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心灵独白（3）-2
关于鲁迅。
“鲁学”在1949年以后成为显学，成为官学。我的一位朋友说，如果鲁迅真的在他之后的世界里树起一竿大旗，大喝一声：“跟我来！”他一定会喜出望外地看到四面尘上滚滚而来。不再像他生前“荷朝独徘徊”的凄凉。而一旦人马走近，尘埃落定，他定睛打量麾下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的面孔，一定会吓得弃旗而逃，比他生前任何一个流亡的时刻还要仓惶。至于那些好汉们，他们并不追回逃走的主帅。既然他们是冲着那面大旗而来的，现在大旗已经到手，扛走就是。至于鲁迅本人是否参战，已不重要。凭着这旗，就能招兵买马了。
最有趣的还是周作人。他最恨鲁迅，可晚年不得不写回忆鲁迅的文章来混饭吃，只有那样的文章能卖钱。
鲁迅死前对海婴说：“忘了我。”这并非矫情。与其被“阐释”，不如被忘却。被忘却是鲁迅最大的、却无法实现的愿望。
朋友最后说了一句跟鲁迅本人一样阴毒的话：在鲁迅的遗体上覆盖写着“民族魂”的旗帜，是无情的中华民族最多情的时刻。
美诞生于丑
安徒生写出了最美的童话，可安徒生是全丹麦最丑的男人。姑娘们说，他是一根连小鸟也不愿在上面鼓息的树干。
丑诞生于美。
那些在星级宾馆里卖淫的妓女，无不具有惊人的美丽。男人们孜孜以求的，不正是这样的美丽吗？
鞋。路还是那条路，而鞋却换了无数双。鞋是最准确的尺子，测量着路的长度。
昂纳克倒台后，记者采访他，问及他打猎的爱好。民德共产党政治局有专门的“打猎区”，为了满足政治局委员及来访的外国元首的需要，专门从别处空运野兽到这儿来，特别加以饲养。记者问：“这对于您这位打猎迷难道不是一种反常现象吗？”
昂纳克回答说：“经过一周非常紧张和非常疲劳的工作后，我们想去打猎，呼吸新鲜空气，活动活动身体。”他再三强调自己遵守打猎法，并非破坏生态平衡，“附近村子，对于我打猎一直非常理解，从来没有任何抱怨。我同那里的村长及其他人交谈过。”
我理解这种“理解”——平头百姓难道敢于“不理解”总书记吗？昂纳克轻信了这种“理解”，最后被唾液所淹没。
昂纳克还有段妙论，解释他并不喜欢坐巨型轿车。“许多人对我们坐轿车感到气愤，但没有看到我们外出总有陪同人员跟着，经常要进行安检，从而不再有私人生活等等。虽然这些安全人员是非常好、有教养、举止文雅、讲礼貌和非常乐于助人的同志，但我们不高兴周围总是有人陪同着。这不是私人生活。我们希望有人在这方面能同我们换一下。”
最后一句是点睛之笔。富有的妓女遇见贫寒的贞妇时，往往会说：“我真羡慕你有好名声。”但她真的愿意跟对方换个位置吗？
北魏使者李谐至梁，梁武帝与他一起游历。梁武帝是个笃信佛教的人，有意向李谐炫耀他的仁慈。当他们行到放生池时，武帝问：“彼国亦放生否？”李谐回答说：“不取亦不放。”帝大惭。
“放”的前提是“取”——而正是“取”摧毁了“放”的本质。世间如梁武帝者多如牛毛。
在颐和园的谐趣园，读乾隆的御碑，心想，乾隆是个地地道道的艺术家，这么个巧夺天工、集南北园林大成的园子亏他想得出！他的诗虽不佳，但爱写诗毕竟无可厚非。他的书法虽有珠光宝气，但在帝王中亦可算一流了。在五台山显通寺，又见乾隆的不少墨迹，严然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心地善良，慈悲为怀。
然而这些都是假象而已，天真的人往往被它们欺骗。高阳有小说《乾隆韵事》，前些年又流行电视连续剧《戏说乾隆》，不读史书的小百姓耳熏目染，乾隆成了风流才子，可爱得像美国小男孩。还是历史书读得多的两位武侠小说作家看明白了乾隆的真面目，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中，乾隆阴险毒辣，令人发指，直抵李宗香“厚黑学”的最高境界。
这位“十全老人”御宇六十余年，不能说没干过好事，但干的坏事也堪称空前绝后。仅以文字狱而论，大案就有一百三十多起，文网之密，文祸之巨，让人瞠目结舌。
第一大案为伪造孙嘉涂奏稿案。该稿在民间流传，指斥乾隆“五木解十大过”，遍劾满朝重臣。乾隆震怒，酿成巨案，缉捕人犯上干，革职拿办督抚大员十数名。乾隆所发上谕就达三万余言。大学士孙嘉徐心惊肉跳，对围在他身边的妻儿说：“皇上屡戒我好名，伪稿纵然与我无关，但奸徒为什么假托我的名字？我真是罪无可辞！”终于惊惧而死。
禁书运动。开动整个国家机器，全面查禁明末清初野史为主的禁书，乃是乾隆的独创。徐述爱（一柱楼诗）中有“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即被开棺戮尸，果首示众，且让后代子孙也掉了脑袋。乾隆严斥江宁布政使陶易：“如此重大案件，全然不以为事，是成何心！”指示办案官员，“徐述葬身系举人，却丧心病狂，所作《一柱楼诗》内系怀胜国，暗肆底讥，谬妄悻逆，实为罪大恶极！虽其人已死，仍当剖棺戮尸，以伸国法。郑少秋扮演的笑嘻嘻的乾隆，说得出这样的话来么！王锡侯花对年时间编成一部体例新颖的字典《字贯》，因未避讳，乾隆发现直书康熙、雍正和他本人的名字，大怒：“罪不容沫，应照大逆律问拟。”结果，王锡侯斩立决，子孙七人秋后处决，妻媳及年未岁之子为奴。在乾隆眼里，人的性命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而自己的江山无价。于是，杀人便成了保卫江山不变色的正义行为。
我对乾隆这个“明君”的厌恶超过了梁纣等“暴君”。
上古我欣赏刑天，欣赏他断首之后仍舞干戚的英姿；中古我欣赏科康，欣赏他刑场奏广陵散的悲壮；近古我欣赏李蛰，欣赏他天牢中挥刀自刎的豪迈；近代我欣赏谭嗣同，欣赏他留下来为求一死的决绝；现代我欣赏鲁迅，欣赏他让海婴“忘了我，好好生活”的透脱；当代我欣赏李敖，欣赏他稳占五百年来汉语写作前三名的骄傲。
有一天，我将欣赏我自己。
以前我很佩服书读得多的人，他们在我的面前宛如庙里的菩萨。后来我发现菩萨是泥塑的，心里顿时凉了。王韬在《微隐漫录伯序》中有这样一段话：“见世之所称为儒者，非虚骄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无所知，而反嚣然自以为足；及出而涉世，则使刻险狠，阴贼乖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谓旷朗坦白者，干百中不得一工。”
学院是伪君子最多的地方，一个个作高蹈状，一有风吹草动，便成为画眉的张敞。人没有知识并不可怕，人没有骨气也不可怕，怕就怕那些虽有知识却没有骨气的人。
在普林斯顿大学有一句名言：“要么著书立说，要么退职回家”。这句话令教授们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普大的传统：一本好书能提高大学的声望，反之，一个没有建树的教授将影响学校的声望。
