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痕迹专家”陈建华
周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
举行宴会，一枚子弹突然击碎
了二楼的窗玻璃
1958年9月，18岁的陈建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安交大应用力学专业后，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今后的人生会与侦查破案联系在一起。
陈建华是西安交大应用力学的第一届毕业生。当时，这个专业在国内可谓是尖端专业。1962年大学毕业后，他的许多同学相继被分配到高校或中央直属机关工作，而他作为特殊人才被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从事刑事技术研究工作。最初，陈建华有些不理解，事后才知道，他的从警与当时国际政治背景有关。
六十年代初，中印关系一度紧张，边境摩擦不断。有一次，印度驻中国大使馆窗户上的一块玻璃被不明物体击碎。事件发生后，引起了中印两国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打碎玻璃的是子弹还是外来高速投掷物？虽然排除了“故意枪击”，但始终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当时，对击碎玻璃的痕迹勘验在世界刑侦领域还是空白。为了填补这个空白，北京市公安局决定引进一位应用力学人才。于是，从1963年开始，年轻的陈建华就肩负这样一个重大使命，开始了他的痕迹探索之路。
当时，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人非常重视这一科研项目的开发和研究，特批建了一个玻璃痕迹鉴定实验室。
所谓实验室，不过是清河法医中心院子里的几间简陋平房和一个25平米的室内靶场。为了搞清子弹远距离穿透玻璃瞬间留下的不同痕迹，陈建华想尽了一切办法。每天，他都要用不同型号的枪以及弹弓、石头击碎不同厚度的玻璃，然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分析、拍照子弹洞穿玻璃瞬间的纹路及形态。这样枯燥的实验，有时候一天要进行百余次。
在那个孤寂的小院子里，陈建华经过不懈的探索和几百次模拟枪弹实验，仅过半年，就推开了玻璃痕迹那扇陌生的大门。
当时教科书上的理论是：无论枪击还是石击，其裂纹都是弓形花束。而陈建华发现，当玻璃被击碎后，洞孔周围的裂纹虽然表面都是弓形花束，但所辐射开的裂纹断面上，却有细微的差异。用石击，是弓形花束：用枪击，则变成了平滑的镜面。
他还在实验中发现，如果在玻璃前铺垫上几张草纸，就可以解决远距离射击问题。实验问题解决了，而更大的发现是：子弹穿透玻璃时会因射击距离远而改变方向。
1966年2月2日，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辉煌。周总理正在举行盛大的宴会，招待外国元首。就在宾主频频举杯之际，二楼朝北面的一扇窗玻璃发出了轻微的碎裂声！
警卫人员赶忙跑过去查看，只见外面第一层玻璃被击了一个洞，第二层玻璃破裂，夹层内找到小口径子弹弹头一枚。
“枪击事件”没有惊动现场的人，宴会照常进行。但这一事件很快汇报给了周总理。这是人民大会堂建成后第一次遭遇枪击事件，因此周总理非常重视，指示一定要查明事件真相。公安部、北京军区及北京市局等部门迅速派员赶到现场展开工作。
公安部的枪弹痕迹专家来了，部队保卫部门的专家来了，轻武器研究所的专家来了，陈建华在市公安局领导的带领下也来了。
勘查现场后，现场分析会迅即召开。专家们提出意见：按照苏联教科书所讲，两弹之间画一条弧线，线的另一端便是射击点。这样一画，枪击点应来自长安街的快车道，随即分析设想有人在长安街快车道行驶的车内向宴会厅射击。
就在分析意见得到与会专家一致肯定时，陈建华提出了异议。通过对现场的痕迹勘查，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提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前窗玻璃弹孔裂纹密而细，后面玻璃为喇叭口且发生偏移，如果子弹是远距离发射出来的，打在比较厚的玻璃上，那么子弹就很容易改变方向。而眼前的痕迹恰好是两层玻璃的弹洞位置发生偏差，他大胆提出，射击点应该在北边的居民区。
不同意见很快传到了专家的耳朵里，但提出异议的毕竟是一位只有26岁的青年警官，意见没有得到重视。
采纳了专家的意见后，有关部门立即调动警力，对当时经过长安街的1000余辆汽车进行调查。结果，经过一辆一辆地查找、证实、再否定，1000多辆车均没有作案嫌疑。
周总理得知案情没有进展，一方面鼓励办案人员不要灰心，一方面告诫专家们不要局限办案思路，不要仅限定在查车上。陷入僵局的专家们，突然想起了北京市公安局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
面对专家，陈建华再一次陈述了意见，并说早在1963年他就开始了有关玻璃击碎问题的实验，并改写了苏联教科书的理论！
