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公元311年 笔者总结9
八王之乱到底因何而起？这是由于那个特殊的社会造成的。
两晋南北朝的社会模式完全不同于两汉和唐宋元明清。在这个社会中，士族庄园主成长正最大的政治力量。这一现象在两汉、隋唐中少见；在宋元明清中没有。是中国历史上的特例，却是西方历史的普遍。这是一个皇权必然衰弱的时代。
农业生产作为第一产业，其深刻影响社会的发展。在周代只有国家才能拥有昂贵的青铜农具。从西周起中国农业处于‘组织’农业状态。大型的合作和组织代表着农业最高的生产力。这是世袭贵族崛起的推动力。而进入战国时期，比较富裕的家族就可拥有比较粗糙的铁具。这使得私有农业发展起来。战国时代的农业改革，仅仅是把公有制转换成私有制，而并没有改变‘组织’农业的实质。
由于铁器的原始和农业技术的不成熟，经过组织调配的农业仍然代表了农业最高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高峰的到来，就形成了士族统治社会。就是说，整个的农业生产方式，从西周到魏晋和南北朝初期，这个模式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而秦朝和西汉是在公有制向私有制转换当中，私有制还处于初级阶段的一种表现，并非后来的东汉和魏晋的社会发生巨大变化。这就好比在秦代和西汉中，私人组织农业还是一个榕树的小树苗，你根本不知道它将来的样子是如此的庞大。
这一时期社会的大多数特点都围绕着组织农业展开。当士族鼎盛时，他们的部曲也可以随时转变成军队，从而形成类春秋的一种社会模式。这再一次说明。不管是西晋，还是南北朝的血腥，他不来自于统治阶级自身的凶蛮，而来自于社会，因为社会没有一个最有力量的团体。
所以不能把八王之乱看做晋朝的一个政治失误。他是社会状态在政治上的正常‘表象’。
东汉末年，战乱连绵不绝，民众散乱。曹操采取军屯、民屯政策。并且设立‘典农’等官职，管理督导农业生产，强制民众安心于农业生产。使国家快速恢复生机。但是，它也产生了一个深远的负面影响，它的军屯与民屯把农民演变成类农奴，这时的农民相对于汉朝农民失去了一定的自由。这给士族管理农民带来了一定的行政依据。
后来晋朝大肆删减刑法。增添‘杂抵罪’。进一步使农民失去法律依靠。士族在法律条款模糊的情况下。拥有了进一步管制庄园中农民的权力。
在庄园生产代表最高的生产力的时候，士族就是庄园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科技师、组织人才。朝廷将荒芜的农田白送他们。甚至有些农民带着土地依附他们。
可以维持较稳定的赋税和粮食产量，朝廷喜欢他们，农民依赖他们。他们是社会的顶梁柱。
士族一般起自于家族，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家族对他的赏识，吹捧。他是无法成功入仕的。比如，武帝问王济：“你家的子弟谁拔了尖，可以推荐他出来做官。”王济说。我的叔叔水平最高。武帝大惊，别人不都说你叔叔是个呆子吗？王济说。我以前也这样认为，但最近才发现他水平最高。然后王济的这个叔叔就被封为大官。
当人们问王戎，年轻的王衍可以比当今哪一位大名士，王戎说当今无人可比，得从古代圣贤中找。王戎大女儿嫁权臣贾谧，二女儿嫁太子，如果他不是琅琊王氏，这是不可想象的。
王衍常说，下一代英才王澄第一，庾嵦第二，王敦第三。这三个人中，王澄是其亲弟，王敦是其堂弟。
和王衍齐名的乐广听到了就不高兴，逢人便说三王不如一卫。他们王家兄弟仨捆到一起也不如他的女婿卫玠。
荀彧的六叔荀爽从做官的那一天起，九十五天当上三公（宰相），创造历史记录。是他自己的功劳吗？虽然荀爽确实号称硕儒，但是当时的儒家第一人郑玄还健在，蔡邕的儒学水平也比荀爽高。董卓看重的不是荀爽，而是他身后的荀氏家族---粮食、财物，甚至是兵器制造。
