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心灵独白（2）
牛蝇。
林肯身边有个智囊，专与他唱反调，每有决议，必提出严厉的批评。林肯身边的高级官员受不了这名教授出身的老家伙，联名要求林肯将他赶出白宫。林肯笑着讲了一个故事：我在乡下工作时，看见农夫用一匹弱马耕田，他吃喝一声，马才肯走一大步。我发现马背上吐了一只大牛蝇，想帮农夫赶走。可农夫赶紧阻止我说：“幸亏有了这只牛蝇，不然马连半步也走不了。”
从本质上讲，知识分子就是牛蝇。杜威说过：“思想家只消开始思维时，都多多少少把稳定的世界推入危险之中。”因此，除了林肯这样明智的领袖外，一般以“稳定”为己任的政治家都会伸出巴掌去，狠狠拍向牛蝇。结果可想而知。
也有少数的例外。曾经说过“知识分子是一切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的捷克剧作家哈维尔却当上了总统。不过，哈维尔的总统当得并不快乐，电视新闻里我曾看到他疲惫不堪的神态，反倒不如他的一张在监狱里的照片：目光炯炯，注视着栅栏外的天空。
牛蝇只能是牛蝇，牛蝇做不了蝴蝶。
普希金死后。
沙皇不仅没有欣喜若狂，反而忧心忡忡，他说。“人民为普希金的死亡而流露出来的悲伤，已多少表现出自由主义者胜利的丑恶景象。”因此，他命令说：“以秘密手段取消各种致敬的表示是政府的责任。”
编辑克拉耶夫斯基在《俄罗斯残废者报》发表文章纪念诗人的逝世：“我们诗歌的太阳沉落了。普希金在壮盛的年岁，在伟大的中途去世了。”第二天他就被传到书刊审查委员会。主席严厉地斥责他说：“为什么在这个品级既低、又未担任重要公职的人物死亡的消息周围加上黑边呢？这算什么‘伟大道路’？难道普希金是个将军、元帅、部长、政治家吗？写写歪诗是谈不上走伟大道路的。”
谁在走“伟大道路”？150年以后的今天，强大的沙皇政府已经灰飞烟灭，末代沙皇一家被枪杀在简陋的地下室里，喽罗们就更不足道了。而普希金的诗歌还回响在一代代人的心灵深处。
北大“文明修身工程”搞得如火如荼。又是宣言，又是讲座，又是新闻报道，大舞台上人人登场。
“文明修身”并不是什么新发明。1933年末，美丽的蒋夫人鉴于社会道德沦丧，号召开展“新生活运动”。蒋介石强调：“如果我们想获得一种遵循礼义廉耻的新生活，那就必须从不随地吐痰做起。”“法古今完人”的蒋先生相信，一旦所有的中国人都不随地吐痰，进厕所小便、用冷水洗脸，将会引起“人的心灵”发生变化，随之国家和社会同样会获得新生。蒋氏又说：“我现在倡议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要使全国公民的生活完全军事化，这样他们可以培养勇敢和敏捷，吃苦耐劳，特别是统一行动的能力和习惯，最后他们就可以随时为国家牺牲。”然而，1934年初，新生活运动便冷冷清清地收场了，留在民间的只有一些并无恶意的笑话—一湘西的农民一直以为“新生活”是个钦差大臣一样的官员，要到穷乡僻壤来盘剥一通，所以紧张了好一阵。60多年以后，北大成了湘西。在学生公寓厕所的大门上，共青团支部贴上“举手之劳，何乐不为？”的标语，宣传便后要冲厕所的真理。没有两天，这条标语便出现了两个修改版本：“举手之劳何乐？不为！”、“举手淫之劳，何乐不为？”蒋先生若遇到这样的情况，会作怎样的反应呢？“蓝衣社出动，将‘凶手’毙了！”。
“文明修身工程”这是当代中国最奇妙的汉语新词。“文明”与“修身”联系起来就已经令人匪夷所思了，再添了“工程”作尾巴，更是莫名惊诧。何谓“工程”？《现代汉语辞典》中的解释是“土木建筑或其他生产、制造部门用较大而复杂的设备来进行的工作”。何谓“修身”，按照中国圣贤的说法，修身的根本在于“修心”，修身是纯粹个人化的活动。现在，修身却变成了搅拌机和举重机，北大“国学大师”多如牛毛，为什么没有哪位大师出来指出这点小小的误差呢？
“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古代圣贤说的话。今天那些游走在高级酒店的妓女们，似乎没有哪个是因为“衣食不足”才去卖身的。她们一身的金银珠宝足以大学教授们。
衣食不足固然不知荣辱，衣食足照样也不知荣辱，这就是人类真实的生存状况。
文章与老婆。“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这是愚人之论。我的观点是“文章是别人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
鲁迅说专制令人冷嘲。我却说允许人们冷嘲的专制我愿意为它鼓掌。实际上，专制只允许热颂，冷嘲者的命运便是嵇康的命运。
严复译的《天演论》中有一句名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存下来的都是优秀分子吗？
犹太作家皮利磨·拉维说过：“敢于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个事实便是—一最坏的、能适应的活下来了；最好的都死去了……
我们这些还能逃生的，作不了真正的见证。我们不但是少数的少数，例外的例外：我们实在只是由于扯谎、幸运或者没有办法沉下去而已。”奥斯威辛是这样，文革也是这样。傅雷死了，老舍死了，通罗克死了，张志新死了……在他们的毁灭面前，谁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当然，我无权苛责活下来的人，活着并不都是苟活。但是，活下来的人已然丧失了承接历史的权利。那么，再相信那些白纸黑字的历史未免是一种虚妄。绝大多数写历史的人，目的不过是为了换取他们短暂的生存。
哈姆莱特说：“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当我们拥有选择的自由的时候，这还能成其为一个问题吗？
萨达姆。
伊拉克电视台晚间新闻播出前，必定先奏乐，歌唱他们的伟大领袖萨达姆，最精彩的歌词是：“萨达姆，萨达姆啊，您有无数伟大的胜利，您像最高的山峰，没有人比得上您。”报刊上引用萨达姆的语录时，全都采用粗体大号字印刷。开会时，发言人不时要引用萨达姆的语录，全场不厌其烦地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巴格达市中心的胜利广场上，安放着一对巨大的铁手腕，两手交叉，高举阿拉伯长刀。这对手腕仿照萨达姆的双手而制，甚至铸上他的指纹。萨达姆在讲话中提及自己时，从不说“我”，而是自呼其名“萨达姆”。因为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象征。这远比他本人的肉身要伟大。
我想起了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天皇，一切独裁者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岳阳楼记》之所以名垂千古，全是因为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等精神境界，为历代士人高山仰止。
然而，没有人仔细想想：天下究竟是谁的“天下”？老祖宗早就讲得明明白白：“率土之滨，莫非王士；普天之下，莫非王巨。”天下是天子的天下，而不是苍生百姓的天下。广厦千万间，庇的从来都是达官贵人，何曾庇过寒士？更不用说黎民了。
所以，体现中国知识分子最高人格的范文正公所能做的，无非是“先天子之忧而忧，后天子之乐而乐也。”
戒烟日那天的一则电视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北京一家医院组织保安人员，一旦发现吸烟者，便让他拿着一块“我是吸烟者”的牌子，站在医院的院子里义务执勤，直到有下一位吸烟者来代替他。该医院的院长笑容可掬地告诉记者：“这种方法推行以后，效果好极了！”
我记得以前在《聊斋志异》中读到的一则故事。投水自尽者的鬼魂为了来世投胎，必须隐藏在水边，诱惑下一名想自尽的人。这位聪明的院长一定读过这个故事。我又记得美国作家霍桑的名作《红字》，那是一个“猩红A字母”的时代，凡是犯通奸罪者都必须佩戴这样一种耻辱的标记。今天，这个时代又回归了。
毫无疑问，我是一个反对吸烟的人。但是，我也坚信：法律的目的不是羞辱，人的尊严与人格神圣不可侵犯。
沉默是一种消极的自由。
当这种自由都不存在时，思想者就大难临头了。
欧洲不少国家的教堂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尝试走出低谷，神职人员不惜利用教堂开餐馆、办舞会、演戏剧、设摊点。德国科隆的一位主教说：“我们别无选择．只有从商。钱比祷告更可以给我安慰。”
庞然大物的苏共在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建议”下黯然解散。那天有成干上万的群众把党中央大厦围得水泄不通，正要撤离的苏共大员们心里暗自窃喜：“看来我们还有这么多的支持者！”然而，当他们刚走出大门时，蜂拥而上的群众争先恐后地挤上前来，一口接一口的唾液吐向他们的脸上和身上。