经过调查，很快有了一个重要线索。有人反映，2月2日下午，在南长街南口的体委家属院内，有几个首长的孩子曾在房顶上用一支小口径步枪打麻雀。侦查人员通过对现场的勘查，在家属院传达室内提取了一支小口径步枪和几盒子弹，此处距人民大会堂427米，恰好在小口径步枪的射程之内。
虽然经过专家检验，击碎大会堂玻璃的弹头已确定就是该枪射出的，但周总理提出，科学实验必须严谨，必须用科学的结论作定论，需要拿出一个科学的检验报告。于是，专案组决定再次进行实验。
陈建华跟随众多专家，冒着零下20度的严寒齐聚北京西郊靶场，在城建部门的协助下，重新仿制了与大会堂完全相同的窗框和玻璃。又请来国家射击队队员，在400米的距离内用那支小口径步枪反复射击，然后再拆下来进行观察拍照。
那是一次异常艰苦的实验，共打碎了两卡车的玻璃，其中两块玻璃的弹洞痕迹与人民大会堂现场完全相同，从而印证了陈建华的论断是正确的。
陈建华的科学结论不仅为这起枪击事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同时也引起了国家对私有枪支管理的高度重视。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北京市公安局迅速出台了《北京市私人运动枪支管理规定》，北京市私人拥有的各种运动型枪支很快被公安机关收缴上来。与此同时，由公安部牵头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登记管理试行办法》也很快在全国颁布实施。
陈建华仅用电烙铁、电灯泡和“502”黏合剂，就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发明
在痕迹世界里，陈建华的绝活不仅仅局限于枪弹痕迹的检验。他在指纹领域独创的“502”黏合剂指纹显示技术，更引起世界同行惊叹。
在日常的刑事勘查中，当时有一个普遍难题：我们的技术员面对犯罪嫌疑人作案后遗留在塑料制品上的可疑指纹，因技术达不到而不能显现提取。这就直接影响到侦查破案的效率，致使犯罪嫌疑人得以长期逍遥法外。
八十年代初，通过查阅大量的国外资料，陈建华发现攻克这一难题的国家只有美国。在一篇报道中，美国人宣称，用含有氰基丙烯酸甲脂超级胶熏显隐性指纹的新技术已被攻克。也就是说，这项技术可以在塑料上显示指纹。
说起来，这个新技术缘自一个偶然的发现。一次，驻日美军在整理库房时，在一个装超级胶的废弃塑料罐内壁上发现一枚清晰的指纹，这个意外的发现让美刑侦专家对这种超级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们在日本购买了大量超级胶带回国内实验研究，一种以加热方式显现塑料指纹的新装置很快就问世了。
毫无疑问，美国当时是世界上该项技术的领先者。
陈建华决定不依赖日本的超级胶，以国内现有条件开发研究该技术。
那段时间，陈建华几乎跑遍了北京附近的几十家化工单位。在这些部门的帮助下，他很快找来各种比较接近的黏合剂进行实验。经过无数次实验，他意外发现，国内应用较广的“502”胶有与超级胶同样的化学特征。经过多次实验，他的“502”黏合剂终于获得成功，遗留在橡皮、塑料甚至绸缎上的指纹经过特定时间和温度加热后，可以清晰地显现出来。
至此，陈建华的“502”黏合剂显现指纹技术可与美国人比肩了。
实验虽然成功了，但陈建华并不满足。因为按照这样的显现技术，显现一枚指纹需要两天的时间，而且实验必须在现场进行。一个案件现场不可能封闭两天搞实验，说明这项技术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经过反复实验摸索，他发现一种叫氰氧化钾的强碱性催化剂可以加速指纹的显现。使用该溶剂后，其显现速度比美国人的显现速度快一倍。
为了提高指纹显现速度，不受现场等外界条件的约束，陈建华从“聚合产生热量”中得到启发。他将一把电烙铁的前端改装为小碗状，通过灯泡加热后，奇迹出现了：只见一股白烟过后，几秒钟内就有大量的“502”分子快速逸出，一枚清晰的指纹显现在眼前。
当美国人还在为灯泡加热时的温度大伤脑筋时，在中国北京的一间实验室里，一位中国刑侦专家仅用一把小巧的电烙铁、一只普通的电灯泡和几克“502”黏合剂就突破了这个难关。而国产的“502黏合剂显现装置”造价仅20元左右。
这套简单实用的指纹显现装置，经公安部认定后，很快在全国各地公安刑侦部门推广，并要求全国县以上公安机关都要配备该鉴定装置。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应用，“502”黏合剂在疑难指纹认定中很快显示出其特殊的优势。
那年，在秦皇岛附近海滨发现了一具被掩埋的腐烂裸体男尸，警方在现场勘查中发现一条印有北京某大厦字样的床单。经过调查，发现在北京某大厦办公的某公司总裁丛某神秘失踪。为了确定尸源，技术人员运用“502”黏合剂显现技术，从该公司总裁桌上的塑料夹上提取了一枚指纹，经过与无名男尸比对指纹，很快确定死者正是失踪的丛某。经过办案人员调查，一起因金融诈骗7000万人民币以及因商务纠纷而引发的杀人抛尸案很快告破。
1990年，安徽黄山某宾馆的一位外宾被人盗走钱包，6000美金被窃，空钱包被扔进宾馆附近的公厕内。勘查人员将钱包打捞上来后，经过吹风机进行干燥处理，然后用“502”黏合剂成功地提取了一枚指纹。警方经过指纹比对，很快将窃贼抓获……
