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百四十章 第一手
当桑哥赶到皇宫时，他发现以前闭门思过的安童竟然也在这里，这让他微微一怔。
在参拜完大汗后，他立刻就又向安童一合十，恭声言道：“小僧见过丞相。”
安童只微微颔了一下首，并没有言语，但桑哥的神态上却始终保持着恭谨。
以桑哥之强横，除了帝国的大汗，北元官员中真正令他忌惮的，过去只有两人：一个是真金，另一人则是安童。因为他也很清楚，安童虽然在身份和地位上不比真金，但他的身后同样有着蒙古重臣和儒门双重势力的支撑，更何况他还属于皇亲贵戚。
他通过卢世荣之事还知道，安童当初本不愿意为相，可大汗根本不管，仍然让他坐在这个位子上，由此可以看出大汗对他的看重。这就让他于安童面前，无论是态度、还是行为上，均十分小心。
而安童原先对桑哥并不算太了解，他第一次为相时，桑哥不过就是当时胆巴国师的弟子，并不显露头角。另外，由于被扣押，他实际上又离开了朝廷很多年，所以，后面朝中发生的事、以及涉及到的人，他也不可能全知道。
安童注意到桑哥主要是因卢世荣，卢世荣能入朝为官，桑哥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是朝中很多人都知道的。
安童对卢世荣的态度，从开始的“有点道理”到最后的反对，自然有对卢世荣起用阿合马党羽的反感，而更多的，则是来自于儒臣的观点。
因为在“有见识”的儒臣眼中，卢世荣的“不取之于民，而为朝廷增收”论调，简直与当年王安石的“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一模一样。但这种观点却被儒臣们嗤之以鼻。
同样是在当年，司马光当着王安石的面，就已表达了儒生们的看法。
“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
从真金对卢世荣的评价中，我们不难看出儒臣的“与民争利”观念对他所造成的影响。
所以，无论是真金，还是安童，均在事实上接受了卢世荣是“祸国殃民、紊乱朝政之辈”的认识。
卢世荣是桑哥介绍来的，只要稍加了解就不难知道，他这个人同样喜欢“逐利”。安童自然就对他不喜，而且还很有警觉。
圣人有云：道不同则不相为谋。安童必然会与这样的人拉开距离。
这俩人见面后的表现，其实很简单，一个有些冷、一个表现的热，总之，别扭。
可忽必烈却仿佛对此视而不见，他拿起一份奏章言道：“今日找二位爱卿前来，朕要讲的是关于中书之事。”
由于内心里有急迫感，忽必烈在平叛之前，实际上已全面着手整顿朝廷的财政管理，这主要表现在他对朝廷体制进行了大的改动。
以老忽的这一把年纪，叶李当初所提之策背后的原因，他是绝对明白的。但为了达到强化朝廷财政管理的目的，他没有顾忌，却在此基础上又进了一步，“改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六部为尚书六部。”
也就是将各地达到行省、以及朝廷的六部归尚书省管辖，桑哥更被他任命为朝廷的平章政事。
而桑哥上任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大汗御驾亲征前，请旨“检核中书省钱粮之事”。
桑哥如此行径，一是有卢世荣和叶李的看法在先；二是他充分汲取了卢世荣过于缓慢的教训，务求尽可能的早见成效，以堵住众人的嘴。可他更知道，他需要先在朝廷的众人面前立威。
忽必烈听了他的请求，先大有深意地看了他一眼，随即言道：“此事汝固当放手为之。”
如果桑哥先搬出其它举措，也许老忽还需要考虑一下，但对于这个请求，他实在是太明白其背后的用意了。因为你无论是讲“检核”，还是所谓的“理算”，它们在这位老人的心目中，不过就是另外两个字，“钩考”。
“钩考局事件”在他的一生中，是如此的重要，就如同岩石上留下的一个深深印记，随着岁月的风化，即使它变淡了，依然有着清晰的痕迹。
真正云消雾散的，是他当年的怨恨，因为在他登上帝国的顶峰之后，他已经、或者说早就清醒地认识到，仅从做法的本身讲，这并非没有必要。
更何况这个老人以七十多岁的高龄亲临前方平叛之前，如此授权给桑哥，实际上也是他太需要有人来帮他解决帝国的一些问题。
得到了授权的桑哥，的确没让老忽失望，很快就表现出了他的魄力和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世上有一类人常会令有些人不安，那就是做事认真的人；而他们中间最令人可怕的，是既较真、而又真有本事之人。
