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的纸帆
我把五个候选人的名字依次写在统计表上——五个陌生的名字。第一个是警察，这我记得很清楚。第二个呢？其中有一个是诗人，但忘了是第几个了。管他！反正都一样，五个人之中无论哪三个中选，对我来说都不过是一件工作、一个费尽周折而谋来的职业而已。是人都得有一种谋生的方法。
窗外的夜来香蔫了，只一夜。三十年，好像也只是一夜。扒在墙头上看大人们投票而摔伤了腿的事好像就在昨天……爸爸异常心疼地把我搂在怀里，妈妈小心地给我包扎伤口。我问爸爸为什么没去投票，爸爸不言语。我又问妈妈，妈妈说已经投过了。“我呢？”“你还小。”……然而，好像只一夜，我已经老了，三十岁，一脸皱纹，就象窗外那朵夜来香。珍珠霜没用。
老江把红色的票箱抱进来，又阴沉着脸出去了。为了那个疯子投了票的事，他一定是后悔了，后悔当初不该管爸爸的闲事——我终于能“困”退回来，并且在这间明亮的办公室里有一席栖身之地，全是靠了老江。不，全是靠了爸爸有幸为他的老上级镶了一口好牙。
“都调查过了，那个疯子肯定是去投了票。”门外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肯定？肯定投进票箱了吗？”问话的是老江。
“没办法了，看见的人很多。”
老江叹了一口气。
“到处都当笑话在传，说他投完票还背了一段语录，背的是‘你们要关心国大事’。”
为了这件事，爸爸昨天晚上冲我大发雷霆。“刚上了两个月班就出这么大的错，你把我的老脸丢尽了！”“让你的老上级把那口好牙吐出来，我再回我的小山沟去！”我毫不示弱，从厨房里探出头冲爸爸喊。“混账话！”爸爸拍桌子。“狗崽子话！”我说。幸亏爆葱花的声音更大些，爸爸没听清。妈妈慌忙把爸爸往里屋拉。爸爸还在喊：“三十岁的人了，整天昏头昏脑不知在想些什么……”
我想着我的梦……还是踌躇着，不敢走向那条小河，不敢走向河边的那片草地，河对岸的那座灰楼。但我已经望得见它们了，听见了小河的“叮冬”声。那儿藏着一个十六岁少女的梦。
十几年了。每次梦中，小河还是闪着星光在我身旁流过，虫叫、蛙鸣、夜露清凉……他从三层楼的窗口顺着绳子溜下来，学着蛐蛐叫，带着满身汗酸味摸到我身旁……“你比我大八岁。”梦里我总是重复着这句话。我跪在小河边的草丛中，用衣袖给他擦拭那支闪亮的长矛。他就双手垫在脑后，仰面朝天地躺在我面前。我竭力想看清楚他的脸，但月亮落了，太阳还没有升起。他揪住我垂下来的辫梢：“没办法，只有天亮前这一段黑暗是咱们的。”他的声音圆润，轻柔。“你比我大八岁。”我又说，心里觉得委屈，似乎“八岁”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用一根小草把我的两根小辫扎在一起，“你一定很漂亮。”他说。他慢慢地扎，揪得我有些疼，笨拙，可是认真。“没办法，天一亮他们就要开枪。”我说。“小妹妹，如果我死了，我也不会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了。”他的声音忽然变得虚幻、缥缈、象草叶上吹过的夜风。我急得要哭：“不，你不会死，你才二十四岁！”“我在那些星星上等你，你还来给我们送馒头，避开一‘红团’的封锁……”他的声音飘远了，飘进了没有尽头的黑色的宇宙。就在那一霎，我看见了他的脸，但那是一张象老柏树皮一样的老人的脸，满头白发，弓腰驼背，无声无息地织补着一张破旧的渔网……
“准备好了吗？”老江在桌子那边坐下，老花镜上级挑着一双严肃的眼睛，总使人觉得他不曾有过童年。
我把统计表往他眼前推了推，又用钢笔扒拉回来。
他从票箱里掏出一张选票，沙哑着嗓子念道：“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怎么，第一张就是我的？投票那天很忙乱，本想再问问第几个是那位诗人（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诗人信不过），但没来得及，便顺手在前三位名下画了圈。也忘了第一个是警察。
“以后什么大事也不能交给你们这些年轻的去干，我早说过。”老江擤擤鼻子，愤愤地嘟嚷着。“普选试点这么大的事……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我又在前三位名下画上一横，看来图省事的并不止我一个。
“也许还能把他那张选票找出来？”我说。
“别作梦，姑娘，这是不记名投票。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懂吗？你怎么找？”
但我已经走到小河边了。为了给对岸那座灰楼里的选民们送去选民证，我竟轻易地踏进了这片梦境，轻易得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十几年中，每次探亲回来都指望能在无意中看见你们，但每次又都绕道而行。想作那个美梦，又怕再作那个恶梦……
草丛显得比过去低矮、稀疏，细细的河流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暗红色，疲倦地流着。没有虫叫和蛙鸣，连青苔和泥土的气息也显得淡薄。河上漂着从化工厂里冲出来的废塑料商标，飘散着一股铁锈味。太阳正骄横地灼烤着大地，空气在地面上颤抖。
一个光着膀子的大汉正和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蹲在对岸的荫下，低着头往河里放小船。一排纸叠的小船，五颜六色，象道彩虹，还都扬着一面白色的纸帆。
“一、二、三、四、五，”小姑娘数着，小巧的食指伸得很直。
船队在水面上悠悠地漂去了，漂远了，不见了。小姑娘踮起尖久久地眺望，风吹开了她的小褂，露出鼓鼓的小肚脐。“它们到哪儿去了呀？”她把手指含在嘴里，喃喃地说。