2004年10月21日，北京北新桥幼儿园发生一起命案：一名女保育员与一名男童被凶犯残忍杀害。
现场勘查中，技术人员发现死者身上有被灭火器砸伤的痕迹，且现场的4只灭火器都有被移动过的痕迹。于是，他们用“502”黏合剂从一只粘满尘土的灭火器上提取了几枚清晰的指纹。
经过指纹比对，发现曾因强jian、伤害而被判刑的嫌疑人付某的指纹与现场指纹相同。案发44小时之后，付某在北京站一旅馆内被警方抓获。除此命案外，付某还交代了在北京强jian杀人的其他犯罪事实。
自该技术在全国公安机关推广应用后，破获的刑事案件不计其数。这项被称为一次指纹显现技术革命的“502”黏合剂指纹显现技术，当年便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不仅在世界上为中国刑警争得了荣誉，而且还被许多国家应用到实际现场勘查中。
车内人认定是子弹，而陈建华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同
怎样运用动力学的理论对不同形态的玻璃裂纹进行准确的解释和阐明，是陈建华向该领域发起挑战的初衷和梦想。
1987年，他被选为访问学者，由国家公派到加拿大安大略省司法部刑科所进修一年。进修期间，陈建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实验室度过的。
当时，他的攻关课题是钢化玻璃击碎痕迹的研究，而加方所提供的实验室及实验设备是国内无法达到的。为了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陈建华投入了全部精力。加拿大是五天工作日，每周两个休息日，当同事们周末回家或外出游览时，陈建华却不去欣赏安大略郊外美丽的风景，而是在实验室里研究资料和无数次地进行试验。
一次，该所所长偶然得知此事，倍加称赞地说：“陈的钻研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一年多的进修期满，陈建华主攻的钢化玻璃击碎痕迹课题研究获得成功。
为了表彰他的科研成果，1988年10月，加拿大警方特地邀请他参加当年的刑科研讨年会。开幕式上，加拿大司法部部长史密斯对陈建华刻苦的钻研精神及科研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陈建华充满自信地走上讲台，用流利的英语宣读了三篇论文，并当场回答了各国刑侦专家的提问。他的科学态度，以及在刑事科学领域的探索精神赢得了在场来宾的热烈掌声。在这个世界级刑科研讨年会上，来自世界各国的刑侦专家都记住了中国刑侦专家——陈建华。
回国前夕，加拿大安大略警方郑重提出，请他长期留在该实验室工作，并为他提供一切必备的实验设备和优厚的生活待遇。陈建华婉言谢绝了。
陈建华说：“我是中国警察。我的科研成果不属于我个人，属于我的祖国。”
在国际刑警组织第九届法庭科学大会上，一名英国伦敦警察厅代表曾在发言中高度称赞道：“中国的陈建华通过多年的实验，解决了区分枪击和高速投掷物击碎玻璃的难题。”陈建华成为国际上第一个攻克该领域的中国警官。
随着国内外安全形势的发展，玻璃击碎痕迹鉴别技术已经在反恐、警卫及其他反暴力斗争中起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攻克了普通玻璃击碎痕迹难关后，陈建华潜心研究了钢化玻璃击碎痕迹问题。
与普通玻璃相比，钢化玻璃的物理特征更加复杂。在外力打击下，钢化玻璃瞬间即可形成无数碎花状。在如此眼花缭乱的外部环境下，去科学地判定外来击碎物体，其难度可想而知。
1970年6月，一支车队从南苑机场鱼贯驶出，行驶至北京前门附近时，一辆汽车的玻璃突然被外来的不明物体击碎。乘坐此轿车的人是当时某中央领导。车内人直觉上认为“声音很清脆，极大可能是枪打的”。
陈建华奉命来到中南海，对击碎的车窗玻璃痕迹进行勘查拍照，并用棉球提取了玻璃孔周围的附着物。回到实验室后，经过化验，他发现附着物上并没有铅铜等子弹遗留的痕迹。通过对车窗击碎痕迹的分析，他完全排除了枪击的可能，初步推断是高速抛射来的石子。
为了慎重起见，陈建华特地跑到事发路段进行观察，发现马路上有许多工人正在修路，路面上零星撒着许多建筑用的石子。他作出鉴定结论后，当时的公安部负责人并不满意，指示他用不同型号的手枪重新进行枪击实验。
陈建华清楚这是徒劳的，但是上级命令不可违背。他只好借来包括无声手枪在内的各种手枪，每天朝钢化玻璃射击。实验结束，在最终的勘查报告上，他依然坚持了最初的结论。
陈建华回忆说：“对钢化玻璃击碎痕迹的认定很复杂，没有反复而严谨的科学实验，我是不敢妄下结论的。作为一名刑侦技术人员，我们肩负的责任非常重大，不能因为迎合权势而放弃了求实的根本。科学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1994年9月，一名歹徒手持冲锋枪在通州杀死多人后，劫持了一辆面包车企图到天安门制造更大的血案。
汽车开到建国门附近，司机趁拐弯减速时逃脱，歹徒立刻窜下车，冲上马路，拦截了一辆某国驻华大使的汽车。在遭到车主拼死抵抗时，歹徒开枪射击，当场造成两死两伤。警察迅速赶来将其包围，双方发生激烈枪战，最后持枪歹徒被特警当场击毙。
