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山村情缘（八）
又过了几个月，谭春玲就生下了陶叶。自从陶叶呱呱坠地，就没有见过他的亲生爸爸陶大成。第二年开春，陕南解放。可黑虎崖这股悍匪依然存在，仍旧糟害着这里的百姓。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住陕部队组建了一支小分队进山剿匪来到了牧羊坝。他们积极发动群众，了解土匪活动情况，准备一举歼灭这股土匪。谭春玲得知小分队进山剿匪，就主动到部队把陶大成带回来的那张画有黑虎崖土匪活动情报的牛皮纸交给了小分队的领导。小分队根据这些情报和当地群众提供的线索，迅速制定了严密的剿匪计划。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一举歼灭了这股盘踞多年的悍匪，捣毁了他们的老巢黑虎崖，为这里的老百姓除了害。自此，这里没了匪患，老百姓安居乐业。小分队把土匪的大小头目交给了当地政府，把它们关押在县城的监狱里，陶大成也在被关押之列。把其他小喽啰经过教育遣散回家，交给当地群众监督教育改造。
经过军管会对这些大小土匪头目的严格审理，结合当地群众的检举揭发，对其罪行进行了落实，由于匪首胡大奎罪大恶极，将其押回牧羊坝召开群众斗争大会进行公审、公判后就地枪决。其他土匪头目都相应判了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进行劳动改造。可陶大成的情况比较复杂，军管会也一时难以定论，只有慢慢调查。尽管陶大成再三申诉自己是红军第十六团一营三连的代理文书，被派到黑虎崖匪窝去做卧底，是团政委周大志，连长赵志刚亲自安排部署的，你们可派人去调查。自己到黑虎崖也是赵连长他们做通了牧羊坝西头张**的工作，让他儿子陶狗蛋引荐我到的黑虎崖，你们可派人调查。我到了黑虎崖曾把收集到的情报带回家交给我妻子谭春玲，要他妥善保管，伺机交给剿匪部队，你们也可派人调查。军管会根据陶大成提供的情况，也曾派人前去调查过，可结果都令人失望。被派往苏北的同志回报说，平津战役后，部队进行了改编，原红军第十八师全体官兵都编入了其他部队，又被调往东北参加辽沈战役，由于交通、通讯工具落后，一时半会找不到周大志政委和赵志刚连长他们，只好无功而返。被派往牧羊坝的同志回报说，陶狗蛋在小分队围剿黑虎崖时不幸中流弹身亡，陶狗蛋的母亲张**知道儿子身亡的消息，气得一口气不来也一命呜呼，所以陶大成是不是他们引荐的也无法查证。他们也找到了谭春玲，据谭春玲说，陶大成确实带回了一张写着情报的牛皮纸，在小分队进山剿匪时，自己亲手把这情报交到了小分队队长杨勇的手里，杨队长看后，觉得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说是有机会一定亲自谢谢陶大成。小分队就是根据陶大成提供的情报，才一举歼灭黑虎崖土匪的。他们又联系小分队落实此事，谁知这支小分队完成川陕剿匪任务后，又派往湖北乌龙山一带剿匪去了，一时无法联系。他们还走访了牧羊坝的群众，了解陶大成的参军情况，大家都说，陶大成当时是参加了红军，可没几天，因违反红军纪律，被开除红军军籍，布告就贴在大街上，后来听说陶大成气不过，就到黑虎崖当了土匪。牧羊坝的人都知道这件事。这样一来，陶大成提供的线索都没有得具体到落实，军管会在没有任何人证物证的情况下，不能证明陶大成的自我申诉成立。军管会只能根据当时的现状：陶大成曾为匪首胡大奎写写算算，起草文书，出谋划策，很受胡大奎的赏识，这行为就是助纣为虐，与人民为敌，于是就把陶大成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判处无期徒刑，关押在县城监狱里，不久又集体押送到河南郑州监狱，终生监禁。时值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各行各业人才奇缺，以后是人事调动频繁，军管会的人也陆续调到了其他单位，对陶大成的知**越来越少，尽管陶大成一再向监狱领导申诉自己的情况，但一时也调查不出个所以然。渐渐便再也无人问津陶大成一案。陶大成无可奈何，也只有在这铁窗之内苦苦熬着，等着铁树开花。
