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七章 坚强决心,苏报
一九零三年的大上海,在新旧势力冲突、内忧外患激荡下,终于爆出了耀眼的革命性的火花。拒法、拒俄,集会游行,麻木、彷徨的民众在一连串的民族自觉运动中渐渐觉醒。
而国家民族观念的爆发和传播,也可自这一年为肇始。普通民众固然只是一个摇旗吶喊的小脚色,参与群众活动对于时艰也无补益,但对于参加的个人来说,却是一种精神上的启迪,思想上的升华。
三家大鸦*片商,不管是外地的,还是上海本地的;不管是独家的,还是联合出资的。全部都葬身于一天的交易过程中,只有一个车夫幸存,并目睹了价值数十万的鸦*片被付之一炬。
血腥、杀戮、浓烟、烈火……形似虎门销烟,不能说是给刚刚兴起的民族自觉活动推波助澜吧,也可以说是增添了一个亮点和谈资。
杀戮的手段固然酷烈,焚毁这巨量的鸦*片则更显示出七杀无比坚定的决心和意志,这无关于钱财,也绝不是钱财能左右的事实。
宣战,最严正的宣战。黑名单又增加了名字,七杀也发出了最冷酷的威胁,这是一场战争,一场血肉横飞的持久战争,如果规定个收手时间的话,那就是所有烟贩被杀光,所有烟毒被禁绝的时候。
而就是这样血淋淋的叫嚣和威胁,却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对声音。因为当时正是国难深重的时期,正是激进狂热和崇尚流血充大行其道的时候。而最持反对意见的烟贩、土商本身就缺乏挺直腰杆的理由,他们的意见也就不必理会了。
借着张园拒俄集会为旅沪华人工会的成功造势,又有黑吃黑的近百万资金,旅沪华人工会算是立稳了脚跟。不仅能够比旧式会馆更能有力地帮助照顾旅沪华工,更有资金免费散发戒烟丸,声名日渐高涨。
而在陈文强的策划下,由华美印书局秘密印刷,《革命军》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在这里,历史没有重演,刊登《革命军》的不是苏报,而是在上海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的镜报。作者邹容也未露真名,而是以笔名发表。
所谓的镜报,不过是在租界中租了个小屋子,挂了个牌子,安排了两个帮中兄弟撑门面。发行的几期报纸也是旅沪华人工会的喉舌《公义通讯社》代为编辑,华美印书局印刷。这样安排,一旦出了事情,官府或租界当局也抓不到正主。
其实,这样的空头报纸在当时也不算稀奇,很多办报纸的人都是从写稿,采新闻,编辑,印刷,发行一把抓。穷嘛,雇不起人,所有的事都包办了。实在采不到新闻,就自己编“独家电讯”,再不就连夜通宵赶一篇稿子填上。最极端的如陈独秀当年(也是一个革命党),办《安徽俗话报》,一个人包揽从写到发行所有事情,忙到虱子多得从脑袋上往下掉。
当然,陈文强这样的安排显得不够担当,在革命党眼中是贪生怕死,但好处也是显而易见,不会有人遭到抓捕,而且结果是一样的。因为镜报本身就不是以赢利为目的,报纸发行量小没关系,可以免费呀!管你是平头百姓,还是学生商人,雇上数百报童,见人就塞还不行啊!
陈文强虽然不赞同以排满为革命目的,但他的直觉是对的。在当时,言论不激进、不热血就没市场,《革命军》要引起轰动,就不能改。事实上也是如此,《革命军》因其鲜明的政治色彩,强烈斗争性,以高昂的革命激情,把长期蕴蓄在人民群众心中的阶级仇、民族恨,无所顾忌地呼喊出来,它旗帜鲜明、大胆泼辣地“劝动天下造反”,犹如一声春雷,炸开了万马齐喑的中国大地,受到广泛的欢迎。
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不被残暴**压迫得喘过不气来,不被丧权辱国的条约刺激得愤懑满胸,不是生活这种水深火热,亡国灭种之机,断不能写出如此雷霆之音。《革命军》如同一颗重磅炸弹落在清政府头上,不仅使清政府惊恐万状,同时也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当时鼓动革命最有感染力的论著在海内外广为传播。
报纸刊载完了,再发单行本,陈文强的策划周密而连续。一月之内,数千册销行殆尽,竟然弥补了报纸的花费,还略有赢余。
“邹容小弟,这四百元是你的稿费。”当陈文强把钱交给邹容的时候,邹容有些目瞪口呆,他难道是为了钱而写。
“知道你在想什么。”陈文强淡淡一笑,说道:“你还没看穿啊,这事业不管高尚与否,终归是要落到这等俗物之上。是办报宣传,还是买枪造反,或是跋涉串联,没有钱,却是什么都办不成。嗯,说最简单的,革命也要吃饭吧?你若是清高不要,那便给我。我拿去做善事,也能得个好名声呢!”
邹容想了想,把钱揣了起来,抬头问道:“陈大哥,前几天你说过听到了不好的风声,不知道现在如何了?”
