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九五章 意料之外
每当想到原本历史上发生的这些事情，如今这位崇祯皇帝都会心痛不已，而这也是他在军机处，以及讲武堂和近卫军中坚持提倡民族主义思想的的根本原因。
明朝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民族主义的成功之上的。
明太祖讨伐蒙元的檄文，就是明初士大夫阶层民族主义主张的最集中最鲜明的表达，“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句响彻后世的名言，就是在其中最先提出来的。
可惜的是，推翻了蒙元异族的统治之后，经过了二百多年的演变，特别是到了明朝末年的时候，大明南北的读书人已经不再去关注什么华夷之辩了，也不强调华夷之防了，转而只关注起个人及其家族的成功，个人及其家族的富贵荣华。
这些本来应该是华夏民族脊梁的读书人，纷纷以家族取代了民族，将自己家族的利益凌驾于民族的利益之上，只要自己家族得意安享富贵，哪管什么民族的存亡绝续！
一个群体一旦在精神上丧失了最起码的民族主义意识，那么这个群体就绝不可能再有什么民族气节，最后沦为满清铁蹄南下的带路党和走狗帮凶，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如今的情形正在往崇祯皇帝希望看到的地方转变，虽然他还做不到将整个天下的风气转过来，但至少已经能够影响和改变到自己身边的这些人了。
原本历史上流民领袖之一的李信，现在早已跳出了过去认识上的窠臼，中原人多地少，土地兼并严重，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长城外面不是还有更加广袤的土地吗，辽东半岛之上，朝鲜半岛之上，不是还有数之不尽的良田沃土吗？
你宁肯忍饥挨饿地守着被干旱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故土村庄，而不肯冒一点风险，艰辛跋涉到边疆之地开垦耕种，那么你饿死了也是活该！
朝廷开放边疆，鼓励移民屯垦，大量的良田沃土不要钱分给你，同时还开放沿海，鼓励出洋谋生，只要肯出力，总有一口饭吃，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会因为饥荒而烧杀抢掠，而聚众作乱、占山为王，这在如今的朝廷命官李信的眼中，是绝对的十恶不赦！
这就是原本历史的义军领袖之一李信，在前往朝鲜的途中听闻西北流贼窜晋之后心中涌现出来的想法！
从理藩院副使姜曰广以及随行的锦衣卫副千户乔启泰写回来的奏报之中，了解到李信的一些言行之后，崇祯皇帝由衷地感到欣慰，自己的用心看来的确是没有白费。
不光是李信因为在军机处的舍人生涯，以及这一次经过东江镇出使朝鲜的行程，视野和见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连崇祯皇帝一直有意提防的东林新生代领袖人物张溥，都发生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变化。
在最近收到的姜曰广的正式奏报之中，姜曰广向朝廷请示，说这次出使朝鲜的副使、翰林院编修张溥，请求常驻朝鲜国开坛讲学，并请崇祯皇帝赐给朝鲜一批国子监在崇祯元年新刻印的四书五经、朱子大全。
原来，张溥跟着姜曰广到了朝鲜国之后，因其崇祯元年恩科探花、大明翰林院编修、大明江南士林新晋领袖，以及大明天使的多重身份，很快就受到了朝鲜儒学士林的追捧和膜拜。
而最近几十年在朝鲜大行其道的各个书院，也纷纷请他前去讲学、传道、授业、解惑，而张溥这个人与一般人想法不同，他跟历史上一样，觉得自己肩负着传播孔孟之道的神圣使命，那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生民开太平”。
既然朝鲜国的士林子弟这么热烈地欢迎自己和崇尚儒学，那么他作为有志于“为往圣继绝学”的圣门弟子，自然有责任将儒学在朝鲜发扬光大，教授给朝鲜士林以华夏正统儒学，提升朝鲜国儒林弟子的儒学水平，纠正他们在孔孟之道上的偏颇和错误。
