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情感驿站(2)
今夜飞雪
半夜里忽然醒来，夜出奇地静。梅影横窗瘦，窗外一种“沙沙”的声音充满天地之间，若有若无，若远若近，如春蚕嚼丝般透明。忍着刺骨的寒意打开窗，呵，下雪啦！在漆黑的夜空里，绵绵不断的雪花轻盈地飞舞着，空灵而晶莹。有几片还调皮地飞进窗来，吻我的脸，钻到我的脖子里。昨天广播说今夜西伯利亚寒潮南北京将降第一场雪。今年北方的冬天来得真早，南方呢，南方的南方呢？今夜，我在京城一个寂寥的角落里，与这场不约而至的飞雪相对无语。而你带着绿纱的窗前，是否依旧椰影婆婆，海风里带着咸味？你呢，是否枕着一本《简爱》甜甜地做梦，梦见到英格兰的庄园里？寒潮一直南下，但愿爱穿黄裙子的你珍重加衣。
收到你的第一封信是在我到燕园的第一个浓秋。在一颗金灿灿的银杏树下，我疑惑地展开你的信笺。树荫浓浓，漏下点点温暖的跳动着的光斑。信笺上清香的字迹，如你清秀的面容。我们中学时并不很熟。那时我还是个故意让自己寂寞的少年。女孩子们悄悄地把我的诗句抄在日记本上，我却对她们的叽叽喳喳不屑一顾。你与我迥然不同，担任文娱委员的你像一棵燃烧的凤凰树，几乎所有男孩都对你敬且畏—一别看你满脸清秀，要是哪个男孩欺负了女孩，你会走到他面前，当众把他斥责得手足无措。有一次文具盒里爬出一条手指粗的毛毛虫，你淡淡一笑，用铅笔把它拨到窗外，后排那个牛高马大的男孩子目瞪口呆。你在枯燥无味的政治课上聚精会神地读三毛的小说，你在运动会上拖着摔伤的腿跑到终点，你在校园艺术节上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场轰动全校、毁誉参半的现代舞。虽然我在表面上对你和别的女孩没有什么两样，但你一袭与众不同的黄裙子开始成为我案头一枚伶俐清晰的藏书票——一女孩子们都说，那件最美丽的黄裙子是你自己做的。高考像一阵狂风，刮走了我们像旧报纸一样没有重量的昨天，我幸运地收到了梦寐以求的通知书，而你却落榜了。我北上的那一天，你托朋友捎来一张小小的纸条：“谢谢你的诗，祝福你学业有成。而那个丑小鸭一样的女孩，渴望实现流浪的梦想。”
今夜，我拉开台灯，在雪的夜曲中翻拣你半年多以来给我的信。我不习惯遥远的北国，却深深地被今夜的雪感动。蜀地没有这样的雪。我用单纯的灵魂来接受这突如其来的雪，我沉醉于它的淡泊、温柔，它那冷中的暖，静中的动。雪中我似乎看到了你，你略略仰起的头，你齐耳的短发，你忽闪忽闪的眼睛，叠印着我昔日人为的寂寞。而蜀西那个潮湿而阴雨的小城显然留不住你，你穿着学生时代的黄裙子，提着小小的行李箱，独自一人飘呀飘，飘到了海南，那个有阳光，有沙滩，有海浪的地方，那天空很高，海风很热，椰汁很甜的地方。经历了一次次的失败的招聘，在一次关键的面试中，你灵机一动容上一双高得不能再高的高跟鞋，掩藏了略显娇小的身材，瞒过了经理那双对身高要求苛刻的眼睛。从此，穿黄裙子的你满面春风地坐在信息公司的一台电脑前。你在信中兴致勃勃地说：“我的办公室正对着东方。早晨，我第一个来到办公室，一开门便是一束红艳艳的阳光投怀而来。我伸出手去，真想把阳光抱在胸口。”
雪还在下着。漫漫长夜，并不因为你案头的信而变短。我真想把今夜几片最轻盈的雪花寄给你。在南国你见不到这样大瓣大瓣的雪花。也许面对那一次次用舌头舔着岸的海浪时，你才可能拥有与我面对雪花时相通的情感。流年似雪，是因为我们在孤独的光影里走了太长的路，还是因为一场雪后我们昨天的足迹都将不复存在？你没有见过北方的雪花，你却与北方的雪花一模一样，执着地寻找自己的着陆点，执着地寻找自己栖居的大地。学校里，老夫子对你糟糕的数学成绩施以白眼；家里，继母把沉重的家务甩给你一个人干。给你写情书被拒绝的男孩，四处传播着谣言；妒嫉你的笑声的女孩，想方设法让你流泪。这些，都被你当作一缕蛛丝轻轻抹去。你一如继往地笑着，那么明媚。在学校，在家里，在高考落榜的日子里，在异乡陌生城市擦肩而过的人流中，你倔强地笑着，像一朵朵的雪花，不容一点杂色来污染，旋转奋飞在凛冽的天宇下。你珍惜自己的美丽，在淡妆中明艳若盛开的迎春花，金黄的裙裾一闪一闪的；你珍惜自己的青春，在同事去逛商场的假日，你却趴在小床上有滋有味地读我寄给你的《苔丝》你在信中自我夸奖：“虽然比起你来觉着惭愧，但是还能够学一点笑语，读一点唐诗宋词，还有精神挥动球拍把经理打得败走网球场。我说自己没有学坏，真好！同来海南的一批女孩，有许多陷进金钱的漩涡，为了金钱出卖自己也在所不惜。生活在这样的坏环境中，得时时提防潜移默化的种种影响啊！”你说你要学习我坚强的心性，像棵树一样在盐碱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你说你抱着一把吉它，弹一曲自己编的歌，约一个时间，让我在北国古城的星空下收听这心灵的旋律。你说你穿着半旧的黄裙子跳舞，一个人跳；却好像握着我宽厚的手掌。你说你收到我的信时，在车水马龙的繁华大街上，一边读一边旁若无人地开心大笑。是呵，什么都被岁月改变了，只有你还是当年那个什么也不在乎、不懂得忧虑、不害怕苦难的女孩。但是，也只有你才最理解寒冷，最理解今夜的雪，最理解不停变换驿站的生命之旅。
面对飞雪，我敞开自己的心灵，却发现它已退化成沙漠。我突然有一种想哭的感觉。今夜的飞雪，用它无声胜有声的语言告诉我生命原本就是一场“甜美的苦役”。窗口对面，是隐隐约约的阁楼的飞檐，在飞檐与飞檐间，回荡着唐时的那曲琵琶曲。20岁的我们只能部分地领略它的蕴含，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悲伤，我们只知道不低头、不抱怨，这就已经够了。不抱怨生命，就意味着拥有了充实的生命；不向命运低头，便意味着命运向你低头。用世俗的眼光看你，你也许算不上一个“好女孩”—一你没有学历文凭，没有小家碧玉的安份贤淑，甚至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单位。你任性，你倔强，你出人意料的言行，你把握现实又不安于现实。一天十几个小时紧张地工作后，你居然还能做这样的梦：“梦见有一扇配着绿色窗帘的好大好大的窗，窗前不是闪烁着霓虹灯的街道，最好是片郁郁的树林，一条小河也成。干干净净的一张大书桌上，摆着一本本的文学著作：《红楼梦》、《漱玉同》、《追忆逝水年华》、《狄金森诗集》……”真好，我们都还有梦，尽管我们都像蜗牛一样挤在集体宿舍里，但我们并不为此而耿耿于怀。大亨有大亨的别墅轿车，我们却坚守我们自己的生活原则和生存方式，简单、自然、快乐、不强求、不逃避、不奢望，平静地接受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东西。
今夜的飞雪，如山花般盛开，如清泉般流泻，如时光般永久，如生命般高贵。面对今夜的飞雪，面对我们的心灵，何须牵挂于普，何须自足于甜？今夜的飞雪，属于我，也属于你。愿我们都能好好地生活着。
天真
有朋友问我，最喜欢的女演员是谁？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法国的女影星阿佳妮。”这位算不上风华绝代的女子，在《罗丹和他的情人》等影片中有诸多出色的表演，那种谈得感受不到的忧苦被她表达得入木三分。阿佳妮是个天真的女子，她以天真的姿态进入艺术角色，同时，还在个人生活中保持着这种可贵的天真。我在一部新闻片中看到几个关于她的家庭生活的实录镜头：周末，一家三口来到一个普通的餐馆，个子矮矮的、不施粉黛的阿佳妮坐在餐桌旁，左边是丈夫，右边是儿子。她打开菜单，征询丈夫和儿子的意见。显然，三口之家口味不同，阿佳妮便建议“举手表决”。表决前她与儿子耳语了半天，终于把儿子拉到自己一边来，二比一胜利了，做母亲的却像小女孩一样天真地笑起来。看到这组镜头时，我十分感动，同时，也理解了阿佳妮的艺术魅力之所在——真正的艺术，是离不开天真的。我觉得，国内某些大腕明星，缺的恰恰是这份“天真”。如刘晓庆。巩俐的表演：总有一种刻意为之的痕迹。在台下的时候，即使是与记者聊点家常话，她们往往也矫情得令人反胃。
