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公元317年 幽冀辽 外儒 13
第十五章 公元317年 幽冀辽 外儒 13
虽然按自然规律办事很重要。```但是我的孩子老是考鸭蛋，将来可能成为自己的负担，咱也不能把他扔到垃圾堆上。
在儒学史上，由于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在世袭贵族即将没落但还未解体时，这一时期的历史走势还不明确。孔子的思想支持世袭贵族，虽然从今天看是逆潮流的，但是当时的世袭贵族还占有政治的绝对权力，面对这么一个世袭贵族大厦将倾，希望孤身支天的孔子，大多数世袭贵族对其的言论是充满理解和敬佩的。只是在‘利’的作用下不能实施。
但是孟子所处的时期，已经处在世袭贵族瓦解的中后期，世袭世禄的采邑制已经不被大多数人接受。所以，孟子虽然完善了孔子的学说，但是整个时期，儒学是非常的静默。虽然孔门七十二贤在努力推广仁义道德的社会观，但是那是一个儒学的黑暗时代。
而改变这一切的是荀子。随着道家、法家的成功，儒学不可能不深受其影响，而世袭贵族已明确为昨日黄花，儒家也彻底将他们抛弃。
荀子的法后王原则，将法融入进儒学思想。荀子说人皆可以为大禹—用礼、法约束（其礼义，制法度。涂之人可以为禹）。重法爱民而霸。
但是荀子将法引进儒学并不是简单的抄袭，而是法的一大进步，‘为法立心’。法上加法，使法真正融入文明社会。法必有心，法上必有法。法要有一个提纲挈领的总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仁义。不能是偷个馒头就砍手，骂了元首就枪毙。荀子将法引入儒学，使法律发扬光大。
道德是法律的一个重要基础，这被世界广泛认可。还是前面说的，美国**院的浮雕上的三个人，第一位是代表西方的宗教人物摩西，第二位代表东方法律的先知是孔子。而真正的立法者梭伦却排在最后一位。简陋的说，法律就是保护好人，惩罚坏蛋。那么谁是好人。谁是坏蛋，还的是‘道德’说了算。因此摩西和孔子排在梭伦前面。
同样，在‘道’上，荀子明确提出。为圣人可以不知天。但治之要在于知‘道’。在具体问题上，仍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荀子甚至提出处理事务的最高战术原则：欲潜以深，欲伍以参（深入研究，广泛对比）。
荀子把道引入儒学，隆礼尊贤而王，为道竖德。使‘道’有的放矢。将‘道’（自然规律）引为‘道’（社会规律）。‘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这里的道是社会规律。道不再是“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为道竖德的说法有些牵强。荀子的‘道’更多的是社会规律。
在荀子之前。孔子只讲‘人道’。他所谓的‘君子之道’。君子就是完全服从社会利益的人。即人性论服从社会观。孔子大体上不讲天道（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因为他不能肯定世界和社会是变化的，否则他就不能‘复古’。
荀子荀子为法立心。为道竖德，树立了中国两千年的治世模式。
此后，荀子的学说影响极大，《荀子》甚至被尊为‘帝王之术’。而且其使儒家从社会的保守派一举变为改革派中的激进派。像以董仲舒为首的西汉儒家，在‘仁义’原则的指导下，甚至多次要彻底破除奴隶制，这在当时都过于激进，无法实现。
从荀子改革后，儒学也有了市场。甚至秦始皇‘坑儒’也算代表了他对儒学的重视。他怎么不去‘坑’别人。其实终秦朝一朝，朝廷上还养着很多儒生。查一查‘叔孙通’这个人就知道了笔者此言不虚。而‘坑儒’一事《史记》未载。秦朝还有‘商山四皓’，后世儒家把这四人打扮成反‘坑儒’斗士，其实张良原话是“（四人）皆以上（刘邦）嫚侮士，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
笔者参阅了大量的唐中期以前的政论性文章，被引述的最多的人，第一是孔子，再者便是荀子。
那么有人会问：“荀子的地位如此之高，《荀子》一书又被评为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那么《荀子》为何未能进入经书？”
荀子为法立心，为道竖德，树立了中国两千年的治理模式。‘君，臣不得不尊’表明荀子重君思想。正因为看中君主的作用，所以反倒是对君主有要求。这本书最激进的地方，就是‘为统治者加箍’。‘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这一观点充斥于很多章节。如《荀子.君命》和《荀子.天道》。《荀子.正论》中号称：