可以想见，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在四月中旬的时候，接到来自朝鲜的这份奏报，内心之中该是有多么的意外和高兴了！
崇祯皇帝对于像钱谦益这样的东林领袖，并没有太多戒心，这样的人不过是政治上的投机分子和变色龙而已，充其量也只能算得上是比较有成就的文人罢了，本身并没有多少政治上的才干和能力。
而张溥这样的人却不十分同。
历史上，张溥没有考中崇祯元年恩科的进士，但却一直以举人的身份活跃在江南士林之中，先是与一批不得志的东林弟子参与组织了应社，后来到北京参加会试，没有考上进士，但是却在南应社的基础上，在京师广泛联络其他的落选举人，又发起组织了一个北应社。
到了崇祯二年的时候，张溥又回到苏州，联络南应社同道孙淳、杨彝等人，然后再次发出大量请柬，邀请天下各地名士一起到苏州聚会，这一次应邀前来的天下儒林名士共有七百余人。
这些士林名流在张溥组织下，于苏州宣誓建立了一个士林联盟，并将之命名为复社。
复社成立之后，张溥又多方奔走筹集复社资金，然后组织会议，出版文集，宣传政治主张，把整个江南的舆论逐渐地掌握在了复社的手中。
钱谦益等“四钱”虽说是后期东林党人在朝中的大佬，而其在民间的各种活动，主要就是有张溥、孙淳、周钟、杨彝、陈子龙等人主持的复社在协调组织。
可以想象的到，要是不把这个张溥给弄走，这个人会在整肃东林党的过程中发挥出怎样的负面作用。
这一点也正是崇祯皇帝在动手收拾钱谦益、惠世扬等人之前，将张溥支开，让他跟着姜曰广等人前往朝鲜传旨的原因。
现在正好，不管到底处于什么考虑，张溥自请留在朝鲜，在朝鲜建书院，开讲坛，传播正统儒家学说，这都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乐见其成的大好事。
所以，在接到了姜曰广从朝鲜汉京发回来的奏报之后，崇祯皇帝很快下旨让内阁、礼部和理藩院会商大明向外藩属国派遣常驻使节的问题，并决心从朝鲜国率先开始。
然后，就在山西剿贼前线的军报送到北京之前的那一天，一队锦衣卫人员，带着给姜曰广、张溥、李信和朝鲜国主李倧的旨意，以及几个装满了四书五经、朱子大全之类儒学经典的大箱，从北京离开，经天津，前往东江镇和朝鲜而去。
崇祯皇帝在给张溥的旨意之中，不仅任命他为大明朝廷常驻朝鲜国的钦命使节，而且同意了他的请求，允许他在朝鲜国筹建书院，招收弟子，传播和广大正统儒学。
特别是，崇祯皇帝还特意提醒他，允许他从江南士林之中，招募自愿前往朝鲜讲学传道的儒林名师，为朝鲜的儒家子弟授业解惑。
对崇祯皇帝来说，他巴不得这些人赶紧都滚去朝鲜呢。
这一时空之中，由于张溥中了进士，而且由于这一科进士的扩招，使得张溥没有参与发起并组织北应社，所以应社的活动还是局限在南直隶，特别是应天府范围内。
没有了历史上的北应社，自然也就没有了原本历史上的那个由南北两京举人士子之中的士林名流，共同组织而成的所谓复社了。
这一点，也让崇祯皇帝感到放心了不少。
因为历史上复社的组织形式，虽然还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近代政党组织，但是看起来也十分的可怕。
在张溥的策划之下，一群来自全国的文人士大夫，应东林党几个大佬的呼吁，到苏州公开聚会，填写社员名册，共同推举领袖，然后在张溥等人发向全国的公告之上联合签名，表达自己的学术和政治主张，这看起来像什么？
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方诗会或者地方文社了，这已经是一种全新的政治运动形式了，一旦让他们真的发展起来，推广开来，这比传统意义上的党争可是要厉害的多了！
万幸的是，这个时空之中，因为张溥被崇祯皇帝钦点为崇祯元年恩科的探花，一下子有了一种志得意满、一步登天的感觉，又被安排在翰林院天天誊写校订熹宗皇帝实录，所以他的命运也随之改变，根本没有那些时间、精力和兴趣，去组织一帮子落第的举人搞什么结社。
所以，这一时空之中，在复社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北应社，没有出现，而随之发生的改变则是，复社也没有出现。