北大可不这样认为。北大出版社近年来出的最好的书却是比尔·盖茨写的《未来之路》，这本书与北大无关。北大的教授数目比美国任何一所大学都多，但数目却与研究实绩不成比例。
泰戈尔与甘地见面。
泰戈尔说：你们不要毁灭艺术。甘地说：艺术不要毁灭我们。
是艺术重要，还是“我们”重要？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也百思不得其解。
殷海光说过：“当人的思想不通时，需靠固执或依靠权威来维持自己的中心观念；当人的思想不透彻时，容易受市面流行的浮词泛语的摇感；当人的思想严密且灵动时，他既不需要依靠权威，又不会受到一时意见的摇惑。”中国知识分子中，前两类人居多，后一类屈指可数。读书破万卷的经学大师们，没有几个是思想“通”了或“透彻”了的，只好走向权威和大众。“帮闲”并非他们的本意，只是实在找不到自己，姑且这样混口饭吃。
小说的命运。
舍斯托夫说：“文学虚构是为了使人们能够自由地谈话。”加缨说：“小说首先是一种为怀念的或反叛的感情服务的智力实践。”由是，小说的命运是悲惨的。
肯尼亚当代最杰出的小说家吴奇古，因小说中的反独裁倾向被当局逮捕入狱，1980年被迫流亡英国。他的《笔杆子：抗拒新殖民时期肯尼亚的压迫》一文，揭露了独裁体制的‘咱我殖民”，比昔日英国白人的殖民主义更加可怕。他的小说《一粒麦子》、《血之花瓣》对非洲的命运作了深刻的反思。他的杰作燃争的幸存者）在肯尼亚被查禁，是小说的主人公“马迪加里”闯的祸。肯尼亚总统莫依听见大家说，有个叫马迪加里的家伙在全国宣传革命，他便下令逮捕这个人。警察头子领命后折腾了半天，才发现这人个是小说里的人物。于是，小说便被禁了。
非洲作家也有非洲作家的幸运，他们的独裁者愚昧得有些天真。
杰姆逊说：“乐观主义，甚至最微弱的乐观主义，只能推荐给那些愿意让人利用和操纵的人。”
这句话击中了乐观主义者的要害。
爱一个人，不要恋栈他。恋栈的结果无一例外是悲剧。谁能白头偕老，谁能海枯石烂？
爱一个人，就要离开他。或说，当你离开他，才会明白你对他的爱。“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才是世间最动人的爱情。
尽管这是一首最让人哀伤的唐诗。
最愚蠢的猎人。
最愚蠢的猎人们在熊皮还在活熊身上的时候，便开始讨论。争吵怎样分配熊皮。结果，他们全都丧生在熊掌之下。
倘若用听单口相声的心境去听元首们的讲话，那么将保证永远不受其迷惑。可惜的是德国人太老实，把希特勒这个相声演员当成了布道者。
检查制度。检查制度划定一个圆圈，规定：禁止踏入！懦弱的写作者，则在自己心中划定一个圆圈，这个圆圈的面积是前者的很多倍。
《荷马史诗》中，特洛伊英雄赫克托尔战死疆场。出征前他说：“如果避而不战能永生不死，那么我也不愿冲锋在前了。但是，既然迟早都要死，我们为何不拼死一战，反而把荣誉让给别人？”
说人有选择的自由极度虚妄。我们的处境比赫克托尔要好，我们的表现却比赫克托尔要糟。放弃自由，成为俘虏，充当异族奴隶，多数人走这条道路。
奥勒留说，死亡如同果实从树上熟落，或演员幕落后退场。这是浅薄的乐观主义。绝大多数果实还没有熟便被鸟儿啄坏了，绝大多数演员幕还没有落便倒在舞台上。
大家给党去革命，结果党外的人便成了反革命。
古来请君侧的人太多。但知道问题出在君本身的，却太少了
古来杀皇帝的人很多，但杀了皇帝之后自己不做皇帝的，至今还没有一个例外。
杀来杀去，血流成河，帝国体制却秋毫无损。
正如人有左脸有脸，社会也是这样，它的半边脸是经济，另半边脸是人文。当半边脸长了个艳芳桃李的大疮，另半边脸也不会再有动人的魅力。
胡适说：“不论在什么国家，只要政治不上轨道，只要政权不能和平转移，只要缺乏合法的民意代表机构，政治改革的责任就永远是落在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上。因为青年人易受激动，无须为妻子儿女着想，敢冒争斗之险而追求理想；因为他们的政治活动往往出于纯洁的动机，我们也可以说是出于自然的动机。”
韩国的今天，是青年学生争来的，全斗焕、卢泰愚是否想过自己会成为被告？看到他们在法庭上的虚弱表情，死者瞑目，生者欣慰。没有等来的民主，只有争来的民主。俱往矣，杀气腾腾的全、卢二君的同伴们，且看你们朋友今日的下场！。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系人才济济，半个多世纪出了七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问及其奥秘。系主任曰：“物理系教授和学生的原则是：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做别人让你做的事。我们不做实用的、尤其是和武器有关的实验，而长期从事纯理论纯科学研究。”
中国高校却像喧哗的菜市场——把所有研究都变成现实生产力。
文章写出来后，朋友减少，敌人增多。这样的文章必是能手古流传的好文章。
研究人性，与其在哲学系里听教授高谈阔论，不如到动物园里去看禽兽张牙舞爪。
赞美观存制度的人都是蚊帐中人，他们的蚊帐里没有一只蚊子，心安理得在床上打坐修行。
否定现存制度的人都是蚊帐外人，被蚊子咬得活蹦乱跳，自然要把蚊帐撕扯掉。
只能让儿童读的童话不是好的童话。好的童话还能净化污染了的成人的心灵。
历来，“好人”一的定义就是：认认真真地生活在虚伪里。
最好的文学艺术都是悲哀的，第一流的天才也是悲哀的。叔本华说：“天才所以伴随忧郁的缘故，就一般来观察，那是因为智慧之光愈明亮，便愈看透生存意志的原形，那时便会了解我们人类竟是一副可怜相，便油然兴起悲哀之念。”所以黛玉写出了“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的悲哀的诗句。
所有的鞋匠都恨不穿鞋的人，所有的理发师都恨秃子，所有的皇帝都恨童言无忌的孩子。
旧梦是不能重温的，一旦重温，旧梦便破碎了。每个人都常常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每一种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正如鲁迅所说：“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唯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有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返顾。”
重温旧梦，是人们所做的最煞风景的事情。
选举制度是民主的橱窗。
有的橱窗仅供参观，有的确是为了买卖。
“锻炼”是当代汉语中运用频率极高的新词，主体是上级、长辈，受体是下级、青年。对后者而言，“锻炼”是求之不得的荣耀，是被信任、被器重的起点。