我是个十足的怀疑主义者，但我终于发现历史之中毕竟还是有值得信赖的东西，譬如说这些唾液。我想起了半个世纪以前帕斯捷尔纳克所写的一首短诗：“我用围巾围住脖子／我用手掌遮住脸庞／站在庭院里大声疾呼／我们在哪儿庆祝什么太平盛世。”诗人的哀号与群众的唾液，将20世纪真实的俄罗斯凸现在我的面刚。
什么是考试？福柯认为，考试是一种规范化的监视，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它确立了一种关于个人的能见度，由此人们可以区分和判断每个人。考试把层级监视的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方法结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规训机制中，考试被高度仪式化。在这里，权力的仪式、考试的形式、力量的部署、真理的确立都结合起来。因此，学校变成一个不断考试的机构，有血有肉的个人变成成绩单上冷冰冰的数字，并置身于文件的网络中不能自拔。
今年高考，又传来几名落榜学生自杀的消息。大城市的儿童，更早地成为考试的俘虏：在北京，因一两分之差，不少家庭被迫为孩子缴纳数万元的学费，以求进入重点中学。在电视上，我看到了一名被采访的、痛哭流涕的、考试成绩不佳的孩子的家长。考试是人创造的制度，考试却控制了人自身。膨胀的考试与渺小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宽容。仁人志士们都在提倡宽容，仿佛现在真的是一个不宽容的时代。可是，中国能出陈希同、王宝森，难道还能说我们不宽容吗？还是殷海光说得好：“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宽容和权力紧密相连；有权力的人享有被宽容的权利，没权力的人享有宽容的权利。
看旧书往往比看新书更有趣。我在20年代初的《新青年》杂志中读到一篇题目为《一个贞烈的女孩子》的文章。文章描写一个14岁的望门寡，被她父亲关在屋里强迫自杀，惨状触目惊心。
父亲让女儿饿死。饿到第四天，女孩哭着喊饿，她的父亲循循善诱地说：“阿毛，你怎么这样的糊涂？我自从得了吴家那孩子的死信，就拿定主意叫你殉节。又叫你娘苦口劝你走这条路，成你一生名节，做个百世流芳的贞烈女子。又帮你打算叫你绝粒。我为什么这样办呢？因为上吊服毒跳井那些办法，都非自己动手不可，你是个14岁的孩子，如何能够办到的？我因为这件事情，很费了踌躇，后来还是你大舅来，替我想出这个法子，叫你坐在屋子里从从容容地绝粒而死。这样殉节，要算天底下第一种有体面的事，祖宗的面子，都添许多的光彩，你老子娘沾你的光，更不用说了。你要明白，这样的做法，不是逼迫你，实在是成全你，你不懂得我成全你的意思，反要怨我，真真是不懂事极了！”
饿到第六天，她的母亲不忍心了，劝她父亲干脆送点毒药进去，早早“成全”算了。她父亲却说：“你要晓得我们县里的乡风。凡是绝粒殉节的，都是要先报官。因为绝粒是一件项难能而又顶可贵的事，到了临死的时候，县官还要亲自去上香敬酒，行三揖的礼节，表示他敬重烈女的意思，好教一般妇女都拿来做榜样。有这个成例在先，我们也不能不从俗。阿毛绝粒的第二天，我已托大勇爷禀报县官了。现在又叫她服毒，那服过毒的人，临死的时候，脸上要变青黑色，有的还要七窍流血。县官将来一定是要来上香的，他是常常验尸的人，如何能瞒过他的眼？这岂不是有心欺骗父母官吗？我如何担得起？”
阿毛在第七天饿死了。县官送来一块匾，上题四个大字—一“贞烈可风”。
真想提醒今天那些兴致勃勃地编写《传世藏书》的学者们，把这篇文章也收进去。有这样“伟大”的传统，中国文化如何不能拯救世界？《新约》中说：当你埋葬前人的时候，把你抬出来的人，已经站在门口。
但我依然以掘墓者的姿态自居。这是我与马克思在精神上唯一的共鸣之处。
自己的命运是无须考虑的。
乱世与盛世。这是一对可以互换的语词。对老百姓来说，魏晋是乱世；对知识分子来说，魏晋是盛世，魏晋有了“人”的觉醒，有广陵散，有陶渊明。对老百姓来说，康乾是盛世；对知识分子来说，康乾是乱世，康乾有八股文，有断头台。
大多数时候，关于乱世与盛世的认同，老百姓与知识分子是有区别的。相同的时候是例外，譬如文革，绝大多数的老百姓与知识分子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乱世”。
自古以来，中国有顺民，也有暴民，唯独没有公民。要么缩起头来做乌龟，要么像李逢那样操起板斧来杀杀杀，所以中国鲜有进步。
歌德说过，先有人的堕落，然后文学堕落。这就是当下中国文坛的现状。
权力的控制是每个人的人生不可避免的事实，所以追求自由往往要付出极端残酷的代价。每个时代都有一股要求人人整齐划一的巨大力量。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的时候，我是队列课上挨训最多的人。直尺一样整齐的队列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提前0．1秒跨出我的腿，于是教官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你，你这个害群之
马！”最后．我终于成为队列中规规矩矩的一员。在人人都激动动万分的方队里，我突然感到失去自己的恐惧。
我不否定别人对整齐划一的选择，但我希望每个时代都能有它的“不加入者”，这些不加入者不至于被认为是疯子或罪犯，关进精神病院或监狱里去。
尼来说：“上帝死了。”于是，尼采成了西方的大哲。其实，中国人个个都可以算尼采。早在北宋，梁山油的那群英雄好汉们便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号—一谁是天？我就是天；何为道？握在我手里的便是道。因此，李逵在劫法场时，挥舞板斧，砍下的是百姓一颗接一颗的人头。怎么，不服气？我是在替天行道。
所谓哲学，所谓真理，不过是李逵手中的板斧而已。
明十三陵。在定陵的一座大殿外，我发现空地上有两种石桌石椅：一种是明代的遗物，圆桌圆凳，装饰着细腻的花纹，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雨，依然闪烁着艺术的光泽Z一种则是今人的手笔，方桌方凳，无非是用几张水泥板拼凑而成的，粗糙、丑陋、潦草，大煞风景。
一个民族的艺术创造力、审美能力、想像力都急剧地衰退了。如果说衰退是历史的必然趋势，那么我们至少该有些自知之明：干不该、万不该把如此粗鄙的物体搬到祖宗面前。北京的各大旅游名胜，我都发现数不清的丑陋的售票亭、购物亭、厕所。招牌、标语，那么随心所欲，那么粗心大意，和谐的美感和庄严的历史感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而一处古迹可以养活无数的人，他们捧着钞票咧嘴而笑。
一个民族对待祖宗遗产的态度，比一个民族祖宗遗产的丰富与否，更能表现出一个民族文明的程度。
儒教中国以忠孝为立国之本。史书上对孝行的歌颂比比皆是。《新唐书》中记载，安徽寿州安丰县官员李兴的父亲患了重病，李兴就从大腿上割下一块肉来，送给父亲当作药物食用。后来，著名文学家柳宗元还为李兴专门写了篇《孝门铭》《雕安府志》记载，东汉时有个叫李妙宇的女子，为医治公公的病，从自己的左大腿割下三块肉，烧成汤给他吃。在这一孝举之后不久她的公公就恢复了健康。美国学者郑降来教授在研究明代历史时，仅根据《明史》和《信今图书集成》两种史料的记载，就统计出明代有619名贤慧女子割肉为长辈或丈夫疗伤，割肉的部位有大腿、上臂、肝脏、手指、耳朵、乳房、肋骨、腰、膝、腹等，她们被誉为“人类道德的典范”。
每个为中华文明感到陶醉的人，都是历史书读得太少的人，虽然有些人表面上看似乎是博学鸿儒。
饭碗。饭碗就是那种毁灭火的创造力、想象力，吞噬人的自尊、自信，却又让人活下去的东西。
金饭碗、铁饭碗、泥饭碗，饭碗的不同，也就是人的不同。
世有渊明，生为菊花无憾也；世有白石，生为梅花无憾也；世有栩康，生为琴弦无憾也；世有余纯顺，生为穷山恶水无憾也。
不遇知音，是人生无法克服的悲剧之一。
生于清，当见雪芹；生于明，当见李蛰；生于宋，当见东坡；生于唐，当见李白；生于魏晋，当见阮籍。生于汉，当见太史公；生于周，当见庄子。
世间面目可惜之人多，欲与交游者，二三子矣！
苏共政治局开会的时候，会议厅的每张椅子都有自己固定的主人，这些椅子认识自己的主人，就像他们认识它们一样。
在这间会议室里，椅子远远比人要高贵。主人会死亡、会辞职、会垮台、会遭罢黜。昨天贝利亚还稳稳当当地坐在他的椅子上，他的眼睛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第二天他却趴在椅子下面，身上是一排弹孔。赫鲁晓夫去休假的时候，他以为他与椅子是短暂的分别，谁知道终其一生再也没坐上那张心爱的椅子。在这间会议室里，一切皆流，一切皆变，只有椅子依旧，只有椅子永恒—一“它们”对着“他们”冷笑，弄不清谁是谁的主人。
