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风云突变.1
1《槐树庄》的悲剧
有些时候，革命成功的迅速到来，会给我们带来一种麻痹的思想，以为革命道路的曲折是暂时的，而成功是必然的，会如云开日出或天晓就有光亮样必然而简便。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会给我们、给我们千辛万苦打下的革命根据地和群众基础带来无可弥补的损失及血的教训。我们必须记住，革命的成功之所以有时会提前到来，那是我们正确的执行上级的方针、路线、政策的结果，是我们深入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结果。倘若因为成功而忘记了这一点，就等于忘记了敌人的存在，就等于把成功变成了自己的掘墓人。记住：这是需要千千万万记住的。否则，失败、失败，比成功更大的失败也同样会以最简便、最突然、最快捷的方式提前到来。可惜的是，我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忘记了这一点。突如其来的意外成功，速度过快，倍数过大，我们便完全被胜利冲昏头脑了。我们忘记了在胜利面前保持冷静，在鲜花与荣誉面前需要戒骄戒躁，防止自满的行动准则，终于导致了失败紧随成功的疾速而至。我们没有料到，成功比我们预期的倍数大出数倍，而失败，却又比我们预期的更大，更惨重了上千倍。
喜剧使我们哈哈大笑，而大笑所导致的悲剧使我们欲哭无泪，痛不欲生。成功的喜剧为葬送我和红梅年轻的生命打下了悲剧的舞台，与此同时，也为我们谱写了一曲生命的赞歌。说了没有人有胆量相信，就在我们把王振海将土地分到各家各户的证言材料（人证）和哪些地界下埋的木条（物证）亲自送往县上的同时，为了引起上级的高度重视，我又给地委写了一封揭发信，称这是一起颠覆社会主义集体的阴谋活动（我没料到我有如此的英明，如同伟大的预言家一模一样）。这时候意外的事情如我所言，惊天动地的发生了。那一个月里，我们本来是等着县里通知我们去进一步揭发王镇长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可一个月不到，接到的通知竟然是：王振海和原大庙公社书记、现任县委副书记的赵青在同一夜晚被抓将起来了，他们都将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这又一次证明了阶级斗争的残酷性与不可调和性）。因为赵青果然和王振海一样，在一个山区大队把土地下放了（天呀，他不幸被我言中。我不知道我是人还是一个神，只听说他把那个大队的亩产从220斤提高到了450斤，因此被提拔成了县委副书记，没想到他和王振海一样，竟都是以牺牲社会主义集体为代价），更重要的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赵秀玉也被抓走了，她只在监狱呆了半月不到，写了一封“下放土地与王振海无关，全是我赵秀玉所为（幼稚）”的材料就在一次审讯之后自杀了。还有李林队长，听说是被王家峪大队的几十个农民打死的，因为是他领着我和红梅到各家各户让人家写下证言材料的。王家峪的人认为，如果不是这个李林队长，我和红梅便不会发现土地下放的事，王振海就不会被政府抓起来，赵秀玉就不会自杀在监狱里，他们的土地，当然也就不会重新被收回到集体的篮子里。如此，她就自杀了，被他打死了。悲剧、令人痛心的悲剧！这简直就是农民的狭隘思维和短视，是一种被封闭的愚昧和无知共同创作的一出大悲剧。可是，每每想起赵秀玉，想起队长李林，想起德贵老汉和他那老实巴交的孩娃和娃媳，还是让人心里过意不去呢，让人觉得有愧于他们哩。那当儿我心想，在我和红梅做了县长、镇长之后，我们每年一定要给王家峪大队多发几千斤返销粮，一定让人把平价的化肥送到他们村头上。这是我和红梅唯一对王家峪能做的事情了，我们虽然是一对革命者，我们毕竟还是革命的人道主义者。至于王振海、赵青分别被判有期徒刑20年，王县长有可能被开除党籍和党内外一切职务，也让人意外，但也似在革命的情理之中。你们试想想，国家、民族、党和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快马加鞭地实行共产主义。《党章》和《宪法》上都写着我们国家的性质是社会主义，我们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础是集体主义，是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多么简单得如蚂蚁排队回家，狗在路边洒尿记路的道理，可王振海和赵青竟敢把人民公社的土地重新分到各家各户去，这不是资本主义要在社会主义复辟又是啥儿呢？区区镇长和公社书记竟然敢和国家、民族、党与人民对着干，无产阶级那钢筋铁骨的专政不专政你又能专政谁？难道那著名的话剧《槐树庄》的故事你没听说过？