桑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圣僧”在校检了中书省过去经手的钱粮之后，结果被他查出在帐目上“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昏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
所谓的“昏钞”，就是我们后世所讲的残损纸币。按朝廷的惯例，一旦发现，它要在官员的监督之下，予以销毁，然后以新代旧。元代为这个“昏钞”曾定有二十五种样式。
桑哥发现的问题、以及所涉及的数额，其实在朝廷的钱粮往来中，只能称之为微不足道。但能从中书省所经手的繁杂项目中找出来，这足已证明了他的认真。
中书省的官员、同样为平章政事的麦术丁，震惊于桑哥的细致，立刻就承认了自己的过失。但另一位参政杨居宽则辩称：他负责的是官员选拔，钱粮之事不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这就捅了马蜂窝。
以桑哥之横，当年朝廷的重臣、西域之人和礼霍孙他都敢拉过来殴打，你一个汉人他又岂会客气？再加上手中又握有忽必烈授予的大权，他当场“令左右拳其面，因问曰：‘既典选事，果无黜陟失当者乎？’”
桑哥不仅直接让手下练了拳击，而且就像他以前做事的路子，边“拳击”还边教训杨居宽：“既然你管的是选官，难道就没有官员选拔不当的过失吗？”
打人之后，这不算完，他又直接派人将此事的前前后后全报给了这时候仍在在前方的大汗。而忽必烈给他的回复则是：“彻查。”
老忽自卢世荣的事情后，其实早就对中书省的官员不满，现在有了这个由头，他一回到大都，立刻就召来了安童和桑哥。
他的眼中露出了寒意：“既然中书之人敢于欺朕在前，朕就不能不严惩。但朕命你们一起去再度审讯，务必给朕查实，莫让此等狡诈之徒，以后再以受胁被诬为辞。”
桑哥心中暗喜，他立刻回道：“臣遵旨。”
安童则内心里剧震，他明白，朝廷中又将有一场风暴了。
“臣身为丞相，中书之事，罪责不免，请大汗予以责罚。”
忽必烈却冷冷地说道：“丞相前段时间在闭门思过，怕是也没必要事事均往自己身上揽吧？”
安童身子一颤，他知道他的大汗仍然记着“往事”。
他的身子深深地躬了下去：“臣实有过，内心难以自安。”
帝国大汗的声音愈加森冷：“丞相莫非想要朕改旨？”
安童拜倒：“臣不敢。”
当桑哥离开皇宫之时，他的内心颇有点失望，因为中书省出了事，身为丞相的安童在事实上是脱不了干系的。在他看来，这也许是打击这个自己非常忌惮之人的最好时机。他首先从中书下手，立威是其一，但看看能不能再度找到安童的过失，以求最终搬掉这个自己最大的威胁，也是其目的。
但忽必烈是不会如他所想的，因为此时的他不仅要考虑到朝廷架构大致的稳定，同时在平定乃颜的叛乱后，还需要有人出面代表朝廷来安抚辽东等地的诸王。而放眼朝廷，此时最适合担当此任的，只有安童，这就是他把闭门思过的安童再度召出的原因。
从另一个角度说，平叛之后的草原诸部落均有些不安，如果他此刻又将蒙古重臣安童也处置，这必将加剧草原上人心的动荡。所以老忽根本就没考虑过处理安童，相反，他还要对他委以一些安抚的重任。
但安童并不能理解帝国大汗的用意，因为忽必烈在朝廷实施的举措，也不能不让他有想法。
在元朝的体制中，名义上朝廷的最高行政长官是中书省的长官中书令，但能担任的人极少，依《元史》所载，从忽必烈开始，只曾有三位皇子任过该职，真金就是其中之一。故此，朝廷真正的行政长官是左、右丞相。而蒙古的习俗崇右，右丞相地位实际在左丞相之上。丞相之下是平章政事，它也算是丞相的副手，再下面，就是左、右丞。
当年安童就被忽必烈任命为右丞相，卢世荣为右丞。
现在，桑哥直接就被大汗任命为平章政事，这实际上已经反映了他对桑哥的重视。
在安童看来，桑哥的任命、尚书省的恢复，以及它的权力强化，显然都是为了架空自己，那么，自己还不如主动让位，更何况自己与大汗已经有了隔阂。所以在桑哥走后，他再度提出了辞去相位的请求。
“臣尸位素餐，实无德无才居此相位，恳请大汗许臣让贤。”
也只有在仅为他们两人的情况下，老忽无论是语调、还是脸色，才变得有些柔和。他听了安童的请求后，淡淡地说道：“安童，朕既没准备拿掉你的丞相，也不会做此打算，此事休要再提。”
忽必烈是从整个朝廷的角度来考虑事情的，但从某种角度上说，这却也是对安童的一种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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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拜完大汗后，他立刻就又向安童一合十，恭声言道：“小僧见过丞相。”