在悲催的九品中正制下，以名士担当的中正、大中正。名士就足以让士族子弟做官。所以魏晋有一个独特的特点，大多数官员起自于家族的栽培和扶持，没有家族名士在中正面前说好话，在皇帝面前说好话，他们是不会成功的。所以士族入仕以后，他们首先要为这个家族负责，也因此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经常出现名士把皇帝封给他的爵位让给本族子弟。名士自身，比如王敦，因为他而使家族毁灭，涉及到的大小官员上百人，家族人员数千人，他负不起这个责任。这一点是魏晋南北朝所特有的。这就是所谓的士族统治。秦朝之前是世袭贵族执政，魏晋南朝是不世袭贵族执政。
士族首先要为家族服务，在这种现实下，皇族只好尽可量的壮大自己，在实力上和其他士族拉开距离。
有人说两晋、南朝皇权衰弱是因为没有秦皇、汉武这样的强权皇帝。说出这话的人就是没有清醒理解这个时代。士族政治下皇权必然衰弱。就像‘春秋时代’，你想让东周天子中出一个秦始皇似得人物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贵族拥有力量的社会现实下，不可能出现强大的中央集权。就像春秋时期最有作为的晋、齐两国。在世袭贵族还没有没落之前，晋齐的强大的最终结果却是提前‘亡国’（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由于封土政策，国家强大的后果是贵族更强大。
不世袭贵族强大之下，也不可能出现强盛的**集权。
起自流民的刘裕一朝也不能改变士族统治。刘宋得到南朝江山之后。为了防止再次产生与士族门阀共天下的局面，不仅又回到亲王督军事的老路上来，还对士族下手狠辣。这样。在老皇帝死后，往往又迎来一波西晋“八王之乱”式的动乱。皇族在每一次继位战中，都血拼到底。
皇家亲王督军权，使得皇家在继位问题上老是血腥的兵戎相见，生死决战。几代下来，就像西晋一样，皇家人物凋零。最终不得不请士族插手。
刘宋建国不到60年。共有九位国君，因为最后一帝（也是被杀）是萧道成的傀儡，我们先把他排除。单说另八位，出了三个废帝，五帝被杀（含三废帝）。比西晋更加惨烈异常。
这样，从统一的西晋开始。汉人王朝进入亲王督军。则天下乱；士族崛起，则“共天下”的恶性循环之中。
这一时期社会的大多数特点都围绕着‘组织农业’展开，当士族鼎盛时，他们的部曲也可以随时转变成军队，从而形成类春秋的一种社会模式。这再一次说明，不管是西晋，还是南北朝的血腥，他不来自于统治阶级自身的凶蛮。而来自于社会，因为社会没有一个最有力量的团体。
所以不能把八王之乱看做晋朝的一个政治失误。他是社会状态在政治上的正常‘表象’。否者无法理解整个两晋南北朝几十个政权几乎都是这个样子。只有一个东晋除外。
东晋例外的原因恰恰是。过江之后，皇族的兵大多牺牲在江北，其依靠士族私兵建国。东晋成为士族联盟。在士族无法折服其他大士族的情况下，皇帝成为他们推出的一面维持团结的旗帜。就像春秋五霸一样。
‘魏晋南朝’也出现了类似春秋时期的一些特点，贵族力量大，皇权不张。贵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皇权的**。但是他们的‘制约’靠的是自己的力量。他们在小范围内尤其是庄园内也拥有一定的**，而且在社会上带有普遍性。其实质是皇权在底层人民的管理上让权于庄园主。他们的管理更加‘人治’，残酷。民众更苦。
这一时期也有好的一面。在学术上也出现类似百家争鸣的情况。虽然两晋以儒教为国学，可是很多新的新的思想发展起来；甚至北方的胡人政权也多次重申儒学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支配地位，但是其它学说还是发展起来。这一时期是不可能出现意识形态的管制。原始的自由思想，由于更符合贵族的利益，而被广为传播。宗教也开始昌盛。在西方这个时期，也是这个表现。
