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公元309年 决战-决战 1
匈奴刘渊在平阳称帝，大晋举国震惊。东海王越不能坐视不管。于是号令天下做好讨伐准备，开春之后与刘渊决战。
东海王准备在两个战场全歼刘渊。第一路，以禁军王旷为主力，联合晋阳刘琨和长安司马模，从南、北、西三面夹攻刘渊，决战平阳。
另一路，以豫州刺史裴宪，幽州王浚、冀州丁绍南北夹击王弥、石勒。
大晋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两路集团军的实力都远超敌人。而且两个战场，大晋只要赢下一个，另一路敌人就会孤木难支。战争准备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
可是，阳春三月，督荆、湘、交、广四州的东海王三弟却病死了。东海王三弟高密王司马略原本镇守老家徐州，前两年因王弥闹得欢，被迫退出青、徐。东海王就表其为征南将军，督荆、湘、江诸军事。其虽为东海王三弟，但他的高密王封爵是从父亲那里世袭的，所以他和东海王应该是一母同胞。东海王司马越加封王爵的时候，他的父亲还在世。所以他父亲临死前将王位传给司马略。
至此，在短短的两三年内，东海王集团核心，三个弟弟加堂弟司马虓，只有四弟司马模尚在人间。南阳王司马模坐镇长安，督秦、雍、梁、益四州。
司马略去世，东海王只好召集僚佐，商量由谁来督荆、湘。有人说东海王应自督荆州，反正他已经自督六州。再多一个也没什么大不了；有人说，应就近派身在江州的王澄来督荆州。
正在商议之时，朝廷公文发来。东海王打开一看，震惊不已，怒从心起。诏文上写：命山简为征南将军，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镇所为襄阳。
时年五十六岁的山简为‘竹林七子’之一的山涛之子，山涛到死一直认为山简没什么才能。可是山涛位列三公，宰相之子当然会被很多人吹捧。山简也算是西晋的名士。怀帝上台。山简做了尚书左仆射。也就是皇帝办公室的第一副主任（尚书令算主任）。山简一任尚书仆射就提出朝廷要唯才是举。这个口号非常好，但他没有‘可执行’性。就像有些人喊得‘高考不好，应该让最有才华的学生上最好的大学’。但是怎么让最有才华的学生上最好的大学？推荐吗？至少在现在看来。任何一种方法都比‘高考’更糟！更不公平，不具备可执行性。
在山简的唯才是举之下，和东海王打过仗的刘乔、司马楙又被恢复了爵位，和东海王有过节的温畿、周馥被委以刺史重任。这和东海王同盟大士族的战略方针向抵触。当然了东海王把大士族都拉了过去。怀帝想分权也只有找中等士族了。二十岁的怀帝小动作太多。太急了。
虽然帝相之争说到底还是权力之争，但是怀帝的做法威胁到朝廷稳定的根本策略。要知道在八王之乱中，多少人不拿皇帝当回事，是大士族挽回了局面。他们不会把到手的权力洒出去。
东海王为辅政大臣，一般（不成文的规矩）高官任命，最少要先给东海王商议，再下诏。前时晋封湘州刺史就未提前告知东海王，竟还派去了与东海王有罅隙的人来镇守。今天竟又没有提前告知。直接任命了山简。东海王岂能不怒？
东海王越看越恼，一把将诏书扣在桌上。狠狠地说：“从前我的议案朝廷总要拖延，如今我三弟才死了几天，朝廷的效率却好高啊！”
老头越说越气，将书桌重拍两下，大声说：“我大晋开创以来，哪有外姓镇守四州的！”
的确，直到前年才因王浚、苟晞功高，而各镇两州。僚佐心知东海王在怨恨怀帝，都不敢说话，只有裴邀不冷不热的说了一句：“朝中有坏人！”
僚众纷纷清醒，不能针对皇帝，于是纷纷附和：“朝中有坏人捣鬼，迷惑天听。”
怀帝自继位以来，天天上朝听政，东海王本不想和怀帝发生不合，主动归藩。怀帝当年是被河间王立为太弟，齐王冏、长沙王乂、东海王越本拥护皇帝过继来的小皇太子，但是东海王执政后，为了大晋江山，而没有废掉本不正的怀帝（当时是太弟），而是看在他已经成年的份上，改变思路拥护了怀帝。
在年初原皇太子以谋反之罪被杀之后，东海王还是拥护了怀帝，怀帝多次下诏分封太守、刺史，东海王怒在心中，也并未发作。可以说作为“权臣”，东海王算是最克制的一个。
二十四史，由古人完成著作，其中充斥封建思想.一切都是东海王的错。可是我们用实事求是的眼光看，以东海王为首的军事同盟已经形成，大晋江山可以没有怀帝，而不可没有司马越。就像西蜀，可以没有刘禅，而不可没有诸葛。从现实的眼光看，怀帝只有像汉皇对霍光，明皇对张居正一样对待年老的东海王死去......
