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洗冤录
2007年4月18日早晨6时左右，被告人龚有义身穿蓑衣，头戴笠帽，携带锄头、簸箕，进入位于后港村西南面的马良山毛竹园偷挖竹笋。正当挖掘竹笋时，村护林员彭三毛发现了龚有义的举动，并当场制止和指责龚有义的不法行为，令其去村委会接受处理，龚有义不从。于是彭三毛去夺锄头，被告人顺势用锄头柄猛捅彭三毛头部，使彭三毛当即倒地。被告人生怕罪行败露，顿起杀人灭口恶念，又用锄头连续猛击彭三毛头部数下，致彭三毛右侧部和顶部颅骨粉碎性骨折，造成严重脑损伤而死亡。
起诉书确认：被告人龚有义活活将护林员敲死，情节严重，手段恶劣，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构成故意杀人罪，故提起公诉。
看完起诉书，刘一扬起眉毛，问周铁林道：“有什么问题吗？”
周铁林是东海的一名律师，和当记者的刘一是极好的朋友，他刚刚接了一宗案子，也就是起诉书上所写的这桩案件，看起来他似乎遇到了什么棘手的问题，所以才将起诉书带给刘一看。
周铁林吸了一口气道：“这个龚有义，是被冤枉的。”
其实无论当事人是冤枉还是真的犯了被指控的罪行，对于律师来讲，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为犯罪嫌疑人辩护，是一个律师的义务，刘一和周铁林相交十年，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对自己的当事人在辩护之前做出评论，但今天如此例外，看来此事不同寻常。
“愿闻其详。”刘一做了一个让他继续说下去的手势。
周铁林道：“一年前，我的钱包掉在了大街上，里面有我的律师证、身份证，还有三千八百元钱，我虽然报了案，但是根本就没有指望能找回这些东西。但是，没想到，当天夜里，就有一个人把钱物送到我的家里去了，我对他非常感激，就拿出五百块钱作为酬金给他，可是他坚决不要，说捡到钱还给人家这是应该的，然后他就要走，这样一个好人就是龚有义，当时他唯一接受的，就是我开车把他送回去——因为已经没有回乡下的车了。你说，这样的一个拾金不昧的好人，有可能因为偷笋而杀人吗？”
“不会。”刘一赞同他的话，“如果他真是如你所说的这样一个好人，那他可能的确是冤枉的。”
周铁林道：“我其实找到了物证方面几处明显的疑点，公安局从龚有义的家里搜出了三把锄头，说其中有一把锄头正是做案的凶器，起诉书认定被害人头部多处粉碎性骨折，从尸体检验鉴定书看，被害人头部、脸部都有血迹，如果被告人龚有义的锄头是杀害被害人的凶器，那么，就应该在该锄头上留有血迹啊，现有的科学技术完全能化验出这些痕迹，但经化验却没有任何可以说明问题的证据。”周铁林拿出了尸体检验鉴定书给他看。
“没有血迹，这不符合常理。”刘一显得很吃惊。
“岂止不符合常理，根本就是无中生有，你再看，公安机关的工具痕迹鉴定书认定：提取的‘锄头宽度为7.5cm，可以认定挖笋用锄头与提取的锄头同宽度’。公安机关《凶杀案现场勘查笔录》又认定：距尸体3米和2米处各有一棵毛笋被挖，被挖地上尚有锄头挖痕，锄头板宽为7.5cm，就是这两个看似互相印证的7.5cm恰恰暴露了公安机关的错误。”
刘一没有听明白，反问道：“什么错误？”
“常识错误，我在公安局当场用一把宽为7.8cm、长度为30cm的锄头，在院内有土的地方，挖了4锄，深度分别为15cm、16cm、16cm、14cm。经测量，锄头挖掘的痕迹宽度均为8cm。这一宽度都比锄头的实际宽度多0.2cm。因为，锄头下挖时必有一定的斜度和晃动。所以，可以认定，在本案现场用宽度为7.5cm的锄头挖掘的痕迹，必须大于7.5cm，而不是等于7.5cm。公安局指证龚有义的两个数字，根本就是无中生有臆造出来的。我出生于农村，所以知道这个道理，那些公安局的刑侦人员都在城市长大，所以他们不知道，结果让我抓住了破绽。但是，他们却又说，这只能说明，从被告人家中提取的这把锄头，并非是杀害被害人的凶器。可能是他们一时大意，弄错了凶器而已。”
听明白了的刘一大怒：“人命关天，怎么能这样不负责呢？简直太糊涂太荒唐了。”
周铁林道：“站在警方的立场，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有一些证据对龚有义很不利，一是在案发的前两天，他曾经和死者彭三毛争执过，还挨过彭三毛的打，这件事村里有很多人都亲眼看见了；二是在案发当日，还有几个人曾经看到他到过案发现场，他虽然辩解说自己当时在家睡觉，可是没有人证明。警方认为，他具备作案动机和作案时间。所以，我必须想方设法寻找破绽，洗清他的罪名，不过这件事肯定不容易，我需要你的帮助。”
“行！”刘一点头，“你需要我怎么样帮助你？”
周铁林道：“我昨天到后港村搜集线索时，曾遭到村里人的威胁，他们警告我不准为龚有义辩护，这也更加说明，这件案子很有问题。你是公安部的特别调查人员，我想请你以警方的名义帮助我。”
“没问题。”刘一一口答应，“我现在对这件案子也非常感兴趣了，我和你一起去看守所，去见一见龚有义。”两个人马上动身，来到了看守所。
铁门“咣当”一声打开了，戴着手铐的龚有义被带了出来，他一看到周铁林，立刻像看到救星一样扑了过来：“周律师，我没有杀人，我是冤枉的，你一定调查清楚了，是不是，是不是？”民警喝道：“老实点。”强行把他按在椅子上。但他仍然大嚷大叫道：“放开我，我是冤枉的，我是冤枉的。”他的叫声中充满了悲愤和痛苦，令人倍感伤心。
周铁林强忍住心头的激动，抓住龚有义的手，“有义，冷静点，冷静点，我会帮你的，你放心。我还专门请了一个朋友来帮你，”他一指刘一道，“这位刘一先生，是东海的名记者，也是公安部特别调查员，他一定会帮你洗脱你的冤屈的。”一听这话，龚有义的眼中，登时绽放出希望的火花，久久地目不转睛地望着刘一，这种目光令刘一觉得，如果自己不能洗刷他的冤屈，那自己在人世间简直是白活了一回。
他也握住了龚有义的手，用一种温暖的语调说，“你是铁林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你是冤枉的。我会帮你洗脱罪名的，相信我。”
在刘一的安慰下，龚有义渐渐地冷静下来。
“我没有杀人，我根本连现场都没有去过，事发当时我一个人在家里睡觉，后来公安来了，我听到村里很吵才起来，然后听到村里的人议论，这才知道彭三毛被人杀死了，但是公安找了几个人调查之后，第二天忽然闯进了我的家，把我抓起来，说我是凶手。说我与彭三毛一直就是对头，还说人证物证确凿，我怀疑我是因为上次举报村主任那件事遭到报复，有人故意栽赃陷害我，因为村里所有的人都知道，彭三毛是村主任的心腹。”
“你举报村主任？是怎么回事？”刘一按下了录音机的键。
“村主任叫林义和，他在村里横行霸道，骑在我们的头上，把村里的公款当做自家的钱，想拿就拿，却不管底下人的死活，咱们村里的老百姓穷得连饭都吃不饱，我气不过，就到城里来告过他几次，可是每次他都用钱买通了，而且还知道是我在告他，所以他一直想报复我。”
这的确是很重要的情况，刘一点头，然后又问：“你与彭三毛为什么会争执？他为什么打你？”
“他是林义和的心腹，那次他带人找上门，故意说我偷了村委会的东西，还把我打伤了，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我知道，是林义和指使他这么做的。我虽然恨彭三毛，可是我没有杀他，连想都没有想过，因为我一直相信，只有法律才可以解决问题。”龚有义又激动起来。
这时的刘一更加坚信龚有义无罪，而且对要调查的方向已经大致上有了底，他又安慰了龚有义几句，然后就从看守所出来，两人直奔后港村，开始对这件案子进行调查。
从已有的材料来看，出来指证龚有义的有三个人。刘一准备一个接一个找证人谈一谈，看看能不能从中寻找到某些破绽。
