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八章 怀旧一日游(一)
怀旧一日游
光阴荏苒，转眼到了零三年。自九七年移民新西兰，这是我第一次回乡探亲，再次踏上了这片令我魂牵梦绕的故土。
我刚到上海，小黄就给我电话，说林媛这几天要组织一次我们八人的聚会，现在就只等我一个人了。
我马上拨通了林媛的电话，她告诉我，明天一早七点在纪念馆(一大会址)我们小时候排队的地方集合，不要迟到。
第二天七点不到，我就到了集合地点。想不到林媛、晓萍和海伦三个早就到了。 林媛还是那样光彩夺目，晓萍依旧那样可爱动人，海伦和以前两个人似的，但我敢打保票，她没整过容。林媛今天专门带了一个人，要把我们的活动摄录下来。不一会儿，他们几个全到了。我算是久别重逢了，老友相见，大家相互问侯，开始交谈起来。大家问林媛，今天她怎么安排。
“今天的活动是怀旧一日游，主题是：重游童年之路，体验儿时生活，找回童年的自我，让我们的心永远年轻。”
“喔哟哟，游就游吧，哪有那么多的套套。” 德明还是老样子。
“你就不能学学阿巍，文雅一点。”
“酸！”
我环顾四周，除了纪念馆和现在的“新天地”，周围其余的房子全都拆光了。儿时的居处和母校已不复存在，那熟悉的环境，也早已是面目全非，可那块熟悉的土地还在，那幸福童年的记忆还在。
我们从兴业路往东走了几步，这地方应该是我们的幼儿园了，在这里，我们一起度过了四个春秋，在这里，我们几个成了同窗好友。
“哎，你们说说在幼儿园里给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林媛又来当班长时那一套了。
“阿魏头上给人打了一枪。”这件事晓萍记得最牢了。
“有一次，马桶车的开关失灵，弄得操场像粪坑，足足臭了一个星期。”
“海伦跳<美丽的哈瓦那>。”
“晓萍有一次把一颗小铜哨吸到了肚子里，本来什么事都没有。但经德明一吓，她立刻倒在地上乱滚，直喊救命，非常好笑。”
“有一次，我和德明调皮，被老师关在小阁楼里，里面是黑洞洞的。” 我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别的事来。
“进幼儿园的第一天，中班和大班的同学为我们新生演出，最后我们小班的同学也出了一个节目，你们记得是谁演的吗？” 那谁还记得，大家都摇摇头，等林媛给我们答案。
“是晓萍和小黄，他们表演了‘找朋友’的舞蹈 。 他俩相互是先敬礼，后鞠躬，然后两人钩起手臂转圈，小黄步子有点乱，差点摔倒，那样子是十分天真可爱。我当时就想，这两个小弟弟小妹妹怎么那么聪明，会跳舞和唱歌，而我们什么都不会。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在托儿所学的，到幼儿园来露一手。”
听我们讲这些，丽华觉得非常有意思。
我们又回到了纪念馆，林媛问我，我班的启明当年是不是住在纪念馆的二楼。我告诉他们，启明就住在上面，我去过他家好几次了。楼下的客堂一年四季是总是关着的，我们只能从门缝朝里看看，当时纪念馆还未对外开放，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文割一开始，国家就把他们的房子收了去，他们就搬到了马路对面的底层街面房子。
说着说着，我们走进了“新天地”，尽管这条弄堂已变了样，但我们还清晰地记得原来的老样子，我们又像以前那样兜起弄堂来。
“我们小学在我们毕业后不久就撤销了，学生都并到了其它学校。我妹妹就转到了附近的一所公办小学，听说学校后来改为街道工厂了。” 我告诉他们。
“地块改造时，我们学校就拆了。不过还好，我们原来那间带有两边相房的大客堂教室还在，它已成为‘新天地’的一部份。” 林媛边走边向我们介绍“新天地”的各商家，像个导游。
我们来到了一幢大石库门房子前，两扇大门漆得是油光发亮，现在还没开门，也不知道里边是卖什么的。海伦问：“你们还记得这里吗？”
当然记得，这是一家食堂，叫“万家红”，可到了我们嘴里，它成了“饭浆糊”(读音)。刚读小学时，海伦在这家食堂搭伙吃饭。有一次，她花了七分钱代价券和二两饭票，买了一个面包分给大家吃。当时大家都很羡慕她，认为吃食堂方便，省事。可吃了没几天，海伦就嫌这里的饭菜单调，味道不好，有一股食堂味道，吵着要回阿婆家吃饭，她妈没办法，只能同意。于是，海伦又跟阿婆吃饭，一直到文割开始。
一转眼，我们以前读书的教室到了。触景生情，我们立刻回想起那逝去的岁月，不堪回首的往事一起涌上心头，引发出无限的感慨。世事沉浮，沧海桑田，许多记忆随着岁月的远去渐渐淡薄，而那些难忘的经历经过岁月的磨砺却变得越来越清晰，并牢牢地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久久不能忘怀。我们在这个教室读了一年，就停课闹革命了。不久我们就和四班换了教室，到了那个狭长的厢房里。虽然毕业后我们未曾拜访过母校和老师们(毕业后不久，学校便撤销了)，但在心里从来就没有忘记过他们。我们停步在记忆中的校门前，仿佛还能看到当年老师们忙碌的身影，听到他们谆谆的教诲。
我小学毕业后，除了几次上老同学家玩，竟有三十多年没有像今天这样在旧地上走一走了，想想实在是不应该。
林媛带我们到了一家茶室，里面装璜得古色古香，非常优雅。林媛要了碧绿春 ，那是德明的癖好。我一看价钱，就傻了眼，连呼太贵了，建议林媛来点便宜的，主要是借个地方讲讲话。德明讲我不领市面，说现在从国外回来的人说话洋气，穿着土气，出手小气，跟乡下来的差别不大了。他语调中虽夹杂些嘲弄，但心里还是服我的。
只要我们几个人在一起，话匣子就打开了。大家有说不完的话，诉不完的情。当年的种种玩耍，一景一物都又回来了，我们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那童话般的年代。
一会儿茶就上来了。还好，现在就我们八人。 在林媛的主持下，我们不断地切换着话题。大家谈生活，谈工作，谈自己的经历和家庭。当然，谈得最多的是我们往日的友谊。林媛特地关照，今天只能思甜，不能忆苦。
我们八个人中，海伦是一帆风顺，晓萍在文割中吃了一些苦，林媛是大起大落，其余几个都过得不错。
林媛现在是大集团公司的老总，身价肯定不菲。晓萍别的不说，就是那些房产，价值上千万，姜家的巨额财产，都将由她一人继承。海伦也差不多，她在淮海西路上有一座老式洋房。就是丽华也拥有龙吴路上的一幢洋房。
