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卷 第十四篇 复苏的甜蜜(上)
第十四篇 复苏的甜蜜(上)
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两辆大轿车停在北大第一体育馆外面。一帮土里土气的人，带着他们的行李下来了，是剑之锋和他的同学。刚从乡下回来，太仓促，宿舍没有腾出来，只好暂住这里。半个月后才搬回了三十八斋。
他们正在乡下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快一年了。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掀起了狂风，把他们给卷了回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里是地震的中心。也就两个多月，风暴便席卷了全国。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北大大饭厅的东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在干些什么？》署名以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为首，共七人。
宋硕，何许人？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
陆平，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
彭佩云，北大党委副书记。
一九五七年，右派都没敢指名道姓地指责党委领导人，而这张大字报却指责他们在搞鬼，说他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修正主义轨道。
这还了得，不一会儿就出现了批判这张大字报的大字报。再过一会儿，大字报便铺天盖地了，以大饭厅为中心，延续开去。支持聂元梓的有，但不多，绝大多数都在批判聂元梓，说她是叛徒，是反革命，是右派，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还有人发表演说，要人们提高警惕，不要忘记一九五七年右派向党猖狂进攻。
这天晚上大家也就不睡觉了。中共中央华北局、北京市委、国务院都有领导来调查。北京大学半夜召开全校党团员和学生干部大会，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在会上讲话，要求党员遵守党纪，内外有别，不要把党内的问题公之于众。
连着五六天，北大就像暴风雨来临之前一样，燕雀乱飞，花草乱摇，昏天昏地，人流如潮。不过真正的海啸发生在六月一日。
六月一日晚上八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头一条，全文广播了北大七人的大字报，随后就播了一个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北大一下子就沸腾起来了。有人打电话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质问他们为什么要广播这个大字报，什么人叫你们广播的，你们到底代表谁。而绝大多数人，以中央台的声音为党中央的声音，表示坚决支持。停课闹革命，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白天晚上连轴转。学校专门树起了很多很多大字报专拦，提供贴大字报的糨糊，供应写大字报的大纸和笔墨。从此，北大就乱了。
面对这样的局面，剑之锋很茫然。
学校进驻了工作组，代行校党委职权，领导运动。哲学系比较特殊，以聂元梓为首的党总支领导运动，工作组配合。剑之锋参加了系里的资料组，整理“黑帮”的材料，撰写批判文章。
七月初，《北京日报》记者来采访，给聂元梓一个特写镜头。聂元梓拿着剑之锋的批判稿，对系工作组的组长说：“看来，同学们还得再学习、再提高，他们对黑帮的反动本质还不认识。”
能认识得了吗？哲学系的黑帮有十几个，其中就有四五个是剑之锋他们班的辅导员和教师。从迈进北大开始，这些辅导员和教师就给他们灌输马列主义，怎么一下子却变成了“黑帮”？就整理的材料来看，他们的言行，没有一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剑之锋的认识模糊，剑之锋写的批判文章上不了线，一次又一次地过不了关。
六月底，同学们在讨论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这篇文章说，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剑之锋不同意。他认为，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连这个前提都没有就造反，那是造谁的反？造资产阶级的反就是革命派，造革命者的反就是反革命。