陶叶全神贯注，悉心听完了妈妈谭春玲娓娓讲述了爸爸陶大成这一段惊心动魄的不平凡的经历，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深深烙下了爸爸陶大成的形象。自此，在陶叶的心目中，在学校里，爸爸是个优秀的学生，在爷爷、奶奶面前，爸爸是个孝顺的儿子，在红军队伍里，爸爸是一名合格的红军战士，在黑虎崖，爸爸是个出色的侦查员，在妈妈面前，爸爸个好丈夫。她终于知道了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恨造化弄人，他百思不得其解，怎么这么优秀的一个人，就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了呢？但现实就是现实，自己必须面对。这些年来，爷爷、奶奶、妈妈不知承受了多大的压力，他们不也过来了吗？陶叶想到这里，擦干了泪水，亲切地叫了声爷爷、奶奶、妈妈道：“是叶儿不知事，让你们担心了，今天听妈妈述说了爸爸的事，我知道了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些年来，你们过得苦，过的累，我理解你们。从今以后，我一定好好学习，长大做个有益于社会的人，一定孝敬你们。”陶吉福、陶李氏、谭春玲见陶叶想开了，那早已噙在眼眶里的泪水此时不禁夺眶而出，于是四人抱作一团，任由感情的闸门敞开，任由那心酸的泪水肆意地流淌。
第二天早上，陶叶早早起床，背上书包一如既往上学去了。她遵循不知从哪本书上看到的一句名言“走自己的路，别看他人的眼色”。自此，陶叶仿佛一下成熟了许多，往日那天真烂漫的神情荡然无存，变得老成持重了。不过她还是该干啥干啥，把那些流言蜚语置若罔闻。学校老师背过陶叶也对同学们做了大量思想工作，教育他们看人“不唯成分论”，要看他们的表现，要看他们的品行。其实同学们平日里与陶叶本来也没有什么隔阂，经老师这么一教育，又都与陶叶和睦相处了。那些流言蜚语自然也就不径而飞了。就这样，陶叶顺顺利利上完了小学。在初中升学考试中，陶叶的成绩名列榜首，可当时光学习成绩好还不能录取，还要通过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公社（现在的乡镇）两级政审，要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女才有资格升学。陶叶虽然学习成绩优异，可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被判无期徒刑，至今还在监狱劳动改造，自然而然不能升学读书。陶叶就这样被剥夺了上中学的权利。陶叶初闻此事，真是气得七窍生烟，差点晕了过去。但经过上次的打击，她已经坚强起来了，她是把牙咬碎了往肚里咽，把眼泪往肚里流。回家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两天不吃不喝，不与人交谈，任由爷爷、奶奶、妈妈百般劝说，她都置若罔闻。她两手托腮坐在那张柴桌前，用痴呆的目光望着窗外的蓝天，苦苦地想着自己的心思。她想把人世间这些不平的事想明白，把头脑中这些千丝万缕的纠结理出个头绪！
苍天啊！这哪是涉世未深的一个十三岁少女该想的问题啊！她越想越气，越想越恨，眼泪再也抑制不住夺眶而出，那就让它流吧，**地流吧！爸爸这么一个优秀的热血男儿，带着满腔的热情参加红军，冒着生死的危险义无返顾地前往黑虎崖卧底打探情报，小分队根据爸爸的情报歼灭了土匪，天下太平了，老百姓安宁了，爸爸却阴差阳错变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自己从入学那天起，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遵守纪律，团结同学，热爱劳动，尊敬师长，和同学和睦相处，大大小小的集体活动都积极参加，形形色色的考试无不名列前茅，学校的光荣榜上哪一次没有我的名字呢？我到底哪一点做错了呢？