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卷 第七章 苏联丙
莫斯科是欧洲最大的城市。欧洲各国的都市，大都修建有地铁，不过没有哪一座城市的地铁能够和莫斯科的相媲美。莫斯科地铁有一百五十个车站，五百部电动扶梯，地铁的深度，也是世界上首屈一指，每座地铁站都有独特的风格，经过众多的建筑艺术大师的设计和手笔，简直是超级地下艺术殿堂，集建筑、装饰、绘画、雕刻、与叹为观止的工程为一身，是俄罗斯深埋在地下最大的宝贝。莫斯科地铁自动扶梯速度惊人，直立着坠落，回头往上看，已经远离视界，往下看，幻觉自己被潮汐力牵引下沉，飘向深不可测的黑洞奇点。拱门通道将人引入由圆柱和方柱支撑的大厅，穹形顶壁精美的浮雕和吊灯，墙面和地面铺以贵重的红白相间的大理石，在华丽水晶灯下，以著名文学主题，配上历史人物的雕塑与巨型壁画，显得富丽堂皇、气度非凡。一路上观赏这座地底下的罗浮宫，着实为俄罗斯文化艺术博大精深所震撼。地铁艺人的表演，颇有水准，手风琴，提琴和铜管乐器的优美旋律，回肠荡气，余音绕梁。
红场位于红线，绿线以及蓝线的交叉站。出了地铁站，我们可来到这个世界闻名的广场，令人吃惊的是，与天安门广场和上海人民广场相比，它是个袖珍广场，显得狭小，紧凑，地面是由典雅的条石铺成，十分古朴。红场南面是瓦西里升天大教堂，属东正教，修建于中世纪，8 座小教堂拱卫中间大教堂，总共九个金色打底的洋葱头穹窿，五彩缤纷，错落有致，在欧洲教堂建筑艺术中，其风格色彩运用之大胆，无疑异类，独树一帜，但确实是精美的组合。当年的伊凡雷大帝，为了绝版这样漂亮的教堂，让侩子手挖去建筑师的双目。接下来就是号称世界第八奇景的克里姆林宫，整体呈不等边三角形，典型俄罗斯式建筑，装潢华丽。宫殿饰有各种花纹图案。紫铜圆顶的伊凡大帝钟楼，高高地矗立在建筑群之上，据说是古时的烽火台，钟楼左侧有重达40 吨的巨炮，右侧是著名的大钟。无论过去还是今天，都是统治俄罗斯帝国最高权力机关和政府的所在地。红场的正中央是著名的列宁墓，由红黑相间的花岗石建成，列宁遗体安放在水晶棺中，每天都有排长队的游人，参观这位伟人和卫兵换岗仪式，我们曾先后三次路过莫斯科，都无缘瞻仰列宁的遗容。克里姆林宫必非想象中那般金碧辉煌，尤其在上海看惯了中苏友好大厦，和那座中苏热恋时期建筑物比较，由深红色围墙环抱的克里姆林宫，昔日的无产阶级革命策源地，如今显得喑哑和陈旧。宫门口正对宽大的十字路口，除了二个交通警指挥交通，还有几个内务部武装人员来回徘徊。不时有高级轿车和军车出入这座戒备森严的宫殿。
红场的东侧是莫斯科最大的国营百货商场，分上下两层，营业面积很大，像个迷宫。这里有儿童世界和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人来人往，熙熙攘攘。高先生到大商场勾搭黄牛，这可是天子脚下，如此胆大妄为，跟着一边的我们吓得要命。一番折腾以后，一个金发的莫斯科大学生，把我们领到他们的住宅。这是很温馨的家庭寓所，充当女主人的是大学生的同学，一位很美丽的俄罗斯少女，她将糕点放在铺有精致刺绣方巾的托盘上，让客人品尝，又送上配有糖、蜂蜜或果酱的红茶，这是莫斯科家庭传统茶炊文化。房间内布置冬季难得的鲜花，二个大书柜装满了厚重的书，一只波斯猫在壁炉边打盹。高先生和这对好客的爱侣成交了好几笔生意。看来他们最喜欢还是电子表和牛仔衣裤，如雪花牛仔裤是毫不还价地收购去。
