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山水·人物》〔1〕
《思想·山水·人物》〔1〕
题记〔2〕
两三年前，我从这杂文集中翻译《北京的魅力》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续译下去，积成一本书册。每当不想作文，或不能作文，而非作文不可之际，我一向就用一点译文来塞责，并且喜欢选取译者读者，两不费力的文章。这一篇是适合的。
爽爽快快地写下去，毫不艰深，但也分明可见中国的影子。我所有的书籍非常少，后来便也还从这里选译了好几篇，那大概是关于思想和文艺的。
作者的专门是法学，这书的归趣是政治，所提倡的是自由主义。我对于这些都不了然。只以为其中关于英美现势和国民性的观察，关于几个人物，如亚诺德，威尔逊，穆来〔3〕的评论，都很有明快切中的地方，滔滔然如瓶泻水，使人不觉终卷。听说青年中也颇有要看此等文字的人。自检旧译，长长短短的已有十二篇，便索性在上海的“革命文学”潮声中〔4〕，在玻璃窗下，再译添八篇，凑成一本付印了。
原书共有三十一篇。如作者自序所说，“从第二篇起，到第二十二篇止，是感想；第二十三篇以下，是旅行记和关于旅行的感想。”我于第一部分中，选译了十五篇；从第二部分中，只选译了四篇，因为从我看来，作者的旅行记是轻妙的，但往往过于轻妙，令人如读日报上的杂俎，因此倒减却移译的兴趣了。那一篇《说自由主义》，也并非我所注意的文字。
我自己，倒以为瞿提所说，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的话，更有见地，所以人们只得先取其一的。然而那却正是作者所研究和神往的东西，为不失这书的本色起见，便特地译上那一篇去。
这里要添几句声明。我的译述和绍介，原不过想一部分读者知道或古或今有这样的事或这样的人，思想，言论；并非要大家拿来作言动的南针。世上还没有尽如人意的文章，所以我只要自己觉得其中有些有用，或有些有益，于不得已如前文所说时，便会开手来移译，但一经移译，则全篇中虽间有大背我意之处，也不加删节了。因为我的意思，是以为改变本相，不但对不起作者，也对不起读者的。
我先前译印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时，办法也如此。且在《后记》里，曾悼惜作者的早死，因为我深信作者的意见，在日本那时是还要算急进的。后来看见上海的《革命的妇女》上，元法先生的论文〔5〕，才知道他因为见了作者的另一本《北米印象记》〔6〕里有赞成贤母良妻主义的话，便颇责我的失言，且惜作者之不早死。这实在使我很惶恐。我太落拓，因此选译也一向没有如此之严，以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每一本书，从每一个人看来，有是处，也有错处，在现今的时候是一定难免的。我希望这一本书的读者，肯体察我以上的声明。
例如本书中的《论办事法》是极平常的一篇短文，但却很给了我许多益处。我素来的做事，一件未毕，是总是时时刻刻放在心中的，因此也易于困惫。那一篇里面就指示着这样脾气的不行，人必须不凝滞于物。我以为这是无论做什么事，都可以效法的，但万不可和中国祖传的“将事情不当事”即“不认真”相牵混。
原书有插画三幅，因为我觉得和本文不大切合，便都改换了，并且比原数添上几张，以见文中所讲的人物和地方，希望可以增加读者的兴味。帮我搜集图画的几个朋友，我便顺手在此表明我的谢意，还有教给我所不解的原文的诸君。
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鲁迅于上海寓楼译毕记。
※※※
〔1〕《思想·山水·人物》日本鹤见祐辅的杂文集。原书于一九二四年由日本东京大日本雄辩会社出版，共收杂文三十一篇。鲁迅选译了二十篇，其中十三篇（包括序言）的译文在收入单行本之前，曾分别发表于当时的报刊（《北新》周刊、《北新》半月刊、《语丝》周刊、《京报副刊》、《莽原》半月刊、《民众文艺周刊》）。
鹤见祐辅（1885—1972），日本评论家，曾留学美国。主要著作除《思想·山水·人物》外，有《南洋游记》、《欧美名士印象记》、《拜仑传》等。
〔2〕本篇最初以《关于思想山川人物》为题，连同《思想·山水·人物》序言的译文，同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二十二期，后收入《思想·山水·人物》单行本。
〔3〕亚诺德（M．Arnold，1822—1888）英国文艺批评家、诗人。著有《文学批评论文集》等。威尔逊（W．Wilson，1856—1924），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民主党人。穆来（J．Morley，1838—1923），英国历史学家、政论家，曾任自由党内阁大臣。
〔4〕“革命文学”潮声中指一九二八年间创造社等文学团体提倡的革命文学。
〔5〕《革命的妇女》上，元法先生的论文待查。
〔6〕《北米印象记》即《北美印象记》，日本厨川白村写于一九一七年的游美杂记。有沈端先中译本，一九二九年上海金屋书店出版。
《说幽默》译者附记〔1〕
将humor这字，音译为“幽默”，是语堂〔2〕开首的。因为那两字似乎含有意义，容易被误解为“静默”“幽静”等，所以我不大赞成，一向没有沿用。但想了几回，终于也想不出别的什么适当的字来，便还是用现成的完事。一九二六，一二，七。译者识于厦门。
※※※
〔1〕本篇连同《说幽默》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后来同印入单行本。
〔2〕语堂即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作家。早年留学美国、德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教授，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编《论语》、《人间世》等杂志，提倡所谓性灵幽默文学。著有杂文集《剪拂集》等。
