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八章 满地鸡毛
当日冯保被人以检查蚕室修缮进展为名诓骗到西苑，在此接到了万岁爷要他回府闭门思过的口谕。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要马上前往乾清宫，当面向万岁爷申述辩解。
但他却再也回不去了，那些平日在他面前卑躬屈膝的长随、侍卫，一下全都换了副面孔，生拉硬拽把他弄进一辆马车，押着他飞快出了宫门。
透过车窗，冯保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一幢幢巍峨的殿宇离他越来越远，一切变故都发生在转瞬间，叫他如何接受得了。
接下来几天里，冯保一直都被软禁在府中，各种情绪不时涌上心头，绝望、恐惧、愤怒、悔恨、期待，不一而足。
而此时此刻，他心中却只感到深深的哀伤。
一切都成定局，再去追悔反思，已无任何意义。
万历十年八月初八，曾经权倾一时的冯保冯大伴，领着数十名家人仆役，押着几十辆装满辎重的骡车，黯然离开京师，前往南京。
万历对冯保的处置，马上引来许多朝臣的不满。御史王国上疏言冯保十罪，独揽朝纲、大开贿赂、勒索边将、盗窃内府珍宝、敛天下财物、强夺民宅良田、所积奇珍为陛下所未有者、勒索辅臣张居正家名琴、夜明珠、珍珠帘、金银各数万两、原尚书曾省吾、侍郎王篆为谋官位各送冯保财物若干等。皇上当比照武宗诛权阉刘瑾之旧例，重处冯保，斥革曾省吾、王篆。
王国这份弹章不但将重点放在冯保捞了多少多少钱财，而且把吏部左侍郎王篆也给牵扯进来。
万历读过此折，心道这班家伙真是上下两片嘴皮，怎么说都有理。正德皇帝身后被批得体无完肤，这下子反倒要自己去效仿他。而冯保所犯的罪行，性质与刘瑾完全不同。如果真把冯保给咔嚓掉，只怕后世又得冒出不少人来为他鸣不平了。
万历对于冯保的豪富早就心中有数，无须他人提醒。他还记得上回潘晟受到围攻时，这王国在其中也很卖力，想必是张四维用得很趁手的捣屎棍之一了。
念在王国前阵子清查土地干得不错，万历只传喻将其外放，未作严惩。但紧接着，御史李廷彦也上疏揭露冯保诸多贪腐不法事，请求万历重处冯保。
万历有些不耐烦了，下旨将李廷彦停职，同时也令有司查抄冯保和已下狱的冯佑、冯邦宁、张大受、徐爵等人的家产，却没把王篆怎么样。
不过王篆身为张居正旧党的核心之一，之前张四维所遭到的阻击，他就是重要策划者。王篆心知自己在张四维手底下的日子肯定不好过，便主动上疏辞职。
可惜事态并未轻易平息，科道言路被张居正钳制多年，这些年轻官员一朝发力，就将一个又一个高官扳倒在地，连高高在上的冯大伴也不能幸免。如此战绩，怎能不令他们感到备受鼓舞。
掌管言路的左都御史陈炌一见局面有失控的迹象，赶紧告病请辞，躲在家里闭门不出。而张四维这时仍然心尤未满，对言官们的行为持放任默许的态度。
于是一个李廷彦倒下了，更多的李廷彦站起来了。
几天后，又有吏科给事中陈与郊上疏弹劾礼部左侍郎陈思育，太仆寺少卿于鲸，言二人夤缘徐爵，结纳冯保，朋奸误国，亟当罢黜，以清仕路。
万历传下口喻，对二人进行了一顿口头批评，并未深究。
然而陈思育前段时间刚刚升官，正自春风得意，忽然间受到攻击，那肯甘心，于是当场对前来传喻的太监提出抗议，请求皇上同意自己的具折申辩。
陈思育此举一下捅了马蜂窝，礼科给事中陈烨马上弹劾他以大臣被论，不思阖门省过，乃摭拾强辩，大乖法纪。并尽发其营私黩货，纵欲宣淫诸不法事。
其最甚者乘机诈梁驸马银二千两，致伊父发揭索取，结纳故相张居正家人游七，凭藉吹嘘，制一手卷，题“楚滨欣赏”，捏写同院诸臣姓号诗赋连篇贺之，因得玉杯、古画、犀带为谢，典试预通关节，贿卖举人查谦亨等十数名，纳成国公管家为门下，受馈银千两，令伊子滥买武科。
这下好，陈大人的清誉被一次性抹得干干净净，哪还有脸继续占据礼部高位，就连万历想要再保他，都觉得有些说不过去了。
面对如此情形，万历的心情很是糟糕。朝堂之上之所以变成如今这般满地鸡毛的模样，背后也有他自己的原因，没奈何，必须尽快设法收拾收拾。
万历很清楚，这个时代的官员，都是这个样子，没有谁能独善其身。这不是个人操守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思想意识观念存在严重的偏差。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便逐渐意识到人性之中的一些天然本能，往往难以得到充分满足，必须加以抑制，才能与社会、与他人保持和谐相处的状态。
