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十五章
山西的朋友來电话，说他们那边又在播《雍正王朝》电视剧，台湾的朋友來电话。说他们那里又在播《雍正王朝》；马來西亚的朋友來电话，说他们那里又在播《雍正王朝》，已经是第八次播出，仍有忠实观众收视不误。
《雍正王朝》是根据我的小说改编出來的。当初媒体蜂拥前來采访，有人问我“给这电视剧打多少分？”我回答“59.5分。”唐国强去年來南阳，说：“听说你对电视剧颇有微词？”我回答“那不是指(演员)表演艺术，是谈剧本。”剧本创作人刘和平是很有才气的，对我也十分尊重。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对雍正其人的宏观把握是有点问題的。一本白话文本，怎么会改编得变调？这事我仔细想过，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太爱雍正了，不愿意谈他的毛病和惹人烦的缺憾；二是他太了解观众的需要了。
我打59 .5分，观众们可能还要认为我在“保卫自己”----其实跳出“我自己”这圈子，我还是赏识这部剧的，论收视率，论焦晃唐国强们的演技，不能打这个分。所以当时我说“我是特殊观众，我是戴着有色眼镜看这部剧的。”刘和平是把小说中雍正抓“反腐倡廉”的情节大肆张扬了一下，引发了如许的共鸣。
我一直认为，腐败是社会病，准确地说是社会糖尿病，为此我已经连着写了几篇文章。一是腐败不会导致政权速亡，二是腐败导致必亡[糖尿病倘不疗治，你试试看!)，三是腐败症、糖尿病的晚期是免疫力全面崩溃，任何风吹雨打都可能招致并发症突发，而成不治之症，唐王朝的“并发症”是藩镇割据，明王朝是李自成加上满人侵凌；元王朝可怜，强悍的蒙古人当初何等英雄，最后被病魔折腾得一点气一点力都沒有。这样的例子是太多太多了…--与此同时，我不认为腐败与某一种意识形态有关。腐败是一种反社会反公德的恶行，任何权力、法制社会，它都腐蚀，因此它是“社会公敌”。常看到一些官员腐败贪贿被拿，临刑之时写的检查认罪，说是“因受了资产阶级拜金主义的毒害，一步一步变成人民罪人”，这是临死说的胡话，无论资产阶级还是“封建”抑或什么“拜金主义”，各自都是有“社会规矩”的，甚至贼匪劫盗，那也是“盗亦有道”，有他们“道上的规矩”----比如劫匪不抢邮差，比如按期缴钱不撕票(杀人质)等等，哪有允许人暗室受贿颠倒公理的“世界观”？正因为这是最令人厌恶痛恨的东西．当你抨击恶攻它时，人们自然就“心理迎合莫名欣慰”----现实中招人恨的贪赃之员，刘和平在电视剧中替我宰了----老包铡了陈世美，秦香莲们一齐叫好。
中国专权历史中，有三位皇帝“反腐力度”大。一位是武则天，她设“密报箱”成批地抓，成批地杀贪。
一个是朱元璋，他放一个码子《标准)，过了码子，不是杀头，而是剥皮《洪武时府吏衙门都设有剥皮亭)，剥了皮风干，晾在那里让后來的官员“儆尤”；再就是雍正，他和前两位有所不同的是，他不轻易杀人，而是要穷遍财产，一定把“损失了的”全部彻底地收回国库。他用的是密折制度--这就有了政策水准，他执行这政策的腕力，也是极大、极狠的。就这一点说，刘和平把握得还是到位的。
在我看來，武则天和雍正都是“贵族性质”地解决问題，靠方略靠政策办事，朱元璋是社会底层出身，他是靠直觉杀贪，带一点社会报复的朴素情结。但他实际上都解决得颇有成效。
我写《雍正皇帝》的主旨不单纯是“反贪”．也不纯是反腐，而是如实地表现当时的社会情态，“落霞”绚丽与消亡前向它投去最后的一瞥，既有对传统文化的留恋，也有对它的深沉思索与哀婉。就这一点而言，《王朝》电视剧是不胜负荷的。
老百姓喜欢的东西是颠扑不破地要存在下去的。一部作品，无论是什么形式，它的生命力在时间和人群之中。
小说装扮
现在我们的时尚是什么？我看是“沒有自己”。
