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十二章
“一退六二五“是什么意思？一斤为什么是十六两？我们惯用的东西．为什么要帮现在的年轻人能知道“一退六二五”这话语的，可说是极少。也有些地方的人还用它，比如说，“这事本來是他弄出來的。现在碰了钉子，我去找他，你猜怎么着----一退六二五”，成了不负责任的意思。
这实际上已不是它的原意，它原來是一句珠算除法的口诀。买一块钱一斤的肉，如果你只要一两，是多少钱？老板就会操起算盘，一阵拨拉，极干脆地告诉你：“一退六二五，该是六分二厘五．四舍五入，你给六分钱得了!”简而言之，一斤是十六两。
“一斤为什么是十六两”，时而有人问我。他们以为我很博学，但实际上我长期也懵懂着。后來不知见了一个什么资料，才晓得其中原委。原來秦以前，一斤是十三两，是根据星相來确定秤上的“星”來着，买卖计量，事关人的生死大计。天上的北斗主死，南斗主生，北斗七星，南斗六星，所以一斤就是十三两!这个除法难不难？一斤肉一块钱．问一两该给几多？卖肉的准要翻起眼來想半天!大约太“那个”了，后來的人又给一斤添了三两，然而。也还是有个“天人合一”的道理在里头，加的是福禄寿三星。卖东西的，你少给一两折你的福，少给二两折你的禄，少给三两？折你的寿!因此，一斤等于十六两，我们用了两千多年。
再比如一个方向问題。东西南北，十分简明的事。
一旦到了我们这些学问家手里，立刻变得神秘起來。东方的图腾是青龙，而西方的则是白虎，南方是朱雀。北方则是玄武(清朝称元武，是为了避康熙皇帝的讳，因为他叫玄烨)。东方代表春，吹过來的风也有名堂，叫和风；西方代表秋，秋风不叫秋风，叫金风；南方代表夏，南风则叫熏风；北方呢？是冬，风则是朔风。东代表木，西是金，南是火，北是水，东是青，南是红，北是皂(黑)，西是白。东方的青龙寓意和平、吉祥，西方的白虎则寓刀兵战争、肃杀，南方的朱雀是兴旺与发展，北头的玄武寓着销蚀、死亡……香港人不妨翻开你们的日历看看，扑面而來的就是这些“风”。今日不许动土，明日不可婚嫁，不宜出行，不宜搬家什么的，都是从这里“根据”出來，哄得人一愣一愣，吓得人一怔一怔。走一步摸摸身上，看掉了什么沒有。
这当然不是儒家的东西。但儒家就不麻烦吗？它从“恻隐之心”起始，进而衍化出一大套。出來的是仁、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诸如此类的学问，全都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但凡涉及自然科学的，几乎是一概摒弃。这些道理也还明白，去芜存菁起來，还是有用的，但说到“天人”之理、“格致”功夫，立刻的，就变得玄而又玄，叫人找不到北。某年月日某时。天上出了彗星，某时某刻某地地震，甚而至于，某地一个喜欢时髦的女孩子穿了件异样的衣服，什么地方出现奇怪的天候气象，母鸡打鸣儿……统都不作学术的研究，而且往“人事”上硬扯。
出了坏事，皇帝作个自我检讨，下个“罪己诏”，“大赦天下”；出了好事，则庆祝一番，倒也热热闹闹的，其实跟他屁不相干。
这些物件里头，自然有些是财富和宝藏，但是，也确有大量垃圾，令人迷惑的麻烦．背起來十分沉重的包袱。
鲁迅先生的“拿來主义”是不错的。但若我们肩上背着一堆东西，怀里抱着一堆玩意，身后还拉着一大车陈货，舍不得一点丢了去。即便这世界上遍地是黄金，腾得出手“拿來”吗？然而“扔掉”谈何容易。我们的文化积习是“愈多愈好”，既有了的怎肯随便扔？“十六两”改为十两时，曾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对我说：“这又何必!我们都用惯了。外国的‘一打’不是十二吗？一磅一普特又是多少？人家能用，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这要弄出事來的。”
