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辨认
二十年前，我在一部学术著作中描述过歌德在魏玛的生活。那时寻找这方面的材料很不容易，但还是陆续找到了一些，知道歌德在那座美丽的小城里一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从二十几岁到高寿亡故，都是这样。那些平静的叙述当时读来总是疑惑重重，因为我们历来被告知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总与作家的个人苦难直接相关。也许歌德是个例外，但这个例外的分量太重，要想删略十分不易。由这个例外又想起中国盛唐时期的大批好命诗人，以及托尔斯泰、雨果、海明威等很多生活优裕的外国作家，似乎也在例外之列，我的疑惑转变了方向。如果一个文学规律能把这么多第一流的大师排除在外，那还叫什么规律呢？今天到了魏玛纔明白，歌德在这儿的住宅，比人们想象的还要豪华。
整个街角一长溜黄色的楼房，在闹市区占地之宽让人误以为是一个重要国家机关或一所贵族学校，其实只是他个人的家。进门一看里边还有一栋，与前面一栋有几条甬道相连，中间隔了一个长天井似的石地空廊，其实是门内马车道，车库里的马车一切如旧，只是马不在了。
车库设在内楼的底层，楼上便是歌德的生活区，卧室比较朴素，书库里的书据说完全按他生前的模样摆放，一本未动。至于前楼，则是一个宫殿式的交际场所，名画名雕，罗陈有序，重门迭户，装潢考究，好像走进了一个博物馆。
脚下吱吱作响的，是他踩踏了整整五十年的楼板，那声音，是《浮士德》一句句诞生的最早节拍。
我一间间看得很细很慢，伙伴们等不及了，说已经与歌德档案馆预约过拍摄时间，必须赶去了。我说我还没有看完，你们先去，我一定找得到。
伙伴们很不放心地先走了，我干脆耐下心来，在歌德家里一遍遍转。直转到每级楼梯都踏遍，每个角落都拐到，每个柜子都看熟，纔不慌不忙地出来，凭着以前研究歌德时对魏玛地图的印象，穿旧街，过广场，沿河边，跨大桥，慢慢向感觉中的档案馆走去。
档案馆是一个斜坡深处的坚固老楼。在二楼上，我看到了他们的笔迹。
歌德的字斜得厉害，但整齐潇洒，像一片被大风吹伏了的柳枝。席勒的字正常而略显自由，我想应该是多数西方有纔华作家的习惯写法。最怪异的莫过于尼采，那么狂放不羁的思想，手稿却板正、拘谨，像是一个木讷的抄写者的笔触。
歌德到魏玛来是受到魏玛公国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邀请，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
德国在统一之前，分为很多小邦国，最多时达到二三百个。这种状态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风气的开化，但对文化却未必是祸害。有些邦国的君主好大喜功，又有一定的文化鉴赏能力，就有可能做一些招纳贤达、树碑立传的好事，很多文化精英也因此而获得一个安适的创作环境，留下佳绩。德国在统一之前涌现的惊人文化成果，有很大一部分就与此有关。反之，面对统一的强权，帝国的梦幻，民族的迷思，却很难有象样的文化业绩，更不待说在战争狂热的笼罩下了。
歌德在魏玛创造的文化业绩，远远超过魏玛公爵的预想，尤其是他与席勒相遇之后。
歌德和席勒在相遇之前，都是文学史上著名的“狂飙突进运动”主将，歌德以《少年维特之烦恼》，席勒以《强盗》，还有他们的其它作品，对封建意识形态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扫荡气势。他们的精神前辈，应该是那位现实身份低微而历史地位崇高的莱辛。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特意让主人公自杀前还在读莱辛的作品。