天真与人类的童年，人类的原生状态有一种神秘的联系。在现代社会里，本应是人人拥有的天真却成了少数人的专利，天真太容易受到伤害，许多人宁可不要。对于那些为名利而活着，而且只为名利而活着的人来说，天真确实是天大的负担。而对于那些渴望“诗意地牺居”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来说，天真却是一对让精神飞翔的翅膀。我很少读现代诗，因为我认为现代诗中很难找到唐诗宋词中处处皆可遇到的“天真”的情趣。有一次，偶然读到台湾诗人陈斐霎的诗，顿时被她天真烂漫的诗句吸引住了：
为了让你相信！我们真的可以拥有整座地球花园／请原谅我不让你摘花。
——《地球花园》
我也喜欢鸟。而且比你贪。叫一声／总共拥有几千几百零几只统养在天空里
——《养鸟须知》
被惊雷撞伤的星星们／都在送医途中阿治而亡了
——《铁眠》
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陈斐霎是一个天真得像童话里的公主的女孩子。天真中却带着执拗和倔强。不让摘花的目的是希望拥有“地球花园”，倘若在花园里写上这样的诗句，而不是竖着大煞风景的“禁止攀摘”的白牌子，效果不知道要好多少倍，谁还忍心伸出他的催花辣手呢？除非他是一个全无心肝的家伙。《养鸟须知》更让我联想到北京城里千万计的鸟笼，那些养鸟的老人们那么兴致勃勃，提着笼中乌时甭提有多自豪了。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愚昧而残忍的爱好——鸟的美丽全在它飞翔的瞬间。剥夺鸟的自由的老人们，自己的心灵之泉也干涸了，他们历尽人世，反倒不如一个小女子有气魄，把所有美丽的鸟类都“养在天空里”。《铁眠》没有一个字写自己的失眠之苦，反倒怜悯星星的命运，这种伤感真的让人睡不着。从陈斐霎的小诗中，我寻找到了失却已久的天真，透明的天真，没有一丝杂质的天真。
待总是与天真相联系，诗人总是像天真的小孩。普希金、莱蒙托夫、华兹华斯、拜伦、徐志摩…他们从本质上讲都是“孩子”，是不愿长大的孩子。一长大，诗神级斯便会弃他们而去，然而，天真不能成为他们生存于世俗世界的保护伞，为了天真他们受到各种高傲的心所难以忍受的伤害。于是，他们无一例外地、早早地终结了他们在人间的履迹，“轻轻的我走了，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却留下一颗天真的心在不天真的人间。
天真，既有浅的天真，如诗人；也有深的天真，如思想家。思想家的天真比诗人的天真更难得。天真，是一种温馨的品质。如果一个人看透了人世以后，心灵不仅没有冷下去，而且还热起来，那么他便拥有像海一样深的天真。鲁迅摘译岛崎藤村的《从浅草中来》中有一句话：“我希望常存单纯之心；并且要深味这复杂的人世间。”后人大多注意鲁迅“深味这复杂的人世间”这一面，往往忽略鲁迅也有一颗单纯的、天真的心灵。有这颗心作底子，他才能用笔写下“活的中国”。他的小说，冷峻到了极致的地方，一股温热便透过纸背，传递到读者的手上。萧红曾回忆说：“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朗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我每天面对无数笑容——由脸部肌肉配合活动的技巧所创造的笑容，突然读到这段文字时，不由得不怦然心动，悠然神往。能够这样开怀大笑的人，一定有颗天真的心灵。能够看到这样天真的笑容，是件多么快乐的事情！
按照进化论的说法，人类所必需的能力和品性会一代代传下去，而那些不利于生存的部分则逐渐被淘汰。天真，便是人类所抛弃的品性之一。世间的一切，全都归结到一把秤上，有重量的东西才有价值，而天真是没有重量的。当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被谎言和欺骗所淹没时，当世故与乡愿成为生活的主潮时，厌倦、迷们与恐惧的感觉便油然而生，一种“返朴归真”的要求也就产生了。人们意识到，天真是一种向善的力量，是人性中最有魅力的那一面，它给冷漠的世界抹上一层温暖的阳光，它给丑陋的现实添加一道柔和的弧线。天真的人接受着一次次的挫折与失望，但天真的人永远不会绝望，他们坚持着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同时也拥有着健全的自我。天真的人，有颗赤子的心，像星辰，永不坠落；像灯火，永不熄灭。
静穆
这几年来，文化界很爱日佣巴赫金的一句名言：“我｛IJ面对的是一个众生喧哗的时代。”因为“众生喧哗”是我们真切的感觉。在夜的深处，我们常常被那风吹窗玻璃的哗哗声惊醒，我们的心中也时时响起阵阵并不和谐的噪音。
城市像章里一样，向空旷的处女地伸出它长长的碗足，郊区的田野被圈成了高尔夫球场，巨大的广告牌与更巨大的升降机从天而降，海边的沙滩被铁丝网分割，铁丝网内是拥挤的、享受到自己的阳光、海浪的都市男女；足球赛的票越卖越贵，顶着40℃的高温，声嘶力竭的球迷念念不忘扔出最后一个汽水瓶；阴暗如冥府的卡拉OK厅里，是一串串跑调的高音与一双双狼眼一样贪婪地搜索着的眼睛；证券交易所的电脑屏幕前，有一张张欲哭无泪或欣喜若狂的脸。又是一桩小学生绑架小学生的奇案，又是一起母亲误杀考试不及格的儿子的悲剧。无论是大酒店，还是亭子间，生活都像一场没有固定角色的戏，热热闹闹，有滋有味。从国际会议上的讨价还价，到邓里之间的唇枪舌战，生活就像一条没有入海口的河，起起伏伏，迂回往复，我们似乎过得很惬意，尽管有许许多多的欲望还未满足，但这些欲望都在向我们招手。于是，我们飞快地向前面奔跑。
奔跑的状态，对人生而言显然不是坏书。然而，在奔跑中，我们觉察到一种恶魔附身般的“不安”的感觉。一位丹麦思想家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发现了这种文明时代的通病，他就是存在主义的先驱者齐克果。他指出，“不安”已经昭示了人类精神的不健全，试图以喧闹吼叫凸现自身价值仅仅是自欺欺人而已。他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你一定是幼稚得很，居然相信在这世界上大奖大喊大叫能有用场，宛如这么做就改变了你的命运。最好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年轻时去饭店，我总要叮嘱侍者喀u好一点的肉来’。那侍者也许根本没有听见我，更不用说理睬我这个要求厂。我的话更不可能传到厨房，说动厨子的，即使说动了，也许整片肉上已不剩一块好肉了。我如今从不大喊大叫了。”齐克果的视角也许太悲观了些，不过静穆的姿态确实是一面能够照出生命本体的镜子。在草原，在沙漠，在山谷，在任何一个万籁俱静的地方，人们往往有过沉浸在静穆之中的感觉。我们不再是一片片万能的却冰冷生硬的芯片，我们开始由平面化、本能化自我还原为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真正的万物的灵长。