《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译者附记〔1〕
这是《思想·山水·人物》中的一篇，不写何时所作，大约是有所为而发的。作者是法学家，又喜欢谈政治，所以意见如此。
数年以前，中国的学者们〔2〕曾有一种运动，是教青年们躲进书斋去。我当时略有一点异议〔3〕，意思也不过怕青年进了书斋之后，和实社会实生活离开，变成一个呆子，——胡涂的呆子，不是勇敢的呆子。不料至今还负着一个“思想过激”的罪名，而对于实社会实生活略有言动的青年，则竟至多遭意外的灾祸。译此篇讫，遥想日本言论之自由，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作者要书斋生活者和社会接近，意在使知道“世评”，改正自己一意孤行的偏宕的思想。但我以为这意思是不完全的。
第一，要先看怎样的“世评”。假如是一个腐败的社会，则从他所发生的当然只有腐败的舆论，如果引以为鉴，来改正自己，则其结果，即非同流合汙，也必变成圆滑。据我的意见，公正的世评使人谦逊，而不公正或流言式的世评，则使人傲慢或冷嘲，否则，他一定要愤死或被逼死的。
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译者附记。
※※※
〔1〕本篇连同《书斋生活与其危险》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五日《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未印入单行本。
〔2〕学者们指胡适等人。胡适在一九二二年创办《努力周报》，在它的副刊《读书杂志》上，劝人“踱进研究室”、“整理国故”。
“五卅”运动后，他又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九期（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发表《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主张救国必先求学，企图使学生脱离爱国运动。
〔3〕一点异议鲁迅在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致徐炳昶的信（见《华盖集·通讯》）中指出：“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毁了事情颇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不料有许多人，却自囚在什么室什么宫里，岂不可惜。”在《华盖集·碎话》中也表示了反对“进研究室”的主张。</p>
题记〔2〕
两三年前，我从这杂文集中翻译《北京的魅力》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续译下去，积成一本书册。每当不想作文，或不能作文，而非作文不可之际，我一向就用一点译文来塞责，并且喜欢选取译者读者，两不费力的文章。这一篇是适合的。
爽爽快快地写下去，毫不艰深，但也分明可见中国的影子。我所有的书籍非常少，后来便也还从这里选译了好几篇，那大概是关于思想和文艺的。
作者的专门是法学，这书的归趣是政治，所提倡的是自由主义。我对于这些都不了然。只以为其中关于英美现势和国民性的观察，关于几个人物，如亚诺德，威尔逊，穆来〔3〕的评论，都很有明快切中的地方，滔滔然如瓶泻水，使人不觉终卷。听说青年中也颇有要看此等文字的人。自检旧译，长长短短的已有十二篇，便索性在上海的“革命文学”潮声中〔4〕，在玻璃窗下，再译添八篇，凑成一本付印了。
原书共有三十一篇。如作者自序所说，“从第二篇起，到第二十二篇止，是感想；第二十三篇以下，是旅行记和关于旅行的感想。”我于第一部分中，选译了十五篇；从第二部分中，只选译了四篇，因为从我看来，作者的旅行记是轻妙的，但往往过于轻妙，令人如读日报上的杂俎，因此倒减却移译的兴趣了。那一篇《说自由主义》，也并非我所注意的文字。
我自己，倒以为瞿提所说，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的话，更有见地，所以人们只得先取其一的。然而那却正是作者所研究和神往的东西，为不失这书的本色起见，便特地译上那一篇去。
这里要添几句声明。我的译述和绍介，原不过想一部分读者知道或古或今有这样的事或这样的人，思想，言论；并非要大家拿来作言动的南针。世上还没有尽如人意的文章，所以我只要自己觉得其中有些有用，或有些有益，于不得已如前文所说时，便会开手来移译，但一经移译，则全篇中虽间有大背我意之处，也不加删节了。因为我的意思，是以为改变本相，不但对不起作者，也对不起读者的。
我先前译印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时，办法也如此。且在《后记》里，曾悼惜作者的早死，因为我深信作者的意见，在日本那时是还要算急进的。后来看见上海的《革命的妇女》上，元法先生的论文〔5〕，才知道他因为见了作者的另一本《北米印象记》〔6〕里有赞成贤母良妻主义的话，便颇责我的失言，且惜作者之不早死。这实在使我很惶恐。我太落拓，因此选译也一向没有如此之严，以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每一本书，从每一个人看来，有是处，也有错处，在现今的时候是一定难免的。我希望这一本书的读者，肯体察我以上的声明。
例如本书中的《论办事法》是极平常的一篇短文，但却很给了我许多益处。我素来的做事，一件未毕，是总是时时刻刻放在心中的，因此也易于困惫。那一篇里面就指示着这样脾气的不行，人必须不凝滞于物。我以为这是无论做什么事，都可以效法的，但万不可和中国祖传的“将事情不当事”即“不认真”相牵混。