案件发生后，外界谣言四起，称不幸身亡的两名死者是被中国警察误伤而亡。一时间，海外媒体争相报道，不明真相的群众也议论纷纷。这引起了该国的特别关注，并为此从国内调来枪弹痕迹方面的专家。此案处理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liang的国际影响。
陈建华和他的战友们奉命出现场，对各车辆的各种痕迹，包括钢化玻璃击碎痕迹进行了检验，对弹道曲线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对大使馆卧车上的弹痕进行了详细勘查，证实只有在右后门开启的情况下，开枪才能形成卧车上的弹痕。而有目击者证明，那正是歹徒站立的位置，从而有力地否定了警察把人打死的谣传。
此鉴定结论由我外交部通报了该国大使馆，得到该国枪弹痕迹专家的认可。
通过陈建华的网络数据库，可以很快判定不同现场的子弹是不是同一支枪打出来的
1991年，陈建华被评为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92年起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在繁忙的科研之余，陈建华担任了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学会理事、北京物证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兼首席专家，还担任了北京市物证技术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要职，并主持学会创办的物证技术鉴定所的工作。
北京一家医院的女医生叶子，因为和丈夫多年感情不和，上吊自杀。叶子的父母不相信他们聪慧漂亮、博学多才的独生女儿会在一夜之间离他们而去。叶父因此病倒在床，叶母的精神几近崩溃。绝望之下，他们想到了曾与女儿分居半年的女婿，越想越怀疑是女婿杀死女儿后再吊上去的。
案发后，公安人员出现场并解剖尸体，出具了上吊自杀的鉴定结论。悲痛之中的叶子父母无法接受自杀的鉴定结论。他们流着泪访遍了公安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多家机关，最后找到了北京物证技术鉴定所，希望能对这个案子重新进行鉴定。
接下案子后，陈建华十分重视，慎重地挑选了鉴定人员。一方面，叶母由于精神抑郁，对案件细节表现出许多妄想，但鉴定人员仍仔细耐心地倾听她的意见；另一方面，鉴定人员对本案中较为关键的物证——现场遗书做了认真细致的文字鉴定，证明这份遗书确系叶子本人所写，不是他人伪造的。
最后，有关专家根据尸体解剖的照片及笔录仔细分析，排除了先卡死后上吊的可能性，得出了叶子系自杀的结论。
在与鉴定人员的多次接触中，叶子的家人感受到了同情、尊重和耐心，也目睹了鉴定人员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他们明白眼泪和亲情替代不了科学，最终心服口服地接受了这一结果。
在刑事案件的侦查中，对涉枪案件的甄别和认定是较难突破的领域之一。一颗子弹发射出去之后，弹头和弹壳便瞬间分离，现场遗留下了弹头或弹壳。假如疑犯再流窜到异地作案，即使再留下物证，短时间内两地警方无法并案。
因为，对同一把枪发射的弹壳和弹头的认定，需要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4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由于时间长，准确性不稳定，严重影响了警方对此类案件的认定和侦破。
从2000年开始，由陈建华主持开发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枪弹痕迹计算机自动识别系统（弹壳部分），已逐步解决了这个难题。
2001年，他们建立起全国未破涉枪案件现场弹头、弹壳数据库，以及枪支痕迹档案库及26省市枪弹痕迹样品库，该数据库建档枪支l万余支，全国未破案件涉枪弹壳、弹头案件1338起。
它的实际意义在于，将全国所有涉枪案件的痕迹现场数据全部汇集到北京后，无论国内哪个地方发生涉枪案件，技术人员可将现场的枪弹物证通过网络传到北京的数据库内进行比对，同时可进行计算机查询。
办案单位可以面对现场不同的弹头和弹壳，通过网上数据库数据比对，很快判定子弹是不是同一支枪打出的，同时可以很快查到枪支的来源；面对一把可疑的枪支，只要试射一枪，将弹壳等有关数据传送到北京，比对后很快就可认定该枪是否涉案。
2000年7月，北京先后发生两起持枪袭警案。案件发生后，技术人员将现场提取的弹壳和弹头送到刑科所，经过认真比对，陈建华发现该枪是河北省某市一支“丢失”的手枪。
通过与河北警方联系，得知枪支丢失后，警方曾怀疑一名嫌疑人，但始终未采取措施，而在案发时间段里，该嫌疑人恰好在北京。根据这个重要线索，警方立即采取行动将嫌犯抓获。最后，该嫌犯供认了犯罪事实。
2002年，新疆乌鲁木齐发生一起枪案，一嫌犯在某股票大厅持手枪打死两人、抢走20万元现金后逃走。在警方侦破过程中，湖北武汉再次发生枪击命案。根据两个现场遗留的弹壳比对，陈建华很快得出结论：两起枪案现场遗留的弹壳为同一把手枪发射的。
根据这一结论，两地警方将两案并案侦查，根据双方的线索，嫌犯很快在海南落网。经审讯，该嫌犯确系两起持枪杀人案的元凶。