安童只微微颔了一下首，并没有言语，但桑哥的神态上却始终保持着恭谨。
以桑哥之强横，除了帝国的大汗，北元官员中真正令他忌惮的，过去只有两人：一个是真金，另一人则是安童。因为他也很清楚，安童虽然在身份和地位上不比真金，但他的身后同样有着蒙古重臣和儒门双重势力的支撑，更何况他还属于皇亲贵戚。
他通过卢世荣之事还知道，安童当初本不愿意为相，可大汗根本不管，仍然让他坐在这个位子上，由此可以看出大汗对他的看重。这就让他于安童面前，无论是态度、还是行为上，均十分小心。
而安童原先对桑哥并不算太了解，他第一次为相时，桑哥不过就是当时胆巴国师的弟子，并不显露头角。另外，由于被扣押，他实际上又离开了朝廷很多年，所以，后面朝中发生的事、以及涉及到的人，他也不可能全知道。
安童注意到桑哥主要是因卢世荣，卢世荣能入朝为官，桑哥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是朝中很多人都知道的。
安童对卢世荣的态度，从开始的“有点道理”到最后的反对，自然有对卢世荣起用阿合马党羽的反感，而更多的，则是来自于儒臣的观点。
因为在“有见识”的儒臣眼中，卢世荣的“不取之于民，而为朝廷增收”论调，简直与当年王安石的“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一模一样。但这种观点却被儒臣们嗤之以鼻。
同样是在当年，司马光当着王安石的面，就已表达了儒生们的看法。
“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
从真金对卢世荣的评价中，我们不难看出儒臣的“与民争利”观念对他所造成的影响。
所以，无论是真金，还是安童，均在事实上接受了卢世荣是“祸国殃民、紊乱朝政之辈”的认识。
卢世荣是桑哥介绍来的，只要稍加了解就不难知道，他这个人同样喜欢“逐利”。安童自然就对他不喜，而且还很有警觉。
圣人有云：道不同则不相为谋。安童必然会与这样的人拉开距离。
这俩人见面后的表现，其实很简单，一个有些冷、一个表现的热，总之，别扭。
可忽必烈却仿佛对此视而不见，他拿起一份奏章言道：“今日找二位爱卿前来，朕要讲的是关于中书之事。”
由于内心里有急迫感，忽必烈在平叛之前，实际上已全面着手整顿朝廷的财政管理，这主要表现在他对朝廷体制进行了大的改动。
以老忽的这一把年纪，叶李当初所提之策背后的原因，他是绝对明白的。但为了达到强化朝廷财政管理的目的，他没有顾忌，却在此基础上又进了一步，“改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六部为尚书六部。”
也就是将各地达到行省、以及朝廷的六部归尚书省管辖，桑哥更被他任命为朝廷的平章政事。
而桑哥上任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大汗御驾亲征前，请旨“检核中书省钱粮之事”。
桑哥如此行径，一是有卢世荣和叶李的看法在先；二是他充分汲取了卢世荣过于缓慢的教训，务求尽可能的早见成效，以堵住众人的嘴。可他更知道，他需要先在朝廷的众人面前立威。
忽必烈听了他的请求，先大有深意地看了他一眼，随即言道：“此事汝固当放手为之。”
如果桑哥先搬出其它举措，也许老忽还需要考虑一下，但对于这个请求，他实在是太明白其背后的用意了。因为你无论是讲“检核”，还是所谓的“理算”，它们在这位老人的心目中，不过就是另外两个字，“钩考”。
“钩考局事件”在他的一生中，是如此的重要，就如同岩石上留下的一个深深印记，随着岁月的风化，即使它变淡了，依然有着清晰的痕迹。
真正云消雾散的，是他当年的怨恨，因为在他登上帝国的顶峰之后，他已经、或者说早就清醒地认识到，仅从做法的本身讲，这并非没有必要。
更何况这个老人以七十多岁的高龄亲临前方平叛之前，如此授权给桑哥，实际上也是他太需要有人来帮他解决帝国的一些问题。
得到了授权的桑哥，的确没让老忽失望，很快就表现出了他的魄力和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世上有一类人常会令有些人不安，那就是做事认真的人；而他们中间最令人可怕的，是既较真、而又真有本事之人。