没有政治局的俄罗斯，椅子安在？
1946年8月，阿根廷文学大师博尔赫斯被正式告知：市政厅决定将他调出米格尔·卡内图书馆，“升任”科尔多瓦街国营市场的家禽及家兔稽查员。西班牙语里鸡、兔是怯懦的同义词，这是庇隆一伙的奇袭艺术。
博尔赫斯的反应令庇隆政府目瞪口呆，他们原以为性格内向的作家会把苍蝇吞到肚子里去，没能想到作家的手指轻轻一弹，将死去的苍蝇弹到他们香啧啧的咖啡里。博尔赫斯在声明中这样写道：“我不知道我刚才讲述的故事是不是一则寓言，然而我怀疑记忆与遗忘的天神，它们十分清楚自己所做的事。如果它们忘却的是其他的事情，如果它们只保留了这一荒唐的传奇，它们或许有一定的道理。让我归纳一下：独裁导致压迫，独裁导致卑躬屈膝，独裁导致残酷；最可恶的独裁导致愚昧。刻着标语的徽章、领袖的头像、指定呼喊的‘万岁’与‘打倒’声、用人名装饰的墙壁、统一的仪式，只不过是纪律代替了清醒……同这种可悲的千篇一律作斗争是作家诸多的职责之一。”
博尔赫斯，那个优雅而不关心政治的博尔赫斯突然变成阿根廷此后10年里反对权权主义的象征。对他这样一个害羞的、腼腆的人来说，这是个意想不到的角色，然而他毫不畏缩地担当起了这一角色。看来庇隆政府为他的鸡、兔们选错了稽查员。
真正受到侮辱的，并非被侮辱者，而是侮辱者自身。
我有三本书爱不释手：充满豪侠之气的《史记》、充满雅稚之气的《世说》、充满狐娃之气的《测斋》。有此三“气”，足以抵挡今世之俗气也。
军训的时候，每逢周六下午，有两种选择：一是去厨房包包子，二是在宿舍里听班长读报纸。包包子，闻多了葱蒜的味道，到了开饭的时候便是一个包子也吃不下去，心里直想呕吐。于是只好听读报纸，读的偏偏又是最枯燥无味的文章。唯一的解脱之道是睁着眼睛养神（不敢闭目养神，因为时不时有教官走进来查看）。养神的时候，把中学时代漂亮的女同学都想象成自己的女朋友，便觉得幸福触手可及。后来一问战友们，十有八九以此法渡过难关。看来，在食色二字上，大家都一样。
小时候，有许多奇思异想。曾想过，假如谁发明一种芯片，植入人的大脑，然后在屏幕前将人的所思所想显露出来，岂不妙哉！现在，我才暗自庆幸，幸亏我没有把这种发明付诸实践。要不然，在神圣的读报时间，英雄的故事在空气里弥漫，电脑屏幕上却将听读报的学员和来视察的教官的大脑活动显示出来。互相之间岂不尴尬—一屏幕里都是美不胜收的裸体女郎。
发型。发型是人身上最能表现个性的地方之一。所以，一进军营，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剪发。男孩子倒是无所谓，排着队理发，嘻嘻哈哈的；女孩子那边呢，青丝缕缕落尘埃，哪能不哭得凄凄惨惨？
一日为兵，一日无“发”。内务中明文规定，男兵头发为2．5厘米。大家摸着自己的光头，这才发现每个人的脑袋竟是如此地相似。然而，脑袋的相似，并不等于思想的相似。想出剪发妙方的家伙，一定是个大傻瓜：剪去头发，就能剪去个性和思想吗？回到北大后不久，我打量着昔日的战友们：原来他是这副模样！渐渐地，统一的小平头的形象在记忆里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通异的个性与通异的思想的外化—一通异的发型的形象。
像小孩一样天真的政府总喜欢把民众当作天真的小孩来治理。
吻。一个女人肯接受你的吻，并不意味着她喜欢你。女人有冒险的天性，她让你吻她，多半是想试试；自己敢不敢让人吻和你敢不敢吻她，仅此而已。自作多情的男子往往由此误入歧途，正如年轻时候的我。
同样，竞选中的政治家在街头抱起一个婴儿吻一吻，并不意味着他喜欢小孩。政治家一边吻小孩，一边盯着小孩父母手中的选票，尽管此时淘气的小孩可能撒了一泡尿在他的手上，他恨得牙齿痒痒的。电视机前的观众被政治家的温情深深打动了，他们毫不犹豫地在选票上填上政治家的名字。这一瞬间，他们忘了政治家曾有贪污、欺骗、性骚扰等斑斑的劣迹。多么神奇的一吻！
吻，一种传递错误信息的通讯工具。
讲台上教官滔滔不绝地讲，下面是一片钢笔写字的沙沙声。是在记笔记吗？非也。每个人都在一叠厚厚的信笺纸上写信。时间如此漫长，信写了一封又一封，绞尽脑汁，给每一个能够联系上的朋友都写信去。
卡夫卡曾否定过写信的意义：“真不知道这种想法是怎么产生的：人们可以通过信件互相交流！人们可以想念一个远方的人，人们可以触及一个近处的人，其他一切都超越了人类的力量。写情意味着在贪婪地期待着的幽灵们面前把自己剥光。”然而，当我们被重重包裹起来的时候，剥光自己便成了唯一的冲动。那些日子里，中队的信箱常常爆满，一位朋友说，他一天创下过写18封信的记录。那时，我们的信都成了“军邮”，不用贴邮票。
沉默使我开始写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写作之后，我却陷落在更深的沉默中。
女人的眼泪。每当她们理亏的时候，她们便开始流泪，一直流到男人恍然大悟理亏的原来是自己为止、男人流泪，只能表明软弱；女人流泪，却能增添可爱。
相信真理，不要相信那些宣称掌握真理的人；怀疑一切，不要怀疑自己所拥有的怀疑能力。
胡适留美归来，相信改造社会必须从改造文化入手，因此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自我约束。他们一班谈政治的朋友调侃地说：“适之是处女，我们是妓女。”然而，不久胡适就大谈政治，参与实际运作，处女之身也就破了。
想当处女又不甘心，想当妓女又觉得可耻，这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尴尬。
齐克果说：“在哥本哈根我是唯一不被重视的人，是唯—－无所用的人，是一事无成的半痴半癫的怪人。”他不愿做观众，他忍受不了舞台上庸俗的喜剧；他更不愿做小丑，尽管小丑的角色在观众眼里是伟人。他中途退场了，于是观众和演员都向他吐唾沫。
陆军学院请来一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作报告，一讲就是3个小时，而且一点儿没有结束的意思。一位同学实在支持不住了，举手向旁边的教导员报告：“教导员，我请假上厕所！”该教导员勃然大怒：“你的膀胱就这么小？”
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那么，膀胱的大小显然与觉悟的高低无关。然而，那时候我们谁也不敢说什么。
个性。个性是一捧荆棘，所有的刺都对着自己的肌肤。
小学的时候，老师在给我的通知书上的评语中往往有这么一句话：“该同学个性太强……”而我浑然不觉。老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非是当同学们都蹲在教室外的花坛边看地上的一群蚂蚁时，我却一个人趴在窗口看他们。
渴望理解的往往都是弱者。相反，没有人能够理解强者。于是，希特勒便成了同性恋者、女人、两性人及精神病人。
王尔德说过：“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两种，即爱和恨，而不可能存在友谊。”可惜的是，这样的真理却由一名同性恋者道出。
我不喜欢小孩。我曾看见一对5岁的双胞胎抢一大包饼干，他们的妈妈将饼干分成两半，在他们面前各自放了一大堆。他们却用眼光死死盯着对方的那堆。拼命去抢，抢得惊天地泣鬼神。其实，依他们的食量，最多能吃三四片而已。
从那时起，我便不再相信老子所谓的“赤子之心”。老子不是真正的虚无主义者，我才是。
哥伦布。他们用铁链将他押解回国时，他或许也认为自己失败了，但是这不证明地球上没有美利坚这个地方。
我。当我口吃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对世界的认识出现了障碍，恰恰说明我为表层后面的真相所震惊。
钱钟书。吴组湘先生是钱钟书先生的同窗学友。在一次同学会上，两位八旬的老人拥抱在一起，吴先生却说了一句冰冷的话：“你的著作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自己。”事后钱先生寄了一套厚厚的《措锥编》给吴先生：‘我的书，你都没读懂卜’不平之气，溢于言表。吴先生去世了，而钱先生成了一个活的神话。吴先生去世后，没有人敢质疑这个神话。于是，神话越传越神奇。据说钱先生曾在病房用蛋糕砸到记者的摄像机镜头上，众人五体投地，这年头，谁不想上电视亮亮相？但我总觉得这些故事像是变了味的美酒，姜太公早就酿过了。你姜太公不愿钓鱼，也没有人强迫你钓，你何必垂着敲直了的鱼钩整天坐在水边？我想起了《北山移文》。
无疑，钱钟书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但他并非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祗，否则在那些悲惨的日子里，他何必拼命《抓牦选》英译本编委会负责人这根救命的稻草呢？钱先生字默存，然而，要是他真的保持沉默，他就不可能生存下来了。