陈建华说：“现在刑事案件现场仍有许多未解之谜，需要我们继续探索和研究。学无止境，对我来说，探索也是一种幸福！”
举行宴会，一枚子弹突然击碎
了二楼的窗玻璃
1958年9月，18岁的陈建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安交大应用力学专业后，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今后的人生会与侦查破案联系在一起。
陈建华是西安交大应用力学的第一届毕业生。当时，这个专业在国内可谓是尖端专业。1962年大学毕业后，他的许多同学相继被分配到高校或中央直属机关工作，而他作为特殊人才被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从事刑事技术研究工作。最初，陈建华有些不理解，事后才知道，他的从警与当时国际政治背景有关。
六十年代初，中印关系一度紧张，边境摩擦不断。有一次，印度驻中国大使馆窗户上的一块玻璃被不明物体击碎。事件发生后，引起了中印两国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打碎玻璃的是子弹还是外来高速投掷物？虽然排除了“故意枪击”，但始终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当时，对击碎玻璃的痕迹勘验在世界刑侦领域还是空白。为了填补这个空白，北京市公安局决定引进一位应用力学人才。于是，从1963年开始，年轻的陈建华就肩负这样一个重大使命，开始了他的痕迹探索之路。
当时，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人非常重视这一科研项目的开发和研究，特批建了一个玻璃痕迹鉴定实验室。
所谓实验室，不过是清河法医中心院子里的几间简陋平房和一个25平米的室内靶场。为了搞清子弹远距离穿透玻璃瞬间留下的不同痕迹，陈建华想尽了一切办法。每天，他都要用不同型号的枪以及弹弓、石头击碎不同厚度的玻璃，然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分析、拍照子弹洞穿玻璃瞬间的纹路及形态。这样枯燥的实验，有时候一天要进行百余次。
在那个孤寂的小院子里，陈建华经过不懈的探索和几百次模拟枪弹实验，仅过半年，就推开了玻璃痕迹那扇陌生的大门。
当时教科书上的理论是：无论枪击还是石击，其裂纹都是弓形花束。而陈建华发现，当玻璃被击碎后，洞孔周围的裂纹虽然表面都是弓形花束，但所辐射开的裂纹断面上，却有细微的差异。用石击，是弓形花束：用枪击，则变成了平滑的镜面。
他还在实验中发现，如果在玻璃前铺垫上几张草纸，就可以解决远距离射击问题。实验问题解决了，而更大的发现是：子弹穿透玻璃时会因射击距离远而改变方向。
1966年2月2日，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辉煌。周总理正在举行盛大的宴会，招待外国元首。就在宾主频频举杯之际，二楼朝北面的一扇窗玻璃发出了轻微的碎裂声！
警卫人员赶忙跑过去查看，只见外面第一层玻璃被击了一个洞，第二层玻璃破裂，夹层内找到小口径子弹弹头一枚。
“枪击事件”没有惊动现场的人，宴会照常进行。但这一事件很快汇报给了周总理。这是人民大会堂建成后第一次遭遇枪击事件，因此周总理非常重视，指示一定要查明事件真相。公安部、北京军区及北京市局等部门迅速派员赶到现场展开工作。
公安部的枪弹痕迹专家来了，部队保卫部门的专家来了，轻武器研究所的专家来了，陈建华在市公安局领导的带领下也来了。
勘查现场后，现场分析会迅即召开。专家们提出意见：按照苏联教科书所讲，两弹之间画一条弧线，线的另一端便是射击点。这样一画，枪击点应来自长安街的快车道，随即分析设想有人在长安街快车道行驶的车内向宴会厅射击。
就在分析意见得到与会专家一致肯定时，陈建华提出了异议。通过对现场的痕迹勘查，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提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前窗玻璃弹孔裂纹密而细，后面玻璃为喇叭口且发生偏移，如果子弹是远距离发射出来的，打在比较厚的玻璃上，那么子弹就很容易改变方向。而眼前的痕迹恰好是两层玻璃的弹洞位置发生偏差，他大胆提出，射击点应该在北边的居民区。
不同意见很快传到了专家的耳朵里，但提出异议的毕竟是一位只有26岁的青年警官，意见没有得到重视。
采纳了专家的意见后，有关部门立即调动警力，对当时经过长安街的1000余辆汽车进行调查。结果，经过一辆一辆地查找、证实、再否定，1000多辆车均没有作案嫌疑。
周总理得知案情没有进展，一方面鼓励办案人员不要灰心，一方面告诫专家们不要局限办案思路，不要仅限定在查车上。陷入僵局的专家们，突然想起了北京市公安局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
面对专家，陈建华再一次陈述了意见，并说早在1963年他就开始了有关玻璃击碎问题的实验，并改写了苏联教科书的理论！
经过调查，很快有了一个重要线索。有人反映，2月2日下午，在南长街南口的体委家属院内，有几个首长的孩子曾在房顶上用一支小口径步枪打麻雀。侦查人员通过对现场的勘查，在家属院传达室内提取了一支小口径步枪和几盒子弹，此处距人民大会堂427米，恰好在小口径步枪的射程之内。