灰楼的每一扇玻璃窗都在燃烧，使人觉得不安宁。我寻找着们经常在那儿相会和分手的那片草丛，记得那儿有几株不知名灌木。既然来了，就不如找到它们，即便是恶梦。人有时候得命。是我自愿来的，我向老江要求，让我来给这座灰楼里的选发选民证。也许是因为书包里这些白色的卡片可以安慰楼顶上片深深的弹痕？十几年前的那个深夜，星星跟着我走到这儿，我是自愿来的。我蔑视爸爸妈妈的劝阻，决定支持被包围在这座楼里的“革造”派。十六岁！十六岁并没有很多观点，十六岁、右派的女儿只是想以不同寻常的英勇行为获准参加到伟大的动中去。只有受压的组织才肯收留一个右派的女儿，十六岁都以作出这么有远见的判断了。……背着馒头和咸菜，避开戒备严的大道，从小时候捉迷藏时发现的那条秘密的小路走来，荆棘和酸枣刺划破了衣服和胳膊……在草丛中爬，露水从草叶上滚到衣领里——姥姥说过，那是一个没有兄弟姐妹的小姑娘的泪。小姑娘躺在草地上对着月亮思念死去的父亲……没有月亮，只有星，我祈求每一颗星星，让我碰上一个好人吧！一个象洪常青或者卢嘉川那样的人，他能把我带到伟大的革命洪流中去。伟大革命洪流就在小河那边。就象抗日战争或者解放战争……
她曾多少次遗憾自己生得太晚呀，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决心不爸爸妈妈那样的人，正像她非常看不起于永泽那样……
“前三个是圈，后两个……听见没有？！后两个是叉。”
前三位名下已经有十好几个“正”字了。
“年轻人应该多把脑子往工作上用，你说呢？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爬到了那几株小灌木旁，我喊：“同志们，我给你们送馒头来啦！”四周响起了枪声。我扑倒在草丛里，把馒头压在身下，就象子弹会把馒头打死似的。“把‘红团’的火力引到这儿来！”楼顶上传来一个勇敢的声音。真象样！
是他喊的，后来他终于承认那是他喊的。
……我为自己的胆怯而羞愧，跳起来，辀过小河，冲向灰楼。如果有一颗罪恶的子弹穿透我的胸膛，后人还会唱起那支歌：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她当时就是那么想的，那个穿着用从商店里买来的绿布做成的“军装”的小姑娘。
……一个黑影把我扑倒，“别咬，小妹妹你别咬，是自己人。”
那声音粗犷又亲切。自己人？我委屈地哭了，一半是因为有了“自己人”，一半是因为想起了妈妈大概正四处找我呢。“我死了吗？”我听见我低泣的声音。他“吭吭吭”地笑了，把我抱到墙根下，一股劲说：“真行，小妹妹你真行。”我多么愿意有一个大哥哥呀！可我没有，我只有一个右派的爸爸。妈妈只会叹气，弟弟妹妹还不懂得人生。我不想从他怀里挣脱出来，他的胳膊真有劲，热乎乎的一股汗酸味……
“不是吹，干了这么多年工作，哪怕是一丁点小错儿，我老江也没出过。前三个是圈……”
“其实，多一个精神病人的选票又有什么关系？”我本来没想说出声。
“这是法律，姑娘！疯子和傻子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老江一挥手，险些把票箱碰翻。
“我是说，反正不会影响选举结果。”
“可选票是有数的，多出一张来怎么向上边交待？后两个是叉……再说上边已经知道了。写个检查呗，我老江这辈子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小姑娘在每只船篷上都插上一面白色的纸帆。又一支船队下水了。
“它们要开到海里去了吧？”小姑娘仰起脸来问那个光着膀子的大汉。
大汉不言语，只顾低头重新叠一只纸船。
小姑娘又站起来眺望。又一道彩虹漂去了，漂远了，不见了。
“开到海里去了。”小姑娘忽闪着梦一般的眼睛，小嘴张得圆圆的，打了个哈欠。
大汉连头都不抬一下，似乎他只醉心于造船，似乎他相信河流会稳妥地安排小船的命运。这是个不会带孩子的父亲，要不就是个哑巴。
灰楼里传出李双江的歌声。在他常常溜下来的那个窗口，一个妇女正在晾尿布；在另一个他常常溜下来的窗口，坐着一个老人。“再见吧妈妈，假如我在战场上光荣牺牲，山茶花会陪伴着妈妈……”我浑身发软地坐倒在草地上。他的妈妈如今陪伴着什么呢？
……他把一个装得厚厚的信封塞在我手里，“帮我寄封信好吗，小妹妹？”他说。“给谁的？”不知为什么我有些担心，十六岁少女的心在“突突”地跳了。“给妈妈，我已经有半年没接到妈妈的信了，给她的信也寄不出去……”他趴在草地上，用长矛在地上挖着。我还是看不清他的脸，但我觉得他在竭力不让泪水流出，因为他的呼吸有些颤抖，许久许久不出声。“会有人照顾你妈妈的，”我说。我是想安慰他。“没有，妈妈只有我一个，她盼我大学毕业后回到她身边去。”连星光也没有，乌云推迟了黎明，我们趴在草丛里，比每夜都呆得久。“她在小岛的岸边，每天织捕鱼网，网丝就象她的白发……你见过海吗？”“海是蔚蓝的？”“海经常变幻颜色。”“金色的海滩上有很多漂亮的贝壳吗？”“你爱吃螃蟹吗？我们那儿可多了。”“我有点怕，可我爱吃椰子。”“你见过木棉花吗？红得象火。”“海风呢？很清新，鼓起点点白帆，是吗？”“有时候也很凶猛，海浪也会吞没渔船……爸爸就再也没回来。”“解放前？”“不，他那只小船大小了，又不结实。”“你害怕过吗？”“你是说海？”“不，我是说‘红团’派向你射击的时候。”……灰黑色的夜雾在草地上飘荡，我们互相挨得近些，更近些。只有小河“叮叮冬冬”地流着，像我们的心声……楼上有人学蛙鸣，催他快些回去。天快亮了。他爬起来，背起那袋馒头，“如果我死了，妈妈最终会理解我的，她会为她的儿子感到骄傲的，”他说。他“哗啦哗啦”地淌过小河去。我把厚厚的信封贴在“突突”激跳的胸前。他正是少女心中那种为了理想献身的英雄。我想象着他的模样，像洪常青？卢嘉川？还是像牛虻？
“注意，你想什么呢！”老江的声音吓了我一跳，“我知道你就得记错。”
“没错儿，前三个是圈。”我说。
“这回五个都是叉！”
跟五个都是目的效果一样。刚才有一个五个都是圈的。
“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老江那单调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是说不唱票了吗？”我问。
“这不是在唱吗？”
“我是说公开唱票，向所有的选民。”
“不该你管的事你倒是挺能动脑筋，”老江哈了哈老花镜的镜片，用衣角擦着。
“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精神病投票，你这漏子还嫌惹得小是怎么着？”
“你不在船帆上写几个字吗？”小姑娘对那个大汉说：“爸爸活着的时候就写。”她趴在他背上，用纤细的手指轻轻地理着他蓬乱的头发。原来他不是小姑娘的父亲。
“写什么？”
哦！大汉的声音就象唱机的速度突然变慢那样，暗哑、呆纯。他也不是哑巴。
“一、二、三、四、五，”小姑娘又翘起手指数小船。“你干嘛老是叠五只呀？”她凑在大汉的耳边问。
“你五岁。”大汉说。
“它们开到海里去么？”
