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03章 神宗之神
神宗之神称很引起了一番廷议。
中国的谥法是用谥号对死去的帝王、大臣、贵族(包括其他地位很高的人)按其生平事迹进行评定后，给予或褒或贬或同情的称号，始于西周。周公旦和姜子牙有大功于周室，死后获谥。这是谥法之始。《周礼》说：“小丧赐谥。”小丧，死后一段时间。《逸周书.谥法解》：“谥者，行之也。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出于人。”
谥法制度有两个要点：一是谥号要符合死者的为人，二是谥号在死后由别人评定并授予。君主的谥号由礼官确定，由即位皇帝宣布，大臣的谥号是朝廷赐予的。谥号带有评判性，相当于盖棺定论。
谥号来自于谥法。谥法规定了若干个有固定涵义的字，大致分为三类：属表扬的有：文、武、景、烈、昭、穆等；属于批评的有：炀、历、灵等；属于同情的有：哀、怀、愍、悼等。
如，楚怀王的“怀”表示“慈仁短折”。前者称为上谥、美谥；中者称为下谥，恶谥；后者称为中谥。一九二六年六月，著名学者王国维自沉身亡，溥仪“诏”谥“忠悫”，墓碑上刻着“王忠悫公”。悫：诚实。陈寅恪在其碑文中说：“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惟恐思想不自由，是王国维寻死的主要原因。这是中国谥号制度的终点。
恶谥是后来才有的——人们渐渐觉察到，有些帝王大臣不是好人，有一些还很可恨。周厉王在“厉”表示“暴慢无亲”、“杀戮无辜”。他是一个贪婪的君主，“国人”发动暴动，他逃到彘(今山西霍县东北)，后来死在了那里。《召公谏厉王弥谤》是先秦历史散文名篇，选进了多种课本。该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厉王的**残暴。
隋炀帝的“炀”表示“好内怠政”、“外内从乱”，是他被缢杀当年，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加的。
现在，赵顼在御书房“死”了，皇太后说，先皇赵顼的庙号就叫“神宗”吧。
庙号是中国古代帝王去世后，后人在太庙之中奉祀时追尊的名号，如高祖、太宗等。庙号是专属于大行皇帝的，是谥号中的极品。
对于故皇帝庙号“神宗”，朝廷上的大臣反应不一。
高太后的原意是你“吕神仙”与“何仙姑”去海外做神仙夫妻了，那么，就神宗吧，没想得很多。
宰相王珪亲为皇帝议谥，已知高太后意思，加上“三旨相公”的惯性，王珪拟的谥文为：“抑神也者，妙万物以为言、而难其称欤。抑天之所启、以配大行之庙乎。书载益称尧德。曰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盖圣神所以立道。文武所以立事也。大行皇帝尊谥。自天锡之曰英文烈武圣孝皇帝。庙曰神宗。”
其意思大致是：
1.“抑神也者，妙万物以为言、而难其称欤”，这句出自王弼《周易注》“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韩康伯《系辞注》也云:“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者也。”
2.“抑天之所启、以配大行之庙乎。”《说文解字》解释“神”字为：“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徐铉注曰：申即引也，天主降气，以感万物，所以才说神是天之所启，拿这个配庙号够高了吧。
3.“书载益称尧德。曰乃圣乃神。乃武乃文。”，书即《尚书》，这篇是《尚书.大禹谟》里的内容：“益曰‘都,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用白话说就是“尧德影响力这么广阔深远，这样圣明，这样神妙，这样英武，这样华美”。用神来形容上古圣君尧的德行。
4.“盖圣神所以立道。文武所以立事也。”这句是大臣的议论总结，着重强调宋神宗的立道的功绩。
这些文字对宋神宗是相当的肯定的。
现朝中现在势力相当不弱的司马光之流，也挺支持这个“神宗”。按他们的理解，高太后既然能亲自操刀设计了这场更替，那她对赵顼确实是相当的不满意了，咱们讲好的废除变法、铲除新党，也一定会履行。但，赵顼毕竟是她自已亲生的儿子，所以，她就设计了这么一个褒词贬用，明褒暗贬之庙号。
司马光给他的同党们说；“神：民无能名曰神；壹民无为曰神；安仁立政曰神；物妙无方曰神；圣不可知曰神；阴阳不测曰神；治民无为曰神；应变远方、不疾而速曰神；能妙万物曰神；道化宜民曰神；显仁藏用曰神；则天广运曰神……。”
司马光的意思是，“神”字，按照《谥法解》中的说法，是“民无能名”称作神。孔子所谓“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惟天惟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意思既是说尧为天子，太伟大了，他的恩惠是如此广博，老百姓都不知道怎么称赞他好了。
若从字面含义来说，“神”既然是“民无能名”，那当然就是最顶级的赞美了。那等于是把该皇帝和尧并列了，在《谥法解》中，“神”位于“圣”之上，从目前所见到的谥号、庙号而言，它应该是最高级的赞美了。