在中国的士族社会中，炼铁和农业技术高速发展。因为炼铁和农业是士族立家之本。‘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嵇康却钻到炎热难耐的炼炉房监督炼铁；多次婉拒朝廷封官，被宣传为道德高尚的大天文学家虞喜却侵占土地，隐瞒人口。
这是一个炼铁、农业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
大庄园主买断了矿山，多造一块铁就能少用一些‘要吃饭’的劳动力。他们贪婪渴求农业科技的进步。在特定情况下，有需求才会有科技的发展。由于农具的简陋，士族要把大量的精力用在调配生产上，所以寻找最佳的炼铁方法，成为他们的当务之急。从东汉士族社会建立起，他们成为‘炼钢’的主力。各种炼钢技术快速涌现，快速通过从“块炼法”到“百炼钢”，到“炒钢法”，到“灌钢法”的历程。西方（包括埃及）比中国早进入农耕时代，他们早早掌握粗糙的‘块炼铁’技术。从东汉末至魏晋南北朝三百年的发展，到北魏时中国炼钢术超越西方上千年。为进入小农社会做好了技术准备。
士族以近乎疯狂的渴望，推动钢铁技术的大发展。当锋刃镰刀横空出世，士族终于不用关心家族生产了。只要坐在家中喝茶、清谈就收到粮财。他们却悲催的成了真正的社会寄生虫。（西方贵族因为地中海的温柔，通过海运和贸易保留了生机。这两项非常依赖技术人才）
而后世，小农社会兴起之后。家族力量衰亡。像秦桧，张居正这样的权臣，也无法威胁皇族。因为他们不能把大量的子侄安排到重要位置上。社会已经没有那样权势的家族和制度。
贵族统治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这一时期皇权必然衰弱。不因某个人而改变。贵族没落之后。这一现象才能打破。这一时期的血腥是时代的产物。
这也就可以理解，因为西方贵族没有衰落，没有进入小农社会，最终西方彻底分裂了，再没统一。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是农业社会发展中最后一个必然经历的过程。
笔者语
此后西方在贵族社会中发展，包括东瀛。虽然贵族生产力低下。但是贵族从农奴手中剥削的更多的财富（粮油、美酒等）。这些东西不能长期储存，从而使西方走入商业社会。当然买农奴比养农奴来的方便省钱也是产生贸易的一个主因。这样西方很早的进入了‘商业社会’。这是一个较自由（相比于小农社会）而缺少正义的社会。以奴隶贸易为主的社会当然缺少正义。
商业社会在一千年中落后于中国的小农社会。今年刚有了科学的根据。2014年西方通过测定东西方古人的遗骨，来获得古人每日摄入的热量卡路里。到两汉时期。中国人每日摄入的热量已基本和西方同一时期的人看平，略微低一点点。到了隋唐，中国人每日所获取的卡路里明显超过西方同一时期。两宋差值达到最高。到了明后期，开始回落。后面就比人家差得远了。这科学的证明了。中国出离南北朝的三百年之后，从进入小农社会初期的隋朝开始，在随后的一千年里，大多数西方人比中国人过得穷。大多数西方人成为农奴，这个观点本身这就是毋庸置疑，只是以前拿不出科学证据。
贵族社会，个个贵族有势力，使得战乱不断。西方社会承接了这个历史特点，除了在宗教获得绝对权力那一个极短的时间内。战争得到些许的克制，其它时间都是战乱不断。远的不说，从三十年战争算起，每隔几十年整个欧洲都有一场大战。尤其是一个重要国家的继位战，往往引起数国参战，后面又西班牙王位争夺战；帝国皇位争夺战；号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七年战争（此战役，甚至乾隆也参战了），最后引起了欧洲大革命，战争就更加残酷。
而中国进入了农业社会的最终顶峰——小农社会。小农社会由于缺乏社会中坚力量，而走成了一种大政府，公正社会。由于农民分散，没有力量，许多大事需要官府来调动，如隋朝修运河，秦汉、明朝修长城，这在贵族社会中是不可能做得。这样中国形成一种大政府。而社会底层缺乏士族有效的管理，士族有权有力，甚至属于半官方，他们甚至对地方上形成一定的行政管理。而在小农社会下，地方上小地主和宗族长老，不管是在力量、威望和权势上，都不能和士族同日而语，这时儒家中的“义”被引入小农社会，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仁义的意识形态。孟子在隋唐之前是不文明的，从隋朝文中子开始，一级一级被人重视，到了宋元达到高峰，成为亚圣。
