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六章 以佛教对道教？
刘辩出生于汉灵帝熹平五年，父亲是汉灵帝刘宏，母亲是来自南阳郡宛县的宫女何氏，所以刘辩是庶出。
皇子刘辩出生后，何氏母以子贵，被封为贵人，宋皇后被废两年后又晋升为皇后。
在刘辩出生之前，灵帝的皇子们都已夭折，所以皇子辩出生后没有养在皇宫中，而养在道人史子眇的家里，不敢叫他的刘辩本名，称他为“史侯”。
因为史道人有道术，何氏想凭借他的道术保护皇子辩。
这些事情，熟悉历史的赵云知晓，戏志才并不清楚，贾诩也是经过一番调查才清楚。
既然灵帝都没有给自己唯一的皇子封王，整一个子虚乌有的史侯，很可能对刘辩不上心。
相反，王贵人出身高贵，尽管不是大世家，在冀州也算是一个豪门，进宫就是美人。
她所生的儿子肯定就是嫡出，而不是刘辩一样的庶出。
“主公，在高层，有一群人信奉浮屠！”贾诩眼睛眯缝着。
“你的意思是让那些光头对付道家？”赵云哑然。
在汉哀帝元寿元年时，有一位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从月氏王派遣来的使者伊存那里，听到了口授的佛经。
“浮屠”即佛的另一译音。若从文字记载来看，佛教传入我国至迟在西汉末年，但之前很可能性已经传入。
现在，一般以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为佛教传入我国的标志。
当时汉明帝夜梦金人飞行于殿庭，第二天上朝便问群臣到底是何征兆。太史傅毅回答说是西方的神－佛。
皇帝听了，认为供佛吉祥，就派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
公元67年，蔡愔等于大月氏国遇到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位法师，就请他们回国弘法。
一行人就用白马驮着佛像、佛经，返回首都洛阳。汉明帝特意建立精舍安置两位法师，精舍即是白马寺。
当时“寺”是官署名称，如大理寺、太常寺等。白马寺是指一处安排接待外国宗教人士的机构，后来寺就才慢慢成了僧人所居之处。
迦叶摩腾、竺法兰到达洛阳后，就开始译经、度僧。
由于迦叶摩腾与竺法兰是外国人，于汉语不甚精通，翻译时表达义理也就不太精准，而且数量极少。
他们摘录几十段佛语，辑于一册，即是《四十二章经》。
另外，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一开始就被皇家供养在庭院中，所以佛陀规定的僧团必须托钵乞食，住在阿兰若处等极重要的规矩，就没能在中国实行。
又因为当时同时发心随两位法师出家的人太多，一时间没有那么多染衣，于是从一开始汉传佛教的僧众就没能统一着染衣。
以至发展一段时间后，就都穿了长袍。
所以，我们汉传佛教最初的缘起就有其先天性不足：因皇家求世间福报而进入，最能表法的托钵、披衣制一开始就没确立。经典极少，翻译亦存在缺陷。
从明帝起直至汉末，佛教基本只在上层社会小规模内传播，而且绝大多数人把它当成了求福之法，而未了解到它是能令人了生脱死的实修之宝。
这种情况在外国僧人不断进入，大量佛经被不断翻译出来后，才渐渐有点儿改变。同时，佛教也从皇家上层渐渐渗透至民间，建寺供养者也多起来。
至东汉末桓、灵二帝的时代，西域僧人相继来到中国，如安世高、安玄从安息国来，支娄迦谶、支曜从月氏国来，竺佛朔从天竺国来，康孟详从康居来。
由此译经事业渐盛，佛教的普及范围也渐广。
东汉末期的佛典翻译事业，主要开始于安世高。
安世高本名“清”，是安息国的太子，博学多识，信仰佛教。
当轮到他即位的时候，他却让位给叔父出家修道去了。
此人精研阿毗昙，兼习禅定，游化西域各地，闻名一方。
东汉末大约七十年间，各译师翻译的经典涉及大小乘，包括止观、阿毗昙、佛传、般若几方面。
在初期的佛典翻译当中，一般常用“文”、“质”两个字作译文的评语。
“文”是指翻译时以文辞优美、适合本土习惯为主，“质”是指以传达原意精准为主。安世高、支谶等译师，大多采用质朴的直译，文采比后代优秀论师差些。
教自传入中国，王公贵人中，楚王刘英为历史记载中最先祀佛的人，他曾为佛斋戒祭祀，并曾奉缣帛替人赎罪。
但他对佛之认识仍十分粗浅，既信佛，却又诵黄老之微言，且曾把佛与孔子、老子一齐祭祀，他又与方士交往。
可见此时汉人之对佛，是把佛教视为一祭祀方术，以为其学说只是鬼神报应之说。