与龚有义同村的妇女何淑兰的证言是指控龚有义进入作案现场的主要依据。根据资料显示，警方在展开调查时，正是她提出在案发时曾见过龚有义，所以龚有义才会被列为重点怀疑对象，刘一和周铁林决定先找到她。
两人打听到何淑兰所住的地方，在她的家门口找到了她，她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有几分姿色，打扮也不像一般农村妇女那样朴实，甚至还有几分妖里妖气，眼球转动之间，还透露着几分狡黠，当刘一他们表露身份，说是记者和律师后，想向她了解一些情况时，她根本不理睬他们。
刘一正准备给她施加压力，忽然，不知从哪里冒出了几个村民打扮的壮汉，把他们围住了，为首的毫不客气地问：“你们是干什么的？”还没等他们说话，其中一个便又指着周铁林嚷起来：“这个戴眼镜的不是上次那个自称是龚有义的辩护律师吗？他妈的上次不是警告过你不要再来村子里的吗，怎么又来了，是不是想死啊？”他这一叫嚷，另几个家伙都开始骂骂咧咧地挽袖子准备动手，看情形是准备用武力赶他们走。
周铁林边退边解释道：“你们不要乱来啊，我作为龚有义的辩护律师，法律规定我有权对案情展开调查的。”
“调查什么？龚有义杀人这已经是全村人都知道的事，看来不给你一点教训你就不知道我们后港村人的厉害。”几个家伙说着，都气势汹汹地扑了过来，向他们俩挥起了拳头。猛然间，他们眼前一花，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刘一的飞腿已经将他们一一踢得飞了起来，他们全都跌倒在地上。哎哟哎呦地叫了起来。
刘一冷笑道，“还有谁不服的，继续上来。”从小学习武术、精通格斗的他哪把这几个家伙放在眼里，但偏偏有两个莽夫不知道厉害，嗷地叫了一声又扑了上来，刘一一手一个，抓住他们的手腕，猛一用力，他们顿时疼得哇哇地大叫，眼泪都流了出来，跪倒在地，狂叫：“饶命，饶命。”刘一猛地将他们两个头对准一撞，只听得“嗵”的一声闷响，两个大汉被撞得昏了过去，其余的人全都惊呆了，刘一再一转头，他们全都骇得像兔子一样地跑了。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何淑兰目瞪口呆，身子发起抖来，刘一乘胜追击，又向她亮出公安部给他发的特别证件，“何淑兰，我不仅仅是记者，而且还是公安部的特别调查员，请你如实回答我的问题，我提醒你，如果你向警方提供假口供，我们可以马上抓你坐牢。”这一番话让何淑兰更加害怕，开始老老实实地回答刘一的问题。
刘一问道：“你向警方提供情况时说，在案发那天早上6时，你看到的一个人头戴笠帽、身穿蓑衣，你和他相距十米左右，你从背后认出这个人是本村的龚有义，当时龚有义往路口走去，是这样吗？”“是的。”何淑兰点头。“而且你还把警方带到了现场看过。”“是。”何淑兰再点头。“那请你也把我们带到现场去看看好吗？”何淑兰不敢拒绝，将刘一带到了她所指的当时看到龚有义的现场。
观察了一会儿，刘一发现了疑点，便要何淑兰在原地站着，让周铁林穿上大衣向前走了十多米，背对着自己，他仔细地观察周铁林，发现除非自己事前知道他是周铁林，否则不可能从后面认出他来，他马上问何淑兰道：“你说你当时看到的是一个人的背影，而且相距十多米，而这个人当时还戴着笠帽，穿着蓑衣，你凭什么那么肯定就是被告人龚有义？”何淑兰一时语塞，刘一看着她道：“我敢肯定，如果我这时穿上蓑衣，戴上笠帽，在你前方十多米处远背对着你走，你一定不会认出那是我。”何淑兰脸涨得通红，半天终于说出一句：“都是一个村住了几十年的，很……熟悉，再说我，我也没有说确定，我只是说很像龚有义。”周铁林道：“但是当时警方问你是否可以肯定看到的是龚有义，你的回答是，肯定！”何淑兰又愣了半天才说：“警察既然问了我，我当然只有这样回答了。”“是吗？那就是其实你并不能肯定。”刘一冷冷道，何淑兰不说话了。
“何淑兰，还有一个问题，”周铁林道，“即使你当时所看到的人就是龚有义，可是我们所处的地方和你所说的往路口走去前面的‘路口’还有几十米远，到路口就是南北方向的大路了。而到作案现场，是从路口后穿过大路再向北行。但你怎么知道龚有义一定是往北行呢，他也可能到路口后向南走啊，我上次来调查时知道路口以南都是村里的责任田，而龚有义是以种责任田为生的，他完全有可能是到自己的责任田种田，对吧？”何淑兰低声点头道：“是。”
两人对望了一眼，都觉得收获不小，显然，警方凭何淑兰的口供认定她所见的人就是被告龚有义证据不足，因此，她的证言根本不能证明穿蓑衣的人就是被告龚有义，并且一定是进入了作案现场。
两个人正准备再去找另外的证人，忽然，四面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他们闻声一看，只见四面来了很多人，为首的一个人显然是主事人，他在众人的簇拥之下向他们俩走了过来，何淑兰一看到他，立刻跑了过去，叫了声“干爹”，然后躲在了那人的身后，那人年纪约有五十多岁，一脸的阴沉与狡诈，他的一双三角眼射出像狼一样的目光，死盯着刘一。
“你们是记者和律师？”他问道，声音又哑又冷。
“是。你是谁？有什么问题？”刘一毫无惧意。
“我是这个村的村主任林义和，现在我命令你们滚开，我们后港村不欢迎你们。”
原来他就是林义和！
“轰！”空中像响了一个炸雷。竟是林义和旁边的一个家伙用手上的猎枪朝着天上放了一枪。然后那家伙用枪对准了刘一他们。
“请，你们一个是记者，一个是律师，都是有身份地位的人，可不要给脸不要脸，敬酒不吃吃罚酒。”林义和进一步威胁他们道。
尽管已有心理准备，但两人还是没想到调查的阻力竟如此之大，对手竟然，也竟敢动枪！周铁林轻轻地拉了一下刘一的衣角，小声道：“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们有枪，我们先回去，向公安局报案。”但刘一久历艰险，哪肯轻易退缩，依他的经验，对方不过是想将他们逼走，在大白天公然开枪行凶，他想对方没有这个胆量。
于是他再次拿出了公安部发给他的特别调查证，打开亮在了林义和的眼前，以比对方更冷更严厉的口吻道：“林义和，你看清楚，我是公安部特别调查员刘一，你们好大的胆子，竟然拿枪来威胁公安人员。我要把你们都抓起来带回去。”
林义和显然没想到刘一竟有公安部的特别调查证，他老于世故，立刻知道刘一绝不是一般的人物，在瞬间马上改变了态度，整个脸上堆满了笑容，然后急走了几步，抓住了刘一的手，亲热地摇着。
“哎呀，原来您还是公安部的专员啊，对不起，真对不起。不过别误会，我是办了持枪证的，其实东海的公安系统、政法系统我都很熟啦，比如某某某，某某。”他一连说了几个人的名字，果然都是东海公安和政法系统的要员，这些人刘一都认识，他不由得暗暗心惊，想不到一个小小的村主任竟然都有这么大的一张关系网，但他面上不动声色，淡淡道：“那都是些熟人。”林义和则以更亲热的姿态道：“那就太好了，都是好朋友，有话好说，刘专员，我刚刚有公事外出，才回到村里，没能及时给你们两位接风，实在是有罪，有罪啊。哈哈哈哈。两位一路辛苦，天色不早了，咱们一起吃点工作餐，边吃边谈工作，好不好？”他一转身，看见刚才那放枪的还拿着枪对着刘一，立刻再度变脸，扇了那人一巴掌，“你他妈的蠢猪，还不赶紧给我把枪收起来。”那人赶紧把枪收了起来。
形势发生了转变，刘一立即随机应变道：“那行，只要不给林主任添麻烦就是了。”
“不麻烦，不麻烦，今天能认识刘专员是我林义和的福气，走走走。”他嘻嘻哈哈地将他们俩带到了郊外的一家山庄里。叫了一大桌菜，又喊了五六个人来陪他们两个。
酒菜上来之后，林义和的人开始借敬酒之机向他们俩试探，一时说林主任英明神武，领导有方，一时说龚有义平时就坏透了顶，这次又杀人，激起了村里人的公愤。一时又恭维公安人员为民除害，断案如神。刘一二人假意附和他们，酒席之上不禁笑语声声，热闹非凡。
酒至中途，林义和说是要上厕所，亲热地拉了两人同去，一进卫生间，林义和却拿出了两个厚厚的信封，塞进了他们的口袋，并笑道：“这是一点小意思。权当做见面礼，请你们收下。”