大汉不言语。
“不，海很远，纸叠的小船开不到。”我向对岸的小姑娘说。
小姑娘却不以为然地白了我一眼，那意思是：我问你了么？！然后，她又摇晃着大汉的胳膊：“是开到海里去了，是！”她撅起嘴，甚至要哭了。大汉低着的头终于点了点。
小姑娘满意地长吁了一口气，偎依在大汉膝旁，托着腮，望着河水。
“您不能糊弄她，孩子什么都当真呢。”
大汉向我仰起脸来。唔！我一脚险些踏进河里；他的眼神呆滞、阴冷得怕人，嘴边还挂着涎水。
电话铃响了。老江对着话筒“哼哼”了两声，忍气吞声地挂了电话。“事惹大啦！”他斜了我一眼，嘟囔着：“全知道了，试点，试出个疯子选举的点来！”
“是我干的，我一个人承担责任。”我说。
“你承担又怎么样？这个试点归我负责。上边也是瞪着两眼说梦话呢，一定要把那张选票找出来，挽回影响。”
“怎么办？”
“实在没辙，随便找出一张来，就说是那个疯子的，妈的，反正都一样，活人别让尿憋死。喂，别发愣。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我走进灰楼，走上楼梯。楼梯两边的墙上，“打倒刘邓陶”的墨迹依稀可辨，只是上面又多了一层粉写的骂人的话，证明这不是“革造司令部”了。什么时候改成家属楼的？我忽然意识到，我终于走进这座当年那么令我神往的楼里来了。……“不，今晚我就不回去了！”我生气地甩开他的胳膊，想要趟过小河去。他一把把我拉倒在草丛里：“不，我不许！”“你！你不是卢嘉川，你是于永泽！”少女的秘密就这样泄露了。他紧紧地搂住我。我听话地在他怀里抽泣，咬他粗壮的胳膊：“‘红团’马上要总攻了，我要和你在一起，死，死在一起。”“不，你不能死……”“那你呢？”“我？我也不死……我要回到海岛去，妈妈在等我。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我点头，使劲点头，把嘴贴在他厚实的胸脯上，堵住哭声。我枕着他的胳膊，梦想着海……星星快要灭了，楼顶上又传来催促他的咳嗽声……
昏暗深长的楼道两边交错地站着两排火炉，像是仪仗队，像是在标榜那是一个家。我差点撞在垃圾箱上。二氧化碳的比例肯定不小。幸亏楼道两头的玻璃窗早已荡然无存。我翻开选民登记册，敲着每只炉子旁边的门。
“这是您的选民证，要认真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我微笑着说。
“当然当然，这是党给我们的光荣权利。”选民微笑着说。
“这是您的选民证，光荣的权利要认真行使。”我微笑着说。
“这权利是党给的，来之不易，当然当然。”选民微笑着说。
下回再有这差事，不如带一台录音机，把那几句话事先录好，到时候一放就行了。既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又可以减轻劳动强度。微笑怎么办呢？也许能用电针机？在针灸科见过那玩意。需要在颤动的肌肉上刺进银针，接通电源，还可以控制微笑的频率。
“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老江也需要一台录音机。
“您只要说‘同上’就行了。”
老江不以为然地看了看我，继续念道：“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随他去吧，他宁肯要一种低效率、高强度的工作方法。光是引进先进技术可没用。比如，用录音机就对付不了一些特殊情况……
一个头发快掉光了的老太太抬起浑浊得发灰的眼睛，问我：“姑娘，这证儿从几月份开始用？这个月有芝麻酱吗？”……那个象宾努亲王似的不住地摇头的老头儿，仔细查看了选民证，慨叹道：“这回一人一个就好了，要不我家人口多，按户供应的东西总要吃亏……”
楼下乱哄哄的，似乎发生了什么事。在楼梯拐弯处的窗口，我探出头去。
“噢！背一段，背一段最高指示！”
“背一段，背一段给你说个媳妇儿！”
一群冒着烟儿的小伙子正围着那个大汉寻开心。大汉蹲在河边，大惑不解似地呆望着众人。彩色的纸片从他膝上飞开了，飞得到处都是。小姑娘哪儿去了呢？
“背呀！背那段，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受罪很有必要……”一阵阵尖亮的口哨声和笑骂声。
大汉猛地站起来，喊道：“你们胡说！”声音仍是那么喑哑、呆钝。
“那听你的，”一个穿花格衬衫的小伙子冲众人喊。“别叫唤了！听‘决裂老兄’的高见！”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他一字一板地背起来。
“听说他当年还是‘彻底决裂’的典型，上过报纸？”我问老江。
“谁？”
“那个精神病，投了票的那个。”
“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一听说当时他父母拉他的后腿，他还把‘战友们’召集到他家里，做二老的思想工作？”
老江向我抬起一脑门皱纹：“工作的时候就只想工作，嗯？”
老江曾经是知青办的头儿，我差点给忘了。
“听我那个老首长说，你父亲是个非常认真的人，你应该象他那样对待工作。总想别的事，工作上非出错儿不可。”
象爸爸那样认真地当二十年右派吗？还是象您的老上级那样，认真地被人把牙齿打掉？象爸爸那样认真地给他镶一口好牙？然后认真地跟他说“我有个女儿在云南”？然后您老江认真地打开后门？我认真地报上户口，就象过去认真地写过十遍人党申请书那样？也许就是您那位老上级当年认真地把我爸爸划成右派的吧？当然，把我爸爸划成右派的那个人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认真地跳了楼……
“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大汉认真地背着。
我想哭，哭我这碌碌无为的而立之年么？
……星星特别多，银河像一缕轻烟横过深蓝深蓝的天。我们最后一次趴在草丛里……“你去建设新农村，消灭三大差别，”他抚弄着我的头发说。“你在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我说，用头使劲顶他那结实的胸膛。“这样，在我们死的时候……”“不，你答应过我，你不死！”“当然，三天后我们就能突围。你不会忘了我吧？”“你坏，让你坏！”我掐他的胳膊，“嘘——疼了吧？”“你去吧。”