我并不想为东海王表功，更不想替他唱赞歌，可是现实是东海王一死，没三个月怀帝就作了匈奴的俘虏。从此以后没有一个强人可以统御诸候。刺史、太守各自为战，被各个击破。
我国建国之后，范文澜等以新的观点编写《中国通史》，而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我们是否可以用更开放的眼光看历史？
中国的二十四史都出在汉至清的农耕社会之中，由于社会变化微小，缓慢，使二十四史成为一个研究“人”与“人”关系的专著。它不研究社会。在二十一世纪农耕社会转向商业社会巨变中，人们对这个社会越来越陌生。
本文一个重要的新观点，就是五胡乱华不是民族矛盾引起的。自古游牧民族从战国开始，犬戎到匈奴，到鲜卑，到突厥、契丹、金、元、清，他们都和中原王朝的矛盾在哪儿？
游牧民族生产力低下，一旦繁荣，人口超限，就须向南找寻更盛的牧场。而在现实中，农耕社会把能耕种的土地全占了。
北魏一统中原后，有一段时间竟然和南朝相当友好，原因是他和大漠后起的柔然帝国的矛盾白热化。总不能说北魏和柔然也是民族矛盾吧。北魏统一中原，接受了农耕文明，他反而要保卫农耕社会。长城南北的矛盾是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的矛盾。
钢指戒(未完待续。。)u
东海王准备在两个战场全歼刘渊。第一路，以禁军王旷为主力，联合晋阳刘琨和长安司马模，从南、北、西三面夹攻刘渊，决战平阳。
另一路，以豫州刺史裴宪，幽州王浚、冀州丁绍南北夹击王弥、石勒。
大晋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两路集团军的实力都远超敌人。而且两个战场，大晋只要赢下一个，另一路敌人就会孤木难支。战争准备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
可是，阳春三月，督荆、湘、交、广四州的东海王三弟却病死了。东海王三弟高密王司马略原本镇守老家徐州，前两年因王弥闹得欢，被迫退出青、徐。东海王就表其为征南将军，督荆、湘、江诸军事。其虽为东海王三弟，但他的高密王封爵是从父亲那里世袭的，所以他和东海王应该是一母同胞。东海王司马越加封王爵的时候，他的父亲还在世。所以他父亲临死前将王位传给司马略。
至此，在短短的两三年内，东海王集团核心，三个弟弟加堂弟司马虓，只有四弟司马模尚在人间。南阳王司马模坐镇长安，督秦、雍、梁、益四州。
司马略去世，东海王只好召集僚佐，商量由谁来督荆、湘。有人说东海王应自督荆州，反正他已经自督六州。再多一个也没什么大不了；有人说，应就近派身在江州的王澄来督荆州。
正在商议之时，朝廷公文发来。东海王打开一看，震惊不已，怒从心起。诏文上写：命山简为征南将军，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镇所为襄阳。
时年五十六岁的山简为‘竹林七子’之一的山涛之子，山涛到死一直认为山简没什么才能。可是山涛位列三公，宰相之子当然会被很多人吹捧。山简也算是西晋的名士。怀帝上台。山简做了尚书左仆射。也就是皇帝办公室的第一副主任（尚书令算主任）。山简一任尚书仆射就提出朝廷要唯才是举。这个口号非常好，但他没有‘可执行’性。就像有些人喊得‘高考不好，应该让最有才华的学生上最好的大学’。但是怎么让最有才华的学生上最好的大学？推荐吗？至少在现在看来。任何一种方法都比‘高考’更糟！更不公平，不具备可执行性。
