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六章 铭记忻口，铭记那些伤痛（九）
突然就有泪水从赵光勋的眼窝里涌出。他艰难地说：“不知我还能不能重上战场打鬼子”
“大哥，你会的，你会的。”蔡姑娘轻轻地说，“再上战场，别忘了替我打死一个鬼子……”蔡姑娘说话的语气令赵光勋想起童年的夜晚母亲哼唱歌谣的情景，泪水再次模糊了他的双眼……
独立第3旅第5团机炮连连长周亚文和他的弟兄在204高地附近度过了难熬的几天，阵地上倒是不缺吃，伙夫每天往上送两次饭，有馍馍，有烙饼，就是缺水，干渴得不行。他们每天都与日军发生战斗，有时是白天，有时是夜晚，大伙疲倦已极，只能轮换着趴在战壕里休息一会。说不定什么时候日军的炮弹就飞过來，有的人在睡梦中便身首异处。旧的尸体无法运出或掩埋，新的尸体又层出不穷，向别处望去，只见枪支和各种姿势的死尸铺满地面，血肉模糊，景象十分阴森、恐怖。
战斗间隙，周亚文就在阵地上转一转，他想最后看一眼那些死去的弟兄，他太熟悉他们了，很多人已经跟了他五六年，他们的音容笑貌像显影胶片一样在他面前闪现……他弯腰抓一把焦土，缓缓撒在一张冰冷的面孔上……再抓一把，再撒……
这副凄惨的景象深深刻在了周亚文的脑海里，令他终生难忘。57年后的一个秋日，85岁的周亚文在太原开化寺街他简陋的家中，接待了一位來自远方的年轻人。当他谈到这个难忘的细节时，禁不住数次老泪纵横，震颤不已。他说：“那么多弟兄，转眼就死了，连个坟墓都沒留下。爹娘养那么大，不容易呀……”一说话，他满嘴的假牙就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周亚文是1949年人民解放军攻占太原后投诚的，他最后的一个职务是第6集团军兵站分监。1968年，已回到原籍劳动的周亚文被山西省山阴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判处15年有期徒刑，罪名是“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大肆散布反动言论，侮辱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公社化，攻击我们伟大的旗手**同志”。1975年，周亚文被特赦。
周亚文走过了一条中国旧军人所走过的比较典型的道路。
这天夜里，周亚文指挥全连尚完好的两挺重机枪与前來偷袭的日军激战了很久。后半夜，突然漫山遍野响起冲锋号声，双方的信号弹、照明弹把山沟照得一片通明。邻近的工事里，友军跳出战壕冲锋。有人问周亚文：“连长，咱们怎么办?”周亚文说：“上!”随即，机炮连除留少数人看守重机枪外，其余人拿起轻武器奋起出阵，耳边响起震撼山谷的枪炮声和喊杀声。拂晓前，他们冲到南怀化附近的山底。由于地形复杂，各部又不能协同，混乱的追击反而又给日军造成反击的机会，各部纷纷溃退。周亚文带自己的弟兄返回阵地后，发现周围的友军都撤走了----重机枪沒有步兵掩护是难以继续作战的，不得已，他们跟着往后退。
天亮了，忻口后沟聚集了上千溃兵。几十个执法队员手提冲锋枪或轻机枪跑过來，居高临下俯视着他们。有个军官大声喊：“凡是部队的官长，快去见陈总指挥!”沒有人敢站出來，因为无命令后退，弄不好要杀头。陈长捷督战之严厉，谁都清楚。自陈出任中央兵团的前敌总指挥后，他把各级指挥官都赶到第一线与阵地共存亡，通往后方的各个路口都有执法队严加盘查，往后方运送伤员或搬运物资，必须持有团以上的通行证，否则就要军法从事。据说已有上百人因此被处决，首级就高挂在道路两旁的杨树上。又据说被处决的人中，竟然有团一级的官佐。有人编排说，第9号窑洞门前的忻口后沟 “上去是个鬼门关，下來是个阎王殿”，前方的官兵背后都称陈长捷为“陈屠夫”、“活阎王”，有好几个光杆团长、旅长都在半山腰蹲着，队伍打光了，陈长捷硬是不让下來……
那个军官叠声说：“凡是部队的官长，快去见陈总指挥!”
