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八章
“卖友”是中国源远流长文化中一个颇为常见的老题目了，也可说是我们的一个“国粹”。我想说的，朋友有时有的也教人闻风丧胆…·新年伊始，蒙香港《明报月刊》稿约，写了一篇文章。说了千年虫，又说人间虫，煞是厉害。牵扯到金庸的，我说他是“闭门家中坐，‘虫’从天上来”。
这虫说的就是王朔。
细看王朔之咬金庸，静如处子，出若脱兔，无故加之，猝然临之，又快又狠叼起一口，血淋淋的一冲而去，再将目光恶狠狠转向他人——这看上去真恶。
我起先愕然，这怎么啦？是怎么回事？惊定回思，用另一边牙咀嚼，细品其味，久之不禁莞尔：咬你就咬你，咬你没商量。公开明白直出直入。王某是条好虫；壮哉此虫!他的“这件事儿”不够朋友。
然而金庸王朔本就不是朋友，他也不曾自称过是金庸的朋友。不管出于什么动机，王朔不够朋友够豪杰。
朋友，是个很美的名词。一听这名字，弄历史的一下子会想起管仲、鲍叔牙，或许还会想到鲁肃、周瑜“指囤赠粮”。一班串街坊坐茶馆的只怕未必雅到“高山流水”，大谈钟子期与俞伯牙，他们更多的是留意那片绯红桃林中的艳阳暖春，刘关张义结生死的故事。如今的铁哥儿们迪斯科跳累了，也会用塑料吸管嚷着“高乐高”，大谈其“永恒的友谊”。这真是快意的词儿。
但其实远不是那般美好。雅人们造的《诗经》云：“鹦其鸣矣，求其友声。”孔子说“不亦乐乎”，似乎朋友们都能像秦琼那般“两肋插刀”——他实在并没有那事儿，插刀的似乎是单雄信——插的也是朋友的刀。倒是如二桃杀三士之类的事儿不少，稍一名利拨动(一个桃子值五毛钱吧)立刻血溅当常按朋友叙人五伦见《孟子》一书：“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朋友”排在老五。照我的想头，大约因为朋友在社交中的位置紧要，所以列进“伦”内；又大约因为朋友之间制约力最小，所以故忝居最末；且是因为朋友之间最易有出卖行为，亚圣因而干脆就提出了“以信为本”。
“卖友”是中国源远流长文化中一个颇为常见的老题目了，也可说是我们的一个“国粹”。我在“文革”时见到人们起劲地互揭隐私，互相抄家，乌鸡眼对乌鸡眼，坑陷心对坑陷心，日夕不遑宁处。“对手”们几乎都是平日合穿一条裤子还嫌肥的“朋友”!曾亲眼见一群“哥们儿”抄朋友家，红了眼，喝了什么符水似的呼啸而入，抢砸打之外还带着搜钞票扑金银觅宝贝——这家子其实平日极善待他们的，青年光棍们周末常在这里过，有剁饺子馅的、擀面皮、包饺子、下汤锅…”热气腾腾中向长辈呼叔叔，喊阿姨——此刻变脸一切面皮不讲，“热气腾腾”翻成“杀气腾腾”，都是恶煞一般!彼时年轻，亲眼见斯情斯景，只是暗自讶叹：“勘破世情惊破胆，实是世事寒透心。”这句话后来还蹿入了小说“明珠抄家”一段文字。
这是“人心不古”了？后来看古书里说的，不是的。
有名的一对儿，前汉的张耳、陈余，《史记》中载，二人初为“刎颈之交”——割头换命的朋友，后来铁哥们儿反目互为敌国，遂成生死冤家。后来弄清史，又见有李光地、陈梦雷一对儿，文友朋友同年同乡，蜜里调油的交情。三藩乱起，陈投耿精忠，与李约定内应外合共图大事。不料天下承平，李光地做了高官，变脸不认账“没有那回事”!一个指彼“投敌”，一个说此“卖友”，亏得康熙惜才，陈梦雷才没掉脑袋。当时《与李光地绝交书》风行天下，究竟密谋实情如何，至今使清史专家大伤脑筋。