但实际上，不说别人，就我们这些朝廷大臣，都知道宋神宗的口碑不怎么的。所以说，这里的“神”字，实际上是褒词贬用了，表明了我们这些大宋精英实际上并不赞成这位的作为，但又不好意思给他上恶谥，那就干脆用个最顶级的赞美，民无能名嘛，“老百姓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副相蔡确对“神宗”两字不能接受，从阶级立场看。这“神宗”两字是由支持旧党的高太后提出，由自已所不对付的王珪落笔，受到旧党标杆人物司马光的力挺。那么，凡是敌人反对的，我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就要反对。何况，这个“神”字，真不怎么的。
《论语》曰：“子不语怪力乱神”。加标点应为：“子不语怪、力、乱、神”。即：“圣人语常而不语怪，语德而不语力，语治而不语乱，语人而不语神。”
既然孔子都“不语”“神”，那这神宗今后过去就过去了，不会再有人怀念、纪念、挂念、想念了，不会被“语”了，那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变法也将随其一起被遗忘了。这，对于蔡确而言，哪成呐，他要另起炉灶，他要反击，他说：“怪、力、乱、神四位，真是青脸红花一身毛（怪），手扶泰山摇几摇（力），两国不怕干戈动（乱），一缕青烟没有了（神）。春秋之世，西周以来的一系列古法、礼仪都被打破，整个华夏大地陷入长时间战乱，在那些想参与争霸的诸侯当中，很多人为了证明天子君权的旁落，为了证明自己的霸业，经常搞出些怪异之事，并崇尚武力争霸，许多诸侯国出现大量的叛乱、争权夺利之事，诸侯们也不再崇尚礼仪，而是对鬼神之事非常感兴趣，这些被称为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面对这些现象，孔子嗤之以鼻、一言以蔽之：“不语怪力乱神”，他推崇“仁德”，希望恢复古法，不谈论怪异，不给诸侯武力争霸的政策，不参与叛乱，且“敬鬼神而远之”，推崇姜尚伐纣时踩踏龟甲不信鬼神的做法，等等，如此，我们这个以士大夫治国的大宋岂能涉“神”？……”
蔡确的抗争终不能抵挡住历史的车轮，反而加速了其日后的衰亡。如此，宋神宗就宋“神宗”了。
当然对于王木木而言，对于本文而言，宋神宗被叫“宋神宗”是其死后才可能出现的状况，先前，思想中、表述中常有用“神宗”二字，到与人称呼中是绝对注意的，如有差池，一定改正，不说宋人要砍王木木的脑袋地，今人也要鄙视王木木的肤浅了。
秦始皇认为皇帝的谥号是“子议父”、“臣议君”，所以废止不行。刘邦虽然是无赖出身，但是，权谋远在始皇帝之上，所以，汉朝恢复了谥法制度，不仅如此，刘邦还给死得不明不白的楚隐王陈胜祭扫坟墓。开立了一个很好的先例，至少让人看到这位君临万国的天子的气度，所以，后人以为司马迁敢于给项羽列为本纪是史家的第一勇气，其实，刘邦的气度也不在太史公之下呢。
先说说庙号。皇帝的庙号不是随便就给予的，而是有相当的讲究，虽则昭穆制度的制约，但是，更是封建礼法的必须，所以，西汉十二个皇帝有庙号的不过是六七人而已。特别搞笑的是身膺中国第一个封建治世大名“文景之治”的汉景帝居然也没有身后的庙号，但是，为什么汉景帝没有庙号，历史也没有做明确的交待。不过，最为热闹与滑稽的是三国时代，魏国的有司不知道是喝多了还是睡过了，居然在曹睿活着的时候就给他上庙号，而曹睿也居然受之不疑，成为有史以来唯一在皇帝本人健在的情况下知道自己庙号的君主。
庙号常用“祖”字或“宗”字。开国皇帝一般被称为“太祖”或“高祖”，如汉太祖、唐高祖、宋太祖；后面的皇帝一般称为“宗”，如唐太宗、宋太宗等。但是也有例外。“祖”之泛滥，始于曹魏。到十六国时期，后赵、前燕、后秦、西秦等等小国，其帝王庙号几乎无不称祖。
在称呼时，庙号常常放在谥号之前，同谥号一道构成已死帝王的全号。习惯上，唐朝以前对殁世的皇帝一般简称谥号，如汉武帝、隋炀帝，而不称庙号。唐朝以后，由于谥号的文字加长，则改称庙号，如唐太宗、宋太祖等。
汉朝以后承袭了庙号这一制度。汉朝对于追加庙号一事极为慎重，不少皇帝因此都没有庙号。刘邦是开国君主，庙号为太祖(但自司马迁时就称其为高祖，后世多习用之），谥号为高皇帝(谥法无“高”，以为功最高而为汉之太祖，故特起名焉)。汉朝强调以孝治天下，所以除刘邦外，继嗣皇帝谥号都有“孝”字。两汉皇帝人人都有谥号，但有庙号者极少。西汉刘邦的庙号为太祖高皇帝、刘恒为太宗孝文皇帝(以上两位的庙号，皆为孝景帝刘启所上)、刘彻为世宗孝武皇帝、刘询为中宗孝宣皇帝(以上四位，皆经过东汉光武帝刘秀重新确认)、刘奭(shì)为高宗孝元皇帝(汉平帝时代所上。西汉平帝刘衎，当皇帝时年仅9岁，被王莽操纵，实为傀儡，病死时年仅14岁)、刘骜为统宗孝成皇帝(后除庙号)；东汉刘秀为世祖光武皇帝(是孝明帝刘庄所上)、刘庄为显宗孝明皇帝(是孝章帝刘炟所上)、刘炟为肃宗孝章皇帝。另外，东汉还有几个皇帝有庙号：刘肇为穆宗孝和皇帝、刘祜为恭宗孝安皇帝、刘保为敬宗孝顺皇帝、刘志为威宗孝桓皇帝，不过，这些庙号在孝献帝时被取消。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庙号开始泛滥（“降及曹氏，祖名多滥”）。而到了唐朝，除了某些亡国之君以及短命皇帝之外，一般都有庙号。
庙号常用「祖」字或「宗」字。开国皇帝一般被称为「太祖」或「高祖」，如汉太祖、唐高祖、宋太祖；后面的皇帝一般称为「宗」，如唐太宗、宋太宗等。但是也有例外。「祖」之泛滥，始于曹魏。到十六国时期，后赵、前燕、后秦、西秦等等小国，其帝王庙号几乎无不称祖。
在称呼时，庙号常常放在谥号之前，同谥号一道构成已死帝王的全号。习惯上，唐朝以前对殁世的皇帝一般简称谥号，如汉武帝、隋炀帝，而不称庙号。唐朝以后，由于谥号的文字加长，则改称庙号，如唐太宗、宋太祖等。