孟子在宋代被竖立起来，不是他自己变得高深了，也不是人们突然读懂他了，而是社会需要他了。在贵族被中国社会彻底抛弃之后，不管是上层还是社会最底层都失去了原有的‘秩序’。这样‘义’被深刻引入社会。 所以中国进入了一个比较公正而相对缺少自由流动的社会。
农业社会并不是一直就优越于游牧社会，当铁具出现之后，农业社会一举超越了游牧社会。而当机器出现之后，商业社会成功转型，超越了农业社会。在工业时代以前，商业社会主要生产力农奴，也生产不出更多的物质，用于交换的商品非常有限，相比农业社会，就奴隶多点。而进入工业时代之后，社会物资大量复制，商业社会在生产力上一举超越农业社会。
铁具之于农业就如同，机器之于商业。所以工业时代不独立于商业社会。
农业被称为社会第一产业。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中的基础。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不再需要大量的人员，可以腾出更多的人力去创造人们所需的生计以外的其他‘物质’。中国的农业社会解体了。我们进入了自己的商业社会。
要知当今世界，女王和天皇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告诉世人---人从一出生就是不公平的。发牢骚，咱们就是输的那一个。
中国进入了商业社会的初期。竞争是其最大特点。
社会将进入第一次深刻转折。
不要牢骚满腹，怨天尤人。
修身，齐家，立业。天行健，匹夫以自强为强！
++++++++++
其实西晋还有第三个独一无二，就是立志建立一个胡汉共荣的大同世界。使胡汉**一地，对胡人视同子民。
武帝《己末诏书》有：“羌胡道远，其但募取乐行，不乐勿强。”
有人劝武帝杀刘渊时，王浑说：“我们对胡人的政策是‘诚信以待，用德政使胡人归附’。”
东北鲜卑慕容氏经常把逮到的其他部落的俘虏卖给中原庄园主做奴隶。晋武帝得知后，下诏以国库之物赎还，命令司、冀二州，禁止买卖夫余人口。
胡汉共荣，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在古代，不尝试怎么知道此路不通。虽然对晋朝来讲有灭顶之灾。农耕社会和游牧社会在低下的生产力下，无法**一地，否则矛盾丛生。是当时人们所不能理解的。不能简单地说农民在粮食交换中欺压牧民，他们也没多少盈余的粮食，自然会月越卖越高；也不能说牧民更加凶残，人家也不能瞪眼饿死。
后来唐朝在大漠建督护府，在大漠驻军，就地管制，也不成功。因为，游牧社会是流动的，你把军队驻到那里，就等于被晾到那了。
宋朝初期想夺回燕云十六州，结果第二代皇帝在战场受重伤，差点做了俘虏，此事就不了了之。
到了明朝就干脆只守长城，即便有能力，也只是将他们往西北撵一撵了事。
我这里想说的还是那句话，人们常认为的历史上的胡汉矛盾，不是民族矛盾，而是农耕社会和游牧社会的矛盾。是双方争夺土地使用权的矛盾。否则你不能理解。从西周到明都有矛盾，三千年来草原上的民族换了好几茬，都和华夏族有矛盾，这讲不通。北魏在中国北方建国之后，其最主要的敌人不是南朝，而是长城外的柔然。可见胡汉矛盾，不是民族矛盾，而是农耕社会和游牧社会的矛盾。
农耕社会和游牧社会的矛盾、斗争只能看成人类竞争进化的一部分。在今天，农耕与游牧社会都已基本成为历史。我们或许更能看清这一点。
钢指戒(未完待续。。)
ps： 在随后的几年中，刘琨一直处在北方战场的第一线。我们重点表现南北社会的特点。东晋以大庄园主（大企业家）为统治核心；北朝以大政府为统治核心，谁优谁劣？
在北朝，大企业家不执政的情况下，大企业如何发挥它的生产力优势？