挣穆是一首古典的诗歌。俺康刑场上一曲广陵散，顿成千古绝唱。他引首就戮时，想到的不是自己神采飞扬的生命，想到的却是一首没有传人的音乐；他轻轻拨动的，不是琴弦，而是一颗颗需要滋润的心灵。可惜的是，在中国乱哄哄的几十部史书中，这样的场面太少了。安静而能达到肃穆，这是一种永恒的境界，在评估古希腊艺术时，温克尔曼说：“正如海水表面波涛汹涌，但深处却总是静止一样，希腊艺术家所塑造的形象，即使在一场剧烈的情感中也体现出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被莱辛赞不绝口的雕塑拉奥孔了。被海蛇环绕的英雄拉奥孔，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也保持着恬淡、刚毅的神色。在拉奥孔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不可动摇的人的伟大，正是这些内心的宁静战胜了世界的磨难。“静穆”艺术品的价值不在情感的发作而在激情的凝炼，不是火山的爆发，而是海底的静溢。人类特有的静穆将心胸里情感的风浪、意欲的波涛、外部世界的灾难统统摄进宁静和雅的境界。
帕斯卡尔说过：“当一切都在同样动荡着的时候，看来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在动荡着的，就好像在一艘船里那样。当人人都在恣纵无度的时候，就没有谁好像是出于其中了。唯有停下来的人才像一个定点，把别人的狂激标志出来。”静穆是一种真空状态，它代表着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与大境界，不为拥有的而欣然，也不为失去的而怅然。这种状态下的人以敬畏的态度看待自然，以平等的态度看待与自己有关联的人，在认识自身局限性的同时，也有承担苦难的勇气。静穆表示的是一种深度，一种充盈，一种隐含生命的平稳之流。真挚与宏伟皆生于安混。今天，我们应该诚心诚意地环视四周，看一看公共汽车和商场中的人们，看一看坐在打字机后面涂脂抹粉的可怜的姑娘，扫一眼奔波劳碌的家庭主妇以及捶胸顿足的男人，在这些地方还有隐含生命的平稳之流吗？在这里还有静穆之感吗？在《胸死而生》一书中曾写到垂死时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面对死亡，他没有丝毫的惶惑不安，他在人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私人秘书卡波维拉说的：“如果诸节都已完结，就请您离去，看望您的母亲去吧！您不要为我担心，我已把箱子收拾停当，一切都已就绪，即刻可以登程了。”教皇没有想到自己生命的终结，想到的却是一位普通的母亲，这时所表现出来的“静穆”是动人心弦的。人的实现、人的忘我、人的伟大就体现在这一点上。就精神关系而言，高尚之人往往具备静穆而温和的坚忍，以及宽宏温馨的力量。如果静穆的人生活在我们中间，那么我们就会感到一种新的存在的可能，一种伟大的幸运与财富。这样的人触及到最深的根基，并在那里释放出本原：他对外界状况来说是独立的，他无时无地不存在于痛苦与快乐之中。如果一个时代缺少静穆的人和静穆的心境，那将是天大的不幸，将是不折不扣的悲剧，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这样的后果已经日益令我们恐慌。没有谁不做亏心事，没有谁感到满足，没有谁不心凉肉跳，可没有谁愿意忏悔，愿意承担毫发那么重的痛苦。在北京某家大酒店的门口，一群保安蜂拥而上，抡起大棒，扬起皮靴，对几名顾客大打出手，直到受害者躺在地上连呻吟也发不出才扬长而去，他们洋洋得意地说：“好容易过把病。”也是在北京街头的一辆豪华奔驰车里，一个曾因扮演妓女而出名的影星果然在生活中继续她的角色，当警察上前盘问时，她甩出一句：“我是美国人，不受你们法律的约束。”在广州一处破烂的民工棚里，一个学香港录像片的民工残杀了十多个青年女子，“变态色魔”突然出现在市民身边，一时间人人提心吊胆，破案后，罪犯的残忍却又令人不寒而栗。是到了静下心来想想的时候了，是不是我们的生活中还需要别的一点什么？诚然，一辈子都保持静穆状态的人是不存在的，在生活的浊流中行舟，不可能不打湿我们的人生之桨。然而，一辈子都没有体验过静穆状态的人是可悲的。这样的人，其价值在时间与空间的坐标上的延伸，与大树底下忙忙碌碌地搬运着一粒米的蚂蚁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而曾经体验到静穆的人，则获得了精神的贯通和心灵的清洁，在澄澈的境界中走向一个新质的世界。
想起一则禅宗的故事，树叶在风中沙沙响，有人说是树在动，有人说是风在动，真正动的是什么呢？大师说：“是心动。”动荡不安的心灵，有没有可能在静穆中升华呢？这个艰难的问题，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回答。
腼腆
青年作家刘震云在北大作讲座。他说本来忙得不可开交，真是抽不出时间来，但是两个来联系的小师弟，红着脸走进他的办公室，结结巴巴地说明来意，默默地坐在一边等待答复。“正是他们的腼腆像闪电一样打动了我，使我仿佛看到了昔日在北大念书时的自己。在这个某些人一天比一天厚颜无耻，并且把厚颜无耻当作光荣的时代里，这种腼腆比金子还要可贵，我又怎么能够伤害它呢？”
刘震云这里谈到的“腼腆”，的确是现代人心灵里的一个盲点。腼腆是一种内在性的处世方式，即使不能说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至少也算是不合时宜。公共关系和形象设计成为一代显学，“包装”是现代人必备的素质。我们为自己准备了无数个面具，与三教九流的人周旋。笑里藏刀，说谎天经地义，刚才还趾高气扬，现在却唯唯诺诺，这便是面具的妙用。孙行者有七十二变，现代人却比他厉害多了。变来变去，忽然有一天，咒语失灵，再也变不回自己。每一面镜子都像是哈哈镜，怎么也找不回真实的自我。“我”是谁？这居然也成了困惑现代人的一个问题。
有一本自从30年代以来就一直畅销不衰的书——《厚黑学》，谈中国式的处世之道，中国式的终南捷径，风靡大江南北，上至领袖哲人，下至贩夫走卒，无不痛感“于我心有戚戚焉。”所谓“厚黑”，即脸皮厚心肠黑也。只要脸皮厚心肠黑，就能逢凶化吉一帆风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最后呼风唤雨有求必应。这有时也确实是实情。但是我们付出厚脸皮黑心肠的代价后，等于用灵魂换取了魔鬼的许愿，最后能用什么把灵魂换回来呢？腼腆，意味着对灵魂的坚守。陀思妥耶夫笔下的俄罗斯人都是那样的敏感，因为对全心全意来说最重要的是灵魂。“您是不是对我表示轻蔑？”希伯利待问梅什金公爵。“为什么？难道因为您过去比我们受了更多的苦，而且今后还将继续受苦，我就该对您表示轻蔑？”梅什金公爵这样说。“不是，因为我不配受这些苦。”希伯利特说出了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这是腼腆的极致，在自卑与自尊之间，腼腆的人寻找到了一切价值的所在。梅什金公爵并不是“白痴”，而是真正的神人。腼腆的梅什金公爵，像善良的布道者，坚持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和评判一切，最后象基督一样，在历尽苦难之后，不被世人所理解，寂寞地死在路上。