华夏传统儒家思想在这方面的论述更是非常之多，既有孟子的性善论，也有荀子的性恶论，其中都不乏对于人性的精辟阐述。
但古人对于以激发个人主观能动性，靠自身创造力来提升社会生产力，进而逐步满足个人需求的认知不足。
而华夏文明又在很早就已演化成农业文明，相对稳定的物质产出，使得当时的思想家更加坚信只需通过教化，让民众具备良好的道德操守，保持较低的物质欲求水平，就能使整个社会提升到更加美好的状态。
这样一来，古代先贤对于人欲的看法就难免会比较消极。
至于一直在华夏社会占据了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也同样无法摆脱这种对人性的认知偏差。
儒家思想承续了周人“以德配天，以礼治国”的观念，始终以伦理道德为基础，越往后走，其所提出的标准就越苛刻，对人欲的压制也越严密。
当年孔夫子尚且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荀子更是强调“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好恶、喜怒、哀乐，夫是之谓天情”。
可到了后世的道学先生这里，就变成了“人心私欲，故危殆”，甚至宣扬所谓“存天理，灭人欲”。
可人的天然本性哪是能灭的了，所以儒家知识分子往往就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要大肆宣扬各种高高在上的道德仁义，一方面又克服不了自身存在的种种私欲。
也许极少数人自制力超强，能够做得比较到位，但绝大多数人是无法达到这一境界的。于是各种怪相乱象就难免会发生了。这些官员谁会不懂得礼义廉耻，但又有谁能彻底抑制住自己的私欲呢？久而久之，各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就大行其道了。
无法很好的理顺理与欲，义与利之间的关系，将其有机地协调统一起来，这一直是古代儒家学说所存在的最大缺陷之一。
但他却再也回不去了，那些平日在他面前卑躬屈膝的长随、侍卫，一下全都换了副面孔，生拉硬拽把他弄进一辆马车，押着他飞快出了宫门。
透过车窗，冯保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一幢幢巍峨的殿宇离他越来越远，一切变故都发生在转瞬间，叫他如何接受得了。
接下来几天里，冯保一直都被软禁在府中，各种情绪不时涌上心头，绝望、恐惧、愤怒、悔恨、期待，不一而足。
而此时此刻，他心中却只感到深深的哀伤。
一切都成定局，再去追悔反思，已无任何意义。
万历十年八月初八，曾经权倾一时的冯保冯大伴，领着数十名家人仆役，押着几十辆装满辎重的骡车，黯然离开京师，前往南京。
万历对冯保的处置，马上引来许多朝臣的不满。御史王国上疏言冯保十罪，独揽朝纲、大开贿赂、勒索边将、盗窃内府珍宝、敛天下财物、强夺民宅良田、所积奇珍为陛下所未有者、勒索辅臣张居正家名琴、夜明珠、珍珠帘、金银各数万两、原尚书曾省吾、侍郎王篆为谋官位各送冯保财物若干等。皇上当比照武宗诛权阉刘瑾之旧例，重处冯保，斥革曾省吾、王篆。
王国这份弹章不但将重点放在冯保捞了多少多少钱财，而且把吏部左侍郎王篆也给牵扯进来。
万历读过此折，心道这班家伙真是上下两片嘴皮，怎么说都有理。正德皇帝身后被批得体无完肤，这下子反倒要自己去效仿他。而冯保所犯的罪行，性质与刘瑾完全不同。如果真把冯保给咔嚓掉，只怕后世又得冒出不少人来为他鸣不平了。
万历对于冯保的豪富早就心中有数，无须他人提醒。他还记得上回潘晟受到围攻时，这王国在其中也很卖力，想必是张四维用得很趁手的捣屎棍之一了。
念在王国前阵子清查土地干得不错，万历只传喻将其外放，未作严惩。但紧接着，御史李廷彦也上疏揭露冯保诸多贪腐不法事，请求万历重处冯保。
万历有些不耐烦了，下旨将李廷彦停职，同时也令有司查抄冯保和已下狱的冯佑、冯邦宁、张大受、徐爵等人的家产，却没把王篆怎么样。