明朝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民族主义的成功之上的。
明太祖讨伐蒙元的檄文，就是明初士大夫阶层民族主义主张的最集中最鲜明的表达，“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句响彻后世的名言，就是在其中最先提出来的。
可惜的是，推翻了蒙元异族的统治之后，经过了二百多年的演变，特别是到了明朝末年的时候，大明南北的读书人已经不再去关注什么华夷之辩了，也不强调华夷之防了，转而只关注起个人及其家族的成功，个人及其家族的富贵荣华。
这些本来应该是华夏民族脊梁的读书人，纷纷以家族取代了民族，将自己家族的利益凌驾于民族的利益之上，只要自己家族得意安享富贵，哪管什么民族的存亡绝续！
一个群体一旦在精神上丧失了最起码的民族主义意识，那么这个群体就绝不可能再有什么民族气节，最后沦为满清铁蹄南下的带路党和走狗帮凶，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如今的情形正在往崇祯皇帝希望看到的地方转变，虽然他还做不到将整个天下的风气转过来，但至少已经能够影响和改变到自己身边的这些人了。
原本历史上流民领袖之一的李信，现在早已跳出了过去认识上的窠臼，中原人多地少，土地兼并严重，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长城外面不是还有更加广袤的土地吗，辽东半岛之上，朝鲜半岛之上，不是还有数之不尽的良田沃土吗？
你宁肯忍饥挨饿地守着被干旱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故土村庄，而不肯冒一点风险，艰辛跋涉到边疆之地开垦耕种，那么你饿死了也是活该！
朝廷开放边疆，鼓励移民屯垦，大量的良田沃土不要钱分给你，同时还开放沿海，鼓励出洋谋生，只要肯出力，总有一口饭吃，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会因为饥荒而烧杀抢掠，而聚众作乱、占山为王，这在如今的朝廷命官李信的眼中，是绝对的十恶不赦！
这就是原本历史的义军领袖之一李信，在前往朝鲜的途中听闻西北流贼窜晋之后心中涌现出来的想法！
从理藩院副使姜曰广以及随行的锦衣卫副千户乔启泰写回来的奏报之中，了解到李信的一些言行之后，崇祯皇帝由衷地感到欣慰，自己的用心看来的确是没有白费。
不光是李信因为在军机处的舍人生涯，以及这一次经过东江镇出使朝鲜的行程，视野和见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连崇祯皇帝一直有意提防的东林新生代领袖人物张溥，都发生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变化。
在最近收到的姜曰广的正式奏报之中，姜曰广向朝廷请示，说这次出使朝鲜的副使、翰林院编修张溥，请求常驻朝鲜国开坛讲学，并请崇祯皇帝赐给朝鲜一批国子监在崇祯元年新刻印的四书五经、朱子大全。
原来，张溥跟着姜曰广到了朝鲜国之后，因其崇祯元年恩科探花、大明翰林院编修、大明江南士林新晋领袖，以及大明天使的多重身份，很快就受到了朝鲜儒学士林的追捧和膜拜。
而最近几十年在朝鲜大行其道的各个书院，也纷纷请他前去讲学、传道、授业、解惑，而张溥这个人与一般人想法不同，他跟历史上一样，觉得自己肩负着传播孔孟之道的神圣使命，那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生民开太平”。
既然朝鲜国的士林子弟这么热烈地欢迎自己和崇尚儒学，那么他作为有志于“为往圣继绝学”的圣门弟子，自然有责任将儒学在朝鲜发扬光大，教授给朝鲜士林以华夏正统儒学，提升朝鲜国儒林弟子的儒学水平，纠正他们在孔孟之道上的偏颇和错误。
可以想见，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在四月中旬的时候，接到来自朝鲜的这份奏报，内心之中该是有多么的意外和高兴了！