腼腆的人心灵纯洁脸皮薄，他们对陌生的事与物保持着天生的敏感，与它们保持一定的适于观察的距离。腼腆是对自己的尊重，同时也是对外部世界的尊重。腼腆的人当不了大款和政客，也当不了歌星影星和炒股大王，他们太容易受到伤害，却永远也不会去伤害别人。他们对自己的了解是那样的透彻，不会焦灼也没有奢望。他们外表木油，内心敦厚，掌握不了滔滔不绝的语言和察颜观色的本领，却拥有保护真我的最好的盔甲。腼腆是一种真诚的羞涩，是一种从容的敏捷，是一种冷静的善良。巴金先生就是一个腼腆的典型。他的腼腆保持了一辈子，从童年一直到现在，即使经历了文革欺瞒哄骗的岁月，他仍然本色不改。岁月无法使他增添一分圆滑与世故。文艺界名流开会的时候，入人高谈阔论、眉飞色舞，他却远远坐在圈子外，全然意识不到自己的“德高望重”。在非讲不可的场合，他往往让几句简单的话脱口而出，不加一点修饰。巴金的腼腆使新闻界颇多微辞，因为要写一篇采访老人的文章非得跟厌恶宣传自己的老人磨好久。与巴金相比，钱钟书先生更加腼腆。钱钟书的腼腆是由狂与真结合而成的。“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好吃，这就行了。何必要看生蛋的鸡是什么模样？”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节目，谁不想上去露露面呢？可钱钟书却不容置疑地拒绝了。几个学生轮番上阵劝说，他也丝毫不动心。据我的理解，老人们的腼腆并非守旧与固执。对巴金与钱钟书这样的文化老人而言，他们的腼腆是由孩子率真与老年忧郁揉合而成的。没有孩子的率真，对生活的思考提炼就不会有敏锐的直觉的全身心的投入；没有老年的忧郁，精神世界里就没有愤怒与宽容的紧张冲突。腼腆是他们文学生命的核心，也是他们改造世界的方法。腼腆令他们明察秋毫，既是时代的参与者又是时代的旁观者；腼腆使他们有回首与否定的勇气，负荷起被风雨漂泊的良心。
腼腆是良知良能的产物，是巧妙得体的自我控制。真正的腼腆无论在乡村田园还是在闹市名都都能开花结果。环境固然能影响腼腆的质地，腼腆亦能在柔韧中生出坚韧的反抗力。俄罗斯大诗人莱蒙托夫是一个说话都会脸红的贵族青年，有一天却向挑衅者拔出了枪，终于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腼腆如一股潜流，孕育着巨大的能量。天才有天才的腼腆，就像见到国王仪仗队时拉紧自己的帽檐，昂首阔步与之擦肩而过的贝多芬；凡人有凡人的腼腆，就象契珂夫笔下不卑不亢，在接二连三的苦难中保持自身人格独立的小人物。在熙来攘往的大街上，千篇一律的面孔触目惊心，而腼腆的姿态像沙漠中的绿洲，令人轻爽而惬意。腼腆作为一种倾向善良与质朴的润滑剂，为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交流提供了最后一缕温情与关怀，从而不至于彻头彻尾地粗鄙、丑陋、委琐。
腼腆是一笔看不见的财富。每一个自信觉醒的人，都会以腼腆的姿态面对喧嚣的的世界，至少在某些场合，某些时刻。
认真
尼采受精神病的困扰，漫游南欧疗养期间，风光优美的意大利令他留连忘返。在一则日记中，他以诗一般的语言写道：“在热那亚的一个黄昏时节，我听到白塔上传来巨钟长长的声音，那声音一直悠悠不绝，延宕着，回旋着，盖过了街街众生的嘈闹而冲向暮色里的星空，融入微风的怀抱里，那样冷冽却又充满孩子般的天真和伤感。当时我想起了柏拉图的话，那使我怦然心动的话——人的事情没有一桩值得过分认真。尽管如此……”
这段话深深地震撼了我。只有尼采这样一辈子“认真”的人，才能深味“认真”之不易，在钟声的诱惑下，整个世界都变得轻灵飘忽了，连尼采也闪现出怀疑“认真”价值的念头来。但是，这念头仅仅如流星般一闪而过，尼采立刻意识到自己的立足点在何处。“尽管如此”一个急转弯之后，这天的日记基然而止，尼采与尼采的读者都能获得共同的结论：认真虽不易，依旧躬身行。哲学家的天职便是以认认真真的态度观察生活，参与生活，改造生活。认真是哲学的灵魂，如果不是太认真，尼采也就不会疯了；如果不是因为太认真，尼采也就不可能获得文化史上不朽的地位。
其实，认真对每个平凡人来说都是一种生活姿态，一种对生命历程完完全全地负起责任来的生活姿态，一种对生命的每一瞬间注入所有激情的生活姿态。“认真”二字知易行难：由于人的天生惰性的制约，现实利益的催迫，再加上认真经常带来事与愿违的后果，使人们很容易放弃认真。在现实世界里，认真确实处处碰壁，不仅不能成为获得财富、地位、名望的手段，有时反倒是追求这些目标的障碍。人们有理由在挫折和屈辱中怀疑认真的实践有效性。
确实，“认真”是一项无法保证导致丰收的艰苦耕耘。认真是形而下层面的行为，它收获的往往是形而上层面的满足，它使人生的原生态得以展示，亦使人生的丰富性得以体现。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一生贫苦潦倒，以打磨眼镜片维持生活。白天，他在昏暗狭小的作坊里一丝不苟地洗炼、打磨、装配，每个程序都精益求精，劳动情状几乎比夜晚在灯下写哲学著作还要虔诚。在他生活的城市里，没有人意识到斯宾诺莎将是影响几个世纪人类精神领域的大思想家，却都知道他是手艺精湛的工匠。艰辛的劳动使斯宾诺莎双目失明，英年早逝。有人说，要是能把他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让他一心一意著书立说就好了。我却认为，没有认真打制眼镜片的劳动姿态，也就不可能有在思考和写作中燃烧自我的精神境界。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寻求永恒价值的根基，后者则是前者在另一种劳动形态上的升华。在为世人寻求光明这个意义上而言，斯宾诺莎打制的每一副镜片与写下的每一页手稿都具有同等的价值。
认真的坐标既可以指向平淡无奇的劳动，也可以指向飘忽不定的爱情。认真，使爱情成为人的内宇宙中最后一座崇高的圣殿。即使是失败的爱情，也会因为有“认真”的内核而光彩夺目。中国现代逻辑学的奠基人金岳霖先生与一代才女林敬音的恋爱可用“认真”来概括。世人皆知徐志摩苦恋林氏，殊不知金岳霖也是暗恋者之一。后来林氏嫁与梁思成，金岳霖依旧痴心不变，由情场的角逐者变为夫妇二人最亲密的友人，在动荡的几十年里一直与他们比邻而居，共渡艰难岁月，自己竟终身不娶。林氏去世后，一天金岳霖突然邀老友们到饭店聚会，这天并非什么特殊日子，大家都觉困惑。席间，金先生含泪倾倒美酒一杯，坦坦荡荡地说：“今天是微音的生日。”在座诸人看先生，却已满头白发。这种“痴”，就是认真的极致。在爱情日益贬值的90年代，还能找到这样真正认真的爱情吗？认真使我们无法潇洒走一回，却使我们听到了自己心灵深处对真情永恒的呼唤。
认真昭示着人类对世界和生命本体的执着追索。布鲁诺甘受教会的火刑和世人的唾弃，而绝不放弃对真理的坚持，是一种认真；斯各特明知南极之行已经失败依然大步向前，最后献身冰天雪地，也是一种认真；清洁工人披着晨爆，打扫干净街道的每一个角落，是一种认真；读者为了一个印刷的错误，写信给编辑部，也是一种认真。认真，可以体现在伟大的事业、纯洁的爱情里，亦可体现在日复一日的生活琐事中。在面临每一个困境的时候，认真在怀疑与肯定中螺旋式地演进，使认真的人永远拥有自信的微笑。透过“认真”这扇发掘人类高贵性的窗口，我们的心房将洒满黄金般的阳光，所有的沮丧与失望将被战胜。认真是我们用以观察和感觉宇宙的全部推力和压力的良好方法，它在最细微的缝隙中发挥作用，但它展开了宽广的前景，以认真的姿态生活的人，也正脚踏实地地走在通向真理的道路上。</p>