大学者，除钱钟书外。还有陈寅格。扣年代初。新政权邀其北上任学术要职，陈氏却要约法三章：“不学马列，不参加会议，不见高官显贵。”如此不识时务，日后只能落得个目盲脚腹的悲惨下场。“读史早知今日率”、“读书久识人生苦”，看透人世沧桑而不作乡愿之人，这需要阿基米德支起地球的勇气。
在《柳如是别传》中，我读出了陈寅惜的面貌音容；在《借锥编》中，我读到了密密麻麻的注释，而钱钟书自己的面目却模糊不清。
思想：在黑暗中触摸每一张息息相关的面孔。一只铁栅栏中伸出去的伤痕累累的手。
当一个学者思想枯竭的时候，也就是他在报纸上给青年学生开“必读书目”的时候。
余英时先生在他的著名的论文《“五四”文化精神的反省》中说：“‘五四’乃是一个早熟的文化运动，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久居美利坚的大学者并不理解中国：倘若先天足而后天调，那就不叫“五四”运动了。在中国，只有宫廷政变是“先天足而后天调”的。
《街道》杂志报道，1996年8月15日，在上海商业超市供配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办公室内，翰维广告公司的沈双为一生首次下跪，成了上海第一个向客户下跪的广告人。
6月17日夜起，沈双为连着干了3个通宵，及时将广告策划书交到对方进出口部经理手中，开价1．2万元。但对方却以种种理由推托，迟迟未能付款。当沈第11次踏进该公司时，仍吃白板。此时沈突然下跪，达5分多钟。沈认为自己选择这种“斯文扫地”的形式绝非仅仅为了1．2万元。他多次对该公司经理们重复了一点：请尊重我的智力劳动。
读着这则报道，我的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古人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今人则说，人入膝下有尊严。沈氏之举动，自己首先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别人怎么可能尊重你的智力劳动呢？报道的行文，好像十分欣赏沈的“敬业精神”，有意为其立一个“下跪牌坊”。
中国人总爱下跪，一见清官大老爷膝盖就不由自主地软下来。下跪便表明自己是弱者，是正义的，是值得同情的。下跪包蕴了极为丰富的身体语言，它将评判是非的标准悬空了，它给人以这样一种误解—一人家都已下跪了，你还不满足人家的要求，你是人还是畜牲？
报道说，这是沈的第一次下跪，我怀疑；报道说，沈下跪不是为了1．2万元钱，我更怀疑。
这样的敬业精神泛滥起来实在有些可怕。我们便成了乞丐的国度。
异曲同工，在1996年9月11日的《南方周末》上又看到这样一则报道：“‘不跪的人’上学了”。说的是韩国女老板让中国工人下跪时，唯一不下跪的打工仔孙天帅，最近被郑州大学录取。10月7日，郑州大学现代管理学院专门为孙天帅举行了入学仪式。郑州大学学生处处长将“郑州大学”校徽戴在孙天帅胸前。郑州大学现代管理学院院长说，孙天帅可贵的气节正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他的行为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所具有所表现所呼唤的，同时也是现今社会有些缺乏的，我们免费接收孙天帅入学，是对他这种不卑不亢的民族气节的推崇和彰扬。
我读到这则报道时，也有一种不对味的直觉。就好像一道精美的某，各种佐料放得恰如其分，但一入口味道便令人皱眉头。孙天帅的民族气节固然令人钦佩，但品德高尚并不能说明他具备了读大学的文化素质，报道没有指出孙天帅所受的教育程度，大约是不便提及。大学不是树贞节牌坊的地方，也不是先贤词，它仅仅是一个教育机构。70年代工农兵大学生的“炮制”，效果如何，大家都知道。
物以稀为贵。道德、品质、气节这些东西是这个时代缺乏的东西，假如把它们当作进入大学的通行证时，它们自身的价值也就被颠覆了。因为知识与道德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判断标准：有人有知识而无道德，有人有道德而无知识，有人既无知识又无道德，也有人既有知识又有道德。我们不能说：有知识就拥有了一切，或者有道德就有了一切。
传授知识的大学是要靠考试进入的。当然，我们不妨为品德高尚的年轻人们办一所道德大学。
当一位学者的创造力枯竭的时候，他便使用“学术规范”的话语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虚弱和捍卫自己已取得的、而且将要失去的地位。
一位大师诞生以后，他便成为某种“规范”，这是背叛他的学生们的杰作。学生们本人成不了“规范”，只能依靠这些“规范”混碗饭吃。这样，他们理所当然地把一切突破“规范”的行为当作打破他们饭碗的行为。于是，突破“规范”的年轻人便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爱因斯坦的一个基本思想，这一思想是在几年前由卡尔·波普尔推广的：在任何一个领域里，用来评价某种理论的科学标准并不在于人们可以据此来检验每种对该理论提出质疑的新体验的精确性，而恰恰相反，在于人们可以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指出它的错误。为此，科学中应该具有缺口。对于文学和文学研究来说也完全一样。
我不喜欢读规范化的学术论文，我写学术论文时总喜欢“出格”。寂静无声的学术界，有几个淘气的孩子或齐天大圣，岂不有趣得多？
从不谈足球，哪怕因此受到攻击。坐出租车的时候，司机滔滔不绝地谈国安队，我却一言不发。他开始眉飞色舞，后来脸色阴沉下来，心里也许在南咕：居然有这样的怪人！到了目的地，司机狠狠地多要了我好几块钱，就因为我不谈足球。
人人都在谈足球，如痴如狂，即使是女孩子们也着魔似地加入进来。我仍然不谈足球，因为这是我的自由—一别人爱干什么，绝对与我无关。
周策纵教授的《五四运动史》出版后，罗素夫人勃拉克致信给他说：“我于1920年和罗素一同访问中国，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当时未能知道中国正在进行的活动的详情，这些详情在你的书里是那么美妙地叙说了。但我自己也确实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和当时中国青年的精神与气氛。这种精神与气氛似乎穿透了我的皮肤。而且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说过，我已经从在中国的那一年里吸收了我的生命哲学。我只希望目前英国能有像当年中国青年的年轻一代，希望有像蔡元培校长等人一样的大学校长，愿意支持他们的学生。”
那种能够穿透一个外国人的皮肤的精神与气氛令我神往。那是一个鸟儿在天空中飞翔，鱼儿在江水中游的时代。他们的血液是鲜红的，他们的笑容是灿烂的，他们的声音是清脆的，他们的心灵是透明的，他们的头发是冲冠的，他们与我们是如此的不同—一除了惭愧，我们一无所有。
人最大的有限性在于，他不能选择自己生活的时代。当我认识到这种有限性的时候，我更加痛苦。
社会封闭，图腾高悬。
社会开放，图腾崩溃。
在不健全的社会里，沉默意味着一种恶劣的态度，一种异端的身份。
在健全的社会里，沉默仅仅是不作判断，有那么一些保持不作判断的姿态的人，整个社会的判断才有可能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一片茶叶一旦曝晒在阳光之下就会变色。这是远离孤独的保护、背叛孤独的惩罚。只有蚂蚁才喜欢成群结队，并为食物而互相撕咬。像我这样的人，只有在孤独中才能感受到幸福。
写作是孤独的分泌物。
聂鲁达说：“孤独培养不出写作的意愿，它硬得像监狱的墙壁，即使你拼命尖叫嚎哭，让自己一头撞死，也不会有人理会。”何必让人理会呢？放不下桂冠诗人架子的聂鲁达，不敢在孤独中写作，因而被博尔赫斯视为名利场中的俗人。
孤独是篱笆。有篱笆，才有自己的园地。
儿童喜欢独白，成人渴望交流。
所以，成人比儿童更软弱，更缺乏自信。成长是一个丧失的过程。
教授桃李满天下、教授的儿子却沦为不良少年。能够教好学生，却不能教好儿子，这是教授的困惑，也是教育本身的困惑。
谁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
当我求学北京之后，母亲每天都关注北京的天气预报。父亲说，看北京的天气预报是母亲一天中最重要的事。
在蜀中的母亲，居然能像把脉一样，把出北京的体温。而母亲，至今没到过北京。北京的1000多万人口中，母亲只认识她的儿子一个人。
关于爱，没有比这更好的定义了。</p>
