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谈
一
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但并非因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样的惨杀。那样的惨杀，我实在没有梦想到，虽然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人。我只知道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却没有料到有这么阴毒与凶残。能逆料的，大概只有段祺瑞，贾德耀（2），章士钊和他们的同类罢。四十七个男女青年的生命，完全是被骗去的，简直是诱杀。
有些东西——我称之为什么呢，我想不出——说：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3）。这些东西仿佛就承认了对徒手群众应该开枪，执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罗网一般。
群众领袖本没有和段祺瑞等辈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钩通，怎么能够料到这阴险的辣手。这样的辣手，只要略有人气者，是万万豫想不到的。
我以为倘要锻炼（4）群众领袖的错处，只有两点：一是还以请愿为有用；二是将对手看得太好了。
二
但以上也仍然是事后的话。我想，当这事实没有发生以前，恐怕谁也不会料到要演这般的惨剧，至多，也不过获得照例的徒劳罢了。只有有学问的聪明人能够先料到，承认凡请愿就是送死。
陈源教授的《闲话》说：“我们要是劝告女志士们，以后少加入群众运动，她们一定要说我们轻视她们，所以我们也不敢来多嘴。可是对于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们不能不希望他们以后不再参加任何运动。”（《现代评论》六十八）为什么呢？因为参加各种运动，是甚至于像这次一样，要“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之苦”的。
这次用了四十七条性命，只购得一种见识：本国的执政府前是“枪林弹雨”的地方，要去送死，应该待到成年，出于自愿的才是。
我以为“女志士”和“未成年的男女孩童”，参加学校运动会，大概倒还不至于有很大的危险的。至于“枪林弹雨”中的请愿，则虽是成年的男志士们，也应该切切记住，从此罢休！
看现在竟如何。不过多了几篇诗文，多了若干谈助。几个名人和什么当局者在接洽葬地，由大请愿改为小请愿了。埋葬自然是最妥当的收场。然而很奇怪，仿佛这四十七个死者，是因为怕老来死后无处埋葬，特来挣一点官地似的。万生园多么近，而四烈士（5）坟前还有三块墓碑不镌一字，更何况僻远如圆明园。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三
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
我对于这回的牺牲者，非常觉得哀伤。
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
请愿虽然是无论那一国度里常有的事，不至于死的事，但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是例外，除非你能将“枪林弹雨”消除。正规的战法，也必须对手是英雄才适用。汉末总算还是人心很古的时候罢，恕我引一个小说上的典故：许褚赤体上阵，也就很中了好几箭。而金圣叹还笑他道：“谁叫你赤膊？”（6）至于现在似的发明了许多火器的时代，交兵就都用壕堑战。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卖买相当。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
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四月二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国民新报副刊》。
（2）贾德耀安徽合肥人。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三一八惨案的凶手之一，当时是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国务总理。
（3）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研究系机关报《晨报》发表陈渊泉写的题为《群众领袖安在》的社论，诬蔑徐谦等“非迫群众至国务院不可，竟捏报府院卫队业已解除武装，此行绝无危险，故一群青年始相率而往”。并公然叫嚷：“吾人在纠弹政府之余，又不能不诘问所谓‘群众领袖’之责任。”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评论三一八惨案的《闲话》中，也企图把这次惨案的责任，推到他所说的“民众领袖”身上去，说他“遇见好些人”，都说“那天在天安门开会后，他们本来不打算再到执政府。因为他们听见主席宣布执政府的卫队已经解除了武装……所以又到执政府门前去瞧热闹。……我们不能不相信，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主席的那几句话。要是主席明明知道卫队没有解除武装，他故意那样说，他的罪孽当然不下于开枪杀人者；要是他误听流言，不思索调查，便信以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负民众领袖的责任。”
（4）锻炼这里是罗织罪名的意思。
（5）四烈士指辛亥革命时炸袁世凯的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和炸良弼的彭家珍四人。他们合葬于北京西直门外约二里的万生园（即今北京动物园），在张、黄、彭三人的墓碑上都没有镌上一个字。圆明园在北京西直门外二十余里的海淀，是清朝皇帝避暑的地方，清咸丰十年（1860）被侵入北京的英法联军焚毁。三一八惨案后，被难者家属和北京一些团体、学校代表四十多人，于二十七日召开联席会议，由民国大学校长雷殷报告，他认为公葬地点以圆明园为宜，并说已非正式地与内务总长屈映光商议，得到允诺等。会议遂决定成立“三一八殉难烈士公葬筹备处”，并拟葬各烈士于圆明园。
（6）许褚三国时曹操部下名将。“赤体上阵”的故事，见小说《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许褚裸衣斗马超》。清初毛宗岗《三国演义》评本，卷首有假托为金圣叹所作的序，并有“圣叹外书”字样，每回前均附加评语，通常就都把这些评语认为是金圣叹所作。金圣叹（1608—1661），名人瑞，江苏吴县人，明末清初文人，曾批注《水浒》、《西厢记》等书，他把所加的序文、读法和评语等称为“圣叹外书”。</p>