晚上我们在俄罗斯顶级的莫斯科大剧院观看一场的芭蕾舞，莫斯科人观看演出穿晚礼服，显得特别高贵。唯独我们这些不速之客，风尘仆仆一身便装，不知有多别扭。实际上门票早已售完，大剧院的门前一站，就过来了人，操英语询问我们是否要买票，美金十元一张。高先生深谙此道，成交价六个卢布一张，位置极差，也值了，真是不虚此行。
看芭蕾之前，我们找了一家很大的饭店，门口设有衣物寄存处。客人们从寒气凛冽的街道进入大厅，首先脱去笨重的大衣和外套。这里迎宾的是个糟鼻子老头，好奇地问我们是来自日本和朝鲜，就是想不着我们是中国人。偌大一个中国，人口占地球四分之一。他们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反之亦然。我们四人，其中多了新识的董先生，青岛人，年轻淳朴，是前往希腊投靠定居的姐姐，走东欧的苏菲亚转道雅典的火车。我们在餐厅挑了个桌子，四面坐下。不久来了一个很迷人的年轻女侍者，表示只有一种饮料，要不要就是这种俄罗斯可乐了。每人来了一瓶，尝了一口，实在不敢恭维。和中国的咳嗽糖浆一个样。
长途火车的六天折腾，大家不约而同想到吃鱼。女侍者找来据说精通英语的经理，是个半大不小的小伙子，不过还是听不懂Fisch是何物，最后我要了一张纸，在上面画了一条水中的鱼，他恍然大悟。很快每人都给上了一道鱼，一上嘴，又咸又腥，完全是生的。高先生把我们敬而远之的盘中餐，通通揽了过去吃个精光，说：“出远门没法子，什么都得将就，壮身子才是重要的。”糟糕的是，主餐的麸皮面包也实在难咽，只得再请经理，请问有无米饭供应，我故技重演，但是这次作画无法奏效，起先他断定是鸡蛋，然后猜测是紫葡萄，最后歉意耸耸肩膀，我们只好作罢。
从莫斯科大剧院返回基辅站，送走了董君，临别时很有点伤感，萍水相逢的朋友，从此东南各自飞，虽说年轻，来日方长，但是这么大的世界，再见面也难。我们回到候车大厅，趴在行李上各自写家书，一路上已经陆续作文，但是为了节省邮资，计划人到东欧再寄。一则，匈牙利是这次前途未卜旅行的第一停留地，匈牙利签证允许我们逗留一个月；二则，在那里将决定飘泊何方，取决我们在匈牙利各西方国家使馆的签证结果。届时，至少可以对为我们悬心吊胆的家人，有个阶段性的交代。
高先生兴致勃勃和一个搬运老头闲聊，你根本无法想象，在语言完全不通的情况下，人们是如何交流的。高先生是不打哑语打诳语，索性用说溜的北京话，抑扬顿挫的音节配合以表情，外加手势比划的肢体语言，这是他的一大发明，整个场面极其滑稽。他试图推销一只会唱歌的电子手表，因为要价太高，羡叹不已的老头还是依依不舍交还高先生。
下半夜，我们乘上开往布达佩斯的列车。我和大成住一包间。为了避免海关的注意，高先生的一大半的行李堆放在我们处，他坐的是四人一间的卧铺车厢，空间有限。这样我们这里便成了货满为患的仓廪，每当我们出入包房，必须在各种大小的旅行箱和纸板箱中作一番努力的攀爬。火车启动后，大成疲惫不堪，和衣而睡，我独自沿着昏暗灯光的走廊徘徊许久。回到卧室，同伴已入梦乡，不时嘟哝着一连串梦呓。我倒在铺位上，望着漆黑一团的窗外，久久不能入睡。