“恐怕不太乐观。”陈文强沉吟了一下,说道:“我会做些准备,但也要看事情会如何发生,并且如何发展。”
历史的表层总是鲜活的、生动的,而它的深层是受必然性的规律制约的。因此,《革命军》的推出不是苏报,但苏报案却要以另外的形式上演,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1896年6月,《苏报》诞生于上海英租界。创办人胡璋是个画家,他用自己日籍夫人的名义注册,挂着日商的牌子,投身于十里洋场的报业竞争潮流中。办报之初,胡璋企图用小道消息、黄色新闻来吸引读者,可惜,此种风格的小报在上海多如牛毛,《苏报》也逐渐沦入了“营业不利、难以为继”的境地,最后胡璋不得不将它卖给了因罢官而闲居沪上、想靠清议救国的陈范。
而国家民族观念的爆发和传播,也可自这一年为肇始。普通民众固然只是一个摇旗吶喊的小脚色,参与群众活动对于时艰也无补益,但对于参加的个人来说,却是一种精神上的启迪,思想上的升华。
三家大鸦*片商,不管是外地的,还是上海本地的;不管是独家的,还是联合出资的。全部都葬身于一天的交易过程中,只有一个车夫幸存,并目睹了价值数十万的鸦*片被付之一炬。
血腥、杀戮、浓烟、烈火……形似虎门销烟,不能说是给刚刚兴起的民族自觉活动推波助澜吧,也可以说是增添了一个亮点和谈资。
杀戮的手段固然酷烈,焚毁这巨量的鸦*片则更显示出七杀无比坚定的决心和意志,这无关于钱财,也绝不是钱财能左右的事实。
宣战,最严正的宣战。黑名单又增加了名字,七杀也发出了最冷酷的威胁,这是一场战争,一场血肉横飞的持久战争,如果规定个收手时间的话,那就是所有烟贩被杀光,所有烟毒被禁绝的时候。
而就是这样血淋淋的叫嚣和威胁,却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对声音。因为当时正是国难深重的时期,正是激进狂热和崇尚流血充大行其道的时候。而最持反对意见的烟贩、土商本身就缺乏挺直腰杆的理由,他们的意见也就不必理会了。
借着张园拒俄集会为旅沪华人工会的成功造势,又有黑吃黑的近百万资金,旅沪华人工会算是立稳了脚跟。不仅能够比旧式会馆更能有力地帮助照顾旅沪华工,更有资金免费散发戒烟丸,声名日渐高涨。
而在陈文强的策划下,由华美印书局秘密印刷,《革命军》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在这里,历史没有重演,刊登《革命军》的不是苏报,而是在上海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的镜报。作者邹容也未露真名,而是以笔名发表。
所谓的镜报,不过是在租界中租了个小屋子,挂了个牌子,安排了两个帮中兄弟撑门面。发行的几期报纸也是旅沪华人工会的喉舌《公义通讯社》代为编辑,华美印书局印刷。这样安排,一旦出了事情,官府或租界当局也抓不到正主。
其实,这样的空头报纸在当时也不算稀奇,很多办报纸的人都是从写稿,采新闻,编辑,印刷,发行一把抓。穷嘛,雇不起人,所有的事都包办了。实在采不到新闻,就自己编“独家电讯”,再不就连夜通宵赶一篇稿子填上。最极端的如陈独秀当年(也是一个革命党),办《安徽俗话报》,一个人包揽从写到发行所有事情,忙到虱子多得从脑袋上往下掉。
当然,陈文强这样的安排显得不够担当,在革命党眼中是贪生怕死,但好处也是显而易见,不会有人遭到抓捕,而且结果是一样的。因为镜报本身就不是以赢利为目的,报纸发行量小没关系,可以免费呀!管你是平头百姓,还是学生商人,雇上数百报童,见人就塞还不行啊!
陈文强虽然不赞同以排满为革命目的,但他的直觉是对的。在当时,言论不激进、不热血就没市场,《革命军》要引起轰动,就不能改。事实上也是如此,《革命军》因其鲜明的政治色彩,强烈斗争性,以高昂的革命激情,把长期蕴蓄在人民群众心中的阶级仇、民族恨,无所顾忌地呼喊出来,它旗帜鲜明、大胆泼辣地“劝动天下造反”,犹如一声春雷,炸开了万马齐喑的中国大地,受到广泛的欢迎。
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不被残暴**压迫得喘过不气来,不被丧权辱国的条约刺激得愤懑满胸,不是生活这种水深火热,亡国灭种之机,断不能写出如此雷霆之音。《革命军》如同一颗重磅炸弹落在清政府头上,不仅使清政府惊恐万状,同时也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当时鼓动革命最有感染力的论著在海内外广为传播。
报纸刊载完了,再发单行本,陈文强的策划周密而连续。一月之内,数千册销行殆尽,竟然弥补了报纸的花费,还略有赢余。
“邹容小弟,这四百元是你的稿费。”当陈文强把钱交给邹容的时候,邹容有些目瞪口呆,他难道是为了钱而写。
“知道你在想什么。”陈文强淡淡一笑,说道:“你还没看穿啊,这事业不管高尚与否,终归是要落到这等俗物之上。是办报宣传,还是买枪造反,或是跋涉串联,没有钱,却是什么都办不成。嗯,说最简单的,革命也要吃饭吧?你若是清高不要,那便给我。我拿去做善事,也能得个好名声呢!”
邹容想了想,把钱揣了起来,抬头问道:“陈大哥,前几天你说过听到了不好的风声,不知道现在如何了?”
“恐怕不太乐观。”陈文强沉吟了一下,说道:“我会做些准备,但也要看事情会如何发生,并且如何发展。”
历史的表层总是鲜活的、生动的,而它的深层是受必然性的规律制约的。因此,《革命军》的推出不是苏报,但苏报案却要以另外的形式上演,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1896年6月,《苏报》诞生于上海英租界。创办人胡璋是个画家,他用自己日籍夫人的名义注册,挂着日商的牌子,投身于十里洋场的报业竞争潮流中。办报之初,胡璋企图用小道消息、黄色新闻来吸引读者,可惜,此种风格的小报在上海多如牛毛,《苏报》也逐渐沦入了“营业不利、难以为继”的境地,最后胡璋不得不将它卖给了因罢官而闲居沪上、想靠清议救国的陈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