这就是赤luo裸的行贿了，他们俩都知道林义和是什么居心。看来对龚有义的猜测是对的，他极有可能是被林义和栽赃陷害。
周铁林一向正直，不善伪装，刚才酒桌上的虚与委蛇已让他心烦，此时他再也忍不住，恼火地将信封拿了出来，还给林义和：“林主任，你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啊！”
林义和勃然变色：“什么意思？真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可别逼我林某人狗急跳墙呢！”
刘一呵呵一笑，面不改色心不跳地从容道：“林主任不要误会，周律师的意思是说，你的侮辱太轻，我们不是一般的人，胃口很大的，你要对我们重重地侮辱，明白吗？”言下之意故意说是林义和给的钱太少了，在他说话的同时，他暗暗地把周铁林的脚踩了一下，又将那个信封从林义和的手中拿了回来，周铁林心领神会，不再出言，默默地接过了刘一手中的信封。
林义和目视刘一良久，忽然爆发出一阵狂笑，“重重的侮辱，哈哈哈，刘专员真是太会说笑话了，放心，只要龚有义这件案子顺其自然，我一定重重地侮辱你们，而且我还要侮辱你们一百次，哈哈哈。”
三人回到席中，席中众人看他们的表情，以为已经成功成交，于是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敬酒高chao，一时间“屁股一抬，从头再来”“公安部队，干杯不醉”的叫喊声此起彼伏，周铁林是不胜酒力的，但是刘一却酒量惊人，而且还有一手绝活，他发现对方的目的是想将他们灌醉，心里不觉好笑，同时也准备将计就计，于是来者不拒，并且还替周铁林挡酒，更不时地反攻，实际上他却是边喝边运气，喝进去的酒全都化为了汗水从皮肤里出来了。酒喝到深夜，刘一和周铁林没事，林义和和他请的五个陪客却东倒西歪，醉得不成名堂了。
林义和本来就对他们并不完全放心，原准备将他们灌醉了之后晚上留他们住宿，再给他们安排两个小姐，并暗暗录像，彻底堵住他们的口，并抓住他们的把柄，没想到他自己和手下的人却被抬进了房间，两个已经安排好的小姐也被刘一打发走了。刘一和周铁林则连夜出逃，开始找第二和第三证人。
没有了林义和的干扰，他们很容易地找到了案子的另两名证人。
这两个证人是两名中学生，是两兄弟，分别叫黄大军、黄大伟，是后港邻村拾回桥村人，他们在案发那天早上6时许上学的时候，看到一个头戴笠帽、穿蓑衣的人背着锄头往马良山（作案现场）去。这又是指控被告人龚有义进入作案现场的重要依据，因为他们说，他俩当时距离那个人大约八米左右，且是从侧面看到了那人的脸部，并讨论过那个人。黄大伟当时就说：“大概去偷笋吧。”之所以认定那个人是龚有义，是因为这两兄弟都说，当时觉得那个人的鼻子挺大的，而龚有义刚好是一个大鼻子，再加上先前何淑兰一口咬定自己看见的人是龚有义，因此警方认定龚有义就是作案凶手。
“两位同学，我来之前查过你们的资料，知道你们两个都是很优秀的好学生，你们应该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一旦弄错，可能一个无辜的人会白白丢命，而真正的凶手却逍遥法外，所以请你们诚实地告诉我，你们所看到的那个人真的是大鼻子吗？”
中学生毕竟没有踏入社会，没有社会人那种善于伪装的本事，刘一这样一问，他们的脸上立刻浮现出一丝难为情之色。好半天，两兄弟一起摇头：“其实，我们——我们——并不敢肯定。”
周铁林惊讶道：“但是为什么你们在警方调查时却说那个人是一个大鼻子呢？”
黄大军道：“因为，中午我们回家吃午饭时已经到处听人说，杀人的是一个大鼻子。说有人亲眼看见是一个大鼻子杀人——我们村里的人都这么说，包括我的爸爸妈妈，我们下午上学，听到班上的同学也这样说，所以让我们也觉得那人的鼻子真的很大吧，其实我们当时也只是看了一眼，对那人的鼻子并没有什么印象，后来警察来学校调查，我们也想立功在同学面前炫耀一番，于是就对警察说看见的是一个大鼻子的人，但后来我们冷静下来一想，觉得他的鼻子确实并不是很大。可是我们已经对警察说过了，我们不敢再改口。因为我们怕坐牢的。”
这又是令人震惊的消息，刘一道：“你们是说，在你们接受警方调查前，你们就已经听到了风声说凶手是一个大鼻子吗？”
两兄弟齐声道：“是的。”
不用说，这又是林义和的人在搞鬼，但是狐狸尾巴又被刘一他们抓住了。
黄大伟怯生生地问：“叔叔，现在我们说了实话，你不会抓我们去坐牢吧？”
“你们很诚实，我很感谢你们。”刘一非常真诚地说：“我向你们保证，你们绝不会因此而坐牢，反而会得到奖励。谢谢你们。”
案情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凭现在他们调查所得到的东西，应该已经可以洗脱龚有义的嫌疑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满足，又悄悄地摸回了后港村，准备找一个叫做危义山的人。
在周铁林第一次进村调查的时候，危义山主动和他说话，刚对他说了一句“龚有义是冤枉的——”，林义和的人就来了，危义山赶紧溜走，周铁林也被他们赶走了。周铁林估计，危义山可能知道某些内幕。
打听到危义山的家后，刘一他们两人摸到了危义山的大门口，轻轻地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很警觉的声音，“谁啊？”周铁林听出是危义山的声音，回答道：“是我，周律师。找你问问情况。”
门“吱呀”一声开了，危义山闪将出来，一把将他们两人拉了进来，然后飞快地关上了门。
“真是你，周律师，和你一起的就是刘专员吧，我白天就看见你们了，你们不是被林义和拉去喝酒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危义山显得很激动。
“我们把他们灌醉了，偷跑出来找你。”周铁林笑道：“上次你不是说龚有义是冤枉的吗？现在没有人来打扰我们了，你尽可以大胆地把你所知道的讲出来。”
“那太好了，我就说嘛，世上还是有好人啊。”危义山一拍大腿，“其实村里人谁不知道有义哥是冤枉的，只是怕林义和不敢说。你们不知道吧，那个说看见龚大哥的女人何淑兰，表面上是林义和的干女儿，其实是林义和的qing人，林义和知道龚有义几次告状，一直都想整死他，林义和肯定是指使何淑兰陷害龚有义的。”
“哦。”刘一他们终于明白了何淑兰的动机。
危义山又道：“还有，我还知道彭三毛的真正仇人不是龚有义，而是林正权。”
“林正权？”两人立刻警觉起来，“那是报案者，就是他发现彭三毛的尸体的。”
“是的，他是林义和的侄儿。彭三毛是林义和的干儿子，他们是穿一条裤子的，但我知道，他们只是表面上很好，实际上有深仇大恨。”
这又是重大的发现！
危义山狠狠地咽了一下口水道：“其实林正权一直给彭三毛戴绿帽子，和彭三毛的老婆偷qing。但开始村里的人谁也不知道，上个月有一天晚上，我在外面喝多了酒，还没进村稀里糊涂地就倒在了责任田里睡着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我被尿憋醒了，这时我听到附近有动静，是一男一女的声音，我向四周看了看，竟然发现林正权趴在三毛老婆的身上，他们俩在兴奋中，根本没发现我，过了一会儿，两人做完了事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我知道彭三毛和林正权他们都是一伙的，平常他们也老欺侮我，所以我恨他们，我就想他们两人狗咬狗，所以过了几天我故意装好人偷偷地把这事告诉了三毛。三毛当时肺都要气炸了，立刻就要去找林正权，我怕他把我抖出来，又怕林正权不承认两人打不起来，就赶紧拉住了他，说捉贼拿赃，捉奸拿双，现在去找林正权他肯定不会承认。我要三毛等待机会。其实我就希望三毛捉到现行之后两人打得你死我活，像潘金莲和西门庆有了奸情，武大郎当场捉奸，最后几个人都死了才好。
