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大堂哥
我习惯管爹叫“老爹”，但娘只叫“娘”，因为我爹确实比我娘老。
我爹二十八才结婚，结婚时我娘才十六。结婚的钱是他自己攒的，他十岁的时候，爷爷就被仇家砍死了，是奶奶自己把他拉扯大的。爷爷没有留下一分钱的家产，还欠了债，他死之后，债主就拿着欠条，把房子收了。
我家现在住的房子，是我奶奶从她哥哥那里继承过来的。她哥哥，也就是我的舅姥爷，是结了婚的，而且有儿子。后来他发现媳妇偷汉子，在那之后，他就觉得儿子不像他。舅姥爷越想越不是滋味，就把媳妇休了，把儿子也撵走了，还和他断绝了关系。
本来舅姥爷是想续弦的，结果遇到了事故，瘫了。他是在奶奶和爹没了房子之前瘫的，那时奶奶就经常去照顾他。后来奶奶和爹没了房子，他就让奶奶带着爹搬过来住。奶奶照顾了他二十六年，我出生的时候，舅姥爷还活着呢。
我出生那年，我爹三十。也许是因为在炼钢厂上班，又也许是因为太过劳累，从我记事起，我爹就显得特别老。之前说过，我五岁的时候，我爹在工厂遭遇事故，失去了右臂。舅姥爷因为这件事受到打击，大病了一场，过了年就没了。
舅姥爷去世之前找来一位先生，立下遗嘱，把所有遗产都给了奶奶。我记得奶奶的其他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孩子还来我家闹过，拿走了好些东西，在那之后我们就没有来往了。
爷爷只有爹这么一个儿子，但是爷爷有个弟弟，就是我爹的叔叔，我的二爷爷。二爷爷是个好人，老实本分，经常接济我们家。二爷爷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和我家关系很好，和我们家有联系的亲戚，算上二爷爷家，就这么五家。
二爷爷的大儿子比我爹大，我得管他叫大伯；女儿也比我爹大，我得管她叫大姑；剩下两个儿子都比我爹小，是二叔和三叔。
二爷爷和大伯家都住在博胜坊，博胜坊就在安民坊南边。大姑家在安民坊，和我家隔了两条街。二叔住在和生坊，三叔住在牛羊坊，牛羊坊就在和生坊东边。
我回家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16日，大伯拎着一只活鸡来到我家。大伯这个人热心肠，但是脸皮薄，我家困难的时候，他隔三差五就来我家，今天送棵萝卜，明天送棵白菜的，等我家的条件好了，他反而不来了，我爹给他送东西，他也不要。
他来的时候，我和老农还没起床。我俩昨晚喝高兴了，晚上聊了大半宿，为了不吵到爹娘和奶奶，我俩去了小卧，天快亮时才睡。
爹把我叫醒的时候，我不知道大伯来了，以为是爹叫我起床吃饭，还赖了一会儿床。后来爹把嘴凑到我耳边，小声说，你大伯好像有事求你，我才“腾”的一下从床上弹起来，把老农给吓醒了。
我安抚好还没睡醒的老农，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跟着爹来到了主卧。我出来的时候，大伯正拘谨的坐在炕上，一脸为难。
“大伯，您来啦！”
我热情的和大伯打了声招呼，然后跟着爹坐到了炕上。
“哥呀，别外道，有啥事儿就和理子说，让他给你办。”
我没有贬低爹的意思，但是爹确实没见过啥世面。在他看来，我这个小排长已经是了不得的人物，平民百姓的事在我手里就不算事。每次有亲戚或是朋友找他帮忙，他都把话说的特别满，就好像我手眼通天，无所不能似的。
事实上，我就是个小排长，能摆弄的也就是4连的那几十号人。好在平民百姓家里确实没啥大事，至今为止，我处理过的最大的事，就是有人被警察当成乱党给抓了，让我去捞人。
我一个小小的排长，靠面子捞人是不可能的，只能找关系，花钱。那人是爹以前的工友的儿子，为了捞他，我花了一百多块。
那家人和我家以前一样，穷的叮当响，为了求我办事，他给我爹送了四瓶酒，就是商店里最便宜的那种，这就已经要倾家荡产了。人家都这么困难了，我哪好意思管人家要钱啊？就算我肯撕破脸皮去要，人家也拿不出来啊！
大伯这次也是来求我捞人的。和上次不同，这次要捞的人是被首都治安局抓走的。