一般来说，庙号的选字并不参照谥法，但是也有褒贬之意。太祖、高祖开国立业，世祖、太宗发扬光大，世宗、高宗等都守成令主的美号，仁宗、宣宗、圣宗、孝宗、成宗、睿宗等皆乃明君贤主，中宗、宪宗都是中兴之主。另外，哲宗、兴宗等都是有所作为的好皇帝。神宗、英宗功业不足，德宗、宁宗过于懦弱，玄宗、真宗、理宗、道宗等好玄虚，文宗、武宗名褒实贬，穆宗、敬宗功过相当，光宗、熹宗昏庸腐朽，哀宗、思宗只能亡国。
别的庙号这里不叨唠了，就说说“神宗”。
也不知道是不是纯属巧合，中国历史上的仅有的两个“神宗”他们都搞过改革，宋神宗的王安石变法不仅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加剧了党争。而明神宗，万历前十年，大学士张居正辅助神宗处理政事，更张祖制，社会经济发展较好。20岁时，张居正逝世，明神宗开始亲政，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发动“万历三大征”，巩固后期因和文官集团的矛盾而罢朝近30年。在这一时期内，江南一带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全国和经济总量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但是阶级矛盾也日益加剧，文官集团的党争使得政治日益**黑暗，东北的女真趁虚兴起，因而种下了明朝灭亡的远因。1620年驾崩，传位皇太子朱常洛。死后葬于十三陵定陵。（因为罢朝近30年而与臣子关系紧绷）。
由于历史上的两神宗都很麻烦。所以，满清就再也不选神宗作为庙号了。
王木木因为宋神宗不仅是眼下可触摸到的一个神宗皇帝，而且，也是自已的大舅子，所以，在“神宗”这条思路上多想了点。
宋神宗为什么叫神宗，大家都已经看了大**参考了。那为什么明朝那个万历皇帝死后也叫“神宗”？那个“神”是什么意思？他“神”在哪里？
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1620年），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第三子。隆庆二年立为皇太子，隆庆六年，穆宗驾崩，10岁的朱翊钧即位，次年改元万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朱翊钧即位时年仅10岁，由文渊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辅政。张居正接任首辅后，在李太后的支持下，于万历元年(1573年)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在政治上整顿吏治，实行考成法，对各级官吏进行考察，作为升迁、黜陟的依据。在军事上整饬军备，加强边防，选用能征善战、带兵严格的将领，对蒙古采取安抚睦邻政策。在经济上清丈全国田地，推行一条鞭法，基本内容是赋役合并，化繁为简；统一役法，摊丁入地；田租征银：官收官解。这称得上是我国赋税制度的一次大变革，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张居正还治理黄河，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些措施使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国势渐见中兴。当时太仓的积粮可支用10年，国库钱财多达400余万，处于统治危机之中的朱明王朝出现了短暂的复苏和繁荣。这就是明神宗与宋神宗相通之处，后人把这两神宗相提并论，也就因为他们都变法过。
可惜明神宗好景不长，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死后，反对改革的官僚纷纷起来攻击、诬陷张居正。朱翊钧下诏追夺张居正的封号和谥号，还查抄张家。改革被废止，朝廷又一天天地走向没落。朱翊钧是一个尽情享乐的皇帝。他成年亲政后，却不常视朝，深居内宫。不仅在世时要享受，还想到死后的安乐，早早筹划自己陵寝，建造定陵耗时达6年之久。他还有一个不择手段亲自敛聚钱财的恶习，提倡官吏向他进奉，把进奉财物的多少作为衡量官吏是否效忠皇上的标淮。为了在全国范由内聚敛民财，他派出大批宦官，分赴各地充当矿监、税使，肆意搜括民脂民膏。这使得人心汹汹，民变纷起，社会越发动荡不安。
这里，其实两神宗的大不同已经显现，宋神宗自王安石离开后，自已独力坚持变法，至死不渝。而明神宗，张居正一死，变法也完蛋了。所以，宋神宗和王安石是战友，明神宗则只是张居正的一不懂事的跟班。
明神宗统治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由于他不理朝政，大臣的奏章，他的谕旨，全靠内侍传达。册立太子的大事久拖不决，导致官僚集团各派之间互相火并，党争也愈演愈烈。东林党人与邪党的斗争水火不容，持续了很久，明王朝到了崩溃的边缘。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朱翊钧在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中死去，终年58岁。葬于定陵，庙号为神宗。
《明史》神宗的本纪结尾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这个明朝享国时间最长的皇帝，庙号神宗，实为寓贬于褒，是说他神龙见首不见尾，隐居深宫数十年，不见朝臣，不理朝政，致使到万历末年，国家的官吏已经缺了一半。他又是个死要钱的皇帝，放出太监四处扰民搜刮（如开矿事），民间连养只鸡也要缴税。