周亚文看到，有几个他认识的团、营长躲躲闪闪畏缩不前。他壮壮胆子说：“我是机炮连长。”有个执法队员随即把他带进不远处的第9号窑洞。
陈长捷正襟危坐。周亚文敬礼后，忐忑不安地站立一旁。
陈长捷道：“先说说你的情况!”
周亚文鼓起勇气：“报告总指挥，我是独3旅第5团机炮连上尉连长周亚文。”
陈长捷冷冰冰地：“你为什么无命令后撤？”
周亚文回答：“我连官兵伤亡三分之二，4挺重机枪打坏了3挺，剩下的1挺又沒有步兵掩护，只好撤下來。”
陈长捷让周亚文先把人枪带來，由执法队员进行检验，看是否属实。经检验证实周亚文说的是实情后，陈长捷说：“你这个连带下去，让军部李铭鼎参谋长把你们编为收容队，专收缴负伤官兵的枪支，不准他们把枪带到后方去!”
就这样，周亚文和他的残余官兵离开了火线，离开了死神。
离周亚文他们原先的阵地不远处，22岁的排长王增禹正带领他的弟兄苦熬。王增禹原是王靖国第19军的士兵，一年前考入太原晋绥陆军军官教导团当学兵。半个多月前的一天上午，学兵队教育长集合全体学兵讲话，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已由大同南下，第61军军长陈长捷要学兵100名，前往忻口前线参战，谁愿意去谁就报名。”王增禹平时喜欢唱歌，这时他的耳边响起聂耳谱写的抗日救亡歌曲。于是，他第一个举起手來，当众表态：“日军大敌当前，我愿保卫祖国尊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奔赴忻口战场!”在他的带动下，很多同学都举起了手。
到达忻口后，他们被作为补充力量分配到第61军各部，王增禹被分到第72师新编第11团3营9连3排担任排长，接令后他即进入阵地，清点人数，发现3排此时已伤亡近20人，仅余士兵20名。
上了战场，其他的什么就顾不上了。当日军冲锋时，就拼命还击；周围的部队向日军逆袭时，就跟着跳出战壕追击。每天不知要进行几次拉锯战。一静下來，得赶紧用洋镐、铁锹修临时简易掩体。原先构筑的较为牢靠的掩体早被日军的炮火掀掉了，这种临时掩体奈何不了日军的炮弹，每次遭到炮击，总有士兵受伤或阵亡。一天，一块炮弹皮将王增禹左耳后的脖颈擦伤，鲜血直流，当即昏倒在地。与他同时参战担任2排长的贾成玺下颌被炸掉，贾成玺掏出一面小镜，照了照自己，看到不成人样后，贾成玺举枪自杀。
在各个阵地上，重伤号自尽的情况屡见不鲜。
后來接到撤退命令时，王增禹的3排只剩下他和士兵王学义两人。许多年后，他说他一直记着1937年农历三月，第61军第434团程继贤团长写在他笔记本上的四句话：“男儿立志出乡关，生不成名死不还，葬骨何须桑梓地，天涯到处有青山。”他和牺牲于平型关战役中的程继贤是好朋友。
时隔多年之后，杨锡九老人已经记不清他们部队的确切位置。他是第19军第215旅第429团4连7班下士副班长。他只记得他们连的阵地在界河铺附近一个倒八字形的山口上，上级给予他们的任务是守住那个宽约30多米的山口及其两边的山坡。原先守在这个阵地上的友军一个连只剩下了十几个人。本來忻口西北的红土山梁经多日激战后已成一片火海焦土，又沒有明确的地标，如果不亲临现地，很难说清具体位置。估计也在204高地附近。
第19军守崞县的战斗杨锡九沒有参加，那时他被抽调在太原郊外督修工事，听说部队开往晋北后，他让铁匠打了一把大砍刀，刀的两面分别打了“杀敌杀奸”、“成功成仁”各四个字，然后，他背上那把沉重的大砍刀前往崞县归队，刚走到宏道镇，便遇见从崞县撤出的部队。随后他跟着连长党增瑞开赴忻口。
“大哥，你会的，你会的。”蔡姑娘轻轻地说，“再上战场，别忘了替我打死一个鬼子……”蔡姑娘说话的语气令赵光勋想起童年的夜晚母亲哼唱歌谣的情景，泪水再次模糊了他的双眼……