我问他会出什么事，他答：“就如中药方子，祖祖辈辈都用十六两秤。一下子变了，麻黄积石这类虎狼药原來用三钱，现在一不小心就用了五钱，出人命不出？”他说的也很有道理。一下子不习惯不小心，确实可能出点问題。怕出问題便不改，我们只好仍用“十六两”，仍旧“一退六二五”。但改了十两制这许多年，似乎沒有什么大问題，我们除了“便利”，沒有什么其他感觉。当然，我的意思绝非学秦始皇，将所有典籍一火焚之；清代的康雍乾兴文字狱，好书歹书也烧了一大批；“文化大革命”也烧得一塌糊涂。八国联军这些“文明人”进北京，把《永乐大典》扔出來填车辙，野蛮得匪夷所思。我的意思是应该学学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把长袍大褂碍手碍脚的物件去掉，利利索索地参加世界长跑竞赛。我们的古董陈货留给少数专家和有兴趣的人去细致研究。少数人不幸已经知道陷入了这些“知识”，愿意去研究它，那是他们的事。作为整个国民，似乎大可不必去理会。我们的传统国粹，美的好的，有益于心灵健康的，要留下。沒用处的，真的要舍得放下，扔掉。道理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和人家赛跑落在后头，还拖着一大堆杂货，怎么行？岁尾余话现在流行彻头彻尾的”拿來主义”．什么都和外头“接轨”。只要”是个东西”。就毫不犹豫地拿來。其实。
学人家。赶人家。心思也要放清明点儿。
我们如今什么都在和外头“接轨”。科技上的度量衡不知底蕴如何？但我们常用的“公里”已变成“千米”，“公斤”变成“千克”，“公尺”也废弃了吧，叫“米”。
公寸公分也都以此类推改了去。道理是什么？似乎沒人间过，小民百姓似乎不大在意，仍旧顽固地使用老祖宗留下的老尺度。倘使买一个萝卜，掂一掂，说：“我买萝。”卖菜的老太太问：“您买几斤？”回说：“我买一千克吧!”老太太准眨巴着眼瞅你半日，怀疑你有毛病然而中国到底是个顺民的国度，同化别国的能力早为世界公认．顺化的应变力也是不弱的。有一次我去买茴香，说“买二两”，那卖茴香的小贩极爽脆地答道：“好，我给你称一公两!”倒叫我弄了个怔。反过來又笑说：“我买一百克。”小贩说：“一百块？一百块十二斤半!”----全都满牛近來看了刘齐先生写的《回国须知》，他也感慨良深。百味俱全，两类情致，要么视你为洋奴，呵斥翻白眼极度地轻蔑你，“如果你不注意，总爱夹洋文，国内老乡就会比较烦，‘今天，我的心情不是很happy，天气也不 Jlice，真他妈的shit!’听听，这像好人说的话吗P倘若进了宾馆遇到麻烦，叽里咕噜來一串洋文，“我这边刚一发音。他那边就知自己不对了，只是脸上绷得太紧，不好意思马上微笑，又绷了一小会儿，然后把我们奉为上宾。”_这是又一种情致。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里头假洋鬼子那句话：“我说洪哥，咱们动手吧!他说NO----越是洋文，你们不懂的!”----真是翻新出來意味仍旧无穷。说真格的，我们今日开放，就是要这些玩意儿來充实我们的社会生活吗？现在真是彻头彻尾的“拿來主义”了，帕瓦洛蒂和“千克”、航天技术、美金、日元、马克、肯德基、麦当劳、核垃圾……有形的无形的，只要“是个东西”，就毫不犹豫地拿來。这其中的好物件自然使我们受益无穷。
有的东西吃了进去，害得我们开肚子拉希不说也罢，说起來辱沒煞人。
要么就是冥顽不灵得拒绝一切，就如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两广总督叶名琛，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要，什么建议也不听，扶乩请鸾乌烟瘴气瞎闹一气，被洋人提了，还要自称“海上苏武”。要么就一股脑儿全拿來，破机器、烂衣服、艾滋病和光怪陆离的夜生活以及先进的生产管理经营科学技术，猪八戒似的一捞食之。若只是沒有经验也还有可恕之情；为些蝇头小利，有些明知有害的，仍“拿來”吃下，误我国民，这种心思就阴微下贱得不可问。
如今是开放年头，眼见得国力日渐强盛，这自然令人欣慰的。也由此而起，国人眼界大开，看得自己不值钱，弄到沒了骨头，闻洋低眉俯首，也令人有点心惊的。