大铭和小黄都是老板，虽说比不上林媛，但毕竟也算得上事业有成。德明是个小老板，除了古董生意，他还把一部份资金投进了股市。虽然股票市场瞬息万变，牛市熊市轮流转，但他跟着小弟炒股票，还是蛮稳当的。牛市的时候，他也狠狠地赚了几票。和他们几个相比，我这个书读得最多的确实是个穷光蛋。命运不济啊。用德明的话说，就是我混得没他们好。德明还说要收我做徒弟，让我学学本事，开开眼界。先赚它几万几十万，改变一下贫穷落后的面貌，再回学校去教我的英语也不迟。
“哎，林媛，这家茶室怎么早就开门了？ 我看别的店还大门紧闭。”
“它知道我们要来。 你们想想，这里以前是什么地方？” 林媛突然问起这个问题。
我们几个都摇了摇头。
“噢，我想起来了，这是徐敏的家。当年她跟我们一起升到了三年级，她请我们两个组的人到这里来玩的。” 还是海伦的记性好，大家这时才想起那件事来。我们班的三个留级生，全都住在“新天地” 这条弄堂里。
小学毕业后，徐敏和我们不在一个中学，慢慢地和我们失去了联系。
“她运气还是不错的。 她一年级时生了一场大病，休了一年学，又留级了两年，留到了我们班。不然的话，她就挤进上山下乡“一片红” 了。
“这么说，她比我们大四岁了。怪不得她如此高大，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几个在我家客堂里练摔跤。她见了，也要来。一比，我和大铭都不是她的对手，当时我们都不敢声张，怕丢脸。现在想起来，那就很正常了。” 我自我解嘲起来。
大家谈起了各自的近况和下一代，他们的子女都成人了，而我的儿子还不到八岁。
“你怎么那么晚结婚啊？ 是不是在大学里看花了眼？” 丽华又问起了这个老问题。
“没有，没有。”
“谁相信啊。”
“在你们面前我怎敢撒谎啊。”
“那你快交代，不然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 林媛对此不是很清楚。
“你们给我算算噢。 大学毕业我实足二十八，虚的就是二十九。分到大学，压力大没有退路，要为职称奋斗。( 平南文学网)为了考研，我准备了两年，一门课差了几分。第二年考进了助教进修班，我需要这张派司来评讲师。接着就攻二外，和人家合作出书，年份一到就参加评选。讲师刚拿到手，系里来了一个名额，去杭州进修。我咬咬牙，再拼它一年，为副教授铺路，中国知识分子累啊。杭州回来，我已经三十五了，不敢怠慢，一年后我就成家了。”
“难道这么多年就没有一个看得上眼的？”
“我的情况恰恰是它的反面。”
“此话怎讲？”
“我总结了一下，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没有经济实力。记得还是在‘六四’期间，一个姑娘问起我的收入，我如实作了回答。那时，我的工资不到一百块，她以为自己听错了，竟一连问了三遍。一问，我才知道，我这个在大学教书的，收入竟还不如一个和我同龄的工人，根本不能和她一个普通的干部相比。‘六四’后，国家才改变政策，大幅度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
“那另外一个原因呢？ ” 晓萍问。
“那你们都知道鄙人的弱点。”
“什么呀？”
“就是其貌不杨啊。”
“啊呀，我就从来没觉得你难看啊！” 晓萍是有话直说。
林媛立刻接上口：“我也有同感，你们呢？” 海伦和丽华马上使劲地点头，表示同意。
“那是你们从小看惯了。”
“不过，你小时候确实相貌欠佳，没有他们好看。 ” 丽华指的是小黄和大铭。
“怎么样，说心里话了吧！”
“不过当时你比他们都强，我就很欣赏你的。” 林媛不知是夸奖还是在嘲笑。
“好像我也是，你们同意吗？” 丽华和林媛一唱一和，在寻我开心。 海伦和晓萍又马上使劲地点头。
“噢，你们几个现在一个个都说我好，当初怎么一个都不肯嫁给我啊？” 被她们这么一说，我觉得有点怨。
小黄马上附和：“对，对。你们四个我们最终一个也没捞到。”
林媛把双手一摊：“你也没问过我们呀？”
“你们不嫁给我们，倒成了我们的错？”
“对，就是嘛。你们又没向我们求过婚，那怨谁啊？” 晓萍还是那样的天真可爱，“我说呀，阿魏，你应该先征求一下海伦，然后呢，再问问林媛。”
“不，晓萍，我应该先问问你。” 小时候她们四人中，晓萍是最令人疼爱的一个。
“怎么样，现在后悔了吧？” 晓萍越是这样说，我们就越觉得她可爱，说得我心里直发酸，反正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这时，德明用手捂住腮帮子，装腔作势，嘴里直喊牙酸，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我、大铭和小黄每人打了一下他头忒，是他坏了我们的事。
“好了，好了。 这世界上没买后悔药。” 丽华瞪了德明一眼。
林媛告诉我们，儿时的朋友相聚，心情是绝对放松的，相互取乐，叫绰号，揭老底，不必顾这顾那的。有些老故事不知重复了多少遍，但我们照旧爱听，因为心里舒坦。见了面照样打头忒、摸脑袋。这是因为我们还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童言无忌，无话不谈。” 不像她和大学同学、同事，留学时的朋友聚会，一本正经的，说话时都要留个心眼。
德明立刻接上口：“借林媛的吉言，你们猜，现在我最想摸谁的头？” 他的心思我知道，这个问题我想不必解释了。
“你说呢？” 丽华朝他瞪眼。
“是晓萍这个小姑娘。” 德明终于把他的心声给吐了出来。听他这么一说，晓萍竟将头伸了过来。我们三个在一旁傻呆着，心里酸溜溜的，脸上有一种难以用语言形容的表情 用膛目结舌、呆若木鸡来形容也不是十分准确。我要是有这个贼胆该多好啊。
一阵大笑后，林媛又开口：“难道没听人说，朋友还是老的好，从小到大忘不了。” 大家是频频点头。她有意把话题引开，急转直下：“大家现在身体都很好吧？” 她们中就丽华身体不怎么好，她从小身体就虚弱。
“你们男士呢？” 林媛要我回答。我只能如实相告：“小时候我贪吃，现在遭报应了。血糖和胆固醇都有点偏高，到了国外，好像奶制品和海鲜吃多了。( 平南文学网)” 想不到我这么一说，他们三个都笑了起来，原来他们和我一样。
“谁叫你们是结拜兄弟，怪不得生的病都是一个样。要我说呀，这是你们小时候吃猪头肉惹的祸，它胆固醇很高的。”晓萍笑着说。
“谁想出来吃猪头肉的？有一次，你们还送给我一大包呢。” 丽华问。