这原是“古已有之”的事了。追忆过去，不免审量现在，想想别人，自然又思量自己。名利场上的事变来变去，无非绕着“钱权”二字走马灯般转就是了。前年与一位朋友戏谈，说及这些前事，我称“贫贱宜交友，富贵易见心”。一个人经得贫贱考验不算了不起的事，若能经得鲜花掌声叫好鼓噪金钱钞票…·的洗礼，那才真叫难。这自是因我处境有感而发，不料他听了箕张双臂，眸子闪光，热情地望天调侃：“啊，上帝!让这后一种‘难’的考验陕点降临到我头上吧!”年来《雍正皇帝》一书出风头，招来不少事。先是有人代我不平，说及旁边有人“近殿欺佛”，接着有人代不平而不平质问：“谁是佛？哪里是殿？谁又欺佛来着r我未及解释，又有文章出来指斥二月河“信口开河”，要追究“罪责”。有背地里交代编辑部“不要登二月河稿子的”；有关照评委会不要给我书评奖的；说“清高”的，骂“讨厌”的，不一而足…·我都不大理会，因为我不是圣贤人，有了那么多过誉之辞已很不安，也当允许人说个“不好”。再则，那些人都不曾自称过是我朋友，干吗要计较人家？不料近日又有新“事”，一位多年老友在一次全国性文友会议上掰着手指娓娓而谈：二月河某某书得稿费几何，某某书得版税若干。很温情笑眯眯也很煞有介事地说我“开了天价”，是多少多少百万。以他的权威身份说这样话，自然无人不信，自然“骇然而哗”——哇!写稿子也能成千万富翁呀!我想，“讨厌”不要紧，嘁嘁喳喳议论几声也不要紧。读者听了这话会怎样想？二月河不但是个胖子，原来还是个阔佬写书给我看!文界诸友会想：你一向清高，背后竟是狮子大张口？记者想……至于黑道儿上哥们儿怎么想，那就难猜了。我不叫穷，因为我有稿费可拿；我想说的是“朋友”二字，有时有的也教人闻风丧胆呢!所以回头又想告诉金庸，王朔也自有他的可人处。既不冒充是你的朋友，又是读不进你的书的读者，跳脚骂你几句何妨？外头瑞雪纷纷，万花翔落，湛清的清水湖上涟渡荡漾，无数蝴蝶投水而没。岸边乔木长林雪色迷蒙，沿湖延伸极目无际……案牍陈纸，想起千里外的女儿，思及近旁红尘扰攘，面对美景自然，心绪也就驳杂，兴起兴落难平……快过年了，我看金王二人的戏也就这样子了，“朋友”也不去说他了。平安健康过年是福气。小心门户，防盗防火，小心灯火，小心烟花爆竹……还有，小心朋友…--·文人无行不知何故。中国数千年史典。却教出一大群一大群的顽钝无耻文。可以说。每一朝每一代式微零替。都和他们居中不停地捣蛋有关。捣蛋到了极致，这一朝也就完蛋。
弱冠幸随计。
柬书来上京。
齿稚气方锐，
招视江湖轻。
俯仰五十年，
辛苦事浮名。
世路多险艰，
风波使人惊。
兹游意已阑，
无复少壮情。
见鸟羡高逝，
望乡思退征。
云山遥在梦，
日数归园程。
这首古风是一首怀旧诗，诉说作者自从“弱冠”求名上京，从锐气咄咄雄心万丈的青年，经五十年宦海沉浮，勘破世路人情风波险恶，而今西风瘦马杖策归途一番心境。既有对少年往事的悠远追忆，也有对尘嚣纷扰劫后余生的庆幸，还夹着对未来牧歌田园生涯的向往和欣慰。凭谁说，无论它的意境恬适，格调苍凉，情愫隽永，都可说是上乘之作。那么它的作者是谁呢？严嵩。
说到严嵩，许多人一下子会想到《大红袍》里的海瑞，那是忠臣清官极度对立的一个标准大权奸贪官。且不说在他秉政的二十余年中翻云覆雨拨弄朝政，谀逢君恶赞固宠党同伐异，与儿子严世藩狼狈为奸，结党乱政，杀夏言、杀曾铣、系朱纨、死杨允绳、死李默、死杨继盛……沈束辈、沈炼辈、徐学诗辈——那也都算得人中之精了，但凡正人君子，遭逢到这爷们手中，无不纷纷落马栽跟头被打得落花流水，身死而志不申。这真是奸恶刁狠到了极处的人，偏他就能写出这样的诗——似乎他辛勤为国劳作一生，现在要回乡做遐征之思，要与梅花长伴了!这个恶贯满盈的匪类，却又是分宜山中诗坛一秀。
种竹旋添驯鹤至，
买山聊起读书堂；
开窗古术萧萧籁，
隐几寒花寂寂香。
他是个真不错的诗人呢!
