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十六章
归程起初很顺利，王太钰几乎送我们直到飞机舱口，不足六个小时便回到了北京。觉得下面轮子落地，我宽松闲适地伸展了一下，无论如何，回到自己家了。不料过关检查出了麻烦。我目送冯先生上车回家，已经提着小包出去，但不知为什么，妹妹和孙玉明被卡到里边，等了许久，打手机來说：“哥，人家叫你进來一下。”
我诧异着返回，只见我的大纸箱子开了封，孙玉明和妹妹站在一个类似柜台的木台旁，几个海关长官都神色庄重，满面严肃地站在“柜台”上：“这是你的吗？”一个官员指指柜台。
我原本很紧张的，不知犯了什么事。一看，松了口气：原來是一本《明报月刊》，赔着笑说：“是我的，如果不合规定沒收掉好了。”
“你还满不在乎!”一个圆脸长官呵斥我，“收了就算了？”“对不起…一”“你不是对不起我!”那圆脸不肯饶我，“这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圆脸先生问一位年纪稍长的先生“给他(当然指的我)填因公还是因私(出国)？…【因私吧，”那先生说，“填因公他就玩完了。”我心里一边诧异着这无妄之灾，一边又觉得太累，原來我还得另出一份诚意來感谢他们。
他们一边批评着我，旁边的官员拿出一个表格：“你在这上面签个字。”
这次交了签字运，本來“二月河·三月天”讲演前安排十五分钟签字仪式，马來人买我的书，排队签字的人太多，延至二十五分钟，又延至四十五分钟，我签名，妹妹盖章手磨出了泡。这里又要签字了，心里不是味道，还是老实在“上头”签了，不过不是二月河而是原名“凌解放”。
这事原本不难说清的，这杂志是我撰写专栏文章的杂志，《明报月刊》是丹斯里张晓卿的下属产业。新出的这一期是在说“情理”二字时他们送我的一份。沒來得及看，也不知它违禁，就带回來了。但我不能多加解释。
因为那个小伙子上纲了也上线了。不晓得他要怎样查办？我刚下飞机，感冒也沒痊愈，外头接我的人还在等着，倘若他照着“不是对不起我”而是…一这名目追究起來，不知弄到何时？再就是我有点知名度，这样公众场合，有小报记者來一篇《二月河因携带违禁品被海关怎样如何》，热闹起來，扫兴不扫兴呢？我说声“对不起”，你放我过关，咱们天各一方。
这篇访写随记，中国海关的人也可能看到，至于说我对不起谁，真的，我自己还是懵懂。我想起巴黎公社时，一个小孩因偷面包被法国官方捉到判刑，法官审问他时说：“你吃偷來的面包，不烧你的嘴吗？”我以为导致我“玩完”的错误。是不是因了我无意带了一块非法面包呢？不管怎样，我还是回到了自己国度，自己家，看到了北京，踏实地走在上头，仍是一片温馨。女儿打來电话：“老爸，您沒有掉进太平洋，我就拥有一切。”
我和女生：
我生活在一个自由度相当宽松的家庭。父亲母亲最关心我两件事．吃穿和品德作风…我生活在一个自由度相当宽松的家庭。父亲母亲最关心我两件事，吃穿和品德作风，其实就第二件事而言，他们注重的也只是我和女同学的关系----不准谈恋爱。作风上头要求是不许稀稀拉拉丢三落四。
别的不说，“不准谈恋爱”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不单是行动上，且是思想上也要“远离女生”。我们家的保姆老太太在这上头和父母配合得也极密切，她告诉我：“看女人要这样看----离着四五十步，看脸，看身个儿；二三十步看腿；再近就看脚。”这么着“每况愈下”地看，弄得我一辈子都不能迎视对面过來的女子。不谈是不谈，但心里其实沒有停止过“想”。照了老保姆的话去做，做是做了，偏是我天生目力极佳(验空军，我的视力是2. 0)。
四五十岁，对面來的“芳容”全都一目了然，妍媸之分心里仍是十足。
有同学到家里來，倘是纯色男生，家里就会格外热情大方，父母会破例放下手中的家务和工作，无拘无束地和他们聊天，家中的好东西都尽数取出來大家说笑享用。假如杂有女生，他们就会“谨慎”起來，说笑归说笑，眼风不停地打量那女孩，也打量我，观察会不会有“别的情况”。若是单个的女生來，他们会变得矜持起來，礼貌格外周全，言谈格外庄重，热情沒有。这种“镇静”，今天回想，仍觉压力不校只有一次例外，父亲的一个老战友带着女儿到家來，也是我的同学。他的战友让我和女孩“比比个子”。我们真的立正站好，几乎零距离地对面相望着，呼吸相通。这对于已经习惯“每况愈下”的我，反而如同针芒在背，“比”出一鼻子汗來。
以后，发生了沧桑巨变，“文革”开始，母亲病故，家也让朋友同学们抄了几次，“翻黑材料”翻了个底朝天。
我已和两个妹妹各自参军，走遍了千山万水。我在国防施工第一线，根本沒有女人，更遗论“作风”什么什么的。倒是偷着读了不少的书，社会阅历多了，知识也丰富起來一我想素质肯定也提高了。因为有事实证明：我写了一些书和文章。
但这些书遭到几乎一致的批评：二月河不会写女人。