他们三个都说是我的发明。她们几个又说起小时候我们的吃相来了，大家是嘻嘻哈哈，好不开心。
“丽华，你是没有领教过阿魏的吃相。有一次在幼儿园他和德明比赛吃饭，是咸菜南瓜面疙瘩，他一口气倒下去七碗，抵得上现在三、四碗饭了。看他吃饭就有一种鞭策感，我们吃饭也不知不觉快了起来。那时粮食紧张，吃少了太吃亏了。” 林媛这次也不放过我。
“海伦，他和你一起吃饭的时间最长。你说说，他有没有多吃你的？”
“当然有啦，有一次，阿婆烧了肉炖蛋。 她用筷子在上面一划，一人一半。他的一半转眼就没了，他从下面像挖地道一样，挖了过来，吃掉我的一半，被阿婆骂了一顿。还有一次吃冷面，我只答应他吃一筷子。他用筷子在我碗里一卷，把我半碗冷面全卷了去，急得我直喊阿婆。” 大家又前俯后仰，笑得合不拢嘴了。
不知不觉，两个小时就过去了。我们八个坐在这里像小孩一样吵吵嚷嚷，意犹未尽。这时，有不少人陆陆续续地来喝茶了，我们的声音相应地小了下来。我有点看不懂，这又不是像以前的茶馆店，难道这些人都是来耗时间的？不过从衣着上看，他们都应该是一些白领。
林媛看了看手表：“还有半小时，抓紧时间，今天的行程是排得满满的。”
“哎，我说几位老兄，你们以前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好事，趁现在交代一下。” 丽华一直想知道这些。
“那些都是陈芝麻烂谷子、鸡毛蒜皮、芝麻绿豆和针头线脑，提它没意思。”
“啊呀，快讲给我们听嘛。” 晓萍也想知道。
他们几个看着我，我也就自作主张了：“有些事呢，但说无妨，毕竟时过境迁了。”
“既往不究。” 林媛微微一笑。
“我坦白，我坦白。你们还记那个代课老师‘小广东’吗？她的那只手表就是被我用吸铁石吸坏了，我一直不敢承认，心里一直觉得很对不起她。” 德明一边说，一边露出很内疚的样子。
“我就知道是你。” 林媛放起马后炮来。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说啊，应该让他吃吃苦头。” 丽华责怪起林媛来。
那是文割伊始，周老师病了，我班来了个代课老师，是个广东人。她人很矮小，我们背地里叫她“小广东”。其实，她是个南洋华侨，就住在我们的后弄堂里。她刚来时，衣着还有点奇装异服的样子。
有一次课间休息，趁几个捣蛋鬼和她糊搅蛮缠时，德明用吸铁石把她的手表吸了一下。第二天上课时，她哭着告诉我们，她的手表被人弄坏了，她非常伤心，这是她最值钱的家当。她到这里来代课，一天只有几毛钱，是混口饭吃。听她这么一说，全班同学都低着头不敢看她，我们都觉得她很可怜。没过几天，她就不来代课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德明当天就告诉了我们这件事，我们除了责怪他，还能做什么呢？后来德明想给她一点赔偿，当面向她道歉。我们找到她家里，才知道她已离开了上海，不知上哪儿去了。问了她的亲戚，才知道她原来是马来西亚华侨，老家在广州。她来广州读书不到一年就碰上文割，家里遭到了打砸抢，她便逃到上海，来亲友家避避风头。想不到在学校里，她的手表被学生给弄坏了，她怎么会不伤心呢。虽然这种事在文割初期也算不了什么，但毕竟是我们做的亏心事。它就象一块大石头，一直压在我们的心上，挥之不去，每当想起它，我们的心就痛。
今天德明把这件事说开了，我想他的心里会平衡一些。气氛一下子沉重了起来，大家都默不作声，晓萍的眼睛照样红了起来，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令人痛苦的岁月。
“阿魏，说说你的，你肚子里的坏水最多。” 还是丽华打破了沉默，小时候她经常说我肚子里有几根蛔虫她都知道。
“今天说好了不忆苦，要说开心的。” 林媛提醒大家。
“我这不算苦的，不过，这事发生在中学里，与你们三位没有关系。”
“讲出来让大家听听。” 晓萍在催我。
故事发生在中学野营拉练的时候，我们一个年级的八个班级近四百个人加上老师、随队工人和医生组成了一个野营团，林媛任副团长。在拉练中，林媛显示了她那非凡的组织和指挥才能。拉练中的行军路线，鼓励宣传，住宿安排都是她主要负责的。那个工人团长，除了能大声地对我们吼上几声，给我们鼓鼓劲，训训人，就没有什么别的能耐了。
我记得那天是夜行军，当然，我们事先谁也不知道。深夜十一点，走了一整天路的我们早已疲惫不堪，呼呼入睡了。忽然，紧急起床号传来，大家在一片漆黑中忙着穿衣和打行军包，因为团里规定，夜行军不许开灯。睡在我身旁的随队陆医生悄悄地高诉我，他今天晚上骨头有一点疼，好像要下雨，叫我不要把塑料布打在背包上，以防下雨。我偷偷地把这事告诉了大铭和德明。
果然，没走多久，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全班除了几个人准备了雨片外，大多数同学都浑身湿透了。我们顶风冒雨，在泥泞的小道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跑。时逢寒冬腊月，冷风一吹，浑身刺骨的寒冷，大家是叫苦不迭。那个工人团长不体贴学生，还要大家唱什么<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现代京剧沙家浜选段)。
事后我们得知，行军前林媛曾向团长建议，让同学们把塑料布准备好，如果下雨，可以用它来遮风挡雨。那个团长不同意，说这是一次很好的磨炼机会，最能锻炼人的意志。他不让林媛叫同学们作准备，还说什么这是记律。
到了宿营地，林媛立刻组织同学烧开水，烘衣服。从每班调了两个男生，为女生送热水，她们的衣服全湿透了，都躲在被窝里呢。她把这差使派给了我和大铭。我们挑着热水路过男生驻地时，只见德明拿了个脸盆在等我们。我们只得给他热水，他又是洗脸，又是洗脚。没办法，他臭气熏天的脚不洗，大家今晚别睡了。陆医生却说，脚越臭身体越健康。
我们送第二桶水的时候，我班近一半男生在半道上把我们给截住了，像土匪一样强盗抢。我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啊。为此大铭急得直嚷嚷：“这是女生的用水！副团长要怪我们的。” 这帮人哪里肯听，一眨眼的功夫，大半桶水就没了。
我们只得谎报军情，说半路上打翻了，林媛并没有责怪我们，就是委屈了等着用热水的女同学。
“你们男生真可恶！” 晓萍轻轻地敲着桌面表示她的愤怒。
“说好的，既往不究。” 德明照样是嘻皮笑脸。