半夜里忽然醒来，夜出奇地静。梅影横窗瘦，窗外一种“沙沙”的声音充满天地之间，若有若无，若远若近，如春蚕嚼丝般透明。忍着刺骨的寒意打开窗，呵，下雪啦！在漆黑的夜空里，绵绵不断的雪花轻盈地飞舞着，空灵而晶莹。有几片还调皮地飞进窗来，吻我的脸，钻到我的脖子里。昨天广播说今夜西伯利亚寒潮南北京将降第一场雪。今年北方的冬天来得真早，南方呢，南方的南方呢？今夜，我在京城一个寂寥的角落里，与这场不约而至的飞雪相对无语。而你带着绿纱的窗前，是否依旧椰影婆婆，海风里带着咸味？你呢，是否枕着一本《简爱》甜甜地做梦，梦见到英格兰的庄园里？寒潮一直南下，但愿爱穿黄裙子的你珍重加衣。
收到你的第一封信是在我到燕园的第一个浓秋。在一颗金灿灿的银杏树下，我疑惑地展开你的信笺。树荫浓浓，漏下点点温暖的跳动着的光斑。信笺上清香的字迹，如你清秀的面容。我们中学时并不很熟。那时我还是个故意让自己寂寞的少年。女孩子们悄悄地把我的诗句抄在日记本上，我却对她们的叽叽喳喳不屑一顾。你与我迥然不同，担任文娱委员的你像一棵燃烧的凤凰树，几乎所有男孩都对你敬且畏—一别看你满脸清秀，要是哪个男孩欺负了女孩，你会走到他面前，当众把他斥责得手足无措。有一次文具盒里爬出一条手指粗的毛毛虫，你淡淡一笑，用铅笔把它拨到窗外，后排那个牛高马大的男孩子目瞪口呆。你在枯燥无味的政治课上聚精会神地读三毛的小说，你在运动会上拖着摔伤的腿跑到终点，你在校园艺术节上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场轰动全校、毁誉参半的现代舞。虽然我在表面上对你和别的女孩没有什么两样，但你一袭与众不同的黄裙子开始成为我案头一枚伶俐清晰的藏书票——一女孩子们都说，那件最美丽的黄裙子是你自己做的。高考像一阵狂风，刮走了我们像旧报纸一样没有重量的昨天，我幸运地收到了梦寐以求的通知书，而你却落榜了。我北上的那一天，你托朋友捎来一张小小的纸条：“谢谢你的诗，祝福你学业有成。而那个丑小鸭一样的女孩，渴望实现流浪的梦想。”
今夜，我拉开台灯，在雪的夜曲中翻拣你半年多以来给我的信。我不习惯遥远的北国，却深深地被今夜的雪感动。蜀地没有这样的雪。我用单纯的灵魂来接受这突如其来的雪，我沉醉于它的淡泊、温柔，它那冷中的暖，静中的动。雪中我似乎看到了你，你略略仰起的头，你齐耳的短发，你忽闪忽闪的眼睛，叠印着我昔日人为的寂寞。而蜀西那个潮湿而阴雨的小城显然留不住你，你穿着学生时代的黄裙子，提着小小的行李箱，独自一人飘呀飘，飘到了海南，那个有阳光，有沙滩，有海浪的地方，那天空很高，海风很热，椰汁很甜的地方。经历了一次次的失败的招聘，在一次关键的面试中，你灵机一动容上一双高得不能再高的高跟鞋，掩藏了略显娇小的身材，瞒过了经理那双对身高要求苛刻的眼睛。从此，穿黄裙子的你满面春风地坐在信息公司的一台电脑前。你在信中兴致勃勃地说：“我的办公室正对着东方。早晨，我第一个来到办公室，一开门便是一束红艳艳的阳光投怀而来。我伸出手去，真想把阳光抱在胸口。”
雪还在下着。漫漫长夜，并不因为你案头的信而变短。我真想把今夜几片最轻盈的雪花寄给你。在南国你见不到这样大瓣大瓣的雪花。也许面对那一次次用舌头舔着岸的海浪时，你才可能拥有与我面对雪花时相通的情感。流年似雪，是因为我们在孤独的光影里走了太长的路，还是因为一场雪后我们昨天的足迹都将不复存在？你没有见过北方的雪花，你却与北方的雪花一模一样，执着地寻找自己的着陆点，执着地寻找自己栖居的大地。学校里，老夫子对你糟糕的数学成绩施以白眼；家里，继母把沉重的家务甩给你一个人干。给你写情书被拒绝的男孩，四处传播着谣言；妒嫉你的笑声的女孩，想方设法让你流泪。这些，都被你当作一缕蛛丝轻轻抹去。你一如继往地笑着，那么明媚。在学校，在家里，在高考落榜的日子里，在异乡陌生城市擦肩而过的人流中，你倔强地笑着，像一朵朵的雪花，不容一点杂色来污染，旋转奋飞在凛冽的天宇下。你珍惜自己的美丽，在淡妆中明艳若盛开的迎春花，金黄的裙裾一闪一闪的；你珍惜自己的青春，在同事去逛商场的假日，你却趴在小床上有滋有味地读我寄给你的《苔丝》你在信中自我夸奖：“虽然比起你来觉着惭愧，但是还能够学一点笑语，读一点唐诗宋词，还有精神挥动球拍把经理打得败走网球场。我说自己没有学坏，真好！同来海南的一批女孩，有许多陷进金钱的漩涡，为了金钱出卖自己也在所不惜。生活在这样的坏环境中，得时时提防潜移默化的种种影响啊！”你说你要学习我坚强的心性，像棵树一样在盐碱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你说你抱着一把吉它，弹一曲自己编的歌，约一个时间，让我在北国古城的星空下收听这心灵的旋律。你说你穿着半旧的黄裙子跳舞，一个人跳；却好像握着我宽厚的手掌。你说你收到我的信时，在车水马龙的繁华大街上，一边读一边旁若无人地开心大笑。是呵，什么都被岁月改变了，只有你还是当年那个什么也不在乎、不懂得忧虑、不害怕苦难的女孩。但是，也只有你才最理解寒冷，最理解今夜的雪，最理解不停变换驿站的生命之旅。
面对飞雪，我敞开自己的心灵，却发现它已退化成沙漠。我突然有一种想哭的感觉。今夜的飞雪，用它无声胜有声的语言告诉我生命原本就是一场“甜美的苦役”。窗口对面，是隐隐约约的阁楼的飞檐，在飞檐与飞檐间，回荡着唐时的那曲琵琶曲。20岁的我们只能部分地领略它的蕴含，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悲伤，我们只知道不低头、不抱怨，这就已经够了。不抱怨生命，就意味着拥有了充实的生命；不向命运低头，便意味着命运向你低头。用世俗的眼光看你，你也许算不上一个“好女孩”—一你没有学历文凭，没有小家碧玉的安份贤淑，甚至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单位。你任性，你倔强，你出人意料的言行，你把握现实又不安于现实。一天十几个小时紧张地工作后，你居然还能做这样的梦：“梦见有一扇配着绿色窗帘的好大好大的窗，窗前不是闪烁着霓虹灯的街道，最好是片郁郁的树林，一条小河也成。干干净净的一张大书桌上，摆着一本本的文学著作：《红楼梦》、《漱玉同》、《追忆逝水年华》、《狄金森诗集》……”真好，我们都还有梦，尽管我们都像蜗牛一样挤在集体宿舍里，但我们并不为此而耿耿于怀。大亨有大亨的别墅轿车，我们却坚守我们自己的生活原则和生存方式，简单、自然、快乐、不强求、不逃避、不奢望，平静地接受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东西。
今夜的飞雪，如山花般盛开，如清泉般流泻，如时光般永久，如生命般高贵。面对今夜的飞雪，面对我们的心灵，何须牵挂于普，何须自足于甜？今夜的飞雪，属于我，也属于你。愿我们都能好好地生活着。
天真
有朋友问我，最喜欢的女演员是谁？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法国的女影星阿佳妮。”这位算不上风华绝代的女子，在《罗丹和他的情人》等影片中有诸多出色的表演，那种谈得感受不到的忧苦被她表达得入木三分。阿佳妮是个天真的女子，她以天真的姿态进入艺术角色，同时，还在个人生活中保持着这种可贵的天真。我在一部新闻片中看到几个关于她的家庭生活的实录镜头：周末，一家三口来到一个普通的餐馆，个子矮矮的、不施粉黛的阿佳妮坐在餐桌旁，左边是丈夫，右边是儿子。她打开菜单，征询丈夫和儿子的意见。显然，三口之家口味不同，阿佳妮便建议“举手表决”。表决前她与儿子耳语了半天，终于把儿子拉到自己一边来，二比一胜利了，做母亲的却像小女孩一样天真地笑起来。看到这组镜头时，我十分感动，同时，也理解了阿佳妮的艺术魅力之所在——真正的艺术，是离不开天真的。我觉得，国内某些大腕明星，缺的恰恰是这份“天真”。如刘晓庆。巩俐的表演：总有一种刻意为之的痕迹。在台下的时候，即使是与记者聊点家常话，她们往往也矫情得令人反胃。