老实说，书里的故事也有些男女情事，多是根据“资料”，别人讲述书上写过了的，加上自己的心里感受和想像，杜撰而來，因为实际生活中，我和女同学们“沒啥”，后來的情形又不可能“有啥”。因此也只好“就这”了。
我诧异着返回，只见我的大纸箱子开了封，孙玉明和妹妹站在一个类似柜台的木台旁，几个海关长官都神色庄重，满面严肃地站在“柜台”上：“这是你的吗？”一个官员指指柜台。
我原本很紧张的，不知犯了什么事。一看，松了口气：原來是一本《明报月刊》，赔着笑说：“是我的，如果不合规定沒收掉好了。”
“你还满不在乎!”一个圆脸长官呵斥我，“收了就算了？”“对不起…一”“你不是对不起我!”那圆脸不肯饶我，“这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圆脸先生问一位年纪稍长的先生“给他(当然指的我)填因公还是因私(出国)？…【因私吧，”那先生说，“填因公他就玩完了。”我心里一边诧异着这无妄之灾，一边又觉得太累，原來我还得另出一份诚意來感谢他们。
他们一边批评着我，旁边的官员拿出一个表格：“你在这上面签个字。”
这次交了签字运，本來“二月河·三月天”讲演前安排十五分钟签字仪式，马來人买我的书，排队签字的人太多，延至二十五分钟，又延至四十五分钟，我签名，妹妹盖章手磨出了泡。这里又要签字了，心里不是味道，还是老实在“上头”签了，不过不是二月河而是原名“凌解放”。
这事原本不难说清的，这杂志是我撰写专栏文章的杂志，《明报月刊》是丹斯里张晓卿的下属产业。新出的这一期是在说“情理”二字时他们送我的一份。沒來得及看，也不知它违禁，就带回來了。但我不能多加解释。
因为那个小伙子上纲了也上线了。不晓得他要怎样查办？我刚下飞机，感冒也沒痊愈，外头接我的人还在等着，倘若他照着“不是对不起我”而是…一这名目追究起來，不知弄到何时？再就是我有点知名度，这样公众场合，有小报记者來一篇《二月河因携带违禁品被海关怎样如何》，热闹起來，扫兴不扫兴呢？我说声“对不起”，你放我过关，咱们天各一方。
这篇访写随记，中国海关的人也可能看到，至于说我对不起谁，真的，我自己还是懵懂。我想起巴黎公社时，一个小孩因偷面包被法国官方捉到判刑，法官审问他时说：“你吃偷來的面包，不烧你的嘴吗？”我以为导致我“玩完”的错误。是不是因了我无意带了一块非法面包呢？不管怎样，我还是回到了自己国度，自己家，看到了北京，踏实地走在上头，仍是一片温馨。女儿打來电话：“老爸，您沒有掉进太平洋，我就拥有一切。”
我和女生：
我生活在一个自由度相当宽松的家庭。父亲母亲最关心我两件事．吃穿和品德作风…我生活在一个自由度相当宽松的家庭。父亲母亲最关心我两件事，吃穿和品德作风，其实就第二件事而言，他们注重的也只是我和女同学的关系----不准谈恋爱。作风上头要求是不许稀稀拉拉丢三落四。
别的不说，“不准谈恋爱”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不单是行动上，且是思想上也要“远离女生”。我们家的保姆老太太在这上头和父母配合得也极密切，她告诉我：“看女人要这样看----离着四五十步，看脸，看身个儿；二三十步看腿；再近就看脚。”这么着“每况愈下”地看，弄得我一辈子都不能迎视对面过來的女子。不谈是不谈，但心里其实沒有停止过“想”。照了老保姆的话去做，做是做了，偏是我天生目力极佳(验空军，我的视力是2. 0)。
四五十岁，对面來的“芳容”全都一目了然，妍媸之分心里仍是十足。
有同学到家里來，倘是纯色男生，家里就会格外热情大方，父母会破例放下手中的家务和工作，无拘无束地和他们聊天，家中的好东西都尽数取出來大家说笑享用。假如杂有女生，他们就会“谨慎”起來，说笑归说笑，眼风不停地打量那女孩，也打量我，观察会不会有“别的情况”。若是单个的女生來，他们会变得矜持起來，礼貌格外周全，言谈格外庄重，热情沒有。这种“镇静”，今天回想，仍觉压力不校只有一次例外，父亲的一个老战友带着女儿到家來，也是我的同学。他的战友让我和女孩“比比个子”。我们真的立正站好，几乎零距离地对面相望着，呼吸相通。这对于已经习惯“每况愈下”的我，反而如同针芒在背，“比”出一鼻子汗來。
以后，发生了沧桑巨变，“文革”开始，母亲病故，家也让朋友同学们抄了几次，“翻黑材料”翻了个底朝天。
我已和两个妹妹各自参军，走遍了千山万水。我在国防施工第一线，根本沒有女人，更遗论“作风”什么什么的。倒是偷着读了不少的书，社会阅历多了，知识也丰富起來一我想素质肯定也提高了。因为有事实证明：我写了一些书和文章。
但这些书遭到几乎一致的批评：二月河不会写女人。
老实说，书里的故事也有些男女情事，多是根据“资料”，别人讲述书上写过了的，加上自己的心里感受和想像，杜撰而來，因为实际生活中，我和女同学们“沒啥”，后來的情形又不可能“有啥”。因此也只好“就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