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但并非因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样的惨杀。那样的惨杀，我实在没有梦想到，虽然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人。我只知道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却没有料到有这么阴毒与凶残。能逆料的，大概只有段祺瑞，贾德耀（2），章士钊和他们的同类罢。四十七个男女青年的生命，完全是被骗去的，简直是诱杀。
有些东西——我称之为什么呢，我想不出——说：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3）。这些东西仿佛就承认了对徒手群众应该开枪，执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罗网一般。
群众领袖本没有和段祺瑞等辈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钩通，怎么能够料到这阴险的辣手。这样的辣手，只要略有人气者，是万万豫想不到的。
我以为倘要锻炼（4）群众领袖的错处，只有两点：一是还以请愿为有用；二是将对手看得太好了。
二
但以上也仍然是事后的话。我想，当这事实没有发生以前，恐怕谁也不会料到要演这般的惨剧，至多，也不过获得照例的徒劳罢了。只有有学问的聪明人能够先料到，承认凡请愿就是送死。
陈源教授的《闲话》说：“我们要是劝告女志士们，以后少加入群众运动，她们一定要说我们轻视她们，所以我们也不敢来多嘴。可是对于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们不能不希望他们以后不再参加任何运动。”（《现代评论》六十八）为什么呢？因为参加各种运动，是甚至于像这次一样，要“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之苦”的。
这次用了四十七条性命，只购得一种见识：本国的执政府前是“枪林弹雨”的地方，要去送死，应该待到成年，出于自愿的才是。
我以为“女志士”和“未成年的男女孩童”，参加学校运动会，大概倒还不至于有很大的危险的。至于“枪林弹雨”中的请愿，则虽是成年的男志士们，也应该切切记住，从此罢休！
看现在竟如何。不过多了几篇诗文，多了若干谈助。几个名人和什么当局者在接洽葬地，由大请愿改为小请愿了。埋葬自然是最妥当的收场。然而很奇怪，仿佛这四十七个死者，是因为怕老来死后无处埋葬，特来挣一点官地似的。万生园多么近，而四烈士（5）坟前还有三块墓碑不镌一字，更何况僻远如圆明园。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三
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
我对于这回的牺牲者，非常觉得哀伤。
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
请愿虽然是无论那一国度里常有的事，不至于死的事，但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是例外，除非你能将“枪林弹雨”消除。正规的战法，也必须对手是英雄才适用。汉末总算还是人心很古的时候罢，恕我引一个小说上的典故：许褚赤体上阵，也就很中了好几箭。而金圣叹还笑他道：“谁叫你赤膊？”（6）至于现在似的发明了许多火器的时代，交兵就都用壕堑战。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卖买相当。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
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四月二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国民新报副刊》。
（2）贾德耀安徽合肥人。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三一八惨案的凶手之一，当时是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国务总理。
（3）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研究系机关报《晨报》发表陈渊泉写的题为《群众领袖安在》的社论，诬蔑徐谦等“非迫群众至国务院不可，竟捏报府院卫队业已解除武装，此行绝无危险，故一群青年始相率而往”。并公然叫嚷：“吾人在纠弹政府之余，又不能不诘问所谓‘群众领袖’之责任。”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评论三一八惨案的《闲话》中，也企图把这次惨案的责任，推到他所说的“民众领袖”身上去，说他“遇见好些人”，都说“那天在天安门开会后，他们本来不打算再到执政府。因为他们听见主席宣布执政府的卫队已经解除了武装……所以又到执政府门前去瞧热闹。……我们不能不相信，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主席的那几句话。要是主席明明知道卫队没有解除武装，他故意那样说，他的罪孽当然不下于开枪杀人者；要是他误听流言，不思索调查，便信以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负民众领袖的责任。”
（4）锻炼这里是罗织罪名的意思。
（5）四烈士指辛亥革命时炸袁世凯的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和炸良弼的彭家珍四人。他们合葬于北京西直门外约二里的万生园（即今北京动物园），在张、黄、彭三人的墓碑上都没有镌上一个字。圆明园在北京西直门外二十余里的海淀，是清朝皇帝避暑的地方，清咸丰十年（1860）被侵入北京的英法联军焚毁。三一八惨案后，被难者家属和北京一些团体、学校代表四十多人，于二十七日召开联席会议，由民国大学校长雷殷报告，他认为公葬地点以圆明园为宜，并说已非正式地与内务总长屈映光商议，得到允诺等。会议遂决定成立“三一八殉难烈士公葬筹备处”，并拟葬各烈士于圆明园。
（6）许褚三国时曹操部下名将。“赤体上阵”的故事，见小说《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许褚裸衣斗马超》。清初毛宗岗《三国演义》评本，卷首有假托为金圣叹所作的序，并有“圣叹外书”字样，每回前均附加评语，通常就都把这些评语认为是金圣叹所作。金圣叹（1608—1661），名人瑞，江苏吴县人，明末清初文人，曾批注《水浒》、《西厢记》等书，他把所加的序文、读法和评语等称为“圣叹外书”。</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