剑之锋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造反精神，因为他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所以，他不能不当保守派。
不过，剑之锋却不承认自己是保守派，同时他也不认为自己是造反派，他给自己的定位是革命派，而且是对革命高度负责的革命派。他写了一篇长长的大字报《论党员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中起模范带头作用》，用了十九张纸，贴在大字报专栏中足有十几米长，引来了一层又一层的誊抄者。他还在反对工作组的浪潮中支持工作组，在江某、康生主持的七月二十六日的万人辩论大会上发言，认为工作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虽然犯有错误，但却不是西安，而是延安，赢得一阵阵热烈掌声。
七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连续两个晚上，江某、康生、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在北大东操场主持召开上万人的大会，就北大工作组究竟执行的是什么路线进行辩论。
江某走上台来，高呼：“向革命小将们学习！向革命小将们致敬！”操场上报以热烈掌声。可是剑之锋却觉得，上来的不是自己头脑里的江某。他没有见过江某，可在什么书里看到过一个外国记者对江某的描写，温柔，娴静。而眼前的江某却是另外一个样子。穿着军装，却在脖子上搭着一条围巾，不伦不类且不说，七月的天，也不合于季节。没过一会儿，她呼叫上来一个中学的女红卫兵，拥抱，亲吻，佩带上了这个女红卫兵献给她的袖章。特别是她在二十六日的讲话，让剑之锋大吃一惊。不是因为她说工作组镇压了革命，这个结论剑之锋有思想准备，从二十五日康生的开场白中就听了出来。有准备你还上台支持工作组，不是自找倒霉！是自找，因为他的确是这样认识的，而且是出于革命的“责任心”。他不讲，自己心里过不去。让他吃惊的是江某点了几个人的名，其中竟然有毛岸青的妻子和毛岸青妻子的母亲，说他们都是坏人。是不是坏人，剑之锋不知道，可是把毛家的家事搬到万人大会上来讲，和文化大革命混在一起讲，而且讲得声嘶力竭，剑之锋很难理解，很难接受，很是痛心，大失所望。
剑之锋完了，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迷失了方向，找不到了党的组织。
第二天，三十八斋外面就贴出了炮轰剑之锋的大标语：
“炮轰剑之锋！”
“剑之锋必须触及自己的灵魂！”
“剑之锋该是回头的时候了！”
“剑之锋是修正主义的苗子！”
不过还好，剑之锋没有得罪过人。他当班长的时候，不管出身好的，还是出身不好的，他都很亲近。在他的头脑里，阶级界限从来没有划到同学们身上。和他最要好的两个同学，一个是富农出身，一个是伪军官出身。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同学们只是标语声讨，没有触及他的肉体，也没有用大字报批判他。没过几天，大家的目光就从他的身上移走了。
虽然同学们没有触动他，虽然他还是一个普通的革命群众，但从聂元梓这个派系来说，他已经没有什么作为了。
剑之锋从进入大学开始，就是班里、系里重视的人物。哲学系六三级有一个学生党支部，几个党员都是岁数比较大的学生，有的是调干，有的是从其他系转过来的。剑之锋在高中就是党组织的发展对象，后来学校接到一个通知，暂时停止在中学生中发展党员，他就没有入了党。但在毕业的时候，却给了他一个异乎寻常的好鉴定。所以，一进大学，他便是全年级的第一培养对象，也是第一个入的党。在同学们的心目中，他是标杆，他是苗子。
这个标杆，这个苗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什么都跟不上。不但跟不上，还站出来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组辩护，这让聂派的脸上甚是无光。
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外派吧！于是他便随着解放军进驻了冀中医学院。
把工作组赶走之后，北大成立了以聂元梓为首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可是不管什么委员会，都控制不了局面了。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了百万红卫兵，至十一月底，又先后七次接见，引动了全国大串联。坐火车可以不买票，吃饭可以不花钱，谁不出去呀？北大校园人流如潮，但北大的师生却很少，绝大多数是外地串联的，斗、批、改难以进行。于是中央于十二月下文，停止全国大串联，要求大中学校的学生回本校“复课闹革命”。还决定派解放军进校，对学生进行军训。