林肯身边有个智囊，专与他唱反调，每有决议，必提出严厉的批评。林肯身边的高级官员受不了这名教授出身的老家伙，联名要求林肯将他赶出白宫。林肯笑着讲了一个故事：我在乡下工作时，看见农夫用一匹弱马耕田，他吃喝一声，马才肯走一大步。我发现马背上吐了一只大牛蝇，想帮农夫赶走。可农夫赶紧阻止我说：“幸亏有了这只牛蝇，不然马连半步也走不了。”
从本质上讲，知识分子就是牛蝇。杜威说过：“思想家只消开始思维时，都多多少少把稳定的世界推入危险之中。”因此，除了林肯这样明智的领袖外，一般以“稳定”为己任的政治家都会伸出巴掌去，狠狠拍向牛蝇。结果可想而知。
也有少数的例外。曾经说过“知识分子是一切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的捷克剧作家哈维尔却当上了总统。不过，哈维尔的总统当得并不快乐，电视新闻里我曾看到他疲惫不堪的神态，反倒不如他的一张在监狱里的照片：目光炯炯，注视着栅栏外的天空。
牛蝇只能是牛蝇，牛蝇做不了蝴蝶。
普希金死后。
沙皇不仅没有欣喜若狂，反而忧心忡忡，他说。“人民为普希金的死亡而流露出来的悲伤，已多少表现出自由主义者胜利的丑恶景象。”因此，他命令说：“以秘密手段取消各种致敬的表示是政府的责任。”
编辑克拉耶夫斯基在《俄罗斯残废者报》发表文章纪念诗人的逝世：“我们诗歌的太阳沉落了。普希金在壮盛的年岁，在伟大的中途去世了。”第二天他就被传到书刊审查委员会。主席严厉地斥责他说：“为什么在这个品级既低、又未担任重要公职的人物死亡的消息周围加上黑边呢？这算什么‘伟大道路’？难道普希金是个将军、元帅、部长、政治家吗？写写歪诗是谈不上走伟大道路的。”
谁在走“伟大道路”？150年以后的今天，强大的沙皇政府已经灰飞烟灭，末代沙皇一家被枪杀在简陋的地下室里，喽罗们就更不足道了。而普希金的诗歌还回响在一代代人的心灵深处。
北大“文明修身工程”搞得如火如荼。又是宣言，又是讲座，又是新闻报道，大舞台上人人登场。
“文明修身”并不是什么新发明。1933年末，美丽的蒋夫人鉴于社会道德沦丧，号召开展“新生活运动”。蒋介石强调：“如果我们想获得一种遵循礼义廉耻的新生活，那就必须从不随地吐痰做起。”“法古今完人”的蒋先生相信，一旦所有的中国人都不随地吐痰，进厕所小便、用冷水洗脸，将会引起“人的心灵”发生变化，随之国家和社会同样会获得新生。蒋氏又说：“我现在倡议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要使全国公民的生活完全军事化，这样他们可以培养勇敢和敏捷，吃苦耐劳，特别是统一行动的能力和习惯，最后他们就可以随时为国家牺牲。”然而，1934年初，新生活运动便冷冷清清地收场了，留在民间的只有一些并无恶意的笑话—一湘西的农民一直以为“新生活”是个钦差大臣一样的官员，要到穷乡僻壤来盘剥一通，所以紧张了好一阵。60多年以后，北大成了湘西。在学生公寓厕所的大门上，共青团支部贴上“举手之劳，何乐不为？”的标语，宣传便后要冲厕所的真理。没有两天，这条标语便出现了两个修改版本：“举手之劳何乐？不为！”、“举手淫之劳，何乐不为？”蒋先生若遇到这样的情况，会作怎样的反应呢？“蓝衣社出动，将‘凶手’毙了！”。
“文明修身工程”这是当代中国最奇妙的汉语新词。“文明”与“修身”联系起来就已经令人匪夷所思了，再添了“工程”作尾巴，更是莫名惊诧。何谓“工程”？《现代汉语辞典》中的解释是“土木建筑或其他生产、制造部门用较大而复杂的设备来进行的工作”。何谓“修身”，按照中国圣贤的说法，修身的根本在于“修心”，修身是纯粹个人化的活动。现在，修身却变成了搅拌机和举重机，北大“国学大师”多如牛毛，为什么没有哪位大师出来指出这点小小的误差呢？
“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古代圣贤说的话。今天那些游走在高级酒店的妓女们，似乎没有哪个是因为“衣食不足”才去卖身的。她们一身的金银珠宝足以大学教授们。
衣食不足固然不知荣辱，衣食足照样也不知荣辱，这就是人类真实的生存状况。
文章与老婆。“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这是愚人之论。我的观点是“文章是别人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
鲁迅说专制令人冷嘲。我却说允许人们冷嘲的专制我愿意为它鼓掌。实际上，专制只允许热颂，冷嘲者的命运便是嵇康的命运。
严复译的《天演论》中有一句名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存下来的都是优秀分子吗？
犹太作家皮利磨·拉维说过：“敢于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个事实便是—一最坏的、能适应的活下来了；最好的都死去了……
我们这些还能逃生的，作不了真正的见证。我们不但是少数的少数，例外的例外：我们实在只是由于扯谎、幸运或者没有办法沉下去而已。”奥斯威辛是这样，文革也是这样。傅雷死了，老舍死了，通罗克死了，张志新死了……在他们的毁灭面前，谁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当然，我无权苛责活下来的人，活着并不都是苟活。但是，活下来的人已然丧失了承接历史的权利。那么，再相信那些白纸黑字的历史未免是一种虚妄。绝大多数写历史的人，目的不过是为了换取他们短暂的生存。
哈姆莱特说：“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当我们拥有选择的自由的时候，这还能成其为一个问题吗？
萨达姆。
伊拉克电视台晚间新闻播出前，必定先奏乐，歌唱他们的伟大领袖萨达姆，最精彩的歌词是：“萨达姆，萨达姆啊，您有无数伟大的胜利，您像最高的山峰，没有人比得上您。”报刊上引用萨达姆的语录时，全都采用粗体大号字印刷。开会时，发言人不时要引用萨达姆的语录，全场不厌其烦地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巴格达市中心的胜利广场上，安放着一对巨大的铁手腕，两手交叉，高举阿拉伯长刀。这对手腕仿照萨达姆的双手而制，甚至铸上他的指纹。萨达姆在讲话中提及自己时，从不说“我”，而是自呼其名“萨达姆”。因为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象征。这远比他本人的肉身要伟大。
我想起了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天皇，一切独裁者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岳阳楼记》之所以名垂千古，全是因为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等精神境界，为历代士人高山仰止。
然而，没有人仔细想想：天下究竟是谁的“天下”？老祖宗早就讲得明明白白：“率土之滨，莫非王士；普天之下，莫非王巨。”天下是天子的天下，而不是苍生百姓的天下。广厦千万间，庇的从来都是达官贵人，何曾庇过寒士？更不用说黎民了。
所以，体现中国知识分子最高人格的范文正公所能做的，无非是“先天子之忧而忧，后天子之乐而乐也。”
戒烟日那天的一则电视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北京一家医院组织保安人员，一旦发现吸烟者，便让他拿着一块“我是吸烟者”的牌子，站在医院的院子里义务执勤，直到有下一位吸烟者来代替他。该医院的院长笑容可掬地告诉记者：“这种方法推行以后，效果好极了！”
我记得以前在《聊斋志异》中读到的一则故事。投水自尽者的鬼魂为了来世投胎，必须隐藏在水边，诱惑下一名想自尽的人。这位聪明的院长一定读过这个故事。我又记得美国作家霍桑的名作《红字》，那是一个“猩红A字母”的时代，凡是犯通奸罪者都必须佩戴这样一种耻辱的标记。今天，这个时代又回归了。
毫无疑问，我是一个反对吸烟的人。但是，我也坚信：法律的目的不是羞辱，人的尊严与人格神圣不可侵犯。
沉默是一种消极的自由。
当这种自由都不存在时，思想者就大难临头了。
欧洲不少国家的教堂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尝试走出低谷，神职人员不惜利用教堂开餐馆、办舞会、演戏剧、设摊点。德国科隆的一位主教说：“我们别无选择．只有从商。钱比祷告更可以给我安慰。”
庞然大物的苏共在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建议”下黯然解散。那天有成干上万的群众把党中央大厦围得水泄不通，正要撤离的苏共大员们心里暗自窃喜：“看来我们还有这么多的支持者！”然而，当他们刚走出大门时，蜂拥而上的群众争先恐后地挤上前来，一口接一口的唾液吐向他们的脸上和身上。