一辈子沒用过雪花膏，更遑论香水发蜡----请原谅，我举不出任何一种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化妆品名目----我的记忆力是上好的，也有人说是“惊人的”，但就是记不住它们。只在小说和文章里见过，似乎是法国的玩意儿好。有国外朋友來访，常送一个小盒子，很精致的，一律洋文介绍说明，打开看，一排、两排、三排的精巧小瓶子，晓得是化妆品，随手就送人了。受的人常高兴得脸上眼里都放光，说是“值好几千呢”，我也只一笑置之。
想起來，挺对不起朋友的。大老远的，从美国、法国、台湾地区……拖着一大堆行李坐飞机來，给你送东西，就这样轻率地“转赠”了。然而再一想，仍旧沒有“歉疚”这分心思，这种感觉----种东西，倘它是有用的，便宜的也是好的，我们吃腻了鸡鸭鱼肉，有人选一盒六必居的老咸菜；孔夫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三个月后，他老人家口中淡出，送他一碗红烧肘子如何？冻得直打哆嗦，偏偏送來的是婚纱礼服，肯定拿去卖钱买棉衣了。清末谴责小说里写了一个人物，爱面子，总说自己见了某位大人，吃了什么好东西，腻得发烦，他的朋友深知这一层，每次來就请他喝茶，一头肚里饿得咕咕叫，一头还要装模作样地弄“派”，死要面子活受罪，真的不如说“來碗阳春面吧”。
我不是说大概地反对装扮，女人爱这个，从古至今一个样，而且是一个时期一个“摩登”。最早见到的资料是东汉大将军梁冀的妻子，淡扫娥眉轻施粉黛之后，要在眼睑下方擦抹，擦得像刚偷泣过那样，薄薄一层泪晕，显得娇媚柔弱可怜。还有个“张敞画眉”不知是用黛石还是用墨？他因打扮老婆成了历史名人。《红楼梦》里的女孩子沒有一个不化妆的，林黛玉是“似喜非喜含情目，似蹙非蹙笼烟眉”，害得我放下笔，在马路旁看过往女人，來來往往成千上万的美女，竟沒有一个是我心目中那样子的“林黛玉”，只好怅然而归，浩叹“林黛玉化妆术太高明了”。人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其实这窗户很需要一个好窗框，老虎狮子的眼单摘出來，也“水灵灵”的，猴子的眼也“活泼泼”的，成吗？说句題外的话，“眉眼眉眼，‘眉’的重要性还要在眼之上呢”----这其实是打扮的要诀。赵飞燕、杨玉环、武则天都是化妆高手，不然她们哄不了皇帝。“燕瘦环肥”就是那时人的审美时尚。
龙门石窟里卢舍那佛据说是照武则天相貌雕琢的，这肯定是那时的“时代趣味”。打扮就是这个样儿：按潮流來。
现在我们的时尚是什么？我看是“沒有自己”。全部按外国时尚，今天看电影，人家拉“离子烫”，赶紧我也去拉一个，明天看烫发好，急忙又去把“离子”弄成鸡窝。眉毛纹得漆黑，眼皮割得翻着肉红，施粉无度，抹油也无章，远看还是个人，近看其实惨不忍睹。我在街上很看到些个“这样的”，我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时，食堂里也见到几个“角”，她们卸了妆，看去绝无镜头那般芳姿，也都是“这样的”。或许这是职业需要，我不能说什么，但不能禁心里想“娘希匹的，化妆原來如此”l就是上了妆的在那里吃饭，离得近看得清，那整个是赵树理笔下的三仙姑，脸像“什么，什么”东西上挂了霜，眼皮一动就掉渣，又担心落到碗里什么味？”这说的女人。男人呢？也在那里扎小辫描眉毛，“淡扫春山”。一个个看去都油乎乎的．有的还擦口红。我相信，他是有他的情趣的，泰国的人妖也有他的情趣，这时代允许。《第三帝国的兴亡》里写希特勒，这个特号战犯早年也是个“画家”，画的画儿人物都像食尸鬼。他也自有他的“情趣”。物反常即妖。男人打扮我也不反对，但我主张该是扮出來“更是自己”，而不是变成怪物妖精。
女人打扮男人打扮都是为了对方的需要，哪个正常的女孩，会“需要”妖精呢？说说也就是说说。在时尚面前真的是人人平等．谁也无力扭转乾坤。何况二月河小小的。今年春节在海南碰见石三八，她是搞美容的，是打扮专家，她弟媳也搞这个，吃饭说话一高兴，把老伴、女儿都送了她们店里去。
人各有志，我照旧，理发时对师傅说，我对各种油脂化学品过敏，打打肥皂刮洗就成。