解放军进入学校，任务是军训，不介入两派斗争。可是界限很难划分，不介入是不可能的，于是中央又于一九六七年的一月二十三日下达文件，要求解放军支持左派。这时，北大的军训已近结束，解放军奉命撤出，到其他地区“支左”。解放军“支左”没有经验，请求北大派学生随军协助。于是，剑之锋和北大的一百多位学生便随军走了。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剑之锋进入冀中医学院，负责指导学校广播台的工作。当他往广播台走的时候，学校的大喇叭正在播送《致北大革命战友的一封信》：
北大的革命战友们，你们好！你们旅途辛苦了！
我们冀中医学院的全体革命师生员工，满怀着革命的激情，热烈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我校指导文化大革命。
你们来自北京，来自祖国的首都，来自毛主席的身边。你们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雨露，滋润着我们的心田。你们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阳光，增添了校园的温暖。你们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经验，将把我们冀中医学院的文化大革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你们的到来，振奋了我们的精神，我们满怀信心，要像你们开创出了一个新北大一样，开创出一座满园春色、满园芬芳的新的冀中医学院。
北大的革命战友们！在文化大革命的征程中，你们走在了前面。你们是老大哥，我们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我们更想和你们亲密相处，在革命的风雨中建立起真挚的友谊。让我们像亲兄弟一样，携起手来，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走向更加美好，更加灿烂的明天……”
播音员的那个声调，那个音色，那个语速，那个节奏，把剑之锋吸引住了。他站在一个喇叭下面，不走了。
清脆，悦耳，余音缭绕，充满了真挚，还蕴涵着些许的柔情和甜蜜。
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七八个月了，不管到哪里，喇叭里总是充斥着“冲杀”、“造反”、“打倒”、“砸烂”的喊叫，声嘶力竭，震耳欲聋。可是在这冀中医学院里，却还保持着真挚、柔情和甜蜜，特别是通过那女播音员的玲玲柔声传送出来，真是打动人心。
冀中医学院的广播台位于图书馆楼的第四层，占着连套的三个房间。第一个房间是接待室，进入里间是工作室，再进入里间是播音室。剑之锋走进去的时候，接待室就一个人，正伏在写字台上看稿子，他是广播台的负责人石亦贵。
石亦贵以为来人是投稿的，抬头看了一下，用手指指门边桌上的一个网筐说：“放在筐里就行了。”之后，又低下了头看他的稿子。
剑之锋没停脚，径直走到写字台前，把介绍信放在石亦贵眼下说：“你是石亦贵同学吧？这是我的介绍信。”
看了介绍信，石亦贵立刻站了起来，握着剑之锋的手，热情地说：“你就是剑之锋？我们等了好几天了，今天终于等到了。我代表广播台的全体同学，热烈欢迎你！”
剑之锋说：“谢谢你，也谢谢大家。以后咱们就是战友加朋友了，我建议，免去客套好不好？”
“好！好！真是一见如故。你喝口水，我把这里的情况简单向你汇报一下。详细情况，你慢慢熟悉。”石亦贵给剑之锋倒了一杯水，放在茶几上，拉剑之锋坐在沙发上。
剑之锋笑了，“亦贵！我爱叫名字。从现在开始，不要再说‘汇报’这个词，你说行不行？”
石亦贵也笑了，忙说：“好！好！毕竟你是客人。你不知道，台里的同学们都去过北大，太羡慕你们，也太想听听你们的经验。可是在北大却很少能见到你们的人，更没有人能坐下来和我们聊聊。你来了，当然大家都把你当个宝。”
剑之锋大笑，“这下可糟了！看来非把我给烧化了不可。哎——亦贵！刚才广播《致北大革命战友的一封信》，谁播的。”他问。
“柳秋萍。有什么问题吗？她是东北人，是不是听出了东北口音？”石亦贵生怕出毛病，完全想歪了。
“柳秋萍——柳秋萍——冀中医学院竟有这么好的播音员！”剑之锋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却走了神。
听到这个名字，不知道为什么，剑之锋突然感到异常亲切，好像她是自己家的人，或许她就是自己的媳妇。
这种感觉一掠而过，可对剑之锋震动很大。他很奇怪，大为惊讶。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不由得想起了小时候的事情。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海平来了一帮安徽人，每人手里都提着一个鸟笼子，分散在大街小巷，挨门窜户，给人算命。叫做“黄雀抽牌”。你要问什么，先说说，之后让小鸟从安徽人手里叼出一张牌来，根据牌上的文字，给你解说。一次一仟元。
一仟元，也就等于后来的一毛钱。人们不信黄雀会算命，但却喜欢算。也就一毛钱，玩玩而已。