我们现在要说“四大发明”，要谈汉唐之强大，要讲华夏文明的辉煌与灿烂，那是要小心一点的。似乎有一种什么无形的力量在封杀我们的自尊：一出口便觉得有点对不上劲，怀疑或自嘲先容一句“我这是阿Q精神吧…一我们祖上……”先说几句“不行”的话，然后“但是”一下，“还有许多好的……”，也有点向听的人道歉那样的心态：“对不起……西边也不是什么都好，也不是什么都不孬………‘扫瑞”得叫人莫名其妙。前些日子与朋友谈起，我不喜欢看硬皮精装书，对竖排版的图书我却有好感，朋友笑我食古不化，我说：“食今不化就对头吗？精装书是书架上装幌子的。坐在沙发上，躺在床上看书，你试试看是平装好还是精装好？中国是方块字，竖排版横排版有什么分别？你把书卷起來‘把卷’读读，横的，你每看一行都须得手腕子转一圈。竖排版才真正是为读者着想。”
但凭我这样思量，怕是不大能说服那些先生已经形成的“固有观念”的：我们曾经强大过，我们实在却又已积弱难返，先“拿來”，先强大起來----比如说先工业化了，再來治理污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的意思也很明白，拿來尽管拿來，该去的要坚决把它扔出去!世界上的事，历史上的事，无论何种情形，都是成者王侯败者贼，店大欺客客大欺店几乎是约定俗成了的规律。我们今天谁去过美国、留学英国，回來“哈啰，姑的毛疟一通，颇以为与别不同的荣耀的，这也如同盛唐时分，日本诸国留学长安的诸生回到本岛，肯定是一口陕西腔：“你好’你吃饭了么？…塞由那拉”就靠边站。所以我不抱怨这样的人心不古，这是今天使然的。
到有一日，英国美国人读完他们的剑桥哈佛，须得再來北京天津进修北大南开，回国一声：“今天走了二十五华里，到中关村转了一弯，腿都遛直了!”那时中国人也决不会再说：“好，给你一公两”这种二百五话头。
我们学人家，赶人家，是要自家中心强大起來，站得硬挺。别指望人家“无私”帮助我们。就我学到的史识，美、俄、日、德、法这些国家，从來也沒有对我们存过什么好心思，哪怕最小的一点恩惠，你也别指望他们慷慨得出來给你。心思放清明点儿，忍着点，学他们的长处，把他的烂玩意儿毫不客气地扔出去，好多着呢!美学二议美，这个字我曾在《雍正皇帝》里拆解过。源出庐山“美庐”。是昔日委员长和宋氏伉俪消夏地儿。《金陵春梦》中解出是“大王八”----选当然是很损的，话带着些意识形态的意味。大王八是很丑的，偏偏凑起來，它就成了“美”。可见美与丑．是足成反差的一对儿聚头冤家。
我读毕淑敏的自传体小说，常常惊叹于她对自然宏观的观察与思维。
她在世界高原之巅----这本是十分死寂的生命禁区----个小小弱不禁风的女孩子，看到的是昆仑、喜马拉雅、冈底斯这样的山脉，“像银色的公牛的犄角抵在阿里”。
我敢说．沒有到过阿里的人，即使是曹雪芹那般的才气，他也不会有这般贴切俯临的感受。这是雄浑自然奉于作家的独特的体验语言。她还是一名不错的外科医生，在小说中写到第一次为病人开刀，手术刀那么轻轻一划，表皮立刻翻开，白白的创面“像受了惊”，须臾问，渗出殷红的血。这样的场景，恐怕只有医生才看得这样细致，只有作家才能真实地表出展示。
不知她现在在哪家医院“发工资”，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走到哪里就“自然”到哪里。做战士，是巾帼情怀；当医生，是救治病人的菩萨心肠；做妈妈，她又琐碎忙碌得像个保姆。这就像个实在存在于社会的人了，这是美。
《红楼梦》里头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头有个稻香村，人人都说好，贾宝玉却以为不然。他是从美学上看，认为它“假”。假，就是不自然，不自然就不协调。比如：满屋子豪华的西洋摆设，案上陈设了一只粗瓷老海碗。乾隆皇帝也弄过这种事。他在圆明园里头造了个俗世小市，一般和外头一样，歌楼酒肆一应俱全，充“市民”的全是太监宫女。他一辈子作的那许多诗，人通通都记不住，跟他不知美丑恐怕有关。中国戏里，一些主題很沉重的剧目，偏有个二花脸、三花脸的丑儿出來插科打诨，我看也是深诸了这个道窍。