在开往布达佩斯的二天二夜的途中，开始面临食品危机。从中国带出的熟泡面已经消殆一尽，我们还有一包奶粉，还是我的儿子的，当时不满周岁的婴儿，每月可优待购买一袋奶粉。临别时，妻子偷偷塞在我的背囊。触物生情，为之酸鼻。身上的一些外币，不到紧急关头不可轻易动用，餐车自然无法去了。奶粉固然可以充饥，但是外国火车从不供应开水，除非让乘务员端一杯茶过来，但通常是要付钱的，太不人道，出国以来头一遭怀念中国的好来着。康斯但丁为人慷慨，送我们一个大烤鸡，实在盛情难却，事后我们拿了一套丝巾给康斯但丁，让他带给身怀六甲的妻子。
我们的新邻居是一对年轻夫妇，男的叫米沙，是匈牙利籍，娶了个苏联太太，俩人滑雪度假，正在归途之中。米沙会一些少得可怜的英文单词。很快大家都相熟了。对方送了一个匈牙利漆碗，黑底金边，上面有一些别致的图案，我们回赠了一些中国的小礼品，他们十分稀罕。当这对夫妇知道我们的处境，立即倾囊所有卢布送给我们，我们推辞不了掏出美金，米沙坚决不收，说，“我们不久到家了，这个带上，你们路上有用。”当拿着米沙夫妇的卢布，在餐车上消费以享辘辘饥肠的我们，可真有点飘飘若仙的感觉。
米沙夫妇迷上了我们的袖珍立体收录机，当时，无论在苏联还是东欧，这种玩意十分罕见。他们整天泡在我们这里，轮流套上耳机听重金属的西方流行音乐，四人在一狭小空间待久了，气温骤然上升，我对米沙说，如果他们想休息的话，可以带着收录机，请到自己的包房。于是夫妇俩欢天喜地返回。临行时，我们把收录机赠送给他们，一开始他们说什么也不要，我们解释，到了西方，这种东西很多。最后他们才收下。
过苏匈边境的时候，匈牙利方面的边防检查风格近似西方，十分简捷，一个乐吟吟的匈牙利边防人员，在我们护照加盖入境章，双指在大檐帽碰一下致敬，便完了事。本来一路上对高先生寄存的货物捏了一把汗，看来担忧是多余的。边检时，康斯但丁出示他的CCCP外交护照，才知道他是个空军少校，是华沙条约组织军事使团驻匈的苏方成员，怪不得在餐车共进早餐时，和二个中国人同桌，他显得稍微的拘谨不安，他的身份敏感，在公开场合上，不宜和外国人接触。后来到达布达佩斯，康斯但丁帮了大忙。国家往往不如草民来的厚道，那个年代，国与国之间成了冤家，政治家们互相斗得声嘶力竭，善良百姓未必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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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场位于红线，绿线以及蓝线的交叉站。出了地铁站，我们可来到这个世界闻名的广场，令人吃惊的是，与天安门广场和上海人民广场相比，它是个袖珍广场，显得狭小，紧凑，地面是由典雅的条石铺成，十分古朴。红场南面是瓦西里升天大教堂，属东正教，修建于中世纪，8 座小教堂拱卫中间大教堂，总共九个金色打底的洋葱头穹窿，五彩缤纷，错落有致，在欧洲教堂建筑艺术中，其风格色彩运用之大胆，无疑异类，独树一帜，但确实是精美的组合。当年的伊凡雷大帝，为了绝版这样漂亮的教堂，让侩子手挖去建筑师的双目。接下来就是号称世界第八奇景的克里姆林宫，整体呈不等边三角形，典型俄罗斯式建筑，装潢华丽。宫殿饰有各种花纹图案。紫铜圆顶的伊凡大帝钟楼，高高地矗立在建筑群之上，据说是古时的烽火台，钟楼左侧有重达40 吨的巨炮，右侧是著名的大钟。无论过去还是今天，都是统治俄罗斯帝国最高权力机关和政府的所在地。红场的正中央是著名的列宁墓，由红黑相间的花岗石建成，列宁遗体安放在水晶棺中，每天都有排长队的游人，参观这位伟人和卫兵换岗仪式，我们曾先后三次路过莫斯科，都无缘瞻仰列宁的遗容。克里姆林宫必非想象中那般金碧辉煌，尤其在上海看惯了中苏友好大厦，和那座中苏热恋时期建筑物比较，由深红色围墙环抱的克里姆林宫，昔日的无产阶级革命策源地，如今显得喑哑和陈旧。宫门口正对宽大的十字路口，除了二个交通警指挥交通，还有几个内务部武装人员来回徘徊。不时有高级轿车和军车出入这座戒备森严的宫殿。