“面人”效应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小平的话。于国家民族是真理．放在一个团体、一个部落、一个人身上．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香港一家报纸前几年來采访，回去写了一篇文章。
谈到初见我的印象“好像很易欺侮的样子”，那意思是说我绵善，无横霸之气的吧？这句话混在几百句话中，很容易被读者忽略的。然而到今天，通篇文章都已之无皆忘，模糊不知所云，唯独这几个字还印在脑子里，铸在心里，想起來滚烫，簇新。因为它真实，从记者锐利的目光，只扫了我一眼，就击中了我心灵的这个暗区。
倘注意一下我的小说，凡是欺侮人的地棍、恶霸、流氓。几乎都是在当时现场现世，现报．立即倒霉吃亏．甚至丢了性命。我知道，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情况是极少发生的。“恶有恶报”那是真的，但有个“时刻不到”的事。
有的欺侮错了对象：比如拦路抢劫拦了泰森，被他一拳打得满地找牙----这种事只是说说而已。有撬门入室的贼，在主人家突发心脏病，反而求主人抢救的事。我还在报纸上看到这么件事----个梁上君子半夜回宿舍，辛辛苦苦爬到十楼，双手扒着阳台沿喘息未定，谁知这家养了只鹦鹉在笼子里突然发话问：“你是谁？，，这位吃一大惊，双手一松直落下去。这都是新闻，之所以是新闻，是因为它发生的少，是奇事，而在我的书中却是频频的。不厌其烦地，变着花样地发生。我也知道这不是“生活的真实”，但这是我的心理状态使然，我仇恨他们----那些仗势、仗权、仗力无缘无故整治压迫人的人。哪怕是这样，车匪路霸上车抢劫，碰上了持枪砸银行的在逃犯----这种事也自有几分舒心的愉快，读來令人解恨。
比如一个在逃杀人犯突发“非典”，被隔离，被发现，治好了病再毙掉，也是很教人痛快的。
这样积极地扬善惩恶，和我创作“社会小说”的宗旨是不恰当的。这纯是我的个人心理在作用。我的这个家族，是个很易欺侮的家族：我祖父在日寇侵华时，先后把两个儿子送进抗日队伍，一九三七年送一个我伯伯，一九三八年又送一个我父亲，伯伯战死。父亲在空墓穴中藏身，与日本人周旋七年，家中二十四亩地，困乏劳力用了个长工，被划为富农----地富反坏右（派)那是“阶级敌人”，专政对象。我始终认为，祖父是深明大义的，个人却身遭不幸。因了他给我们的这个“成分”，真的对我们贻害无穷。一九四二年我父亲已是县武委会主任，又打仗又立功，样样积极，处处小心一丁点不敢犯过，辗转到一九五八年，复又到一个县当武装部政委----退是沒有退步，然而半步也沒进。他一直到死。都是勤谨慎微，小心、亦步亦趋地“照着社论”办事，影响得我们兄妹也都是大晴天出门带桑我入党那年，志愿书已填，迟迟不见批准。后來组织找我谈话，劈头就问：“你还有个姑姑，是地主，为什么不填？你对土改家中挨斗，是什么认识，什么态度？’'家中如此，我在学校功课不佳．也是底子，老师白眼，同学讥嘲的事也自然难免，好在学校还不把我看成是“富农子弟”，不然，真的沒法过了。----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小平的话，于国家民族是真理，放在一个团体，一个部落，一个人身上，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贫弱就要挨打，沒有理可说。所以***取消成分说，父亲讲“就这一件事，足见他是历史第--伟人。”
他讲的是当代史，是他自己的历史----我是这样理解的，就中国整个历史，何况无贱民阶层？解放贱民这件事，似乎只有雍正做过，且是很不彻底，留着许多尾巴，再就是***，他真的是快手，一刀就劈碎了这玩意儿，于个人“五类分子”是“见了天日”，于国家也不拘一格了，不然我们也就不会有***这位总理。