歌德和席勒在魏玛相遇之时，“狂飙突进运动”的锋头已经过去，而他们已在开创一个古典主义时代。历史将承认，德国古典主义的全盛时代，以他们的友谊为主要标志。
这三个人，构成了我们对德国文学起点性的印象。他们几乎都是哲学家，不仅深思，而且宏观，有极高的学术素养。这使他们的作品有一种罕见的终极沈思的品格。这种品格有两个走向，既有可能走向概念嶙峋的学者化方向，又有可能走向吞吐万汇的巨人化方向。相比之下，歌德是全然走向了后一个方向，莱辛、席勒两者兼融，在后一个方向上却没有歌德那样圆满。当然，这与歌德的优裕和高寿有关。
无论如何，德国文学以后浓郁的哲理素质，就这么定下了。
看完歌德档案馆，我们在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坐了一会儿，便去看席勒故居。
席勒故居是一座不错的临街小楼，但与歌德的家一比，就差得太远了。由此，不能不想起歌德和席勒的私人关系。
就人生境遇而言，两人始终有很大的差距，歌德极尽荣华富贵，席勒时时陷于窘迫。
他们并不是一见如故，原因就在于差距，以及这种差距在两颗敏感的心中引起的警惕。这种警惕，对旁人是一种永久的隔阂，而对知音，却是一种慎重的准备。
从种种迹象看，两人的推心置腹是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席勒命苦，只享受这份友情十年。歌德比席勒年长十岁，但在席勒死后又活了二十多年，承受了二十多年刺心的怀念。
在他们交往期间，歌德努力想以自己的地位和名声帮助席勒，让他搬到魏玛来住，先借居在自己家，然后帮他买房，平日也不忘资助接济，甚至细微如送水果、木柴，而更重要的帮助是具体地支持席勒的一系列重要创作活动。反过来，席勒也以自己的巨大天纔重新激活了歌德已经被政务缠疲了的创作热情，使他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于是，这对友人，身居小城，开启了欧洲文艺史上的一个时代。
他们已经很难分开，但还是分开了。上天让他们同时生病，歌德抱病探望席勒，后来又在病床上得知挚友亡故，泣不成声。席勒死时家境穷困，他的骨骸被安置在教堂地下室，不是家属的选择，而是家属的无奈。病中的歌德不清楚下葬的情形，他把亡友埋葬在自己心里了。
没想到二十年后教堂地下室清理，人们纔重新记起席勒遗骸的问题。没有明确标记，一切杂乱无章，哪一具是席勒的呢这事使年迈的歌德一阵惊恐，二十年对亡友的思念积累成了一种巨大的愧疚，愧疚自己对于亡友后事的疏忽。他当即自告奋勇，负责去辨认席勒的遗骨。
在狼藉一片的白骨堆中辨认二十年前的颅骨，这是连现代法学鉴定家也会感到棘手的事，何况歌德一无席勒的医学档案，二无起码的鉴定工具，他唯一借助的，就是对友情的记忆。这真是对友情的最大考验了，天下能有多少人在朋友遗失了声音、遗失了眼神，甚至连肌肤也遗失了的情况下仍然能认出朋友的遗骨呢我猜想歌德决定前去辨认的时候也是没有把握的，刚刚进入教堂地下室的时候也是惊恐万状的，但他很快就找到了唯一可行的办法：捧起颅骨长时间对视。这是二十年前那些深夜长谈的情景的回复，而情景总是具有删削功能和修补功能。于是最后捧定了那颗颅骨，昂昂然地裹卷起当初的依稀信息。歌德小心翼翼地捧持着前后左右反复端详，最后点了点头：“回家吧，伟大的朋友，就像那年在我家寄住。”
歌德先把席勒的颅骨捧回家中安放，随后着手设计棺柩。那些天他的心情难以言表，确实是席勒本人回来了，但所有积贮了二十年的倾吐都没有引起响应，每一句都变成自言自语。这种在亡友颅骨前的孤独是那样的强烈，苍老的歌德实在无法长时间承受，他终于在魏玛最尊贵的公侯陵为席勒找了一块比较理想的迁葬之地。
谁知一百多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席勒的棺柩被保护性转移，战争结束后打开一看，里面又多了一颗颅骨。估计是当初转移时工作人员手忙脚乱造成的差错。