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
天下者，至大也，非至辩莫之能分；
天下者，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见。
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
这一观点即使是自认为符合条件的最强人秦始皇、刘邦也不能认同。他们还要把皇位传给子孙。谁知道子孙会不会还是强人。
还有，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
主暗于上，臣诈于下，灭亡无日，俱害之道也。
（皇帝）好利多诈而危。
荀子推行儒学的仁义道德，作为社会观提纲挈领的总原则，要限制社会上每一个人，包括皇帝。这是历代统治者都不能容忍的。而他的这一思想又贯穿在荀子的整本书里，这使得无法更改，因此《荀子》这本书无法成为经书。但是大小《礼记》包括《大学》、《中庸》中有荀子的思想。（礼记总体上还是早于荀子的）
像统治者也要被约束，也要是最有能力和最有道德的人。在今天这个社会是更广泛的被认可了。因为今天的总统、主席都是选上来，而且还有任期。选上来的是笨蛋或者是没有道德的人，是不被接受的。而且他也需要遵守法律。
荀子三大历史贡献：为法立心；为道竖德；为权加法。
《荀子》这部经典，无可取代地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总结者、先秦思想集大成者。（不包括个人主义启蒙的《庄子》）
隋唐以前，学习儒家文化就是为了治理国家，或者治理家族。这一时期的儒学是一个治世儒学，在这一时期，荀子的学说成为儒学的重中之重。
从北朝隋唐开始，士族没落。大多数人学习儒学并不能直接带来官位，这样儒学慢慢的演化成主讲“德”的哲学。学习儒学的首要功能是学习修身，安身立命。这一时期后。思孟哲学被深入挖掘。
在德上，以孟子的性善为起点，推导出性本善，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假定‘性本善’为起点，推理出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讲，人的本性多是善德，要把善德的一面全部挖掘出来（穷理尽性）。人的行为要围绕着人的善德（知行合一）。
在社会治理上，更加深入挖掘孟子的义，在自然村、宗族围绕着义来治理，仍然采用无为之治。宗教仅以孝‘义’作为对村民的约束。
我们今天知道的孔孟儒学，是宋之后的孔孟儒学。在宋以前。孟子的地位非常低，到了元朝，《孟子》才成为十三经中的最后一本入选者。而荀子在唐以前的地位非常高。从韩愈开始儒家掀起了开除荀子的运动。
从两千年的儒学的沉浮来看，只有在两汉和宋之后‘思孟儒学’更昌盛。这一时期，社会少有大的集团和组织。没有一个阶层能动摇儒学的‘义’。
在每个时代变迁的时候，由于新的道德理念还没有完善，往往政府会采取道家学说来治理国家。历史上讲，汉朝时，外儒内法。而笔者认为，更确切地说是，外儒内道。战略上以儒家的仁义思想作为社会观的总宗旨，提纲挈领的指导一切事物，但是微观上运用道家治理方法。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所谓实事求是，有的放矢。
秦朝结束了中国的一个时代，秦朝和汉初这一时期的道德规范还没有被全面总结出来，秦朝用了激进派的法家，汉初用道家执政。
大一统思想必须被帝国贯彻，对于法家来说，这很简单，只要把其它思想的书籍上缴烧掉，把不肯改变思想的其它流派领袖治罪，就这么简单。
而汉朝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做起事来就比较复杂，因为儒家思想对于其它思想是比较包容的。董仲舒曾经上表，请求汉武帝，不允许思想发展，其实是不允许政府接受其它思想，并没有真正做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只是不让其他学说成为‘官学’。独尊儒术这句话，出自民国时期的反儒学者笔下。