“锻炼”的意识畸形发展，结果是很多人把摧残当作了培养。
李敖说：“每在电视里看到蒋经国，就活像看了一段慢动作纪录片。”
仅凭这一句话，李敖稳坐汉语写作的头把交椅。
连危机意识都没了，危机便像决堤的黄河水一样席卷而来。
人最脆弱的时候便相信爱，人最坚强的时候便相信恨。
有歌唱的权力的，往往并非夜莺，而是喜鹊。
有写作的权力的，往往并非大师，而是御用文人。
人们被迫听最难听的歌声，被迫读最难读的作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喜鹊也就成了我们心目中的夜驾。
弱者的影子是善良，因为弱者没有作恶的条件。这与弱者的本性无关。
没弄懂这点的人，会吃大苦头，文革中许多人便稀里糊涂地因此而送命。
爱情产生于错误。我以为自己一贯正确，因此爱情便离我而去。
现在，我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爱情还会降临吗？
杯子是用来装水的，诗是用来装灵魂的。
现代汉诗是一堆空杯子。
德富芦花有篇短文《写生帖》，讲了一个凄美的故事：从前有个画家，只画过一幅画，其他的画家有更丰富与更珍贵的颜料，而且画出更惊人的画。然而，这位画家只用唯一的一种颜色，画中却泛着奇异的红色光辉。其他的画家问他：“你是从哪里弄到这种颜色的？”他只是微笑，依然低头画着画。画越来越红，画家的脸色却越来越苍白。终于有一天，画家死于画前。人在埋葬他前，为他更衣时，在他的车胸前发现一个旧伤。可是，人们还在说：“他是从哪儿得到那种颜色的呢？”不久，那位画家被人们遗忘了，只有他的画永远活着。
这是一个寓言，它道出了艺术创造的本质：艺术之于人如同吸血鬼。艺术毁灭了艺术家的健康，艺术夺走了艺术家的生命，但艺术家无怨无悔。
想从艺术中获得名誉、金钱和权力的人，趁早改旗易帜吧。
黑格尔死于肆虐全欧洲的黑死病。
病菌并没有因为他是黑格尔而特别对待他。他的智慧，他的哲学，全都救不了他。到头来，他还得和愚夫愚妇一样在病床上呻吟，然后死去，尘归尘，土归土。
这是多么令人沮丧的事实啊，我们一辈子追求智慧，但智慧在好多领域内都无能为力。往往是我们受苦的时候。它束手无策地站在一旁，帮不了我们。
一切的占有都是走向丧失。成吉思汗拥有整个世界的时候，却失去了童年最喜爱的小马，他想用整个帝国去换小马，却换不回来。
爱情往往以占有为标志。但加缨却看到了其中的荒诞：“任何人，那怕是最被爱着的人和最爱我们的人，也不能永远占有我们。在这严酷的大地上，情人们有时各死一方，生又总是分开的，在生命的全部时间里完全占有一个人和绝对的沟通的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年轻的恋人们互相欺骗着，启欺亦欺人。
占有与丧失的尴尬对峙，使生活沦为一种在其形式后追赶而永远找不到这种形式的运动。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追回的夸父，将渴死在中途上。
研究历史的朋友，以为熟读了正史便抓住了历史的”脉络”，我不以为然。真的历史在哪里呢？在零落的报刊里，在杂乱的日记里，在心灵的回声里，一在文字及文字之外。
1932年，中原西北灾荒。5月20日，“国闻通迅社”郑州电讯：“鹿邑拓城春粮告竭，流离归德者七千余人，僵卧于途者日众，死亡枕籍，惨不忍睹。鹿邑本境经股匪扰五月之久，庐舍为墟，粮米尽罂，攀妻子以延生。二区朱消店、三区老鸦店。五区宁平镇、六区泽民镇、八区桑园集，均立人市，年幼妇女每人不值10文，十一岁幼童仅易干文，孩提婴儿抛弃遍地……某妇买一馒头，留小姑为质，卖馒头者索钱不得，小姑谓我宁不值一馒头，一卖烧饼者代偿馒头帐而换得此幼女。’”西北的甘肃、陕西、山西等本已贫瘠不堪的省份，情形就更悲惨了。灾荒战祸，百业萧条，唯“人市”兴旺，全国形成了演关、天津、武汉、上海、厦门、广州六个贩卖女婢的中心。
只有从这些材料中才能捕捉到历史的触角。民国二十一年，中国大地上并非只有国共两党在开战，还有许许多多的事件在发生和演变着。忘记这些平凡的人、事、物的学者，不配搞历史；对于曾经生存过的人们苦痛的生存缺乏悲们感的人，不配搞历史。历史是热的学问，而不是冷的学问，我以为。
徐志摩死于天空；聂耳死于大海；瞿秋白死于荒野。秋白了望四周山水，驻足说：“此地甚好”，遂平静坐地，从容就义。
死亡也富有诗意的人，可以成佛矣。我们应为他们欣悦，而不应悲伤。
中国是否是“儒教中国”，我一直心存怀疑。我以为，中国更像是“法家中国”。对“法家”这种说法，我也不以为然。申韩一派，是中国政治哲学的本流，是为独夫民贼张目的鹰犬，他们何尝知道什么是“法”？他们那里，哪里有古希腊的法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和权力制衡的观念？与其称之为“法”家，不如称之为权术家、阴谋家。
儒教徒都是书呆子，书呆子玩政治是玩不转的。政坛上长袖善舞，多财善贾的都是阴谋家。只会注六经的儒生在朝廷里不过是一堆花瓶。真正儒生当国的，二千年来不过只有王莽一人而已。
中国正统史家一向对签位者深恶痛绝，口沫笔伐，因此王莽也被史家五马分尸，肢解得不成样子。史书描绘他“侈口困项，露眼赤精，大声而嘶”，我认为是一派胡言。相貌凶恶到这样的程度，他焉得在朝廷里有升迁的机会？王莽的本来面目乃是一地地道道的儒生，是一个大学者。少年时代他即摈弃声色犬马，拜名儒陈参为师，折节向学，穿戴完全像穷书生。后人往往把王莽看作热衷于虚名假誉的伪君子，我看问题绝没有这么简单。他按《周礼》来治国，确实是书呆子的一厢情愿。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分析得颇为精到：“他有很多我们今天视作离奇的办法，例如争前造成理想上的数字公式用在真人实事上，以一种象征性的指示当作实际的设施，注重视觉听觉上的对称均衡，不注重组织的具体联系，这都与传统中国思想史有关。”王莽呆得有些可爱，他以为书上写的都是真的可以实践的准则，殊不知中国的经典全是骗人的鬼语，即使有二％的真话，也早就过时了。
公元8年，王莽废汉称帝，改国号为新。在位期间，实行“托古改制”，将全国土地改为“王田”，属朝廷所有，私人不得买卖；改官制为周制，复行五等爵；改革币制，立“五均六管”。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六大都市立五均司市、钱府官，行赊、贷之法，并掌管物价；设六管之令，对酿酒、卖盐、铁器、铸钱以及从名山大川开采物资者，统一由朝廷征税，颇有些“初期社会主义者”的气派。当改革失败，形势恶化时，王莽忧烦不能食，倦则凭凡而寐。大司空崔发提出：宜哭告天以求救。莽乃率群臣至南郊，仰天大哭，伏而叩头。我相信王莽的痛哭是真诚的：我全照着圣人的话来做，为民众谋福利，为何落得这样的下场？老天难道不因我之眼泪而感动吗？