原书有插画三幅，因为我觉得和本文不大切合，便都改换了，并且比原数添上几张，以见文中所讲的人物和地方，希望可以增加读者的兴味。帮我搜集图画的几个朋友，我便顺手在此表明我的谢意，还有教给我所不解的原文的诸君。
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鲁迅于上海寓楼译毕记。
※※※
〔1〕《思想·山水·人物》日本鹤见祐辅的杂文集。原书于一九二四年由日本东京大日本雄辩会社出版，共收杂文三十一篇。鲁迅选译了二十篇，其中十三篇（包括序言）的译文在收入单行本之前，曾分别发表于当时的报刊（《北新》周刊、《北新》半月刊、《语丝》周刊、《京报副刊》、《莽原》半月刊、《民众文艺周刊》）。
鹤见祐辅（1885—1972），日本评论家，曾留学美国。主要著作除《思想·山水·人物》外，有《南洋游记》、《欧美名士印象记》、《拜仑传》等。
〔2〕本篇最初以《关于思想山川人物》为题，连同《思想·山水·人物》序言的译文，同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二十二期，后收入《思想·山水·人物》单行本。
〔3〕亚诺德（M．Arnold，1822—1888）英国文艺批评家、诗人。著有《文学批评论文集》等。威尔逊（W．Wilson，1856—1924），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民主党人。穆来（J．Morley，1838—1923），英国历史学家、政论家，曾任自由党内阁大臣。
〔4〕“革命文学”潮声中指一九二八年间创造社等文学团体提倡的革命文学。
〔5〕《革命的妇女》上，元法先生的论文待查。
〔6〕《北米印象记》即《北美印象记》，日本厨川白村写于一九一七年的游美杂记。有沈端先中译本，一九二九年上海金屋书店出版。
《说幽默》译者附记〔1〕
将humor这字，音译为“幽默”，是语堂〔2〕开首的。因为那两字似乎含有意义，容易被误解为“静默”“幽静”等，所以我不大赞成，一向没有沿用。但想了几回，终于也想不出别的什么适当的字来，便还是用现成的完事。一九二六，一二，七。译者识于厦门。
※※※
〔1〕本篇连同《说幽默》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后来同印入单行本。
〔2〕语堂即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作家。早年留学美国、德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教授，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编《论语》、《人间世》等杂志，提倡所谓性灵幽默文学。著有杂文集《剪拂集》等。
《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译者附记〔1〕
这是《思想·山水·人物》中的一篇，不写何时所作，大约是有所为而发的。作者是法学家，又喜欢谈政治，所以意见如此。
数年以前，中国的学者们〔2〕曾有一种运动，是教青年们躲进书斋去。我当时略有一点异议〔3〕，意思也不过怕青年进了书斋之后，和实社会实生活离开，变成一个呆子，——胡涂的呆子，不是勇敢的呆子。不料至今还负着一个“思想过激”的罪名，而对于实社会实生活略有言动的青年，则竟至多遭意外的灾祸。译此篇讫，遥想日本言论之自由，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作者要书斋生活者和社会接近，意在使知道“世评”，改正自己一意孤行的偏宕的思想。但我以为这意思是不完全的。
第一，要先看怎样的“世评”。假如是一个腐败的社会，则从他所发生的当然只有腐败的舆论，如果引以为鉴，来改正自己，则其结果，即非同流合汙，也必变成圆滑。据我的意见，公正的世评使人谦逊，而不公正或流言式的世评，则使人傲慢或冷嘲，否则，他一定要愤死或被逼死的。
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译者附记。
※※※
〔1〕本篇连同《书斋生活与其危险》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五日《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未印入单行本。
〔2〕学者们指胡适等人。胡适在一九二二年创办《努力周报》，在它的副刊《读书杂志》上，劝人“踱进研究室”、“整理国故”。
“五卅”运动后，他又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九期（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发表《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主张救国必先求学，企图使学生脱离爱国运动。
〔3〕一点异议鲁迅在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致徐炳昶的信（见《华盖集·通讯》）中指出：“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毁了事情颇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不料有许多人，却自囚在什么室什么宫里，岂不可惜。”在《华盖集·碎话》中也表示了反对“进研究室”的主张。</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