桑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圣僧”在校检了中书省过去经手的钱粮之后，结果被他查出在帐目上“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昏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
所谓的“昏钞”，就是我们后世所讲的残损纸币。按朝廷的惯例，一旦发现，它要在官员的监督之下，予以销毁，然后以新代旧。元代为这个“昏钞”曾定有二十五种样式。
桑哥发现的问题、以及所涉及的数额，其实在朝廷的钱粮往来中，只能称之为微不足道。但能从中书省所经手的繁杂项目中找出来，这足已证明了他的认真。
中书省的官员、同样为平章政事的麦术丁，震惊于桑哥的细致，立刻就承认了自己的过失。但另一位参政杨居宽则辩称：他负责的是官员选拔，钱粮之事不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这就捅了马蜂窝。
以桑哥之横，当年朝廷的重臣、西域之人和礼霍孙他都敢拉过来殴打，你一个汉人他又岂会客气？再加上手中又握有忽必烈授予的大权，他当场“令左右拳其面，因问曰：‘既典选事，果无黜陟失当者乎？’”
桑哥不仅直接让手下练了拳击，而且就像他以前做事的路子，边“拳击”还边教训杨居宽：“既然你管的是选官，难道就没有官员选拔不当的过失吗？”
打人之后，这不算完，他又直接派人将此事的前前后后全报给了这时候仍在在前方的大汗。而忽必烈给他的回复则是：“彻查。”
老忽自卢世荣的事情后，其实早就对中书省的官员不满，现在有了这个由头，他一回到大都，立刻就召来了安童和桑哥。
他的眼中露出了寒意：“既然中书之人敢于欺朕在前，朕就不能不严惩。但朕命你们一起去再度审讯，务必给朕查实，莫让此等狡诈之徒，以后再以受胁被诬为辞。”
桑哥心中暗喜，他立刻回道：“臣遵旨。”
安童则内心里剧震，他明白，朝廷中又将有一场风暴了。
“臣身为丞相，中书之事，罪责不免，请大汗予以责罚。”
忽必烈却冷冷地说道：“丞相前段时间在闭门思过，怕是也没必要事事均往自己身上揽吧？”
安童身子一颤，他知道他的大汗仍然记着“往事”。
他的身子深深地躬了下去：“臣实有过，内心难以自安。”
帝国大汗的声音愈加森冷：“丞相莫非想要朕改旨？”
安童拜倒：“臣不敢。”
当桑哥离开皇宫之时，他的内心颇有点失望，因为中书省出了事，身为丞相的安童在事实上是脱不了干系的。在他看来，这也许是打击这个自己非常忌惮之人的最好时机。他首先从中书下手，立威是其一，但看看能不能再度找到安童的过失，以求最终搬掉这个自己最大的威胁，也是其目的。
但忽必烈是不会如他所想的，因为此时的他不仅要考虑到朝廷架构大致的稳定，同时在平定乃颜的叛乱后，还需要有人出面代表朝廷来安抚辽东等地的诸王。而放眼朝廷，此时最适合担当此任的，只有安童，这就是他把闭门思过的安童再度召出的原因。
从另一个角度说，平叛之后的草原诸部落均有些不安，如果他此刻又将蒙古重臣安童也处置，这必将加剧草原上人心的动荡。所以老忽根本就没考虑过处理安童，相反，他还要对他委以一些安抚的重任。
但安童并不能理解帝国大汗的用意，因为忽必烈在朝廷实施的举措，也不能不让他有想法。
在元朝的体制中，名义上朝廷的最高行政长官是中书省的长官中书令，但能担任的人极少，依《元史》所载，从忽必烈开始，只曾有三位皇子任过该职，真金就是其中之一。故此，朝廷真正的行政长官是左、右丞相。而蒙古的习俗崇右，右丞相地位实际在左丞相之上。丞相之下是平章政事，它也算是丞相的副手，再下面，就是左、右丞。
当年安童就被忽必烈任命为右丞相，卢世荣为右丞。
现在，桑哥直接就被大汗任命为平章政事，这实际上已经反映了他对桑哥的重视。
在安童看来，桑哥的任命、尚书省的恢复，以及它的权力强化，显然都是为了架空自己，那么，自己还不如主动让位，更何况自己与大汗已经有了隔阂。所以在桑哥走后，他再度提出了辞去相位的请求。
“臣尸位素餐，实无德无才居此相位，恳请大汗许臣让贤。”
也只有在仅为他们两人的情况下，老忽无论是语调、还是脸色，才变得有些柔和。他听了安童的请求后，淡淡地说道：“安童，朕既没准备拿掉你的丞相，也不会做此打算，此事休要再提。”
忽必烈是从整个朝廷的角度来考虑事情的，但从某种角度上说，这却也是对安童的一种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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