这只是一个例子，我想说的是为人为文的不同。幼时人学，老师曾教我“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多少年一直笃信不疑。有时想想也是这个理儿，李白、杜甫、白居易、范仲淹、辛弃疾、苏东坡、关汉卿、汤显祖，写了那么好的诗文剧赋，人也那么好，可见好人能出好文章，好文章才配得上好人，是相得益彰的佳事——谁知满不是那回事呢？我看是老师也上当了。我们师生在这事上头都中了连环套儿，有些理想化了人生，把人生按戏本儿看了。明代有个宰相，他女儿看戏入了迷，一心要嫁个状元郎—她以为状元都像戏里那般一个个翩翩佳公子，粉面朱唇满腹经纶出口成诗的小白脸儿——想得发疯，老爹果然玉成其志，真的嫁了一个新科状元。她喜滋滋人了洞房，揭了头盖才晓得状元真相，原来是一个彪形大汉，满脸横肉，腰粗十围，毛发蓬蓬然，活脱一个屠户样儿。
我看这事可以为我这篇文章作注，那个可怜的女孩子自尽了，但谁能保得定她不是又错一次呢？读明史是很有意思的。它不同于唐代，一切都包容在一种富丽堂皇之中，像在听一首黄钟大吕奏的钧天之乐。它也不同于宋代，浑浑噩噩得近乎麻木，混账得令人可笑可怜。打开明史，像是看到一伙打群架的，从头打到尾，昏君烈臣、东林东厂、奸权直士、神佛道士、太监倭寇、农民财主、正的邪的、曲的直的，从靖难之役打起一直打到清兵入关，打得昏天黑地，精疲力竭，也就亡国了。中间偶有一阵子休歇，我看也是都打得累极了暂时休战。阿弥陀佛，真热闹煞!正应了鲁迅《好东西歌》：“还有你骂我来我骂你，说得自己蜜样甜”，“相骂声中失土地，相骂声中捐铜钱，失了土地捐了钱，喊声骂声也寂然”，凄凄惨惨乱哄哄完了。
其实真正眼亮的倒是明太祖朱元璋，他似乎对“大头巾”的认识比谁都清楚。元明兴替，元臣危素“弃暗投明”——就是我们从《儒林外史》里读到的那位“危老先生”了。此人是金溪人，字“太朴”，又叫“云林”，由经筵检讨参与修宋、辽、金三史——写《后妃传》查不到史籍。用今天的话说是“缺乏资料”。急中生智，危素就买了些糖块小吃之类贿赂老公儿，套问宫里后妃起居逸事，这般就腿搓绳儿，几百年前的宫闱秘闻也就书之丹青了，由此升官而成翰林学士。这么一个“胜国遗老”，棺材瓤子似的人物，居然敢在朱元璋面前倚老卖老，张口闭口“老臣危素”如何怎样，朱元璋尽管看重他的文章，心里早烦透了他。有一天皇帝御东间侧室，听见危素在帘外走动，问：“是谁？”他说：“是老臣危素。”朱元璋说：“朕还以为是文天祥呢!脚步声这么从容的，原来是你!”罚他去守余阙墓，余阙是元统初进士，累官参知政事。死于陈友谅之难，立庙祀之。危老先生住在这庙里不知心境况味如何？少读《儒林外史》，见里头出尽文人洋相，我多少有点腹诽的意见，“窃以为”作者存心刻薄．后来渐渐读书有得，才晓得文人里头除了屈原、魏徵、文天祥、史可法，明代里头的三杨、海瑞之外，更有卢杞、李林甫、秦桧、严嵩、钱谦益、洪承畴、马士英诸流，似乎比刚正义烈之士还要多些。就明史钻研去，东林党有点像东汉时的清流派了。细看似乎又有不小的区分，都有“派性”，也都尽有投机者，却显得这潭水更浑浊一点。“门户”得张牙舞爪，贪名之态犹如贪利，到末时毕竟一齐露出来原样儿。
那么到底是书误了人，还是人辜负了书？翻开古今史典文论，没有哪本书是教人为非的。很多学术，尽管论点不能令人佩服，出发点与落脚点，也还堂正。即便是八股选文高头讲章——糙谬无用的烂文章，也不见有什么歹意。不知何故，中国数千年史典，却教出一大群一大群的顽钝无耻文人。可以说，每一朝每一代式微零替，都和他们居中不停地捣蛋有关。捣蛋到了极致，这一朝也就完蛋。然后再重新来一遍，循环往复生生不已。这真是件令人悲哀又无可奈何的事。