有一天，剑母和邻居把一个安徽老头叫到院子里，你算我算的，引起了一阵阵笑声。大人算完了，剑母余兴未尽，指着小之锋说：“你给这个孩子算一算。”
“算什么？”老头问。
“前途，婚姻。”剑母说。
问完了生辰八字，安徽老头嘴里嘟囔了些什么。之后把笼门打开，小鸟跳出来，从摊在安徽人手里的牌中叼出一张来。
“这个孩子有福相，如果多念些书，长大会有功名的。”老头看着牌说。
“那还用你说，不管是谁，多念书总没错。”小之锋心里想。
“要说婚姻，已经有了，女方在东北方向千里之外。”老头继续说。
“我们家从来没有东北的朋友，怎么会有东北方向千里之外的媳妇呢？”剑母笑着问。
“解卦人只管牌意，牌上没有的不敢妄语。缘分不是人能预料的，人生的变化，谁也说不好。”老头说的还挺入情理，不像骗人。
老头的话，不知道别人上心不上心，小之锋却记在了心里。他想长大之后去验证。
今天可好，这柳秋萍是东北人。难道应验了安徽老头算的卦？不然的话，自己怎么会把柳秋萍当媳妇呢？
疑惑，剑之锋疑惑！谁曾想到，一个疑惑还未解开，便来了一个更大的疑惑。
里间的门开了，走出一个女学生来。
这女学生刚一出来，剑之锋便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因为出现在他眼前的不是别人，而是蓝心月。
“心月！”剑之锋刚要脱口而出，突然顿住了。他犹豫了，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过他的眼睛的确出了错，不是蓝心月。
不是蓝心月，可极像蓝心月。脸盘，身架，仪表，装束，都像极了，连身上穿的那件中式蓝色套衫，搭在身前的那两条辫子，和蓝心月如出一辙。稍微的差别是有的，比蓝心月大了一些，成熟了一些。可是已经三年了，蓝心月今天站到这里也会是这么大，也会是这么成熟的呀！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来台指导工作的北大同学剑之锋。”石亦贵向那女学生说。之后又转向剑之锋，“这就是柳秋萍，刚才广播信的就是她。”
“您好！欢迎您！”柳秋萍主动伸出手来，脸上带着礼节性的微笑。
“您好！谢谢！听您的播音，真是一种享受。”剑之锋很有风度地和柳秋萍握着手，不失时机地恭维一句，不过确是他的心里话。
“以后还请您多多指导。”柳秋萍客套了一句，之后转向石亦贵，“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好的。晚上七点半台里开会，和北大的同学见见面。”石亦贵说着，从桌上拿了几份稿子递给柳秋萍，“这是明天要播的稿子。”
柳秋萍接过稿子，向剑之锋点点头，道声“失陪”，开门走了。随着轻轻的关门声，不知道为什么，剑之锋一阵失落。
“这个柳秋萍进台也就几天。挺难请的，人家不愿来。”石亦贵说。
“为什么？”剑之锋问。
“内向，不愿出头露面。”
“那你们是怎么发现的？”
“班里同学都说她嗓音好，读《人民日报》社论和长篇报道，她准跑不了。一开始她推，推不了，就只好应承。谁知道，这一读就读出了名声。好像在哪儿受过训练，音色柔润，字正腔圆，那风格，很像中央台的女播音员。去年五一，学校举办文艺晚会，她们年级出了一个哑剧，她和一个男生负责朗诵，观众都听得入了神。结束时，大约有半秒钟，全场一片寂静，随后就是轰鸣般的掌声，谢了好几次幕才下去。打那之后，台里就向系里要人，人家不来。说是影响学习，又说会脱离班集体。”
“后来怎么来了？”
“这不是解放军来了吗？一谈话，谁敢不服从？这是命令。”
这天晚上，剑之锋久久不能入睡，他的心有点乱。可这种乱又不同于以前。以前的乱是心里烦，今晚的乱却是心里甜。
蓝心月，一直是他心里的爱。虽然失去了，但却藏在了心底。他的情感也随着心月的影子锁在了心底。三年了，不是没有受到过情感冲击，但冲击波没能冲开这把锁。一遇到它，就反弹回来，消散开去，失去了冲击力。然而今天却有点怪，人家柳秋萍并没有向他发动攻击，可是那把锁却自己脱落了，柳秋萍的形象不但进入了他的心底，还与蓝心月的影子合成一体，化作一股心潮涌了上来，在剑之锋的胸中翻滚。翻来覆去的，其中融和着股股甜蜜。
一九六五年九月，北京大学文科学生都下乡了，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剑之锋和他们班的四个同学分配到了朝阳区十里店公社萝卜庄工作队。
工作队有三十多个队员，除了北大学生，还有北工大学生、机关干部、企事业领导和解放军军官。工作队队部设在一个仓库大院里，队长于玉山是江城市农机局副局长，副队长罗东升是江城饭店财务科科长，工作队办公室秘书肖婷婷是北工大的学生，剑之锋是工作队党支部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其他队员都分配到了各个生产小队。四个生产小队，一个小队一个工作组，一个工作组六七个工作队员。
这天下也太小了，三十几个人中竟然有剑之锋的同乡，那就是肖婷婷。