那么，哪一颗是席勒的呢世上已无歌德，谁能辨认席勒，也只有在歌德面前，纔觉得有必要脱身而出。在一个没有歌德的世界，他脱身而出也只能领受孤独，因此也许是故意，他自甘埋没。
由此我更明白了世间本应有更多的杰出人物，只因为没有足以与他们对应的友情，他们也就心甘情愿地混同庸常，悄悄退出。</p>
整个街角一长溜黄色的楼房，在闹市区占地之宽让人误以为是一个重要国家机关或一所贵族学校，其实只是他个人的家。进门一看里边还有一栋，与前面一栋有几条甬道相连，中间隔了一个长天井似的石地空廊，其实是门内马车道，车库里的马车一切如旧，只是马不在了。
车库设在内楼的底层，楼上便是歌德的生活区，卧室比较朴素，书库里的书据说完全按他生前的模样摆放，一本未动。至于前楼，则是一个宫殿式的交际场所，名画名雕，罗陈有序，重门迭户，装潢考究，好像走进了一个博物馆。
脚下吱吱作响的，是他踩踏了整整五十年的楼板，那声音，是《浮士德》一句句诞生的最早节拍。
我一间间看得很细很慢，伙伴们等不及了，说已经与歌德档案馆预约过拍摄时间，必须赶去了。我说我还没有看完，你们先去，我一定找得到。
伙伴们很不放心地先走了，我干脆耐下心来，在歌德家里一遍遍转。直转到每级楼梯都踏遍，每个角落都拐到，每个柜子都看熟，纔不慌不忙地出来，凭着以前研究歌德时对魏玛地图的印象，穿旧街，过广场，沿河边，跨大桥，慢慢向感觉中的档案馆走去。
档案馆是一个斜坡深处的坚固老楼。在二楼上，我看到了他们的笔迹。
歌德的字斜得厉害，但整齐潇洒，像一片被大风吹伏了的柳枝。席勒的字正常而略显自由，我想应该是多数西方有纔华作家的习惯写法。最怪异的莫过于尼采，那么狂放不羁的思想，手稿却板正、拘谨，像是一个木讷的抄写者的笔触。
歌德到魏玛来是受到魏玛公国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邀请，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
德国在统一之前，分为很多小邦国，最多时达到二三百个。这种状态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风气的开化，但对文化却未必是祸害。有些邦国的君主好大喜功，又有一定的文化鉴赏能力，就有可能做一些招纳贤达、树碑立传的好事，很多文化精英也因此而获得一个安适的创作环境，留下佳绩。德国在统一之前涌现的惊人文化成果，有很大一部分就与此有关。反之，面对统一的强权，帝国的梦幻，民族的迷思，却很难有象样的文化业绩，更不待说在战争狂热的笼罩下了。
歌德在魏玛创造的文化业绩，远远超过魏玛公爵的预想，尤其是他与席勒相遇之后。
歌德和席勒在相遇之前，都是文学史上著名的“狂飙突进运动”主将，歌德以《少年维特之烦恼》，席勒以《强盗》，还有他们的其它作品，对封建意识形态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扫荡气势。他们的精神前辈，应该是那位现实身份低微而历史地位崇高的莱辛。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特意让主人公自杀前还在读莱辛的作品。
歌德和席勒在魏玛相遇之时，“狂飙突进运动”的锋头已经过去，而他们已在开创一个古典主义时代。历史将承认，德国古典主义的全盛时代，以他们的友谊为主要标志。
这三个人，构成了我们对德国文学起点性的印象。他们几乎都是哲学家，不仅深思，而且宏观，有极高的学术素养。这使他们的作品有一种罕见的终极沈思的品格。这种品格有两个走向，既有可能走向概念嶙峋的学者化方向，又有可能走向吞吐万汇的巨人化方向。相比之下，歌德是全然走向了后一个方向，莱辛、席勒两者兼融，在后一个方向上却没有歌德那样圆满。当然，这与歌德的优裕和高寿有关。