“但是后来一直没有动静，我再问三毛，他却一句话不说就发起怒来，脸涨得通红，操起家伙还要打我，吓得我赶紧跑了。以后也不敢再问了，但是我知道这其中肯定有些问题。”
“为什么？”
“因为三毛脾气很暴躁，也不像林正权那样很有心计，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即使他没有发现他老婆和林正权的奸情，他也只可能先开口骂我胡说八道，并警告我再不乱说，不应该一句话不说就打我，照我估计，他可能是发现了他老婆和林正权的奸情，但是却迫于某种无奈不能够承认。所以他有气无处发，就打我出气。”
“那么，”刘一深思道，“你认为他是迫于哪种压力呢？”
“林义和。三毛是林义和的干儿子，靠着林义和这棵大树才讨了不少好，而林正权是林义和的亲侄儿，或许这件事林义和最后出面，让这件事私了，三毛再横，可是不敢不听林义和的，但他心里非常气愤。这件事只过了三天，就发生了三毛被杀一事。而且警方调查完后，他就马上说要外出打工，人跑得没有影了，哪有这么巧的事：所以我怀疑，这件案子其实是与林正权有关。而龚有义则是被陷害的。”
刘一思索道：“我们假设，彭三毛迫于林义和的压力，不得不答应，但是心中十分怨恨，觉得自己为林义和出了不少力，林义和却偏袒林正权，他是个粗人，可能会在他老婆面前流露口风，说要把林义和的一些事抖出去，而他老婆被捉奸之后，表面上规规矩矩，其实心里还想着林正权，就偷偷地把三毛的举动告诉了林义和。”
“对。”周铁林道：“可能她还会添油加醋说彭三毛想和龚有义联合起来，一起造反，这样林义和大怒，就和林正权商量准备除掉彭三毛，然后再嫁祸给龚有义，说人是他杀的。”
刘一道：“我们的推理方向可能是对的，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林正权有杀人动机，但关键还是要能找到确切的证据就好了。调查到现在，我已经不仅仅只想着为龚有义洗冤，而且还想找出真正的凶手了。”
周铁林道：“在当时的现场，距彭三毛尸体十多米处的一棵大树上，发现了一个沾血的指纹。”他拿出了鉴定书，指给刘一看，“据公安部门认定，这枚指纹应该不是彭三毛的，而是行凶者在走出十多米之后忽然发现自己的手上沾了血，所以就在树上抹了一下。但是这枚提取的指纹残缺不全，警方认为不具备鉴定条件，所以没有对它进行鉴定。我不知道警方所说的是不是真的，但我想这枚指纹对我们搞清真相是一个关键。”
“残缺指纹，我想想，对了，李鑫平博士，他应该有办法。”刘一想到了一个人，兴奋地叫了起来。周铁林也是眼睛一亮，“对呀，李博士。他可是国际权威，只有你请得动他，这下应该没问题了！”
刘一所说的李鑫平是美籍华人，国际刑侦权威，三十年来破获了无数的大案要案，上个星期应公安部的邀请来华讲课，刘一曾专程陪同并对他做过专访，他渊博的学识给刘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刘一所知，李博士目前仍在中国，下个星期才会走，刘一决定，明天将指纹送往李博士处，请他帮忙鉴定。
两人就在危义山的家里小睡了一会，天刚亮，两人就爬了起来，向危义山告辞，上了车之后，便向东海疾驶而去，准备立刻开展下一阶段的计划。
车刚刚驶出村口，上了大路，忽然，迎面一辆大卡车疾驶过来，完全没有减速的迹象，向着他们的车猛撞过来，刘一意识到不好，猛然一打方向盘，向右猛拐，但那卡车居然也向左打转，存心是要将刘一的车撞倒，就在两车即将相撞的一瞬间，刘一猛然再打方向盘，小车左边的两轮顿时腾空，小车随之向右倒去，与地面呈75度，就靠着右边的两个轮子向前行进，凭着无与伦比的车技，小车终于与大卡车擦身而过，刘一再猛一打方向盘，小车才又恢复了正常行驶状，地面溜出一排的火花。两人算是从鬼门关里走了一回。
两人抹了一把冷汗，再看那大卡车，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刘一笑道：“看来林义和是个很守信用的人，昨晚说一定会给我们重重的侮辱，今天早上他就真的给我们了。我们应该好好地报答他才是。”
回到东海，刘一将自己所调查的结果向公安局贺局长、市政法委书记作了汇报，因为证据很明显，龚有义暂时取保候审，但由于林义和在东海关系网的阻挠，林义和依然没有被审查，刘一没有办法，只好自己亲自带着那枚“没有价值”的指纹上公安部，和李博士取得了联系，请他帮忙鉴定。
在焦急的盼望中，在东海苦等消息的刘一终于盼来了李博士，随行的还有公安部的一名着名的刑侦专家刘天扬。
“经仔细检验，该指纹上共有3个被称为高尔登的细节特征，的确不具备鉴定条件。”（注：在传统的指纹鉴定领域，指纹比对主要是依靠高尔登细节来认定。高尔登细节是一条指纹线的端点形态，从图形上看，线条总是有起点和终点，也有线条和线条交汇处，称为结合部，这些都是特征。一个指纹一共有100到120个高尔登细节特征。）
看着困惑的刘一，李博士进一步解释道：“现代指纹学的发展，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按约定俗成的习惯，在欧洲国家，具备12个高尔登特征以上的指纹才符合鉴定条件，中国的标准是8个以上。对特征数量定出标准，主要是因为存在特征相同的概率。
因为有李博士的参与：公安部刑侦专家的参与，林义和、包括已不在东海的林正权终于被东海警方“协助调查’。
这的确是刑侦学上的的经典案例，当李博士在用新理论做指纹鉴定的同时，另一间办公室里，刘博士正进行着别开生面的心理测试。
问题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抛了出来。
1.年龄认知：
作案人多大岁数？是十多岁，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四十多岁，还是五十多岁？
2.方位认知：
知道作案人是哪儿的人吗？是本村的吗？是外村的吗？
3.个体特征认知：
作案人是高个儿还是矮个儿，是胖的还是瘦的？
4.作案手法认知：
作案人是清楚怎么干的吗？是听说怎么干的吗？是看到怎么干的吗？是自己干的吗？
这部分的四组提问完后，计算机上的图谱显示就已经表明：无辜人和涉案人已存在明显差异。
如果是无辜的人，其心理测试图谱上不会呈现特异性变化，代表血压的蓝线、代表皮肤电的红线和代表呼吸的绿线就都会反映平稳，显示为直线或正弦曲线。而林义和、何淑兰、林正权在面对这几个问题时，绿线、蓝线和红线都发生了上下波动的显着变化。
测试人员继续对作案人时间、知觉提问：
5.作案人那天知道几点钟干的吗？五点多钟，六点多钟，七点多钟，八点多钟，后半夜？
6.作案心理知觉提问：
作案人当时心里害怕了吗？被害人当时是反抗了吗？作案人当时是用自己家里的锄头杀的吗？被害人当时是喊叫了吗？作案人后来马上逃跑了吗？是往东跑了吗？是往南跑了吗？是往西跑了吗？是往北跑了吗？
这几个问题一提出来，又是他们三个出现了特异性变化，尤其是林正权的反应非常剧烈，因为时间知觉是作案人独有的，而作案人作案时的恐惧感和他对于逃跑方向的记忆，都会在计算机图谱中有明显反映。
最后的几个问题是：作案人案发后是跟别人说过这事吗？是商量过怎么应付公安局吗？作案人现在是愿意从轻处理吗？作案人现在是想讲真话的吗？对这几个问题，林正权干脆选择了沉默，但是图谱还是表明，其余的五人是无辜者，他们三个又有问题。
此时，李博士那边也传来消息，利用他的拓扑理论，将鉴定的指纹与八个嫌疑犯的指纹对照，证明那枚血指纹是林正权的。
两大科学鉴定的结论吻合了，铁的事实完全可以认定，作案者是林正权！而且林义和、何淑兰与本案均有关系。
最终，他们三人不得不低下了头，老老实实地进行了交待。