这团笼在头上的乌云，在我们家上空盘旋了半个世纪，散去了。但半个世纪了，就是达摩面壁，也只十年，在石头上且印下了影子，何况我二月河，“好像很易欺侮的样子”----不是面壁，是“面人”的效应。
《雍正王朝》是根据我的小说改编出來的。当初媒体蜂拥前來采访，有人问我“给这电视剧打多少分？”我回答“59.5分。”唐国强去年來南阳，说：“听说你对电视剧颇有微词？”我回答“那不是指(演员)表演艺术，是谈剧本。”剧本创作人刘和平是很有才气的，对我也十分尊重。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对雍正其人的宏观把握是有点问題的。一本白话文本，怎么会改编得变调？这事我仔细想过，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太爱雍正了，不愿意谈他的毛病和惹人烦的缺憾；二是他太了解观众的需要了。
我打59 .5分，观众们可能还要认为我在“保卫自己”----其实跳出“我自己”这圈子，我还是赏识这部剧的，论收视率，论焦晃唐国强们的演技，不能打这个分。所以当时我说“我是特殊观众，我是戴着有色眼镜看这部剧的。”刘和平是把小说中雍正抓“反腐倡廉”的情节大肆张扬了一下，引发了如许的共鸣。
我一直认为，腐败是社会病，准确地说是社会糖尿病，为此我已经连着写了几篇文章。一是腐败不会导致政权速亡，二是腐败导致必亡[糖尿病倘不疗治，你试试看!)，三是腐败症、糖尿病的晚期是免疫力全面崩溃，任何风吹雨打都可能招致并发症突发，而成不治之症，唐王朝的“并发症”是藩镇割据，明王朝是李自成加上满人侵凌；元王朝可怜，强悍的蒙古人当初何等英雄，最后被病魔折腾得一点气一点力都沒有。这样的例子是太多太多了…--与此同时，我不认为腐败与某一种意识形态有关。腐败是一种反社会反公德的恶行，任何权力、法制社会，它都腐蚀，因此它是“社会公敌”。常看到一些官员腐败贪贿被拿，临刑之时写的检查认罪，说是“因受了资产阶级拜金主义的毒害，一步一步变成人民罪人”，这是临死说的胡话，无论资产阶级还是“封建”抑或什么“拜金主义”，各自都是有“社会规矩”的，甚至贼匪劫盗，那也是“盗亦有道”，有他们“道上的规矩”----比如劫匪不抢邮差，比如按期缴钱不撕票(杀人质)等等，哪有允许人暗室受贿颠倒公理的“世界观”？正因为这是最令人厌恶痛恨的东西．当你抨击恶攻它时，人们自然就“心理迎合莫名欣慰”----现实中招人恨的贪赃之员，刘和平在电视剧中替我宰了----老包铡了陈世美，秦香莲们一齐叫好。
中国专权历史中，有三位皇帝“反腐力度”大。一位是武则天，她设“密报箱”成批地抓，成批地杀贪。
一个是朱元璋，他放一个码子《标准)，过了码子，不是杀头，而是剥皮《洪武时府吏衙门都设有剥皮亭)，剥了皮风干，晾在那里让后來的官员“儆尤”；再就是雍正，他和前两位有所不同的是，他不轻易杀人，而是要穷遍财产，一定把“损失了的”全部彻底地收回国库。他用的是密折制度--这就有了政策水准，他执行这政策的腕力，也是极大、极狠的。就这一点说，刘和平把握得还是到位的。
在我看來，武则天和雍正都是“贵族性质”地解决问題，靠方略靠政策办事，朱元璋是社会底层出身，他是靠直觉杀贪，带一点社会报复的朴素情结。但他实际上都解决得颇有成效。
我写《雍正皇帝》的主旨不单纯是“反贪”．也不纯是反腐，而是如实地表现当时的社会情态，“落霞”绚丽与消亡前向它投去最后的一瞥，既有对传统文化的留恋，也有对它的深沉思索与哀婉。就这一点而言，《王朝》电视剧是不胜负荷的。
老百姓喜欢的东西是颠扑不破地要存在下去的。一部作品，无论是什么形式，它的生命力在时间和人群之中。
小说装扮
现在我们的时尚是什么？我看是“沒有自己”。
一辈子沒用过雪花膏，更遑论香水发蜡----请原谅，我举不出任何一种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化妆品名目----我的记忆力是上好的，也有人说是“惊人的”，但就是记不住它们。只在小说和文章里见过，似乎是法国的玩意儿好。有国外朋友來访，常送一个小盒子，很精致的，一律洋文介绍说明，打开看，一排、两排、三排的精巧小瓶子，晓得是化妆品，随手就送人了。受的人常高兴得脸上眼里都放光，说是“值好几千呢”，我也只一笑置之。