红场的东侧是莫斯科最大的国营百货商场，分上下两层，营业面积很大，像个迷宫。这里有儿童世界和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人来人往，熙熙攘攘。高先生到大商场勾搭黄牛，这可是天子脚下，如此胆大妄为，跟着一边的我们吓得要命。一番折腾以后，一个金发的莫斯科大学生，把我们领到他们的住宅。这是很温馨的家庭寓所，充当女主人的是大学生的同学，一位很美丽的俄罗斯少女，她将糕点放在铺有精致刺绣方巾的托盘上，让客人品尝，又送上配有糖、蜂蜜或果酱的红茶，这是莫斯科家庭传统茶炊文化。房间内布置冬季难得的鲜花，二个大书柜装满了厚重的书，一只波斯猫在壁炉边打盹。高先生和这对好客的爱侣成交了好几笔生意。看来他们最喜欢还是电子表和牛仔衣裤，如雪花牛仔裤是毫不还价地收购去。
晚上我们在俄罗斯顶级的莫斯科大剧院观看一场的芭蕾舞，莫斯科人观看演出穿晚礼服，显得特别高贵。唯独我们这些不速之客，风尘仆仆一身便装，不知有多别扭。实际上门票早已售完，大剧院的门前一站，就过来了人，操英语询问我们是否要买票，美金十元一张。高先生深谙此道，成交价六个卢布一张，位置极差，也值了，真是不虚此行。
看芭蕾之前，我们找了一家很大的饭店，门口设有衣物寄存处。客人们从寒气凛冽的街道进入大厅，首先脱去笨重的大衣和外套。这里迎宾的是个糟鼻子老头，好奇地问我们是来自日本和朝鲜，就是想不着我们是中国人。偌大一个中国，人口占地球四分之一。他们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反之亦然。我们四人，其中多了新识的董先生，青岛人，年轻淳朴，是前往希腊投靠定居的姐姐，走东欧的苏菲亚转道雅典的火车。我们在餐厅挑了个桌子，四面坐下。不久来了一个很迷人的年轻女侍者，表示只有一种饮料，要不要就是这种俄罗斯可乐了。每人来了一瓶，尝了一口，实在不敢恭维。和中国的咳嗽糖浆一个样。
长途火车的六天折腾，大家不约而同想到吃鱼。女侍者找来据说精通英语的经理，是个半大不小的小伙子，不过还是听不懂Fisch是何物，最后我要了一张纸，在上面画了一条水中的鱼，他恍然大悟。很快每人都给上了一道鱼，一上嘴，又咸又腥，完全是生的。高先生把我们敬而远之的盘中餐，通通揽了过去吃个精光，说：“出远门没法子，什么都得将就，壮身子才是重要的。”糟糕的是，主餐的麸皮面包也实在难咽，只得再请经理，请问有无米饭供应，我故技重演，但是这次作画无法奏效，起先他断定是鸡蛋，然后猜测是紫葡萄，最后歉意耸耸肩膀，我们只好作罢。
从莫斯科大剧院返回基辅站，送走了董君，临别时很有点伤感，萍水相逢的朋友，从此东南各自飞，虽说年轻，来日方长，但是这么大的世界，再见面也难。我们回到候车大厅，趴在行李上各自写家书，一路上已经陆续作文，但是为了节省邮资，计划人到东欧再寄。一则，匈牙利是这次前途未卜旅行的第一停留地，匈牙利签证允许我们逗留一个月；二则，在那里将决定飘泊何方，取决我们在匈牙利各西方国家使馆的签证结果。届时，至少可以对为我们悬心吊胆的家人，有个阶段性的交代。
