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四十五章 别具一格的证婚词
徐至摩和陆小蔓的婚礼在北平引起不小的轰动。
参加婚礼的社会名流不少，包括梁启朝、叶公朝、杨近甫、丁西临、任叔勇、陈衡浙、陈原、梁时秋，唐由壬等人。
大多是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派的成员。
正是在这场婚礼上，作为证婚人的梁启朝把徐至摩和陆小蔓痛骂了一顿。
思想守旧的梁启朝原本不同意这桩婚姻，但在各方的力劝下，他才勉强答应作证婚人。
这番别具一格的证婚词在历史上想来都是独一份。
“我来是为了讲几句不中听的话，好让社会上知道这样的恶例不足取法，更不值得鼓励———徐至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以至于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败，你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
陆小蔓，你和徐至摩都是过来人，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恪遵妇道，检讨自己的个性和行为，离婚再婚都是你们性格的过失所造成的，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自误误人。
不要以自私自利作为行事的准则，不要以荒唐和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目的，不要再把婚姻当作是儿戏，以为高兴可以结婚，不高兴可以离婚，让父母汗颜，让朋友不齿，让社会看笑话！
总之，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祝贺!———我说完了！”
这件事梁启朝事前知会过徐至摩。他在婚礼上不会说好听的话，徐至摩有心理准备。
这对师徒辛苦演这场戏是为了应对社会舆论的抨击。
在北平。对于徐至摩和陆小蔓的婚姻，舆论大多持批评的态度，支持的人很少。
大多数人认为徐至摩破坏别人家庭，陆小蔓不守妇道，两人勾搭成奸，就是奸夫****。
在这个时代。虽然社会风气逐渐开放。但仍然以保守势力为主。
没看就连鲁讯闹婚外恋都要躲到南方去，鲁讯可是号称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超强人物，在论战上没怕过谁，可还是顶不住这种压力。
这就是人言可畏。
现在，作为长辈的梁启朝骂了两人一次，其他人也不好说什么了。
前来参加婚礼的宾客大多并不知情，一时间，婚礼现场的气氛极为尴尬。
事后。梁启朝给远在美国的儿子梁思城和林徽茵写信，说了这件事。
“昨天作了一件极不愿意的事，去替徐至摩证婚。他的新妇是王受兴夫人，与徐至摩恋爱上。才和受兴离婚，实在是极之不道德。我在婚礼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他们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前所未闻之婚礼矣!”
梁启朝还把在婚礼上的证婚词写在信件上。
这是拿徐至摩和陆小蔓的事情告诫梁思城和林徽茵，对待感情要认真，不要动不动就离婚。道德败坏，辱没门风。
这里主要说的应该是林徽茵了。
毕竟徐至摩和林徽茵之间的感情纠葛人尽皆知，梁启朝想必对这位未来的儿媳妇不太放心，这才事先敲打一番。
否则没必要写这封信，还把骂徐至摩的证婚词附带上去。
这种旁敲侧击的老辣手段也只有梁启朝这样的家才运用的如此圆转自如。
在后世，有人说胡拾同样参加了徐至摩的婚礼，还做了主持人，这是无稽之谈。
这个时候的胡拾还在欧洲游逛。
1926年8月4日，胡拾一行人来到英国。
他这次来英国，主要的目的是参加庚子赔款的会议，不过英国人对此不怎么重视，开了几次会议后就各自离散了。
他在英国呆了几天，和英国的汉学家们交流学问。
还就中国的新文化发展做了几次演讲，叫做《中国的文艺复兴》。
他把中国的新文化和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比较，认为新文化是中国思想界的一次大解放。
与此同时，胡拾还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和法国的国立图书馆翻阅有关敦煌文化的经卷。
英国人斯坦因从中国盗走的敦煌经卷存放在大英博物馆。
法国人伯希和偷运的敦煌文物存放在巴黎国家图书馆。
斯坦因搜集的敦煌汉文写本虽然量比较大，但由于他缺乏汉学知识，选择不精，在历史价值上远逊于比他晚到敦煌的法国考察家伯希和的搜集品。
伯希和获得敦煌的大批珍贵文物，写了《敦煌千佛洞》等书，在法国名声大噪。
甚至成了巴黎法兰西学院的教授。