美，这个字我曾在《雍正皇帝》里拆解过。源出庐山“美庐”，是昔日委员长和宋氏伉俪消夏地儿。《金陵春梦》中解出是“大王八”----这当然是很损的，话带着些意识形态的意味。大王八是很丑的，偏偏凑起來，它就成了“美”。可见美与丑，是足成反差的一对儿聚头冤家。
我读安徒生童话，里头给了我们一幅画面：在一处烧焦了的老屋前，旺开着一丛血红的玫瑰----这是死亡、生命、欢乐与曾发生的悲剧的反差和比较。《海的女儿》其实也是把生命的真实的爱与死一搭儿交给读者，让你品嚼这颗沉重的橄榄。
这一点想头，说雅点算是思维：一个是自然，一个是反差。当然是好懂的。但麻雀们不懂。安徒生真是大师，他说，麻雀们在老屋和鲜花中窜來窜去，弄不清画家为什么要來绘这图景，它看玫瑰也是“吱--那不过是一些红的和绿的颜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阿弥陀佛!也说豫人近年河南人声价大跌。“警惕河南骗子”的警戒条幅。赫然悬挂于通衢大道。河南人怠于辩解，不如研究一下曾国藩。咬牙忍性挺一阵子。把自己的事弄好这几年河南人声价大跌，真的应了一句老话“其亡也忽”。在历史演进中，只是“一忽儿”的事，他就不行了。南方有些商家，挂出了“河南人免谈生意”。有的打出“警惕河南骗子”的大条幅，赫然悬之通衢大道。
我还听过一个笑话．说董存瑞的战友河南老乡，和董存瑞一道进了桥头堡下要炸桥，却忘了带炸药支架。河南老乡说：“我去取支架。”一下子溜走了泥牛入海。冲锋号一响，董一下子急了，举起炸药包便引爆了。他最后喊的一句也不是电影上说的“为了……”，而是“妈的，河南人真不是东西”。还有个笑话说，山西制造的假酒案查明主犯是河南人，这样的人当然要枪毙。问他临终有什么要求，他说“希望解回原籍”，因为他寄望河南的枪子儿也是假货。河南人的声誉，真有点像下酒菜，亲朋好友部属故旧相聚．觥筹交错间，一套又一套“说河南人”大喙解酒。
这件事我原本不大在意的，我本人原产山西，在河南算是侨居。河南人好歹有点“于我如浮云”的味道，听听笑笑而已。但近來上网，又看河南、中央一些报刊竟郑重其事地辩解起來，“河南怎么怎么好，事实是怎样怎样的……”手忙脚乱地出招应招。这样的情节有点像金庸小说里的武林下辈郭靖，來一招“亢龙有悔”，接着又是一招“亢龙有悔”，总之是一推一挡对付参仙老怪就是了。我的朋友周大新，还写了一篇文章，请求人们“别再骂河南人了，河南是中国的祖业兴创之地。”他并说：“世界今日之观中国，犹中国今日之观河南。”因之不宜有“大省沙文主义”云云。今年春天到北大办个演讲会，又有同学挺身而起，儒雅相问：“现如今河南人名声不好，先生对此有何看法？”仓促之间应对：“我虽晋人，但三岁入豫，至今半世纪有余，吃河南之粮，喝河南之水，自以为已是河南人。河南人今日有难，我现在应与豫人共患。”
这话白赢得了一阵掌声，但其实是废话，是忠厚人的厚道话，鲁迅说是“无用的别名”。
现在吹祖宗沒用，“我有龙门石窟，有相国寺，有卧龙岗，有张衡…-··你有吗？”----人家说你现在眼前的事，你炫耀这些干吗？日本人打进來时就说过，“你们祖宗伟大，但你们不行”的话头。
周大新是我的好朋友，极善良的人，总希望各国总统开个会，把人类造武器的钱统统裁掉來办学校。但他向人求情，我却以为太软了，应该梗筋挺项回说一句：“操妈的!河南老子，怎么啦!不是你们祖宗吗？”这股弱肉强食之世风下，劝富中国人悯惜穷中国人，犹劝富外国悯惜穷中国般缘木求鱼。香港人见英国人腿脖子都抽筋，见了内地老乡如何？头矗得葱笔似的----就这样。
唐贞观年问，唐太宗曾与大臣议及山西、河北诸人异同。魏徵当时就批驳说：根本就不应该这么看----以地域分人种，这种可笑的大省或大郡(包括北京、上海等地)“沙文主义”从來都带着些个混账理论。现今之事，以我观之，是“时髦”欺侮河南人。“牛皮”得像假洋鬼子见了阿Q，自有那份“自豪”。暴发户遇见了破落贵族，他就那么个阴微下贱的心思----能操练就操练你一下，你怎样？所以河南人应该研究一下曾国藩，咬牙忍性怀恨怀痛挺一阵子，把我们自己的事弄好，那么也许有一日，今日之笑料或成彼日自羞之言。
