学人淡泊名利、潜心向学。
“目不窥园”的记载出自《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这个“读书虫”，在景帝朝已经做了博士。不过，中国古代的“博士”跟我们现在的“博士”不一样。现在的博士是一种学位，那时候的博士是一种职官，实际就是皇帝的学术顾问。知名学者董博士有一所花园套房，可他整天钻在书房里，研读儒学。春日，万紫千红开遍，看不见。夏夜，禽鸟百虫争鸣，听不见。寒来暑往，三年没有踏进后花园一步，因此，人们称赞他“三年不窥园”。“三年不窥园”后来精炼为成语“目不窥园”，形容一个人专心苦读，心无旁鹜。
景帝下世，武帝登基。一朝天子一朝臣。“目不窥园”的书生董仲舒的学人生涯又会因此发生什么转机？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十月，也就是汉武帝即位的当年，下诏“海选”。“海选”什么呢？这次“海选”主题是：贤良方正、直言敢谏。既是“海选”，就要不设门槛地选人才。
这次，董仲舒“举首”，考了第一名。
皇帝提问，考生回答。这个过程叫“对策”。汉武帝一连三次提问，叫策问；董仲舒一个不落地回答三次，就叫策文。这就有了历史上毁誉参半的《天人三策》。
《天人三策》到底说了些什么？汉武帝为什么如此看好“书呆子”董仲舒呢？
所谓《天人三策》，就是有关天人关系的三篇策文。“天”指上天，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它既不是我们看到的“天”，地球的大气层；也不是我们知道的“天”，茫茫的大宇宙。而意味着人力所不能控制的自然关系和自然规律，以及这一切的总和。因此，中国古代把“天”也常常称之为“天道”。至于人，就是你我他，是社会生活中的人群。
【千古书生定庙堂】
如此精湛的整套理论，董博士是怎样推销出去的呢？“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激发16岁皇帝的兴奋点，最好就从新人上任的“三把火”谈起。
《天人三策》第一点，新王改制。一个王朝建立以后，新登基的皇帝就是“新王”。改制，“改”是改变，“制”即一整套制度仪式。董仲舒认为，“改制”必须从外在的“仪式”做起。包括两点：第一，“改正（zheng，蒸）朔”；第二，“易服色”。即“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
先来谈“改正朔”。“正”就是正月，是一年之首；“朔”是初一，是一月之首。所以“改正朔”，按照现在最简洁的表达，就是改变历法。
什么叫“易服色”呢？“易”也是改变，“服”不仅仅是王朝的服装，还有祭祀的牲口啊、车马啊等等，颜色都要变。中国每一个王朝都崇尚一种颜色；夏朝尚黑，商朝尚白，周朝尚赤。新王朝建立以后，旧王朝的颜色扔到一边，大臣合计，新王拍板，决定标志新王朝的颜色。
这不是做表面文章吗？这套仪式能否吸引汉武帝的眼球呢？事实上，年轻的汉武帝瞬间就被说服了。
因为，这套仪式是从理论上求证新政权的合法性。刘邦一介草民，怎么当上皇帝的？汉朝代替秦朝是异姓取代前朝的重大事件，在普通老百姓眼里，不就是折腾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大家能不能跟你的风？也搞上几年，把你赶下去，自己当皇帝？你夺秦朝的天下，我们再夺你刘姓江山。关于这一点，董博士还有四个字：“顺应天命”。这里暗含了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君权神授。新朝夺取旧朝是天意，不是任何人凭借武力和计谋就可以办得到的。因此，新政权是合法的。
经过董博士一番推理假设、概念置换，神圣的光环立马罩在历代皇帝的头上，从而论证了西汉王朝的合法性，而君主是“真命天子”，上天的儿子，命中注定被派来解救苍生于“倒悬”的。
如果进一步分析，君权神授其实是一把双刃剑。第一是承认君权，第二是限制君权。你能当皇帝，是上天赐给你的；反过来，你如果像秦始皇一样胡作非为，上天就会警告你。警告多次，上天就不再支持你了，就要剥夺你的权利。
其后的论著中，董仲舒把这种观点继续放大、精炼；不断用地震、日食等告诫皇帝，一旦出现这些现象，赶紧闭门思过，反省所作所为为何令天怒人怨。这就是书生意气的董仲舒，曲折表达着自己的政治思想，一厢情愿地认为这种理论坚不可摧，并希望以此驯化无道君王。