天真与人类的童年，人类的原生状态有一种神秘的联系。在现代社会里，本应是人人拥有的天真却成了少数人的专利，天真太容易受到伤害，许多人宁可不要。对于那些为名利而活着，而且只为名利而活着的人来说，天真确实是天大的负担。而对于那些渴望“诗意地牺居”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来说，天真却是一对让精神飞翔的翅膀。我很少读现代诗，因为我认为现代诗中很难找到唐诗宋词中处处皆可遇到的“天真”的情趣。有一次，偶然读到台湾诗人陈斐霎的诗，顿时被她天真烂漫的诗句吸引住了：
为了让你相信！我们真的可以拥有整座地球花园／请原谅我不让你摘花。
——《地球花园》
我也喜欢鸟。而且比你贪。叫一声／总共拥有几千几百零几只统养在天空里
——《养鸟须知》
被惊雷撞伤的星星们／都在送医途中阿治而亡了
——《铁眠》
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陈斐霎是一个天真得像童话里的公主的女孩子。天真中却带着执拗和倔强。不让摘花的目的是希望拥有“地球花园”，倘若在花园里写上这样的诗句，而不是竖着大煞风景的“禁止攀摘”的白牌子，效果不知道要好多少倍，谁还忍心伸出他的催花辣手呢？除非他是一个全无心肝的家伙。《养鸟须知》更让我联想到北京城里千万计的鸟笼，那些养鸟的老人们那么兴致勃勃，提着笼中乌时甭提有多自豪了。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愚昧而残忍的爱好——鸟的美丽全在它飞翔的瞬间。剥夺鸟的自由的老人们，自己的心灵之泉也干涸了，他们历尽人世，反倒不如一个小女子有气魄，把所有美丽的鸟类都“养在天空里”。《铁眠》没有一个字写自己的失眠之苦，反倒怜悯星星的命运，这种伤感真的让人睡不着。从陈斐霎的小诗中，我寻找到了失却已久的天真，透明的天真，没有一丝杂质的天真。
待总是与天真相联系，诗人总是像天真的小孩。普希金、莱蒙托夫、华兹华斯、拜伦、徐志摩…他们从本质上讲都是“孩子”，是不愿长大的孩子。一长大，诗神级斯便会弃他们而去，然而，天真不能成为他们生存于世俗世界的保护伞，为了天真他们受到各种高傲的心所难以忍受的伤害。于是，他们无一例外地、早早地终结了他们在人间的履迹，“轻轻的我走了，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却留下一颗天真的心在不天真的人间。
天真，既有浅的天真，如诗人；也有深的天真，如思想家。思想家的天真比诗人的天真更难得。天真，是一种温馨的品质。如果一个人看透了人世以后，心灵不仅没有冷下去，而且还热起来，那么他便拥有像海一样深的天真。鲁迅摘译岛崎藤村的《从浅草中来》中有一句话：“我希望常存单纯之心；并且要深味这复杂的人世间。”后人大多注意鲁迅“深味这复杂的人世间”这一面，往往忽略鲁迅也有一颗单纯的、天真的心灵。有这颗心作底子，他才能用笔写下“活的中国”。他的小说，冷峻到了极致的地方，一股温热便透过纸背，传递到读者的手上。萧红曾回忆说：“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朗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我每天面对无数笑容——由脸部肌肉配合活动的技巧所创造的笑容，突然读到这段文字时，不由得不怦然心动，悠然神往。能够这样开怀大笑的人，一定有颗天真的心灵。能够看到这样天真的笑容，是件多么快乐的事情！
按照进化论的说法，人类所必需的能力和品性会一代代传下去，而那些不利于生存的部分则逐渐被淘汰。天真，便是人类所抛弃的品性之一。世间的一切，全都归结到一把秤上，有重量的东西才有价值，而天真是没有重量的。当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被谎言和欺骗所淹没时，当世故与乡愿成为生活的主潮时，厌倦、迷们与恐惧的感觉便油然而生，一种“返朴归真”的要求也就产生了。人们意识到，天真是一种向善的力量，是人性中最有魅力的那一面，它给冷漠的世界抹上一层温暖的阳光，它给丑陋的现实添加一道柔和的弧线。天真的人接受着一次次的挫折与失望，但天真的人永远不会绝望，他们坚持着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同时也拥有着健全的自我。天真的人，有颗赤子的心，像星辰，永不坠落；像灯火，永不熄灭。
静穆
这几年来，文化界很爱日佣巴赫金的一句名言：“我｛IJ面对的是一个众生喧哗的时代。”因为“众生喧哗”是我们真切的感觉。在夜的深处，我们常常被那风吹窗玻璃的哗哗声惊醒，我们的心中也时时响起阵阵并不和谐的噪音。
城市像章里一样，向空旷的处女地伸出它长长的碗足，郊区的田野被圈成了高尔夫球场，巨大的广告牌与更巨大的升降机从天而降，海边的沙滩被铁丝网分割，铁丝网内是拥挤的、享受到自己的阳光、海浪的都市男女；足球赛的票越卖越贵，顶着40℃的高温，声嘶力竭的球迷念念不忘扔出最后一个汽水瓶；阴暗如冥府的卡拉OK厅里，是一串串跑调的高音与一双双狼眼一样贪婪地搜索着的眼睛；证券交易所的电脑屏幕前，有一张张欲哭无泪或欣喜若狂的脸。又是一桩小学生绑架小学生的奇案，又是一起母亲误杀考试不及格的儿子的悲剧。无论是大酒店，还是亭子间，生活都像一场没有固定角色的戏，热热闹闹，有滋有味。从国际会议上的讨价还价，到邓里之间的唇枪舌战，生活就像一条没有入海口的河，起起伏伏，迂回往复，我们似乎过得很惬意，尽管有许许多多的欲望还未满足，但这些欲望都在向我们招手。于是，我们飞快地向前面奔跑。
奔跑的状态，对人生而言显然不是坏书。然而，在奔跑中，我们觉察到一种恶魔附身般的“不安”的感觉。一位丹麦思想家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发现了这种文明时代的通病，他就是存在主义的先驱者齐克果。他指出，“不安”已经昭示了人类精神的不健全，试图以喧闹吼叫凸现自身价值仅仅是自欺欺人而已。他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你一定是幼稚得很，居然相信在这世界上大奖大喊大叫能有用场，宛如这么做就改变了你的命运。最好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年轻时去饭店，我总要叮嘱侍者喀u好一点的肉来’。那侍者也许根本没有听见我，更不用说理睬我这个要求厂。我的话更不可能传到厨房，说动厨子的，即使说动了，也许整片肉上已不剩一块好肉了。我如今从不大喊大叫了。”齐克果的视角也许太悲观了些，不过静穆的姿态确实是一面能够照出生命本体的镜子。在草原，在沙漠，在山谷，在任何一个万籁俱静的地方，人们往往有过沉浸在静穆之中的感觉。我们不再是一片片万能的却冰冷生硬的芯片，我们开始由平面化、本能化自我还原为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真正的万物的灵长。