为什么进入中原越早，接受中原文化越早的胡人越早建国？
两晋南北朝的社会模式完全不同于两汉和唐宋元明清。在这个社会中，士族庄园主成长正最大的政治力量。这一现象在两汉、隋唐中少见；在宋元明清中没有。是中国历史上的特例，却是西方历史的普遍。这是一个皇权必然衰弱的时代。
农业生产作为第一产业，其深刻影响社会的发展。在周代只有国家才能拥有昂贵的青铜农具。从西周起中国农业处于‘组织’农业状态。大型的合作和组织代表着农业最高的生产力。这是世袭贵族崛起的推动力。而进入战国时期，比较富裕的家族就可拥有比较粗糙的铁具。这使得私有农业发展起来。战国时代的农业改革，仅仅是把公有制转换成私有制，而并没有改变‘组织’农业的实质。
由于铁器的原始和农业技术的不成熟，经过组织调配的农业仍然代表了农业最高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高峰的到来，就形成了士族统治社会。就是说，整个的农业生产方式，从西周到魏晋和南北朝初期，这个模式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而秦朝和西汉是在公有制向私有制转换当中，私有制还处于初级阶段的一种表现，并非后来的东汉和魏晋的社会发生巨大变化。这就好比在秦代和西汉中，私人组织农业还是一个榕树的小树苗，你根本不知道它将来的样子是如此的庞大。
这一时期社会的大多数特点都围绕着组织农业展开。当士族鼎盛时，他们的部曲也可以随时转变成军队，从而形成类春秋的一种社会模式。这再一次说明。不管是西晋，还是南北朝的血腥，他不来自于统治阶级自身的凶蛮，而来自于社会，因为社会没有一个最有力量的团体。
所以不能把八王之乱看做晋朝的一个政治失误。他是社会状态在政治上的正常‘表象’。
东汉末年，战乱连绵不绝，民众散乱。曹操采取军屯、民屯政策。并且设立‘典农’等官职，管理督导农业生产，强制民众安心于农业生产。使国家快速恢复生机。但是，它也产生了一个深远的负面影响，它的军屯与民屯把农民演变成类农奴，这时的农民相对于汉朝农民失去了一定的自由。这给士族管理农民带来了一定的行政依据。
后来晋朝大肆删减刑法。增添‘杂抵罪’。进一步使农民失去法律依靠。士族在法律条款模糊的情况下。拥有了进一步管制庄园中农民的权力。
在庄园生产代表最高的生产力的时候，士族就是庄园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科技师、组织人才。朝廷将荒芜的农田白送他们。甚至有些农民带着土地依附他们。
可以维持较稳定的赋税和粮食产量，朝廷喜欢他们，农民依赖他们。他们是社会的顶梁柱。
士族一般起自于家族，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家族对他的赏识，吹捧。他是无法成功入仕的。比如，武帝问王济：“你家的子弟谁拔了尖，可以推荐他出来做官。”王济说。我的叔叔水平最高。武帝大惊，别人不都说你叔叔是个呆子吗？王济说。我以前也这样认为，但最近才发现他水平最高。然后王济的这个叔叔就被封为大官。
当人们问王戎，年轻的王衍可以比当今哪一位大名士，王戎说当今无人可比，得从古代圣贤中找。王戎大女儿嫁权臣贾谧，二女儿嫁太子，如果他不是琅琊王氏，这是不可想象的。
王衍常说，下一代英才王澄第一，庾嵦第二，王敦第三。这三个人中，王澄是其亲弟，王敦是其堂弟。
和王衍齐名的乐广听到了就不高兴，逢人便说三王不如一卫。他们王家兄弟仨捆到一起也不如他的女婿卫玠。
荀彧的六叔荀爽从做官的那一天起，九十五天当上三公（宰相），创造历史记录。是他自己的功劳吗？虽然荀爽确实号称硕儒，但是当时的儒家第一人郑玄还健在，蔡邕的儒学水平也比荀爽高。董卓看重的不是荀爽，而是他身后的荀氏家族---粮食、财物，甚至是兵器制造。