黄仁宇总结说：“王莽眼高手低，只能宣扬天下大局应当如是，做事经常文不对题，可能被他自己的宣传所蒙蔽。”他的下场是极其悲惨的：为商人杜吴杀死后，军人分其尸为数十段。传莽首于宛时，百姓共击之，或切食其舌。
这就是最高明的儒生治国的成就。
所以，我认为中国并非儒生之天下，而是阴谋家的天下。被史家称为“玩弄权术与沽名钓誉之徒”的王莽，骨子里仍是儒生。真正的阴谋家，对这样身败名裂的儒生是看不起的，他们才是成功者。如刘邦、李世民、朱元津辈，都是不太读书的人。这也应了毛泽东的名言：“读书多的人，把国家搞不好，李后主。宋徽宗、明朝的皇帝，都是好读书却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的人。”
最肮脏的政治，需要最肮脏的心灵去周旋，孔子的徒子徒孙们缺的就是这一点。
北京街头，常有豪华车队在一路红灯中疾驰。前有警车开道，沿途交警拦下其他车辆，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北京高官云集，京城百姓以目睹这样的场面为骄傲于其他城市市民的本钱。
常看到父母亲带着孩子立于道旁，目睹车队经过时，父母亲苦口婆心地教育孩子：“你长大了要是能到这一步，爹妈死也瞑目了。那场面，那阵势，啧啧……”小孩眨巴着眼睛，一副心领神会的表情。
这时，我宛如生活在中世纪，听见那西楚霸王大叫“富贵后不衣锦还乡，如之奈何？”又看见汉高祖浩浩荡荡的还乡队伍，刘邦已然是汉高祖。这个千年帝国的进步小得可怜，既然挪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那就不要挪了。对权力的膜拜，从古至今没有什么改变，甚至越演越烈了。
如果每个聪明的小孩都把拥有能闯红灯的大轿车作为人生哲理只是美丽的字眼，挂在天边。
父母们煞费苦心地教育孩子，我却不识时务地在旁边说：“救救孩子！”
晚景。
台湾作家杨送晚景十分凄凉。他在政治高压下被迫放下了心爱的笔。但一个作家除了写作，还能做什么呢？他只好靠卖花为生。周作人的时代，作家还能有“自己的园地”，花不是要类才种的，种花只是为自己欣赏。但杨送却做不到这点。然而，凄惨的晚景无损于杨连的伟大，他直到死都不曾缺钙。同样，钟理和也是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他甚至比曹雪芹还悲惨，有时，连粥也吃不上。他死的时候，文集还未能结集出版，几乎死不瞑目，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伤心的事吗？然而，凄惨的晚景无损于钟理和的伟大，夕阳最后一抹的亮色甚至超过了朝阳。
相比之下，大陆的“老作家”们晚景颇佳。功成名就，弟子们恭恭敬敬地抬着轿子。他们还在写作，回忆那琐碎得像小草的旧事，并且对现状发些不痛不痒的议论。他们用真正的“白话”来写作，像白开水一样的口语，却被后生晚辈们叹为“质信文章更老成”、“返朴归真、脱尽铅华”。他们担任着百十个机构的名誉主席、委员、顾问、评委……享受着局级、部级甚至更高的待遇。每逢节日，总有各大员上门问寒问暖，因为他们是“国宝”。
然而，他们辉煌的晚景并没有增添他们一丝一毫的伟大。他们在空中楼阁里自言自语，他们欣赏着自己镜中不老的容貌。他们的下半身（生）把上半身（生）煮着吃，吃得津津有味。许多年前，他们的创造力便全部丧失了，他们的晚景并非由晚年的成就来支撑。他们在大小庙宇里享受着香火。他们都喜欢养波斯猫，因为猫比他们本人还要柔顺。
我并不是赞美苦难——我想，晚景凄凉或幸福不是最重要的差别，最重要的差别乃是对晚景的态度。文化老人们安于做庙里的菩萨。而杜甫却病死在孤舟上。
我想送点钙片给伟大的老人们，他们需要钙片。
北大快没有文科教育了。这似乎是危言耸听。但我以为，文科教育的根本在于“赋予社会和世界以意义、目的和方向。”就这一点来看，北大的文科已然不是“文科”。
斯坦福大学校长查理·莱曼在《美国生活中的人文科学》中指出，人文科学必须直面“做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而且，它只提供一些线索，不可能提供完整的答案。人文科学告诉我们：在一个不合理、绝望、孤独和死亡的现象与诞生、友谊、希望和理性的现象同样明显地并存的世界里，人们是如何力图创造一个有道德、有信仰、有文化的社会的。人文科学还告诉我们，个人和社会应如何解释道德生活，如何设法使这种道德生活成为现实，如何试图使自由与公民的责任协调起来，以及如何得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们逃避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需要。这里传接着知识，能够转化为金钱和权力的知识。拥有这样的知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就足够了。
陌生化。
博尔赫斯一直在当图书馆馆员，即使他成了一位名作家之后。他的一位同事在百科全书中读到“博尔赫斯”的条目，非常惊奇，兴冲冲地跑来告诉他：“百科全书里有一个人，不仅跟你同名同姓，而且出生日期也完全一样。”
对于那些骄傲的中国当代作家来说，这个故事不啻是一剂良药。
智齿。
去年我长了智齿，反复发炎，痛得我死去活来。最后只得去北京口腔医院把它拔掉。
后来我想，“智齿”真是一个有趣的命名。智齿就是一颗多余的、而且还会惹祸的牙齿。“智慧的牙齿”只会带来痛苦——因为它的“智慧”吗？
智慧与痛苦是孪生兄弟，明知痛苦，我们还要追求智慧。这是人与动物最明显的区别。
王小波在追求智慧的道路上痛苦地死去了。他一个人在公寓里呻吟而死，没有人发现。但他的信念依旧：“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高兴。”
不自由的生活就像牙疼一样，睡觉也睡不安稳。没有勇气拔牙的人，便抽上了鸦片。
最好的文章是东踢一脚、西打一拳地信手写出来的，没有任何章法和规范，就像漫游的堂吉珂德，不停地走着，不停地遇到好玩的事，享受乐趣或受到折磨。难怪李卓吾写作的时候“每研墨伸格，则解衣大叫，作兔起鸽落之状。”
一个真正的家，应该是一处工作、娱乐、交友和人类一切思想凝结为一体的空间，也就是一处个人的空间。在拥挤的学生宿舍里，这只能是天方夜谭。
卡内提认为，家的最好定义是一座图书馆，女人最好不要住进来。那么，我好歹也算拥有一个“家”了。
人们往往以向上司点头哈腰为代价，换取看不起下级的权力。
男子失恋以后，一边发誓不再恋爱，一边搜索下一位恋人。
官员倒台以后，一边发誓不再从政，一边搜索残存的支持者。
恋爱与从政一样，都是男子乐此不疲的游戏。
职业之于人，如同猪圈之于猪。猪圈是不可少的，没有猪圈，猪就可能被狼吃掉；但猪因此付出了丧失自由的代价。
当人以最大的恶意看世界的时候，世界不得不回报他一眼。</p>