由于林子轩和陈寅格的倡议，敦煌文化在中国国内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8月26日，胡拾在法国拜访了伯希和，经过伯希和的介绍得以走进了巴黎国家图书馆，翻阅敦煌经卷。
他是为了研究学问而来，对于盗取中国文物的外国人并没有看法，或者是不愿意多想。
不像林子轩那样愤慨。
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看来，这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没必要如此痛心疾首。
回国后，胡拾把从巴黎伦敦带回来的神会遗著整理写定，又作一篇很详细的《荷泽大师神会传》，合编成《神会和尚遗集》，在国内出版。
他在《神会和尚遗集序》中这样写到。
“我借这个机会要对许多朋友表示很深厚的感谢。我最感激的是：伦敦大英博物院的翟林奈博士，巴黎的保罗伯希和教授，没有他们的热心援助，我不会得着这些材料。”
翟林奈是英国汉学家，在大英博物馆负责斯坦因盗取回来的敦煌文献资料。
做完这件事，胡拾又到了德国。
1926年10月27日，他被德国汉学家卫礼贤邀请到德国法兰克福中国学院做演讲。
这一次演讲的费用是300马克，仅够他从英国到德国来回的路费。
他演讲的题目叫做《中国小说》，时长105分钟，他在演讲的过程中讲了三个英语笑话，居然被外国人听懂了。
不过，胡拾的欧洲之旅并非都是好事。
在一次和朋友吃饭时，就遇到中国留学生发传单。
传单上这样写着：《警告旅欧华侨同胞，请注意孙传方走狗胡拾博士来欧的行动》。
这恐怕是受到他的好友丁闻江的牵连，丁闻江在孙传方手下做沪松商埠督办公署的总办。
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不知情，才把帽子扣到胡拾头上，当然，这也有胡拾曾支持过北洋军阀政府的原因。
由此可知，胡拾这段时间一直在欧洲，根本不可能参加徐至摩的婚礼。(未完待续。)
参加婚礼的社会名流不少，包括梁启朝、叶公朝、杨近甫、丁西临、任叔勇、陈衡浙、陈原、梁时秋，唐由壬等人。
大多是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派的成员。
正是在这场婚礼上，作为证婚人的梁启朝把徐至摩和陆小蔓痛骂了一顿。
思想守旧的梁启朝原本不同意这桩婚姻，但在各方的力劝下，他才勉强答应作证婚人。
这番别具一格的证婚词在历史上想来都是独一份。
“我来是为了讲几句不中听的话，好让社会上知道这样的恶例不足取法，更不值得鼓励———徐至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以至于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败，你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
陆小蔓，你和徐至摩都是过来人，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恪遵妇道，检讨自己的个性和行为，离婚再婚都是你们性格的过失所造成的，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自误误人。
不要以自私自利作为行事的准则，不要以荒唐和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目的，不要再把婚姻当作是儿戏，以为高兴可以结婚，不高兴可以离婚，让父母汗颜，让朋友不齿，让社会看笑话！
总之，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祝贺!———我说完了！”
这件事梁启朝事前知会过徐至摩。他在婚礼上不会说好听的话，徐至摩有心理准备。
这对师徒辛苦演这场戏是为了应对社会舆论的抨击。
在北平。对于徐至摩和陆小蔓的婚姻，舆论大多持批评的态度，支持的人很少。
大多数人认为徐至摩破坏别人家庭，陆小蔓不守妇道，两人勾搭成奸，就是奸夫****。
在这个时代。虽然社会风气逐渐开放。但仍然以保守势力为主。
没看就连鲁讯闹婚外恋都要躲到南方去，鲁讯可是号称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超强人物，在论战上没怕过谁，可还是顶不住这种压力。
这就是人言可畏。
现在，作为长辈的梁启朝骂了两人一次，其他人也不好说什么了。
前来参加婚礼的宾客大多并不知情，一时间，婚礼现场的气氛极为尴尬。
事后。梁启朝给远在美国的儿子梁思城和林徽茵写信，说了这件事。
“昨天作了一件极不愿意的事，去替徐至摩证婚。他的新妇是王受兴夫人，与徐至摩恋爱上。才和受兴离婚，实在是极之不道德。我在婚礼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他们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前所未闻之婚礼矣!”