肖婷婷字写得漂亮，文笔也好，出手还挺快，是个当秘书的好材料。可是能不能让她担任工作队办公室秘书，党支部还认真研究过一番，报公社工作团党委批准后，才正式宣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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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两辆大轿车停在北大第一体育馆外面。一帮土里土气的人，带着他们的行李下来了，是剑之锋和他的同学。刚从乡下回来，太仓促，宿舍没有腾出来，只好暂住这里。半个月后才搬回了三十八斋。
他们正在乡下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快一年了。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掀起了狂风，把他们给卷了回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里是地震的中心。也就两个多月，风暴便席卷了全国。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北大大饭厅的东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在干些什么？》署名以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为首，共七人。
宋硕，何许人？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
陆平，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
彭佩云，北大党委副书记。
一九五七年，右派都没敢指名道姓地指责党委领导人，而这张大字报却指责他们在搞鬼，说他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修正主义轨道。
这还了得，不一会儿就出现了批判这张大字报的大字报。再过一会儿，大字报便铺天盖地了，以大饭厅为中心，延续开去。支持聂元梓的有，但不多，绝大多数都在批判聂元梓，说她是叛徒，是反革命，是右派，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还有人发表演说，要人们提高警惕，不要忘记一九五七年右派向党猖狂进攻。
这天晚上大家也就不睡觉了。中共中央华北局、北京市委、国务院都有领导来调查。北京大学半夜召开全校党团员和学生干部大会，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在会上讲话，要求党员遵守党纪，内外有别，不要把党内的问题公之于众。
连着五六天，北大就像暴风雨来临之前一样，燕雀乱飞，花草乱摇，昏天昏地，人流如潮。不过真正的海啸发生在六月一日。
六月一日晚上八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头一条，全文广播了北大七人的大字报，随后就播了一个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北大一下子就沸腾起来了。有人打电话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质问他们为什么要广播这个大字报，什么人叫你们广播的，你们到底代表谁。而绝大多数人，以中央台的声音为党中央的声音，表示坚决支持。停课闹革命，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白天晚上连轴转。学校专门树起了很多很多大字报专拦，提供贴大字报的糨糊，供应写大字报的大纸和笔墨。从此，北大就乱了。
面对这样的局面，剑之锋很茫然。
学校进驻了工作组，代行校党委职权，领导运动。哲学系比较特殊，以聂元梓为首的党总支领导运动，工作组配合。剑之锋参加了系里的资料组，整理“黑帮”的材料，撰写批判文章。
七月初，《北京日报》记者来采访，给聂元梓一个特写镜头。聂元梓拿着剑之锋的批判稿，对系工作组的组长说：“看来，同学们还得再学习、再提高，他们对黑帮的反动本质还不认识。”
能认识得了吗？哲学系的黑帮有十几个，其中就有四五个是剑之锋他们班的辅导员和教师。从迈进北大开始，这些辅导员和教师就给他们灌输马列主义，怎么一下子却变成了“黑帮”？就整理的材料来看，他们的言行，没有一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剑之锋的认识模糊，剑之锋写的批判文章上不了线，一次又一次地过不了关。
六月底，同学们在讨论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这篇文章说，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剑之锋不同意。他认为，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连这个前提都没有就造反，那是造谁的反？造资产阶级的反就是革命派，造革命者的反就是反革命。