“鲁学”在1949年以后成为显学，成为官学。我的一位朋友说，如果鲁迅真的在他之后的世界里树起一竿大旗，大喝一声：“跟我来！”他一定会喜出望外地看到四面尘上滚滚而来。不再像他生前“荷朝独徘徊”的凄凉。而一旦人马走近，尘埃落定，他定睛打量麾下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的面孔，一定会吓得弃旗而逃，比他生前任何一个流亡的时刻还要仓惶。至于那些好汉们，他们并不追回逃走的主帅。既然他们是冲着那面大旗而来的，现在大旗已经到手，扛走就是。至于鲁迅本人是否参战，已不重要。凭着这旗，就能招兵买马了。
最有趣的还是周作人。他最恨鲁迅，可晚年不得不写回忆鲁迅的文章来混饭吃，只有那样的文章能卖钱。
鲁迅死前对海婴说：“忘了我。”这并非矫情。与其被“阐释”，不如被忘却。被忘却是鲁迅最大的、却无法实现的愿望。
朋友最后说了一句跟鲁迅本人一样阴毒的话：在鲁迅的遗体上覆盖写着“民族魂”的旗帜，是无情的中华民族最多情的时刻。
美诞生于丑
安徒生写出了最美的童话，可安徒生是全丹麦最丑的男人。姑娘们说，他是一根连小鸟也不愿在上面鼓息的树干。
丑诞生于美。
那些在星级宾馆里卖淫的妓女，无不具有惊人的美丽。男人们孜孜以求的，不正是这样的美丽吗？
鞋。路还是那条路，而鞋却换了无数双。鞋是最准确的尺子，测量着路的长度。
昂纳克倒台后，记者采访他，问及他打猎的爱好。民德共产党政治局有专门的“打猎区”，为了满足政治局委员及来访的外国元首的需要，专门从别处空运野兽到这儿来，特别加以饲养。记者问：“这对于您这位打猎迷难道不是一种反常现象吗？”
昂纳克回答说：“经过一周非常紧张和非常疲劳的工作后，我们想去打猎，呼吸新鲜空气，活动活动身体。”他再三强调自己遵守打猎法，并非破坏生态平衡，“附近村子，对于我打猎一直非常理解，从来没有任何抱怨。我同那里的村长及其他人交谈过。”
我理解这种“理解”——平头百姓难道敢于“不理解”总书记吗？昂纳克轻信了这种“理解”，最后被唾液所淹没。
昂纳克还有段妙论，解释他并不喜欢坐巨型轿车。“许多人对我们坐轿车感到气愤，但没有看到我们外出总有陪同人员跟着，经常要进行安检，从而不再有私人生活等等。虽然这些安全人员是非常好、有教养、举止文雅、讲礼貌和非常乐于助人的同志，但我们不高兴周围总是有人陪同着。这不是私人生活。我们希望有人在这方面能同我们换一下。”
最后一句是点睛之笔。富有的妓女遇见贫寒的贞妇时，往往会说：“我真羡慕你有好名声。”但她真的愿意跟对方换个位置吗？
北魏使者李谐至梁，梁武帝与他一起游历。梁武帝是个笃信佛教的人，有意向李谐炫耀他的仁慈。当他们行到放生池时，武帝问：“彼国亦放生否？”李谐回答说：“不取亦不放。”帝大惭。
“放”的前提是“取”——而正是“取”摧毁了“放”的本质。世间如梁武帝者多如牛毛。
在颐和园的谐趣园，读乾隆的御碑，心想，乾隆是个地地道道的艺术家，这么个巧夺天工、集南北园林大成的园子亏他想得出！他的诗虽不佳，但爱写诗毕竟无可厚非。他的书法虽有珠光宝气，但在帝王中亦可算一流了。在五台山显通寺，又见乾隆的不少墨迹，严然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心地善良，慈悲为怀。
然而这些都是假象而已，天真的人往往被它们欺骗。高阳有小说《乾隆韵事》，前些年又流行电视连续剧《戏说乾隆》，不读史书的小百姓耳熏目染，乾隆成了风流才子，可爱得像美国小男孩。还是历史书读得多的两位武侠小说作家看明白了乾隆的真面目，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中，乾隆阴险毒辣，令人发指，直抵李宗香“厚黑学”的最高境界。
这位“十全老人”御宇六十余年，不能说没干过好事，但干的坏事也堪称空前绝后。仅以文字狱而论，大案就有一百三十多起，文网之密，文祸之巨，让人瞠目结舌。
第一大案为伪造孙嘉涂奏稿案。该稿在民间流传，指斥乾隆“五木解十大过”，遍劾满朝重臣。乾隆震怒，酿成巨案，缉捕人犯上干，革职拿办督抚大员十数名。乾隆所发上谕就达三万余言。大学士孙嘉徐心惊肉跳，对围在他身边的妻儿说：“皇上屡戒我好名，伪稿纵然与我无关，但奸徒为什么假托我的名字？我真是罪无可辞！”终于惊惧而死。
禁书运动。开动整个国家机器，全面查禁明末清初野史为主的禁书，乃是乾隆的独创。徐述爱（一柱楼诗）中有“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即被开棺戮尸，果首示众，且让后代子孙也掉了脑袋。乾隆严斥江宁布政使陶易：“如此重大案件，全然不以为事，是成何心！”指示办案官员，“徐述葬身系举人，却丧心病狂，所作《一柱楼诗》内系怀胜国，暗肆底讥，谬妄悻逆，实为罪大恶极！虽其人已死，仍当剖棺戮尸，以伸国法。郑少秋扮演的笑嘻嘻的乾隆，说得出这样的话来么！王锡侯花对年时间编成一部体例新颖的字典《字贯》，因未避讳，乾隆发现直书康熙、雍正和他本人的名字，大怒：“罪不容沫，应照大逆律问拟。”结果，王锡侯斩立决，子孙七人秋后处决，妻媳及年未岁之子为奴。在乾隆眼里，人的性命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而自己的江山无价。于是，杀人便成了保卫江山不变色的正义行为。
我对乾隆这个“明君”的厌恶超过了梁纣等“暴君”。
上古我欣赏刑天，欣赏他断首之后仍舞干戚的英姿；中古我欣赏科康，欣赏他刑场奏广陵散的悲壮；近古我欣赏李蛰，欣赏他天牢中挥刀自刎的豪迈；近代我欣赏谭嗣同，欣赏他留下来为求一死的决绝；现代我欣赏鲁迅，欣赏他让海婴“忘了我，好好生活”的透脱；当代我欣赏李敖，欣赏他稳占五百年来汉语写作前三名的骄傲。
有一天，我将欣赏我自己。
以前我很佩服书读得多的人，他们在我的面前宛如庙里的菩萨。后来我发现菩萨是泥塑的，心里顿时凉了。王韬在《微隐漫录伯序》中有这样一段话：“见世之所称为儒者，非虚骄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无所知，而反嚣然自以为足；及出而涉世，则使刻险狠，阴贼乖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谓旷朗坦白者，干百中不得一工。”
学院是伪君子最多的地方，一个个作高蹈状，一有风吹草动，便成为画眉的张敞。人没有知识并不可怕，人没有骨气也不可怕，怕就怕那些虽有知识却没有骨气的人。
在普林斯顿大学有一句名言：“要么著书立说，要么退职回家”。这句话令教授们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普大的传统：一本好书能提高大学的声望，反之，一个没有建树的教授将影响学校的声望。
北大可不这样认为。北大出版社近年来出的最好的书却是比尔·盖茨写的《未来之路》，这本书与北大无关。北大的教授数目比美国任何一所大学都多，但数目却与研究实绩不成比例。