说到一九七一年底的野营拉练，它也是值得我们骄傲的经历。那是响应＊主席的号召“野营拉练好”，学习解放军，练出铁脚板，踏死帝修反。为了减轻负担，我们男生都是轻装上阵，能省略的一律不带，但<＊主席语录>是一定要带的，那是精神食粮，动力的源泉。我还带上一张上海简易地图，它的反面有郊区图，阿哥的那架二波段半导体，被我偷偷打进了行军包，因为我要听“敌台”，一天不听就好像缺了什么。我、德明和大铭(小黄生病请了假)合带一个小脸盆，供三人洗脸洗脚用。当然，我们还带了些零用钱。但女生就不一样了，她们都进入了青春期，那随身的东西就多了。后来很多她们的物品，从皮头铺盖到洗脸盆等，都转移到了男生的肩上。
我们几个身体强壮的除了自己的皮头铺盖，还帮炊事班背行军锅等。而工人团的日子比我们好过多了，他们有机械化部队，就是厂里的卡车，辎重全在车上，谁走不动了还能搭上一程。
那天我们在建国路上的卢湾区体育场开完誓师大会，各路大军浩浩荡荡便直奔野营的第一站：莘庄。大概第一天我们太兴奋、劲头足、体力好，加上走的是平坦大道，步伐坚定又轻快。一路上歌声嘹亮，口号震天，也没觉得特别累，感觉是“胜似闲庭信步”。
接下来的便是硬仗，目的地是华阳桥，七十余华里，而且有一段是急行军。从宿营地跑出没多久，团里传来了命令，说有一小股空投美蒋特务被兄弟团紧紧包围，上级要我们团去增援围歼，讲得比真的还要真。三十三华里路，团里要求我们二小时内务必赶到。德明说一个团连十几个狗特务都对付不了，难道他们是吃干饭的。我们都知道这是假的，但必须要把它当真的。军令如山，谁敢违抗。不理解没关系，因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随队的陆医生告诉我们，普通的行军速度是每小时八华里，急行军也就在十四华里左右，三十三华里二小时已经是强行军了。而且那是真刀实抢、正规军的速度，可我们连杂牌军都不是，也没受过什么军事训练，是否吃得消。稍作动员后，全团踏上了强行军的征程。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小青年撒腿就小跑起来，和<南征北站>的急行军也差不多了。我们童年大玩游戏的优越性这时充分地体现了出来。它使我们锻炼了身体，强壮了肌肉，增强了耐力，磨炼了意志，最重要的是培养了我们吃苦耐劳、不畏艰难、好胜性强，不肯认输的精神。最后三华里是全速前进，就是狂奔，大家不怕艰难险阻，咬紧牙关，勇往直前，谁也不甘落后，终于在规定时间内到达目的地。虽然天寒地冻，我们却跑出了一身臭汗，虽然筋疲力尽，但我们斗志异常的昂扬。
不过野营拉练头几天大家还挺得住，但往后的日子就难过了，人也累了，腿也酸了，有的脚上还起了泡，全身的骨头架子像散了一样，只能用革命口号来为自己打气：“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团领导真英明，要是急行军放在最后几站，就是用刺刀顶着，大家也跑不快了。
野营拉练另一个任务就是要沿途宣传＊泽东思想，学老红军做“播种机”，前几站播种得还马马虎虎，到后来人困马乏，连跑路都成了问题，这项任务只能免了。途中我们还请当地贫下中农作了几场忆苦思甜报告，就是把他们满肚子的苦水都倒出来，那真是字字血、声声泪。他们都是忆苦专家，那些词他们是倒背如流。其实都是大同小异，就是旧社会苦，新社会甜。地主老财都是黄世仁、刘文彩，因为天下乌鸦一般黑。
但最能引起我兴趣的是那次吃忆苦饭。那天忆好苦，思好甜，喊完口号，唱罢<不忘级级苦>， 贫下中农要让我们尝尝旧社会的苦了。有人抬上来一个箩筐，上面盖着一块黑布。一掀，全是黑窝窝头，但飘出来的却是一股前所未闻的香味。每人只发一个，因为旧社会有时一天一个也吃不到。拿到手掰开一看，那黑窝窝头有点像现在的营养黑面包，其实就是黑面粉里加一些粗麸皮和一些叫不出名的野菜，再象征性地加了一些谷糠，所以有一种特别的香味。那忆苦饭被饿急的我们三口两口就报销了。除了难咽，味道还是不错的。我想这就是吃糠咽菜了，但我不怎么明白：旧社会农民天天吃这等东西，怎么可能饿死人。
我一直想再尝尝这忆苦饭，一直没能如愿。很久以后，在新西兰一家高级的食品店里我发现了一种比普通面包贵七倍左右、黑不溜秋的面包。它的出现使我想起了忆苦饭，我一冲动，便买来尝尝。里面全是麸皮、没碾碎的瓜子之类的东西，比白面包难咽多了，不过还真尝出点忆苦饭的味道。
团里还组织我们风餐露宿，在行军中进食，其实就是在野餐。那是野营途中的唯一的一顿大肉，一块如酱子肉大小的白煮肉(大约二两)，用草绳一扎，每人一块。我们已有半个月没好好吃肉了，大家蹲在路旁，在刺骨的寒风里狼吞虎咽，就像几年没吃过肉似的，好在那时我们肚子消化油水的功能特别强，所以没有一个拉肚子的。
那次野营拉练最远点到了听人说与浙江只一桥之隔的枫泾镇。那时正好行程过半，团里照顾女生，便放假休整一天。女生都躺在地铺上哼哼唧唧的，恨不得睡它三天三夜。可我们男生怎么闲得住，再说我们精力过剩还要发泄，所以想趁休息逛逛枫泾镇。遗憾的是大铭没去，此时他实际上已成了林媛的传令兵。
说是镇，实际上也就是一条街。虽然枫泾镇是在上海金山县地界，但当地的土话我们已听不太懂，上了年纪的女人都身着蓝花土布衫，戴头巾，腰上系着围兜，弄得来像少数民族打扮。我们第一件事便是买吃的，那时还没有地方特产这个概念，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有一家小店卖烧饼，五分一个，看上去像上海的酥油饼差不多，上海和浙江粮票都收。每人买两个，我和德明则多要了一个，和要大铭有福同享。经过十天的疲于奔命，肚里的油水全部耗尽了，那酥饼在我们嘴里就成了天下第一美味。
在一家小药店里，我们发现柜台里竟放着云南白药，一角一分一小瓶，那时在上海这是紧俏商品。德明立刻买了两瓶，我们问他，他说除了治跌打损伤，它还有耐痛耐毒打的功效。从前小偷在被人抓到前，先吞一些云南白药，这样就是上大刑也能挺得住，但一定要被人毒打，不然其药的作用会使他生不如死(就像鸦片来烟瘾了？)。后来有人想出了毒办法，知道小偷吞了药，便将他手脚全捆住，让他自作自受。听了他的故事，我也掏钱买了两瓶，万一我被人毒打，也好救救急。其它同学有的买也有的不买，那小店里的几瓶云南白药被我们一抢而空。当然，所有这些都必须瞒着老师和林媛。
那难忘的野营拉练历时二十天，行程五百余华里，露宿和途经莘庄、颛桥、华阳桥、松隐、钱迂、朱泾、枫泾、石湖荡、五里塘和七宝。横穿闵行、上海县、金山县和松江县。