对这样一个皇帝，实在没什么好说的，说明朝亡在他手上，崇祯来背了黑锅并不过分，且看神宗的本纪，到了万历30年之后，年年不是“日有食之”就是“京师地震”，或者干旱或者水涝。其中万历31年农历5月“凤阳大雨雹，毁皇陵殿脊”，到32年“雷火焚长陵明楼”，“昌平大水，坏长、泰、康、昭四陵石梁”，即使不信天象示警这些的，看了也真是令人触目惊心，彷佛明朝先灵不安，亡国之兆已现。
看了《万历十五年》的人都知道，万历帝本来是有励精图治之决心的，除了从小敬畏的张居正并不那么居正带来的打击之外，使万历消极怠工的主要因素还是国本之争。这实在是令人叹息的一件事情。曾子《大学》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论的正是帝王之道。家不能齐，必然祸起萧墙。万历朝实在是一个家庭悲剧和性格的悲剧。不过用老夫子们的话说，那也是气数使然了。
首先大臣们太过于食古不化，王宫人和皇长子并不是有强有力的外戚作为支撑，立皇长子并不是于他们有什么好处，偏是大臣们死抱着“立长不立幼”的古训，和皇帝力争。本来，臣子们有一定分量的话语权，哪怕被当廷杖死，也要据理力争一向是政治清明的象征。有明一朝，大臣因直谏被杖死，庾死的不计其数，然而白发苍苍的大臣们，不怕被当廷扒下裤子，屁股开花，也要前赴后继的上疏。是出于长期文化积累的对于敢于直谏即为忠臣这个符号的认可，死谏可青史留名，也是气节所在，也可以裁抑君权，用在军国大事上，本是好事。可悲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精英的满朝大臣，把精力耗费在这样无意义的事情上。孰贤孰愚，孩子小，能看出什么来，偏偏大臣认准了死理。从“满朝文武泣于文华殿请立储”这样的描述里，我们能闻到儒家文化腐烂发臭的气息。
如果是万历的爷爷嘉靖皇帝，事情也好办得多。这祖孙俩，是明朝享国在位时间第一和第二的一对儿（明朝偏是昏庸的皇帝在位长，仁宣和孝宗在位不过十数年而已,这一点和清朝正好相反），对待大臣，走的却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子，然而并不是偶然，甚至是必然的，所谓一盈一亏，矫枉过正。
不过，说明神宗昏庸、懒惰，还真没有冤枉了他，这个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其中长达40年不上朝听政,不处理朝政.却专心研究他个人的敛财方案与淫乐方式.国务院(明朝的内阁)在他在位时期长期没有领导官员任职.而下属在六个部委的领导官员因为阻碍他个人的敛财方案与淫乐方式.他就罢掉了四个部委的领导官,期间并没有派遣官员替补.而是长期的空缺在那里.这样就导致了国家的重要决策政务得不到有效妥当及时的处理.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险些瘫痪.也可以说明朝差点就亡在了万历皇帝的手里.根据史料记载.万历皇帝四十年不上朝听政,处理政务.对朝廷的紧急重要的决策置之不理.导致了一些必要的决策很难落实.就比如万历年间"黄河决堤".地方政府紧急上报要求国家拨款拨粮进行赈灾并拨付中央财政治理黄河水灾.就是这样一件紧急的国家事务.万历皇帝领导的中央政府部门就用了三个月才最终批示下来.因为当时地方政府上报国务院部委,由于四部委没有领导人,不能处理.就上报给国务院.国务院也没有领导人,不能拿出有效的措施方式.最后只能上报给万历皇帝.万历皇帝一看是伸手"要钱"的事情.就久拖不决.最后"黄河决堤"事件不了了之.又比如:此时万历皇帝的明朝处于"内忧外患",北方的女真满祖不断的扩大,与明王朝对持.此事万历皇帝仍是不闻不问,只管敛财.不断的进行全国的加赋工作.甚至"萨尔浒之战"当年国家收缴上来的国家税收准备由户部入库时,却被万历皇帝以个人名义强制划拨到个人账户上.万历皇帝为此还罢掉了财政部部长的职务.国家中枢工作神经彻底瘫痪,国家的运转此时已经真的是举步为艰.最后明朝80万大军围歼萨尔浒(**哈赤的老家)一战却败给了才2万兵力的**哈赤.由此我们可见明朝最昏庸，最懒惰的皇帝当属万历皇帝.明朝史上没有一个皇帝长达40年不上朝理政。
说了这么多明神宗的话，王木木实在是很为宋神宗抱冤，人家48年捞钱玩女人，死了还能是个神。而你宋神宗多勤劳，忧国忧民，也被“神”了。到底神在哪里，唯有自已心知肚明，哪能把皇家的机密说与小民知晓呐？
唉！理解万岁！理解万岁！有多少人在高喊着“理解万岁”时懂得其真正的涵义是要你去“理解”一下当今的“万岁”爷呐？
理解万岁，若，理解是主体，则理解万岁是歌颂理解；理解万岁，若，万岁是主体，则，理解万岁是体谅万岁。这是两头枪、这是双截棍，哼哼哈哈，就看你怎么耍了。
相比之下，宋神宗的一生，后世有智者曰：
——他为他的理想而活，奋斗始终，做的都是前人、后人所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如此一生，复有何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宋神宗他活得非常成功。他的光辉是荣耀，就连他的失意，也是一种难得的经历。对于这样一个追求、梦想了一生的人，作为有**人格，不拘束于简单成败结果的现代人来说，实在应该认同他，欣赏他。
虽然他个人的潇洒之后，留给身后是个比较烂的摊子。但要注意，之所以烂了点，不在于家底，更不在于政策，而是他选的大臣们有问题。
……
关于宋神宗的“神宗”，让王木木胡思乱想了好一阵子，庙号啊，谥法啊，真搞。看了高太后给宋神宗的信后，王木木懂得了高太后隐藏在宋神宗庙号中的巨大的期望和良好的祝愿。高太后是希望宋神宗走出国门后像神仙一样洒脱地生活，也希望宋神宗能像神仙一样有些法术，别一直力不从心了。