事实正如刘一推理的那样，因为彭三毛口不择言，说要将所知的证据告诉龚有义，他的老婆便在林义和面前添油加醋，林义和叔侄决定除去彭三毛。因为彭三毛十分贪杯，每天早晨都要喝早酒，然后到竹林中睡觉，于是林正权便穿上蓑衣，戴上笠帽，拿上锄头，于清晨来到竹林，将正在地上睡觉的彭三毛用锄头打死，他在用手探彭三毛是否已死的时候不小心沾上了一点血迹，便将血迹揩在旁边不远的树上。正是这一处本没有价值的指纹，验证了刑侦学上的一个新理论的正确性。
起诉书确认：被告人龚有义活活将护林员敲死，情节严重，手段恶劣，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构成故意杀人罪，故提起公诉。
看完起诉书，刘一扬起眉毛，问周铁林道：“有什么问题吗？”
周铁林是东海的一名律师，和当记者的刘一是极好的朋友，他刚刚接了一宗案子，也就是起诉书上所写的这桩案件，看起来他似乎遇到了什么棘手的问题，所以才将起诉书带给刘一看。
周铁林吸了一口气道：“这个龚有义，是被冤枉的。”
其实无论当事人是冤枉还是真的犯了被指控的罪行，对于律师来讲，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为犯罪嫌疑人辩护，是一个律师的义务，刘一和周铁林相交十年，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对自己的当事人在辩护之前做出评论，但今天如此例外，看来此事不同寻常。
“愿闻其详。”刘一做了一个让他继续说下去的手势。
周铁林道：“一年前，我的钱包掉在了大街上，里面有我的律师证、身份证，还有三千八百元钱，我虽然报了案，但是根本就没有指望能找回这些东西。但是，没想到，当天夜里，就有一个人把钱物送到我的家里去了，我对他非常感激，就拿出五百块钱作为酬金给他，可是他坚决不要，说捡到钱还给人家这是应该的，然后他就要走，这样一个好人就是龚有义，当时他唯一接受的，就是我开车把他送回去——因为已经没有回乡下的车了。你说，这样的一个拾金不昧的好人，有可能因为偷笋而杀人吗？”
“不会。”刘一赞同他的话，“如果他真是如你所说的这样一个好人，那他可能的确是冤枉的。”
周铁林道：“我其实找到了物证方面几处明显的疑点，公安局从龚有义的家里搜出了三把锄头，说其中有一把锄头正是做案的凶器，起诉书认定被害人头部多处粉碎性骨折，从尸体检验鉴定书看，被害人头部、脸部都有血迹，如果被告人龚有义的锄头是杀害被害人的凶器，那么，就应该在该锄头上留有血迹啊，现有的科学技术完全能化验出这些痕迹，但经化验却没有任何可以说明问题的证据。”周铁林拿出了尸体检验鉴定书给他看。
“没有血迹，这不符合常理。”刘一显得很吃惊。
“岂止不符合常理，根本就是无中生有，你再看，公安机关的工具痕迹鉴定书认定：提取的‘锄头宽度为7.5cm，可以认定挖笋用锄头与提取的锄头同宽度’。公安机关《凶杀案现场勘查笔录》又认定：距尸体3米和2米处各有一棵毛笋被挖，被挖地上尚有锄头挖痕，锄头板宽为7.5cm，就是这两个看似互相印证的7.5cm恰恰暴露了公安机关的错误。”
刘一没有听明白，反问道：“什么错误？”
“常识错误，我在公安局当场用一把宽为7.8cm、长度为30cm的锄头，在院内有土的地方，挖了4锄，深度分别为15cm、16cm、16cm、14cm。经测量，锄头挖掘的痕迹宽度均为8cm。这一宽度都比锄头的实际宽度多0.2cm。因为，锄头下挖时必有一定的斜度和晃动。所以，可以认定，在本案现场用宽度为7.5cm的锄头挖掘的痕迹，必须大于7.5cm，而不是等于7.5cm。公安局指证龚有义的两个数字，根本就是无中生有臆造出来的。我出生于农村，所以知道这个道理，那些公安局的刑侦人员都在城市长大，所以他们不知道，结果让我抓住了破绽。但是，他们却又说，这只能说明，从被告人家中提取的这把锄头，并非是杀害被害人的凶器。可能是他们一时大意，弄错了凶器而已。”
听明白了的刘一大怒：“人命关天，怎么能这样不负责呢？简直太糊涂太荒唐了。”
周铁林道：“站在警方的立场，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有一些证据对龚有义很不利，一是在案发的前两天，他曾经和死者彭三毛争执过，还挨过彭三毛的打，这件事村里有很多人都亲眼看见了；二是在案发当日，还有几个人曾经看到他到过案发现场，他虽然辩解说自己当时在家睡觉，可是没有人证明。警方认为，他具备作案动机和作案时间。所以，我必须想方设法寻找破绽，洗清他的罪名，不过这件事肯定不容易，我需要你的帮助。”
“行！”刘一点头，“你需要我怎么样帮助你？”
周铁林道：“我昨天到后港村搜集线索时，曾遭到村里人的威胁，他们警告我不准为龚有义辩护，这也更加说明，这件案子很有问题。你是公安部的特别调查人员，我想请你以警方的名义帮助我。”
“没问题。”刘一一口答应，“我现在对这件案子也非常感兴趣了，我和你一起去看守所，去见一见龚有义。”两个人马上动身，来到了看守所。
铁门“咣当”一声打开了，戴着手铐的龚有义被带了出来，他一看到周铁林，立刻像看到救星一样扑了过来：“周律师，我没有杀人，我是冤枉的，你一定调查清楚了，是不是，是不是？”民警喝道：“老实点。”强行把他按在椅子上。但他仍然大嚷大叫道：“放开我，我是冤枉的，我是冤枉的。”他的叫声中充满了悲愤和痛苦，令人倍感伤心。
周铁林强忍住心头的激动，抓住龚有义的手，“有义，冷静点，冷静点，我会帮你的，你放心。我还专门请了一个朋友来帮你，”他一指刘一道，“这位刘一先生，是东海的名记者，也是公安部特别调查员，他一定会帮你洗脱你的冤屈的。”一听这话，龚有义的眼中，登时绽放出希望的火花，久久地目不转睛地望着刘一，这种目光令刘一觉得，如果自己不能洗刷他的冤屈，那自己在人世间简直是白活了一回。
他也握住了龚有义的手，用一种温暖的语调说，“你是铁林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你是冤枉的。我会帮你洗脱罪名的，相信我。”
在刘一的安慰下，龚有义渐渐地冷静下来。
“我没有杀人，我根本连现场都没有去过，事发当时我一个人在家里睡觉，后来公安来了，我听到村里很吵才起来，然后听到村里的人议论，这才知道彭三毛被人杀死了，但是公安找了几个人调查之后，第二天忽然闯进了我的家，把我抓起来，说我是凶手。说我与彭三毛一直就是对头，还说人证物证确凿，我怀疑我是因为上次举报村主任那件事遭到报复，有人故意栽赃陷害我，因为村里所有的人都知道，彭三毛是村主任的心腹。”
“你举报村主任？是怎么回事？”刘一按下了录音机的键。
“村主任叫林义和，他在村里横行霸道，骑在我们的头上，把村里的公款当做自家的钱，想拿就拿，却不管底下人的死活，咱们村里的老百姓穷得连饭都吃不饱，我气不过，就到城里来告过他几次，可是每次他都用钱买通了，而且还知道是我在告他，所以他一直想报复我。”
这的确是很重要的情况，刘一点头，然后又问：“你与彭三毛为什么会争执？他为什么打你？”
“他是林义和的心腹，那次他带人找上门，故意说我偷了村委会的东西，还把我打伤了，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我知道，是林义和指使他这么做的。我虽然恨彭三毛，可是我没有杀他，连想都没有想过，因为我一直相信，只有法律才可以解决问题。”龚有义又激动起来。
这时的刘一更加坚信龚有义无罪，而且对要调查的方向已经大致上有了底，他又安慰了龚有义几句，然后就从看守所出来，两人直奔后港村，开始对这件案子进行调查。
从已有的材料来看，出来指证龚有义的有三个人。刘一准备一个接一个找证人谈一谈，看看能不能从中寻找到某些破绽。
与龚有义同村的妇女何淑兰的证言是指控龚有义进入作案现场的主要依据。根据资料显示，警方在展开调查时，正是她提出在案发时曾见过龚有义，所以龚有义才会被列为重点怀疑对象，刘一和周铁林决定先找到她。
两人打听到何淑兰所住的地方，在她的家门口找到了她，她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有几分姿色，打扮也不像一般农村妇女那样朴实，甚至还有几分妖里妖气，眼球转动之间，还透露着几分狡黠，当刘一他们表露身份，说是记者和律师后，想向她了解一些情况时，她根本不理睬他们。