想起來，挺对不起朋友的。大老远的，从美国、法国、台湾地区……拖着一大堆行李坐飞机來，给你送东西，就这样轻率地“转赠”了。然而再一想，仍旧沒有“歉疚”这分心思，这种感觉----种东西，倘它是有用的，便宜的也是好的，我们吃腻了鸡鸭鱼肉，有人选一盒六必居的老咸菜；孔夫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三个月后，他老人家口中淡出，送他一碗红烧肘子如何？冻得直打哆嗦，偏偏送來的是婚纱礼服，肯定拿去卖钱买棉衣了。清末谴责小说里写了一个人物，爱面子，总说自己见了某位大人，吃了什么好东西，腻得发烦，他的朋友深知这一层，每次來就请他喝茶，一头肚里饿得咕咕叫，一头还要装模作样地弄“派”，死要面子活受罪，真的不如说“來碗阳春面吧”。
我不是说大概地反对装扮，女人爱这个，从古至今一个样，而且是一个时期一个“摩登”。最早见到的资料是东汉大将军梁冀的妻子，淡扫娥眉轻施粉黛之后，要在眼睑下方擦抹，擦得像刚偷泣过那样，薄薄一层泪晕，显得娇媚柔弱可怜。还有个“张敞画眉”不知是用黛石还是用墨？他因打扮老婆成了历史名人。《红楼梦》里的女孩子沒有一个不化妆的，林黛玉是“似喜非喜含情目，似蹙非蹙笼烟眉”，害得我放下笔，在马路旁看过往女人，來來往往成千上万的美女，竟沒有一个是我心目中那样子的“林黛玉”，只好怅然而归，浩叹“林黛玉化妆术太高明了”。人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其实这窗户很需要一个好窗框，老虎狮子的眼单摘出來，也“水灵灵”的，猴子的眼也“活泼泼”的，成吗？说句題外的话，“眉眼眉眼，‘眉’的重要性还要在眼之上呢”----这其实是打扮的要诀。赵飞燕、杨玉环、武则天都是化妆高手，不然她们哄不了皇帝。“燕瘦环肥”就是那时人的审美时尚。
龙门石窟里卢舍那佛据说是照武则天相貌雕琢的，这肯定是那时的“时代趣味”。打扮就是这个样儿：按潮流來。
现在我们的时尚是什么？我看是“沒有自己”。全部按外国时尚，今天看电影，人家拉“离子烫”，赶紧我也去拉一个，明天看烫发好，急忙又去把“离子”弄成鸡窝。眉毛纹得漆黑，眼皮割得翻着肉红，施粉无度，抹油也无章，远看还是个人，近看其实惨不忍睹。我在街上很看到些个“这样的”，我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时，食堂里也见到几个“角”，她们卸了妆，看去绝无镜头那般芳姿，也都是“这样的”。或许这是职业需要，我不能说什么，但不能禁心里想“娘希匹的，化妆原來如此”l就是上了妆的在那里吃饭，离得近看得清，那整个是赵树理笔下的三仙姑，脸像“什么，什么”东西上挂了霜，眼皮一动就掉渣，又担心落到碗里什么味？”这说的女人。男人呢？也在那里扎小辫描眉毛，“淡扫春山”。一个个看去都油乎乎的．有的还擦口红。我相信，他是有他的情趣的，泰国的人妖也有他的情趣，这时代允许。《第三帝国的兴亡》里写希特勒，这个特号战犯早年也是个“画家”，画的画儿人物都像食尸鬼。他也自有他的“情趣”。物反常即妖。男人打扮我也不反对，但我主张该是扮出來“更是自己”，而不是变成怪物妖精。
女人打扮男人打扮都是为了对方的需要，哪个正常的女孩，会“需要”妖精呢？说说也就是说说。在时尚面前真的是人人平等．谁也无力扭转乾坤。何况二月河小小的。今年春节在海南碰见石三八，她是搞美容的，是打扮专家，她弟媳也搞这个，吃饭说话一高兴，把老伴、女儿都送了她们店里去。
人各有志，我照旧，理发时对师傅说，我对各种油脂化学品过敏，打打肥皂刮洗就成。
“面人”效应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小平的话。于国家民族是真理．放在一个团体、一个部落、一个人身上．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香港一家报纸前几年來采访，回去写了一篇文章。