“毛主席的号召，我必须去，我愿意去。”“我不会拉你的后腿，”他笑着说：“在我们死的时候……”“你还说！”“我是说，在我们死的时候，不会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了。”“我当然相信！”……
“别他妈总背这一段了！唱一个，唱一个！”
大汉唱了起来。“是那山谷的风，吹硬了我们的翅膀……”
唔！我们这一代人都曾为这样的歌声激动过。还有那支歌：“在那春光明媚的早晨，列车奔向远方，车厢里满载着年轻的朋友们……”在我还是个初中生的时候就熟悉这些歌了，憧憬着戈壁滩上的红柳，云南的橡胶林……
大汉唱着，呆滞的目光中似乎透出一种向往、欢乐和骄傲，向着天空和太阳。
哭什么呢？哭有什么用呢？那不是革命，是浩劫；而上山下乡更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青春倏忽而逝了，作为呢？理想呢？我反复设想，如果十几年前我们都冷静些呢？不，这不是个冷静与不冷静的问题。我至今也看不起那些及时躲进书斋去的“于永泽”，我仍然热爱那些满腔热血的勇敢的“卢嘉川”。然而命运常常拿人取笑。恶作剧。他们热血沸腾地奔上时代的列车，却不知道列车把他们的青春和理想载向何方。
唉，只有一趟列车，而且你不知道司机的愿望。
“听说有另外一种选举办法。”
“你脑子里尽是新鲜玩意儿。前三个是圈……”
“参加竞选的人要首先把各自的主张、目标、政策乃至某些具体规划和数字告诉选民。选民可以进行比较，自己选择自己的命运，不会连候选人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
“异想天开！”老江说。
昨天晚上爸爸也是这么说的——“异想天开”。他真可谓是“吃一堑长一智”了。“我劝你，”爸爸说。“我也劝您！”我说罢扭身走开……
小姑娘跑来了，拉住大汉的手：“别唱，你别唱！他们逗你呢，他们气你！”
大汉低下头看着小姑娘，象木头似地站在人群中。
“啊哈！娟娟，他妈花钱雇你看着他的吧？”
“可惜娟娟太小了，要不然可以当他老伴儿！”
“滚蛋！滚蛋！”小姑娘朝那些人吐唾沫，扔石子。“就不许你们欺侮他！”
“哟嗬！原来是个小爪牙，是他的同党。”
忽然，大汉喊起来：“我不是闹派！我没有想篡党夺权！我有平反证明……”他失魂落魄地跑出人群。众人都愣住了。
小姑娘朝大汉跑去……
……我们手拉着手，望着星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他说：“可是连月亮都没有。”“那就千里共星光吧。”我说。我们就要分别了。我还是看不清他的脸。“可我们等于是还没有互相见过面。”“没办法。”“我想白天来看看你。”“那太危险了。”“你不想看看我？”“你一定很漂亮。”“说不上‘很’。他笑了：“这得由我来判断。”“白天，六点钟，太阳出来的时候我来。”“你假装从前面的小路上走过，我站在楼顶上。”“你举起长矛，我就知道是你。”“你呢？”“我还拿着这条装馒头的口袋。”……
我又走下楼梯。我推开一个门，屋里异常杂乱。一只老黄猫正在床头酣睡。
“这是您们的选民证，是党给的光荣权利……”
两位老人格外亲热地给我让座、沏茶。
“别忙，我不渴。这权利来之不易，要认真行使。”
老太太抓住了我的手，老头儿挡在门前，似乎我正在被逮捕。
“有什么事吗？”我问。
两位老人互相使眼色，“吭吭嗤嗤”的。
“是这么回事，”老头儿终于说：“能不能给我儿子也弄一个选民证儿？”
“他多大了？”
“三十。”
“对不起，是我们工作上的疏忽……”
“不，不怨你们。给他个假的就行。”
见鬼！我看看四周，怀疑是否在人间。
“因为，因为他有精神病，所以……”
原来如此。“那个小姑娘是谁？”我问。
“噢，邻居的孩子。是这么回事，要是没有他的选民证，他又得犯病，我们再怎么跟他说已经纠正、已经平反，他也不会信了。”
“可是精神病患者没有选举权呀？”
“可他会以为是因为还没有平反。求求您，他的病才见好。弄个假的骗骗他就行，到时候也让他去投个票，当然，也是假的……”
我同意了。
“你看，这张选票简直是胡来。”老江举着一张选票凑过来。
这有什么稀奇？我不想理他。眼前的问题是，我得赶紧写个深刻的检查，否则事情闹大了也麻烦。
“这显然是对普选有一种敌视思想。他翻来倒去地琢磨着那张选票。”
“思想又不犯罪！”我说。
“可这已经是行动了。”
饶了我吧，我可不想跟您辩论这个永远辩论不清的问题。
我得在检查上说清楚，没有那两位老人的责任，是我给他精心绘制了一个假选民证。谁知道怎么会弄假成真了呢？
“你看嘛，五个候选人他都不同意，这倒还没什么，可他又把另一个人选了五遍。”老江如临大敌般地搓着手，似乎在寻找一样防身的武器。
不过，我事先跟监票的打了招呼，说明了情况，可他们给忘了，这不能怨我。
“我说你倒是看看呀！”老江急了。
我端起茶杯，吹开浮在水面上的茶叶。
“看看，作贼心虚，还不敢写真名真姓，光写‘娟娟’、‘娟娟’、‘娟娟’……”
“什么？”我抢过那张选票……
我走出灰楼。人群早已经散了。河边上只有那赤膊的大汉和那个小姑娘，他们依然蹲在那里放小船。
“爸爸说过，船帆上的字代表希望。”小姑娘用手遮住刺眼的夕阳，望着小河的尽头。
又一支船队下水了，五颜六色，象一道彩虹。我走到河边，蹲下，看见每一面白色的纸帆上都写着两个字：娟娟。
我终于找到了我们的那片草从。坐下；那几株不知名的小灌木并没有长高多少。……太阳升起来了，金色的晨雾罩了灰楼。六点，他举起了长矛，在楼顶上。呵，太远了，我还是看不清。他的皮肤很黑，披了一身金光。我使劲向他挥动口袋。他在笑，白白的牙齿。你看见我了么？我向他跳，挥着手跳。他为什么不笑了？他在喊什么？他那么着急地挥手跺脚干什么？我向河边走。近些，再走近些，“趴下！趴下！”为什么他让我趴下？可你看清我了么？我是像你想象的那么漂亮吗？他长得既不像洪常青，也不像卢嘉川。看见我了吗？看清了吗？我把头发向后理一理。仰起脸来让他看。“趴下！快趴下！”为什么？我们马上就要分别了呀！我们是第一次互相看见，以后又看不见了呀？！他长得有点孩子像儿，可我爱你……子弹飞来了！我清醒了。我趴在一道矮墙下。“他还在着急地冲我挥手，喊着：”快跑！快离开！他们去抓你了！“我失魂落魄地跑。我听见纷乱的枪声，听见他声嘶力竭地叫喊，他在喊我的名字。我停下脚步，回头张望。天哪！闪亮的长矛掉进了小河，溅起了水花……
小灌木结满了一串串小果实，青的，还没有熟。我摘了两颗放在嘴里，是酸涩的。
娟娟在夕阳里跳着、蹦着、笑着，追逐着那支远航的船队。船象一道彩虹。白色的纸帆象一片片洁白的羽毛，但愿它们能长成坚强的翅膀。