光阴荏苒，转眼到了零三年。自九七年移民新西兰，这是我第一次回乡探亲，再次踏上了这片令我魂牵梦绕的故土。
我刚到上海，小黄就给我电话，说林媛这几天要组织一次我们八人的聚会，现在就只等我一个人了。
我马上拨通了林媛的电话，她告诉我，明天一早七点在纪念馆(一大会址)我们小时候排队的地方集合，不要迟到。
第二天七点不到，我就到了集合地点。想不到林媛、晓萍和海伦三个早就到了。 林媛还是那样光彩夺目，晓萍依旧那样可爱动人，海伦和以前两个人似的，但我敢打保票，她没整过容。林媛今天专门带了一个人，要把我们的活动摄录下来。不一会儿，他们几个全到了。我算是久别重逢了，老友相见，大家相互问侯，开始交谈起来。大家问林媛，今天她怎么安排。
“今天的活动是怀旧一日游，主题是：重游童年之路，体验儿时生活，找回童年的自我，让我们的心永远年轻。”
“喔哟哟，游就游吧，哪有那么多的套套。” 德明还是老样子。
“你就不能学学阿巍，文雅一点。”
“酸！”
我环顾四周，除了纪念馆和现在的“新天地”，周围其余的房子全都拆光了。儿时的居处和母校已不复存在，那熟悉的环境，也早已是面目全非，可那块熟悉的土地还在，那幸福童年的记忆还在。
我们从兴业路往东走了几步，这地方应该是我们的幼儿园了，在这里，我们一起度过了四个春秋，在这里，我们几个成了同窗好友。
“哎，你们说说在幼儿园里给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林媛又来当班长时那一套了。
“阿魏头上给人打了一枪。”这件事晓萍记得最牢了。
“有一次，马桶车的开关失灵，弄得操场像粪坑，足足臭了一个星期。”
“海伦跳<美丽的哈瓦那>。”
“晓萍有一次把一颗小铜哨吸到了肚子里，本来什么事都没有。但经德明一吓，她立刻倒在地上乱滚，直喊救命，非常好笑。”
“有一次，我和德明调皮，被老师关在小阁楼里，里面是黑洞洞的。” 我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别的事来。
“进幼儿园的第一天，中班和大班的同学为我们新生演出，最后我们小班的同学也出了一个节目，你们记得是谁演的吗？” 那谁还记得，大家都摇摇头，等林媛给我们答案。
“是晓萍和小黄，他们表演了‘找朋友’的舞蹈 。 他俩相互是先敬礼，后鞠躬，然后两人钩起手臂转圈，小黄步子有点乱，差点摔倒，那样子是十分天真可爱。我当时就想，这两个小弟弟小妹妹怎么那么聪明，会跳舞和唱歌，而我们什么都不会。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在托儿所学的，到幼儿园来露一手。”
听我们讲这些，丽华觉得非常有意思。
我们又回到了纪念馆，林媛问我，我班的启明当年是不是住在纪念馆的二楼。我告诉他们，启明就住在上面，我去过他家好几次了。楼下的客堂一年四季是总是关着的，我们只能从门缝朝里看看，当时纪念馆还未对外开放，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文割一开始，国家就把他们的房子收了去，他们就搬到了马路对面的底层街面房子。
说着说着，我们走进了“新天地”，尽管这条弄堂已变了样，但我们还清晰地记得原来的老样子，我们又像以前那样兜起弄堂来。
“我们小学在我们毕业后不久就撤销了，学生都并到了其它学校。我妹妹就转到了附近的一所公办小学，听说学校后来改为街道工厂了。” 我告诉他们。
“地块改造时，我们学校就拆了。不过还好，我们原来那间带有两边相房的大客堂教室还在，它已成为‘新天地’的一部份。” 林媛边走边向我们介绍“新天地”的各商家，像个导游。
我们来到了一幢大石库门房子前，两扇大门漆得是油光发亮，现在还没开门，也不知道里边是卖什么的。海伦问：“你们还记得这里吗？”
当然记得，这是一家食堂，叫“万家红”，可到了我们嘴里，它成了“饭浆糊”(读音)。刚读小学时，海伦在这家食堂搭伙吃饭。有一次，她花了七分钱代价券和二两饭票，买了一个面包分给大家吃。当时大家都很羡慕她，认为吃食堂方便，省事。可吃了没几天，海伦就嫌这里的饭菜单调，味道不好，有一股食堂味道，吵着要回阿婆家吃饭，她妈没办法，只能同意。于是，海伦又跟阿婆吃饭，一直到文割开始。
一转眼，我们以前读书的教室到了。触景生情，我们立刻回想起那逝去的岁月，不堪回首的往事一起涌上心头，引发出无限的感慨。世事沉浮，沧海桑田，许多记忆随着岁月的远去渐渐淡薄，而那些难忘的经历经过岁月的磨砺却变得越来越清晰，并牢牢地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久久不能忘怀。我们在这个教室读了一年，就停课闹革命了。不久我们就和四班换了教室，到了那个狭长的厢房里。虽然毕业后我们未曾拜访过母校和老师们(毕业后不久，学校便撤销了)，但在心里从来就没有忘记过他们。我们停步在记忆中的校门前，仿佛还能看到当年老师们忙碌的身影，听到他们谆谆的教诲。
我小学毕业后，除了几次上老同学家玩，竟有三十多年没有像今天这样在旧地上走一走了，想想实在是不应该。
林媛带我们到了一家茶室，里面装璜得古色古香，非常优雅。林媛要了碧绿春 ，那是德明的癖好。我一看价钱，就傻了眼，连呼太贵了，建议林媛来点便宜的，主要是借个地方讲讲话。德明讲我不领市面，说现在从国外回来的人说话洋气，穿着土气，出手小气，跟乡下来的差别不大了。他语调中虽夹杂些嘲弄，但心里还是服我的。
只要我们几个人在一起，话匣子就打开了。大家有说不完的话，诉不完的情。当年的种种玩耍，一景一物都又回来了，我们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那童话般的年代。
一会儿茶就上来了。还好，现在就我们八人。 在林媛的主持下，我们不断地切换着话题。大家谈生活，谈工作，谈自己的经历和家庭。当然，谈得最多的是我们往日的友谊。林媛特地关照，今天只能思甜，不能忆苦。
我们八个人中，海伦是一帆风顺，晓萍在文割中吃了一些苦，林媛是大起大落，其余几个都过得不错。
林媛现在是大集团公司的老总，身价肯定不菲。晓萍别的不说，就是那些房产，价值上千万，姜家的巨额财产，都将由她一人继承。海伦也差不多，她在淮海西路上有一座老式洋房。就是丽华也拥有龙吴路上的一幢洋房。
