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六章 杜鲁门的绝地反击
“我认为，杜鲁门总统应该在实施马歇尔计划时正式的邀请苏联加入。”
莱芬韦尔再一次重复了自己的意见，然后才开始解释他的看法。
“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意味着我们摩根在继和扯上不当关系后，又想和红色搅到一起。”
“如果你们这么想，不是你们自己傻，就是觉得我傻。”
“当然，很显然，能坐在这里的人都不可能是傻子。傻子是当不了银行家的。”
“作为资本家，我们和苏联天生坐不到一起，除非世界出现了希特勒这样的疯子。这是我们的共识，但是，我为什么还要让杜鲁门总统邀请苏联加入呢？”
“因为，和我们的共识一样，苏联同样觉得他们和我们坐不到一起，甚至于他们的态度要更进一步，他们的目的是要消灭我们。”
“基于这个判断，我认为，即便苏联清楚的认知到我们的支援对他们有益，但他们还是会断然的、毫不犹豫的拒绝白宫的提议。”
“这样一来，苏联将会承受分裂欧洲的谴责……原本这顶帽子应该是我们的。”
最后，莱芬韦尔用一句话总结了他的观点：“如果我们不邀请苏联参加，我们付出的代价就像是过鬼门关；而如果我们邀请了他们，他们就会这么说‘见你的鬼去吧，美国佬！’”
莱芬韦尔的话说服力十足，在场之人都默默的点点头，同意了他的观点。
几天后，当乔治·凯南听到别人转述的莱芬韦尔的话时，大笑道：“这是知己啊！”
不久，他用“x”这个署名在《外交事务》这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苏联行为的根源》的文章，提出了后来被美国采用的“遏制战略”。
这个分歧消弭之后，迪安又提了几个问题，在座之人都给予了正面的问题，最后，当迪安询问在资金上华尔街能给予多大的支持时，七位主席各自给了一个数字。
迪安心算了一下，发现总额和马歇尔提出的数字相差不少。
迪安质疑道：“各位，这是大家能提供的最大的额度吗？这可不像是华尔街的风格啊！”
七位主席互相对了个视线，最后拉蒙特作为代表回道：“迪安，在数字上，华尔街是绝不会出错的。”
“不过，如果财政部想要更多的资金，也不是没有办法。”
迪安自然明白这是在提要求了，顺势说道：“有什么办法，请直言！”
拉蒙特面无表情，有些答非所问的说道：“自战争（指二战）爆发以来，%，至今没有变过。”
“洛维特，你以前在银行干过，你妻子出自布朗公司，肯定明白这种政策是多么的不合理。”
“利率长期如此高企，联邦储备银行不得不每年花费数亿美元以维持财政部的高价和低收益……这种做法无疑是在浪费金钱！”
迪安当然明白拉蒙特话里的意思：“你们希望恢复由市场自由决定利率？”
回应他的是一片沉默。
片刻之后，迪安说：“我明白了，我会转达杜鲁门总统的。”
不到五点，这场“银行家沙龙”便结束了。
与此同时，离华尔街将近四百公里外的华盛顿特区，国会山，杜鲁门总统愤怒的离开了参议院大厅。
就在刚刚，参议院以68对25的票数再次通过了《taft–hartleyact》，在此之前的6月20日，众议院已经以331对83的票数通过了该法案。这意味着被杜鲁门动用否决权否决过一次的该法案将会在一个月后正式付诸实施。
该结果一出来，聚集在国会山附近的工会抗议人士立刻沸腾了。
此前，因为没有处理好去年的罢工浪潮，杜鲁门总统的支持率一路下跌。为了明年的大选考量，杜鲁门试图挽回广大底层工人的支持，因此选择了否决《taft–hartleyact》。当然，杜鲁门心里清楚，这个法案的出台他不可能阻止得了，因为站在该法案的背后是几乎所有工商界人士。
不过，杜鲁门还是这么做了，结果就是……