当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传入，首先要在当地人的思想信抑上找到共通点。
而现在中国流行阴阳五行，神仙方士之说，故当时国僧侣到中国时，奇装异服，对佛像烧香礼拜，诵念人们所不懂之经，在当时人民的心目中，自然被视作方士之类。
而他们舍世的生活方式，也与道家的隐修和回归自然的思想相似，故当时之佛教是被当作与黄老及神仙道术等相类似的东西，而被汉人民所接受。
永平十年时，明帝曾遗使到天竺求法，并得摄摩腾、竺法兰把佛经及释迦立像带到洛阳。明帝令画工仿画佛像并置清凉台收藏，又把佛经藏于兰台石室，又建白马寺于洛阳，正式展开佛教在中国的弘法事业。
桓帝时，大力弘扬佛法，虽在宫中黄老浮屠并立祠，及士大夫间也佛老混言，但在他们的重视下，佛教得以在中国迅速传播。
灵帝时，牟子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著有《牟子理惑论》，以解时人对佛教之疑惑与攻击，谓“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甚至明言儒亦不如佛也。
自此，佛教遂成一帜，渐与道儒分途。
自明帝建成白马寺后，灵帝亦大造浮屠之祠，以铜造像，黄金涂身，衣以锦采，所建佛阁可容三千余人，附近各地人在此听佛和读经。
每年四月八日浴佛节设酒饭，布施于路，延绵数十里。
许多佛僧于传教初期为求在中国新地上生存与发展，尽可能迁就当地固有的文化，采取依附道教，尊重儒学的态度，在记述佛教传播的史书中，佛道往被相提并论。
自明帝至桓帝时的百年间，始终以黄老浮屠归为同一道，更甚者，或以道教教主老子为佛陀。
另一方面，儒学在汉代己渐居社会思想的主导地位，佛教对之也取尊崇之态度。
如牟子极力以佛教教义迎合儒家，认为佛教义理与儒家**纲常思想是一致的，自己虽信佛但对儒家的仁孝思想并行，康僧会甚至把仁说为佛教的最高原则。
东汉时，诸儒往往把佛贬为“夷狄之术”，认为其出剃发弃妻等行为不合孝子之道。
而道教也对佛教进行攻击，除造老子化胡说以证明其资格早于佛教，又指佛僧弃亲、抛妻、食不清、行乞丐为“四毁之行”。
到了东汉末，佛教已趋向**，而对道的排斥也进行抗争。
本来对贾诩就很忌惮的戏志才，听到他对佛教入木三分的分析，不由头皮发麻。
赵云也在一旁沉吟，半晌没有说话。
皇子刘辩出生后，何氏母以子贵，被封为贵人，宋皇后被废两年后又晋升为皇后。
在刘辩出生之前，灵帝的皇子们都已夭折，所以皇子辩出生后没有养在皇宫中，而养在道人史子眇的家里，不敢叫他的刘辩本名，称他为“史侯”。
因为史道人有道术，何氏想凭借他的道术保护皇子辩。
这些事情，熟悉历史的赵云知晓，戏志才并不清楚，贾诩也是经过一番调查才清楚。
既然灵帝都没有给自己唯一的皇子封王，整一个子虚乌有的史侯，很可能对刘辩不上心。
相反，王贵人出身高贵，尽管不是大世家，在冀州也算是一个豪门，进宫就是美人。
她所生的儿子肯定就是嫡出，而不是刘辩一样的庶出。
“主公，在高层，有一群人信奉浮屠！”贾诩眼睛眯缝着。
“你的意思是让那些光头对付道家？”赵云哑然。
在汉哀帝元寿元年时，有一位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从月氏王派遣来的使者伊存那里，听到了口授的佛经。
“浮屠”即佛的另一译音。若从文字记载来看，佛教传入我国至迟在西汉末年，但之前很可能性已经传入。
现在，一般以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为佛教传入我国的标志。
当时汉明帝夜梦金人飞行于殿庭，第二天上朝便问群臣到底是何征兆。太史傅毅回答说是西方的神－佛。
皇帝听了，认为供佛吉祥，就派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
公元67年，蔡愔等于大月氏国遇到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位法师，就请他们回国弘法。
一行人就用白马驮着佛像、佛经，返回首都洛阳。汉明帝特意建立精舍安置两位法师，精舍即是白马寺。
当时“寺”是官署名称，如大理寺、太常寺等。白马寺是指一处安排接待外国宗教人士的机构，后来寺就才慢慢成了僧人所居之处。
迦叶摩腾、竺法兰到达洛阳后，就开始译经、度僧。
由于迦叶摩腾与竺法兰是外国人，于汉语不甚精通，翻译时表达义理也就不太精准，而且数量极少。
他们摘录几十段佛语，辑于一册，即是《四十二章经》。