大铭和小黄都是老板，虽说比不上林媛，但毕竟也算得上事业有成。德明是个小老板，除了古董生意，他还把一部份资金投进了股市。虽然股票市场瞬息万变，牛市熊市轮流转，但他跟着小弟炒股票，还是蛮稳当的。牛市的时候，他也狠狠地赚了几票。和他们几个相比，我这个书读得最多的确实是个穷光蛋。命运不济啊。用德明的话说，就是我混得没他们好。德明还说要收我做徒弟，让我学学本事，开开眼界。先赚它几万几十万，改变一下贫穷落后的面貌，再回学校去教我的英语也不迟。
“哎，林媛，这家茶室怎么早就开门了？ 我看别的店还大门紧闭。”
“它知道我们要来。 你们想想，这里以前是什么地方？” 林媛突然问起这个问题。
我们几个都摇了摇头。
“噢，我想起来了，这是徐敏的家。当年她跟我们一起升到了三年级，她请我们两个组的人到这里来玩的。” 还是海伦的记性好，大家这时才想起那件事来。我们班的三个留级生，全都住在“新天地” 这条弄堂里。
小学毕业后，徐敏和我们不在一个中学，慢慢地和我们失去了联系。
“她运气还是不错的。 她一年级时生了一场大病，休了一年学，又留级了两年，留到了我们班。不然的话，她就挤进上山下乡“一片红” 了。
“这么说，她比我们大四岁了。怪不得她如此高大，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几个在我家客堂里练摔跤。她见了，也要来。一比，我和大铭都不是她的对手，当时我们都不敢声张，怕丢脸。现在想起来，那就很正常了。” 我自我解嘲起来。
大家谈起了各自的近况和下一代，他们的子女都成人了，而我的儿子还不到八岁。
“你怎么那么晚结婚啊？ 是不是在大学里看花了眼？” 丽华又问起了这个老问题。
“没有，没有。”
“谁相信啊。”
“在你们面前我怎敢撒谎啊。”
“那你快交代，不然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 林媛对此不是很清楚。
“你们给我算算噢。 大学毕业我实足二十八，虚的就是二十九。分到大学，压力大没有退路，要为职称奋斗。( 平南文学网)为了考研，我准备了两年，一门课差了几分。第二年考进了助教进修班，我需要这张派司来评讲师。接着就攻二外，和人家合作出书，年份一到就参加评选。讲师刚拿到手，系里来了一个名额，去杭州进修。我咬咬牙，再拼它一年，为副教授铺路，中国知识分子累啊。杭州回来，我已经三十五了，不敢怠慢，一年后我就成家了。”
“难道这么多年就没有一个看得上眼的？”
“我的情况恰恰是它的反面。”
“此话怎讲？”
“我总结了一下，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没有经济实力。记得还是在‘六四’期间，一个姑娘问起我的收入，我如实作了回答。那时，我的工资不到一百块，她以为自己听错了，竟一连问了三遍。一问，我才知道，我这个在大学教书的，收入竟还不如一个和我同龄的工人，根本不能和她一个普通的干部相比。‘六四’后，国家才改变政策，大幅度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
“那另外一个原因呢？ ” 晓萍问。
“那你们都知道鄙人的弱点。”
“什么呀？”
“就是其貌不杨啊。”
“啊呀，我就从来没觉得你难看啊！” 晓萍是有话直说。
林媛立刻接上口：“我也有同感，你们呢？” 海伦和丽华马上使劲地点头，表示同意。
“那是你们从小看惯了。”
“不过，你小时候确实相貌欠佳，没有他们好看。 ” 丽华指的是小黄和大铭。
“怎么样，说心里话了吧！”
“不过当时你比他们都强，我就很欣赏你的。” 林媛不知是夸奖还是在嘲笑。
“好像我也是，你们同意吗？” 丽华和林媛一唱一和，在寻我开心。 海伦和晓萍又马上使劲地点头。
“噢，你们几个现在一个个都说我好，当初怎么一个都不肯嫁给我啊？” 被她们这么一说，我觉得有点怨。
小黄马上附和：“对，对。你们四个我们最终一个也没捞到。”
林媛把双手一摊：“你也没问过我们呀？”
“你们不嫁给我们，倒成了我们的错？”
“对，就是嘛。你们又没向我们求过婚，那怨谁啊？” 晓萍还是那样的天真可爱，“我说呀，阿魏，你应该先征求一下海伦，然后呢，再问问林媛。”
“不，晓萍，我应该先问问你。” 小时候她们四人中，晓萍是最令人疼爱的一个。
“怎么样，现在后悔了吧？” 晓萍越是这样说，我们就越觉得她可爱，说得我心里直发酸，反正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这时，德明用手捂住腮帮子，装腔作势，嘴里直喊牙酸，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我、大铭和小黄每人打了一下他头忒，是他坏了我们的事。
“好了，好了。 这世界上没买后悔药。” 丽华瞪了德明一眼。
林媛告诉我们，儿时的朋友相聚，心情是绝对放松的，相互取乐，叫绰号，揭老底，不必顾这顾那的。有些老故事不知重复了多少遍，但我们照旧爱听，因为心里舒坦。见了面照样打头忒、摸脑袋。这是因为我们还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童言无忌，无话不谈。” 不像她和大学同学、同事，留学时的朋友聚会，一本正经的，说话时都要留个心眼。
德明立刻接上口：“借林媛的吉言，你们猜，现在我最想摸谁的头？” 他的心思我知道，这个问题我想不必解释了。
“你说呢？” 丽华朝他瞪眼。
“是晓萍这个小姑娘。” 德明终于把他的心声给吐了出来。听他这么一说，晓萍竟将头伸了过来。我们三个在一旁傻呆着，心里酸溜溜的，脸上有一种难以用语言形容的表情 用膛目结舌、呆若木鸡来形容也不是十分准确。我要是有这个贼胆该多好啊。
一阵大笑后，林媛又开口：“难道没听人说，朋友还是老的好，从小到大忘不了。” 大家是频频点头。她有意把话题引开，急转直下：“大家现在身体都很好吧？” 她们中就丽华身体不怎么好，她从小身体就虚弱。
“你们男士呢？” 林媛要我回答。我只能如实相告：“小时候我贪吃，现在遭报应了。血糖和胆固醇都有点偏高，到了国外，好像奶制品和海鲜吃多了。( 平南文学网)” 想不到我这么一说，他们三个都笑了起来，原来他们和我一样。
“谁叫你们是结拜兄弟，怪不得生的病都是一个样。要我说呀，这是你们小时候吃猪头肉惹的祸，它胆固醇很高的。”晓萍笑着说。
“谁想出来吃猪头肉的？有一次，你们还送给我一大包呢。” 丽华问。
他们三个都说是我的发明。她们几个又说起小时候我们的吃相来了，大家是嘻嘻哈哈，好不开心。