董博士《天人三策》第一击“新王改制”，捍卫了西汉王朝的合法性，给年轻的新君吃了一粒定心丸。因此，深得少年天子的欣赏。
《天人三策》第二点，“大一统”。所谓“大一统”，就是高度重视天下统一。这个观点得益于董博士三年不窥园，曾定点攻克《春秋公羊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这一点与武帝的政治理想一拍即合。景帝一朝“七国之乱”堂堂大汉竟赖和亲苟安，这些都令他痛恨不已、如鲠在喉；中央集权，一统华夏，是汉武帝一生孜孜以求的夙愿。
《天人三策》第三点，“兴太学，举贤良”。任何时候，人才都是稀缺资源；所以，古有伯乐，今有猎头。怎样发现人才？邂逅？大海捞针。世袭？良莠不齐。只有将选才制度化、规范化，才能保证人才输送的长期、有效。董仲舒就是凭“举贤良”脱颖而出。董仲舒将前人积累的经验向前推进一步。让“举贤良”成为一种定期的人才选拔制度：要求每两年，面向全天下的儒生，进行一次海选，广招贤士。（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
古语说：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与其送你一条鱼，不如教你捕鱼的方法。“举贤良”无疑是董仲舒教授汉武帝如何“捕鱼”的。除此之外，董博士还有妙招，教汉武帝如何“养鱼”。
这就是“兴太学”，培养人才。太学就是设立在京城的国家最高学府（古之王者明於于。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於邑。）董仲舒建议设立的太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立中央大学。到了隋代，太学之外又成立了国子监，国子监既是最高学府又是这个最高学府的管理机构。当然，太学完全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它仅指设于京城的最高学府。设庠序以化於邑。而当时在京城之外也开办了很多学校。
董仲舒还建议诸侯、郡守等高官、每年必须向国家推荐两名人才，并以此考察大臣的识别能力。如果举才不当，则要处罚推荐者（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董仲舒将举贤制度化（岁贡各二人），是一个重大创举。只有举贤制度化，才能使人才辈出。
这种举贤制实际上就是汉代的察举制。
中国古代的人才选拔大体经历了六个阶段：远古社会的“选贤任能”制，周代的“世卿世禄”制，春秋战国秦汉初的军功爵禄制，汉代的察举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以及自隋代以来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
《天人三策》第四点，“尊儒”。现在我们一提董仲舒，就会想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这话不是董仲舒说的，《天人三策》中的原话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只要读“六经”就行了，其他的课外书就不要读了，好好学你们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吧。“六经”实际上是五经，《乐》经春秋战国以后就失传了。好了，现在儒学就是各位的粮票！做官、做人一个都不能少。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其实，最难约束的不是行为，而是思想。为此，秦皇汉武，启动各自的智囊团，打出截然相反的“文化牌”。秦始皇焚书坑儒，不准读书，汉武帝允许读书，却只准读儒家的一类书。（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天人三策》第五点，“更化”。董仲舒提出的“更化”，就是“改革”。为什么秦朝如此短命？为什么大汉发展缓慢？董仲舒认为：汉朝得天下后，一心想打造一个超级帝国，但未能如愿；问题就出在该改革时没改革（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胜残去杀者，失之当更化而不能更化也）。