虽然经过专家检验，击碎大会堂玻璃的弹头已确定就是该枪射出的，但周总理提出，科学实验必须严谨，必须用科学的结论作定论，需要拿出一个科学的检验报告。于是，专案组决定再次进行实验。
陈建华跟随众多专家，冒着零下20度的严寒齐聚北京西郊靶场，在城建部门的协助下，重新仿制了与大会堂完全相同的窗框和玻璃。又请来国家射击队队员，在400米的距离内用那支小口径步枪反复射击，然后再拆下来进行观察拍照。
那是一次异常艰苦的实验，共打碎了两卡车的玻璃，其中两块玻璃的弹洞痕迹与人民大会堂现场完全相同，从而印证了陈建华的论断是正确的。
陈建华的科学结论不仅为这起枪击事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同时也引起了国家对私有枪支管理的高度重视。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北京市公安局迅速出台了《北京市私人运动枪支管理规定》，北京市私人拥有的各种运动型枪支很快被公安机关收缴上来。与此同时，由公安部牵头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登记管理试行办法》也很快在全国颁布实施。
陈建华仅用电烙铁、电灯泡和“502”黏合剂，就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发明
在痕迹世界里，陈建华的绝活不仅仅局限于枪弹痕迹的检验。他在指纹领域独创的“502”黏合剂指纹显示技术，更引起世界同行惊叹。
在日常的刑事勘查中，当时有一个普遍难题：我们的技术员面对犯罪嫌疑人作案后遗留在塑料制品上的可疑指纹，因技术达不到而不能显现提取。这就直接影响到侦查破案的效率，致使犯罪嫌疑人得以长期逍遥法外。
八十年代初，通过查阅大量的国外资料，陈建华发现攻克这一难题的国家只有美国。在一篇报道中，美国人宣称，用含有氰基丙烯酸甲脂超级胶熏显隐性指纹的新技术已被攻克。也就是说，这项技术可以在塑料上显示指纹。
说起来，这个新技术缘自一个偶然的发现。一次，驻日美军在整理库房时，在一个装超级胶的废弃塑料罐内壁上发现一枚清晰的指纹，这个意外的发现让美刑侦专家对这种超级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们在日本购买了大量超级胶带回国内实验研究，一种以加热方式显现塑料指纹的新装置很快就问世了。
毫无疑问，美国当时是世界上该项技术的领先者。
陈建华决定不依赖日本的超级胶，以国内现有条件开发研究该技术。
那段时间，陈建华几乎跑遍了北京附近的几十家化工单位。在这些部门的帮助下，他很快找来各种比较接近的黏合剂进行实验。经过无数次实验，他意外发现，国内应用较广的“502”胶有与超级胶同样的化学特征。经过多次实验，他的“502”黏合剂终于获得成功，遗留在橡皮、塑料甚至绸缎上的指纹经过特定时间和温度加热后，可以清晰地显现出来。
至此，陈建华的“502”黏合剂显现指纹技术可与美国人比肩了。
实验虽然成功了，但陈建华并不满足。因为按照这样的显现技术，显现一枚指纹需要两天的时间，而且实验必须在现场进行。一个案件现场不可能封闭两天搞实验，说明这项技术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经过反复实验摸索，他发现一种叫氰氧化钾的强碱性催化剂可以加速指纹的显现。使用该溶剂后，其显现速度比美国人的显现速度快一倍。
为了提高指纹显现速度，不受现场等外界条件的约束，陈建华从“聚合产生热量”中得到启发。他将一把电烙铁的前端改装为小碗状，通过灯泡加热后，奇迹出现了：只见一股白烟过后，几秒钟内就有大量的“502”分子快速逸出，一枚清晰的指纹显现在眼前。
当美国人还在为灯泡加热时的温度大伤脑筋时，在中国北京的一间实验室里，一位中国刑侦专家仅用一把小巧的电烙铁、一只普通的电灯泡和几克“502”黏合剂就突破了这个难关。而国产的“502黏合剂显现装置”造价仅20元左右。
这套简单实用的指纹显现装置，经公安部认定后，很快在全国各地公安刑侦部门推广，并要求全国县以上公安机关都要配备该鉴定装置。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应用，“502”黏合剂在疑难指纹认定中很快显示出其特殊的优势。
那年，在秦皇岛附近海滨发现了一具被掩埋的腐烂裸体男尸，警方在现场勘查中发现一条印有北京某大厦字样的床单。经过调查，发现在北京某大厦办公的某公司总裁丛某神秘失踪。为了确定尸源，技术人员运用“502”黏合剂显现技术，从该公司总裁桌上的塑料夹上提取了一枚指纹，经过与无名男尸比对指纹，很快确定死者正是失踪的丛某。经过办案人员调查，一起因金融诈骗7000万人民币以及因商务纠纷而引发的杀人抛尸案很快告破。
1990年，安徽黄山某宾馆的一位外宾被人盗走钱包，6000美金被窃，空钱包被扔进宾馆附近的公厕内。勘查人员将钱包打捞上来后，经过吹风机进行干燥处理，然后用“502”黏合剂成功地提取了一枚指纹。警方经过指纹比对，很快将窃贼抓获……
2004年10月21日，北京北新桥幼儿园发生一起命案：一名女保育员与一名男童被凶犯残忍杀害。
现场勘查中，技术人员发现死者身上有被灭火器砸伤的痕迹，且现场的4只灭火器都有被移动过的痕迹。于是，他们用“502”黏合剂从一只粘满尘土的灭火器上提取了几枚清晰的指纹。