当他甩脸色离开参议院大厅回到白宫后，他收到了来自产联（congressofindustrialorganizations，cio）领导人菲利普·穆雷的问候。
“总统先生，不知道明年您是否将参加大选。我希望是肯定的，因为到时全体产联会员的选票上将只会填一个人的名字。”
挂断电话，杜鲁门放声大笑。
此时已经是1947年六月了，离明年大选开始只剩下半年多一点的时间，而几乎所有人，包括民主党自己人都已经认定杜鲁门无法连任，正在商量派谁来迎战去年中期选举大获全胜的共和党。
共和党更不用说了，他们觉得把经济搞的一团糟的杜鲁门和民主党不可能被选民接受，下一任总统不用说也是共和党的了。
面对这种情况，如果是一般人，大概会体面的选择退出，不再谋求连任。但杜鲁门却偏不。当在民意调查中他的支持率下降到32％时，有位民主党阿肯色州参议员特建议杜鲁门辞职，他却回答说：“我不在乎参议员‘半夜’所说的话。”
杜鲁门瞄准了明年的大选，产联的支持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绝好的消息。
然而，杜鲁门的高兴没能保持多久，迪安·洛维特的一个电话让他怒气上涌。
和刚才至少一半是装出来的不同，这一次他是真的生气了。
“恢复自由利率？这些阴谋家，贪婪的金钱奴隶真是想的美！”
杜鲁门想起了20年代初，他因为当时的纽约储备银行行长本杰明·斯特朗提高利息率而使其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下跌的往事。他不认为这只是运气问题，而是银行家背叛了债券持有者。
这也是杜鲁门为什么支持固定利率的原因。
“他们这是企图恢复过去那种由摩根银行和纽约储备银行两家左右货币政策的好日子。”
“不行，我不能妥协。”
杜鲁门气急败坏，有幕僚劝说道：“先生，如果不答应他们，财政部有可能筹集不到足够的资金……”
杜鲁门想了想，说道：“那就把计划里的商业贷款份额增加一些。”
幕僚闻言，眼前一亮。
莱芬韦尔再一次重复了自己的意见，然后才开始解释他的看法。
“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意味着我们摩根在继和扯上不当关系后，又想和红色搅到一起。”
“如果你们这么想，不是你们自己傻，就是觉得我傻。”
“当然，很显然，能坐在这里的人都不可能是傻子。傻子是当不了银行家的。”
“作为资本家，我们和苏联天生坐不到一起，除非世界出现了希特勒这样的疯子。这是我们的共识，但是，我为什么还要让杜鲁门总统邀请苏联加入呢？”
“因为，和我们的共识一样，苏联同样觉得他们和我们坐不到一起，甚至于他们的态度要更进一步，他们的目的是要消灭我们。”
“基于这个判断，我认为，即便苏联清楚的认知到我们的支援对他们有益，但他们还是会断然的、毫不犹豫的拒绝白宫的提议。”
“这样一来，苏联将会承受分裂欧洲的谴责……原本这顶帽子应该是我们的。”
最后，莱芬韦尔用一句话总结了他的观点：“如果我们不邀请苏联参加，我们付出的代价就像是过鬼门关；而如果我们邀请了他们，他们就会这么说‘见你的鬼去吧，美国佬！’”
莱芬韦尔的话说服力十足，在场之人都默默的点点头，同意了他的观点。
几天后，当乔治·凯南听到别人转述的莱芬韦尔的话时，大笑道：“这是知己啊！”
不久，他用“x”这个署名在《外交事务》这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苏联行为的根源》的文章，提出了后来被美国采用的“遏制战略”。
这个分歧消弭之后，迪安又提了几个问题，在座之人都给予了正面的问题，最后，当迪安询问在资金上华尔街能给予多大的支持时，七位主席各自给了一个数字。
迪安心算了一下，发现总额和马歇尔提出的数字相差不少。
迪安质疑道：“各位，这是大家能提供的最大的额度吗？这可不像是华尔街的风格啊！”