独立第3旅第5团机炮连连长周亚文和他的弟兄在204高地附近度过了难熬的几天，阵地上倒是不缺吃，伙夫每天往上送两次饭，有馍馍，有烙饼，就是缺水，干渴得不行。他们每天都与日军发生战斗，有时是白天，有时是夜晚，大伙疲倦已极，只能轮换着趴在战壕里休息一会。说不定什么时候日军的炮弹就飞过來，有的人在睡梦中便身首异处。旧的尸体无法运出或掩埋，新的尸体又层出不穷，向别处望去，只见枪支和各种姿势的死尸铺满地面，血肉模糊，景象十分阴森、恐怖。
战斗间隙，周亚文就在阵地上转一转，他想最后看一眼那些死去的弟兄，他太熟悉他们了，很多人已经跟了他五六年，他们的音容笑貌像显影胶片一样在他面前闪现……他弯腰抓一把焦土，缓缓撒在一张冰冷的面孔上……再抓一把，再撒……
这副凄惨的景象深深刻在了周亚文的脑海里，令他终生难忘。57年后的一个秋日，85岁的周亚文在太原开化寺街他简陋的家中，接待了一位來自远方的年轻人。当他谈到这个难忘的细节时，禁不住数次老泪纵横，震颤不已。他说：“那么多弟兄，转眼就死了，连个坟墓都沒留下。爹娘养那么大，不容易呀……”一说话，他满嘴的假牙就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周亚文是1949年人民解放军攻占太原后投诚的，他最后的一个职务是第6集团军兵站分监。1968年，已回到原籍劳动的周亚文被山西省山阴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判处15年有期徒刑，罪名是“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大肆散布反动言论，侮辱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公社化，攻击我们伟大的旗手**同志”。1975年，周亚文被特赦。
周亚文走过了一条中国旧军人所走过的比较典型的道路。
这天夜里，周亚文指挥全连尚完好的两挺重机枪与前來偷袭的日军激战了很久。后半夜，突然漫山遍野响起冲锋号声，双方的信号弹、照明弹把山沟照得一片通明。邻近的工事里，友军跳出战壕冲锋。有人问周亚文：“连长，咱们怎么办?”周亚文说：“上!”随即，机炮连除留少数人看守重机枪外，其余人拿起轻武器奋起出阵，耳边响起震撼山谷的枪炮声和喊杀声。拂晓前，他们冲到南怀化附近的山底。由于地形复杂，各部又不能协同，混乱的追击反而又给日军造成反击的机会，各部纷纷溃退。周亚文带自己的弟兄返回阵地后，发现周围的友军都撤走了----重机枪沒有步兵掩护是难以继续作战的，不得已，他们跟着往后退。
天亮了，忻口后沟聚集了上千溃兵。几十个执法队员手提冲锋枪或轻机枪跑过來，居高临下俯视着他们。有个军官大声喊：“凡是部队的官长，快去见陈总指挥!”沒有人敢站出來，因为无命令后退，弄不好要杀头。陈长捷督战之严厉，谁都清楚。自陈出任中央兵团的前敌总指挥后，他把各级指挥官都赶到第一线与阵地共存亡，通往后方的各个路口都有执法队严加盘查，往后方运送伤员或搬运物资，必须持有团以上的通行证，否则就要军法从事。据说已有上百人因此被处决，首级就高挂在道路两旁的杨树上。又据说被处决的人中，竟然有团一级的官佐。有人编排说，第9号窑洞门前的忻口后沟 “上去是个鬼门关，下來是个阎王殿”，前方的官兵背后都称陈长捷为“陈屠夫”、“活阎王”，有好几个光杆团长、旅长都在半山腰蹲着，队伍打光了，陈长捷硬是不让下來……
那个军官叠声说：“凡是部队的官长，快去见陈总指挥!”