秦汉是一个新时代的建立，道德理论必定有别于前期。隋唐时期，以荀子为代表的治世儒派沉沦。在小地主兴起，士族衰败，延续了隋唐的整个过程，其道德理念又有微调，使得最有利于生产发展，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社会道德无法被全面总结出来。这时候，隋唐基本也突出道家的治世观念。把这归纳为皇帝的个人爱好就太简单了。皇帝爱好多了去了，最大的恐怕是夜夜笙箫，不上朝。
从宋朝起，社会生产形势开始稳定，仁义并举的思孟学派成为社会道德的新规范。
再一个时期就是清朝灭亡，帝制结束。社会产生巨大转变，传统的社会道德不再适用于当前社会。摸着石头过河，整个社会的基本指导方针突出了道家思想。但是还是‘为道竖德’的，为人民服务是总原则。
道家的道侧重于自然，儒学的道侧重于社会。二者虽有一丝相同，却更多的表现为互补。因此中国两千年的思想是儒道媾和的。
怎么还用这么难听的词。笔者说西方文明是自由派媾和宗教。因为两方虽然知道离不开对方，可是谁得势了就会去批判另一方。这一点在本书第三章第八节有说明。
而儒道并存两千年，早在西汉儒学就被道家嘲笑为‘腐儒’。而儒家则干脆把道家清一色都划入法家。因为指鹿为马的法家早就臭了，划入法家使他们不批自倒。
总的来说，道家突出一点，社会更加自由，粗犷一点；儒家突出一点，更加公正一点。
总的来看儒道两家还要搭帮走下去。你要造个潜水艇，用社会的仁义‘道’做指导是不行的。我的孩子老是考鸭蛋，将来可能成为自己的负担，咱也不能把他扔到垃圾堆上。
儒学把仁义道德作为一切治理国家的指导性纲领。形成社会观指导原则上的大一统。
以人民的利益为核心。而不能是简单的富国强兵。虽然差若毫厘，但却谬以千里。
儒学的行为规范不能再是繁杂的‘礼’。只要符合人的利益便可，在仁义之中包容自由。
儒学的人性论不能只是追求‘君子’。而应该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人人都实现了个人价值，就抚育了这个社会。也间接赡养了天下的老人。
我再说一遍，儒学应以社会责任为根本，以正义、仁爱为主干，以人的权益为轮廓。
就是，仁爱、正义、人的权益；使人修身、齐家、立业，实现个人价值。
笔者并非专家，但是笔者有权利把自己的‘认知’写在自己书中。虽然他很鄙陋，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绝非一言堂。
本书终于可以完结了。
多情者多艰，寡情者少难，情之不敛，运无幸耳。
钢指戒(未完待续。。)u
虽然按自然规律办事很重要。```但是我的孩子老是考鸭蛋，将来可能成为自己的负担，咱也不能把他扔到垃圾堆上。
在儒学史上，由于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在世袭贵族即将没落但还未解体时，这一时期的历史走势还不明确。孔子的思想支持世袭贵族，虽然从今天看是逆潮流的，但是当时的世袭贵族还占有政治的绝对权力，面对这么一个世袭贵族大厦将倾，希望孤身支天的孔子，大多数世袭贵族对其的言论是充满理解和敬佩的。只是在‘利’的作用下不能实施。
但是孟子所处的时期，已经处在世袭贵族瓦解的中后期，世袭世禄的采邑制已经不被大多数人接受。所以，孟子虽然完善了孔子的学说，但是整个时期，儒学是非常的静默。虽然孔门七十二贤在努力推广仁义道德的社会观，但是那是一个儒学的黑暗时代。
而改变这一切的是荀子。随着道家、法家的成功，儒学不可能不深受其影响，而世袭贵族已明确为昨日黄花，儒家也彻底将他们抛弃。
荀子的法后王原则，将法融入进儒学思想。荀子说人皆可以为大禹—用礼、法约束（其礼义，制法度。涂之人可以为禹）。重法爱民而霸。
但是荀子将法引进儒学并不是简单的抄袭，而是法的一大进步，‘为法立心’。法上加法，使法真正融入文明社会。法必有心，法上必有法。法要有一个提纲挈领的总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仁义。不能是偷个馒头就砍手，骂了元首就枪毙。荀子将法引入儒学，使法律发扬光大。
道德是法律的一个重要基础，这被世界广泛认可。还是前面说的，美国**院的浮雕上的三个人，第一位是代表西方的宗教人物摩西，第二位代表东方法律的先知是孔子。而真正的立法者梭伦却排在最后一位。简陋的说，法律就是保护好人，惩罚坏蛋。那么谁是好人。谁是坏蛋，还的是‘道德’说了算。因此摩西和孔子排在梭伦前面。
同样，在‘道’上，荀子明确提出。为圣人可以不知天。但治之要在于知‘道’。在具体问题上，仍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荀子甚至提出处理事务的最高战术原则：欲潜以深，欲伍以参（深入研究，广泛对比）。