剑之锋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造反精神，因为他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所以，他不能不当保守派。
不过，剑之锋却不承认自己是保守派，同时他也不认为自己是造反派，他给自己的定位是革命派，而且是对革命高度负责的革命派。他写了一篇长长的大字报《论党员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中起模范带头作用》，用了十九张纸，贴在大字报专栏中足有十几米长，引来了一层又一层的誊抄者。他还在反对工作组的浪潮中支持工作组，在江某、康生主持的七月二十六日的万人辩论大会上发言，认为工作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虽然犯有错误，但却不是西安，而是延安，赢得一阵阵热烈掌声。
七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连续两个晚上，江某、康生、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在北大东操场主持召开上万人的大会，就北大工作组究竟执行的是什么路线进行辩论。
江某走上台来，高呼：“向革命小将们学习！向革命小将们致敬！”操场上报以热烈掌声。可是剑之锋却觉得，上来的不是自己头脑里的江某。他没有见过江某，可在什么书里看到过一个外国记者对江某的描写，温柔，娴静。而眼前的江某却是另外一个样子。穿着军装，却在脖子上搭着一条围巾，不伦不类且不说，七月的天，也不合于季节。没过一会儿，她呼叫上来一个中学的女红卫兵，拥抱，亲吻，佩带上了这个女红卫兵献给她的袖章。特别是她在二十六日的讲话，让剑之锋大吃一惊。不是因为她说工作组镇压了革命，这个结论剑之锋有思想准备，从二十五日康生的开场白中就听了出来。有准备你还上台支持工作组，不是自找倒霉！是自找，因为他的确是这样认识的，而且是出于革命的“责任心”。他不讲，自己心里过不去。让他吃惊的是江某点了几个人的名，其中竟然有毛岸青的妻子和毛岸青妻子的母亲，说他们都是坏人。是不是坏人，剑之锋不知道，可是把毛家的家事搬到万人大会上来讲，和文化大革命混在一起讲，而且讲得声嘶力竭，剑之锋很难理解，很难接受，很是痛心，大失所望。
剑之锋完了，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迷失了方向，找不到了党的组织。
第二天，三十八斋外面就贴出了炮轰剑之锋的大标语：
“炮轰剑之锋！”
“剑之锋必须触及自己的灵魂！”
“剑之锋该是回头的时候了！”
“剑之锋是修正主义的苗子！”
不过还好，剑之锋没有得罪过人。他当班长的时候，不管出身好的，还是出身不好的，他都很亲近。在他的头脑里，阶级界限从来没有划到同学们身上。和他最要好的两个同学，一个是富农出身，一个是伪军官出身。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同学们只是标语声讨，没有触及他的肉体，也没有用大字报批判他。没过几天，大家的目光就从他的身上移走了。
虽然同学们没有触动他，虽然他还是一个普通的革命群众，但从聂元梓这个派系来说，他已经没有什么作为了。
剑之锋从进入大学开始，就是班里、系里重视的人物。哲学系六三级有一个学生党支部，几个党员都是岁数比较大的学生，有的是调干，有的是从其他系转过来的。剑之锋在高中就是党组织的发展对象，后来学校接到一个通知，暂时停止在中学生中发展党员，他就没有入了党。但在毕业的时候，却给了他一个异乎寻常的好鉴定。所以，一进大学，他便是全年级的第一培养对象，也是第一个入的党。在同学们的心目中，他是标杆，他是苗子。
这个标杆，这个苗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什么都跟不上。不但跟不上，还站出来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组辩护，这让聂派的脸上甚是无光。
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外派吧！于是他便随着解放军进驻了冀中医学院。
把工作组赶走之后，北大成立了以聂元梓为首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可是不管什么委员会，都控制不了局面了。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了百万红卫兵，至十一月底，又先后七次接见，引动了全国大串联。坐火车可以不买票，吃饭可以不花钱，谁不出去呀？北大校园人流如潮，但北大的师生却很少，绝大多数是外地串联的，斗、批、改难以进行。于是中央于十二月下文，停止全国大串联，要求大中学校的学生回本校“复课闹革命”。还决定派解放军进校，对学生进行军训。