在悲催的九品中正制下，以名士担当的中正、大中正。名士就足以让士族子弟做官。所以魏晋有一个独特的特点，大多数官员起自于家族的栽培和扶持，没有家族名士在中正面前说好话，在皇帝面前说好话，他们是不会成功的。所以士族入仕以后，他们首先要为这个家族负责，也因此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经常出现名士把皇帝封给他的爵位让给本族子弟。名士自身，比如王敦，因为他而使家族毁灭，涉及到的大小官员上百人，家族人员数千人，他负不起这个责任。这一点是魏晋南北朝所特有的。这就是所谓的士族统治。秦朝之前是世袭贵族执政，魏晋南朝是不世袭贵族执政。
士族首先要为家族服务，在这种现实下，皇族只好尽可量的壮大自己，在实力上和其他士族拉开距离。
有人说两晋、南朝皇权衰弱是因为没有秦皇、汉武这样的强权皇帝。说出这话的人就是没有清醒理解这个时代。士族政治下皇权必然衰弱。就像‘春秋时代’，你想让东周天子中出一个秦始皇似得人物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贵族拥有力量的社会现实下，不可能出现强大的中央集权。就像春秋时期最有作为的晋、齐两国。在世袭贵族还没有没落之前，晋齐的强大的最终结果却是提前‘亡国’（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由于封土政策，国家强大的后果是贵族更强大。
不世袭贵族强大之下，也不可能出现强盛的**集权。
起自流民的刘裕一朝也不能改变士族统治。刘宋得到南朝江山之后。为了防止再次产生与士族门阀共天下的局面，不仅又回到亲王督军事的老路上来，还对士族下手狠辣。这样。在老皇帝死后，往往又迎来一波西晋“八王之乱”式的动乱。皇族在每一次继位战中，都血拼到底。
皇家亲王督军权，使得皇家在继位问题上老是血腥的兵戎相见，生死决战。几代下来，就像西晋一样，皇家人物凋零。最终不得不请士族插手。
刘宋建国不到60年。共有九位国君，因为最后一帝（也是被杀）是萧道成的傀儡，我们先把他排除。单说另八位，出了三个废帝，五帝被杀（含三废帝）。比西晋更加惨烈异常。
这样，从统一的西晋开始。汉人王朝进入亲王督军。则天下乱；士族崛起，则“共天下”的恶性循环之中。
这一时期社会的大多数特点都围绕着‘组织农业’展开，当士族鼎盛时，他们的部曲也可以随时转变成军队，从而形成类春秋的一种社会模式。这再一次说明，不管是西晋，还是南北朝的血腥，他不来自于统治阶级自身的凶蛮。而来自于社会，因为社会没有一个最有力量的团体。
所以不能把八王之乱看做晋朝的一个政治失误。他是社会状态在政治上的正常‘表象’。否者无法理解整个两晋南北朝几十个政权几乎都是这个样子。只有一个东晋除外。
东晋例外的原因恰恰是。过江之后，皇族的兵大多牺牲在江北，其依靠士族私兵建国。东晋成为士族联盟。在士族无法折服其他大士族的情况下，皇帝成为他们推出的一面维持团结的旗帜。就像春秋五霸一样。
‘魏晋南朝’也出现了类似春秋时期的一些特点，贵族力量大，皇权不张。贵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皇权的**。但是他们的‘制约’靠的是自己的力量。他们在小范围内尤其是庄园内也拥有一定的**，而且在社会上带有普遍性。其实质是皇权在底层人民的管理上让权于庄园主。他们的管理更加‘人治’，残酷。民众更苦。
这一时期也有好的一面。在学术上也出现类似百家争鸣的情况。虽然两晋以儒教为国学，可是很多新的新的思想发展起来；甚至北方的胡人政权也多次重申儒学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支配地位，但是其它学说还是发展起来。这一时期是不可能出现意识形态的管制。原始的自由思想，由于更符合贵族的利益，而被广为传播。宗教也开始昌盛。在西方这个时期，也是这个表现。
在中国的士族社会中，炼铁和农业技术高速发展。因为炼铁和农业是士族立家之本。‘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嵇康却钻到炎热难耐的炼炉房监督炼铁；多次婉拒朝廷封官，被宣传为道德高尚的大天文学家虞喜却侵占土地，隐瞒人口。