荀子把道引入儒学，隆礼尊贤而王，为道竖德。使‘道’有的放矢。将‘道’（自然规律）引为‘道’（社会规律）。‘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这里的道是社会规律。道不再是“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为道竖德的说法有些牵强。荀子的‘道’更多的是社会规律。
在荀子之前。孔子只讲‘人道’。他所谓的‘君子之道’。君子就是完全服从社会利益的人。即人性论服从社会观。孔子大体上不讲天道（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因为他不能肯定世界和社会是变化的，否则他就不能‘复古’。
荀子荀子为法立心。为道竖德，树立了中国两千年的治世模式。
此后，荀子的学说影响极大，《荀子》甚至被尊为‘帝王之术’。而且其使儒家从社会的保守派一举变为改革派中的激进派。像以董仲舒为首的西汉儒家，在‘仁义’原则的指导下，甚至多次要彻底破除奴隶制，这在当时都过于激进，无法实现。
从荀子改革后，儒学也有了市场。甚至秦始皇‘坑儒’也算代表了他对儒学的重视。他怎么不去‘坑’别人。其实终秦朝一朝，朝廷上还养着很多儒生。查一查‘叔孙通’这个人就知道了笔者此言不虚。而‘坑儒’一事《史记》未载。秦朝还有‘商山四皓’，后世儒家把这四人打扮成反‘坑儒’斗士，其实张良原话是“（四人）皆以上（刘邦）嫚侮士，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
笔者参阅了大量的唐中期以前的政论性文章，被引述的最多的人，第一是孔子，再者便是荀子。
那么有人会问：“荀子的地位如此之高，《荀子》一书又被评为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那么《荀子》为何未能进入经书？”
荀子为法立心，为道竖德，树立了中国两千年的治理模式。‘君，臣不得不尊’表明荀子重君思想。正因为看中君主的作用，所以反倒是对君主有要求。这本书最激进的地方，就是‘为统治者加箍’。‘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这一观点充斥于很多章节。如《荀子.君命》和《荀子.天道》。《荀子.正论》中号称：
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
天下者，至大也，非至辩莫之能分；
天下者，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见。
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
这一观点即使是自认为符合条件的最强人秦始皇、刘邦也不能认同。他们还要把皇位传给子孙。谁知道子孙会不会还是强人。
还有，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
主暗于上，臣诈于下，灭亡无日，俱害之道也。
（皇帝）好利多诈而危。
荀子推行儒学的仁义道德，作为社会观提纲挈领的总原则，要限制社会上每一个人，包括皇帝。这是历代统治者都不能容忍的。而他的这一思想又贯穿在荀子的整本书里，这使得无法更改，因此《荀子》这本书无法成为经书。但是大小《礼记》包括《大学》、《中庸》中有荀子的思想。（礼记总体上还是早于荀子的）
像统治者也要被约束，也要是最有能力和最有道德的人。在今天这个社会是更广泛的被认可了。因为今天的总统、主席都是选上来，而且还有任期。选上来的是笨蛋或者是没有道德的人，是不被接受的。而且他也需要遵守法律。
荀子三大历史贡献：为法立心；为道竖德；为权加法。
《荀子》这部经典，无可取代地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总结者、先秦思想集大成者。（不包括个人主义启蒙的《庄子》）
隋唐以前，学习儒家文化就是为了治理国家，或者治理家族。这一时期的儒学是一个治世儒学，在这一时期，荀子的学说成为儒学的重中之重。
从北朝隋唐开始，士族没落。大多数人学习儒学并不能直接带来官位，这样儒学慢慢的演化成主讲“德”的哲学。学习儒学的首要功能是学习修身，安身立命。这一时期后。思孟哲学被深入挖掘。
在德上，以孟子的性善为起点，推导出性本善，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假定‘性本善’为起点，推理出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讲，人的本性多是善德，要把善德的一面全部挖掘出来（穷理尽性）。人的行为要围绕着人的善德（知行合一）。