我是个十足的怀疑主义者，但我终于发现历史之中毕竟还是有值得信赖的东西，譬如说这些唾液。我想起了半个世纪以前帕斯捷尔纳克所写的一首短诗：“我用围巾围住脖子／我用手掌遮住脸庞／站在庭院里大声疾呼／我们在哪儿庆祝什么太平盛世。”诗人的哀号与群众的唾液，将20世纪真实的俄罗斯凸现在我的面刚。
什么是考试？福柯认为，考试是一种规范化的监视，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它确立了一种关于个人的能见度，由此人们可以区分和判断每个人。考试把层级监视的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方法结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规训机制中，考试被高度仪式化。在这里，权力的仪式、考试的形式、力量的部署、真理的确立都结合起来。因此，学校变成一个不断考试的机构，有血有肉的个人变成成绩单上冷冰冰的数字，并置身于文件的网络中不能自拔。
今年高考，又传来几名落榜学生自杀的消息。大城市的儿童，更早地成为考试的俘虏：在北京，因一两分之差，不少家庭被迫为孩子缴纳数万元的学费，以求进入重点中学。在电视上，我看到了一名被采访的、痛哭流涕的、考试成绩不佳的孩子的家长。考试是人创造的制度，考试却控制了人自身。膨胀的考试与渺小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宽容。仁人志士们都在提倡宽容，仿佛现在真的是一个不宽容的时代。可是，中国能出陈希同、王宝森，难道还能说我们不宽容吗？还是殷海光说得好：“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宽容和权力紧密相连；有权力的人享有被宽容的权利，没权力的人享有宽容的权利。
看旧书往往比看新书更有趣。我在20年代初的《新青年》杂志中读到一篇题目为《一个贞烈的女孩子》的文章。文章描写一个14岁的望门寡，被她父亲关在屋里强迫自杀，惨状触目惊心。
父亲让女儿饿死。饿到第四天，女孩哭着喊饿，她的父亲循循善诱地说：“阿毛，你怎么这样的糊涂？我自从得了吴家那孩子的死信，就拿定主意叫你殉节。又叫你娘苦口劝你走这条路，成你一生名节，做个百世流芳的贞烈女子。又帮你打算叫你绝粒。我为什么这样办呢？因为上吊服毒跳井那些办法，都非自己动手不可，你是个14岁的孩子，如何能够办到的？我因为这件事情，很费了踌躇，后来还是你大舅来，替我想出这个法子，叫你坐在屋子里从从容容地绝粒而死。这样殉节，要算天底下第一种有体面的事，祖宗的面子，都添许多的光彩，你老子娘沾你的光，更不用说了。你要明白，这样的做法，不是逼迫你，实在是成全你，你不懂得我成全你的意思，反要怨我，真真是不懂事极了！”
饿到第六天，她的母亲不忍心了，劝她父亲干脆送点毒药进去，早早“成全”算了。她父亲却说：“你要晓得我们县里的乡风。凡是绝粒殉节的，都是要先报官。因为绝粒是一件项难能而又顶可贵的事，到了临死的时候，县官还要亲自去上香敬酒，行三揖的礼节，表示他敬重烈女的意思，好教一般妇女都拿来做榜样。有这个成例在先，我们也不能不从俗。阿毛绝粒的第二天，我已托大勇爷禀报县官了。现在又叫她服毒，那服过毒的人，临死的时候，脸上要变青黑色，有的还要七窍流血。县官将来一定是要来上香的，他是常常验尸的人，如何能瞒过他的眼？这岂不是有心欺骗父母官吗？我如何担得起？”
阿毛在第七天饿死了。县官送来一块匾，上题四个大字—一“贞烈可风”。
真想提醒今天那些兴致勃勃地编写《传世藏书》的学者们，把这篇文章也收进去。有这样“伟大”的传统，中国文化如何不能拯救世界？《新约》中说：当你埋葬前人的时候，把你抬出来的人，已经站在门口。
但我依然以掘墓者的姿态自居。这是我与马克思在精神上唯一的共鸣之处。
自己的命运是无须考虑的。
乱世与盛世。这是一对可以互换的语词。对老百姓来说，魏晋是乱世；对知识分子来说，魏晋是盛世，魏晋有了“人”的觉醒，有广陵散，有陶渊明。对老百姓来说，康乾是盛世；对知识分子来说，康乾是乱世，康乾有八股文，有断头台。
大多数时候，关于乱世与盛世的认同，老百姓与知识分子是有区别的。相同的时候是例外，譬如文革，绝大多数的老百姓与知识分子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乱世”。
自古以来，中国有顺民，也有暴民，唯独没有公民。要么缩起头来做乌龟，要么像李逢那样操起板斧来杀杀杀，所以中国鲜有进步。
歌德说过，先有人的堕落，然后文学堕落。这就是当下中国文坛的现状。
权力的控制是每个人的人生不可避免的事实，所以追求自由往往要付出极端残酷的代价。每个时代都有一股要求人人整齐划一的巨大力量。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的时候，我是队列课上挨训最多的人。直尺一样整齐的队列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提前0．1秒跨出我的腿，于是教官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你，你这个害群之
马！”最后．我终于成为队列中规规矩矩的一员。在人人都激动动万分的方队里，我突然感到失去自己的恐惧。
我不否定别人对整齐划一的选择，但我希望每个时代都能有它的“不加入者”，这些不加入者不至于被认为是疯子或罪犯，关进精神病院或监狱里去。
尼来说：“上帝死了。”于是，尼采成了西方的大哲。其实，中国人个个都可以算尼采。早在北宋，梁山油的那群英雄好汉们便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号—一谁是天？我就是天；何为道？握在我手里的便是道。因此，李逵在劫法场时，挥舞板斧，砍下的是百姓一颗接一颗的人头。怎么，不服气？我是在替天行道。
所谓哲学，所谓真理，不过是李逵手中的板斧而已。
明十三陵。在定陵的一座大殿外，我发现空地上有两种石桌石椅：一种是明代的遗物，圆桌圆凳，装饰着细腻的花纹，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雨，依然闪烁着艺术的光泽Z一种则是今人的手笔，方桌方凳，无非是用几张水泥板拼凑而成的，粗糙、丑陋、潦草，大煞风景。
一个民族的艺术创造力、审美能力、想像力都急剧地衰退了。如果说衰退是历史的必然趋势，那么我们至少该有些自知之明：干不该、万不该把如此粗鄙的物体搬到祖宗面前。北京的各大旅游名胜，我都发现数不清的丑陋的售票亭、购物亭、厕所。招牌、标语，那么随心所欲，那么粗心大意，和谐的美感和庄严的历史感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而一处古迹可以养活无数的人，他们捧着钞票咧嘴而笑。
一个民族对待祖宗遗产的态度，比一个民族祖宗遗产的丰富与否，更能表现出一个民族文明的程度。
儒教中国以忠孝为立国之本。史书上对孝行的歌颂比比皆是。《新唐书》中记载，安徽寿州安丰县官员李兴的父亲患了重病，李兴就从大腿上割下一块肉来，送给父亲当作药物食用。后来，著名文学家柳宗元还为李兴专门写了篇《孝门铭》《雕安府志》记载，东汉时有个叫李妙宇的女子，为医治公公的病，从自己的左大腿割下三块肉，烧成汤给他吃。在这一孝举之后不久她的公公就恢复了健康。美国学者郑降来教授在研究明代历史时，仅根据《明史》和《信今图书集成》两种史料的记载，就统计出明代有619名贤慧女子割肉为长辈或丈夫疗伤，割肉的部位有大腿、上臂、肝脏、手指、耳朵、乳房、肋骨、腰、膝、腹等，她们被誉为“人类道德的典范”。
每个为中华文明感到陶醉的人，都是历史书读得太少的人，虽然有些人表面上看似乎是博学鸿儒。
饭碗。饭碗就是那种毁灭火的创造力、想象力，吞噬人的自尊、自信，却又让人活下去的东西。
金饭碗、铁饭碗、泥饭碗，饭碗的不同，也就是人的不同。
世有渊明，生为菊花无憾也；世有白石，生为梅花无憾也；世有栩康，生为琴弦无憾也；世有余纯顺，生为穷山恶水无憾也。
不遇知音，是人生无法克服的悲剧之一。
生于清，当见雪芹；生于明，当见李蛰；生于宋，当见东坡；生于唐，当见李白；生于魏晋，当见阮籍。生于汉，当见太史公；生于周，当见庄子。
世间面目可惜之人多，欲与交游者，二三子矣！
苏共政治局开会的时候，会议厅的每张椅子都有自己固定的主人，这些椅子认识自己的主人，就像他们认识它们一样。
在这间会议室里，椅子远远比人要高贵。主人会死亡、会辞职、会垮台、会遭罢黜。昨天贝利亚还稳稳当当地坐在他的椅子上，他的眼睛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第二天他却趴在椅子下面，身上是一排弹孔。赫鲁晓夫去休假的时候，他以为他与椅子是短暂的分别，谁知道终其一生再也没坐上那张心爱的椅子。在这间会议室里，一切皆流，一切皆变，只有椅子依旧，只有椅子永恒—一“它们”对着“他们”冷笑，弄不清谁是谁的主人。