那著名的郭大娘和崔志国的一段针锋相对的对话你没听说过？崔志国：（笑）我问你，你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你们有拖拉机吗？有水电站吗？郭大娘：我们有党的领导，我们有毛主席！只要我们贫下中农一条心，组织起来，办好合作社，永远跟着毛主席走，我们就能走到社会主义，走到共产主义！和短视，是一种被封闭的愚昧和无知共同创作的一出大悲剧。可是，每每想起赵秀玉，想起队长李林，想起德贵老汉和他那老实巴交的孩娃和娃媳，还是让人心里过意不去呢，让人觉得有愧于他们哩。那当儿我心想，在我和红梅做了县长、镇长之后，我们每年一定要给王家峪大队多发几千斤返销粮，一定让人把平价的化肥送到他们村头上。这是我和红梅唯一对王家峪能做的事情了，我们虽然是一对革命者，我们毕竟还是革命的人道主义者。至于王振海、赵青分别被判有期徒刑20年，王县长有可能被开除党籍和党内外一切职务，也让人意外，但也似在革命的情理之中。你们试想想，国家、民族、党和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快马加鞭地实行共产主义。《党章》和《宪法》上都写着我们国家的性质是社会主义，我们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础是集体主义，是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多么简单得如蚂蚁排队回家，狗在路边洒尿记路的道理，可王振海和赵青竟敢把人民公社的土地重新分到各家各户去，这不是资本主义要在社会主义复辟又是啥儿呢？区区镇长和公社书记竟然敢和国家、民族、党与人民对着干，无产阶级那钢筋铁骨的专政不专政你又能专政谁？难道那著名的话剧《槐树庄》的故事你没听说过？那著名的郭大娘和崔志国的一段针锋相对的对话你没听说过？崔志国：（笑）我问你，你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你们有拖拉机吗？有水电站吗？郭大娘：我们有党的领导，我们有毛主席！只要我们贫下中农一条心，组织起来，办好合作社，永远跟着毛主席走，我们就能走到社会主义，走到共产主义！
崔志国：我看满仓那是个方向，就是要搞单干，搞“三马一犁”，搞发家致富。槐树庄要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户都有三马一犁，那日子就好过啦！郭大娘：你这一套是从哪来的？真要照你说的这样干，那穷的更穷，富的更富，贫下中农还得讨饭吃，还要受剥削，那不又回到旧社会去了？这是你爹的意思吗？崔志国：不，不，不！他哪有这么高的水平，这是一个大人物说的，不过我爹也很同意他的意见……郭大娘：噢，原来这个大人物和地主、资本家合穿一条裤子……故事的最后郭大娘领导的合作社完全胜利了，揪出了始终没有出场而在后台出条条、划框框，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邓书记。六月天兵惩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据说王振海和赵青把部分土地下放给农民，王县长是全都知道哩，得到了他的默认哩。如此的细加分析，深入研究，王县长、王振海、赵青他们三位都是转业干部，又都曾经分别在抗美援朝和中印战争中打过仗，是战友加兄弟，同一战壕的上下级，怎么就能证明他们不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呢？怎么就能证明他们不是为了颠覆社会主义集体，实践资本主义复辟呢？这令人惊讶而又振奋的消息如一道闪电从我面前过去时，我目瞪口呆，半傻半痴，正在院落里吃饭的我，嘴张得和碗一样大，眼瞪得和碗底一样阔，在对赵秀玉、李林队长、德贵老汉和王家峪的村人深刻的同情之后，我马上站立起来，面对天空，大声地狂唤道：红旗漫卷西风/今日缚住苍龙/路隘林深苔滑/终于风展红旗如画/日光红艳/鸟声鸣啼/苍槐翠桐/绿榆嫩椿/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背负青天朝下看/原来都是人间城郭。2革命的空前成功消息传来不久，我和红梅被一辆轿车接走了。派人来接我们的不是一般干部，而是参加过长征的地委关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他单瘦、黝黑，头发花白，目光炯炯有神，穿着旧军装，模样和我们想像的如出一辙。那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发生了啥儿事，县里的两个我半生不熟的干部在村人正吃早饭时突然闯进了我家里，把我的饭碗一把夺下来，朝碗里的玉蜀黍生汤看一下，说：“你还喝这个？快走吧，从今往后你要吃小灶啦。”