谈到初见我的印象“好像很易欺侮的样子”，那意思是说我绵善，无横霸之气的吧？这句话混在几百句话中，很容易被读者忽略的。然而到今天，通篇文章都已之无皆忘，模糊不知所云，唯独这几个字还印在脑子里，铸在心里，想起來滚烫，簇新。因为它真实，从记者锐利的目光，只扫了我一眼，就击中了我心灵的这个暗区。
倘注意一下我的小说，凡是欺侮人的地棍、恶霸、流氓。几乎都是在当时现场现世，现报．立即倒霉吃亏．甚至丢了性命。我知道，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情况是极少发生的。“恶有恶报”那是真的，但有个“时刻不到”的事。
有的欺侮错了对象：比如拦路抢劫拦了泰森，被他一拳打得满地找牙----这种事只是说说而已。有撬门入室的贼，在主人家突发心脏病，反而求主人抢救的事。我还在报纸上看到这么件事----个梁上君子半夜回宿舍，辛辛苦苦爬到十楼，双手扒着阳台沿喘息未定，谁知这家养了只鹦鹉在笼子里突然发话问：“你是谁？，，这位吃一大惊，双手一松直落下去。这都是新闻，之所以是新闻，是因为它发生的少，是奇事，而在我的书中却是频频的。不厌其烦地，变着花样地发生。我也知道这不是“生活的真实”，但这是我的心理状态使然，我仇恨他们----那些仗势、仗权、仗力无缘无故整治压迫人的人。哪怕是这样，车匪路霸上车抢劫，碰上了持枪砸银行的在逃犯----这种事也自有几分舒心的愉快，读來令人解恨。
比如一个在逃杀人犯突发“非典”，被隔离，被发现，治好了病再毙掉，也是很教人痛快的。
这样积极地扬善惩恶，和我创作“社会小说”的宗旨是不恰当的。这纯是我的个人心理在作用。我的这个家族，是个很易欺侮的家族：我祖父在日寇侵华时，先后把两个儿子送进抗日队伍，一九三七年送一个我伯伯，一九三八年又送一个我父亲，伯伯战死。父亲在空墓穴中藏身，与日本人周旋七年，家中二十四亩地，困乏劳力用了个长工，被划为富农----地富反坏右（派)那是“阶级敌人”，专政对象。我始终认为，祖父是深明大义的，个人却身遭不幸。因了他给我们的这个“成分”，真的对我们贻害无穷。一九四二年我父亲已是县武委会主任，又打仗又立功，样样积极，处处小心一丁点不敢犯过，辗转到一九五八年，复又到一个县当武装部政委----退是沒有退步，然而半步也沒进。他一直到死。都是勤谨慎微，小心、亦步亦趋地“照着社论”办事，影响得我们兄妹也都是大晴天出门带桑我入党那年，志愿书已填，迟迟不见批准。后來组织找我谈话，劈头就问：“你还有个姑姑，是地主，为什么不填？你对土改家中挨斗，是什么认识，什么态度？’'家中如此，我在学校功课不佳．也是底子，老师白眼，同学讥嘲的事也自然难免，好在学校还不把我看成是“富农子弟”，不然，真的沒法过了。----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小平的话，于国家民族是真理，放在一个团体，一个部落，一个人身上，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贫弱就要挨打，沒有理可说。所以***取消成分说，父亲讲“就这一件事，足见他是历史第--伟人。”
他讲的是当代史，是他自己的历史----我是这样理解的，就中国整个历史，何况无贱民阶层？解放贱民这件事，似乎只有雍正做过，且是很不彻底，留着许多尾巴，再就是***，他真的是快手，一刀就劈碎了这玩意儿，于个人“五类分子”是“见了天日”，于国家也不拘一格了，不然我们也就不会有***这位总理。
这团笼在头上的乌云，在我们家上空盘旋了半个世纪，散去了。但半个世纪了，就是达摩面壁，也只十年，在石头上且印下了影子，何况我二月河，“好像很易欺侮的样子”----不是面壁，是“面人”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