泰戈尔与甘地见面。
泰戈尔说：你们不要毁灭艺术。甘地说：艺术不要毁灭我们。
是艺术重要，还是“我们”重要？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也百思不得其解。
殷海光说过：“当人的思想不通时，需靠固执或依靠权威来维持自己的中心观念；当人的思想不透彻时，容易受市面流行的浮词泛语的摇感；当人的思想严密且灵动时，他既不需要依靠权威，又不会受到一时意见的摇惑。”中国知识分子中，前两类人居多，后一类屈指可数。读书破万卷的经学大师们，没有几个是思想“通”了或“透彻”了的，只好走向权威和大众。“帮闲”并非他们的本意，只是实在找不到自己，姑且这样混口饭吃。
小说的命运。
舍斯托夫说：“文学虚构是为了使人们能够自由地谈话。”加缨说：“小说首先是一种为怀念的或反叛的感情服务的智力实践。”由是，小说的命运是悲惨的。
肯尼亚当代最杰出的小说家吴奇古，因小说中的反独裁倾向被当局逮捕入狱，1980年被迫流亡英国。他的《笔杆子：抗拒新殖民时期肯尼亚的压迫》一文，揭露了独裁体制的‘咱我殖民”，比昔日英国白人的殖民主义更加可怕。他的小说《一粒麦子》、《血之花瓣》对非洲的命运作了深刻的反思。他的杰作燃争的幸存者）在肯尼亚被查禁，是小说的主人公“马迪加里”闯的祸。肯尼亚总统莫依听见大家说，有个叫马迪加里的家伙在全国宣传革命，他便下令逮捕这个人。警察头子领命后折腾了半天，才发现这人个是小说里的人物。于是，小说便被禁了。
非洲作家也有非洲作家的幸运，他们的独裁者愚昧得有些天真。
杰姆逊说：“乐观主义，甚至最微弱的乐观主义，只能推荐给那些愿意让人利用和操纵的人。”
这句话击中了乐观主义者的要害。
爱一个人，不要恋栈他。恋栈的结果无一例外是悲剧。谁能白头偕老，谁能海枯石烂？
爱一个人，就要离开他。或说，当你离开他，才会明白你对他的爱。“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才是世间最动人的爱情。
尽管这是一首最让人哀伤的唐诗。
最愚蠢的猎人。
最愚蠢的猎人们在熊皮还在活熊身上的时候，便开始讨论。争吵怎样分配熊皮。结果，他们全都丧生在熊掌之下。
倘若用听单口相声的心境去听元首们的讲话，那么将保证永远不受其迷惑。可惜的是德国人太老实，把希特勒这个相声演员当成了布道者。
检查制度。检查制度划定一个圆圈，规定：禁止踏入！懦弱的写作者，则在自己心中划定一个圆圈，这个圆圈的面积是前者的很多倍。
《荷马史诗》中，特洛伊英雄赫克托尔战死疆场。出征前他说：“如果避而不战能永生不死，那么我也不愿冲锋在前了。但是，既然迟早都要死，我们为何不拼死一战，反而把荣誉让给别人？”
说人有选择的自由极度虚妄。我们的处境比赫克托尔要好，我们的表现却比赫克托尔要糟。放弃自由，成为俘虏，充当异族奴隶，多数人走这条道路。
奥勒留说，死亡如同果实从树上熟落，或演员幕落后退场。这是浅薄的乐观主义。绝大多数果实还没有熟便被鸟儿啄坏了，绝大多数演员幕还没有落便倒在舞台上。
大家给党去革命，结果党外的人便成了反革命。
古来请君侧的人太多。但知道问题出在君本身的，却太少了
古来杀皇帝的人很多，但杀了皇帝之后自己不做皇帝的，至今还没有一个例外。
杀来杀去，血流成河，帝国体制却秋毫无损。
正如人有左脸有脸，社会也是这样，它的半边脸是经济，另半边脸是人文。当半边脸长了个艳芳桃李的大疮，另半边脸也不会再有动人的魅力。
胡适说：“不论在什么国家，只要政治不上轨道，只要政权不能和平转移，只要缺乏合法的民意代表机构，政治改革的责任就永远是落在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上。因为青年人易受激动，无须为妻子儿女着想，敢冒争斗之险而追求理想；因为他们的政治活动往往出于纯洁的动机，我们也可以说是出于自然的动机。”
韩国的今天，是青年学生争来的，全斗焕、卢泰愚是否想过自己会成为被告？看到他们在法庭上的虚弱表情，死者瞑目，生者欣慰。没有等来的民主，只有争来的民主。俱往矣，杀气腾腾的全、卢二君的同伴们，且看你们朋友今日的下场！。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系人才济济，半个多世纪出了七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问及其奥秘。系主任曰：“物理系教授和学生的原则是：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做别人让你做的事。我们不做实用的、尤其是和武器有关的实验，而长期从事纯理论纯科学研究。”
中国高校却像喧哗的菜市场——把所有研究都变成现实生产力。
文章写出来后，朋友减少，敌人增多。这样的文章必是能手古流传的好文章。
研究人性，与其在哲学系里听教授高谈阔论，不如到动物园里去看禽兽张牙舞爪。
赞美观存制度的人都是蚊帐中人，他们的蚊帐里没有一只蚊子，心安理得在床上打坐修行。
否定现存制度的人都是蚊帐外人，被蚊子咬得活蹦乱跳，自然要把蚊帐撕扯掉。
只能让儿童读的童话不是好的童话。好的童话还能净化污染了的成人的心灵。
历来，“好人”一的定义就是：认认真真地生活在虚伪里。
最好的文学艺术都是悲哀的，第一流的天才也是悲哀的。叔本华说：“天才所以伴随忧郁的缘故，就一般来观察，那是因为智慧之光愈明亮，便愈看透生存意志的原形，那时便会了解我们人类竟是一副可怜相，便油然兴起悲哀之念。”所以黛玉写出了“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的悲哀的诗句。
所有的鞋匠都恨不穿鞋的人，所有的理发师都恨秃子，所有的皇帝都恨童言无忌的孩子。
旧梦是不能重温的，一旦重温，旧梦便破碎了。每个人都常常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每一种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正如鲁迅所说：“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唯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有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返顾。”
重温旧梦，是人们所做的最煞风景的事情。
选举制度是民主的橱窗。
有的橱窗仅供参观，有的确是为了买卖。
“锻炼”是当代汉语中运用频率极高的新词，主体是上级、长辈，受体是下级、青年。对后者而言，“锻炼”是求之不得的荣耀，是被信任、被器重的起点。
“锻炼”的意识畸形发展，结果是很多人把摧残当作了培养。
李敖说：“每在电视里看到蒋经国，就活像看了一段慢动作纪录片。”