就因为爸爸戴着一顶莫须有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的一切努力就都付诸东流了呢？我上中学的权利就这样被剥夺了呢？问苍茫大地，谁主公理？陶叶就这样想啊！想啊！她始终想不明白。她痛定思痛，回过头又想想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字不识，不也过来了吗？爸爸妈妈虽然上了中学，结果又怎样呢？爸爸有罪吗？竟进了监狱，妈妈为了生计，不也挣扎在这大山里，迎着晨曦下地，披着暮霭回家，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土里刨食，受苦受累，任劳任怨，苦苦支撑着这个家。他们不也无怨无悔过来了吗？既然苍天对我不开恩，世道对我不公平，我也只能逆来顺受，认命吧！心结打开了，陶叶这才感到肚子饿得厉害，她走出屋外道：“奶奶，饭做好了吗，饿死我了。”陶李氏急忙答道：“早做好了，一直等着你呢。”谭春玲闻声赶紧从厨房端来了陶叶平日里最爱吃的饭菜，陶叶饥不择食，端起碗就吃。大家见陶叶吃饭了，这才放宽了心。饭后，谭春玲温婉地说：“叶儿呀，这两天你不吃不喝，可把我们吓坏了，我们看着你在那里发呆，都心疼死了，都默默地陪你流泪。现在想通了吗？”陶叶道：“想通了，不就是不让上中学吗，这天底下没有上中学的人多了去了，他们也都没饿死，不都活的好好的吗，我何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从明天起，我就和你们一起下地劳动挣工分养家糊口。”大家听陶叶这么说，这才把心放回肚里。谭春玲道：“叶儿呀，这两天我也想好了，我曾经也是一个优秀的中学生，那些知识我也可以教你，我把你爸爸当年的课本也都找齐了。从明日起，我们就可以利用空余时间一起学习，咱们不进中学也能成为中学生。”大家一听，都觉得这主意不错。从此陶叶便彻底放弃了上学的念头，过早地步入了社会，蹉跎了人生的黄金时代，在这贫困、荒凉、落后的大山里披星戴月，艰难地熬着。那年，她才刚满十三岁啊！
当时，这农民靠劳动工分吃饭，生产队的一切农活、道路平整、兴修水利等等都记劳动工分，年底按劳动工分结算钱、粮，没有劳动工分，就分不到粮食，分不到粮食，就没法生活。为了挣劳动工分，陶叶每天跟妈妈一起，在生产队参加劳动，干一天才给记3分工。若稍有不满，那些领导便说：“你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子女，难道还想翻天？”在那样的年月，也只有苦苦地熬着。
1960年，一个轰轰烈烈的跃进运动又在全国各地展开了。一霎时，这个跃进运动在神州大地搞的如火如荼，可老百姓却不知道什么叫“跃进”，一些基层领导也不知道跃进的内涵，误认为跃进就是“吹牛”。因为人又不是神仙，不吹牛那怎么能一下子跃进呢？所以谁吹的凶谁就跃进了，谁说老实话不吹牛就不跃进。于是这神州大地上就刮起了一股少天上没地下的“吹牛风”。一级学一级的吹，小干部学大干部吹，老百姓学小干部吹，反正满嘴没一句老实话。如收油菜籽的时候，当领导的先指挥把几个田的菜籽割倒悄悄的弄到一个田里放好。再通知社员来召开油菜丰收现场会，在会上还让到会群众亲自动手收菜籽，然后在众目睽睽下一一过称，结果亩产就自然提高了。把几个地的红苕挖出来弄到一个地里，然后再召开现场会，大家亲手一过称，亩产也肯定提高了。这样一来，各种农作物在收割时，也都如法炮制，亩产一个高过一个。因此这各级干部就理所当然受表扬、当模范，外出作报告，介绍高产经验。否则你那干部帽子就戴不稳。
这年七月，牧羊坝公社又要求基层干部、积极分子统一带上行李、集体管生活在牧羊河对岸的那个小学校里召开“三干会”（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目的：认真讨论粮食生产的跃进，讨论一亩田小麦能收多少斤。当时这山区有文化的人极少，因谭春玲上过中学，尽管她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家属，可广大社员一直推举她当了生产队会计，这次也在开会人之列。