挣穆是一首古典的诗歌。俺康刑场上一曲广陵散，顿成千古绝唱。他引首就戮时，想到的不是自己神采飞扬的生命，想到的却是一首没有传人的音乐；他轻轻拨动的，不是琴弦，而是一颗颗需要滋润的心灵。可惜的是，在中国乱哄哄的几十部史书中，这样的场面太少了。安静而能达到肃穆，这是一种永恒的境界，在评估古希腊艺术时，温克尔曼说：“正如海水表面波涛汹涌，但深处却总是静止一样，希腊艺术家所塑造的形象，即使在一场剧烈的情感中也体现出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被莱辛赞不绝口的雕塑拉奥孔了。被海蛇环绕的英雄拉奥孔，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也保持着恬淡、刚毅的神色。在拉奥孔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不可动摇的人的伟大，正是这些内心的宁静战胜了世界的磨难。“静穆”艺术品的价值不在情感的发作而在激情的凝炼，不是火山的爆发，而是海底的静溢。人类特有的静穆将心胸里情感的风浪、意欲的波涛、外部世界的灾难统统摄进宁静和雅的境界。
帕斯卡尔说过：“当一切都在同样动荡着的时候，看来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在动荡着的，就好像在一艘船里那样。当人人都在恣纵无度的时候，就没有谁好像是出于其中了。唯有停下来的人才像一个定点，把别人的狂激标志出来。”静穆是一种真空状态，它代表着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与大境界，不为拥有的而欣然，也不为失去的而怅然。这种状态下的人以敬畏的态度看待自然，以平等的态度看待与自己有关联的人，在认识自身局限性的同时，也有承担苦难的勇气。静穆表示的是一种深度，一种充盈，一种隐含生命的平稳之流。真挚与宏伟皆生于安混。今天，我们应该诚心诚意地环视四周，看一看公共汽车和商场中的人们，看一看坐在打字机后面涂脂抹粉的可怜的姑娘，扫一眼奔波劳碌的家庭主妇以及捶胸顿足的男人，在这些地方还有隐含生命的平稳之流吗？在这里还有静穆之感吗？在《胸死而生》一书中曾写到垂死时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面对死亡，他没有丝毫的惶惑不安，他在人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私人秘书卡波维拉说的：“如果诸节都已完结，就请您离去，看望您的母亲去吧！您不要为我担心，我已把箱子收拾停当，一切都已就绪，即刻可以登程了。”教皇没有想到自己生命的终结，想到的却是一位普通的母亲，这时所表现出来的“静穆”是动人心弦的。人的实现、人的忘我、人的伟大就体现在这一点上。就精神关系而言，高尚之人往往具备静穆而温和的坚忍，以及宽宏温馨的力量。如果静穆的人生活在我们中间，那么我们就会感到一种新的存在的可能，一种伟大的幸运与财富。这样的人触及到最深的根基，并在那里释放出本原：他对外界状况来说是独立的，他无时无地不存在于痛苦与快乐之中。如果一个时代缺少静穆的人和静穆的心境，那将是天大的不幸，将是不折不扣的悲剧，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这样的后果已经日益令我们恐慌。没有谁不做亏心事，没有谁感到满足，没有谁不心凉肉跳，可没有谁愿意忏悔，愿意承担毫发那么重的痛苦。在北京某家大酒店的门口，一群保安蜂拥而上，抡起大棒，扬起皮靴，对几名顾客大打出手，直到受害者躺在地上连呻吟也发不出才扬长而去，他们洋洋得意地说：“好容易过把病。”也是在北京街头的一辆豪华奔驰车里，一个曾因扮演妓女而出名的影星果然在生活中继续她的角色，当警察上前盘问时，她甩出一句：“我是美国人，不受你们法律的约束。”在广州一处破烂的民工棚里，一个学香港录像片的民工残杀了十多个青年女子，“变态色魔”突然出现在市民身边，一时间人人提心吊胆，破案后，罪犯的残忍却又令人不寒而栗。是到了静下心来想想的时候了，是不是我们的生活中还需要别的一点什么？诚然，一辈子都保持静穆状态的人是不存在的，在生活的浊流中行舟，不可能不打湿我们的人生之桨。然而，一辈子都没有体验过静穆状态的人是可悲的。这样的人，其价值在时间与空间的坐标上的延伸，与大树底下忙忙碌碌地搬运着一粒米的蚂蚁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而曾经体验到静穆的人，则获得了精神的贯通和心灵的清洁，在澄澈的境界中走向一个新质的世界。
想起一则禅宗的故事，树叶在风中沙沙响，有人说是树在动，有人说是风在动，真正动的是什么呢？大师说：“是心动。”动荡不安的心灵，有没有可能在静穆中升华呢？这个艰难的问题，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回答。
腼腆
青年作家刘震云在北大作讲座。他说本来忙得不可开交，真是抽不出时间来，但是两个来联系的小师弟，红着脸走进他的办公室，结结巴巴地说明来意，默默地坐在一边等待答复。“正是他们的腼腆像闪电一样打动了我，使我仿佛看到了昔日在北大念书时的自己。在这个某些人一天比一天厚颜无耻，并且把厚颜无耻当作光荣的时代里，这种腼腆比金子还要可贵，我又怎么能够伤害它呢？”
刘震云这里谈到的“腼腆”，的确是现代人心灵里的一个盲点。腼腆是一种内在性的处世方式，即使不能说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至少也算是不合时宜。公共关系和形象设计成为一代显学，“包装”是现代人必备的素质。我们为自己准备了无数个面具，与三教九流的人周旋。笑里藏刀，说谎天经地义，刚才还趾高气扬，现在却唯唯诺诺，这便是面具的妙用。孙行者有七十二变，现代人却比他厉害多了。变来变去，忽然有一天，咒语失灵，再也变不回自己。每一面镜子都像是哈哈镜，怎么也找不回真实的自我。“我”是谁？这居然也成了困惑现代人的一个问题。
有一本自从30年代以来就一直畅销不衰的书——《厚黑学》，谈中国式的处世之道，中国式的终南捷径，风靡大江南北，上至领袖哲人，下至贩夫走卒，无不痛感“于我心有戚戚焉。”所谓“厚黑”，即脸皮厚心肠黑也。只要脸皮厚心肠黑，就能逢凶化吉一帆风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最后呼风唤雨有求必应。这有时也确实是实情。但是我们付出厚脸皮黑心肠的代价后，等于用灵魂换取了魔鬼的许愿，最后能用什么把灵魂换回来呢？腼腆，意味着对灵魂的坚守。陀思妥耶夫笔下的俄罗斯人都是那样的敏感，因为对全心全意来说最重要的是灵魂。“您是不是对我表示轻蔑？”希伯利待问梅什金公爵。“为什么？难道因为您过去比我们受了更多的苦，而且今后还将继续受苦，我就该对您表示轻蔑？”梅什金公爵这样说。“不是，因为我不配受这些苦。”希伯利特说出了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这是腼腆的极致，在自卑与自尊之间，腼腆的人寻找到了一切价值的所在。梅什金公爵并不是“白痴”，而是真正的神人。腼腆的梅什金公爵，像善良的布道者，坚持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和评判一切，最后象基督一样，在历尽苦难之后，不被世人所理解，寂寞地死在路上。