这虫说的就是王朔。
细看王朔之咬金庸，静如处子，出若脱兔，无故加之，猝然临之，又快又狠叼起一口，血淋淋的一冲而去，再将目光恶狠狠转向他人——这看上去真恶。
我起先愕然，这怎么啦？是怎么回事？惊定回思，用另一边牙咀嚼，细品其味，久之不禁莞尔：咬你就咬你，咬你没商量。公开明白直出直入。王某是条好虫；壮哉此虫!他的“这件事儿”不够朋友。
然而金庸王朔本就不是朋友，他也不曾自称过是金庸的朋友。不管出于什么动机，王朔不够朋友够豪杰。
朋友，是个很美的名词。一听这名字，弄历史的一下子会想起管仲、鲍叔牙，或许还会想到鲁肃、周瑜“指囤赠粮”。一班串街坊坐茶馆的只怕未必雅到“高山流水”，大谈钟子期与俞伯牙，他们更多的是留意那片绯红桃林中的艳阳暖春，刘关张义结生死的故事。如今的铁哥儿们迪斯科跳累了，也会用塑料吸管嚷着“高乐高”，大谈其“永恒的友谊”。这真是快意的词儿。
但其实远不是那般美好。雅人们造的《诗经》云：“鹦其鸣矣，求其友声。”孔子说“不亦乐乎”，似乎朋友们都能像秦琼那般“两肋插刀”——他实在并没有那事儿，插刀的似乎是单雄信——插的也是朋友的刀。倒是如二桃杀三士之类的事儿不少，稍一名利拨动(一个桃子值五毛钱吧)立刻血溅当常按朋友叙人五伦见《孟子》一书：“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朋友”排在老五。照我的想头，大约因为朋友在社交中的位置紧要，所以列进“伦”内；又大约因为朋友之间制约力最小，所以故忝居最末；且是因为朋友之间最易有出卖行为，亚圣因而干脆就提出了“以信为本”。
“卖友”是中国源远流长文化中一个颇为常见的老题目了，也可说是我们的一个“国粹”。我在“文革”时见到人们起劲地互揭隐私，互相抄家，乌鸡眼对乌鸡眼，坑陷心对坑陷心，日夕不遑宁处。“对手”们几乎都是平日合穿一条裤子还嫌肥的“朋友”!曾亲眼见一群“哥们儿”抄朋友家，红了眼，喝了什么符水似的呼啸而入，抢砸打之外还带着搜钞票扑金银觅宝贝——这家子其实平日极善待他们的，青年光棍们周末常在这里过，有剁饺子馅的、擀面皮、包饺子、下汤锅…”热气腾腾中向长辈呼叔叔，喊阿姨——此刻变脸一切面皮不讲，“热气腾腾”翻成“杀气腾腾”，都是恶煞一般!彼时年轻，亲眼见斯情斯景，只是暗自讶叹：“勘破世情惊破胆，实是世事寒透心。”这句话后来还蹿入了小说“明珠抄家”一段文字。
这是“人心不古”了？后来看古书里说的，不是的。
有名的一对儿，前汉的张耳、陈余，《史记》中载，二人初为“刎颈之交”——割头换命的朋友，后来铁哥们儿反目互为敌国，遂成生死冤家。后来弄清史，又见有李光地、陈梦雷一对儿，文友朋友同年同乡，蜜里调油的交情。三藩乱起，陈投耿精忠，与李约定内应外合共图大事。不料天下承平，李光地做了高官，变脸不认账“没有那回事”!一个指彼“投敌”，一个说此“卖友”，亏得康熙惜才，陈梦雷才没掉脑袋。当时《与李光地绝交书》风行天下，究竟密谋实情如何，至今使清史专家大伤脑筋。