在社会治理上，更加深入挖掘孟子的义，在自然村、宗族围绕着义来治理，仍然采用无为之治。宗教仅以孝‘义’作为对村民的约束。
我们今天知道的孔孟儒学，是宋之后的孔孟儒学。在宋以前。孟子的地位非常低，到了元朝，《孟子》才成为十三经中的最后一本入选者。而荀子在唐以前的地位非常高。从韩愈开始儒家掀起了开除荀子的运动。
从两千年的儒学的沉浮来看，只有在两汉和宋之后‘思孟儒学’更昌盛。这一时期，社会少有大的集团和组织。没有一个阶层能动摇儒学的‘义’。
在每个时代变迁的时候，由于新的道德理念还没有完善，往往政府会采取道家学说来治理国家。历史上讲，汉朝时，外儒内法。而笔者认为，更确切地说是，外儒内道。战略上以儒家的仁义思想作为社会观的总宗旨，提纲挈领的指导一切事物，但是微观上运用道家治理方法。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所谓实事求是，有的放矢。
秦朝结束了中国的一个时代，秦朝和汉初这一时期的道德规范还没有被全面总结出来，秦朝用了激进派的法家，汉初用道家执政。
大一统思想必须被帝国贯彻，对于法家来说，这很简单，只要把其它思想的书籍上缴烧掉，把不肯改变思想的其它流派领袖治罪，就这么简单。
而汉朝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做起事来就比较复杂，因为儒家思想对于其它思想是比较包容的。董仲舒曾经上表，请求汉武帝，不允许思想发展，其实是不允许政府接受其它思想，并没有真正做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只是不让其他学说成为‘官学’。独尊儒术这句话，出自民国时期的反儒学者笔下。
秦汉是一个新时代的建立，道德理论必定有别于前期。隋唐时期，以荀子为代表的治世儒派沉沦。在小地主兴起，士族衰败，延续了隋唐的整个过程，其道德理念又有微调，使得最有利于生产发展，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社会道德无法被全面总结出来。这时候，隋唐基本也突出道家的治世观念。把这归纳为皇帝的个人爱好就太简单了。皇帝爱好多了去了，最大的恐怕是夜夜笙箫，不上朝。
从宋朝起，社会生产形势开始稳定，仁义并举的思孟学派成为社会道德的新规范。
再一个时期就是清朝灭亡，帝制结束。社会产生巨大转变，传统的社会道德不再适用于当前社会。摸着石头过河，整个社会的基本指导方针突出了道家思想。但是还是‘为道竖德’的，为人民服务是总原则。
道家的道侧重于自然，儒学的道侧重于社会。二者虽有一丝相同，却更多的表现为互补。因此中国两千年的思想是儒道媾和的。
怎么还用这么难听的词。笔者说西方文明是自由派媾和宗教。因为两方虽然知道离不开对方，可是谁得势了就会去批判另一方。这一点在本书第三章第八节有说明。
而儒道并存两千年，早在西汉儒学就被道家嘲笑为‘腐儒’。而儒家则干脆把道家清一色都划入法家。因为指鹿为马的法家早就臭了，划入法家使他们不批自倒。
总的来说，道家突出一点，社会更加自由，粗犷一点；儒家突出一点，更加公正一点。
总的来看儒道两家还要搭帮走下去。你要造个潜水艇，用社会的仁义‘道’做指导是不行的。我的孩子老是考鸭蛋，将来可能成为自己的负担，咱也不能把他扔到垃圾堆上。
儒学把仁义道德作为一切治理国家的指导性纲领。形成社会观指导原则上的大一统。
以人民的利益为核心。而不能是简单的富国强兵。虽然差若毫厘，但却谬以千里。
儒学的行为规范不能再是繁杂的‘礼’。只要符合人的利益便可，在仁义之中包容自由。
儒学的人性论不能只是追求‘君子’。而应该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人人都实现了个人价值，就抚育了这个社会。也间接赡养了天下的老人。
我再说一遍，儒学应以社会责任为根本，以正义、仁爱为主干，以人的权益为轮廓。
就是，仁爱、正义、人的权益；使人修身、齐家、立业，实现个人价值。
笔者并非专家，但是笔者有权利把自己的‘认知’写在自己书中。虽然他很鄙陋，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绝非一言堂。
本书终于可以完结了。
多情者多艰，寡情者少难，情之不敛，运无幸耳。
钢指戒(未完待续。。)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