这实际上已不是它的原意，它原來是一句珠算除法的口诀。买一块钱一斤的肉，如果你只要一两，是多少钱？老板就会操起算盘，一阵拨拉，极干脆地告诉你：“一退六二五，该是六分二厘五．四舍五入，你给六分钱得了!”简而言之，一斤是十六两。
“一斤为什么是十六两”，时而有人问我。他们以为我很博学，但实际上我长期也懵懂着。后來不知见了一个什么资料，才晓得其中原委。原來秦以前，一斤是十三两，是根据星相來确定秤上的“星”來着，买卖计量，事关人的生死大计。天上的北斗主死，南斗主生，北斗七星，南斗六星，所以一斤就是十三两!这个除法难不难？一斤肉一块钱．问一两该给几多？卖肉的准要翻起眼來想半天!大约太“那个”了，后來的人又给一斤添了三两，然而。也还是有个“天人合一”的道理在里头，加的是福禄寿三星。卖东西的，你少给一两折你的福，少给二两折你的禄，少给三两？折你的寿!因此，一斤等于十六两，我们用了两千多年。
再比如一个方向问題。东西南北，十分简明的事。
一旦到了我们这些学问家手里，立刻变得神秘起來。东方的图腾是青龙，而西方的则是白虎，南方是朱雀。北方则是玄武(清朝称元武，是为了避康熙皇帝的讳，因为他叫玄烨)。东方代表春，吹过來的风也有名堂，叫和风；西方代表秋，秋风不叫秋风，叫金风；南方代表夏，南风则叫熏风；北方呢？是冬，风则是朔风。东代表木，西是金，南是火，北是水，东是青，南是红，北是皂(黑)，西是白。东方的青龙寓意和平、吉祥，西方的白虎则寓刀兵战争、肃杀，南方的朱雀是兴旺与发展，北头的玄武寓着销蚀、死亡……香港人不妨翻开你们的日历看看，扑面而來的就是这些“风”。今日不许动土，明日不可婚嫁，不宜出行，不宜搬家什么的，都是从这里“根据”出來，哄得人一愣一愣，吓得人一怔一怔。走一步摸摸身上，看掉了什么沒有。
这当然不是儒家的东西。但儒家就不麻烦吗？它从“恻隐之心”起始，进而衍化出一大套。出來的是仁、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诸如此类的学问，全都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但凡涉及自然科学的，几乎是一概摒弃。这些道理也还明白，去芜存菁起來，还是有用的，但说到“天人”之理、“格致”功夫，立刻的，就变得玄而又玄，叫人找不到北。某年月日某时。天上出了彗星，某时某刻某地地震，甚而至于，某地一个喜欢时髦的女孩子穿了件异样的衣服，什么地方出现奇怪的天候气象，母鸡打鸣儿……统都不作学术的研究，而且往“人事”上硬扯。
出了坏事，皇帝作个自我检讨，下个“罪己诏”，“大赦天下”；出了好事，则庆祝一番，倒也热热闹闹的，其实跟他屁不相干。
这些物件里头，自然有些是财富和宝藏，但是，也确有大量垃圾，令人迷惑的麻烦．背起來十分沉重的包袱。
鲁迅先生的“拿來主义”是不错的。但若我们肩上背着一堆东西，怀里抱着一堆玩意，身后还拉着一大车陈货，舍不得一点丢了去。即便这世界上遍地是黄金，腾得出手“拿來”吗？然而“扔掉”谈何容易。我们的文化积习是“愈多愈好”，既有了的怎肯随便扔？“十六两”改为十两时，曾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对我说：“这又何必!我们都用惯了。外国的‘一打’不是十二吗？一磅一普特又是多少？人家能用，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这要弄出事來的。”