中国的谥法是用谥号对死去的帝王、大臣、贵族(包括其他地位很高的人)按其生平事迹进行评定后，给予或褒或贬或同情的称号，始于西周。周公旦和姜子牙有大功于周室，死后获谥。这是谥法之始。《周礼》说：“小丧赐谥。”小丧，死后一段时间。《逸周书.谥法解》：“谥者，行之也。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出于人。”
谥法制度有两个要点：一是谥号要符合死者的为人，二是谥号在死后由别人评定并授予。君主的谥号由礼官确定，由即位皇帝宣布，大臣的谥号是朝廷赐予的。谥号带有评判性，相当于盖棺定论。
谥号来自于谥法。谥法规定了若干个有固定涵义的字，大致分为三类：属表扬的有：文、武、景、烈、昭、穆等；属于批评的有：炀、历、灵等；属于同情的有：哀、怀、愍、悼等。
如，楚怀王的“怀”表示“慈仁短折”。前者称为上谥、美谥；中者称为下谥，恶谥；后者称为中谥。一九二六年六月，著名学者王国维自沉身亡，溥仪“诏”谥“忠悫”，墓碑上刻着“王忠悫公”。悫：诚实。陈寅恪在其碑文中说：“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惟恐思想不自由，是王国维寻死的主要原因。这是中国谥号制度的终点。
恶谥是后来才有的——人们渐渐觉察到，有些帝王大臣不是好人，有一些还很可恨。周厉王在“厉”表示“暴慢无亲”、“杀戮无辜”。他是一个贪婪的君主，“国人”发动暴动，他逃到彘(今山西霍县东北)，后来死在了那里。《召公谏厉王弥谤》是先秦历史散文名篇，选进了多种课本。该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厉王的**残暴。
隋炀帝的“炀”表示“好内怠政”、“外内从乱”，是他被缢杀当年，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加的。
现在，赵顼在御书房“死”了，皇太后说，先皇赵顼的庙号就叫“神宗”吧。
庙号是中国古代帝王去世后，后人在太庙之中奉祀时追尊的名号，如高祖、太宗等。庙号是专属于大行皇帝的，是谥号中的极品。
对于故皇帝庙号“神宗”，朝廷上的大臣反应不一。
高太后的原意是你“吕神仙”与“何仙姑”去海外做神仙夫妻了，那么，就神宗吧，没想得很多。
宰相王珪亲为皇帝议谥，已知高太后意思，加上“三旨相公”的惯性，王珪拟的谥文为：“抑神也者，妙万物以为言、而难其称欤。抑天之所启、以配大行之庙乎。书载益称尧德。曰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盖圣神所以立道。文武所以立事也。大行皇帝尊谥。自天锡之曰英文烈武圣孝皇帝。庙曰神宗。”
其意思大致是：
1.“抑神也者，妙万物以为言、而难其称欤”，这句出自王弼《周易注》“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韩康伯《系辞注》也云:“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者也。”
2.“抑天之所启、以配大行之庙乎。”《说文解字》解释“神”字为：“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徐铉注曰：申即引也，天主降气，以感万物，所以才说神是天之所启，拿这个配庙号够高了吧。
3.“书载益称尧德。曰乃圣乃神。乃武乃文。”，书即《尚书》，这篇是《尚书.大禹谟》里的内容：“益曰‘都,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用白话说就是“尧德影响力这么广阔深远，这样圣明，这样神妙，这样英武，这样华美”。用神来形容上古圣君尧的德行。
4.“盖圣神所以立道。文武所以立事也。”这句是大臣的议论总结，着重强调宋神宗的立道的功绩。
这些文字对宋神宗是相当的肯定的。
现朝中现在势力相当不弱的司马光之流，也挺支持这个“神宗”。按他们的理解，高太后既然能亲自操刀设计了这场更替，那她对赵顼确实是相当的不满意了，咱们讲好的废除变法、铲除新党，也一定会履行。但，赵顼毕竟是她自已亲生的儿子，所以，她就设计了这么一个褒词贬用，明褒暗贬之庙号。
司马光给他的同党们说；“神：民无能名曰神；壹民无为曰神；安仁立政曰神；物妙无方曰神；圣不可知曰神；阴阳不测曰神；治民无为曰神；应变远方、不疾而速曰神；能妙万物曰神；道化宜民曰神；显仁藏用曰神；则天广运曰神……。”
司马光的意思是，“神”字，按照《谥法解》中的说法，是“民无能名”称作神。孔子所谓“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惟天惟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意思既是说尧为天子，太伟大了，他的恩惠是如此广博，老百姓都不知道怎么称赞他好了。
若从字面含义来说，“神”既然是“民无能名”，那当然就是最顶级的赞美了。那等于是把该皇帝和尧并列了，在《谥法解》中，“神”位于“圣”之上，从目前所见到的谥号、庙号而言，它应该是最高级的赞美了。
但实际上，不说别人，就我们这些朝廷大臣，都知道宋神宗的口碑不怎么的。所以说，这里的“神”字，实际上是褒词贬用了，表明了我们这些大宋精英实际上并不赞成这位的作为，但又不好意思给他上恶谥，那就干脆用个最顶级的赞美，民无能名嘛，“老百姓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副相蔡确对“神宗”两字不能接受，从阶级立场看。这“神宗”两字是由支持旧党的高太后提出，由自已所不对付的王珪落笔，受到旧党标杆人物司马光的力挺。那么，凡是敌人反对的，我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就要反对。何况，这个“神”字，真不怎么的。
