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转》钱钟书文评
钱钟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异类。严格来说，他不属于任何派别，没有并肩作战的同志。但是他又拥有无数未曾谋面的知己，被众多知识分子视为代言。
对中国现代文学来说，钱钟书的贡献仅《围城》一部而已，短篇小说集《人·兽·鬼》与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水准颇高，但相形《围城》，则不易使人惊羡叹服；而学术著作《管锥编》等，已经不属于文学创作范畴之内了。对一般人来说，了解钱钟书的途径，更是只有《围城》这部小说，以及一些轶事而已。
因此，漫谈钱钟书，主要就是谈《围城》。
《围城》涉及中国四十年代形形色色的人物，自劳工至名流，人物形象上几乎没有重复，即便是身份类似的两个角色，也绝不雷同。这归功于钱钟书高明的小说技巧，俗语说：“画鬼容易画人难”，钱钟书总能抓住一类人的共性，又能敏锐地发掘每个个体的个性，再用入木三分的简笔描绘出来，深得小说笔法的精髓。在《围城》中有一个片段：孙柔嘉画出汪太太的扼要“十点红指甲，一张红嘴唇”，一个汪太太就活灵活现。钱钟书的笔法事实上和孙柔嘉画汪太太是差不多的。《围城》是漫画式的，却不流于肤浅和脸谱化。
钱钟书写人物，并不立足于这个人物的经历和走向，而是通过细节展现这个人物对环境的反应，使读者如见其人。这和其他许多小说家是不同的，在钱钟书的《围城》中，起承转合的节奏感并不明显，他也不借助矛盾的纠结来推动情节**的实现，对钱钟书来说，《围城》的任务在于“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这和后来经典的小说理论是不同的，钱钟书偏于直指人物本身，提取这些人物的人性，直到大半个世纪之后，人们依然可以在身边发现钱钟书笔下的人物。
《围城》是一部有趣的小说。但是它的有趣，比起林语堂和鲁迅各自的幽默，又有很大的不同。钱钟书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既不入世极深，又不超然世外，而是自始至终站在特定的立场上看世道，冷眼热心。钱钟书并不以幽默作门面，也绝少呐喊。对钱钟书来说，“有趣”只是一个本能，是对现实的不合理和荒诞的一个自卫反应。就此而言，钱钟书与后世的王小波是不谋而合的。他们一眼就看到荒诞的本质，却无法去理解和体会，就像杨绛说的那样，这种知识分子是“聪明”和“痴气”的结合体。
在《围城》中，每个人都像放在了放大镜下，认真地做着荒唐的事、说着荒唐的话，暴露出可笑之处。《围城》没有宏伟的命题，也不背负崇高的使命感，只是跟随方鸿渐的步伐，把这个社会的面具渐渐剥落。它的视角一直是知识分子的：对人、事有见解而且不亲近。这种态度让知识分子群体对《围城》极为推崇，因为这正是他们熟悉亲切的观感方式。《围城》充斥了不讲情面的讽刺，却没有特指。表面看来，《围城》缺乏深刻的小说所应具备的力度，也缺乏优美的小说所应具备的飘逸，《围城》就像知识分子的观察笔记，有记录性质，但不负责给出结论。反过来说，这也让《围城》更加纯粹，不落俗套。《围城》仍然具有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交流的特征，钱钟书频繁使用典故和俏皮话，使同人有“奇文妙语”的称赞，而外人有“掉书袋与造作”的诟病，因此也不难理解《围城》这部小说直到同名电视剧播出才真正为大众接受的缘由了。
个人认为，《围城》首先是一部好的小说，虽然不需要过分的神化，但不得不承认，《围城》是同时代中国文学独特的成果之一，它难以被归类和惯性解读，它是一次成功的文本实验，也是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优秀的观察记录。
钱钟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异类。严格来说，他不属于任何派别，没有并肩作战的同志。但是他又拥有无数未曾谋面的知己，被众多知识分子视为代言。
对中国现代文学来说，钱钟书的贡献仅《围城》一部而已，短篇小说集《人·兽·鬼》与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水准颇高，但相形《围城》，则不易使人惊羡叹服；而学术著作《管锥编》等，已经不属于文学创作范畴之内了。对一般人来说，了解钱钟书的途径，更是只有《围城》这部小说，以及一些轶事而已。
因此，漫谈钱钟书，主要就是谈《围城》。
《围城》涉及中国四十年代形形色色的人物，自劳工至名流，人物形象上几乎没有重复，即便是身份类似的两个角色，也绝不雷同。这归功于钱钟书高明的小说技巧，俗语说：“画鬼容易画人难”，钱钟书总能抓住一类人的共性，又能敏锐地发掘每个个体的个性，再用入木三分的简笔描绘出来，深得小说笔法的精髓。在《围城》中有一个片段：孙柔嘉画出汪太太的扼要“十点红指甲，一张红嘴唇”，一个汪太太就活灵活现。钱钟书的笔法事实上和孙柔嘉画汪太太是差不多的。《围城》是漫画式的，却不流于肤浅和脸谱化。
钱钟书写人物，并不立足于这个人物的经历和走向，而是通过细节展现这个人物对环境的反应，使读者如见其人。这和其他许多小说家是不同的，在钱钟书的《围城》中，起承转合的节奏感并不明显，他也不借助矛盾的纠结来推动情节**的实现，对钱钟书来说，《围城》的任务在于“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这和后来经典的小说理论是不同的，钱钟书偏于直指人物本身，提取这些人物的人性，直到大半个世纪之后，人们依然可以在身边发现钱钟书笔下的人物。
《围城》是一部有趣的小说。但是它的有趣，比起林语堂和鲁迅各自的幽默，又有很大的不同。钱钟书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既不入世极深，又不超然世外，而是自始至终站在特定的立场上看世道，冷眼热心。钱钟书并不以幽默作门面，也绝少呐喊。对钱钟书来说，“有趣”只是一个本能，是对现实的不合理和荒诞的一个自卫反应。就此而言，钱钟书与后世的王小波是不谋而合的。他们一眼就看到荒诞的本质，却无法去理解和体会，就像杨绛说的那样，这种知识分子是“聪明”和“痴气”的结合体。
在《围城》中，每个人都像放在了放大镜下，认真地做着荒唐的事、说着荒唐的话，暴露出可笑之处。《围城》没有宏伟的命题，也不背负崇高的使命感，只是跟随方鸿渐的步伐，把这个社会的面具渐渐剥落。它的视角一直是知识分子的：对人、事有见解而且不亲近。这种态度让知识分子群体对《围城》极为推崇，因为这正是他们熟悉亲切的观感方式。《围城》充斥了不讲情面的讽刺，却没有特指。表面看来，《围城》缺乏深刻的小说所应具备的力度，也缺乏优美的小说所应具备的飘逸，《围城》就像知识分子的观察笔记，有记录性质，但不负责给出结论。反过来说，这也让《围城》更加纯粹，不落俗套。《围城》仍然具有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交流的特征，钱钟书频繁使用典故和俏皮话，使同人有“奇文妙语”的称赞，而外人有“掉书袋与造作”的诟病，因此也不难理解《围城》这部小说直到同名电视剧播出才真正为大众接受的缘由了。
个人认为，《围城》首先是一部好的小说，虽然不需要过分的神化，但不得不承认，《围城》是同时代中国文学独特的成果之一，它难以被归类和惯性解读，它是一次成功的文本实验，也是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优秀的观察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