这原是“古已有之”的事了。追忆过去，不免审量现在，想想别人，自然又思量自己。名利场上的事变来变去，无非绕着“钱权”二字走马灯般转就是了。前年与一位朋友戏谈，说及这些前事，我称“贫贱宜交友，富贵易见心”。一个人经得贫贱考验不算了不起的事，若能经得鲜花掌声叫好鼓噪金钱钞票…·的洗礼，那才真叫难。这自是因我处境有感而发，不料他听了箕张双臂，眸子闪光，热情地望天调侃：“啊，上帝!让这后一种‘难’的考验陕点降临到我头上吧!”年来《雍正皇帝》一书出风头，招来不少事。先是有人代我不平，说及旁边有人“近殿欺佛”，接着有人代不平而不平质问：“谁是佛？哪里是殿？谁又欺佛来着r我未及解释，又有文章出来指斥二月河“信口开河”，要追究“罪责”。有背地里交代编辑部“不要登二月河稿子的”；有关照评委会不要给我书评奖的；说“清高”的，骂“讨厌”的，不一而足…·我都不大理会，因为我不是圣贤人，有了那么多过誉之辞已很不安，也当允许人说个“不好”。再则，那些人都不曾自称过是我朋友，干吗要计较人家？不料近日又有新“事”，一位多年老友在一次全国性文友会议上掰着手指娓娓而谈：二月河某某书得稿费几何，某某书得版税若干。很温情笑眯眯也很煞有介事地说我“开了天价”，是多少多少百万。以他的权威身份说这样话，自然无人不信，自然“骇然而哗”——哇!写稿子也能成千万富翁呀!我想，“讨厌”不要紧，嘁嘁喳喳议论几声也不要紧。读者听了这话会怎样想？二月河不但是个胖子，原来还是个阔佬写书给我看!文界诸友会想：你一向清高，背后竟是狮子大张口？记者想……至于黑道儿上哥们儿怎么想，那就难猜了。我不叫穷，因为我有稿费可拿；我想说的是“朋友”二字，有时有的也教人闻风丧胆呢!所以回头又想告诉金庸，王朔也自有他的可人处。既不冒充是你的朋友，又是读不进你的书的读者，跳脚骂你几句何妨？外头瑞雪纷纷，万花翔落，湛清的清水湖上涟渡荡漾，无数蝴蝶投水而没。岸边乔木长林雪色迷蒙，沿湖延伸极目无际……案牍陈纸，想起千里外的女儿，思及近旁红尘扰攘，面对美景自然，心绪也就驳杂，兴起兴落难平……快过年了，我看金王二人的戏也就这样子了，“朋友”也不去说他了。平安健康过年是福气。小心门户，防盗防火，小心灯火，小心烟花爆竹……还有，小心朋友…--·文人无行不知何故。中国数千年史典。却教出一大群一大群的顽钝无耻文。可以说。每一朝每一代式微零替。都和他们居中不停地捣蛋有关。捣蛋到了极致，这一朝也就完蛋。
弱冠幸随计。
柬书来上京。
齿稚气方锐，
招视江湖轻。
俯仰五十年，
辛苦事浮名。
世路多险艰，
风波使人惊。
兹游意已阑，
无复少壮情。
见鸟羡高逝，
望乡思退征。
云山遥在梦，
日数归园程。
这首古风是一首怀旧诗，诉说作者自从“弱冠”求名上京，从锐气咄咄雄心万丈的青年，经五十年宦海沉浮，勘破世路人情风波险恶，而今西风瘦马杖策归途一番心境。既有对少年往事的悠远追忆，也有对尘嚣纷扰劫后余生的庆幸，还夹着对未来牧歌田园生涯的向往和欣慰。凭谁说，无论它的意境恬适，格调苍凉，情愫隽永，都可说是上乘之作。那么它的作者是谁呢？严嵩。
说到严嵩，许多人一下子会想到《大红袍》里的海瑞，那是忠臣清官极度对立的一个标准大权奸贪官。且不说在他秉政的二十余年中翻云覆雨拨弄朝政，谀逢君恶赞固宠党同伐异，与儿子严世藩狼狈为奸，结党乱政，杀夏言、杀曾铣、系朱纨、死杨允绳、死李默、死杨继盛……沈束辈、沈炼辈、徐学诗辈——那也都算得人中之精了，但凡正人君子，遭逢到这爷们手中，无不纷纷落马栽跟头被打得落花流水，身死而志不申。这真是奸恶刁狠到了极处的人，偏他就能写出这样的诗——似乎他辛勤为国劳作一生，现在要回乡做遐征之思，要与梅花长伴了!这个恶贯满盈的匪类，却又是分宜山中诗坛一秀。
种竹旋添驯鹤至，
买山聊起读书堂；
开窗古术萧萧籁，
隐几寒花寂寂香。
他是个真不错的诗人呢!