一开始，部分老实人在讨论会上说一亩田能收200斤，胆子大的说能收300斤，这领导马上就表扬说能收300斤的，批评说能收200斤的，说你胆子不大，思想没解放，不是跃进，步子太小。说能收200斤的人受了批评，有了教训，马上改口说今年小麦能收400斤，这领导又表扬说能收400斤的，批评说收300斤的，又是什么步子太小，思想不解放，认识有问题，不是跃进。今天晚上讨论不好不能睡觉。大家大眼瞪小眼，总不能昧着良心说瞎话吧。就这样一直熬到后半夜，大家困极了，没办法了，只好顺着领导的意思说能收500斤，有的说能收600斤，领导脸上有了笑容。大家明白了，只有吹牛，领导才满意，管他以后收到收不到，这是另一回事。索性吹吧，你说能收1000斤，他说能收5000斤，还有的干脆说能收10000斤，这时，领导脸上笑开了花。大家心想，只要能睡觉，说多少都行，反正说大话受表扬，吹牛不犯死罪。大家最后一使眼色，异口同声地说“亩产能收20000斤”！领导这才终于满意了，在会上趾高气扬的说：这才叫跃进，我们牧羊坝来年小麦亩产20000斤，若全国都这样，那么明年的粮食就多的不得了，就会吃不完用不光，让那些帝国主义分子看看我们的“跃进”吧！这才让大家去休息，到会的人坐在被窝里说，若我们早说亩产20000斤，那我们早就翻二觉了。
由于熬夜太久，大家都睡得很香。谭春玲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对这一切也实在不可思议，一时半会也睡不着，便胡思乱想起来，到底一亩小麦能收多少斤？真的能收他们说的那么多吗？开会讨论时自己只能听，从不敢发言。这时她想起了儿时听来的一个故事：说的是从前有两个喜欢说大话的人遇到一起，便比试起来，一个说：他曾经见过这样一个人，个子特别大，大的没法形容，这人准备做一件衣服，把全城的布买来一算还差很多，又把周围几个大城市的布全部买来，才勉强够做一件衣服。然后找来一个手艺高超的裁缝师傅进行裁剪，这裁缝耍了点心眼儿，想弄点儿布料，就在小布襟上省了一点布边边。结果这裁缝把这点布边边用马车拉回去就开了一个布匹批发店。要问这人个子、衣服有多大，大家可想而知。另一个人说，去！去！你说的这人个子也并不算大，这和我所见过的一个大个子来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先不说这人身子有多高，光一张嘴，这上嘴皮就挨到天，下嘴皮挨到地。另一个说这人的脸往哪放？他回答道，此人光长了一张嘴，根本不要脸，这两人同时一笑说：“吹牛不犯死罪，说大话不要本钱。”谭春玲想到这，才知道今天说小麦亩产20000斤的人，也似乎光长了一张嘴。谭春玲不由的一笑，慢慢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大清早，到会的头头们把开会的人集中到一起，高声宣布说：大家已在粮食亩产上跃进了，一亩田收两万斤小麦，为了保证实现，还得拿出具体的措施。这些在昨晚胡说了一通的人就你一言我一语拼凑了一套自己哄自己的增产措施。具体措施是：挖地三尺，一亩田下小麦种3000斤。这领导一听高兴的满脸摸不到鼻子，马上在大会上讲，这就叫跃进。于是赶紧安排人写上大红喜报以及决心书，组织了一些青年男女，给耕牛戴花，张灯结彩，敲锣打鼓，扭着秧歌，抬上喜报、决心书和具体增产措施一路去给上一级报喜，一路还高呼口号：跃进万岁！小麦一亩能收两万斤！粮食过关，卫星上天！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等等。
到第二年夏收，牧羊坝的小麦平均亩产不到300斤。但由于吹牛，公购粮任务又追加了一成。人们盼了多半年，实指望能吃顿饱饭，到头来公购粮一交，一人才分了9斤小麦，这后面的日子可怎么过呀？然而这伙吹牛的干部却都得到了升迁，到头来饿肚子的还是老百姓。有词：
提起吹牛笑死人，亩产两万都说行。
头头因吹升了官，饿肚还是老百姓。
1961年是国民经济暂时困难的关键时刻，这农民生活已经极为贫困。由于各级干部吹得欢，上级的各项任务往下派得欢，再加之当时科学技术落后，一些干部瞎指挥，粮食产量本来就低，可公购粮任务却一增再增，这农民的日子实在是难熬啊！可农活还得天天干。干部还编出一个好听的高调是：