另外，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一开始就被皇家供养在庭院中，所以佛陀规定的僧团必须托钵乞食，住在阿兰若处等极重要的规矩，就没能在中国实行。
又因为当时同时发心随两位法师出家的人太多，一时间没有那么多染衣，于是从一开始汉传佛教的僧众就没能统一着染衣。
以至发展一段时间后，就都穿了长袍。
所以，我们汉传佛教最初的缘起就有其先天性不足：因皇家求世间福报而进入，最能表法的托钵、披衣制一开始就没确立。经典极少，翻译亦存在缺陷。
从明帝起直至汉末，佛教基本只在上层社会小规模内传播，而且绝大多数人把它当成了求福之法，而未了解到它是能令人了生脱死的实修之宝。
这种情况在外国僧人不断进入，大量佛经被不断翻译出来后，才渐渐有点儿改变。同时，佛教也从皇家上层渐渐渗透至民间，建寺供养者也多起来。
至东汉末桓、灵二帝的时代，西域僧人相继来到中国，如安世高、安玄从安息国来，支娄迦谶、支曜从月氏国来，竺佛朔从天竺国来，康孟详从康居来。
由此译经事业渐盛，佛教的普及范围也渐广。
东汉末期的佛典翻译事业，主要开始于安世高。
安世高本名“清”，是安息国的太子，博学多识，信仰佛教。
当轮到他即位的时候，他却让位给叔父出家修道去了。
此人精研阿毗昙，兼习禅定，游化西域各地，闻名一方。
东汉末大约七十年间，各译师翻译的经典涉及大小乘，包括止观、阿毗昙、佛传、般若几方面。
在初期的佛典翻译当中，一般常用“文”、“质”两个字作译文的评语。
“文”是指翻译时以文辞优美、适合本土习惯为主，“质”是指以传达原意精准为主。安世高、支谶等译师，大多采用质朴的直译，文采比后代优秀论师差些。
教自传入中国，王公贵人中，楚王刘英为历史记载中最先祀佛的人，他曾为佛斋戒祭祀，并曾奉缣帛替人赎罪。
但他对佛之认识仍十分粗浅，既信佛，却又诵黄老之微言，且曾把佛与孔子、老子一齐祭祀，他又与方士交往。
可见此时汉人之对佛，是把佛教视为一祭祀方术，以为其学说只是鬼神报应之说。
当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传入，首先要在当地人的思想信抑上找到共通点。
而现在中国流行阴阳五行，神仙方士之说，故当时国僧侣到中国时，奇装异服，对佛像烧香礼拜，诵念人们所不懂之经，在当时人民的心目中，自然被视作方士之类。
而他们舍世的生活方式，也与道家的隐修和回归自然的思想相似，故当时之佛教是被当作与黄老及神仙道术等相类似的东西，而被汉人民所接受。
永平十年时，明帝曾遗使到天竺求法，并得摄摩腾、竺法兰把佛经及释迦立像带到洛阳。明帝令画工仿画佛像并置清凉台收藏，又把佛经藏于兰台石室，又建白马寺于洛阳，正式展开佛教在中国的弘法事业。
桓帝时，大力弘扬佛法，虽在宫中黄老浮屠并立祠，及士大夫间也佛老混言，但在他们的重视下，佛教得以在中国迅速传播。
灵帝时，牟子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著有《牟子理惑论》，以解时人对佛教之疑惑与攻击，谓“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甚至明言儒亦不如佛也。
自此，佛教遂成一帜，渐与道儒分途。
自明帝建成白马寺后，灵帝亦大造浮屠之祠，以铜造像，黄金涂身，衣以锦采，所建佛阁可容三千余人，附近各地人在此听佛和读经。
每年四月八日浴佛节设酒饭，布施于路，延绵数十里。
许多佛僧于传教初期为求在中国新地上生存与发展，尽可能迁就当地固有的文化，采取依附道教，尊重儒学的态度，在记述佛教传播的史书中，佛道往被相提并论。
自明帝至桓帝时的百年间，始终以黄老浮屠归为同一道，更甚者，或以道教教主老子为佛陀。
另一方面，儒学在汉代己渐居社会思想的主导地位，佛教对之也取尊崇之态度。
如牟子极力以佛教教义迎合儒家，认为佛教义理与儒家**纲常思想是一致的，自己虽信佛但对儒家的仁孝思想并行，康僧会甚至把仁说为佛教的最高原则。
东汉时，诸儒往往把佛贬为“夷狄之术”，认为其出剃发弃妻等行为不合孝子之道。
而道教也对佛教进行攻击，除造老子化胡说以证明其资格早于佛教，又指佛僧弃亲、抛妻、食不清、行乞丐为“四毁之行”。
到了东汉末，佛教已趋向**，而对道的排斥也进行抗争。
本来对贾诩就很忌惮的戏志才，听到他对佛教入木三分的分析，不由头皮发麻。
赵云也在一旁沉吟，半晌没有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