看来，董博士的《天人三策》洋洋洒洒，从仪式的鼎新，到行政的革故，既有比较研究，又有第一手的考察资料，故而听着好听，用着好使。难怪，武帝粲然。
【唯有儒家活水来】
《天人三策》是书生开出的治国药方，五味对策，直指汉王朝五大病灶，脉把得准，句句切中要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是石破天惊。西汉开国以来，以窦太后为代表的传统型领导，一贯奉行黄老之学，崇尚无为而治；董博士的“尊儒”贸然插足，格格不入。为什么汉武帝甘当不肖子孙，“独尊儒术”呢？儒家果真是治理天下的不二法门吗？
我们不妨从诸子百家思想中，逐一分析。
首先，我们看法家。法家学说是封建帝王最推崇的。为什么？法家的核心精神是高度重视国家利益，轻视个人利益；不讲“人治”，追求“法治”。“国家利益”说起来冠冕堂皇；实际上，国家就是联家，国家利益也不过是皇帝一家人的利益。但是，仅靠严刑峻法，必然亡国。秦朝的灭亡给后来者敲了一记警钟。群众不是群氓，完全无视民众意愿，他们会揭竿而起。硬“来”不行，不“来”更不行。怎么办？披上一件温情的外衣吧。这件外衣就是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学。汉武帝在位54年，对匈奴作战44年。穷兵默武，劳民伤财，只有法家提倡的高度中央集权做得到。如果既想规避法家旗号的政治风险，又要高度中央集权，试试董博士新新儒学吧，既仁义，又有“大一统”，两不误。
其次，来看道家。道家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无为。强调遵从自然规律，无须过多管制，必然“功成事遂”，“无为而无不为”。这实际上是“以弱胜强”的管理方法。汉初积贫积弱，民生凋敝，为了保养民力，增殖人口，就要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文景之治后，国民生产总值稳步提高，少年天子刘彻接手的已经是初具规模的大汉帝国。生性活泼、意气风发的他要一飞冲天，道家会拖他的后腿。而儒家的积极济世，董仲舒言之有理、行之有据的五大对策，却令武帝心驰神往、跃跃欲试。
刘彻还是太子的时候，父亲景帝给他一个儒生卫绾，奶奶窦太后又添一个信奉黄老的极黯；都是指导老师。一儒一道，武帝兼收并蓄。早年他文韬武略、经天纬地，是儒家的进取；晚年他迷恋黄老、烧香拜佛，是道家的无为。在武帝这里，道家是调味品，儒家是主食。这才是汉武帝真正的政治食谱。由于它营养均衡、方便有效，后世追捧者甚多。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百家之学中，通过董博士，再次体会了儒学的魅力。从此，本为民间一家的儒学被指定为官方思想，戴上了皇冠，拥有了权杖，影响中国两千多年。而曾经目不窥园的书生则实现了他儒学与皇权联姻的政治理想。
那么，“罢默百家，独尊儒术”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
我们先看正面。
一，主流文化，国家的凝聚力。我们这个国家，经过两千多年，始终没有出现大的分裂，这么多民族能凝聚成一个整体，和儒家长期统一中国的文化思想关系密切。特别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时，大家本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信念，共赴国难；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功不可没。
二，儒生入仕，政局的安定力。董博士《天人三策》提出的一整套人才培养、选拔制度，井井有条、严丝合缝。这样，从中央太学到地方学校，实现了全民儒学总动员，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一大批上以儒家思想作为信仰的文人。这些文人再通过“举贤良”，通过“科举”，走上官场，就是文官。了不得！
为什么了不得？
中国古代政坛有四种人，分别代表四种力量。第一，文官；第二，武将；第三，外戚；第四，宦官。他们各自的政绩大体如何呢？
总的来看，哪一个朝代文官集团掌权，政治就比较清明，持续的时间也较长。如果武将掌权，往往出现藩镇割据，像唐代的中后期。如果宦官跟外戚两股势力掌权，基本上是这个王朝最黑暗的一个时期。