我认真地把小灌木根旁的硬土挖松。我还没有老，还需要认真，真正的认真……
一九八三年</p>
窗外的夜来香蔫了，只一夜。三十年，好像也只是一夜。扒在墙头上看大人们投票而摔伤了腿的事好像就在昨天……爸爸异常心疼地把我搂在怀里，妈妈小心地给我包扎伤口。我问爸爸为什么没去投票，爸爸不言语。我又问妈妈，妈妈说已经投过了。“我呢？”“你还小。”……然而，好像只一夜，我已经老了，三十岁，一脸皱纹，就象窗外那朵夜来香。珍珠霜没用。
老江把红色的票箱抱进来，又阴沉着脸出去了。为了那个疯子投了票的事，他一定是后悔了，后悔当初不该管爸爸的闲事——我终于能“困”退回来，并且在这间明亮的办公室里有一席栖身之地，全是靠了老江。不，全是靠了爸爸有幸为他的老上级镶了一口好牙。
“都调查过了，那个疯子肯定是去投了票。”门外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肯定？肯定投进票箱了吗？”问话的是老江。
“没办法了，看见的人很多。”
老江叹了一口气。
“到处都当笑话在传，说他投完票还背了一段语录，背的是‘你们要关心国大事’。”
为了这件事，爸爸昨天晚上冲我大发雷霆。“刚上了两个月班就出这么大的错，你把我的老脸丢尽了！”“让你的老上级把那口好牙吐出来，我再回我的小山沟去！”我毫不示弱，从厨房里探出头冲爸爸喊。“混账话！”爸爸拍桌子。“狗崽子话！”我说。幸亏爆葱花的声音更大些，爸爸没听清。妈妈慌忙把爸爸往里屋拉。爸爸还在喊：“三十岁的人了，整天昏头昏脑不知在想些什么……”
我想着我的梦……还是踌躇着，不敢走向那条小河，不敢走向河边的那片草地，河对岸的那座灰楼。但我已经望得见它们了，听见了小河的“叮冬”声。那儿藏着一个十六岁少女的梦。
十几年了。每次梦中，小河还是闪着星光在我身旁流过，虫叫、蛙鸣、夜露清凉……他从三层楼的窗口顺着绳子溜下来，学着蛐蛐叫，带着满身汗酸味摸到我身旁……“你比我大八岁。”梦里我总是重复着这句话。我跪在小河边的草丛中，用衣袖给他擦拭那支闪亮的长矛。他就双手垫在脑后，仰面朝天地躺在我面前。我竭力想看清楚他的脸，但月亮落了，太阳还没有升起。他揪住我垂下来的辫梢：“没办法，只有天亮前这一段黑暗是咱们的。”他的声音圆润，轻柔。“你比我大八岁。”我又说，心里觉得委屈，似乎“八岁”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用一根小草把我的两根小辫扎在一起，“你一定很漂亮。”他说。他慢慢地扎，揪得我有些疼，笨拙，可是认真。“没办法，天一亮他们就要开枪。”我说。“小妹妹，如果我死了，我也不会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了。”他的声音忽然变得虚幻、缥缈、象草叶上吹过的夜风。我急得要哭：“不，你不会死，你才二十四岁！”“我在那些星星上等你，你还来给我们送馒头，避开一‘红团’的封锁……”他的声音飘远了，飘进了没有尽头的黑色的宇宙。就在那一霎，我看见了他的脸，但那是一张象老柏树皮一样的老人的脸，满头白发，弓腰驼背，无声无息地织补着一张破旧的渔网……
“准备好了吗？”老江在桌子那边坐下，老花镜上级挑着一双严肃的眼睛，总使人觉得他不曾有过童年。
我把统计表往他眼前推了推，又用钢笔扒拉回来。
他从票箱里掏出一张选票，沙哑着嗓子念道：“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怎么，第一张就是我的？投票那天很忙乱，本想再问问第几个是那位诗人（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诗人信不过），但没来得及，便顺手在前三位名下画了圈。也忘了第一个是警察。
“以后什么大事也不能交给你们这些年轻的去干，我早说过。”老江擤擤鼻子，愤愤地嘟嚷着。“普选试点这么大的事……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我又在前三位名下画上一横，看来图省事的并不止我一个。
“也许还能把他那张选票找出来？”我说。
“别作梦，姑娘，这是不记名投票。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懂吗？你怎么找？”
但我已经走到小河边了。为了给对岸那座灰楼里的选民们送去选民证，我竟轻易地踏进了这片梦境，轻易得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十几年中，每次探亲回来都指望能在无意中看见你们，但每次又都绕道而行。想作那个美梦，又怕再作那个恶梦……
草丛显得比过去低矮、稀疏，细细的河流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暗红色，疲倦地流着。没有虫叫和蛙鸣，连青苔和泥土的气息也显得淡薄。河上漂着从化工厂里冲出来的废塑料商标，飘散着一股铁锈味。太阳正骄横地灼烤着大地，空气在地面上颤抖。
一个光着膀子的大汉正和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蹲在对岸的荫下，低着头往河里放小船。一排纸叠的小船，五颜六色，象道彩虹，还都扬着一面白色的纸帆。
“一、二、三、四、五，”小姑娘数着，小巧的食指伸得很直。
船队在水面上悠悠地漂去了，漂远了，不见了。小姑娘踮起尖久久地眺望，风吹开了她的小褂，露出鼓鼓的小肚脐。“它们到哪儿去了呀？”她把手指含在嘴里，喃喃地说。
灰楼的每一扇玻璃窗都在燃烧，使人觉得不安宁。我寻找着们经常在那儿相会和分手的那片草丛，记得那儿有几株不知名灌木。既然来了，就不如找到它们，即便是恶梦。人有时候得命。是我自愿来的，我向老江要求，让我来给这座灰楼里的选发选民证。也许是因为书包里这些白色的卡片可以安慰楼顶上片深深的弹痕？十几年前的那个深夜，星星跟着我走到这儿，我是自愿来的。我蔑视爸爸妈妈的劝阻，决定支持被包围在这座楼里的“革造”派。十六岁！十六岁并没有很多观点，十六岁、右派的女儿只是想以不同寻常的英勇行为获准参加到伟大的动中去。只有受压的组织才肯收留一个右派的女儿，十六岁都以作出这么有远见的判断了。……背着馒头和咸菜，避开戒备严的大道，从小时候捉迷藏时发现的那条秘密的小路走来，荆棘和酸枣刺划破了衣服和胳膊……在草丛中爬，露水从草叶上滚到衣领里——姥姥说过，那是一个没有兄弟姐妹的小姑娘的泪。小姑娘躺在草地上对着月亮思念死去的父亲……没有月亮，只有星，我祈求每一颗星星，让我碰上一个好人吧！一个象洪常青或者卢嘉川那样的人，他能把我带到伟大的革命洪流中去。伟大革命洪流就在小河那边。就象抗日战争或者解放战争……