仅凭这一句话，李敖稳坐汉语写作的头把交椅。
连危机意识都没了，危机便像决堤的黄河水一样席卷而来。
人最脆弱的时候便相信爱，人最坚强的时候便相信恨。
有歌唱的权力的，往往并非夜莺，而是喜鹊。
有写作的权力的，往往并非大师，而是御用文人。
人们被迫听最难听的歌声，被迫读最难读的作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喜鹊也就成了我们心目中的夜驾。
弱者的影子是善良，因为弱者没有作恶的条件。这与弱者的本性无关。
没弄懂这点的人，会吃大苦头，文革中许多人便稀里糊涂地因此而送命。
爱情产生于错误。我以为自己一贯正确，因此爱情便离我而去。
现在，我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爱情还会降临吗？
杯子是用来装水的，诗是用来装灵魂的。
现代汉诗是一堆空杯子。
德富芦花有篇短文《写生帖》，讲了一个凄美的故事：从前有个画家，只画过一幅画，其他的画家有更丰富与更珍贵的颜料，而且画出更惊人的画。然而，这位画家只用唯一的一种颜色，画中却泛着奇异的红色光辉。其他的画家问他：“你是从哪里弄到这种颜色的？”他只是微笑，依然低头画着画。画越来越红，画家的脸色却越来越苍白。终于有一天，画家死于画前。人在埋葬他前，为他更衣时，在他的车胸前发现一个旧伤。可是，人们还在说：“他是从哪儿得到那种颜色的呢？”不久，那位画家被人们遗忘了，只有他的画永远活着。
这是一个寓言，它道出了艺术创造的本质：艺术之于人如同吸血鬼。艺术毁灭了艺术家的健康，艺术夺走了艺术家的生命，但艺术家无怨无悔。
想从艺术中获得名誉、金钱和权力的人，趁早改旗易帜吧。
黑格尔死于肆虐全欧洲的黑死病。
病菌并没有因为他是黑格尔而特别对待他。他的智慧，他的哲学，全都救不了他。到头来，他还得和愚夫愚妇一样在病床上呻吟，然后死去，尘归尘，土归土。
这是多么令人沮丧的事实啊，我们一辈子追求智慧，但智慧在好多领域内都无能为力。往往是我们受苦的时候。它束手无策地站在一旁，帮不了我们。
一切的占有都是走向丧失。成吉思汗拥有整个世界的时候，却失去了童年最喜爱的小马，他想用整个帝国去换小马，却换不回来。
爱情往往以占有为标志。但加缨却看到了其中的荒诞：“任何人，那怕是最被爱着的人和最爱我们的人，也不能永远占有我们。在这严酷的大地上，情人们有时各死一方，生又总是分开的，在生命的全部时间里完全占有一个人和绝对的沟通的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年轻的恋人们互相欺骗着，启欺亦欺人。
占有与丧失的尴尬对峙，使生活沦为一种在其形式后追赶而永远找不到这种形式的运动。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追回的夸父，将渴死在中途上。
研究历史的朋友，以为熟读了正史便抓住了历史的”脉络”，我不以为然。真的历史在哪里呢？在零落的报刊里，在杂乱的日记里，在心灵的回声里，一在文字及文字之外。
1932年，中原西北灾荒。5月20日，“国闻通迅社”郑州电讯：“鹿邑拓城春粮告竭，流离归德者七千余人，僵卧于途者日众，死亡枕籍，惨不忍睹。鹿邑本境经股匪扰五月之久，庐舍为墟，粮米尽罂，攀妻子以延生。二区朱消店、三区老鸦店。五区宁平镇、六区泽民镇、八区桑园集，均立人市，年幼妇女每人不值10文，十一岁幼童仅易干文，孩提婴儿抛弃遍地……某妇买一馒头，留小姑为质，卖馒头者索钱不得，小姑谓我宁不值一馒头，一卖烧饼者代偿馒头帐而换得此幼女。’”西北的甘肃、陕西、山西等本已贫瘠不堪的省份，情形就更悲惨了。灾荒战祸，百业萧条，唯“人市”兴旺，全国形成了演关、天津、武汉、上海、厦门、广州六个贩卖女婢的中心。
只有从这些材料中才能捕捉到历史的触角。民国二十一年，中国大地上并非只有国共两党在开战，还有许许多多的事件在发生和演变着。忘记这些平凡的人、事、物的学者，不配搞历史；对于曾经生存过的人们苦痛的生存缺乏悲们感的人，不配搞历史。历史是热的学问，而不是冷的学问，我以为。
徐志摩死于天空；聂耳死于大海；瞿秋白死于荒野。秋白了望四周山水，驻足说：“此地甚好”，遂平静坐地，从容就义。
死亡也富有诗意的人，可以成佛矣。我们应为他们欣悦，而不应悲伤。
中国是否是“儒教中国”，我一直心存怀疑。我以为，中国更像是“法家中国”。对“法家”这种说法，我也不以为然。申韩一派，是中国政治哲学的本流，是为独夫民贼张目的鹰犬，他们何尝知道什么是“法”？他们那里，哪里有古希腊的法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和权力制衡的观念？与其称之为“法”家，不如称之为权术家、阴谋家。
儒教徒都是书呆子，书呆子玩政治是玩不转的。政坛上长袖善舞，多财善贾的都是阴谋家。只会注六经的儒生在朝廷里不过是一堆花瓶。真正儒生当国的，二千年来不过只有王莽一人而已。
中国正统史家一向对签位者深恶痛绝，口沫笔伐，因此王莽也被史家五马分尸，肢解得不成样子。史书描绘他“侈口困项，露眼赤精，大声而嘶”，我认为是一派胡言。相貌凶恶到这样的程度，他焉得在朝廷里有升迁的机会？王莽的本来面目乃是一地地道道的儒生，是一个大学者。少年时代他即摈弃声色犬马，拜名儒陈参为师，折节向学，穿戴完全像穷书生。后人往往把王莽看作热衷于虚名假誉的伪君子，我看问题绝没有这么简单。他按《周礼》来治国，确实是书呆子的一厢情愿。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分析得颇为精到：“他有很多我们今天视作离奇的办法，例如争前造成理想上的数字公式用在真人实事上，以一种象征性的指示当作实际的设施，注重视觉听觉上的对称均衡，不注重组织的具体联系，这都与传统中国思想史有关。”王莽呆得有些可爱，他以为书上写的都是真的可以实践的准则，殊不知中国的经典全是骗人的鬼语，即使有二％的真话，也早就过时了。
公元8年，王莽废汉称帝，改国号为新。在位期间，实行“托古改制”，将全国土地改为“王田”，属朝廷所有，私人不得买卖；改官制为周制，复行五等爵；改革币制，立“五均六管”。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六大都市立五均司市、钱府官，行赊、贷之法，并掌管物价；设六管之令，对酿酒、卖盐、铁器、铸钱以及从名山大川开采物资者，统一由朝廷征税，颇有些“初期社会主义者”的气派。当改革失败，形势恶化时，王莽忧烦不能食，倦则凭凡而寐。大司空崔发提出：宜哭告天以求救。莽乃率群臣至南郊，仰天大哭，伏而叩头。我相信王莽的痛哭是真诚的：我全照着圣人的话来做，为民众谋福利，为何落得这样的下场？老天难道不因我之眼泪而感动吗？
黄仁宇总结说：“王莽眼高手低，只能宣扬天下大局应当如是，做事经常文不对题，可能被他自己的宣传所蒙蔽。”他的下场是极其悲惨的：为商人杜吴杀死后，军人分其尸为数十段。传莽首于宛时，百姓共击之，或切食其舌。