《论语》曰：“子不语怪力乱神”。加标点应为：“子不语怪、力、乱、神”。即：“圣人语常而不语怪，语德而不语力，语治而不语乱，语人而不语神。”
既然孔子都“不语”“神”，那这神宗今后过去就过去了，不会再有人怀念、纪念、挂念、想念了，不会被“语”了，那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变法也将随其一起被遗忘了。这，对于蔡确而言，哪成呐，他要另起炉灶，他要反击，他说：“怪、力、乱、神四位，真是青脸红花一身毛（怪），手扶泰山摇几摇（力），两国不怕干戈动（乱），一缕青烟没有了（神）。春秋之世，西周以来的一系列古法、礼仪都被打破，整个华夏大地陷入长时间战乱，在那些想参与争霸的诸侯当中，很多人为了证明天子君权的旁落，为了证明自己的霸业，经常搞出些怪异之事，并崇尚武力争霸，许多诸侯国出现大量的叛乱、争权夺利之事，诸侯们也不再崇尚礼仪，而是对鬼神之事非常感兴趣，这些被称为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面对这些现象，孔子嗤之以鼻、一言以蔽之：“不语怪力乱神”，他推崇“仁德”，希望恢复古法，不谈论怪异，不给诸侯武力争霸的政策，不参与叛乱，且“敬鬼神而远之”，推崇姜尚伐纣时踩踏龟甲不信鬼神的做法，等等，如此，我们这个以士大夫治国的大宋岂能涉“神”？……”
蔡确的抗争终不能抵挡住历史的车轮，反而加速了其日后的衰亡。如此，宋神宗就宋“神宗”了。
当然对于王木木而言，对于本文而言，宋神宗被叫“宋神宗”是其死后才可能出现的状况，先前，思想中、表述中常有用“神宗”二字，到与人称呼中是绝对注意的，如有差池，一定改正，不说宋人要砍王木木的脑袋地，今人也要鄙视王木木的肤浅了。
秦始皇认为皇帝的谥号是“子议父”、“臣议君”，所以废止不行。刘邦虽然是无赖出身，但是，权谋远在始皇帝之上，所以，汉朝恢复了谥法制度，不仅如此，刘邦还给死得不明不白的楚隐王陈胜祭扫坟墓。开立了一个很好的先例，至少让人看到这位君临万国的天子的气度，所以，后人以为司马迁敢于给项羽列为本纪是史家的第一勇气，其实，刘邦的气度也不在太史公之下呢。
先说说庙号。皇帝的庙号不是随便就给予的，而是有相当的讲究，虽则昭穆制度的制约，但是，更是封建礼法的必须，所以，西汉十二个皇帝有庙号的不过是六七人而已。特别搞笑的是身膺中国第一个封建治世大名“文景之治”的汉景帝居然也没有身后的庙号，但是，为什么汉景帝没有庙号，历史也没有做明确的交待。不过，最为热闹与滑稽的是三国时代，魏国的有司不知道是喝多了还是睡过了，居然在曹睿活着的时候就给他上庙号，而曹睿也居然受之不疑，成为有史以来唯一在皇帝本人健在的情况下知道自己庙号的君主。
庙号常用“祖”字或“宗”字。开国皇帝一般被称为“太祖”或“高祖”，如汉太祖、唐高祖、宋太祖；后面的皇帝一般称为“宗”，如唐太宗、宋太宗等。但是也有例外。“祖”之泛滥，始于曹魏。到十六国时期，后赵、前燕、后秦、西秦等等小国，其帝王庙号几乎无不称祖。
在称呼时，庙号常常放在谥号之前，同谥号一道构成已死帝王的全号。习惯上，唐朝以前对殁世的皇帝一般简称谥号，如汉武帝、隋炀帝，而不称庙号。唐朝以后，由于谥号的文字加长，则改称庙号，如唐太宗、宋太祖等。
汉朝以后承袭了庙号这一制度。汉朝对于追加庙号一事极为慎重，不少皇帝因此都没有庙号。刘邦是开国君主，庙号为太祖(但自司马迁时就称其为高祖，后世多习用之），谥号为高皇帝(谥法无“高”，以为功最高而为汉之太祖，故特起名焉)。汉朝强调以孝治天下，所以除刘邦外，继嗣皇帝谥号都有“孝”字。两汉皇帝人人都有谥号，但有庙号者极少。西汉刘邦的庙号为太祖高皇帝、刘恒为太宗孝文皇帝(以上两位的庙号，皆为孝景帝刘启所上)、刘彻为世宗孝武皇帝、刘询为中宗孝宣皇帝(以上四位，皆经过东汉光武帝刘秀重新确认)、刘奭(shì)为高宗孝元皇帝(汉平帝时代所上。西汉平帝刘衎，当皇帝时年仅9岁，被王莽操纵，实为傀儡，病死时年仅14岁)、刘骜为统宗孝成皇帝(后除庙号)；东汉刘秀为世祖光武皇帝(是孝明帝刘庄所上)、刘庄为显宗孝明皇帝(是孝章帝刘炟所上)、刘炟为肃宗孝章皇帝。另外，东汉还有几个皇帝有庙号：刘肇为穆宗孝和皇帝、刘祜为恭宗孝安皇帝、刘保为敬宗孝顺皇帝、刘志为威宗孝桓皇帝，不过，这些庙号在孝献帝时被取消。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庙号开始泛滥（“降及曹氏，祖名多滥”）。而到了唐朝，除了某些亡国之君以及短命皇帝之外，一般都有庙号。
庙号常用「祖」字或「宗」字。开国皇帝一般被称为「太祖」或「高祖」，如汉太祖、唐高祖、宋太祖；后面的皇帝一般称为「宗」，如唐太宗、宋太宗等。但是也有例外。「祖」之泛滥，始于曹魏。到十六国时期，后赵、前燕、后秦、西秦等等小国，其帝王庙号几乎无不称祖。
在称呼时，庙号常常放在谥号之前，同谥号一道构成已死帝王的全号。习惯上，唐朝以前对殁世的皇帝一般简称谥号，如汉武帝、隋炀帝，而不称庙号。唐朝以后，由于谥号的文字加长，则改称庙号，如唐太宗、宋太祖等。
一般来说，庙号的选字并不参照谥法，但是也有褒贬之意。太祖、高祖开国立业，世祖、太宗发扬光大，世宗、高宗等都守成令主的美号，仁宗、宣宗、圣宗、孝宗、成宗、睿宗等皆乃明君贤主，中宗、宪宗都是中兴之主。另外，哲宗、兴宗等都是有所作为的好皇帝。神宗、英宗功业不足，德宗、宁宗过于懦弱，玄宗、真宗、理宗、道宗等好玄虚，文宗、武宗名褒实贬，穆宗、敬宗功过相当，光宗、熹宗昏庸腐朽，哀宗、思宗只能亡国。