她曾多少次遗憾自己生得太晚呀，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决心不爸爸妈妈那样的人，正像她非常看不起于永泽那样……
“前三个是圈，后两个……听见没有？！后两个是叉。”
前三位名下已经有十好几个“正”字了。
“年轻人应该多把脑子往工作上用，你说呢？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爬到了那几株小灌木旁，我喊：“同志们，我给你们送馒头来啦！”四周响起了枪声。我扑倒在草丛里，把馒头压在身下，就象子弹会把馒头打死似的。“把‘红团’的火力引到这儿来！”楼顶上传来一个勇敢的声音。真象样！
是他喊的，后来他终于承认那是他喊的。
……我为自己的胆怯而羞愧，跳起来，辀过小河，冲向灰楼。如果有一颗罪恶的子弹穿透我的胸膛，后人还会唱起那支歌：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她当时就是那么想的，那个穿着用从商店里买来的绿布做成的“军装”的小姑娘。
……一个黑影把我扑倒，“别咬，小妹妹你别咬，是自己人。”
那声音粗犷又亲切。自己人？我委屈地哭了，一半是因为有了“自己人”，一半是因为想起了妈妈大概正四处找我呢。“我死了吗？”我听见我低泣的声音。他“吭吭吭”地笑了，把我抱到墙根下，一股劲说：“真行，小妹妹你真行。”我多么愿意有一个大哥哥呀！可我没有，我只有一个右派的爸爸。妈妈只会叹气，弟弟妹妹还不懂得人生。我不想从他怀里挣脱出来，他的胳膊真有劲，热乎乎的一股汗酸味……
“不是吹，干了这么多年工作，哪怕是一丁点小错儿，我老江也没出过。前三个是圈……”
“其实，多一个精神病人的选票又有什么关系？”我本来没想说出声。
“这是法律，姑娘！疯子和傻子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老江一挥手，险些把票箱碰翻。
“我是说，反正不会影响选举结果。”
“可选票是有数的，多出一张来怎么向上边交待？后两个是叉……再说上边已经知道了。写个检查呗，我老江这辈子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小姑娘在每只船篷上都插上一面白色的纸帆。又一支船队下水了。
“它们要开到海里去了吧？”小姑娘仰起脸来问那个光着膀子的大汉。
大汉不言语，只顾低头重新叠一只纸船。
小姑娘又站起来眺望。又一道彩虹漂去了，漂远了，不见了。
“开到海里去了。”小姑娘忽闪着梦一般的眼睛，小嘴张得圆圆的，打了个哈欠。
大汉连头都不抬一下，似乎他只醉心于造船，似乎他相信河流会稳妥地安排小船的命运。这是个不会带孩子的父亲，要不就是个哑巴。
灰楼里传出李双江的歌声。在他常常溜下来的那个窗口，一个妇女正在晾尿布；在另一个他常常溜下来的窗口，坐着一个老人。“再见吧妈妈，假如我在战场上光荣牺牲，山茶花会陪伴着妈妈……”我浑身发软地坐倒在草地上。他的妈妈如今陪伴着什么呢？
……他把一个装得厚厚的信封塞在我手里，“帮我寄封信好吗，小妹妹？”他说。“给谁的？”不知为什么我有些担心，十六岁少女的心在“突突”地跳了。“给妈妈，我已经有半年没接到妈妈的信了，给她的信也寄不出去……”他趴在草地上，用长矛在地上挖着。我还是看不清他的脸，但我觉得他在竭力不让泪水流出，因为他的呼吸有些颤抖，许久许久不出声。“会有人照顾你妈妈的，”我说。我是想安慰他。“没有，妈妈只有我一个，她盼我大学毕业后回到她身边去。”连星光也没有，乌云推迟了黎明，我们趴在草丛里，比每夜都呆得久。“她在小岛的岸边，每天织捕鱼网，网丝就象她的白发……你见过海吗？”“海是蔚蓝的？”“海经常变幻颜色。”“金色的海滩上有很多漂亮的贝壳吗？”“你爱吃螃蟹吗？我们那儿可多了。”“我有点怕，可我爱吃椰子。”“你见过木棉花吗？红得象火。”“海风呢？很清新，鼓起点点白帆，是吗？”“有时候也很凶猛，海浪也会吞没渔船……爸爸就再也没回来。”“解放前？”“不，他那只小船大小了，又不结实。”“你害怕过吗？”“你是说海？”“不，我是说‘红团’派向你射击的时候。”……灰黑色的夜雾在草地上飘荡，我们互相挨得近些，更近些。只有小河“叮叮冬冬”地流着，像我们的心声……楼上有人学蛙鸣，催他快些回去。天快亮了。他爬起来，背起那袋馒头，“如果我死了，妈妈最终会理解我的，她会为她的儿子感到骄傲的，”他说。他“哗啦哗啦”地淌过小河去。我把厚厚的信封贴在“突突”激跳的胸前。他正是少女心中那种为了理想献身的英雄。我想象着他的模样，像洪常青？卢嘉川？还是像牛虻？
“注意，你想什么呢！”老江的声音吓了我一跳，“我知道你就得记错。”
“没错儿，前三个是圈。”我说。
“这回五个都是叉！”
跟五个都是目的效果一样。刚才有一个五个都是圈的。
“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老江那单调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是说不唱票了吗？”我问。
“这不是在唱吗？”
“我是说公开唱票，向所有的选民。”
“不该你管的事你倒是挺能动脑筋，”老江哈了哈老花镜的镜片，用衣角擦着。
“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精神病投票，你这漏子还嫌惹得小是怎么着？”
“你不在船帆上写几个字吗？”小姑娘对那个大汉说：“爸爸活着的时候就写。”她趴在他背上，用纤细的手指轻轻地理着他蓬乱的头发。原来他不是小姑娘的父亲。
“写什么？”
哦！大汉的声音就象唱机的速度突然变慢那样，暗哑、呆纯。他也不是哑巴。
“一、二、三、四、五，”小姑娘又翘起手指数小船。“你干嘛老是叠五只呀？”她凑在大汉的耳边问。
“你五岁。”大汉说。
“它们开到海里去么？”
大汉不言语。
“不，海很远，纸叠的小船开不到。”我向对岸的小姑娘说。
小姑娘却不以为然地白了我一眼，那意思是：我问你了么？！然后，她又摇晃着大汉的胳膊：“是开到海里去了，是！”她撅起嘴，甚至要哭了。大汉低着的头终于点了点。