我问他会出什么事，他答：“就如中药方子，祖祖辈辈都用十六两秤。一下子变了，麻黄积石这类虎狼药原來用三钱，现在一不小心就用了五钱，出人命不出？”他说的也很有道理。一下子不习惯不小心，确实可能出点问題。怕出问題便不改，我们只好仍用“十六两”，仍旧“一退六二五”。但改了十两制这许多年，似乎沒有什么大问題，我们除了“便利”，沒有什么其他感觉。当然，我的意思绝非学秦始皇，将所有典籍一火焚之；清代的康雍乾兴文字狱，好书歹书也烧了一大批；“文化大革命”也烧得一塌糊涂。八国联军这些“文明人”进北京，把《永乐大典》扔出來填车辙，野蛮得匪夷所思。我的意思是应该学学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把长袍大褂碍手碍脚的物件去掉，利利索索地参加世界长跑竞赛。我们的古董陈货留给少数专家和有兴趣的人去细致研究。少数人不幸已经知道陷入了这些“知识”，愿意去研究它，那是他们的事。作为整个国民，似乎大可不必去理会。我们的传统国粹，美的好的，有益于心灵健康的，要留下。沒用处的，真的要舍得放下，扔掉。道理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和人家赛跑落在后头，还拖着一大堆杂货，怎么行？岁尾余话现在流行彻头彻尾的”拿來主义”．什么都和外头“接轨”。只要”是个东西”。就毫不犹豫地拿來。其实。
学人家。赶人家。心思也要放清明点儿。
我们如今什么都在和外头“接轨”。科技上的度量衡不知底蕴如何？但我们常用的“公里”已变成“千米”，“公斤”变成“千克”，“公尺”也废弃了吧，叫“米”。
公寸公分也都以此类推改了去。道理是什么？似乎沒人间过，小民百姓似乎不大在意，仍旧顽固地使用老祖宗留下的老尺度。倘使买一个萝卜，掂一掂，说：“我买萝。”卖菜的老太太问：“您买几斤？”回说：“我买一千克吧!”老太太准眨巴着眼瞅你半日，怀疑你有毛病然而中国到底是个顺民的国度，同化别国的能力早为世界公认．顺化的应变力也是不弱的。有一次我去买茴香，说“买二两”，那卖茴香的小贩极爽脆地答道：“好，我给你称一公两!”倒叫我弄了个怔。反过來又笑说：“我买一百克。”小贩说：“一百块？一百块十二斤半!”----全都满牛近來看了刘齐先生写的《回国须知》，他也感慨良深。百味俱全，两类情致，要么视你为洋奴，呵斥翻白眼极度地轻蔑你，“如果你不注意，总爱夹洋文，国内老乡就会比较烦，‘今天，我的心情不是很happy，天气也不 Jlice，真他妈的shit!’听听，这像好人说的话吗P倘若进了宾馆遇到麻烦，叽里咕噜來一串洋文，“我这边刚一发音。他那边就知自己不对了，只是脸上绷得太紧，不好意思马上微笑，又绷了一小会儿，然后把我们奉为上宾。”_这是又一种情致。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里头假洋鬼子那句话：“我说洪哥，咱们动手吧!他说NO----越是洋文，你们不懂的!”----真是翻新出來意味仍旧无穷。说真格的，我们今日开放，就是要这些玩意儿來充实我们的社会生活吗？现在真是彻头彻尾的“拿來主义”了，帕瓦洛蒂和“千克”、航天技术、美金、日元、马克、肯德基、麦当劳、核垃圾……有形的无形的，只要“是个东西”，就毫不犹豫地拿來。这其中的好物件自然使我们受益无穷。
有的东西吃了进去，害得我们开肚子拉希不说也罢，说起來辱沒煞人。
要么就是冥顽不灵得拒绝一切，就如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两广总督叶名琛，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要，什么建议也不听，扶乩请鸾乌烟瘴气瞎闹一气，被洋人提了，还要自称“海上苏武”。要么就一股脑儿全拿來，破机器、烂衣服、艾滋病和光怪陆离的夜生活以及先进的生产管理经营科学技术，猪八戒似的一捞食之。若只是沒有经验也还有可恕之情；为些蝇头小利，有些明知有害的，仍“拿來”吃下，误我国民，这种心思就阴微下贱得不可问。
如今是开放年头，眼见得国力日渐强盛，这自然令人欣慰的。也由此而起，国人眼界大开，看得自己不值钱，弄到沒了骨头，闻洋低眉俯首，也令人有点心惊的。