这是一个炼铁、农业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
大庄园主买断了矿山，多造一块铁就能少用一些‘要吃饭’的劳动力。他们贪婪渴求农业科技的进步。在特定情况下，有需求才会有科技的发展。由于农具的简陋，士族要把大量的精力用在调配生产上，所以寻找最佳的炼铁方法，成为他们的当务之急。从东汉士族社会建立起，他们成为‘炼钢’的主力。各种炼钢技术快速涌现，快速通过从“块炼法”到“百炼钢”，到“炒钢法”，到“灌钢法”的历程。西方（包括埃及）比中国早进入农耕时代，他们早早掌握粗糙的‘块炼铁’技术。从东汉末至魏晋南北朝三百年的发展，到北魏时中国炼钢术超越西方上千年。为进入小农社会做好了技术准备。
士族以近乎疯狂的渴望，推动钢铁技术的大发展。当锋刃镰刀横空出世，士族终于不用关心家族生产了。只要坐在家中喝茶、清谈就收到粮财。他们却悲催的成了真正的社会寄生虫。（西方贵族因为地中海的温柔，通过海运和贸易保留了生机。这两项非常依赖技术人才）
而后世，小农社会兴起之后。家族力量衰亡。像秦桧，张居正这样的权臣，也无法威胁皇族。因为他们不能把大量的子侄安排到重要位置上。社会已经没有那样权势的家族和制度。
贵族统治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这一时期皇权必然衰弱。不因某个人而改变。贵族没落之后。这一现象才能打破。这一时期的血腥是时代的产物。
这也就可以理解，因为西方贵族没有衰落，没有进入小农社会，最终西方彻底分裂了，再没统一。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是农业社会发展中最后一个必然经历的过程。
笔者语
此后西方在贵族社会中发展，包括东瀛。虽然贵族生产力低下。但是贵族从农奴手中剥削的更多的财富（粮油、美酒等）。这些东西不能长期储存，从而使西方走入商业社会。当然买农奴比养农奴来的方便省钱也是产生贸易的一个主因。这样西方很早的进入了‘商业社会’。这是一个较自由（相比于小农社会）而缺少正义的社会。以奴隶贸易为主的社会当然缺少正义。
商业社会在一千年中落后于中国的小农社会。今年刚有了科学的根据。2014年西方通过测定东西方古人的遗骨，来获得古人每日摄入的热量卡路里。到两汉时期。中国人每日摄入的热量已基本和西方同一时期的人看平，略微低一点点。到了隋唐，中国人每日所获取的卡路里明显超过西方同一时期。两宋差值达到最高。到了明后期，开始回落。后面就比人家差得远了。这科学的证明了。中国出离南北朝的三百年之后，从进入小农社会初期的隋朝开始，在随后的一千年里，大多数西方人比中国人过得穷。大多数西方人成为农奴，这个观点本身这就是毋庸置疑，只是以前拿不出科学证据。
贵族社会，个个贵族有势力，使得战乱不断。西方社会承接了这个历史特点，除了在宗教获得绝对权力那一个极短的时间内。战争得到些许的克制，其它时间都是战乱不断。远的不说，从三十年战争算起，每隔几十年整个欧洲都有一场大战。尤其是一个重要国家的继位战，往往引起数国参战，后面又西班牙王位争夺战；帝国皇位争夺战；号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七年战争（此战役，甚至乾隆也参战了），最后引起了欧洲大革命，战争就更加残酷。
而中国进入了农业社会的最终顶峰——小农社会。小农社会由于缺乏社会中坚力量，而走成了一种大政府，公正社会。由于农民分散，没有力量，许多大事需要官府来调动，如隋朝修运河，秦汉、明朝修长城，这在贵族社会中是不可能做得。这样中国形成一种大政府。而社会底层缺乏士族有效的管理，士族有权有力，甚至属于半官方，他们甚至对地方上形成一定的行政管理。而在小农社会下，地方上小地主和宗族长老，不管是在力量、威望和权势上，都不能和士族同日而语，这时儒家中的“义”被引入小农社会，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仁义的意识形态。孟子在隋唐之前是不文明的，从隋朝文中子开始，一级一级被人重视，到了宋元达到高峰，成为亚圣。