无论如何，德国文学以后浓郁的哲理素质，就这么定下了。
看完歌德档案馆，我们在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坐了一会儿，便去看席勒故居。
席勒故居是一座不错的临街小楼，但与歌德的家一比，就差得太远了。由此，不能不想起歌德和席勒的私人关系。
就人生境遇而言，两人始终有很大的差距，歌德极尽荣华富贵，席勒时时陷于窘迫。
他们并不是一见如故，原因就在于差距，以及这种差距在两颗敏感的心中引起的警惕。这种警惕，对旁人是一种永久的隔阂，而对知音，却是一种慎重的准备。
从种种迹象看，两人的推心置腹是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席勒命苦，只享受这份友情十年。歌德比席勒年长十岁，但在席勒死后又活了二十多年，承受了二十多年刺心的怀念。
在他们交往期间，歌德努力想以自己的地位和名声帮助席勒，让他搬到魏玛来住，先借居在自己家，然后帮他买房，平日也不忘资助接济，甚至细微如送水果、木柴，而更重要的帮助是具体地支持席勒的一系列重要创作活动。反过来，席勒也以自己的巨大天纔重新激活了歌德已经被政务缠疲了的创作热情，使他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于是，这对友人，身居小城，开启了欧洲文艺史上的一个时代。
他们已经很难分开，但还是分开了。上天让他们同时生病，歌德抱病探望席勒，后来又在病床上得知挚友亡故，泣不成声。席勒死时家境穷困，他的骨骸被安置在教堂地下室，不是家属的选择，而是家属的无奈。病中的歌德不清楚下葬的情形，他把亡友埋葬在自己心里了。
没想到二十年后教堂地下室清理，人们纔重新记起席勒遗骸的问题。没有明确标记，一切杂乱无章，哪一具是席勒的呢这事使年迈的歌德一阵惊恐，二十年对亡友的思念积累成了一种巨大的愧疚，愧疚自己对于亡友后事的疏忽。他当即自告奋勇，负责去辨认席勒的遗骨。
在狼藉一片的白骨堆中辨认二十年前的颅骨，这是连现代法学鉴定家也会感到棘手的事，何况歌德一无席勒的医学档案，二无起码的鉴定工具，他唯一借助的，就是对友情的记忆。这真是对友情的最大考验了，天下能有多少人在朋友遗失了声音、遗失了眼神，甚至连肌肤也遗失了的情况下仍然能认出朋友的遗骨呢我猜想歌德决定前去辨认的时候也是没有把握的，刚刚进入教堂地下室的时候也是惊恐万状的，但他很快就找到了唯一可行的办法：捧起颅骨长时间对视。这是二十年前那些深夜长谈的情景的回复，而情景总是具有删削功能和修补功能。于是最后捧定了那颗颅骨，昂昂然地裹卷起当初的依稀信息。歌德小心翼翼地捧持着前后左右反复端详，最后点了点头：“回家吧，伟大的朋友，就像那年在我家寄住。”
歌德先把席勒的颅骨捧回家中安放，随后着手设计棺柩。那些天他的心情难以言表，确实是席勒本人回来了，但所有积贮了二十年的倾吐都没有引起响应，每一句都变成自言自语。这种在亡友颅骨前的孤独是那样的强烈，苍老的歌德实在无法长时间承受，他终于在魏玛最尊贵的公侯陵为席勒找了一块比较理想的迁葬之地。
谁知一百多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席勒的棺柩被保护性转移，战争结束后打开一看，里面又多了一颗颅骨。估计是当初转移时工作人员手忙脚乱造成的差错。
那么，哪一颗是席勒的呢世上已无歌德，谁能辨认席勒，也只有在歌德面前，纔觉得有必要脱身而出。在一个没有歌德的世界，他脱身而出也只能领受孤独，因此也许是故意，他自甘埋没。
由此我更明白了世间本应有更多的杰出人物，只因为没有足以与他们对应的友情，他们也就心甘情愿地混同庸常，悄悄退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