我们现在要说“四大发明”，要谈汉唐之强大，要讲华夏文明的辉煌与灿烂，那是要小心一点的。似乎有一种什么无形的力量在封杀我们的自尊：一出口便觉得有点对不上劲，怀疑或自嘲先容一句“我这是阿Q精神吧…一我们祖上……”先说几句“不行”的话，然后“但是”一下，“还有许多好的……”，也有点向听的人道歉那样的心态：“对不起……西边也不是什么都好，也不是什么都不孬………‘扫瑞”得叫人莫名其妙。前些日子与朋友谈起，我不喜欢看硬皮精装书，对竖排版的图书我却有好感，朋友笑我食古不化，我说：“食今不化就对头吗？精装书是书架上装幌子的。坐在沙发上，躺在床上看书，你试试看是平装好还是精装好？中国是方块字，竖排版横排版有什么分别？你把书卷起來‘把卷’读读，横的，你每看一行都须得手腕子转一圈。竖排版才真正是为读者着想。”
但凭我这样思量，怕是不大能说服那些先生已经形成的“固有观念”的：我们曾经强大过，我们实在却又已积弱难返，先“拿來”，先强大起來----比如说先工业化了，再來治理污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的意思也很明白，拿來尽管拿來，该去的要坚决把它扔出去!世界上的事，历史上的事，无论何种情形，都是成者王侯败者贼，店大欺客客大欺店几乎是约定俗成了的规律。我们今天谁去过美国、留学英国，回來“哈啰，姑的毛疟一通，颇以为与别不同的荣耀的，这也如同盛唐时分，日本诸国留学长安的诸生回到本岛，肯定是一口陕西腔：“你好’你吃饭了么？…塞由那拉”就靠边站。所以我不抱怨这样的人心不古，这是今天使然的。
到有一日，英国美国人读完他们的剑桥哈佛，须得再來北京天津进修北大南开，回国一声：“今天走了二十五华里，到中关村转了一弯，腿都遛直了!”那时中国人也决不会再说：“好，给你一公两”这种二百五话头。
我们学人家，赶人家，是要自家中心强大起來，站得硬挺。别指望人家“无私”帮助我们。就我学到的史识，美、俄、日、德、法这些国家，从來也沒有对我们存过什么好心思，哪怕最小的一点恩惠，你也别指望他们慷慨得出來给你。心思放清明点儿，忍着点，学他们的长处，把他的烂玩意儿毫不客气地扔出去，好多着呢!美学二议美，这个字我曾在《雍正皇帝》里拆解过。源出庐山“美庐”。是昔日委员长和宋氏伉俪消夏地儿。《金陵春梦》中解出是“大王八”----选当然是很损的，话带着些意识形态的意味。大王八是很丑的，偏偏凑起來，它就成了“美”。可见美与丑．是足成反差的一对儿聚头冤家。
我读毕淑敏的自传体小说，常常惊叹于她对自然宏观的观察与思维。
她在世界高原之巅----这本是十分死寂的生命禁区----个小小弱不禁风的女孩子，看到的是昆仑、喜马拉雅、冈底斯这样的山脉，“像银色的公牛的犄角抵在阿里”。
我敢说．沒有到过阿里的人，即使是曹雪芹那般的才气，他也不会有这般贴切俯临的感受。这是雄浑自然奉于作家的独特的体验语言。她还是一名不错的外科医生，在小说中写到第一次为病人开刀，手术刀那么轻轻一划，表皮立刻翻开，白白的创面“像受了惊”，须臾问，渗出殷红的血。这样的场景，恐怕只有医生才看得这样细致，只有作家才能真实地表出展示。
不知她现在在哪家医院“发工资”，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走到哪里就“自然”到哪里。做战士，是巾帼情怀；当医生，是救治病人的菩萨心肠；做妈妈，她又琐碎忙碌得像个保姆。这就像个实在存在于社会的人了，这是美。
《红楼梦》里头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头有个稻香村，人人都说好，贾宝玉却以为不然。他是从美学上看，认为它“假”。假，就是不自然，不自然就不协调。比如：满屋子豪华的西洋摆设，案上陈设了一只粗瓷老海碗。乾隆皇帝也弄过这种事。他在圆明园里头造了个俗世小市，一般和外头一样，歌楼酒肆一应俱全，充“市民”的全是太监宫女。他一辈子作的那许多诗，人通通都记不住，跟他不知美丑恐怕有关。中国戏里，一些主題很沉重的剧目，偏有个二花脸、三花脸的丑儿出來插科打诨，我看也是深诸了这个道窍。
美，这个字我曾在《雍正皇帝》里拆解过。源出庐山“美庐”，是昔日委员长和宋氏伉俪消夏地儿。《金陵春梦》中解出是“大王八”----这当然是很损的，话带着些意识形态的意味。大王八是很丑的，偏偏凑起來，它就成了“美”。可见美与丑，是足成反差的一对儿聚头冤家。