高先生兴致勃勃和一个搬运老头闲聊，你根本无法想象，在语言完全不通的情况下，人们是如何交流的。高先生是不打哑语打诳语，索性用说溜的北京话，抑扬顿挫的音节配合以表情，外加手势比划的肢体语言，这是他的一大发明，整个场面极其滑稽。他试图推销一只会唱歌的电子手表，因为要价太高，羡叹不已的老头还是依依不舍交还高先生。
下半夜，我们乘上开往布达佩斯的列车。我和大成住一包间。为了避免海关的注意，高先生的一大半的行李堆放在我们处，他坐的是四人一间的卧铺车厢，空间有限。这样我们这里便成了货满为患的仓廪，每当我们出入包房，必须在各种大小的旅行箱和纸板箱中作一番努力的攀爬。火车启动后，大成疲惫不堪，和衣而睡，我独自沿着昏暗灯光的走廊徘徊许久。回到卧室，同伴已入梦乡，不时嘟哝着一连串梦呓。我倒在铺位上，望着漆黑一团的窗外，久久不能入睡。
在开往布达佩斯的二天二夜的途中，开始面临食品危机。从中国带出的熟泡面已经消殆一尽，我们还有一包奶粉，还是我的儿子的，当时不满周岁的婴儿，每月可优待购买一袋奶粉。临别时，妻子偷偷塞在我的背囊。触物生情，为之酸鼻。身上的一些外币，不到紧急关头不可轻易动用，餐车自然无法去了。奶粉固然可以充饥，但是外国火车从不供应开水，除非让乘务员端一杯茶过来，但通常是要付钱的，太不人道，出国以来头一遭怀念中国的好来着。康斯但丁为人慷慨，送我们一个大烤鸡，实在盛情难却，事后我们拿了一套丝巾给康斯但丁，让他带给身怀六甲的妻子。
我们的新邻居是一对年轻夫妇，男的叫米沙，是匈牙利籍，娶了个苏联太太，俩人滑雪度假，正在归途之中。米沙会一些少得可怜的英文单词。很快大家都相熟了。对方送了一个匈牙利漆碗，黑底金边，上面有一些别致的图案，我们回赠了一些中国的小礼品，他们十分稀罕。当这对夫妇知道我们的处境，立即倾囊所有卢布送给我们，我们推辞不了掏出美金，米沙坚决不收，说，“我们不久到家了，这个带上，你们路上有用。”当拿着米沙夫妇的卢布，在餐车上消费以享辘辘饥肠的我们，可真有点飘飘若仙的感觉。
米沙夫妇迷上了我们的袖珍立体收录机，当时，无论在苏联还是东欧，这种玩意十分罕见。他们整天泡在我们这里，轮流套上耳机听重金属的西方流行音乐，四人在一狭小空间待久了，气温骤然上升，我对米沙说，如果他们想休息的话，可以带着收录机，请到自己的包房。于是夫妇俩欢天喜地返回。临行时，我们把收录机赠送给他们，一开始他们说什么也不要，我们解释，到了西方，这种东西很多。最后他们才收下。
过苏匈边境的时候，匈牙利方面的边防检查风格近似西方，十分简捷，一个乐吟吟的匈牙利边防人员，在我们护照加盖入境章，双指在大檐帽碰一下致敬，便完了事。本来一路上对高先生寄存的货物捏了一把汗，看来担忧是多余的。边检时，康斯但丁出示他的CCCP外交护照，才知道他是个空军少校，是华沙条约组织军事使团驻匈的苏方成员，怪不得在餐车共进早餐时，和二个中国人同桌，他显得稍微的拘谨不安，他的身份敏感，在公开场合上，不宜和外国人接触。后来到达布达佩斯，康斯但丁帮了大忙。国家往往不如草民来的厚道，那个年代，国与国之间成了冤家，政治家们互相斗得声嘶力竭，善良百姓未必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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