周亚文看到，有几个他认识的团、营长躲躲闪闪畏缩不前。他壮壮胆子说：“我是机炮连长。”有个执法队员随即把他带进不远处的第9号窑洞。
陈长捷正襟危坐。周亚文敬礼后，忐忑不安地站立一旁。
陈长捷道：“先说说你的情况!”
周亚文鼓起勇气：“报告总指挥，我是独3旅第5团机炮连上尉连长周亚文。”
陈长捷冷冰冰地：“你为什么无命令后撤？”
周亚文回答：“我连官兵伤亡三分之二，4挺重机枪打坏了3挺，剩下的1挺又沒有步兵掩护，只好撤下來。”
陈长捷让周亚文先把人枪带來，由执法队员进行检验，看是否属实。经检验证实周亚文说的是实情后，陈长捷说：“你这个连带下去，让军部李铭鼎参谋长把你们编为收容队，专收缴负伤官兵的枪支，不准他们把枪带到后方去!”
就这样，周亚文和他的残余官兵离开了火线，离开了死神。
离周亚文他们原先的阵地不远处，22岁的排长王增禹正带领他的弟兄苦熬。王增禹原是王靖国第19军的士兵，一年前考入太原晋绥陆军军官教导团当学兵。半个多月前的一天上午，学兵队教育长集合全体学兵讲话，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已由大同南下，第61军军长陈长捷要学兵100名，前往忻口前线参战，谁愿意去谁就报名。”王增禹平时喜欢唱歌，这时他的耳边响起聂耳谱写的抗日救亡歌曲。于是，他第一个举起手來，当众表态：“日军大敌当前，我愿保卫祖国尊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奔赴忻口战场!”在他的带动下，很多同学都举起了手。
到达忻口后，他们被作为补充力量分配到第61军各部，王增禹被分到第72师新编第11团3营9连3排担任排长，接令后他即进入阵地，清点人数，发现3排此时已伤亡近20人，仅余士兵20名。
上了战场，其他的什么就顾不上了。当日军冲锋时，就拼命还击；周围的部队向日军逆袭时，就跟着跳出战壕追击。每天不知要进行几次拉锯战。一静下來，得赶紧用洋镐、铁锹修临时简易掩体。原先构筑的较为牢靠的掩体早被日军的炮火掀掉了，这种临时掩体奈何不了日军的炮弹，每次遭到炮击，总有士兵受伤或阵亡。一天，一块炮弹皮将王增禹左耳后的脖颈擦伤，鲜血直流，当即昏倒在地。与他同时参战担任2排长的贾成玺下颌被炸掉，贾成玺掏出一面小镜，照了照自己，看到不成人样后，贾成玺举枪自杀。
在各个阵地上，重伤号自尽的情况屡见不鲜。
后來接到撤退命令时，王增禹的3排只剩下他和士兵王学义两人。许多年后，他说他一直记着1937年农历三月，第61军第434团程继贤团长写在他笔记本上的四句话：“男儿立志出乡关，生不成名死不还，葬骨何须桑梓地，天涯到处有青山。”他和牺牲于平型关战役中的程继贤是好朋友。
时隔多年之后，杨锡九老人已经记不清他们部队的确切位置。他是第19军第215旅第429团4连7班下士副班长。他只记得他们连的阵地在界河铺附近一个倒八字形的山口上，上级给予他们的任务是守住那个宽约30多米的山口及其两边的山坡。原先守在这个阵地上的友军一个连只剩下了十几个人。本來忻口西北的红土山梁经多日激战后已成一片火海焦土，又沒有明确的地标，如果不亲临现地，很难说清具体位置。估计也在204高地附近。
第19军守崞县的战斗杨锡九沒有参加，那时他被抽调在太原郊外督修工事，听说部队开往晋北后，他让铁匠打了一把大砍刀，刀的两面分别打了“杀敌杀奸”、“成功成仁”各四个字，然后，他背上那把沉重的大砍刀前往崞县归队，刚走到宏道镇，便遇见从崞县撤出的部队。随后他跟着连长党增瑞开赴忻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