经过指纹比对，发现曾因强jian、伤害而被判刑的嫌疑人付某的指纹与现场指纹相同。案发44小时之后，付某在北京站一旅馆内被警方抓获。除此命案外，付某还交代了在北京强jian杀人的其他犯罪事实。
自该技术在全国公安机关推广应用后，破获的刑事案件不计其数。这项被称为一次指纹显现技术革命的“502”黏合剂指纹显现技术，当年便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不仅在世界上为中国刑警争得了荣誉，而且还被许多国家应用到实际现场勘查中。
车内人认定是子弹，而陈建华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同
怎样运用动力学的理论对不同形态的玻璃裂纹进行准确的解释和阐明，是陈建华向该领域发起挑战的初衷和梦想。
1987年，他被选为访问学者，由国家公派到加拿大安大略省司法部刑科所进修一年。进修期间，陈建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实验室度过的。
当时，他的攻关课题是钢化玻璃击碎痕迹的研究，而加方所提供的实验室及实验设备是国内无法达到的。为了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陈建华投入了全部精力。加拿大是五天工作日，每周两个休息日，当同事们周末回家或外出游览时，陈建华却不去欣赏安大略郊外美丽的风景，而是在实验室里研究资料和无数次地进行试验。
一次，该所所长偶然得知此事，倍加称赞地说：“陈的钻研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一年多的进修期满，陈建华主攻的钢化玻璃击碎痕迹课题研究获得成功。
为了表彰他的科研成果，1988年10月，加拿大警方特地邀请他参加当年的刑科研讨年会。开幕式上，加拿大司法部部长史密斯对陈建华刻苦的钻研精神及科研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陈建华充满自信地走上讲台，用流利的英语宣读了三篇论文，并当场回答了各国刑侦专家的提问。他的科学态度，以及在刑事科学领域的探索精神赢得了在场来宾的热烈掌声。在这个世界级刑科研讨年会上，来自世界各国的刑侦专家都记住了中国刑侦专家——陈建华。
回国前夕，加拿大安大略警方郑重提出，请他长期留在该实验室工作，并为他提供一切必备的实验设备和优厚的生活待遇。陈建华婉言谢绝了。
陈建华说：“我是中国警察。我的科研成果不属于我个人，属于我的祖国。”
在国际刑警组织第九届法庭科学大会上，一名英国伦敦警察厅代表曾在发言中高度称赞道：“中国的陈建华通过多年的实验，解决了区分枪击和高速投掷物击碎玻璃的难题。”陈建华成为国际上第一个攻克该领域的中国警官。
随着国内外安全形势的发展，玻璃击碎痕迹鉴别技术已经在反恐、警卫及其他反暴力斗争中起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攻克了普通玻璃击碎痕迹难关后，陈建华潜心研究了钢化玻璃击碎痕迹问题。
与普通玻璃相比，钢化玻璃的物理特征更加复杂。在外力打击下，钢化玻璃瞬间即可形成无数碎花状。在如此眼花缭乱的外部环境下，去科学地判定外来击碎物体，其难度可想而知。
1970年6月，一支车队从南苑机场鱼贯驶出，行驶至北京前门附近时，一辆汽车的玻璃突然被外来的不明物体击碎。乘坐此轿车的人是当时某中央领导。车内人直觉上认为“声音很清脆，极大可能是枪打的”。
陈建华奉命来到中南海，对击碎的车窗玻璃痕迹进行勘查拍照，并用棉球提取了玻璃孔周围的附着物。回到实验室后，经过化验，他发现附着物上并没有铅铜等子弹遗留的痕迹。通过对车窗击碎痕迹的分析，他完全排除了枪击的可能，初步推断是高速抛射来的石子。
为了慎重起见，陈建华特地跑到事发路段进行观察，发现马路上有许多工人正在修路，路面上零星撒着许多建筑用的石子。他作出鉴定结论后，当时的公安部负责人并不满意，指示他用不同型号的手枪重新进行枪击实验。
陈建华清楚这是徒劳的，但是上级命令不可违背。他只好借来包括无声手枪在内的各种手枪，每天朝钢化玻璃射击。实验结束，在最终的勘查报告上，他依然坚持了最初的结论。
陈建华回忆说：“对钢化玻璃击碎痕迹的认定很复杂，没有反复而严谨的科学实验，我是不敢妄下结论的。作为一名刑侦技术人员，我们肩负的责任非常重大，不能因为迎合权势而放弃了求实的根本。科学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1994年9月，一名歹徒手持冲锋枪在通州杀死多人后，劫持了一辆面包车企图到天安门制造更大的血案。
汽车开到建国门附近，司机趁拐弯减速时逃脱，歹徒立刻窜下车，冲上马路，拦截了一辆某国驻华大使的汽车。在遭到车主拼死抵抗时，歹徒开枪射击，当场造成两死两伤。警察迅速赶来将其包围，双方发生激烈枪战，最后持枪歹徒被特警当场击毙。
案件发生后，外界谣言四起，称不幸身亡的两名死者是被中国警察误伤而亡。一时间，海外媒体争相报道，不明真相的群众也议论纷纷。这引起了该国的特别关注，并为此从国内调来枪弹痕迹方面的专家。此案处理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liang的国际影响。