解放军进入学校，任务是军训，不介入两派斗争。可是界限很难划分，不介入是不可能的，于是中央又于一九六七年的一月二十三日下达文件，要求解放军支持左派。这时，北大的军训已近结束，解放军奉命撤出，到其他地区“支左”。解放军“支左”没有经验，请求北大派学生随军协助。于是，剑之锋和北大的一百多位学生便随军走了。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剑之锋进入冀中医学院，负责指导学校广播台的工作。当他往广播台走的时候，学校的大喇叭正在播送《致北大革命战友的一封信》：
北大的革命战友们，你们好！你们旅途辛苦了！
我们冀中医学院的全体革命师生员工，满怀着革命的激情，热烈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我校指导文化大革命。
你们来自北京，来自祖国的首都，来自毛主席的身边。你们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雨露，滋润着我们的心田。你们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阳光，增添了校园的温暖。你们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经验，将把我们冀中医学院的文化大革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你们的到来，振奋了我们的精神，我们满怀信心，要像你们开创出了一个新北大一样，开创出一座满园春色、满园芬芳的新的冀中医学院。
北大的革命战友们！在文化大革命的征程中，你们走在了前面。你们是老大哥，我们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我们更想和你们亲密相处，在革命的风雨中建立起真挚的友谊。让我们像亲兄弟一样，携起手来，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走向更加美好，更加灿烂的明天……”
播音员的那个声调，那个音色，那个语速，那个节奏，把剑之锋吸引住了。他站在一个喇叭下面，不走了。
清脆，悦耳，余音缭绕，充满了真挚，还蕴涵着些许的柔情和甜蜜。
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七八个月了，不管到哪里，喇叭里总是充斥着“冲杀”、“造反”、“打倒”、“砸烂”的喊叫，声嘶力竭，震耳欲聋。可是在这冀中医学院里，却还保持着真挚、柔情和甜蜜，特别是通过那女播音员的玲玲柔声传送出来，真是打动人心。
冀中医学院的广播台位于图书馆楼的第四层，占着连套的三个房间。第一个房间是接待室，进入里间是工作室，再进入里间是播音室。剑之锋走进去的时候，接待室就一个人，正伏在写字台上看稿子，他是广播台的负责人石亦贵。
石亦贵以为来人是投稿的，抬头看了一下，用手指指门边桌上的一个网筐说：“放在筐里就行了。”之后，又低下了头看他的稿子。
剑之锋没停脚，径直走到写字台前，把介绍信放在石亦贵眼下说：“你是石亦贵同学吧？这是我的介绍信。”
看了介绍信，石亦贵立刻站了起来，握着剑之锋的手，热情地说：“你就是剑之锋？我们等了好几天了，今天终于等到了。我代表广播台的全体同学，热烈欢迎你！”
剑之锋说：“谢谢你，也谢谢大家。以后咱们就是战友加朋友了，我建议，免去客套好不好？”
“好！好！真是一见如故。你喝口水，我把这里的情况简单向你汇报一下。详细情况，你慢慢熟悉。”石亦贵给剑之锋倒了一杯水，放在茶几上，拉剑之锋坐在沙发上。
剑之锋笑了，“亦贵！我爱叫名字。从现在开始，不要再说‘汇报’这个词，你说行不行？”
石亦贵也笑了，忙说：“好！好！毕竟你是客人。你不知道，台里的同学们都去过北大，太羡慕你们，也太想听听你们的经验。可是在北大却很少能见到你们的人，更没有人能坐下来和我们聊聊。你来了，当然大家都把你当个宝。”
剑之锋大笑，“这下可糟了！看来非把我给烧化了不可。哎——亦贵！刚才广播《致北大革命战友的一封信》，谁播的。”他问。
“柳秋萍。有什么问题吗？她是东北人，是不是听出了东北口音？”石亦贵生怕出毛病，完全想歪了。
“柳秋萍——柳秋萍——冀中医学院竟有这么好的播音员！”剑之锋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却走了神。
听到这个名字，不知道为什么，剑之锋突然感到异常亲切，好像她是自己家的人，或许她就是自己的媳妇。
这种感觉一掠而过，可对剑之锋震动很大。他很奇怪，大为惊讶。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不由得想起了小时候的事情。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海平来了一帮安徽人，每人手里都提着一个鸟笼子，分散在大街小巷，挨门窜户，给人算命。叫做“黄雀抽牌”。你要问什么，先说说，之后让小鸟从安徽人手里叼出一张牌来，根据牌上的文字，给你解说。一次一仟元。
一仟元，也就等于后来的一毛钱。人们不信黄雀会算命，但却喜欢算。也就一毛钱，玩玩而已。
有一天，剑母和邻居把一个安徽老头叫到院子里，你算我算的，引起了一阵阵笑声。大人算完了，剑母余兴未尽，指着小之锋说：“你给这个孩子算一算。”