不过王篆身为张居正旧党的核心之一，之前张四维所遭到的阻击，他就是重要策划者。王篆心知自己在张四维手底下的日子肯定不好过，便主动上疏辞职。
可惜事态并未轻易平息，科道言路被张居正钳制多年，这些年轻官员一朝发力，就将一个又一个高官扳倒在地，连高高在上的冯大伴也不能幸免。如此战绩，怎能不令他们感到备受鼓舞。
掌管言路的左都御史陈炌一见局面有失控的迹象，赶紧告病请辞，躲在家里闭门不出。而张四维这时仍然心尤未满，对言官们的行为持放任默许的态度。
于是一个李廷彦倒下了，更多的李廷彦站起来了。
几天后，又有吏科给事中陈与郊上疏弹劾礼部左侍郎陈思育，太仆寺少卿于鲸，言二人夤缘徐爵，结纳冯保，朋奸误国，亟当罢黜，以清仕路。
万历传下口喻，对二人进行了一顿口头批评，并未深究。
然而陈思育前段时间刚刚升官，正自春风得意，忽然间受到攻击，那肯甘心，于是当场对前来传喻的太监提出抗议，请求皇上同意自己的具折申辩。
陈思育此举一下捅了马蜂窝，礼科给事中陈烨马上弹劾他以大臣被论，不思阖门省过，乃摭拾强辩，大乖法纪。并尽发其营私黩货，纵欲宣淫诸不法事。
其最甚者乘机诈梁驸马银二千两，致伊父发揭索取，结纳故相张居正家人游七，凭藉吹嘘，制一手卷，题“楚滨欣赏”，捏写同院诸臣姓号诗赋连篇贺之，因得玉杯、古画、犀带为谢，典试预通关节，贿卖举人查谦亨等十数名，纳成国公管家为门下，受馈银千两，令伊子滥买武科。
这下好，陈大人的清誉被一次性抹得干干净净，哪还有脸继续占据礼部高位，就连万历想要再保他，都觉得有些说不过去了。
面对如此情形，万历的心情很是糟糕。朝堂之上之所以变成如今这般满地鸡毛的模样，背后也有他自己的原因，没奈何，必须尽快设法收拾收拾。
万历很清楚，这个时代的官员，都是这个样子，没有谁能独善其身。这不是个人操守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思想意识观念存在严重的偏差。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便逐渐意识到人性之中的一些天然本能，往往难以得到充分满足，必须加以抑制，才能与社会、与他人保持和谐相处的状态。
华夏传统儒家思想在这方面的论述更是非常之多，既有孟子的性善论，也有荀子的性恶论，其中都不乏对于人性的精辟阐述。
但古人对于以激发个人主观能动性，靠自身创造力来提升社会生产力，进而逐步满足个人需求的认知不足。
而华夏文明又在很早就已演化成农业文明，相对稳定的物质产出，使得当时的思想家更加坚信只需通过教化，让民众具备良好的道德操守，保持较低的物质欲求水平，就能使整个社会提升到更加美好的状态。
这样一来，古代先贤对于人欲的看法就难免会比较消极。
至于一直在华夏社会占据了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也同样无法摆脱这种对人性的认知偏差。
儒家思想承续了周人“以德配天，以礼治国”的观念，始终以伦理道德为基础，越往后走，其所提出的标准就越苛刻，对人欲的压制也越严密。
当年孔夫子尚且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荀子更是强调“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好恶、喜怒、哀乐，夫是之谓天情”。
可到了后世的道学先生这里，就变成了“人心私欲，故危殆”，甚至宣扬所谓“存天理，灭人欲”。
可人的天然本性哪是能灭的了，所以儒家知识分子往往就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要大肆宣扬各种高高在上的道德仁义，一方面又克服不了自身存在的种种私欲。
也许极少数人自制力超强，能够做得比较到位，但绝大多数人是无法达到这一境界的。于是各种怪相乱象就难免会发生了。这些官员谁会不懂得礼义廉耻，但又有谁能彻底抑制住自己的私欲呢？久而久之，各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就大行其道了。
无法很好的理顺理与欲，义与利之间的关系，将其有机地协调统一起来，这一直是古代儒家学说所存在的最大缺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