大伯一再保证，他的大儿子，也就是我大堂哥和乱党没有任何关系。我知道他没说谎，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大堂哥在做什么。
我那位大堂哥不是个安分人。打我做荷官的时候，他就经常偷偷找我借钱。粗略算算，他从我这儿借走的钱，一百块是少不了了。
他找我借钱，不是为了吃，不是为了喝，更不是为了赌和嫖，而是为了所谓的“事业”。找我借钱的时候，他经常给我讲那个所谓的事业。什么自由啊，民主啊，再有就是革命啊，兴国啊什么的。
我问他说，你干那个事业，能养家吗？大堂哥说，这事业养不了自己家，但是能让更多的人养得起自己的家。
我知道，大堂哥这是信了革新党。当了兵之后，我劝过他，想让他迷途知返，可是他不听，还反过来劝我，希望我不要执迷不悟。我劝不动他，只能劝他小心点，别让人抓了。
他答应的倒是痛快，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显然没把我的话当回事。
之前说过，我在首都治安局有熟人——只是脸熟的那种。我和被抓那个学生说的话，没有一句是骗人的，都是我亲耳听到的。首都治安局在拷问方面相当厉害，据说就算是铁嘴钢牙被送进去，嘴巴也能被撬开。
大伯说，大堂哥是大搜捕第一天的时候被抓的。因为大堂哥经常不着家，大伯也不知道他被抓了。后来还是大堂哥的朋友——我估计那就是他常说的同志，那人来到大伯家告诉他，说大堂哥被首都治安局给抓了。
大堂哥已经被抓了三天，他无权无势，不是学生，连工作都没有，这种人进了首都治安局，必然是大刑伺候。三天下来，就算你不是乱党，也把你打成乱党。如果大堂哥意志不够坚挺，估计现在已经在认罪书上签字画押，过几天就要被拉出去枪毙了。
所以说，这事很难办。我一个小小的排长，人脉和财力都太过有限，大堂哥没认罪还好，我拼一拼还能把他捞出来。万一大堂哥认罪了，那我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倒不是说真的没有办法，想救人不一定非得捞，还可以抢。可是我真要是这么做了，我们枪家全家老小都得玩完。
我爹二十八才结婚，结婚时我娘才十六。结婚的钱是他自己攒的，他十岁的时候，爷爷就被仇家砍死了，是奶奶自己把他拉扯大的。爷爷没有留下一分钱的家产，还欠了债，他死之后，债主就拿着欠条，把房子收了。
我家现在住的房子，是我奶奶从她哥哥那里继承过来的。她哥哥，也就是我的舅姥爷，是结了婚的，而且有儿子。后来他发现媳妇偷汉子，在那之后，他就觉得儿子不像他。舅姥爷越想越不是滋味，就把媳妇休了，把儿子也撵走了，还和他断绝了关系。
本来舅姥爷是想续弦的，结果遇到了事故，瘫了。他是在奶奶和爹没了房子之前瘫的，那时奶奶就经常去照顾他。后来奶奶和爹没了房子，他就让奶奶带着爹搬过来住。奶奶照顾了他二十六年，我出生的时候，舅姥爷还活着呢。
我出生那年，我爹三十。也许是因为在炼钢厂上班，又也许是因为太过劳累，从我记事起，我爹就显得特别老。之前说过，我五岁的时候，我爹在工厂遭遇事故，失去了右臂。舅姥爷因为这件事受到打击，大病了一场，过了年就没了。
舅姥爷去世之前找来一位先生，立下遗嘱，把所有遗产都给了奶奶。我记得奶奶的其他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孩子还来我家闹过，拿走了好些东西，在那之后我们就没有来往了。
爷爷只有爹这么一个儿子，但是爷爷有个弟弟，就是我爹的叔叔，我的二爷爷。二爷爷是个好人，老实本分，经常接济我们家。二爷爷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和我家关系很好，和我们家有联系的亲戚，算上二爷爷家，就这么五家。
二爷爷的大儿子比我爹大，我得管他叫大伯；女儿也比我爹大，我得管她叫大姑；剩下两个儿子都比我爹小，是二叔和三叔。
二爷爷和大伯家都住在博胜坊，博胜坊就在安民坊南边。大姑家在安民坊，和我家隔了两条街。二叔住在和生坊，三叔住在牛羊坊，牛羊坊就在和生坊东边。