“算什么？”老头问。
“前途，婚姻。”剑母说。
问完了生辰八字，安徽老头嘴里嘟囔了些什么。之后把笼门打开，小鸟跳出来，从摊在安徽人手里的牌中叼出一张来。
“这个孩子有福相，如果多念些书，长大会有功名的。”老头看着牌说。
“那还用你说，不管是谁，多念书总没错。”小之锋心里想。
“要说婚姻，已经有了，女方在东北方向千里之外。”老头继续说。
“我们家从来没有东北的朋友，怎么会有东北方向千里之外的媳妇呢？”剑母笑着问。
“解卦人只管牌意，牌上没有的不敢妄语。缘分不是人能预料的，人生的变化，谁也说不好。”老头说的还挺入情理，不像骗人。
老头的话，不知道别人上心不上心，小之锋却记在了心里。他想长大之后去验证。
今天可好，这柳秋萍是东北人。难道应验了安徽老头算的卦？不然的话，自己怎么会把柳秋萍当媳妇呢？
疑惑，剑之锋疑惑！谁曾想到，一个疑惑还未解开，便来了一个更大的疑惑。
里间的门开了，走出一个女学生来。
这女学生刚一出来，剑之锋便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因为出现在他眼前的不是别人，而是蓝心月。
“心月！”剑之锋刚要脱口而出，突然顿住了。他犹豫了，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过他的眼睛的确出了错，不是蓝心月。
不是蓝心月，可极像蓝心月。脸盘，身架，仪表，装束，都像极了，连身上穿的那件中式蓝色套衫，搭在身前的那两条辫子，和蓝心月如出一辙。稍微的差别是有的，比蓝心月大了一些，成熟了一些。可是已经三年了，蓝心月今天站到这里也会是这么大，也会是这么成熟的呀！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来台指导工作的北大同学剑之锋。”石亦贵向那女学生说。之后又转向剑之锋，“这就是柳秋萍，刚才广播信的就是她。”
“您好！欢迎您！”柳秋萍主动伸出手来，脸上带着礼节性的微笑。
“您好！谢谢！听您的播音，真是一种享受。”剑之锋很有风度地和柳秋萍握着手，不失时机地恭维一句，不过确是他的心里话。
“以后还请您多多指导。”柳秋萍客套了一句，之后转向石亦贵，“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好的。晚上七点半台里开会，和北大的同学见见面。”石亦贵说着，从桌上拿了几份稿子递给柳秋萍，“这是明天要播的稿子。”
柳秋萍接过稿子，向剑之锋点点头，道声“失陪”，开门走了。随着轻轻的关门声，不知道为什么，剑之锋一阵失落。
“这个柳秋萍进台也就几天。挺难请的，人家不愿来。”石亦贵说。
“为什么？”剑之锋问。
“内向，不愿出头露面。”
“那你们是怎么发现的？”
“班里同学都说她嗓音好，读《人民日报》社论和长篇报道，她准跑不了。一开始她推，推不了，就只好应承。谁知道，这一读就读出了名声。好像在哪儿受过训练，音色柔润，字正腔圆，那风格，很像中央台的女播音员。去年五一，学校举办文艺晚会，她们年级出了一个哑剧，她和一个男生负责朗诵，观众都听得入了神。结束时，大约有半秒钟，全场一片寂静，随后就是轰鸣般的掌声，谢了好几次幕才下去。打那之后，台里就向系里要人，人家不来。说是影响学习，又说会脱离班集体。”
“后来怎么来了？”
“这不是解放军来了吗？一谈话，谁敢不服从？这是命令。”
这天晚上，剑之锋久久不能入睡，他的心有点乱。可这种乱又不同于以前。以前的乱是心里烦，今晚的乱却是心里甜。
蓝心月，一直是他心里的爱。虽然失去了，但却藏在了心底。他的情感也随着心月的影子锁在了心底。三年了，不是没有受到过情感冲击，但冲击波没能冲开这把锁。一遇到它，就反弹回来，消散开去，失去了冲击力。然而今天却有点怪，人家柳秋萍并没有向他发动攻击，可是那把锁却自己脱落了，柳秋萍的形象不但进入了他的心底，还与蓝心月的影子合成一体，化作一股心潮涌了上来，在剑之锋的胸中翻滚。翻来覆去的，其中融和着股股甜蜜。
一九六五年九月，北京大学文科学生都下乡了，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剑之锋和他们班的四个同学分配到了朝阳区十里店公社萝卜庄工作队。
工作队有三十多个队员，除了北大学生，还有北工大学生、机关干部、企事业领导和解放军军官。工作队队部设在一个仓库大院里，队长于玉山是江城市农机局副局长，副队长罗东升是江城饭店财务科科长，工作队办公室秘书肖婷婷是北工大的学生，剑之锋是工作队党支部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其他队员都分配到了各个生产小队。四个生产小队，一个小队一个工作组，一个工作组六七个工作队员。
这天下也太小了，三十几个人中竟然有剑之锋的同乡，那就是肖婷婷。
肖婷婷字写得漂亮，文笔也好，出手还挺快，是个当秘书的好材料。可是能不能让她担任工作队办公室秘书，党支部还认真研究过一番，报公社工作团党委批准后，才正式宣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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