崇祯皇帝对于像钱谦益这样的东林领袖，并没有太多戒心，这样的人不过是政治上的投机分子和变色龙而已，充其量也只能算得上是比较有成就的文人罢了，本身并没有多少政治上的才干和能力。
而张溥这样的人却不十分同。
历史上，张溥没有考中崇祯元年恩科的进士，但却一直以举人的身份活跃在江南士林之中，先是与一批不得志的东林弟子参与组织了应社，后来到北京参加会试，没有考上进士，但是却在南应社的基础上，在京师广泛联络其他的落选举人，又发起组织了一个北应社。
到了崇祯二年的时候，张溥又回到苏州，联络南应社同道孙淳、杨彝等人，然后再次发出大量请柬，邀请天下各地名士一起到苏州聚会，这一次应邀前来的天下儒林名士共有七百余人。
这些士林名流在张溥组织下，于苏州宣誓建立了一个士林联盟，并将之命名为复社。
复社成立之后，张溥又多方奔走筹集复社资金，然后组织会议，出版文集，宣传政治主张，把整个江南的舆论逐渐地掌握在了复社的手中。
钱谦益等“四钱”虽说是后期东林党人在朝中的大佬，而其在民间的各种活动，主要就是有张溥、孙淳、周钟、杨彝、陈子龙等人主持的复社在协调组织。
可以想象的到，要是不把这个张溥给弄走，这个人会在整肃东林党的过程中发挥出怎样的负面作用。
这一点也正是崇祯皇帝在动手收拾钱谦益、惠世扬等人之前，将张溥支开，让他跟着姜曰广等人前往朝鲜传旨的原因。
现在正好，不管到底处于什么考虑，张溥自请留在朝鲜，在朝鲜建书院，开讲坛，传播正统儒家学说，这都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乐见其成的大好事。
所以，在接到了姜曰广从朝鲜汉京发回来的奏报之后，崇祯皇帝很快下旨让内阁、礼部和理藩院会商大明向外藩属国派遣常驻使节的问题，并决心从朝鲜国率先开始。
然后，就在山西剿贼前线的军报送到北京之前的那一天，一队锦衣卫人员，带着给姜曰广、张溥、李信和朝鲜国主李倧的旨意，以及几个装满了四书五经、朱子大全之类儒学经典的大箱，从北京离开，经天津，前往东江镇和朝鲜而去。
崇祯皇帝在给张溥的旨意之中，不仅任命他为大明朝廷常驻朝鲜国的钦命使节，而且同意了他的请求，允许他在朝鲜国筹建书院，招收弟子，传播和广大正统儒学。
特别是，崇祯皇帝还特意提醒他，允许他从江南士林之中，招募自愿前往朝鲜讲学传道的儒林名师，为朝鲜的儒家子弟授业解惑。
对崇祯皇帝来说，他巴不得这些人赶紧都滚去朝鲜呢。
这一时空之中，由于张溥中了进士，而且由于这一科进士的扩招，使得张溥没有参与发起并组织北应社，所以应社的活动还是局限在南直隶，特别是应天府范围内。
没有了历史上的北应社，自然也就没有了原本历史上的那个由南北两京举人士子之中的士林名流，共同组织而成的所谓复社了。
这一点，也让崇祯皇帝感到放心了不少。
因为历史上复社的组织形式，虽然还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近代政党组织，但是看起来也十分的可怕。
在张溥的策划之下，一群来自全国的文人士大夫，应东林党几个大佬的呼吁，到苏州公开聚会，填写社员名册，共同推举领袖，然后在张溥等人发向全国的公告之上联合签名，表达自己的学术和政治主张，这看起来像什么？
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方诗会或者地方文社了，这已经是一种全新的政治运动形式了，一旦让他们真的发展起来，推广开来，这比传统意义上的党争可是要厉害的多了！
万幸的是，这个时空之中，因为张溥被崇祯皇帝钦点为崇祯元年恩科的探花，一下子有了一种志得意满、一步登天的感觉，又被安排在翰林院天天誊写校订熹宗皇帝实录，所以他的命运也随之改变，根本没有那些时间、精力和兴趣，去组织一帮子落第的举人搞什么结社。
所以，这一时空之中，在复社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北应社，没有出现，而随之发生的改变则是，复社也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