为什么呢？文官从小熟读儒家经书，讲忠、讲孝，讲仁义，有一整套儒家价值系统。有价值观念的官员和没有价值观念的官员是绝不相同的。有价值观念的文人为官后，不仅仅听从上司的命令，自己心中总有一把尺子，这把尺子就是儒家价值体系。我们前面讲到的周亚夫和卫绾，都属于这一类，即使因此获罪于皇帝，也没办法，我得听从内心的召唤，按这个内在的价值体系行事。没有价值观念的官员就大不一样啦！他唯上是从，唯利是图，毫无是非观念，什么坏事都敢干。为什么？没有价值系统，就没有底线。没有价值系统，就不会受到信仰的煎熬和道德的谴责。从这个意义上讲，董仲舒首倡尊儒，兴办太学，培养了中国一代又一代以儒家思想为信仰的文官集团，对中国古代封建政治影响有为深远。
再来看反面。
“独尊儒术”导致文化专制。做官、做人，都要听孔夫子的话；儒学不仅仅是神坛供品，而且是安身立命之本！长此以往，必然脾胃虚弱、食欲减退；偏食，何谈强壮？无论是精神领域还是思想领域，难免进入一种幼稚、偏执、过于理想化的状态。儒家地位提高了，其他诸子百家偏废了，儒学到后期凝固僵滞，必然禁锢思想，扼杀个性。
讲了一大篇《天人三策》的是是非非，这个才华横溢的董博士后来到哪儿去了呢？原来，汉武帝并没有重用他，而是把他派到自己的哥哥江都王那儿做了国相。江都，就是现在江苏的扬州。
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是多少读书人的共同悲哀！
董仲舒虽远离中央政府，他的“尊儒”思想却被奉为基本国策。那么，还有谁能领会“尊儒”精神，将它进行到底呢？汉武帝在中央人事安排上又会有什么出人意料的大动作？
请看：窦婴为相。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一位寂寞书生的出现，为大汉王朝，乃至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定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基调；成为上继孔子、下启朱熹的里程碑。他就是董仲舒。董仲舒凭什么一鸣惊人？武帝因何如获至宝？成名后的他能否实现“兼济天下”的书生之梦呢？
【天人三策惊汉武】
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出了名的“书呆子”，非董仲舒莫属。一则“目不窥园”的励志故事，鼓舞了一代代学人淡泊名利、潜心向学。
“目不窥园”的记载出自《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这个“读书虫”，在景帝朝已经做了博士。不过，中国古代的“博士”跟我们现在的“博士”不一样。现在的博士是一种学位，那时候的博士是一种职官，实际就是皇帝的学术顾问。知名学者董博士有一所花园套房，可他整天钻在书房里，研读儒学。春日，万紫千红开遍，看不见。夏夜，禽鸟百虫争鸣，听不见。寒来暑往，三年没有踏进后花园一步，因此，人们称赞他“三年不窥园”。“三年不窥园”后来精炼为成语“目不窥园”，形容一个人专心苦读，心无旁鹜。
景帝下世，武帝登基。一朝天子一朝臣。“目不窥园”的书生董仲舒的学人生涯又会因此发生什么转机？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十月，也就是汉武帝即位的当年，下诏“海选”。“海选”什么呢？这次“海选”主题是：贤良方正、直言敢谏。既是“海选”，就要不设门槛地选人才。
这次，董仲舒“举首”，考了第一名。
皇帝提问，考生回答。这个过程叫“对策”。汉武帝一连三次提问，叫策问；董仲舒一个不落地回答三次，就叫策文。这就有了历史上毁誉参半的《天人三策》。
《天人三策》到底说了些什么？汉武帝为什么如此看好“书呆子”董仲舒呢？
所谓《天人三策》，就是有关天人关系的三篇策文。“天”指上天，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它既不是我们看到的“天”，地球的大气层；也不是我们知道的“天”，茫茫的大宇宙。而意味着人力所不能控制的自然关系和自然规律，以及这一切的总和。因此，中国古代把“天”也常常称之为“天道”。至于人，就是你我他，是社会生活中的人群。
【千古书生定庙堂】