小姑娘满意地长吁了一口气，偎依在大汉膝旁，托着腮，望着河水。
“您不能糊弄她，孩子什么都当真呢。”
大汉向我仰起脸来。唔！我一脚险些踏进河里；他的眼神呆滞、阴冷得怕人，嘴边还挂着涎水。
电话铃响了。老江对着话筒“哼哼”了两声，忍气吞声地挂了电话。“事惹大啦！”他斜了我一眼，嘟囔着：“全知道了，试点，试出个疯子选举的点来！”
“是我干的，我一个人承担责任。”我说。
“你承担又怎么样？这个试点归我负责。上边也是瞪着两眼说梦话呢，一定要把那张选票找出来，挽回影响。”
“怎么办？”
“实在没辙，随便找出一张来，就说是那个疯子的，妈的，反正都一样，活人别让尿憋死。喂，别发愣。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我走进灰楼，走上楼梯。楼梯两边的墙上，“打倒刘邓陶”的墨迹依稀可辨，只是上面又多了一层粉写的骂人的话，证明这不是“革造司令部”了。什么时候改成家属楼的？我忽然意识到，我终于走进这座当年那么令我神往的楼里来了。……“不，今晚我就不回去了！”我生气地甩开他的胳膊，想要趟过小河去。他一把把我拉倒在草丛里：“不，我不许！”“你！你不是卢嘉川，你是于永泽！”少女的秘密就这样泄露了。他紧紧地搂住我。我听话地在他怀里抽泣，咬他粗壮的胳膊：“‘红团’马上要总攻了，我要和你在一起，死，死在一起。”“不，你不能死……”“那你呢？”“我？我也不死……我要回到海岛去，妈妈在等我。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我点头，使劲点头，把嘴贴在他厚实的胸脯上，堵住哭声。我枕着他的胳膊，梦想着海……星星快要灭了，楼顶上又传来催促他的咳嗽声……
昏暗深长的楼道两边交错地站着两排火炉，像是仪仗队，像是在标榜那是一个家。我差点撞在垃圾箱上。二氧化碳的比例肯定不小。幸亏楼道两头的玻璃窗早已荡然无存。我翻开选民登记册，敲着每只炉子旁边的门。
“这是您的选民证，要认真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我微笑着说。
“当然当然，这是党给我们的光荣权利。”选民微笑着说。
“这是您的选民证，光荣的权利要认真行使。”我微笑着说。
“这权利是党给的，来之不易，当然当然。”选民微笑着说。
下回再有这差事，不如带一台录音机，把那几句话事先录好，到时候一放就行了。既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又可以减轻劳动强度。微笑怎么办呢？也许能用电针机？在针灸科见过那玩意。需要在颤动的肌肉上刺进银针，接通电源，还可以控制微笑的频率。
“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老江也需要一台录音机。
“您只要说‘同上’就行了。”
老江不以为然地看了看我，继续念道：“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随他去吧，他宁肯要一种低效率、高强度的工作方法。光是引进先进技术可没用。比如，用录音机就对付不了一些特殊情况……
一个头发快掉光了的老太太抬起浑浊得发灰的眼睛，问我：“姑娘，这证儿从几月份开始用？这个月有芝麻酱吗？”……那个象宾努亲王似的不住地摇头的老头儿，仔细查看了选民证，慨叹道：“这回一人一个就好了，要不我家人口多，按户供应的东西总要吃亏……”
楼下乱哄哄的，似乎发生了什么事。在楼梯拐弯处的窗口，我探出头去。
“噢！背一段，背一段最高指示！”
“背一段，背一段给你说个媳妇儿！”
一群冒着烟儿的小伙子正围着那个大汉寻开心。大汉蹲在河边，大惑不解似地呆望着众人。彩色的纸片从他膝上飞开了，飞得到处都是。小姑娘哪儿去了呢？
“背呀！背那段，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受罪很有必要……”一阵阵尖亮的口哨声和笑骂声。
大汉猛地站起来，喊道：“你们胡说！”声音仍是那么喑哑、呆钝。
“那听你的，”一个穿花格衬衫的小伙子冲众人喊。“别叫唤了！听‘决裂老兄’的高见！”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他一字一板地背起来。
“听说他当年还是‘彻底决裂’的典型，上过报纸？”我问老江。
“谁？”
“那个精神病，投了票的那个。”
“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一听说当时他父母拉他的后腿，他还把‘战友们’召集到他家里，做二老的思想工作？”
老江向我抬起一脑门皱纹：“工作的时候就只想工作，嗯？”
老江曾经是知青办的头儿，我差点给忘了。
“听我那个老首长说，你父亲是个非常认真的人，你应该象他那样对待工作。总想别的事，工作上非出错儿不可。”
象爸爸那样认真地当二十年右派吗？还是象您的老上级那样，认真地被人把牙齿打掉？象爸爸那样认真地给他镶一口好牙？然后认真地跟他说“我有个女儿在云南”？然后您老江认真地打开后门？我认真地报上户口，就象过去认真地写过十遍人党申请书那样？也许就是您那位老上级当年认真地把我爸爸划成右派的吧？当然，把我爸爸划成右派的那个人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认真地跳了楼……
“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大汉认真地背着。
我想哭，哭我这碌碌无为的而立之年么？
……星星特别多，银河像一缕轻烟横过深蓝深蓝的天。我们最后一次趴在草丛里……“你去建设新农村，消灭三大差别，”他抚弄着我的头发说。“你在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我说，用头使劲顶他那结实的胸膛。“这样，在我们死的时候……”“不，你答应过我，你不死！”“当然，三天后我们就能突围。你不会忘了我吧？”“你坏，让你坏！”我掐他的胳膊，“嘘——疼了吧？”“你去吧。”
“毛主席的号召，我必须去，我愿意去。”“我不会拉你的后腿，”他笑着说：“在我们死的时候……”“你还说！”“我是说，在我们死的时候，不会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了。”“我当然相信！”……
“别他妈总背这一段了！唱一个，唱一个！”