这只是一个例子，我想说的是为人为文的不同。幼时人学，老师曾教我“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多少年一直笃信不疑。有时想想也是这个理儿，李白、杜甫、白居易、范仲淹、辛弃疾、苏东坡、关汉卿、汤显祖，写了那么好的诗文剧赋，人也那么好，可见好人能出好文章，好文章才配得上好人，是相得益彰的佳事——谁知满不是那回事呢？我看是老师也上当了。我们师生在这事上头都中了连环套儿，有些理想化了人生，把人生按戏本儿看了。明代有个宰相，他女儿看戏入了迷，一心要嫁个状元郎—她以为状元都像戏里那般一个个翩翩佳公子，粉面朱唇满腹经纶出口成诗的小白脸儿——想得发疯，老爹果然玉成其志，真的嫁了一个新科状元。她喜滋滋人了洞房，揭了头盖才晓得状元真相，原来是一个彪形大汉，满脸横肉，腰粗十围，毛发蓬蓬然，活脱一个屠户样儿。
我看这事可以为我这篇文章作注，那个可怜的女孩子自尽了，但谁能保得定她不是又错一次呢？读明史是很有意思的。它不同于唐代，一切都包容在一种富丽堂皇之中，像在听一首黄钟大吕奏的钧天之乐。它也不同于宋代，浑浑噩噩得近乎麻木，混账得令人可笑可怜。打开明史，像是看到一伙打群架的，从头打到尾，昏君烈臣、东林东厂、奸权直士、神佛道士、太监倭寇、农民财主、正的邪的、曲的直的，从靖难之役打起一直打到清兵入关，打得昏天黑地，精疲力竭，也就亡国了。中间偶有一阵子休歇，我看也是都打得累极了暂时休战。阿弥陀佛，真热闹煞!正应了鲁迅《好东西歌》：“还有你骂我来我骂你，说得自己蜜样甜”，“相骂声中失土地，相骂声中捐铜钱，失了土地捐了钱，喊声骂声也寂然”，凄凄惨惨乱哄哄完了。
其实真正眼亮的倒是明太祖朱元璋，他似乎对“大头巾”的认识比谁都清楚。元明兴替，元臣危素“弃暗投明”——就是我们从《儒林外史》里读到的那位“危老先生”了。此人是金溪人，字“太朴”，又叫“云林”，由经筵检讨参与修宋、辽、金三史——写《后妃传》查不到史籍。用今天的话说是“缺乏资料”。急中生智，危素就买了些糖块小吃之类贿赂老公儿，套问宫里后妃起居逸事，这般就腿搓绳儿，几百年前的宫闱秘闻也就书之丹青了，由此升官而成翰林学士。这么一个“胜国遗老”，棺材瓤子似的人物，居然敢在朱元璋面前倚老卖老，张口闭口“老臣危素”如何怎样，朱元璋尽管看重他的文章，心里早烦透了他。有一天皇帝御东间侧室，听见危素在帘外走动，问：“是谁？”他说：“是老臣危素。”朱元璋说：“朕还以为是文天祥呢!脚步声这么从容的，原来是你!”罚他去守余阙墓，余阙是元统初进士，累官参知政事。死于陈友谅之难，立庙祀之。危老先生住在这庙里不知心境况味如何？少读《儒林外史》，见里头出尽文人洋相，我多少有点腹诽的意见，“窃以为”作者存心刻薄．后来渐渐读书有得，才晓得文人里头除了屈原、魏徵、文天祥、史可法，明代里头的三杨、海瑞之外，更有卢杞、李林甫、秦桧、严嵩、钱谦益、洪承畴、马士英诸流，似乎比刚正义烈之士还要多些。就明史钻研去，东林党有点像东汉时的清流派了。细看似乎又有不小的区分，都有“派性”，也都尽有投机者，却显得这潭水更浑浊一点。“门户”得张牙舞爪，贪名之态犹如贪利，到末时毕竟一齐露出来原样儿。
那么到底是书误了人，还是人辜负了书？翻开古今史典文论，没有哪本书是教人为非的。很多学术，尽管论点不能令人佩服，出发点与落脚点，也还堂正。即便是八股选文高头讲章——糙谬无用的烂文章，也不见有什么歹意。不知何故，中国数千年史典，却教出一大群一大群的顽钝无耻文人。可以说，每一朝每一代式微零替，都和他们居中不停地捣蛋有关。捣蛋到了极致，这一朝也就完蛋。然后再重新来一遍，循环往复生生不已。这真是件令人悲哀又无可奈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