刘一正准备给她施加压力，忽然，不知从哪里冒出了几个村民打扮的壮汉，把他们围住了，为首的毫不客气地问：“你们是干什么的？”还没等他们说话，其中一个便又指着周铁林嚷起来：“这个戴眼镜的不是上次那个自称是龚有义的辩护律师吗？他妈的上次不是警告过你不要再来村子里的吗，怎么又来了，是不是想死啊？”他这一叫嚷，另几个家伙都开始骂骂咧咧地挽袖子准备动手，看情形是准备用武力赶他们走。
周铁林边退边解释道：“你们不要乱来啊，我作为龚有义的辩护律师，法律规定我有权对案情展开调查的。”
“调查什么？龚有义杀人这已经是全村人都知道的事，看来不给你一点教训你就不知道我们后港村人的厉害。”几个家伙说着，都气势汹汹地扑了过来，向他们俩挥起了拳头。猛然间，他们眼前一花，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刘一的飞腿已经将他们一一踢得飞了起来，他们全都跌倒在地上。哎哟哎呦地叫了起来。
刘一冷笑道，“还有谁不服的，继续上来。”从小学习武术、精通格斗的他哪把这几个家伙放在眼里，但偏偏有两个莽夫不知道厉害，嗷地叫了一声又扑了上来，刘一一手一个，抓住他们的手腕，猛一用力，他们顿时疼得哇哇地大叫，眼泪都流了出来，跪倒在地，狂叫：“饶命，饶命。”刘一猛地将他们两个头对准一撞，只听得“嗵”的一声闷响，两个大汉被撞得昏了过去，其余的人全都惊呆了，刘一再一转头，他们全都骇得像兔子一样地跑了。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何淑兰目瞪口呆，身子发起抖来，刘一乘胜追击，又向她亮出公安部给他发的特别证件，“何淑兰，我不仅仅是记者，而且还是公安部的特别调查员，请你如实回答我的问题，我提醒你，如果你向警方提供假口供，我们可以马上抓你坐牢。”这一番话让何淑兰更加害怕，开始老老实实地回答刘一的问题。
刘一问道：“你向警方提供情况时说，在案发那天早上6时，你看到的一个人头戴笠帽、身穿蓑衣，你和他相距十米左右，你从背后认出这个人是本村的龚有义，当时龚有义往路口走去，是这样吗？”“是的。”何淑兰点头。“而且你还把警方带到了现场看过。”“是。”何淑兰再点头。“那请你也把我们带到现场去看看好吗？”何淑兰不敢拒绝，将刘一带到了她所指的当时看到龚有义的现场。
观察了一会儿，刘一发现了疑点，便要何淑兰在原地站着，让周铁林穿上大衣向前走了十多米，背对着自己，他仔细地观察周铁林，发现除非自己事前知道他是周铁林，否则不可能从后面认出他来，他马上问何淑兰道：“你说你当时看到的是一个人的背影，而且相距十多米，而这个人当时还戴着笠帽，穿着蓑衣，你凭什么那么肯定就是被告人龚有义？”何淑兰一时语塞，刘一看着她道：“我敢肯定，如果我这时穿上蓑衣，戴上笠帽，在你前方十多米处远背对着你走，你一定不会认出那是我。”何淑兰脸涨得通红，半天终于说出一句：“都是一个村住了几十年的，很……熟悉，再说我，我也没有说确定，我只是说很像龚有义。”周铁林道：“但是当时警方问你是否可以肯定看到的是龚有义，你的回答是，肯定！”何淑兰又愣了半天才说：“警察既然问了我，我当然只有这样回答了。”“是吗？那就是其实你并不能肯定。”刘一冷冷道，何淑兰不说话了。
“何淑兰，还有一个问题，”周铁林道，“即使你当时所看到的人就是龚有义，可是我们所处的地方和你所说的往路口走去前面的‘路口’还有几十米远，到路口就是南北方向的大路了。而到作案现场，是从路口后穿过大路再向北行。但你怎么知道龚有义一定是往北行呢，他也可能到路口后向南走啊，我上次来调查时知道路口以南都是村里的责任田，而龚有义是以种责任田为生的，他完全有可能是到自己的责任田种田，对吧？”何淑兰低声点头道：“是。”
两人对望了一眼，都觉得收获不小，显然，警方凭何淑兰的口供认定她所见的人就是被告龚有义证据不足，因此，她的证言根本不能证明穿蓑衣的人就是被告龚有义，并且一定是进入了作案现场。
两个人正准备再去找另外的证人，忽然，四面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他们闻声一看，只见四面来了很多人，为首的一个人显然是主事人，他在众人的簇拥之下向他们俩走了过来，何淑兰一看到他，立刻跑了过去，叫了声“干爹”，然后躲在了那人的身后，那人年纪约有五十多岁，一脸的阴沉与狡诈，他的一双三角眼射出像狼一样的目光，死盯着刘一。
“你们是记者和律师？”他问道，声音又哑又冷。
“是。你是谁？有什么问题？”刘一毫无惧意。
“我是这个村的村主任林义和，现在我命令你们滚开，我们后港村不欢迎你们。”
原来他就是林义和！
“轰！”空中像响了一个炸雷。竟是林义和旁边的一个家伙用手上的猎枪朝着天上放了一枪。然后那家伙用枪对准了刘一他们。
“请，你们一个是记者，一个是律师，都是有身份地位的人，可不要给脸不要脸，敬酒不吃吃罚酒。”林义和进一步威胁他们道。
尽管已有心理准备，但两人还是没想到调查的阻力竟如此之大，对手竟然，也竟敢动枪！周铁林轻轻地拉了一下刘一的衣角，小声道：“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们有枪，我们先回去，向公安局报案。”但刘一久历艰险，哪肯轻易退缩，依他的经验，对方不过是想将他们逼走，在大白天公然开枪行凶，他想对方没有这个胆量。
于是他再次拿出了公安部发给他的特别调查证，打开亮在了林义和的眼前，以比对方更冷更严厉的口吻道：“林义和，你看清楚，我是公安部特别调查员刘一，你们好大的胆子，竟然拿枪来威胁公安人员。我要把你们都抓起来带回去。”
林义和显然没想到刘一竟有公安部的特别调查证，他老于世故，立刻知道刘一绝不是一般的人物，在瞬间马上改变了态度，整个脸上堆满了笑容，然后急走了几步，抓住了刘一的手，亲热地摇着。
“哎呀，原来您还是公安部的专员啊，对不起，真对不起。不过别误会，我是办了持枪证的，其实东海的公安系统、政法系统我都很熟啦，比如某某某，某某。”他一连说了几个人的名字，果然都是东海公安和政法系统的要员，这些人刘一都认识，他不由得暗暗心惊，想不到一个小小的村主任竟然都有这么大的一张关系网，但他面上不动声色，淡淡道：“那都是些熟人。”林义和则以更亲热的姿态道：“那就太好了，都是好朋友，有话好说，刘专员，我刚刚有公事外出，才回到村里，没能及时给你们两位接风，实在是有罪，有罪啊。哈哈哈哈。两位一路辛苦，天色不早了，咱们一起吃点工作餐，边吃边谈工作，好不好？”他一转身，看见刚才那放枪的还拿着枪对着刘一，立刻再度变脸，扇了那人一巴掌，“你他妈的蠢猪，还不赶紧给我把枪收起来。”那人赶紧把枪收了起来。
形势发生了转变，刘一立即随机应变道：“那行，只要不给林主任添麻烦就是了。”
“不麻烦，不麻烦，今天能认识刘专员是我林义和的福气，走走走。”他嘻嘻哈哈地将他们俩带到了郊外的一家山庄里。叫了一大桌菜，又喊了五六个人来陪他们两个。
酒菜上来之后，林义和的人开始借敬酒之机向他们俩试探，一时说林主任英明神武，领导有方，一时说龚有义平时就坏透了顶，这次又杀人，激起了村里人的公愤。一时又恭维公安人员为民除害，断案如神。刘一二人假意附和他们，酒席之上不禁笑语声声，热闹非凡。
酒至中途，林义和说是要上厕所，亲热地拉了两人同去，一进卫生间，林义和却拿出了两个厚厚的信封，塞进了他们的口袋，并笑道：“这是一点小意思。权当做见面礼，请你们收下。”
这就是赤luo裸的行贿了，他们俩都知道林义和是什么居心。看来对龚有义的猜测是对的，他极有可能是被林义和栽赃陷害。
周铁林一向正直，不善伪装，刚才酒桌上的虚与委蛇已让他心烦，此时他再也忍不住，恼火地将信封拿了出来，还给林义和：“林主任，你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啊！”