在山简的唯才是举之下，和东海王打过仗的刘乔、司马楙又被恢复了爵位，和东海王有过节的温畿、周馥被委以刺史重任。这和东海王同盟大士族的战略方针向抵触。当然了东海王把大士族都拉了过去。怀帝想分权也只有找中等士族了。二十岁的怀帝小动作太多。太急了。
虽然帝相之争说到底还是权力之争，但是怀帝的做法威胁到朝廷稳定的根本策略。要知道在八王之乱中，多少人不拿皇帝当回事，是大士族挽回了局面。他们不会把到手的权力洒出去。
东海王为辅政大臣，一般（不成文的规矩）高官任命，最少要先给东海王商议，再下诏。前时晋封湘州刺史就未提前告知东海王，竟还派去了与东海王有罅隙的人来镇守。今天竟又没有提前告知。直接任命了山简。东海王岂能不怒？
东海王越看越恼，一把将诏书扣在桌上。狠狠地说：“从前我的议案朝廷总要拖延，如今我三弟才死了几天，朝廷的效率却好高啊！”
老头越说越气，将书桌重拍两下，大声说：“我大晋开创以来，哪有外姓镇守四州的！”
的确，直到前年才因王浚、苟晞功高，而各镇两州。僚佐心知东海王在怨恨怀帝，都不敢说话，只有裴邀不冷不热的说了一句：“朝中有坏人！”
僚众纷纷清醒，不能针对皇帝，于是纷纷附和：“朝中有坏人捣鬼，迷惑天听。”
怀帝自继位以来，天天上朝听政，东海王本不想和怀帝发生不合，主动归藩。怀帝当年是被河间王立为太弟，齐王冏、长沙王乂、东海王越本拥护皇帝过继来的小皇太子，但是东海王执政后，为了大晋江山，而没有废掉本不正的怀帝（当时是太弟），而是看在他已经成年的份上，改变思路拥护了怀帝。
在年初原皇太子以谋反之罪被杀之后，东海王还是拥护了怀帝，怀帝多次下诏分封太守、刺史，东海王怒在心中，也并未发作。可以说作为“权臣”，东海王算是最克制的一个。
二十四史，由古人完成著作，其中充斥封建思想.一切都是东海王的错。可是我们用实事求是的眼光看，以东海王为首的军事同盟已经形成，大晋江山可以没有怀帝，而不可没有司马越。就像西蜀，可以没有刘禅，而不可没有诸葛。从现实的眼光看，怀帝只有像汉皇对霍光，明皇对张居正一样对待年老的东海王死去......
我并不想为东海王表功，更不想替他唱赞歌，可是现实是东海王一死，没三个月怀帝就作了匈奴的俘虏。从此以后没有一个强人可以统御诸候。刺史、太守各自为战，被各个击破。
我国建国之后，范文澜等以新的观点编写《中国通史》，而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我们是否可以用更开放的眼光看历史？
中国的二十四史都出在汉至清的农耕社会之中，由于社会变化微小，缓慢，使二十四史成为一个研究“人”与“人”关系的专著。它不研究社会。在二十一世纪农耕社会转向商业社会巨变中，人们对这个社会越来越陌生。
本文一个重要的新观点，就是五胡乱华不是民族矛盾引起的。自古游牧民族从战国开始，犬戎到匈奴，到鲜卑，到突厥、契丹、金、元、清，他们都和中原王朝的矛盾在哪儿？
游牧民族生产力低下，一旦繁荣，人口超限，就须向南找寻更盛的牧场。而在现实中，农耕社会把能耕种的土地全占了。
北魏一统中原后，有一段时间竟然和南朝相当友好，原因是他和大漠后起的柔然帝国的矛盾白热化。总不能说北魏和柔然也是民族矛盾吧。北魏统一中原，接受了农耕文明，他反而要保卫农耕社会。长城南北的矛盾是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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