没有政治局的俄罗斯，椅子安在？
1946年8月，阿根廷文学大师博尔赫斯被正式告知：市政厅决定将他调出米格尔·卡内图书馆，“升任”科尔多瓦街国营市场的家禽及家兔稽查员。西班牙语里鸡、兔是怯懦的同义词，这是庇隆一伙的奇袭艺术。
博尔赫斯的反应令庇隆政府目瞪口呆，他们原以为性格内向的作家会把苍蝇吞到肚子里去，没能想到作家的手指轻轻一弹，将死去的苍蝇弹到他们香啧啧的咖啡里。博尔赫斯在声明中这样写道：“我不知道我刚才讲述的故事是不是一则寓言，然而我怀疑记忆与遗忘的天神，它们十分清楚自己所做的事。如果它们忘却的是其他的事情，如果它们只保留了这一荒唐的传奇，它们或许有一定的道理。让我归纳一下：独裁导致压迫，独裁导致卑躬屈膝，独裁导致残酷；最可恶的独裁导致愚昧。刻着标语的徽章、领袖的头像、指定呼喊的‘万岁’与‘打倒’声、用人名装饰的墙壁、统一的仪式，只不过是纪律代替了清醒……同这种可悲的千篇一律作斗争是作家诸多的职责之一。”
博尔赫斯，那个优雅而不关心政治的博尔赫斯突然变成阿根廷此后10年里反对权权主义的象征。对他这样一个害羞的、腼腆的人来说，这是个意想不到的角色，然而他毫不畏缩地担当起了这一角色。看来庇隆政府为他的鸡、兔们选错了稽查员。
真正受到侮辱的，并非被侮辱者，而是侮辱者自身。
我有三本书爱不释手：充满豪侠之气的《史记》、充满雅稚之气的《世说》、充满狐娃之气的《测斋》。有此三“气”，足以抵挡今世之俗气也。
军训的时候，每逢周六下午，有两种选择：一是去厨房包包子，二是在宿舍里听班长读报纸。包包子，闻多了葱蒜的味道，到了开饭的时候便是一个包子也吃不下去，心里直想呕吐。于是只好听读报纸，读的偏偏又是最枯燥无味的文章。唯一的解脱之道是睁着眼睛养神（不敢闭目养神，因为时不时有教官走进来查看）。养神的时候，把中学时代漂亮的女同学都想象成自己的女朋友，便觉得幸福触手可及。后来一问战友们，十有八九以此法渡过难关。看来，在食色二字上，大家都一样。
小时候，有许多奇思异想。曾想过，假如谁发明一种芯片，植入人的大脑，然后在屏幕前将人的所思所想显露出来，岂不妙哉！现在，我才暗自庆幸，幸亏我没有把这种发明付诸实践。要不然，在神圣的读报时间，英雄的故事在空气里弥漫，电脑屏幕上却将听读报的学员和来视察的教官的大脑活动显示出来。互相之间岂不尴尬—一屏幕里都是美不胜收的裸体女郎。
发型。发型是人身上最能表现个性的地方之一。所以，一进军营，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剪发。男孩子倒是无所谓，排着队理发，嘻嘻哈哈的；女孩子那边呢，青丝缕缕落尘埃，哪能不哭得凄凄惨惨？
一日为兵，一日无“发”。内务中明文规定，男兵头发为2．5厘米。大家摸着自己的光头，这才发现每个人的脑袋竟是如此地相似。然而，脑袋的相似，并不等于思想的相似。想出剪发妙方的家伙，一定是个大傻瓜：剪去头发，就能剪去个性和思想吗？回到北大后不久，我打量着昔日的战友们：原来他是这副模样！渐渐地，统一的小平头的形象在记忆里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通异的个性与通异的思想的外化—一通异的发型的形象。
像小孩一样天真的政府总喜欢把民众当作天真的小孩来治理。
吻。一个女人肯接受你的吻，并不意味着她喜欢你。女人有冒险的天性，她让你吻她，多半是想试试；自己敢不敢让人吻和你敢不敢吻她，仅此而已。自作多情的男子往往由此误入歧途，正如年轻时候的我。
同样，竞选中的政治家在街头抱起一个婴儿吻一吻，并不意味着他喜欢小孩。政治家一边吻小孩，一边盯着小孩父母手中的选票，尽管此时淘气的小孩可能撒了一泡尿在他的手上，他恨得牙齿痒痒的。电视机前的观众被政治家的温情深深打动了，他们毫不犹豫地在选票上填上政治家的名字。这一瞬间，他们忘了政治家曾有贪污、欺骗、性骚扰等斑斑的劣迹。多么神奇的一吻！
吻，一种传递错误信息的通讯工具。
讲台上教官滔滔不绝地讲，下面是一片钢笔写字的沙沙声。是在记笔记吗？非也。每个人都在一叠厚厚的信笺纸上写信。时间如此漫长，信写了一封又一封，绞尽脑汁，给每一个能够联系上的朋友都写信去。
卡夫卡曾否定过写信的意义：“真不知道这种想法是怎么产生的：人们可以通过信件互相交流！人们可以想念一个远方的人，人们可以触及一个近处的人，其他一切都超越了人类的力量。写情意味着在贪婪地期待着的幽灵们面前把自己剥光。”然而，当我们被重重包裹起来的时候，剥光自己便成了唯一的冲动。那些日子里，中队的信箱常常爆满，一位朋友说，他一天创下过写18封信的记录。那时，我们的信都成了“军邮”，不用贴邮票。
沉默使我开始写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写作之后，我却陷落在更深的沉默中。
女人的眼泪。每当她们理亏的时候，她们便开始流泪，一直流到男人恍然大悟理亏的原来是自己为止、男人流泪，只能表明软弱；女人流泪，却能增添可爱。
相信真理，不要相信那些宣称掌握真理的人；怀疑一切，不要怀疑自己所拥有的怀疑能力。
胡适留美归来，相信改造社会必须从改造文化入手，因此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自我约束。他们一班谈政治的朋友调侃地说：“适之是处女，我们是妓女。”然而，不久胡适就大谈政治，参与实际运作，处女之身也就破了。
想当处女又不甘心，想当妓女又觉得可耻，这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尴尬。
齐克果说：“在哥本哈根我是唯一不被重视的人，是唯—－无所用的人，是一事无成的半痴半癫的怪人。”他不愿做观众，他忍受不了舞台上庸俗的喜剧；他更不愿做小丑，尽管小丑的角色在观众眼里是伟人。他中途退场了，于是观众和演员都向他吐唾沫。
陆军学院请来一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作报告，一讲就是3个小时，而且一点儿没有结束的意思。一位同学实在支持不住了，举手向旁边的教导员报告：“教导员，我请假上厕所！”该教导员勃然大怒：“你的膀胱就这么小？”
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那么，膀胱的大小显然与觉悟的高低无关。然而，那时候我们谁也不敢说什么。
个性。个性是一捧荆棘，所有的刺都对着自己的肌肤。
小学的时候，老师在给我的通知书上的评语中往往有这么一句话：“该同学个性太强……”而我浑然不觉。老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非是当同学们都蹲在教室外的花坛边看地上的一群蚂蚁时，我却一个人趴在窗口看他们。
渴望理解的往往都是弱者。相反，没有人能够理解强者。于是，希特勒便成了同性恋者、女人、两性人及精神病人。
王尔德说过：“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两种，即爱和恨，而不可能存在友谊。”可惜的是，这样的真理却由一名同性恋者道出。
我不喜欢小孩。我曾看见一对5岁的双胞胎抢一大包饼干，他们的妈妈将饼干分成两半，在他们面前各自放了一大堆。他们却用眼光死死盯着对方的那堆。拼命去抢，抢得惊天地泣鬼神。其实，依他们的食量，最多能吃三四片而已。
从那时起，我便不再相信老子所谓的“赤子之心”。老子不是真正的虚无主义者，我才是。
哥伦布。他们用铁链将他押解回国时，他或许也认为自己失败了，但是这不证明地球上没有美利坚这个地方。
我。当我口吃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对世界的认识出现了障碍，恰恰说明我为表层后面的真相所震惊。
钱钟书。吴组湘先生是钱钟书先生的同窗学友。在一次同学会上，两位八旬的老人拥抱在一起，吴先生却说了一句冰冷的话：“你的著作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自己。”事后钱先生寄了一套厚厚的《措锥编》给吴先生：‘我的书，你都没读懂卜’不平之气，溢于言表。吴先生去世了，而钱先生成了一个活的神话。吴先生去世后，没有人敢质疑这个神话。于是，神话越传越神奇。据说钱先生曾在病房用蛋糕砸到记者的摄像机镜头上，众人五体投地，这年头，谁不想上电视亮亮相？但我总觉得这些故事像是变了味的美酒，姜太公早就酿过了。你姜太公不愿钓鱼，也没有人强迫你钓，你何必垂着敲直了的鱼钩整天坐在水边？我想起了《北山移文》。
无疑，钱钟书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但他并非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祗，否则在那些悲惨的日子里，他何必拼命《抓牦选》英译本编委会负责人这根救命的稻草呢？钱先生字默存，然而，要是他真的保持沉默，他就不可能生存下来了。