如此精湛的整套理论，董博士是怎样推销出去的呢？“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激发16岁皇帝的兴奋点，最好就从新人上任的“三把火”谈起。
《天人三策》第一点，新王改制。一个王朝建立以后，新登基的皇帝就是“新王”。改制，“改”是改变，“制”即一整套制度仪式。董仲舒认为，“改制”必须从外在的“仪式”做起。包括两点：第一，“改正（zheng，蒸）朔”；第二，“易服色”。即“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
先来谈“改正朔”。“正”就是正月，是一年之首；“朔”是初一，是一月之首。所以“改正朔”，按照现在最简洁的表达，就是改变历法。
什么叫“易服色”呢？“易”也是改变，“服”不仅仅是王朝的服装，还有祭祀的牲口啊、车马啊等等，颜色都要变。中国每一个王朝都崇尚一种颜色；夏朝尚黑，商朝尚白，周朝尚赤。新王朝建立以后，旧王朝的颜色扔到一边，大臣合计，新王拍板，决定标志新王朝的颜色。
这不是做表面文章吗？这套仪式能否吸引汉武帝的眼球呢？事实上，年轻的汉武帝瞬间就被说服了。
因为，这套仪式是从理论上求证新政权的合法性。刘邦一介草民，怎么当上皇帝的？汉朝代替秦朝是异姓取代前朝的重大事件，在普通老百姓眼里，不就是折腾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大家能不能跟你的风？也搞上几年，把你赶下去，自己当皇帝？你夺秦朝的天下，我们再夺你刘姓江山。关于这一点，董博士还有四个字：“顺应天命”。这里暗含了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君权神授。新朝夺取旧朝是天意，不是任何人凭借武力和计谋就可以办得到的。因此，新政权是合法的。
经过董博士一番推理假设、概念置换，神圣的光环立马罩在历代皇帝的头上，从而论证了西汉王朝的合法性，而君主是“真命天子”，上天的儿子，命中注定被派来解救苍生于“倒悬”的。
如果进一步分析，君权神授其实是一把双刃剑。第一是承认君权，第二是限制君权。你能当皇帝，是上天赐给你的；反过来，你如果像秦始皇一样胡作非为，上天就会警告你。警告多次，上天就不再支持你了，就要剥夺你的权利。
其后的论著中，董仲舒把这种观点继续放大、精炼；不断用地震、日食等告诫皇帝，一旦出现这些现象，赶紧闭门思过，反省所作所为为何令天怒人怨。这就是书生意气的董仲舒，曲折表达着自己的政治思想，一厢情愿地认为这种理论坚不可摧，并希望以此驯化无道君王。
董博士《天人三策》第一击“新王改制”，捍卫了西汉王朝的合法性，给年轻的新君吃了一粒定心丸。因此，深得少年天子的欣赏。
《天人三策》第二点，“大一统”。所谓“大一统”，就是高度重视天下统一。这个观点得益于董博士三年不窥园，曾定点攻克《春秋公羊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这一点与武帝的政治理想一拍即合。景帝一朝“七国之乱”堂堂大汉竟赖和亲苟安，这些都令他痛恨不已、如鲠在喉；中央集权，一统华夏，是汉武帝一生孜孜以求的夙愿。
《天人三策》第三点，“兴太学，举贤良”。任何时候，人才都是稀缺资源；所以，古有伯乐，今有猎头。怎样发现人才？邂逅？大海捞针。世袭？良莠不齐。只有将选才制度化、规范化，才能保证人才输送的长期、有效。董仲舒就是凭“举贤良”脱颖而出。董仲舒将前人积累的经验向前推进一步。让“举贤良”成为一种定期的人才选拔制度：要求每两年，面向全天下的儒生，进行一次海选，广招贤士。（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
古语说：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与其送你一条鱼，不如教你捕鱼的方法。“举贤良”无疑是董仲舒教授汉武帝如何“捕鱼”的。除此之外，董博士还有妙招，教汉武帝如何“养鱼”。
这就是“兴太学”，培养人才。太学就是设立在京城的国家最高学府（古之王者明於于。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於邑。）董仲舒建议设立的太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立中央大学。到了隋代，太学之外又成立了国子监，国子监既是最高学府又是这个最高学府的管理机构。当然，太学完全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它仅指设于京城的最高学府。设庠序以化於邑。而当时在京城之外也开办了很多学校。