“丽华，你是没有领教过阿魏的吃相。有一次在幼儿园他和德明比赛吃饭，是咸菜南瓜面疙瘩，他一口气倒下去七碗，抵得上现在三、四碗饭了。看他吃饭就有一种鞭策感，我们吃饭也不知不觉快了起来。那时粮食紧张，吃少了太吃亏了。” 林媛这次也不放过我。
“海伦，他和你一起吃饭的时间最长。你说说，他有没有多吃你的？”
“当然有啦，有一次，阿婆烧了肉炖蛋。 她用筷子在上面一划，一人一半。他的一半转眼就没了，他从下面像挖地道一样，挖了过来，吃掉我的一半，被阿婆骂了一顿。还有一次吃冷面，我只答应他吃一筷子。他用筷子在我碗里一卷，把我半碗冷面全卷了去，急得我直喊阿婆。” 大家又前俯后仰，笑得合不拢嘴了。
不知不觉，两个小时就过去了。我们八个坐在这里像小孩一样吵吵嚷嚷，意犹未尽。这时，有不少人陆陆续续地来喝茶了，我们的声音相应地小了下来。我有点看不懂，这又不是像以前的茶馆店，难道这些人都是来耗时间的？不过从衣着上看，他们都应该是一些白领。
林媛看了看手表：“还有半小时，抓紧时间，今天的行程是排得满满的。”
“哎，我说几位老兄，你们以前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好事，趁现在交代一下。” 丽华一直想知道这些。
“那些都是陈芝麻烂谷子、鸡毛蒜皮、芝麻绿豆和针头线脑，提它没意思。”
“啊呀，快讲给我们听嘛。” 晓萍也想知道。
他们几个看着我，我也就自作主张了：“有些事呢，但说无妨，毕竟时过境迁了。”
“既往不究。” 林媛微微一笑。
“我坦白，我坦白。你们还记那个代课老师‘小广东’吗？她的那只手表就是被我用吸铁石吸坏了，我一直不敢承认，心里一直觉得很对不起她。” 德明一边说，一边露出很内疚的样子。
“我就知道是你。” 林媛放起马后炮来。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说啊，应该让他吃吃苦头。” 丽华责怪起林媛来。
那是文割伊始，周老师病了，我班来了个代课老师，是个广东人。她人很矮小，我们背地里叫她“小广东”。其实，她是个南洋华侨，就住在我们的后弄堂里。她刚来时，衣着还有点奇装异服的样子。
有一次课间休息，趁几个捣蛋鬼和她糊搅蛮缠时，德明用吸铁石把她的手表吸了一下。第二天上课时，她哭着告诉我们，她的手表被人弄坏了，她非常伤心，这是她最值钱的家当。她到这里来代课，一天只有几毛钱，是混口饭吃。听她这么一说，全班同学都低着头不敢看她，我们都觉得她很可怜。没过几天，她就不来代课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德明当天就告诉了我们这件事，我们除了责怪他，还能做什么呢？后来德明想给她一点赔偿，当面向她道歉。我们找到她家里，才知道她已离开了上海，不知上哪儿去了。问了她的亲戚，才知道她原来是马来西亚华侨，老家在广州。她来广州读书不到一年就碰上文割，家里遭到了打砸抢，她便逃到上海，来亲友家避避风头。想不到在学校里，她的手表被学生给弄坏了，她怎么会不伤心呢。虽然这种事在文割初期也算不了什么，但毕竟是我们做的亏心事。它就象一块大石头，一直压在我们的心上，挥之不去，每当想起它，我们的心就痛。
今天德明把这件事说开了，我想他的心里会平衡一些。气氛一下子沉重了起来，大家都默不作声，晓萍的眼睛照样红了起来，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令人痛苦的岁月。
“阿魏，说说你的，你肚子里的坏水最多。” 还是丽华打破了沉默，小时候她经常说我肚子里有几根蛔虫她都知道。
“今天说好了不忆苦，要说开心的。” 林媛提醒大家。
“我这不算苦的，不过，这事发生在中学里，与你们三位没有关系。”
“讲出来让大家听听。” 晓萍在催我。
故事发生在中学野营拉练的时候，我们一个年级的八个班级近四百个人加上老师、随队工人和医生组成了一个野营团，林媛任副团长。在拉练中，林媛显示了她那非凡的组织和指挥才能。拉练中的行军路线，鼓励宣传，住宿安排都是她主要负责的。那个工人团长，除了能大声地对我们吼上几声，给我们鼓鼓劲，训训人，就没有什么别的能耐了。
我记得那天是夜行军，当然，我们事先谁也不知道。深夜十一点，走了一整天路的我们早已疲惫不堪，呼呼入睡了。忽然，紧急起床号传来，大家在一片漆黑中忙着穿衣和打行军包，因为团里规定，夜行军不许开灯。睡在我身旁的随队陆医生悄悄地高诉我，他今天晚上骨头有一点疼，好像要下雨，叫我不要把塑料布打在背包上，以防下雨。我偷偷地把这事告诉了大铭和德明。
果然，没走多久，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全班除了几个人准备了雨片外，大多数同学都浑身湿透了。我们顶风冒雨，在泥泞的小道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跑。时逢寒冬腊月，冷风一吹，浑身刺骨的寒冷，大家是叫苦不迭。那个工人团长不体贴学生，还要大家唱什么<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现代京剧沙家浜选段)。
事后我们得知，行军前林媛曾向团长建议，让同学们把塑料布准备好，如果下雨，可以用它来遮风挡雨。那个团长不同意，说这是一次很好的磨炼机会，最能锻炼人的意志。他不让林媛叫同学们作准备，还说什么这是记律。
到了宿营地，林媛立刻组织同学烧开水，烘衣服。从每班调了两个男生，为女生送热水，她们的衣服全湿透了，都躲在被窝里呢。她把这差使派给了我和大铭。我们挑着热水路过男生驻地时，只见德明拿了个脸盆在等我们。我们只得给他热水，他又是洗脸，又是洗脚。没办法，他臭气熏天的脚不洗，大家今晚别睡了。陆医生却说，脚越臭身体越健康。
我们送第二桶水的时候，我班近一半男生在半道上把我们给截住了，像土匪一样强盗抢。我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啊。为此大铭急得直嚷嚷：“这是女生的用水！副团长要怪我们的。” 这帮人哪里肯听，一眨眼的功夫，大半桶水就没了。
我们只得谎报军情，说半路上打翻了，林媛并没有责怪我们，就是委屈了等着用热水的女同学。
“你们男生真可恶！” 晓萍轻轻地敲着桌面表示她的愤怒。
“说好的，既往不究。” 德明照样是嘻皮笑脸。