抢晴天，夺雨天，麻风细雨是好天！
大雨干，小雨干，无雨拼命干！
白天干，晚上干，月亮坝里当白天！
大年三十干，正月初一干，过年要过革命年！
就这样干了一年，口号喊了一年，结果收成却稀松平常。要知这牧羊坝老百姓如何度过这艰难的岁月，请继续阅读《山村情缘》（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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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军管会对这些大小土匪头目的严格审理，结合当地群众的检举揭发，对其罪行进行了落实，由于匪首胡大奎罪大恶极，将其押回牧羊坝召开群众斗争大会进行公审、公判后就地枪决。其他土匪头目都相应判了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进行劳动改造。可陶大成的情况比较复杂，军管会也一时难以定论，只有慢慢调查。尽管陶大成再三申诉自己是红军第十六团一营三连的代理文书，被派到黑虎崖匪窝去做卧底，是团政委周大志，连长赵志刚亲自安排部署的，你们可派人去调查。自己到黑虎崖也是赵连长他们做通了牧羊坝西头张**的工作，让他儿子陶狗蛋引荐我到的黑虎崖，你们可派人调查。我到了黑虎崖曾把收集到的情报带回家交给我妻子谭春玲，要他妥善保管，伺机交给剿匪部队，你们也可派人调查。军管会根据陶大成提供的情况，也曾派人前去调查过，可结果都令人失望。被派往苏北的同志回报说，平津战役后，部队进行了改编，原红军第十八师全体官兵都编入了其他部队，又被调往东北参加辽沈战役，由于交通、通讯工具落后，一时半会找不到周大志政委和赵志刚连长他们，只好无功而返。被派往牧羊坝的同志回报说，陶狗蛋在小分队围剿黑虎崖时不幸中流弹身亡，陶狗蛋的母亲张**知道儿子身亡的消息，气得一口气不来也一命呜呼，所以陶大成是不是他们引荐的也无法查证。他们也找到了谭春玲，据谭春玲说，陶大成确实带回了一张写着情报的牛皮纸，在小分队进山剿匪时，自己亲手把这情报交到了小分队队长杨勇的手里，杨队长看后，觉得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说是有机会一定亲自谢谢陶大成。小分队就是根据陶大成提供的情报，才一举歼灭黑虎崖土匪的。他们又联系小分队落实此事，谁知这支小分队完成川陕剿匪任务后，又派往湖北乌龙山一带剿匪去了，一时无法联系。他们还走访了牧羊坝的群众，了解陶大成的参军情况，大家都说，陶大成当时是参加了红军，可没几天，因违反红军纪律，被开除红军军籍，布告就贴在大街上，后来听说陶大成气不过，就到黑虎崖当了土匪。牧羊坝的人都知道这件事。这样一来，陶大成提供的线索都没有得具体到落实，军管会在没有任何人证物证的情况下，不能证明陶大成的自我申诉成立。军管会只能根据当时的现状：陶大成曾为匪首胡大奎写写算算，起草文书，出谋划策，很受胡大奎的赏识，这行为就是助纣为虐，与人民为敌，于是就把陶大成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判处无期徒刑，关押在县城监狱里，不久又集体押送到河南郑州监狱，终生监禁。时值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各行各业人才奇缺，以后是人事调动频繁，军管会的人也陆续调到了其他单位，对陶大成的知**越来越少，尽管陶大成一再向监狱领导申诉自己的情况，但一时也调查不出个所以然。渐渐便再也无人问津陶大成一案。陶大成无可奈何，也只有在这铁窗之内苦苦熬着，等着铁树开花。