梁启朝还把在婚礼上的证婚词写在信件上。
这是拿徐至摩和陆小蔓的事情告诫梁思城和林徽茵，对待感情要认真，不要动不动就离婚。道德败坏，辱没门风。
这里主要说的应该是林徽茵了。
毕竟徐至摩和林徽茵之间的感情纠葛人尽皆知，梁启朝想必对这位未来的儿媳妇不太放心，这才事先敲打一番。
否则没必要写这封信，还把骂徐至摩的证婚词附带上去。
这种旁敲侧击的老辣手段也只有梁启朝这样的家才运用的如此圆转自如。
在后世，有人说胡拾同样参加了徐至摩的婚礼，还做了主持人，这是无稽之谈。
这个时候的胡拾还在欧洲游逛。
1926年8月4日，胡拾一行人来到英国。
他这次来英国，主要的目的是参加庚子赔款的会议，不过英国人对此不怎么重视，开了几次会议后就各自离散了。
他在英国呆了几天，和英国的汉学家们交流学问。
还就中国的新文化发展做了几次演讲，叫做《中国的文艺复兴》。
他把中国的新文化和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比较，认为新文化是中国思想界的一次大解放。
与此同时，胡拾还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和法国的国立图书馆翻阅有关敦煌文化的经卷。
英国人斯坦因从中国盗走的敦煌经卷存放在大英博物馆。
法国人伯希和偷运的敦煌文物存放在巴黎国家图书馆。
斯坦因搜集的敦煌汉文写本虽然量比较大，但由于他缺乏汉学知识，选择不精，在历史价值上远逊于比他晚到敦煌的法国考察家伯希和的搜集品。
伯希和获得敦煌的大批珍贵文物，写了《敦煌千佛洞》等书，在法国名声大噪。
甚至成了巴黎法兰西学院的教授。
由于林子轩和陈寅格的倡议，敦煌文化在中国国内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8月26日，胡拾在法国拜访了伯希和，经过伯希和的介绍得以走进了巴黎国家图书馆，翻阅敦煌经卷。
他是为了研究学问而来，对于盗取中国文物的外国人并没有看法，或者是不愿意多想。
不像林子轩那样愤慨。
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看来，这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没必要如此痛心疾首。
回国后，胡拾把从巴黎伦敦带回来的神会遗著整理写定，又作一篇很详细的《荷泽大师神会传》，合编成《神会和尚遗集》，在国内出版。
他在《神会和尚遗集序》中这样写到。
“我借这个机会要对许多朋友表示很深厚的感谢。我最感激的是：伦敦大英博物院的翟林奈博士，巴黎的保罗伯希和教授，没有他们的热心援助，我不会得着这些材料。”
翟林奈是英国汉学家，在大英博物馆负责斯坦因盗取回来的敦煌文献资料。
做完这件事，胡拾又到了德国。
1926年10月27日，他被德国汉学家卫礼贤邀请到德国法兰克福中国学院做演讲。
这一次演讲的费用是300马克，仅够他从英国到德国来回的路费。
他演讲的题目叫做《中国小说》，时长105分钟，他在演讲的过程中讲了三个英语笑话，居然被外国人听懂了。
不过，胡拾的欧洲之旅并非都是好事。
在一次和朋友吃饭时，就遇到中国留学生发传单。
传单上这样写着：《警告旅欧华侨同胞，请注意孙传方走狗胡拾博士来欧的行动》。
这恐怕是受到他的好友丁闻江的牵连，丁闻江在孙传方手下做沪松商埠督办公署的总办。
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不知情，才把帽子扣到胡拾头上，当然，这也有胡拾曾支持过北洋军阀政府的原因。
由此可知，胡拾这段时间一直在欧洲，根本不可能参加徐至摩的婚礼。(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