腼腆的人心灵纯洁脸皮薄，他们对陌生的事与物保持着天生的敏感，与它们保持一定的适于观察的距离。腼腆是对自己的尊重，同时也是对外部世界的尊重。腼腆的人当不了大款和政客，也当不了歌星影星和炒股大王，他们太容易受到伤害，却永远也不会去伤害别人。他们对自己的了解是那样的透彻，不会焦灼也没有奢望。他们外表木油，内心敦厚，掌握不了滔滔不绝的语言和察颜观色的本领，却拥有保护真我的最好的盔甲。腼腆是一种真诚的羞涩，是一种从容的敏捷，是一种冷静的善良。巴金先生就是一个腼腆的典型。他的腼腆保持了一辈子，从童年一直到现在，即使经历了文革欺瞒哄骗的岁月，他仍然本色不改。岁月无法使他增添一分圆滑与世故。文艺界名流开会的时候，入人高谈阔论、眉飞色舞，他却远远坐在圈子外，全然意识不到自己的“德高望重”。在非讲不可的场合，他往往让几句简单的话脱口而出，不加一点修饰。巴金的腼腆使新闻界颇多微辞，因为要写一篇采访老人的文章非得跟厌恶宣传自己的老人磨好久。与巴金相比，钱钟书先生更加腼腆。钱钟书的腼腆是由狂与真结合而成的。“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好吃，这就行了。何必要看生蛋的鸡是什么模样？”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节目，谁不想上去露露面呢？可钱钟书却不容置疑地拒绝了。几个学生轮番上阵劝说，他也丝毫不动心。据我的理解，老人们的腼腆并非守旧与固执。对巴金与钱钟书这样的文化老人而言，他们的腼腆是由孩子率真与老年忧郁揉合而成的。没有孩子的率真，对生活的思考提炼就不会有敏锐的直觉的全身心的投入；没有老年的忧郁，精神世界里就没有愤怒与宽容的紧张冲突。腼腆是他们文学生命的核心，也是他们改造世界的方法。腼腆令他们明察秋毫，既是时代的参与者又是时代的旁观者；腼腆使他们有回首与否定的勇气，负荷起被风雨漂泊的良心。
腼腆是良知良能的产物，是巧妙得体的自我控制。真正的腼腆无论在乡村田园还是在闹市名都都能开花结果。环境固然能影响腼腆的质地，腼腆亦能在柔韧中生出坚韧的反抗力。俄罗斯大诗人莱蒙托夫是一个说话都会脸红的贵族青年，有一天却向挑衅者拔出了枪，终于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腼腆如一股潜流，孕育着巨大的能量。天才有天才的腼腆，就像见到国王仪仗队时拉紧自己的帽檐，昂首阔步与之擦肩而过的贝多芬；凡人有凡人的腼腆，就象契珂夫笔下不卑不亢，在接二连三的苦难中保持自身人格独立的小人物。在熙来攘往的大街上，千篇一律的面孔触目惊心，而腼腆的姿态像沙漠中的绿洲，令人轻爽而惬意。腼腆作为一种倾向善良与质朴的润滑剂，为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交流提供了最后一缕温情与关怀，从而不至于彻头彻尾地粗鄙、丑陋、委琐。
腼腆是一笔看不见的财富。每一个自信觉醒的人，都会以腼腆的姿态面对喧嚣的的世界，至少在某些场合，某些时刻。
认真
尼采受精神病的困扰，漫游南欧疗养期间，风光优美的意大利令他留连忘返。在一则日记中，他以诗一般的语言写道：“在热那亚的一个黄昏时节，我听到白塔上传来巨钟长长的声音，那声音一直悠悠不绝，延宕着，回旋着，盖过了街街众生的嘈闹而冲向暮色里的星空，融入微风的怀抱里，那样冷冽却又充满孩子般的天真和伤感。当时我想起了柏拉图的话，那使我怦然心动的话——人的事情没有一桩值得过分认真。尽管如此……”
这段话深深地震撼了我。只有尼采这样一辈子“认真”的人，才能深味“认真”之不易，在钟声的诱惑下，整个世界都变得轻灵飘忽了，连尼采也闪现出怀疑“认真”价值的念头来。但是，这念头仅仅如流星般一闪而过，尼采立刻意识到自己的立足点在何处。“尽管如此”一个急转弯之后，这天的日记基然而止，尼采与尼采的读者都能获得共同的结论：认真虽不易，依旧躬身行。哲学家的天职便是以认认真真的态度观察生活，参与生活，改造生活。认真是哲学的灵魂，如果不是太认真，尼采也就不会疯了；如果不是因为太认真，尼采也就不可能获得文化史上不朽的地位。
其实，认真对每个平凡人来说都是一种生活姿态，一种对生命历程完完全全地负起责任来的生活姿态，一种对生命的每一瞬间注入所有激情的生活姿态。“认真”二字知易行难：由于人的天生惰性的制约，现实利益的催迫，再加上认真经常带来事与愿违的后果，使人们很容易放弃认真。在现实世界里，认真确实处处碰壁，不仅不能成为获得财富、地位、名望的手段，有时反倒是追求这些目标的障碍。人们有理由在挫折和屈辱中怀疑认真的实践有效性。
确实，“认真”是一项无法保证导致丰收的艰苦耕耘。认真是形而下层面的行为，它收获的往往是形而上层面的满足，它使人生的原生态得以展示，亦使人生的丰富性得以体现。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一生贫苦潦倒，以打磨眼镜片维持生活。白天，他在昏暗狭小的作坊里一丝不苟地洗炼、打磨、装配，每个程序都精益求精，劳动情状几乎比夜晚在灯下写哲学著作还要虔诚。在他生活的城市里，没有人意识到斯宾诺莎将是影响几个世纪人类精神领域的大思想家，却都知道他是手艺精湛的工匠。艰辛的劳动使斯宾诺莎双目失明，英年早逝。有人说，要是能把他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让他一心一意著书立说就好了。我却认为，没有认真打制眼镜片的劳动姿态，也就不可能有在思考和写作中燃烧自我的精神境界。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寻求永恒价值的根基，后者则是前者在另一种劳动形态上的升华。在为世人寻求光明这个意义上而言，斯宾诺莎打制的每一副镜片与写下的每一页手稿都具有同等的价值。
认真的坐标既可以指向平淡无奇的劳动，也可以指向飘忽不定的爱情。认真，使爱情成为人的内宇宙中最后一座崇高的圣殿。即使是失败的爱情，也会因为有“认真”的内核而光彩夺目。中国现代逻辑学的奠基人金岳霖先生与一代才女林敬音的恋爱可用“认真”来概括。世人皆知徐志摩苦恋林氏，殊不知金岳霖也是暗恋者之一。后来林氏嫁与梁思成，金岳霖依旧痴心不变，由情场的角逐者变为夫妇二人最亲密的友人，在动荡的几十年里一直与他们比邻而居，共渡艰难岁月，自己竟终身不娶。林氏去世后，一天金岳霖突然邀老友们到饭店聚会，这天并非什么特殊日子，大家都觉困惑。席间，金先生含泪倾倒美酒一杯，坦坦荡荡地说：“今天是微音的生日。”在座诸人看先生，却已满头白发。这种“痴”，就是认真的极致。在爱情日益贬值的90年代，还能找到这样真正认真的爱情吗？认真使我们无法潇洒走一回，却使我们听到了自己心灵深处对真情永恒的呼唤。
认真昭示着人类对世界和生命本体的执着追索。布鲁诺甘受教会的火刑和世人的唾弃，而绝不放弃对真理的坚持，是一种认真；斯各特明知南极之行已经失败依然大步向前，最后献身冰天雪地，也是一种认真；清洁工人披着晨爆，打扫干净街道的每一个角落，是一种认真；读者为了一个印刷的错误，写信给编辑部，也是一种认真。认真，可以体现在伟大的事业、纯洁的爱情里，亦可体现在日复一日的生活琐事中。在面临每一个困境的时候，认真在怀疑与肯定中螺旋式地演进，使认真的人永远拥有自信的微笑。透过“认真”这扇发掘人类高贵性的窗口，我们的心房将洒满黄金般的阳光，所有的沮丧与失望将被战胜。认真是我们用以观察和感觉宇宙的全部推力和压力的良好方法，它在最细微的缝隙中发挥作用，但它展开了宽广的前景，以认真的姿态生活的人，也正脚踏实地地走在通向真理的道路上。</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