陶叶全神贯注，悉心听完了妈妈谭春玲娓娓讲述了爸爸陶大成这一段惊心动魄的不平凡的经历，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深深烙下了爸爸陶大成的形象。自此，在陶叶的心目中，在学校里，爸爸是个优秀的学生，在爷爷、奶奶面前，爸爸是个孝顺的儿子，在红军队伍里，爸爸是一名合格的红军战士，在黑虎崖，爸爸是个出色的侦查员，在妈妈面前，爸爸个好丈夫。她终于知道了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恨造化弄人，他百思不得其解，怎么这么优秀的一个人，就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了呢？但现实就是现实，自己必须面对。这些年来，爷爷、奶奶、妈妈不知承受了多大的压力，他们不也过来了吗？陶叶想到这里，擦干了泪水，亲切地叫了声爷爷、奶奶、妈妈道：“是叶儿不知事，让你们担心了，今天听妈妈述说了爸爸的事，我知道了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些年来，你们过得苦，过的累，我理解你们。从今以后，我一定好好学习，长大做个有益于社会的人，一定孝敬你们。”陶吉福、陶李氏、谭春玲见陶叶想开了，那早已噙在眼眶里的泪水此时不禁夺眶而出，于是四人抱作一团，任由感情的闸门敞开，任由那心酸的泪水肆意地流淌。
第二天早上，陶叶早早起床，背上书包一如既往上学去了。她遵循不知从哪本书上看到的一句名言“走自己的路，别看他人的眼色”。自此，陶叶仿佛一下成熟了许多，往日那天真烂漫的神情荡然无存，变得老成持重了。不过她还是该干啥干啥，把那些流言蜚语置若罔闻。学校老师背过陶叶也对同学们做了大量思想工作，教育他们看人“不唯成分论”，要看他们的表现，要看他们的品行。其实同学们平日里与陶叶本来也没有什么隔阂，经老师这么一教育，又都与陶叶和睦相处了。那些流言蜚语自然也就不径而飞了。就这样，陶叶顺顺利利上完了小学。在初中升学考试中，陶叶的成绩名列榜首，可当时光学习成绩好还不能录取，还要通过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公社（现在的乡镇）两级政审，要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女才有资格升学。陶叶虽然学习成绩优异，可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被判无期徒刑，至今还在监狱劳动改造，自然而然不能升学读书。陶叶就这样被剥夺了上中学的权利。陶叶初闻此事，真是气得七窍生烟，差点晕了过去。但经过上次的打击，她已经坚强起来了，她是把牙咬碎了往肚里咽，把眼泪往肚里流。回家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两天不吃不喝，不与人交谈，任由爷爷、奶奶、妈妈百般劝说，她都置若罔闻。她两手托腮坐在那张柴桌前，用痴呆的目光望着窗外的蓝天，苦苦地想着自己的心思。她想把人世间这些不平的事想明白，把头脑中这些千丝万缕的纠结理出个头绪！
苍天啊！这哪是涉世未深的一个十三岁少女该想的问题啊！她越想越气，越想越恨，眼泪再也抑制不住夺眶而出，那就让它流吧，**地流吧！爸爸这么一个优秀的热血男儿，带着满腔的热情参加红军，冒着生死的危险义无返顾地前往黑虎崖卧底打探情报，小分队根据爸爸的情报歼灭了土匪，天下太平了，老百姓安宁了，爸爸却阴差阳错变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自己从入学那天起，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遵守纪律，团结同学，热爱劳动，尊敬师长，和同学和睦相处，大大小小的集体活动都积极参加，形形色色的考试无不名列前茅，学校的光荣榜上哪一次没有我的名字呢？我到底哪一点做错了呢？就因为爸爸戴着一顶莫须有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的一切努力就都付诸东流了呢？我上中学的权利就这样被剥夺了呢？问苍茫大地，谁主公理？陶叶就这样想啊！想啊！她始终想不明白。她痛定思痛，回过头又想想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字不识，不也过来了吗？爸爸妈妈虽然上了中学，结果又怎样呢？爸爸有罪吗？