说到一九七一年底的野营拉练，它也是值得我们骄傲的经历。那是响应＊主席的号召“野营拉练好”，学习解放军，练出铁脚板，踏死帝修反。为了减轻负担，我们男生都是轻装上阵，能省略的一律不带，但<＊主席语录>是一定要带的，那是精神食粮，动力的源泉。我还带上一张上海简易地图，它的反面有郊区图，阿哥的那架二波段半导体，被我偷偷打进了行军包，因为我要听“敌台”，一天不听就好像缺了什么。我、德明和大铭(小黄生病请了假)合带一个小脸盆，供三人洗脸洗脚用。当然，我们还带了些零用钱。但女生就不一样了，她们都进入了青春期，那随身的东西就多了。后来很多她们的物品，从皮头铺盖到洗脸盆等，都转移到了男生的肩上。
我们几个身体强壮的除了自己的皮头铺盖，还帮炊事班背行军锅等。而工人团的日子比我们好过多了，他们有机械化部队，就是厂里的卡车，辎重全在车上，谁走不动了还能搭上一程。
那天我们在建国路上的卢湾区体育场开完誓师大会，各路大军浩浩荡荡便直奔野营的第一站：莘庄。大概第一天我们太兴奋、劲头足、体力好，加上走的是平坦大道，步伐坚定又轻快。一路上歌声嘹亮，口号震天，也没觉得特别累，感觉是“胜似闲庭信步”。
接下来的便是硬仗，目的地是华阳桥，七十余华里，而且有一段是急行军。从宿营地跑出没多久，团里传来了命令，说有一小股空投美蒋特务被兄弟团紧紧包围，上级要我们团去增援围歼，讲得比真的还要真。三十三华里路，团里要求我们二小时内务必赶到。德明说一个团连十几个狗特务都对付不了，难道他们是吃干饭的。我们都知道这是假的，但必须要把它当真的。军令如山，谁敢违抗。不理解没关系，因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随队的陆医生告诉我们，普通的行军速度是每小时八华里，急行军也就在十四华里左右，三十三华里二小时已经是强行军了。而且那是真刀实抢、正规军的速度，可我们连杂牌军都不是，也没受过什么军事训练，是否吃得消。稍作动员后，全团踏上了强行军的征程。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小青年撒腿就小跑起来，和<南征北站>的急行军也差不多了。我们童年大玩游戏的优越性这时充分地体现了出来。它使我们锻炼了身体，强壮了肌肉，增强了耐力，磨炼了意志，最重要的是培养了我们吃苦耐劳、不畏艰难、好胜性强，不肯认输的精神。最后三华里是全速前进，就是狂奔，大家不怕艰难险阻，咬紧牙关，勇往直前，谁也不甘落后，终于在规定时间内到达目的地。虽然天寒地冻，我们却跑出了一身臭汗，虽然筋疲力尽，但我们斗志异常的昂扬。
不过野营拉练头几天大家还挺得住，但往后的日子就难过了，人也累了，腿也酸了，有的脚上还起了泡，全身的骨头架子像散了一样，只能用革命口号来为自己打气：“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团领导真英明，要是急行军放在最后几站，就是用刺刀顶着，大家也跑不快了。
野营拉练另一个任务就是要沿途宣传＊泽东思想，学老红军做“播种机”，前几站播种得还马马虎虎，到后来人困马乏，连跑路都成了问题，这项任务只能免了。途中我们还请当地贫下中农作了几场忆苦思甜报告，就是把他们满肚子的苦水都倒出来，那真是字字血、声声泪。他们都是忆苦专家，那些词他们是倒背如流。其实都是大同小异，就是旧社会苦，新社会甜。地主老财都是黄世仁、刘文彩，因为天下乌鸦一般黑。
但最能引起我兴趣的是那次吃忆苦饭。那天忆好苦，思好甜，喊完口号，唱罢<不忘级级苦>， 贫下中农要让我们尝尝旧社会的苦了。有人抬上来一个箩筐，上面盖着一块黑布。一掀，全是黑窝窝头，但飘出来的却是一股前所未闻的香味。每人只发一个，因为旧社会有时一天一个也吃不到。拿到手掰开一看，那黑窝窝头有点像现在的营养黑面包，其实就是黑面粉里加一些粗麸皮和一些叫不出名的野菜，再象征性地加了一些谷糠，所以有一种特别的香味。那忆苦饭被饿急的我们三口两口就报销了。除了难咽，味道还是不错的。我想这就是吃糠咽菜了，但我不怎么明白：旧社会农民天天吃这等东西，怎么可能饿死人。
我一直想再尝尝这忆苦饭，一直没能如愿。很久以后，在新西兰一家高级的食品店里我发现了一种比普通面包贵七倍左右、黑不溜秋的面包。它的出现使我想起了忆苦饭，我一冲动，便买来尝尝。里面全是麸皮、没碾碎的瓜子之类的东西，比白面包难咽多了，不过还真尝出点忆苦饭的味道。
团里还组织我们风餐露宿，在行军中进食，其实就是在野餐。那是野营途中的唯一的一顿大肉，一块如酱子肉大小的白煮肉(大约二两)，用草绳一扎，每人一块。我们已有半个月没好好吃肉了，大家蹲在路旁，在刺骨的寒风里狼吞虎咽，就像几年没吃过肉似的，好在那时我们肚子消化油水的功能特别强，所以没有一个拉肚子的。
那次野营拉练最远点到了听人说与浙江只一桥之隔的枫泾镇。那时正好行程过半，团里照顾女生，便放假休整一天。女生都躺在地铺上哼哼唧唧的，恨不得睡它三天三夜。可我们男生怎么闲得住，再说我们精力过剩还要发泄，所以想趁休息逛逛枫泾镇。遗憾的是大铭没去，此时他实际上已成了林媛的传令兵。
说是镇，实际上也就是一条街。虽然枫泾镇是在上海金山县地界，但当地的土话我们已听不太懂，上了年纪的女人都身着蓝花土布衫，戴头巾，腰上系着围兜，弄得来像少数民族打扮。我们第一件事便是买吃的，那时还没有地方特产这个概念，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有一家小店卖烧饼，五分一个，看上去像上海的酥油饼差不多，上海和浙江粮票都收。每人买两个，我和德明则多要了一个，和要大铭有福同享。经过十天的疲于奔命，肚里的油水全部耗尽了，那酥饼在我们嘴里就成了天下第一美味。
在一家小药店里，我们发现柜台里竟放着云南白药，一角一分一小瓶，那时在上海这是紧俏商品。德明立刻买了两瓶，我们问他，他说除了治跌打损伤，它还有耐痛耐毒打的功效。从前小偷在被人抓到前，先吞一些云南白药，这样就是上大刑也能挺得住，但一定要被人毒打，不然其药的作用会使他生不如死(就像鸦片来烟瘾了？)。后来有人想出了毒办法，知道小偷吞了药，便将他手脚全捆住，让他自作自受。听了他的故事，我也掏钱买了两瓶，万一我被人毒打，也好救救急。其它同学有的买也有的不买，那小店里的几瓶云南白药被我们一抢而空。当然，所有这些都必须瞒着老师和林媛。
那难忘的野营拉练历时二十天，行程五百余华里，露宿和途经莘庄、颛桥、华阳桥、松隐、钱迂、朱泾、枫泾、石湖荡、五里塘和七宝。横穿闵行、上海县、金山县和松江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