七位主席互相对了个视线，最后拉蒙特作为代表回道：“迪安，在数字上，华尔街是绝不会出错的。”
“不过，如果财政部想要更多的资金，也不是没有办法。”
迪安自然明白这是在提要求了，顺势说道：“有什么办法，请直言！”
拉蒙特面无表情，有些答非所问的说道：“自战争（指二战）爆发以来，%，至今没有变过。”
“洛维特，你以前在银行干过，你妻子出自布朗公司，肯定明白这种政策是多么的不合理。”
“利率长期如此高企，联邦储备银行不得不每年花费数亿美元以维持财政部的高价和低收益……这种做法无疑是在浪费金钱！”
迪安当然明白拉蒙特话里的意思：“你们希望恢复由市场自由决定利率？”
回应他的是一片沉默。
片刻之后，迪安说：“我明白了，我会转达杜鲁门总统的。”
不到五点，这场“银行家沙龙”便结束了。
与此同时，离华尔街将近四百公里外的华盛顿特区，国会山，杜鲁门总统愤怒的离开了参议院大厅。
就在刚刚，参议院以68对25的票数再次通过了《taft–hartleyact》，在此之前的6月20日，众议院已经以331对83的票数通过了该法案。这意味着被杜鲁门动用否决权否决过一次的该法案将会在一个月后正式付诸实施。
该结果一出来，聚集在国会山附近的工会抗议人士立刻沸腾了。
此前，因为没有处理好去年的罢工浪潮，杜鲁门总统的支持率一路下跌。为了明年的大选考量，杜鲁门试图挽回广大底层工人的支持，因此选择了否决《taft–hartleyact》。当然，杜鲁门心里清楚，这个法案的出台他不可能阻止得了，因为站在该法案的背后是几乎所有工商界人士。
不过，杜鲁门还是这么做了，结果就是……
当他甩脸色离开参议院大厅回到白宫后，他收到了来自产联（congressofindustrialorganizations，cio）领导人菲利普·穆雷的问候。
“总统先生，不知道明年您是否将参加大选。我希望是肯定的，因为到时全体产联会员的选票上将只会填一个人的名字。”
挂断电话，杜鲁门放声大笑。
此时已经是1947年六月了，离明年大选开始只剩下半年多一点的时间，而几乎所有人，包括民主党自己人都已经认定杜鲁门无法连任，正在商量派谁来迎战去年中期选举大获全胜的共和党。
共和党更不用说了，他们觉得把经济搞的一团糟的杜鲁门和民主党不可能被选民接受，下一任总统不用说也是共和党的了。
面对这种情况，如果是一般人，大概会体面的选择退出，不再谋求连任。但杜鲁门却偏不。当在民意调查中他的支持率下降到32％时，有位民主党阿肯色州参议员特建议杜鲁门辞职，他却回答说：“我不在乎参议员‘半夜’所说的话。”
杜鲁门瞄准了明年的大选，产联的支持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绝好的消息。
然而，杜鲁门的高兴没能保持多久，迪安·洛维特的一个电话让他怒气上涌。
和刚才至少一半是装出来的不同，这一次他是真的生气了。
“恢复自由利率？这些阴谋家，贪婪的金钱奴隶真是想的美！”
杜鲁门想起了20年代初，他因为当时的纽约储备银行行长本杰明·斯特朗提高利息率而使其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下跌的往事。他不认为这只是运气问题，而是银行家背叛了债券持有者。
这也是杜鲁门为什么支持固定利率的原因。
“他们这是企图恢复过去那种由摩根银行和纽约储备银行两家左右货币政策的好日子。”
“不行，我不能妥协。”
杜鲁门气急败坏，有幕僚劝说道：“先生，如果不答应他们，财政部有可能筹集不到足够的资金……”
杜鲁门想了想，说道：“那就把计划里的商业贷款份额增加一些。”
幕僚闻言，眼前一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