孟子在宋代被竖立起来，不是他自己变得高深了，也不是人们突然读懂他了，而是社会需要他了。在贵族被中国社会彻底抛弃之后，不管是上层还是社会最底层都失去了原有的‘秩序’。这样‘义’被深刻引入社会。 所以中国进入了一个比较公正而相对缺少自由流动的社会。
农业社会并不是一直就优越于游牧社会，当铁具出现之后，农业社会一举超越了游牧社会。而当机器出现之后，商业社会成功转型，超越了农业社会。在工业时代以前，商业社会主要生产力农奴，也生产不出更多的物质，用于交换的商品非常有限，相比农业社会，就奴隶多点。而进入工业时代之后，社会物资大量复制，商业社会在生产力上一举超越农业社会。
铁具之于农业就如同，机器之于商业。所以工业时代不独立于商业社会。
农业被称为社会第一产业。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中的基础。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不再需要大量的人员，可以腾出更多的人力去创造人们所需的生计以外的其他‘物质’。中国的农业社会解体了。我们进入了自己的商业社会。
要知当今世界，女王和天皇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告诉世人---人从一出生就是不公平的。发牢骚，咱们就是输的那一个。
中国进入了商业社会的初期。竞争是其最大特点。
社会将进入第一次深刻转折。
不要牢骚满腹，怨天尤人。
修身，齐家，立业。天行健，匹夫以自强为强！
++++++++++
其实西晋还有第三个独一无二，就是立志建立一个胡汉共荣的大同世界。使胡汉**一地，对胡人视同子民。
武帝《己末诏书》有：“羌胡道远，其但募取乐行，不乐勿强。”
有人劝武帝杀刘渊时，王浑说：“我们对胡人的政策是‘诚信以待，用德政使胡人归附’。”
东北鲜卑慕容氏经常把逮到的其他部落的俘虏卖给中原庄园主做奴隶。晋武帝得知后，下诏以国库之物赎还，命令司、冀二州，禁止买卖夫余人口。
胡汉共荣，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在古代，不尝试怎么知道此路不通。虽然对晋朝来讲有灭顶之灾。农耕社会和游牧社会在低下的生产力下，无法**一地，否则矛盾丛生。是当时人们所不能理解的。不能简单地说农民在粮食交换中欺压牧民，他们也没多少盈余的粮食，自然会月越卖越高；也不能说牧民更加凶残，人家也不能瞪眼饿死。
后来唐朝在大漠建督护府，在大漠驻军，就地管制，也不成功。因为，游牧社会是流动的，你把军队驻到那里，就等于被晾到那了。
宋朝初期想夺回燕云十六州，结果第二代皇帝在战场受重伤，差点做了俘虏，此事就不了了之。
到了明朝就干脆只守长城，即便有能力，也只是将他们往西北撵一撵了事。
我这里想说的还是那句话，人们常认为的历史上的胡汉矛盾，不是民族矛盾，而是农耕社会和游牧社会的矛盾。是双方争夺土地使用权的矛盾。否则你不能理解。从西周到明都有矛盾，三千年来草原上的民族换了好几茬，都和华夏族有矛盾，这讲不通。北魏在中国北方建国之后，其最主要的敌人不是南朝，而是长城外的柔然。可见胡汉矛盾，不是民族矛盾，而是农耕社会和游牧社会的矛盾。
农耕社会和游牧社会的矛盾、斗争只能看成人类竞争进化的一部分。在今天，农耕与游牧社会都已基本成为历史。我们或许更能看清这一点。
钢指戒(未完待续。。)
ps： 在随后的几年中，刘琨一直处在北方战场的第一线。我们重点表现南北社会的特点。东晋以大庄园主（大企业家）为统治核心；北朝以大政府为统治核心，谁优谁劣？
在北朝，大企业家不执政的情况下，大企业如何发挥它的生产力优势？
为什么进入中原越早，接受中原文化越早的胡人越早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