别的庙号这里不叨唠了，就说说“神宗”。
也不知道是不是纯属巧合，中国历史上的仅有的两个“神宗”他们都搞过改革，宋神宗的王安石变法不仅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加剧了党争。而明神宗，万历前十年，大学士张居正辅助神宗处理政事，更张祖制，社会经济发展较好。20岁时，张居正逝世，明神宗开始亲政，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发动“万历三大征”，巩固后期因和文官集团的矛盾而罢朝近30年。在这一时期内，江南一带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全国和经济总量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但是阶级矛盾也日益加剧，文官集团的党争使得政治日益**黑暗，东北的女真趁虚兴起，因而种下了明朝灭亡的远因。1620年驾崩，传位皇太子朱常洛。死后葬于十三陵定陵。（因为罢朝近30年而与臣子关系紧绷）。
由于历史上的两神宗都很麻烦。所以，满清就再也不选神宗作为庙号了。
王木木因为宋神宗不仅是眼下可触摸到的一个神宗皇帝，而且，也是自已的大舅子，所以，在“神宗”这条思路上多想了点。
宋神宗为什么叫神宗，大家都已经看了大**参考了。那为什么明朝那个万历皇帝死后也叫“神宗”？那个“神”是什么意思？他“神”在哪里？
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1620年），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第三子。隆庆二年立为皇太子，隆庆六年，穆宗驾崩，10岁的朱翊钧即位，次年改元万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朱翊钧即位时年仅10岁，由文渊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辅政。张居正接任首辅后，在李太后的支持下，于万历元年(1573年)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在政治上整顿吏治，实行考成法，对各级官吏进行考察，作为升迁、黜陟的依据。在军事上整饬军备，加强边防，选用能征善战、带兵严格的将领，对蒙古采取安抚睦邻政策。在经济上清丈全国田地，推行一条鞭法，基本内容是赋役合并，化繁为简；统一役法，摊丁入地；田租征银：官收官解。这称得上是我国赋税制度的一次大变革，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张居正还治理黄河，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些措施使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国势渐见中兴。当时太仓的积粮可支用10年，国库钱财多达400余万，处于统治危机之中的朱明王朝出现了短暂的复苏和繁荣。这就是明神宗与宋神宗相通之处，后人把这两神宗相提并论，也就因为他们都变法过。
可惜明神宗好景不长，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死后，反对改革的官僚纷纷起来攻击、诬陷张居正。朱翊钧下诏追夺张居正的封号和谥号，还查抄张家。改革被废止，朝廷又一天天地走向没落。朱翊钧是一个尽情享乐的皇帝。他成年亲政后，却不常视朝，深居内宫。不仅在世时要享受，还想到死后的安乐，早早筹划自己陵寝，建造定陵耗时达6年之久。他还有一个不择手段亲自敛聚钱财的恶习，提倡官吏向他进奉，把进奉财物的多少作为衡量官吏是否效忠皇上的标淮。为了在全国范由内聚敛民财，他派出大批宦官，分赴各地充当矿监、税使，肆意搜括民脂民膏。这使得人心汹汹，民变纷起，社会越发动荡不安。
这里，其实两神宗的大不同已经显现，宋神宗自王安石离开后，自已独力坚持变法，至死不渝。而明神宗，张居正一死，变法也完蛋了。所以，宋神宗和王安石是战友，明神宗则只是张居正的一不懂事的跟班。
明神宗统治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由于他不理朝政，大臣的奏章，他的谕旨，全靠内侍传达。册立太子的大事久拖不决，导致官僚集团各派之间互相火并，党争也愈演愈烈。东林党人与邪党的斗争水火不容，持续了很久，明王朝到了崩溃的边缘。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朱翊钧在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中死去，终年58岁。葬于定陵，庙号为神宗。
《明史》神宗的本纪结尾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这个明朝享国时间最长的皇帝，庙号神宗，实为寓贬于褒，是说他神龙见首不见尾，隐居深宫数十年，不见朝臣，不理朝政，致使到万历末年，国家的官吏已经缺了一半。他又是个死要钱的皇帝，放出太监四处扰民搜刮（如开矿事），民间连养只鸡也要缴税。