董仲舒还建议诸侯、郡守等高官、每年必须向国家推荐两名人才，并以此考察大臣的识别能力。如果举才不当，则要处罚推荐者（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董仲舒将举贤制度化（岁贡各二人），是一个重大创举。只有举贤制度化，才能使人才辈出。
这种举贤制实际上就是汉代的察举制。
中国古代的人才选拔大体经历了六个阶段：远古社会的“选贤任能”制，周代的“世卿世禄”制，春秋战国秦汉初的军功爵禄制，汉代的察举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以及自隋代以来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
《天人三策》第四点，“尊儒”。现在我们一提董仲舒，就会想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这话不是董仲舒说的，《天人三策》中的原话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只要读“六经”就行了，其他的课外书就不要读了，好好学你们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吧。“六经”实际上是五经，《乐》经春秋战国以后就失传了。好了，现在儒学就是各位的粮票！做官、做人一个都不能少。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其实，最难约束的不是行为，而是思想。为此，秦皇汉武，启动各自的智囊团，打出截然相反的“文化牌”。秦始皇焚书坑儒，不准读书，汉武帝允许读书，却只准读儒家的一类书。（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天人三策》第五点，“更化”。董仲舒提出的“更化”，就是“改革”。为什么秦朝如此短命？为什么大汉发展缓慢？董仲舒认为：汉朝得天下后，一心想打造一个超级帝国，但未能如愿；问题就出在该改革时没改革（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胜残去杀者，失之当更化而不能更化也）。
看来，董博士的《天人三策》洋洋洒洒，从仪式的鼎新，到行政的革故，既有比较研究，又有第一手的考察资料，故而听着好听，用着好使。难怪，武帝粲然。
【唯有儒家活水来】
《天人三策》是书生开出的治国药方，五味对策，直指汉王朝五大病灶，脉把得准，句句切中要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是石破天惊。西汉开国以来，以窦太后为代表的传统型领导，一贯奉行黄老之学，崇尚无为而治；董博士的“尊儒”贸然插足，格格不入。为什么汉武帝甘当不肖子孙，“独尊儒术”呢？儒家果真是治理天下的不二法门吗？
我们不妨从诸子百家思想中，逐一分析。
首先，我们看法家。法家学说是封建帝王最推崇的。为什么？法家的核心精神是高度重视国家利益，轻视个人利益；不讲“人治”，追求“法治”。“国家利益”说起来冠冕堂皇；实际上，国家就是联家，国家利益也不过是皇帝一家人的利益。但是，仅靠严刑峻法，必然亡国。秦朝的灭亡给后来者敲了一记警钟。群众不是群氓，完全无视民众意愿，他们会揭竿而起。硬“来”不行，不“来”更不行。怎么办？披上一件温情的外衣吧。这件外衣就是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学。汉武帝在位54年，对匈奴作战44年。穷兵默武，劳民伤财，只有法家提倡的高度中央集权做得到。如果既想规避法家旗号的政治风险，又要高度中央集权，试试董博士新新儒学吧，既仁义，又有“大一统”，两不误。