林义和勃然变色：“什么意思？真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可别逼我林某人狗急跳墙呢！”
刘一呵呵一笑，面不改色心不跳地从容道：“林主任不要误会，周律师的意思是说，你的侮辱太轻，我们不是一般的人，胃口很大的，你要对我们重重地侮辱，明白吗？”言下之意故意说是林义和给的钱太少了，在他说话的同时，他暗暗地把周铁林的脚踩了一下，又将那个信封从林义和的手中拿了回来，周铁林心领神会，不再出言，默默地接过了刘一手中的信封。
林义和目视刘一良久，忽然爆发出一阵狂笑，“重重的侮辱，哈哈哈，刘专员真是太会说笑话了，放心，只要龚有义这件案子顺其自然，我一定重重地侮辱你们，而且我还要侮辱你们一百次，哈哈哈。”
三人回到席中，席中众人看他们的表情，以为已经成功成交，于是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敬酒高chao，一时间“屁股一抬，从头再来”“公安部队，干杯不醉”的叫喊声此起彼伏，周铁林是不胜酒力的，但是刘一却酒量惊人，而且还有一手绝活，他发现对方的目的是想将他们灌醉，心里不觉好笑，同时也准备将计就计，于是来者不拒，并且还替周铁林挡酒，更不时地反攻，实际上他却是边喝边运气，喝进去的酒全都化为了汗水从皮肤里出来了。酒喝到深夜，刘一和周铁林没事，林义和和他请的五个陪客却东倒西歪，醉得不成名堂了。
林义和本来就对他们并不完全放心，原准备将他们灌醉了之后晚上留他们住宿，再给他们安排两个小姐，并暗暗录像，彻底堵住他们的口，并抓住他们的把柄，没想到他自己和手下的人却被抬进了房间，两个已经安排好的小姐也被刘一打发走了。刘一和周铁林则连夜出逃，开始找第二和第三证人。
没有了林义和的干扰，他们很容易地找到了案子的另两名证人。
这两个证人是两名中学生，是两兄弟，分别叫黄大军、黄大伟，是后港邻村拾回桥村人，他们在案发那天早上6时许上学的时候，看到一个头戴笠帽、穿蓑衣的人背着锄头往马良山（作案现场）去。这又是指控被告人龚有义进入作案现场的重要依据，因为他们说，他俩当时距离那个人大约八米左右，且是从侧面看到了那人的脸部，并讨论过那个人。黄大伟当时就说：“大概去偷笋吧。”之所以认定那个人是龚有义，是因为这两兄弟都说，当时觉得那个人的鼻子挺大的，而龚有义刚好是一个大鼻子，再加上先前何淑兰一口咬定自己看见的人是龚有义，因此警方认定龚有义就是作案凶手。
“两位同学，我来之前查过你们的资料，知道你们两个都是很优秀的好学生，你们应该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一旦弄错，可能一个无辜的人会白白丢命，而真正的凶手却逍遥法外，所以请你们诚实地告诉我，你们所看到的那个人真的是大鼻子吗？”
中学生毕竟没有踏入社会，没有社会人那种善于伪装的本事，刘一这样一问，他们的脸上立刻浮现出一丝难为情之色。好半天，两兄弟一起摇头：“其实，我们——我们——并不敢肯定。”
周铁林惊讶道：“但是为什么你们在警方调查时却说那个人是一个大鼻子呢？”
黄大军道：“因为，中午我们回家吃午饭时已经到处听人说，杀人的是一个大鼻子。说有人亲眼看见是一个大鼻子杀人——我们村里的人都这么说，包括我的爸爸妈妈，我们下午上学，听到班上的同学也这样说，所以让我们也觉得那人的鼻子真的很大吧，其实我们当时也只是看了一眼，对那人的鼻子并没有什么印象，后来警察来学校调查，我们也想立功在同学面前炫耀一番，于是就对警察说看见的是一个大鼻子的人，但后来我们冷静下来一想，觉得他的鼻子确实并不是很大。可是我们已经对警察说过了，我们不敢再改口。因为我们怕坐牢的。”
这又是令人震惊的消息，刘一道：“你们是说，在你们接受警方调查前，你们就已经听到了风声说凶手是一个大鼻子吗？”
两兄弟齐声道：“是的。”
不用说，这又是林义和的人在搞鬼，但是狐狸尾巴又被刘一他们抓住了。
黄大伟怯生生地问：“叔叔，现在我们说了实话，你不会抓我们去坐牢吧？”
“你们很诚实，我很感谢你们。”刘一非常真诚地说：“我向你们保证，你们绝不会因此而坐牢，反而会得到奖励。谢谢你们。”
案情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凭现在他们调查所得到的东西，应该已经可以洗脱龚有义的嫌疑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满足，又悄悄地摸回了后港村，准备找一个叫做危义山的人。
在周铁林第一次进村调查的时候，危义山主动和他说话，刚对他说了一句“龚有义是冤枉的——”，林义和的人就来了，危义山赶紧溜走，周铁林也被他们赶走了。周铁林估计，危义山可能知道某些内幕。
打听到危义山的家后，刘一他们两人摸到了危义山的大门口，轻轻地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很警觉的声音，“谁啊？”周铁林听出是危义山的声音，回答道：“是我，周律师。找你问问情况。”
门“吱呀”一声开了，危义山闪将出来，一把将他们两人拉了进来，然后飞快地关上了门。
“真是你，周律师，和你一起的就是刘专员吧，我白天就看见你们了，你们不是被林义和拉去喝酒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危义山显得很激动。
“我们把他们灌醉了，偷跑出来找你。”周铁林笑道：“上次你不是说龚有义是冤枉的吗？现在没有人来打扰我们了，你尽可以大胆地把你所知道的讲出来。”
“那太好了，我就说嘛，世上还是有好人啊。”危义山一拍大腿，“其实村里人谁不知道有义哥是冤枉的，只是怕林义和不敢说。你们不知道吧，那个说看见龚大哥的女人何淑兰，表面上是林义和的干女儿，其实是林义和的qing人，林义和知道龚有义几次告状，一直都想整死他，林义和肯定是指使何淑兰陷害龚有义的。”
“哦。”刘一他们终于明白了何淑兰的动机。
危义山又道：“还有，我还知道彭三毛的真正仇人不是龚有义，而是林正权。”
“林正权？”两人立刻警觉起来，“那是报案者，就是他发现彭三毛的尸体的。”
“是的，他是林义和的侄儿。彭三毛是林义和的干儿子，他们是穿一条裤子的，但我知道，他们只是表面上很好，实际上有深仇大恨。”
这又是重大的发现！
危义山狠狠地咽了一下口水道：“其实林正权一直给彭三毛戴绿帽子，和彭三毛的老婆偷qing。但开始村里的人谁也不知道，上个月有一天晚上，我在外面喝多了酒，还没进村稀里糊涂地就倒在了责任田里睡着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我被尿憋醒了，这时我听到附近有动静，是一男一女的声音，我向四周看了看，竟然发现林正权趴在三毛老婆的身上，他们俩在兴奋中，根本没发现我，过了一会儿，两人做完了事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我知道彭三毛和林正权他们都是一伙的，平常他们也老欺侮我，所以我恨他们，我就想他们两人狗咬狗，所以过了几天我故意装好人偷偷地把这事告诉了三毛。三毛当时肺都要气炸了，立刻就要去找林正权，我怕他把我抖出来，又怕林正权不承认两人打不起来，就赶紧拉住了他，说捉贼拿赃，捉奸拿双，现在去找林正权他肯定不会承认。我要三毛等待机会。其实我就希望三毛捉到现行之后两人打得你死我活，像潘金莲和西门庆有了奸情，武大郎当场捉奸，最后几个人都死了才好。
“但是后来一直没有动静，我再问三毛，他却一句话不说就发起怒来，脸涨得通红，操起家伙还要打我，吓得我赶紧跑了。以后也不敢再问了，但是我知道这其中肯定有些问题。”
“为什么？”