这就是最高明的儒生治国的成就。
所以，我认为中国并非儒生之天下，而是阴谋家的天下。被史家称为“玩弄权术与沽名钓誉之徒”的王莽，骨子里仍是儒生。真正的阴谋家，对这样身败名裂的儒生是看不起的，他们才是成功者。如刘邦、李世民、朱元津辈，都是不太读书的人。这也应了毛泽东的名言：“读书多的人，把国家搞不好，李后主。宋徽宗、明朝的皇帝，都是好读书却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的人。”
最肮脏的政治，需要最肮脏的心灵去周旋，孔子的徒子徒孙们缺的就是这一点。
北京街头，常有豪华车队在一路红灯中疾驰。前有警车开道，沿途交警拦下其他车辆，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北京高官云集，京城百姓以目睹这样的场面为骄傲于其他城市市民的本钱。
常看到父母亲带着孩子立于道旁，目睹车队经过时，父母亲苦口婆心地教育孩子：“你长大了要是能到这一步，爹妈死也瞑目了。那场面，那阵势，啧啧……”小孩眨巴着眼睛，一副心领神会的表情。
这时，我宛如生活在中世纪，听见那西楚霸王大叫“富贵后不衣锦还乡，如之奈何？”又看见汉高祖浩浩荡荡的还乡队伍，刘邦已然是汉高祖。这个千年帝国的进步小得可怜，既然挪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那就不要挪了。对权力的膜拜，从古至今没有什么改变，甚至越演越烈了。
如果每个聪明的小孩都把拥有能闯红灯的大轿车作为人生哲理只是美丽的字眼，挂在天边。
父母们煞费苦心地教育孩子，我却不识时务地在旁边说：“救救孩子！”
晚景。
台湾作家杨送晚景十分凄凉。他在政治高压下被迫放下了心爱的笔。但一个作家除了写作，还能做什么呢？他只好靠卖花为生。周作人的时代，作家还能有“自己的园地”，花不是要类才种的，种花只是为自己欣赏。但杨送却做不到这点。然而，凄惨的晚景无损于杨连的伟大，他直到死都不曾缺钙。同样，钟理和也是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他甚至比曹雪芹还悲惨，有时，连粥也吃不上。他死的时候，文集还未能结集出版，几乎死不瞑目，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伤心的事吗？然而，凄惨的晚景无损于钟理和的伟大，夕阳最后一抹的亮色甚至超过了朝阳。
相比之下，大陆的“老作家”们晚景颇佳。功成名就，弟子们恭恭敬敬地抬着轿子。他们还在写作，回忆那琐碎得像小草的旧事，并且对现状发些不痛不痒的议论。他们用真正的“白话”来写作，像白开水一样的口语，却被后生晚辈们叹为“质信文章更老成”、“返朴归真、脱尽铅华”。他们担任着百十个机构的名誉主席、委员、顾问、评委……享受着局级、部级甚至更高的待遇。每逢节日，总有各大员上门问寒问暖，因为他们是“国宝”。
然而，他们辉煌的晚景并没有增添他们一丝一毫的伟大。他们在空中楼阁里自言自语，他们欣赏着自己镜中不老的容貌。他们的下半身（生）把上半身（生）煮着吃，吃得津津有味。许多年前，他们的创造力便全部丧失了，他们的晚景并非由晚年的成就来支撑。他们在大小庙宇里享受着香火。他们都喜欢养波斯猫，因为猫比他们本人还要柔顺。
我并不是赞美苦难——我想，晚景凄凉或幸福不是最重要的差别，最重要的差别乃是对晚景的态度。文化老人们安于做庙里的菩萨。而杜甫却病死在孤舟上。
我想送点钙片给伟大的老人们，他们需要钙片。
北大快没有文科教育了。这似乎是危言耸听。但我以为，文科教育的根本在于“赋予社会和世界以意义、目的和方向。”就这一点来看，北大的文科已然不是“文科”。
斯坦福大学校长查理·莱曼在《美国生活中的人文科学》中指出，人文科学必须直面“做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而且，它只提供一些线索，不可能提供完整的答案。人文科学告诉我们：在一个不合理、绝望、孤独和死亡的现象与诞生、友谊、希望和理性的现象同样明显地并存的世界里，人们是如何力图创造一个有道德、有信仰、有文化的社会的。人文科学还告诉我们，个人和社会应如何解释道德生活，如何设法使这种道德生活成为现实，如何试图使自由与公民的责任协调起来，以及如何得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们逃避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需要。这里传接着知识，能够转化为金钱和权力的知识。拥有这样的知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就足够了。
陌生化。
博尔赫斯一直在当图书馆馆员，即使他成了一位名作家之后。他的一位同事在百科全书中读到“博尔赫斯”的条目，非常惊奇，兴冲冲地跑来告诉他：“百科全书里有一个人，不仅跟你同名同姓，而且出生日期也完全一样。”
对于那些骄傲的中国当代作家来说，这个故事不啻是一剂良药。
智齿。
去年我长了智齿，反复发炎，痛得我死去活来。最后只得去北京口腔医院把它拔掉。
后来我想，“智齿”真是一个有趣的命名。智齿就是一颗多余的、而且还会惹祸的牙齿。“智慧的牙齿”只会带来痛苦——因为它的“智慧”吗？
智慧与痛苦是孪生兄弟，明知痛苦，我们还要追求智慧。这是人与动物最明显的区别。
王小波在追求智慧的道路上痛苦地死去了。他一个人在公寓里呻吟而死，没有人发现。但他的信念依旧：“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高兴。”
不自由的生活就像牙疼一样，睡觉也睡不安稳。没有勇气拔牙的人，便抽上了鸦片。
最好的文章是东踢一脚、西打一拳地信手写出来的，没有任何章法和规范，就像漫游的堂吉珂德，不停地走着，不停地遇到好玩的事，享受乐趣或受到折磨。难怪李卓吾写作的时候“每研墨伸格，则解衣大叫，作兔起鸽落之状。”
一个真正的家，应该是一处工作、娱乐、交友和人类一切思想凝结为一体的空间，也就是一处个人的空间。在拥挤的学生宿舍里，这只能是天方夜谭。
卡内提认为，家的最好定义是一座图书馆，女人最好不要住进来。那么，我好歹也算拥有一个“家”了。
人们往往以向上司点头哈腰为代价，换取看不起下级的权力。
男子失恋以后，一边发誓不再恋爱，一边搜索下一位恋人。
官员倒台以后，一边发誓不再从政，一边搜索残存的支持者。
恋爱与从政一样，都是男子乐此不疲的游戏。
职业之于人，如同猪圈之于猪。猪圈是不可少的，没有猪圈，猪就可能被狼吃掉；但猪因此付出了丧失自由的代价。
当人以最大的恶意看世界的时候，世界不得不回报他一眼。</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