大汉唱了起来。“是那山谷的风，吹硬了我们的翅膀……”
唔！我们这一代人都曾为这样的歌声激动过。还有那支歌：“在那春光明媚的早晨，列车奔向远方，车厢里满载着年轻的朋友们……”在我还是个初中生的时候就熟悉这些歌了，憧憬着戈壁滩上的红柳，云南的橡胶林……
大汉唱着，呆滞的目光中似乎透出一种向往、欢乐和骄傲，向着天空和太阳。
哭什么呢？哭有什么用呢？那不是革命，是浩劫；而上山下乡更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青春倏忽而逝了，作为呢？理想呢？我反复设想，如果十几年前我们都冷静些呢？不，这不是个冷静与不冷静的问题。我至今也看不起那些及时躲进书斋去的“于永泽”，我仍然热爱那些满腔热血的勇敢的“卢嘉川”。然而命运常常拿人取笑。恶作剧。他们热血沸腾地奔上时代的列车，却不知道列车把他们的青春和理想载向何方。
唉，只有一趟列车，而且你不知道司机的愿望。
“听说有另外一种选举办法。”
“你脑子里尽是新鲜玩意儿。前三个是圈……”
“参加竞选的人要首先把各自的主张、目标、政策乃至某些具体规划和数字告诉选民。选民可以进行比较，自己选择自己的命运，不会连候选人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
“异想天开！”老江说。
昨天晚上爸爸也是这么说的——“异想天开”。他真可谓是“吃一堑长一智”了。“我劝你，”爸爸说。“我也劝您！”我说罢扭身走开……
小姑娘跑来了，拉住大汉的手：“别唱，你别唱！他们逗你呢，他们气你！”
大汉低下头看着小姑娘，象木头似地站在人群中。
“啊哈！娟娟，他妈花钱雇你看着他的吧？”
“可惜娟娟太小了，要不然可以当他老伴儿！”
“滚蛋！滚蛋！”小姑娘朝那些人吐唾沫，扔石子。“就不许你们欺侮他！”
“哟嗬！原来是个小爪牙，是他的同党。”
忽然，大汉喊起来：“我不是闹派！我没有想篡党夺权！我有平反证明……”他失魂落魄地跑出人群。众人都愣住了。
小姑娘朝大汉跑去……
……我们手拉着手，望着星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他说：“可是连月亮都没有。”“那就千里共星光吧。”我说。我们就要分别了。我还是看不清他的脸。“可我们等于是还没有互相见过面。”“没办法。”“我想白天来看看你。”“那太危险了。”“你不想看看我？”“你一定很漂亮。”“说不上‘很’。他笑了：“这得由我来判断。”“白天，六点钟，太阳出来的时候我来。”“你假装从前面的小路上走过，我站在楼顶上。”“你举起长矛，我就知道是你。”“你呢？”“我还拿着这条装馒头的口袋。”……
我又走下楼梯。我推开一个门，屋里异常杂乱。一只老黄猫正在床头酣睡。
“这是您们的选民证，是党给的光荣权利……”
两位老人格外亲热地给我让座、沏茶。
“别忙，我不渴。这权利来之不易，要认真行使。”
老太太抓住了我的手，老头儿挡在门前，似乎我正在被逮捕。
“有什么事吗？”我问。
两位老人互相使眼色，“吭吭嗤嗤”的。
“是这么回事，”老头儿终于说：“能不能给我儿子也弄一个选民证儿？”
“他多大了？”
“三十。”
“对不起，是我们工作上的疏忽……”
“不，不怨你们。给他个假的就行。”
见鬼！我看看四周，怀疑是否在人间。
“因为，因为他有精神病，所以……”
原来如此。“那个小姑娘是谁？”我问。
“噢，邻居的孩子。是这么回事，要是没有他的选民证，他又得犯病，我们再怎么跟他说已经纠正、已经平反，他也不会信了。”
“可是精神病患者没有选举权呀？”
“可他会以为是因为还没有平反。求求您，他的病才见好。弄个假的骗骗他就行，到时候也让他去投个票，当然，也是假的……”
我同意了。
“你看，这张选票简直是胡来。”老江举着一张选票凑过来。
这有什么稀奇？我不想理他。眼前的问题是，我得赶紧写个深刻的检查，否则事情闹大了也麻烦。
“这显然是对普选有一种敌视思想。他翻来倒去地琢磨着那张选票。”
“思想又不犯罪！”我说。
“可这已经是行动了。”
饶了我吧，我可不想跟您辩论这个永远辩论不清的问题。
我得在检查上说清楚，没有那两位老人的责任，是我给他精心绘制了一个假选民证。谁知道怎么会弄假成真了呢？
“你看嘛，五个候选人他都不同意，这倒还没什么，可他又把另一个人选了五遍。”老江如临大敌般地搓着手，似乎在寻找一样防身的武器。
不过，我事先跟监票的打了招呼，说明了情况，可他们给忘了，这不能怨我。
“我说你倒是看看呀！”老江急了。
我端起茶杯，吹开浮在水面上的茶叶。
“看看，作贼心虚，还不敢写真名真姓，光写‘娟娟’、‘娟娟’、‘娟娟’……”
“什么？”我抢过那张选票……
我走出灰楼。人群早已经散了。河边上只有那赤膊的大汉和那个小姑娘，他们依然蹲在那里放小船。
“爸爸说过，船帆上的字代表希望。”小姑娘用手遮住刺眼的夕阳，望着小河的尽头。
又一支船队下水了，五颜六色，象一道彩虹。我走到河边，蹲下，看见每一面白色的纸帆上都写着两个字：娟娟。
我终于找到了我们的那片草从。坐下；那几株不知名的小灌木并没有长高多少。……太阳升起来了，金色的晨雾罩了灰楼。六点，他举起了长矛，在楼顶上。呵，太远了，我还是看不清。他的皮肤很黑，披了一身金光。我使劲向他挥动口袋。他在笑，白白的牙齿。你看见我了么？我向他跳，挥着手跳。他为什么不笑了？他在喊什么？他那么着急地挥手跺脚干什么？我向河边走。近些，再走近些，“趴下！趴下！”为什么他让我趴下？可你看清我了么？我是像你想象的那么漂亮吗？他长得既不像洪常青，也不像卢嘉川。看见我了吗？看清了吗？我把头发向后理一理。仰起脸来让他看。“趴下！快趴下！”为什么？我们马上就要分别了呀！我们是第一次互相看见，以后又看不见了呀？！他长得有点孩子像儿，可我爱你……子弹飞来了！我清醒了。我趴在一道矮墙下。“他还在着急地冲我挥手，喊着：”快跑！快离开！他们去抓你了！“我失魂落魄地跑。我听见纷乱的枪声，听见他声嘶力竭地叫喊，他在喊我的名字。我停下脚步，回头张望。天哪！闪亮的长矛掉进了小河，溅起了水花……
小灌木结满了一串串小果实，青的，还没有熟。我摘了两颗放在嘴里，是酸涩的。
娟娟在夕阳里跳着、蹦着、笑着，追逐着那支远航的船队。船象一道彩虹。白色的纸帆象一片片洁白的羽毛，但愿它们能长成坚强的翅膀。
我认真地把小灌木根旁的硬土挖松。我还没有老，还需要认真，真正的认真……
一九八三年</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