竟进了监狱，妈妈为了生计，不也挣扎在这大山里，迎着晨曦下地，披着暮霭回家，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土里刨食，受苦受累，任劳任怨，苦苦支撑着这个家。他们不也无怨无悔过来了吗？既然苍天对我不开恩，世道对我不公平，我也只能逆来顺受，认命吧！心结打开了，陶叶这才感到肚子饿得厉害，她走出屋外道：“奶奶，饭做好了吗，饿死我了。”陶李氏急忙答道：“早做好了，一直等着你呢。”谭春玲闻声赶紧从厨房端来了陶叶平日里最爱吃的饭菜，陶叶饥不择食，端起碗就吃。大家见陶叶吃饭了，这才放宽了心。饭后，谭春玲温婉地说：“叶儿呀，这两天你不吃不喝，可把我们吓坏了，我们看着你在那里发呆，都心疼死了，都默默地陪你流泪。现在想通了吗？”陶叶道：“想通了，不就是不让上中学吗，这天底下没有上中学的人多了去了，他们也都没饿死，不都活的好好的吗，我何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从明天起，我就和你们一起下地劳动挣工分养家糊口。”大家听陶叶这么说，这才把心放回肚里。谭春玲道：“叶儿呀，这两天我也想好了，我曾经也是一个优秀的中学生，那些知识我也可以教你，我把你爸爸当年的课本也都找齐了。从明日起，我们就可以利用空余时间一起学习，咱们不进中学也能成为中学生。”大家一听，都觉得这主意不错。从此陶叶便彻底放弃了上学的念头，过早地步入了社会，蹉跎了人生的黄金时代，在这贫困、荒凉、落后的大山里披星戴月，艰难地熬着。那年，她才刚满十三岁啊！
当时，这农民靠劳动工分吃饭，生产队的一切农活、道路平整、兴修水利等等都记劳动工分，年底按劳动工分结算钱、粮，没有劳动工分，就分不到粮食，分不到粮食，就没法生活。为了挣劳动工分，陶叶每天跟妈妈一起，在生产队参加劳动，干一天才给记3分工。若稍有不满，那些领导便说：“你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子女，难道还想翻天？”在那样的年月，也只有苦苦地熬着。
1960年，一个轰轰烈烈的跃进运动又在全国各地展开了。一霎时，这个跃进运动在神州大地搞的如火如荼，可老百姓却不知道什么叫“跃进”，一些基层领导也不知道跃进的内涵，误认为跃进就是“吹牛”。因为人又不是神仙，不吹牛那怎么能一下子跃进呢？所以谁吹的凶谁就跃进了，谁说老实话不吹牛就不跃进。于是这神州大地上就刮起了一股少天上没地下的“吹牛风”。一级学一级的吹，小干部学大干部吹，老百姓学小干部吹，反正满嘴没一句老实话。如收油菜籽的时候，当领导的先指挥把几个田的菜籽割倒悄悄的弄到一个田里放好。再通知社员来召开油菜丰收现场会，在会上还让到会群众亲自动手收菜籽，然后在众目睽睽下一一过称，结果亩产就自然提高了。把几个地的红苕挖出来弄到一个地里，然后再召开现场会，大家亲手一过称，亩产也肯定提高了。这样一来，各种农作物在收割时，也都如法炮制，亩产一个高过一个。因此这各级干部就理所当然受表扬、当模范，外出作报告，介绍高产经验。否则你那干部帽子就戴不稳。
这年七月，牧羊坝公社又要求基层干部、积极分子统一带上行李、集体管生活在牧羊河对岸的那个小学校里召开“三干会”（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目的：认真讨论粮食生产的跃进，讨论一亩田小麦能收多少斤。当时这山区有文化的人极少，因谭春玲上过中学，尽管她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家属，可广大社员一直推举她当了生产队会计，这次也在开会人之列。一开始，部分老实人在讨论会上说一亩田能收200斤，胆子大的说能收300斤，这领导马上就表扬说能收300斤的，批评说能收200斤的，说你胆子不大，思想没解放，不是跃进，步子太小。说能收200斤的人受了批评，有了教训，马上改口说今年小麦能收400斤，这领导又表扬说能收400斤的，批评说收300斤的，又是什么步子太小，思想不解放，认识有问题，不是跃进。今天晚上讨论不好不能睡觉。大家大眼瞪小眼，总不能昧着良心说瞎话吧。就这样一直熬到后半夜，大家困极了，没办法了，只好顺着领导的意思说能收500斤，有的说能收600斤，领导脸上有了笑容。