其次，来看道家。道家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无为。强调遵从自然规律，无须过多管制，必然“功成事遂”，“无为而无不为”。这实际上是“以弱胜强”的管理方法。汉初积贫积弱，民生凋敝，为了保养民力，增殖人口，就要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文景之治后，国民生产总值稳步提高，少年天子刘彻接手的已经是初具规模的大汉帝国。生性活泼、意气风发的他要一飞冲天，道家会拖他的后腿。而儒家的积极济世，董仲舒言之有理、行之有据的五大对策，却令武帝心驰神往、跃跃欲试。
刘彻还是太子的时候，父亲景帝给他一个儒生卫绾，奶奶窦太后又添一个信奉黄老的极黯；都是指导老师。一儒一道，武帝兼收并蓄。早年他文韬武略、经天纬地，是儒家的进取；晚年他迷恋黄老、烧香拜佛，是道家的无为。在武帝这里，道家是调味品，儒家是主食。这才是汉武帝真正的政治食谱。由于它营养均衡、方便有效，后世追捧者甚多。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百家之学中，通过董博士，再次体会了儒学的魅力。从此，本为民间一家的儒学被指定为官方思想，戴上了皇冠，拥有了权杖，影响中国两千多年。而曾经目不窥园的书生则实现了他儒学与皇权联姻的政治理想。
那么，“罢默百家，独尊儒术”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
我们先看正面。
一，主流文化，国家的凝聚力。我们这个国家，经过两千多年，始终没有出现大的分裂，这么多民族能凝聚成一个整体，和儒家长期统一中国的文化思想关系密切。特别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时，大家本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信念，共赴国难；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功不可没。
二，儒生入仕，政局的安定力。董博士《天人三策》提出的一整套人才培养、选拔制度，井井有条、严丝合缝。这样，从中央太学到地方学校，实现了全民儒学总动员，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一大批上以儒家思想作为信仰的文人。这些文人再通过“举贤良”，通过“科举”，走上官场，就是文官。了不得！
为什么了不得？
中国古代政坛有四种人，分别代表四种力量。第一，文官；第二，武将；第三，外戚；第四，宦官。他们各自的政绩大体如何呢？
总的来看，哪一个朝代文官集团掌权，政治就比较清明，持续的时间也较长。如果武将掌权，往往出现藩镇割据，像唐代的中后期。如果宦官跟外戚两股势力掌权，基本上是这个王朝最黑暗的一个时期。
为什么呢？文官从小熟读儒家经书，讲忠、讲孝，讲仁义，有一整套儒家价值系统。有价值观念的官员和没有价值观念的官员是绝不相同的。有价值观念的文人为官后，不仅仅听从上司的命令，自己心中总有一把尺子，这把尺子就是儒家价值体系。我们前面讲到的周亚夫和卫绾，都属于这一类，即使因此获罪于皇帝，也没办法，我得听从内心的召唤，按这个内在的价值体系行事。没有价值观念的官员就大不一样啦！他唯上是从，唯利是图，毫无是非观念，什么坏事都敢干。为什么？没有价值系统，就没有底线。没有价值系统，就不会受到信仰的煎熬和道德的谴责。从这个意义上讲，董仲舒首倡尊儒，兴办太学，培养了中国一代又一代以儒家思想为信仰的文官集团，对中国古代封建政治影响有为深远。
再来看反面。
“独尊儒术”导致文化专制。做官、做人，都要听孔夫子的话；儒学不仅仅是神坛供品，而且是安身立命之本！长此以往，必然脾胃虚弱、食欲减退；偏食，何谈强壮？无论是精神领域还是思想领域，难免进入一种幼稚、偏执、过于理想化的状态。儒家地位提高了，其他诸子百家偏废了，儒学到后期凝固僵滞，必然禁锢思想，扼杀个性。
讲了一大篇《天人三策》的是是非非，这个才华横溢的董博士后来到哪儿去了呢？原来，汉武帝并没有重用他，而是把他派到自己的哥哥江都王那儿做了国相。江都，就是现在江苏的扬州。
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是多少读书人的共同悲哀！
董仲舒虽远离中央政府，他的“尊儒”思想却被奉为基本国策。那么，还有谁能领会“尊儒”精神，将它进行到底呢？汉武帝在中央人事安排上又会有什么出人意料的大动作？
请看：窦婴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