陈建华和他的战友们奉命出现场，对各车辆的各种痕迹，包括钢化玻璃击碎痕迹进行了检验，对弹道曲线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对大使馆卧车上的弹痕进行了详细勘查，证实只有在右后门开启的情况下，开枪才能形成卧车上的弹痕。而有目击者证明，那正是歹徒站立的位置，从而有力地否定了警察把人打死的谣传。
此鉴定结论由我外交部通报了该国大使馆，得到该国枪弹痕迹专家的认可。
通过陈建华的网络数据库，可以很快判定不同现场的子弹是不是同一支枪打出来的
1991年，陈建华被评为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92年起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在繁忙的科研之余，陈建华担任了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学会理事、北京物证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兼首席专家，还担任了北京市物证技术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要职，并主持学会创办的物证技术鉴定所的工作。
北京一家医院的女医生叶子，因为和丈夫多年感情不和，上吊自杀。叶子的父母不相信他们聪慧漂亮、博学多才的独生女儿会在一夜之间离他们而去。叶父因此病倒在床，叶母的精神几近崩溃。绝望之下，他们想到了曾与女儿分居半年的女婿，越想越怀疑是女婿杀死女儿后再吊上去的。
案发后，公安人员出现场并解剖尸体，出具了上吊自杀的鉴定结论。悲痛之中的叶子父母无法接受自杀的鉴定结论。他们流着泪访遍了公安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多家机关，最后找到了北京物证技术鉴定所，希望能对这个案子重新进行鉴定。
接下案子后，陈建华十分重视，慎重地挑选了鉴定人员。一方面，叶母由于精神抑郁，对案件细节表现出许多妄想，但鉴定人员仍仔细耐心地倾听她的意见；另一方面，鉴定人员对本案中较为关键的物证——现场遗书做了认真细致的文字鉴定，证明这份遗书确系叶子本人所写，不是他人伪造的。
最后，有关专家根据尸体解剖的照片及笔录仔细分析，排除了先卡死后上吊的可能性，得出了叶子系自杀的结论。
在与鉴定人员的多次接触中，叶子的家人感受到了同情、尊重和耐心，也目睹了鉴定人员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他们明白眼泪和亲情替代不了科学，最终心服口服地接受了这一结果。
在刑事案件的侦查中，对涉枪案件的甄别和认定是较难突破的领域之一。一颗子弹发射出去之后，弹头和弹壳便瞬间分离，现场遗留下了弹头或弹壳。假如疑犯再流窜到异地作案，即使再留下物证，短时间内两地警方无法并案。
因为，对同一把枪发射的弹壳和弹头的认定，需要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4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由于时间长，准确性不稳定，严重影响了警方对此类案件的认定和侦破。
从2000年开始，由陈建华主持开发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枪弹痕迹计算机自动识别系统（弹壳部分），已逐步解决了这个难题。
2001年，他们建立起全国未破涉枪案件现场弹头、弹壳数据库，以及枪支痕迹档案库及26省市枪弹痕迹样品库，该数据库建档枪支l万余支，全国未破案件涉枪弹壳、弹头案件1338起。
它的实际意义在于，将全国所有涉枪案件的痕迹现场数据全部汇集到北京后，无论国内哪个地方发生涉枪案件，技术人员可将现场的枪弹物证通过网络传到北京的数据库内进行比对，同时可进行计算机查询。
办案单位可以面对现场不同的弹头和弹壳，通过网上数据库数据比对，很快判定子弹是不是同一支枪打出的，同时可以很快查到枪支的来源；面对一把可疑的枪支，只要试射一枪，将弹壳等有关数据传送到北京，比对后很快就可认定该枪是否涉案。
2000年7月，北京先后发生两起持枪袭警案。案件发生后，技术人员将现场提取的弹壳和弹头送到刑科所，经过认真比对，陈建华发现该枪是河北省某市一支“丢失”的手枪。
通过与河北警方联系，得知枪支丢失后，警方曾怀疑一名嫌疑人，但始终未采取措施，而在案发时间段里，该嫌疑人恰好在北京。根据这个重要线索，警方立即采取行动将嫌犯抓获。最后，该嫌犯供认了犯罪事实。
2002年，新疆乌鲁木齐发生一起枪案，一嫌犯在某股票大厅持手枪打死两人、抢走20万元现金后逃走。在警方侦破过程中，湖北武汉再次发生枪击命案。根据两个现场遗留的弹壳比对，陈建华很快得出结论：两起枪案现场遗留的弹壳为同一把手枪发射的。
根据这一结论，两地警方将两案并案侦查，根据双方的线索，嫌犯很快在海南落网。经审讯，该嫌犯确系两起持枪杀人案的元凶。
陈建华说：“现在刑事案件现场仍有许多未解之谜，需要我们继续探索和研究。学无止境，对我来说，探索也是一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