“因为三毛脾气很暴躁，也不像林正权那样很有心计，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即使他没有发现他老婆和林正权的奸情，他也只可能先开口骂我胡说八道，并警告我再不乱说，不应该一句话不说就打我，照我估计，他可能是发现了他老婆和林正权的奸情，但是却迫于某种无奈不能够承认。所以他有气无处发，就打我出气。”
“那么，”刘一深思道，“你认为他是迫于哪种压力呢？”
“林义和。三毛是林义和的干儿子，靠着林义和这棵大树才讨了不少好，而林正权是林义和的亲侄儿，或许这件事林义和最后出面，让这件事私了，三毛再横，可是不敢不听林义和的，但他心里非常气愤。这件事只过了三天，就发生了三毛被杀一事。而且警方调查完后，他就马上说要外出打工，人跑得没有影了，哪有这么巧的事：所以我怀疑，这件案子其实是与林正权有关。而龚有义则是被陷害的。”
刘一思索道：“我们假设，彭三毛迫于林义和的压力，不得不答应，但是心中十分怨恨，觉得自己为林义和出了不少力，林义和却偏袒林正权，他是个粗人，可能会在他老婆面前流露口风，说要把林义和的一些事抖出去，而他老婆被捉奸之后，表面上规规矩矩，其实心里还想着林正权，就偷偷地把三毛的举动告诉了林义和。”
“对。”周铁林道：“可能她还会添油加醋说彭三毛想和龚有义联合起来，一起造反，这样林义和大怒，就和林正权商量准备除掉彭三毛，然后再嫁祸给龚有义，说人是他杀的。”
刘一道：“我们的推理方向可能是对的，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林正权有杀人动机，但关键还是要能找到确切的证据就好了。调查到现在，我已经不仅仅只想着为龚有义洗冤，而且还想找出真正的凶手了。”
周铁林道：“在当时的现场，距彭三毛尸体十多米处的一棵大树上，发现了一个沾血的指纹。”他拿出了鉴定书，指给刘一看，“据公安部门认定，这枚指纹应该不是彭三毛的，而是行凶者在走出十多米之后忽然发现自己的手上沾了血，所以就在树上抹了一下。但是这枚提取的指纹残缺不全，警方认为不具备鉴定条件，所以没有对它进行鉴定。我不知道警方所说的是不是真的，但我想这枚指纹对我们搞清真相是一个关键。”
“残缺指纹，我想想，对了，李鑫平博士，他应该有办法。”刘一想到了一个人，兴奋地叫了起来。周铁林也是眼睛一亮，“对呀，李博士。他可是国际权威，只有你请得动他，这下应该没问题了！”
刘一所说的李鑫平是美籍华人，国际刑侦权威，三十年来破获了无数的大案要案，上个星期应公安部的邀请来华讲课，刘一曾专程陪同并对他做过专访，他渊博的学识给刘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刘一所知，李博士目前仍在中国，下个星期才会走，刘一决定，明天将指纹送往李博士处，请他帮忙鉴定。
两人就在危义山的家里小睡了一会，天刚亮，两人就爬了起来，向危义山告辞，上了车之后，便向东海疾驶而去，准备立刻开展下一阶段的计划。
车刚刚驶出村口，上了大路，忽然，迎面一辆大卡车疾驶过来，完全没有减速的迹象，向着他们的车猛撞过来，刘一意识到不好，猛然一打方向盘，向右猛拐，但那卡车居然也向左打转，存心是要将刘一的车撞倒，就在两车即将相撞的一瞬间，刘一猛然再打方向盘，小车左边的两轮顿时腾空，小车随之向右倒去，与地面呈75度，就靠着右边的两个轮子向前行进，凭着无与伦比的车技，小车终于与大卡车擦身而过，刘一再猛一打方向盘，小车才又恢复了正常行驶状，地面溜出一排的火花。两人算是从鬼门关里走了一回。
两人抹了一把冷汗，再看那大卡车，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刘一笑道：“看来林义和是个很守信用的人，昨晚说一定会给我们重重的侮辱，今天早上他就真的给我们了。我们应该好好地报答他才是。”
回到东海，刘一将自己所调查的结果向公安局贺局长、市政法委书记作了汇报，因为证据很明显，龚有义暂时取保候审，但由于林义和在东海关系网的阻挠，林义和依然没有被审查，刘一没有办法，只好自己亲自带着那枚“没有价值”的指纹上公安部，和李博士取得了联系，请他帮忙鉴定。
在焦急的盼望中，在东海苦等消息的刘一终于盼来了李博士，随行的还有公安部的一名着名的刑侦专家刘天扬。
“经仔细检验，该指纹上共有3个被称为高尔登的细节特征，的确不具备鉴定条件。”（注：在传统的指纹鉴定领域，指纹比对主要是依靠高尔登细节来认定。高尔登细节是一条指纹线的端点形态，从图形上看，线条总是有起点和终点，也有线条和线条交汇处，称为结合部，这些都是特征。一个指纹一共有100到120个高尔登细节特征。）
看着困惑的刘一，李博士进一步解释道：“现代指纹学的发展，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按约定俗成的习惯，在欧洲国家，具备12个高尔登特征以上的指纹才符合鉴定条件，中国的标准是8个以上。对特征数量定出标准，主要是因为存在特征相同的概率。
因为有李博士的参与：公安部刑侦专家的参与，林义和、包括已不在东海的林正权终于被东海警方“协助调查’。
这的确是刑侦学上的的经典案例，当李博士在用新理论做指纹鉴定的同时，另一间办公室里，刘博士正进行着别开生面的心理测试。
问题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抛了出来。
1.年龄认知：
作案人多大岁数？是十多岁，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四十多岁，还是五十多岁？
2.方位认知：
知道作案人是哪儿的人吗？是本村的吗？是外村的吗？
3.个体特征认知：
作案人是高个儿还是矮个儿，是胖的还是瘦的？
4.作案手法认知：
作案人是清楚怎么干的吗？是听说怎么干的吗？是看到怎么干的吗？是自己干的吗？
这部分的四组提问完后，计算机上的图谱显示就已经表明：无辜人和涉案人已存在明显差异。
如果是无辜的人，其心理测试图谱上不会呈现特异性变化，代表血压的蓝线、代表皮肤电的红线和代表呼吸的绿线就都会反映平稳，显示为直线或正弦曲线。而林义和、何淑兰、林正权在面对这几个问题时，绿线、蓝线和红线都发生了上下波动的显着变化。
测试人员继续对作案人时间、知觉提问：
5.作案人那天知道几点钟干的吗？五点多钟，六点多钟，七点多钟，八点多钟，后半夜？
6.作案心理知觉提问：
作案人当时心里害怕了吗？被害人当时是反抗了吗？作案人当时是用自己家里的锄头杀的吗？被害人当时是喊叫了吗？作案人后来马上逃跑了吗？是往东跑了吗？是往南跑了吗？是往西跑了吗？是往北跑了吗？
这几个问题一提出来，又是他们三个出现了特异性变化，尤其是林正权的反应非常剧烈，因为时间知觉是作案人独有的，而作案人作案时的恐惧感和他对于逃跑方向的记忆，都会在计算机图谱中有明显反映。
最后的几个问题是：作案人案发后是跟别人说过这事吗？是商量过怎么应付公安局吗？作案人现在是愿意从轻处理吗？作案人现在是想讲真话的吗？对这几个问题，林正权干脆选择了沉默，但是图谱还是表明，其余的五人是无辜者，他们三个又有问题。
此时，李博士那边也传来消息，利用他的拓扑理论，将鉴定的指纹与八个嫌疑犯的指纹对照，证明那枚血指纹是林正权的。
两大科学鉴定的结论吻合了，铁的事实完全可以认定，作案者是林正权！而且林义和、何淑兰与本案均有关系。
最终，他们三人不得不低下了头，老老实实地进行了交待。
事实正如刘一推理的那样，因为彭三毛口不择言，说要将所知的证据告诉龚有义，他的老婆便在林义和面前添油加醋，林义和叔侄决定除去彭三毛。因为彭三毛十分贪杯，每天早晨都要喝早酒，然后到竹林中睡觉，于是林正权便穿上蓑衣，戴上笠帽，拿上锄头，于清晨来到竹林，将正在地上睡觉的彭三毛用锄头打死，他在用手探彭三毛是否已死的时候不小心沾上了一点血迹，便将血迹揩在旁边不远的树上。正是这一处本没有价值的指纹，验证了刑侦学上的一个新理论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