大学者，除钱钟书外。还有陈寅格。扣年代初。新政权邀其北上任学术要职，陈氏却要约法三章：“不学马列，不参加会议，不见高官显贵。”如此不识时务，日后只能落得个目盲脚腹的悲惨下场。“读史早知今日率”、“读书久识人生苦”，看透人世沧桑而不作乡愿之人，这需要阿基米德支起地球的勇气。
在《柳如是别传》中，我读出了陈寅惜的面貌音容；在《借锥编》中，我读到了密密麻麻的注释，而钱钟书自己的面目却模糊不清。
思想：在黑暗中触摸每一张息息相关的面孔。一只铁栅栏中伸出去的伤痕累累的手。
当一个学者思想枯竭的时候，也就是他在报纸上给青年学生开“必读书目”的时候。
余英时先生在他的著名的论文《“五四”文化精神的反省》中说：“‘五四’乃是一个早熟的文化运动，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久居美利坚的大学者并不理解中国：倘若先天足而后天调，那就不叫“五四”运动了。在中国，只有宫廷政变是“先天足而后天调”的。
《街道》杂志报道，1996年8月15日，在上海商业超市供配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办公室内，翰维广告公司的沈双为一生首次下跪，成了上海第一个向客户下跪的广告人。
6月17日夜起，沈双为连着干了3个通宵，及时将广告策划书交到对方进出口部经理手中，开价1．2万元。但对方却以种种理由推托，迟迟未能付款。当沈第11次踏进该公司时，仍吃白板。此时沈突然下跪，达5分多钟。沈认为自己选择这种“斯文扫地”的形式绝非仅仅为了1．2万元。他多次对该公司经理们重复了一点：请尊重我的智力劳动。
读着这则报道，我的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古人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今人则说，人入膝下有尊严。沈氏之举动，自己首先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别人怎么可能尊重你的智力劳动呢？报道的行文，好像十分欣赏沈的“敬业精神”，有意为其立一个“下跪牌坊”。
中国人总爱下跪，一见清官大老爷膝盖就不由自主地软下来。下跪便表明自己是弱者，是正义的，是值得同情的。下跪包蕴了极为丰富的身体语言，它将评判是非的标准悬空了，它给人以这样一种误解—一人家都已下跪了，你还不满足人家的要求，你是人还是畜牲？
报道说，这是沈的第一次下跪，我怀疑；报道说，沈下跪不是为了1．2万元钱，我更怀疑。
这样的敬业精神泛滥起来实在有些可怕。我们便成了乞丐的国度。
异曲同工，在1996年9月11日的《南方周末》上又看到这样一则报道：“‘不跪的人’上学了”。说的是韩国女老板让中国工人下跪时，唯一不下跪的打工仔孙天帅，最近被郑州大学录取。10月7日，郑州大学现代管理学院专门为孙天帅举行了入学仪式。郑州大学学生处处长将“郑州大学”校徽戴在孙天帅胸前。郑州大学现代管理学院院长说，孙天帅可贵的气节正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他的行为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所具有所表现所呼唤的，同时也是现今社会有些缺乏的，我们免费接收孙天帅入学，是对他这种不卑不亢的民族气节的推崇和彰扬。
我读到这则报道时，也有一种不对味的直觉。就好像一道精美的某，各种佐料放得恰如其分，但一入口味道便令人皱眉头。孙天帅的民族气节固然令人钦佩，但品德高尚并不能说明他具备了读大学的文化素质，报道没有指出孙天帅所受的教育程度，大约是不便提及。大学不是树贞节牌坊的地方，也不是先贤词，它仅仅是一个教育机构。70年代工农兵大学生的“炮制”，效果如何，大家都知道。
物以稀为贵。道德、品质、气节这些东西是这个时代缺乏的东西，假如把它们当作进入大学的通行证时，它们自身的价值也就被颠覆了。因为知识与道德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判断标准：有人有知识而无道德，有人有道德而无知识，有人既无知识又无道德，也有人既有知识又有道德。我们不能说：有知识就拥有了一切，或者有道德就有了一切。
传授知识的大学是要靠考试进入的。当然，我们不妨为品德高尚的年轻人们办一所道德大学。
当一位学者的创造力枯竭的时候，他便使用“学术规范”的话语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虚弱和捍卫自己已取得的、而且将要失去的地位。
一位大师诞生以后，他便成为某种“规范”，这是背叛他的学生们的杰作。学生们本人成不了“规范”，只能依靠这些“规范”混碗饭吃。这样，他们理所当然地把一切突破“规范”的行为当作打破他们饭碗的行为。于是，突破“规范”的年轻人便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爱因斯坦的一个基本思想，这一思想是在几年前由卡尔·波普尔推广的：在任何一个领域里，用来评价某种理论的科学标准并不在于人们可以据此来检验每种对该理论提出质疑的新体验的精确性，而恰恰相反，在于人们可以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指出它的错误。为此，科学中应该具有缺口。对于文学和文学研究来说也完全一样。
我不喜欢读规范化的学术论文，我写学术论文时总喜欢“出格”。寂静无声的学术界，有几个淘气的孩子或齐天大圣，岂不有趣得多？
从不谈足球，哪怕因此受到攻击。坐出租车的时候，司机滔滔不绝地谈国安队，我却一言不发。他开始眉飞色舞，后来脸色阴沉下来，心里也许在南咕：居然有这样的怪人！到了目的地，司机狠狠地多要了我好几块钱，就因为我不谈足球。
人人都在谈足球，如痴如狂，即使是女孩子们也着魔似地加入进来。我仍然不谈足球，因为这是我的自由—一别人爱干什么，绝对与我无关。
周策纵教授的《五四运动史》出版后，罗素夫人勃拉克致信给他说：“我于1920年和罗素一同访问中国，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当时未能知道中国正在进行的活动的详情，这些详情在你的书里是那么美妙地叙说了。但我自己也确实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和当时中国青年的精神与气氛。这种精神与气氛似乎穿透了我的皮肤。而且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说过，我已经从在中国的那一年里吸收了我的生命哲学。我只希望目前英国能有像当年中国青年的年轻一代，希望有像蔡元培校长等人一样的大学校长，愿意支持他们的学生。”
那种能够穿透一个外国人的皮肤的精神与气氛令我神往。那是一个鸟儿在天空中飞翔，鱼儿在江水中游的时代。他们的血液是鲜红的，他们的笑容是灿烂的，他们的声音是清脆的，他们的心灵是透明的，他们的头发是冲冠的，他们与我们是如此的不同—一除了惭愧，我们一无所有。
人最大的有限性在于，他不能选择自己生活的时代。当我认识到这种有限性的时候，我更加痛苦。
社会封闭，图腾高悬。
社会开放，图腾崩溃。
在不健全的社会里，沉默意味着一种恶劣的态度，一种异端的身份。
在健全的社会里，沉默仅仅是不作判断，有那么一些保持不作判断的姿态的人，整个社会的判断才有可能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一片茶叶一旦曝晒在阳光之下就会变色。这是远离孤独的保护、背叛孤独的惩罚。只有蚂蚁才喜欢成群结队，并为食物而互相撕咬。像我这样的人，只有在孤独中才能感受到幸福。
写作是孤独的分泌物。
聂鲁达说：“孤独培养不出写作的意愿，它硬得像监狱的墙壁，即使你拼命尖叫嚎哭，让自己一头撞死，也不会有人理会。”何必让人理会呢？放不下桂冠诗人架子的聂鲁达，不敢在孤独中写作，因而被博尔赫斯视为名利场中的俗人。
孤独是篱笆。有篱笆，才有自己的园地。
儿童喜欢独白，成人渴望交流。
所以，成人比儿童更软弱，更缺乏自信。成长是一个丧失的过程。
教授桃李满天下、教授的儿子却沦为不良少年。能够教好学生，却不能教好儿子，这是教授的困惑，也是教育本身的困惑。
谁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
当我求学北京之后，母亲每天都关注北京的天气预报。父亲说，看北京的天气预报是母亲一天中最重要的事。
在蜀中的母亲，居然能像把脉一样，把出北京的体温。而母亲，至今没到过北京。北京的1000多万人口中，母亲只认识她的儿子一个人。
关于爱，没有比这更好的定义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