对这样一个皇帝，实在没什么好说的，说明朝亡在他手上，崇祯来背了黑锅并不过分，且看神宗的本纪，到了万历30年之后，年年不是“日有食之”就是“京师地震”，或者干旱或者水涝。其中万历31年农历5月“凤阳大雨雹，毁皇陵殿脊”，到32年“雷火焚长陵明楼”，“昌平大水，坏长、泰、康、昭四陵石梁”，即使不信天象示警这些的，看了也真是令人触目惊心，彷佛明朝先灵不安，亡国之兆已现。
看了《万历十五年》的人都知道，万历帝本来是有励精图治之决心的，除了从小敬畏的张居正并不那么居正带来的打击之外，使万历消极怠工的主要因素还是国本之争。这实在是令人叹息的一件事情。曾子《大学》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论的正是帝王之道。家不能齐，必然祸起萧墙。万历朝实在是一个家庭悲剧和性格的悲剧。不过用老夫子们的话说，那也是气数使然了。
首先大臣们太过于食古不化，王宫人和皇长子并不是有强有力的外戚作为支撑，立皇长子并不是于他们有什么好处，偏是大臣们死抱着“立长不立幼”的古训，和皇帝力争。本来，臣子们有一定分量的话语权，哪怕被当廷杖死，也要据理力争一向是政治清明的象征。有明一朝，大臣因直谏被杖死，庾死的不计其数，然而白发苍苍的大臣们，不怕被当廷扒下裤子，屁股开花，也要前赴后继的上疏。是出于长期文化积累的对于敢于直谏即为忠臣这个符号的认可，死谏可青史留名，也是气节所在，也可以裁抑君权，用在军国大事上，本是好事。可悲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精英的满朝大臣，把精力耗费在这样无意义的事情上。孰贤孰愚，孩子小，能看出什么来，偏偏大臣认准了死理。从“满朝文武泣于文华殿请立储”这样的描述里，我们能闻到儒家文化腐烂发臭的气息。
如果是万历的爷爷嘉靖皇帝，事情也好办得多。这祖孙俩，是明朝享国在位时间第一和第二的一对儿（明朝偏是昏庸的皇帝在位长，仁宣和孝宗在位不过十数年而已,这一点和清朝正好相反），对待大臣，走的却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子，然而并不是偶然，甚至是必然的，所谓一盈一亏，矫枉过正。
不过，说明神宗昏庸、懒惰，还真没有冤枉了他，这个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其中长达40年不上朝听政,不处理朝政.却专心研究他个人的敛财方案与淫乐方式.国务院(明朝的内阁)在他在位时期长期没有领导官员任职.而下属在六个部委的领导官员因为阻碍他个人的敛财方案与淫乐方式.他就罢掉了四个部委的领导官,期间并没有派遣官员替补.而是长期的空缺在那里.这样就导致了国家的重要决策政务得不到有效妥当及时的处理.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险些瘫痪.也可以说明朝差点就亡在了万历皇帝的手里.根据史料记载.万历皇帝四十年不上朝听政,处理政务.对朝廷的紧急重要的决策置之不理.导致了一些必要的决策很难落实.就比如万历年间"黄河决堤".地方政府紧急上报要求国家拨款拨粮进行赈灾并拨付中央财政治理黄河水灾.就是这样一件紧急的国家事务.万历皇帝领导的中央政府部门就用了三个月才最终批示下来.因为当时地方政府上报国务院部委,由于四部委没有领导人,不能处理.就上报给国务院.国务院也没有领导人,不能拿出有效的措施方式.最后只能上报给万历皇帝.万历皇帝一看是伸手"要钱"的事情.就久拖不决.最后"黄河决堤"事件不了了之.又比如:此时万历皇帝的明朝处于"内忧外患",北方的女真满祖不断的扩大,与明王朝对持.此事万历皇帝仍是不闻不问,只管敛财.不断的进行全国的加赋工作.甚至"萨尔浒之战"当年国家收缴上来的国家税收准备由户部入库时,却被万历皇帝以个人名义强制划拨到个人账户上.万历皇帝为此还罢掉了财政部部长的职务.国家中枢工作神经彻底瘫痪,国家的运转此时已经真的是举步为艰.最后明朝80万大军围歼萨尔浒(**哈赤的老家)一战却败给了才2万兵力的**哈赤.由此我们可见明朝最昏庸，最懒惰的皇帝当属万历皇帝.明朝史上没有一个皇帝长达40年不上朝理政。
说了这么多明神宗的话，王木木实在是很为宋神宗抱冤，人家48年捞钱玩女人，死了还能是个神。而你宋神宗多勤劳，忧国忧民，也被“神”了。到底神在哪里，唯有自已心知肚明，哪能把皇家的机密说与小民知晓呐？
唉！理解万岁！理解万岁！有多少人在高喊着“理解万岁”时懂得其真正的涵义是要你去“理解”一下当今的“万岁”爷呐？
理解万岁，若，理解是主体，则理解万岁是歌颂理解；理解万岁，若，万岁是主体，则，理解万岁是体谅万岁。这是两头枪、这是双截棍，哼哼哈哈，就看你怎么耍了。
相比之下，宋神宗的一生，后世有智者曰：
——他为他的理想而活，奋斗始终，做的都是前人、后人所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如此一生，复有何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宋神宗他活得非常成功。他的光辉是荣耀，就连他的失意，也是一种难得的经历。对于这样一个追求、梦想了一生的人，作为有**人格，不拘束于简单成败结果的现代人来说，实在应该认同他，欣赏他。
虽然他个人的潇洒之后，留给身后是个比较烂的摊子。但要注意，之所以烂了点，不在于家底，更不在于政策，而是他选的大臣们有问题。
……
关于宋神宗的“神宗”，让王木木胡思乱想了好一阵子，庙号啊，谥法啊，真搞。看了高太后给宋神宗的信后，王木木懂得了高太后隐藏在宋神宗庙号中的巨大的期望和良好的祝愿。高太后是希望宋神宗走出国门后像神仙一样洒脱地生活，也希望宋神宗能像神仙一样有些法术，别一直力不从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