我读安徒生童话，里头给了我们一幅画面：在一处烧焦了的老屋前，旺开着一丛血红的玫瑰----这是死亡、生命、欢乐与曾发生的悲剧的反差和比较。《海的女儿》其实也是把生命的真实的爱与死一搭儿交给读者，让你品嚼这颗沉重的橄榄。
这一点想头，说雅点算是思维：一个是自然，一个是反差。当然是好懂的。但麻雀们不懂。安徒生真是大师，他说，麻雀们在老屋和鲜花中窜來窜去，弄不清画家为什么要來绘这图景，它看玫瑰也是“吱--那不过是一些红的和绿的颜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阿弥陀佛!也说豫人近年河南人声价大跌。“警惕河南骗子”的警戒条幅。赫然悬挂于通衢大道。河南人怠于辩解，不如研究一下曾国藩。咬牙忍性挺一阵子。把自己的事弄好这几年河南人声价大跌，真的应了一句老话“其亡也忽”。在历史演进中，只是“一忽儿”的事，他就不行了。南方有些商家，挂出了“河南人免谈生意”。有的打出“警惕河南骗子”的大条幅，赫然悬之通衢大道。
我还听过一个笑话．说董存瑞的战友河南老乡，和董存瑞一道进了桥头堡下要炸桥，却忘了带炸药支架。河南老乡说：“我去取支架。”一下子溜走了泥牛入海。冲锋号一响，董一下子急了，举起炸药包便引爆了。他最后喊的一句也不是电影上说的“为了……”，而是“妈的，河南人真不是东西”。还有个笑话说，山西制造的假酒案查明主犯是河南人，这样的人当然要枪毙。问他临终有什么要求，他说“希望解回原籍”，因为他寄望河南的枪子儿也是假货。河南人的声誉，真有点像下酒菜，亲朋好友部属故旧相聚．觥筹交错间，一套又一套“说河南人”大喙解酒。
这件事我原本不大在意的，我本人原产山西，在河南算是侨居。河南人好歹有点“于我如浮云”的味道，听听笑笑而已。但近來上网，又看河南、中央一些报刊竟郑重其事地辩解起來，“河南怎么怎么好，事实是怎样怎样的……”手忙脚乱地出招应招。这样的情节有点像金庸小说里的武林下辈郭靖，來一招“亢龙有悔”，接着又是一招“亢龙有悔”，总之是一推一挡对付参仙老怪就是了。我的朋友周大新，还写了一篇文章，请求人们“别再骂河南人了，河南是中国的祖业兴创之地。”他并说：“世界今日之观中国，犹中国今日之观河南。”因之不宜有“大省沙文主义”云云。今年春天到北大办个演讲会，又有同学挺身而起，儒雅相问：“现如今河南人名声不好，先生对此有何看法？”仓促之间应对：“我虽晋人，但三岁入豫，至今半世纪有余，吃河南之粮，喝河南之水，自以为已是河南人。河南人今日有难，我现在应与豫人共患。”
这话白赢得了一阵掌声，但其实是废话，是忠厚人的厚道话，鲁迅说是“无用的别名”。
现在吹祖宗沒用，“我有龙门石窟，有相国寺，有卧龙岗，有张衡…-··你有吗？”----人家说你现在眼前的事，你炫耀这些干吗？日本人打进來时就说过，“你们祖宗伟大，但你们不行”的话头。
周大新是我的好朋友，极善良的人，总希望各国总统开个会，把人类造武器的钱统统裁掉來办学校。但他向人求情，我却以为太软了，应该梗筋挺项回说一句：“操妈的!河南老子，怎么啦!不是你们祖宗吗？”这股弱肉强食之世风下，劝富中国人悯惜穷中国人，犹劝富外国悯惜穷中国般缘木求鱼。香港人见英国人腿脖子都抽筋，见了内地老乡如何？头矗得葱笔似的----就这样。
唐贞观年问，唐太宗曾与大臣议及山西、河北诸人异同。魏徵当时就批驳说：根本就不应该这么看----以地域分人种，这种可笑的大省或大郡(包括北京、上海等地)“沙文主义”从來都带着些个混账理论。现今之事，以我观之，是“时髦”欺侮河南人。“牛皮”得像假洋鬼子见了阿Q，自有那份“自豪”。暴发户遇见了破落贵族，他就那么个阴微下贱的心思----能操练就操练你一下，你怎样？所以河南人应该研究一下曾国藩，咬牙忍性怀恨怀痛挺一阵子，把我们自己的事弄好，那么也许有一日，今日之笑料或成彼日自羞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