我回家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16日，大伯拎着一只活鸡来到我家。大伯这个人热心肠，但是脸皮薄，我家困难的时候，他隔三差五就来我家，今天送棵萝卜，明天送棵白菜的，等我家的条件好了，他反而不来了，我爹给他送东西，他也不要。
他来的时候，我和老农还没起床。我俩昨晚喝高兴了，晚上聊了大半宿，为了不吵到爹娘和奶奶，我俩去了小卧，天快亮时才睡。
爹把我叫醒的时候，我不知道大伯来了，以为是爹叫我起床吃饭，还赖了一会儿床。后来爹把嘴凑到我耳边，小声说，你大伯好像有事求你，我才“腾”的一下从床上弹起来，把老农给吓醒了。
我安抚好还没睡醒的老农，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跟着爹来到了主卧。我出来的时候，大伯正拘谨的坐在炕上，一脸为难。
“大伯，您来啦！”
我热情的和大伯打了声招呼，然后跟着爹坐到了炕上。
“哥呀，别外道，有啥事儿就和理子说，让他给你办。”
我没有贬低爹的意思，但是爹确实没见过啥世面。在他看来，我这个小排长已经是了不得的人物，平民百姓的事在我手里就不算事。每次有亲戚或是朋友找他帮忙，他都把话说的特别满，就好像我手眼通天，无所不能似的。
事实上，我就是个小排长，能摆弄的也就是4连的那几十号人。好在平民百姓家里确实没啥大事，至今为止，我处理过的最大的事，就是有人被警察当成乱党给抓了，让我去捞人。
我一个小小的排长，靠面子捞人是不可能的，只能找关系，花钱。那人是爹以前的工友的儿子，为了捞他，我花了一百多块。
那家人和我家以前一样，穷的叮当响，为了求我办事，他给我爹送了四瓶酒，就是商店里最便宜的那种，这就已经要倾家荡产了。人家都这么困难了，我哪好意思管人家要钱啊？就算我肯撕破脸皮去要，人家也拿不出来啊！
大伯这次也是来求我捞人的。和上次不同，这次要捞的人是被首都治安局抓走的。
大伯一再保证，他的大儿子，也就是我大堂哥和乱党没有任何关系。我知道他没说谎，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大堂哥在做什么。
我那位大堂哥不是个安分人。打我做荷官的时候，他就经常偷偷找我借钱。粗略算算，他从我这儿借走的钱，一百块是少不了了。
他找我借钱，不是为了吃，不是为了喝，更不是为了赌和嫖，而是为了所谓的“事业”。找我借钱的时候，他经常给我讲那个所谓的事业。什么自由啊，民主啊，再有就是革命啊，兴国啊什么的。
我问他说，你干那个事业，能养家吗？大堂哥说，这事业养不了自己家，但是能让更多的人养得起自己的家。
我知道，大堂哥这是信了革新党。当了兵之后，我劝过他，想让他迷途知返，可是他不听，还反过来劝我，希望我不要执迷不悟。我劝不动他，只能劝他小心点，别让人抓了。
他答应的倒是痛快，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显然没把我的话当回事。
之前说过，我在首都治安局有熟人——只是脸熟的那种。我和被抓那个学生说的话，没有一句是骗人的，都是我亲耳听到的。首都治安局在拷问方面相当厉害，据说就算是铁嘴钢牙被送进去，嘴巴也能被撬开。
大伯说，大堂哥是大搜捕第一天的时候被抓的。因为大堂哥经常不着家，大伯也不知道他被抓了。后来还是大堂哥的朋友——我估计那就是他常说的同志，那人来到大伯家告诉他，说大堂哥被首都治安局给抓了。
大堂哥已经被抓了三天，他无权无势，不是学生，连工作都没有，这种人进了首都治安局，必然是大刑伺候。三天下来，就算你不是乱党，也把你打成乱党。如果大堂哥意志不够坚挺，估计现在已经在认罪书上签字画押，过几天就要被拉出去枪毙了。
所以说，这事很难办。我一个小小的排长，人脉和财力都太过有限，大堂哥没认罪还好，我拼一拼还能把他捞出来。万一大堂哥认罪了，那我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倒不是说真的没有办法，想救人不一定非得捞，还可以抢。可是我真要是这么做了，我们枪家全家老小都得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