大家明白了，只有吹牛，领导才满意，管他以后收到收不到，这是另一回事。索性吹吧，你说能收1000斤，他说能收5000斤，还有的干脆说能收10000斤，这时，领导脸上笑开了花。大家心想，只要能睡觉，说多少都行，反正说大话受表扬，吹牛不犯死罪。大家最后一使眼色，异口同声地说“亩产能收20000斤”！领导这才终于满意了，在会上趾高气扬的说：这才叫跃进，我们牧羊坝来年小麦亩产20000斤，若全国都这样，那么明年的粮食就多的不得了，就会吃不完用不光，让那些帝国主义分子看看我们的“跃进”吧！这才让大家去休息，到会的人坐在被窝里说，若我们早说亩产20000斤，那我们早就翻二觉了。
由于熬夜太久，大家都睡得很香。谭春玲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对这一切也实在不可思议，一时半会也睡不着，便胡思乱想起来，到底一亩小麦能收多少斤？真的能收他们说的那么多吗？开会讨论时自己只能听，从不敢发言。这时她想起了儿时听来的一个故事：说的是从前有两个喜欢说大话的人遇到一起，便比试起来，一个说：他曾经见过这样一个人，个子特别大，大的没法形容，这人准备做一件衣服，把全城的布买来一算还差很多，又把周围几个大城市的布全部买来，才勉强够做一件衣服。然后找来一个手艺高超的裁缝师傅进行裁剪，这裁缝耍了点心眼儿，想弄点儿布料，就在小布襟上省了一点布边边。结果这裁缝把这点布边边用马车拉回去就开了一个布匹批发店。要问这人个子、衣服有多大，大家可想而知。另一个人说，去！去！你说的这人个子也并不算大，这和我所见过的一个大个子来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先不说这人身子有多高，光一张嘴，这上嘴皮就挨到天，下嘴皮挨到地。另一个说这人的脸往哪放？他回答道，此人光长了一张嘴，根本不要脸，这两人同时一笑说：“吹牛不犯死罪，说大话不要本钱。”谭春玲想到这，才知道今天说小麦亩产20000斤的人，也似乎光长了一张嘴。谭春玲不由的一笑，慢慢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大清早，到会的头头们把开会的人集中到一起，高声宣布说：大家已在粮食亩产上跃进了，一亩田收两万斤小麦，为了保证实现，还得拿出具体的措施。这些在昨晚胡说了一通的人就你一言我一语拼凑了一套自己哄自己的增产措施。具体措施是：挖地三尺，一亩田下小麦种3000斤。这领导一听高兴的满脸摸不到鼻子，马上在大会上讲，这就叫跃进。于是赶紧安排人写上大红喜报以及决心书，组织了一些青年男女，给耕牛戴花，张灯结彩，敲锣打鼓，扭着秧歌，抬上喜报、决心书和具体增产措施一路去给上一级报喜，一路还高呼口号：跃进万岁！小麦一亩能收两万斤！粮食过关，卫星上天！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等等。
到第二年夏收，牧羊坝的小麦平均亩产不到300斤。但由于吹牛，公购粮任务又追加了一成。人们盼了多半年，实指望能吃顿饱饭，到头来公购粮一交，一人才分了9斤小麦，这后面的日子可怎么过呀？然而这伙吹牛的干部却都得到了升迁，到头来饿肚子的还是老百姓。有词：
提起吹牛笑死人，亩产两万都说行。
头头因吹升了官，饿肚还是老百姓。
1961年是国民经济暂时困难的关键时刻，这农民生活已经极为贫困。由于各级干部吹得欢，上级的各项任务往下派得欢，再加之当时科学技术落后，一些干部瞎指挥，粮食产量本来就低，可公购粮任务却一增再增，这农民的日子实在是难熬啊！可农活还得天天干。干部还编出一个好听的高调是：
抢晴天，夺雨天，麻风细雨是好天！
大雨干，小雨干，无雨拼命干！
白天干，晚上干，月亮坝里当白天！
大年三十干，正月初一干，过年要过革命年！
就这样干了一年，口号喊了一年，结果收成却稀松平常。要知这牧羊坝老百姓如何度过这艰难的岁月，请继续阅读《山村情缘》（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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