我有些莫名其妙的望着他们，他们又极熟悉地对我说：“地区的领导要找你和夏红梅亲自谈话呢，一起重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被你和夏红梅揪出来了，肯定你和夏红梅要当镇长或镇党委书记了。”我们要当的不是镇长或镇上的小书记。当我们看到停在二程牌坊下的轿车时，我们才知道随车来接我们的是地委组织部专管各县班子的刘处长。刘处长40余岁，老练稳重，背微微驼着，像一个五十几岁的老头儿，他老远迎过来，握住我的手，轻轻叫了一声“高县长”。我被他这一喊如雷一样震住了，想立刻弄出一个明白来，这时候另外一个县委的妇女干部陪着红梅从胡同那头出来了，刘处长便极神秘地说：“上车吧，高县长，啥儿也别问，到县里你就知道了。”我们就这样被从程岗接走了。与二程牌坊、程寺和程岗大队的上千口人告别了，和革命与斗争、战斗与友谊、敌人和朋友，程庆林与程天顺、大街与小巷，地道与麦场，耙耧与树木，鸡猪与碗筷等等等等告别了。我坐在车前座位上，他们三个坐在后排座位上。从车子的小镜里，我看见红梅脸上满是兴奋的疑云，像没有生成的红霞一样飘挂着。那当儿，我极想坐到后排去，和她挤在一块儿，身挨着身，腿挨着腿，彼此的手偷偷拉在一起，以便传递我们二人激动和蹦蹦跳跳的喜悦与压抑。可是，我已经被地委组织部的处长当做革命的新星县长安排在前座了，正县长还是副县长？可能是副县长，毕竟我还不到30岁，毕竟我原来才是副镇长，户籍还在程岗大队里，说到底还是一个农民哩。社会上流行对所有的副职唤时都不加副字，在那次把我害苦了。我想明白我到底是县长还是副县长却又不便问的幸福与苦恼弄得我一路坐卧不宁，为了显示我一个了不起的革命家的气度，我又只能端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弹，直到小车通过我和红梅在程岗十八里外的坟墓狂爱的路上我才朝窗外扭了一下头，轻轻地咳一下。红梅咳了两下，算对我干咳的心领与神会。然后，那轿车———我俩都是第一次坐轿车，座位软的没法说，一路上我无数次的想，那黑亮的铁壳轿车是不是在我果真当了县长之后就归我了呢？———轿车驶过黄家岗大队，驶过红库公社，驶过大坪公社，驶过县城的老城区，79里的风掣电驰，很快就把我们拉进了县委大院后边的一个小院里。那是一个四方小院，三面是机瓦红房，正面是两扇半开的大铁门。我们去时，有持枪的哨兵瞄瞄车牌，就慌忙把铁门敞开了。在那红瓦红墙和红砖铺地的小院停下车（我们像掉进了一个血池里），刘处长先一步下来，到一间屋里去一会，便把我们领进了另外一间套房外的会客室，恭恭敬敬给我们倒上水，让我们坐在一对沙发上。（我和红梅也都是第一次坐沙发，没想到沙发比轿车的座位还要软，下坐时我们两个仿佛如坐牢一模一样，同时慌忙着把身子朝上提了提，把屁股压在了沙发沿儿上。幸亏刘处长正给我们沏水没看到。一个地委组织部的处长亲自给我们泡水喝，这又说明了啥儿、证明了啥儿呢？）他把两个泡着清茶的玻璃杯子放在我们面前的茶几上（我是后来知道那个长条暗红、低矮的小桌的名字叫茶几），然后他如机器一样说：“地委关书记住这儿，他过一会儿出来给你们谈，你们先喝水。”说完刘处长就退将出去了。我们知道九都地委书记叫关明正，可我们不敢相信地委书记会亲自和我俩谈话儿，不敢相信革命发生了如此大的天翻和地覆。说到底我们就是去了一趟耙耧山，把王振海将土地下放的阴谋揭发在革命的光天化日之下了。我们最直接的目的，是尽快把王振海从台上赶下来，把他手中的权力夺过来，我们哪能料到我们揭发的是一起全国最大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大案呢？哪能料到这一要案把县长也从台上炮轰下去呢？滚热的成功之光是果真地提前来到了，提前把我们的双眼照得昏迷了，把我们内心煮得不能安宁了。我们对提前到来的成功毫无准备，如我们最初回到程岗革命时犯下的革命幼稚症一样，这次革命的成功把我和红梅彻底地推向灾难的深渊了。刘处长走了之后，我和红梅不敢大声说话。我们彼此热辣辣、焦渴渴地望了一眼，都感到了对方的目光如铁匠炉里烧红的铁条急需淬火的凉水样急需从对方那儿得到慰贴和降温。我们坐在沙发上，看见刘处长从窗前拐过去，两只手（她的左手和我的右手）就同时咣咚一声抓在一起了。我感到她的手在我的手里又热又烫，软软绵绵，跳跳荡荡，手指脉管里的血在我的手心冲撞着，像崖头的瀑布跌在我的手面上。她说：“爱军，我们革命成功了。”我说：“你知道会让你我到哪一级机构去掌权？”她说：“程岗镇的大权肯定要交给你我了。”
我笑一笑。“你我最少要被提为副县级！”她突然把手抽回去，直愣愣地盯着我。我把声音压得更轻些。“说不定还是正县哩。我们青云直上的日子开始了。”她看看屋里和屋外，不敢相信地朝我缓缓摆了一下头。我想用刘处长的言行来向她证明我的猜测和估计，可不知从哪儿传出了一个响动来，仿佛极小一块木头从窗台或桌上掉下了。那带着灰尘的响声一下把我俩惊住了。直到这时候，直到这当儿，我俩才发现在对面靠里的墙上开着一扇门，才发现我们坐的会客室里除了一对沙发、一个茶几、一张桌子、一部摇把电话、一个洗脸架和一盆清清净净的水外，在那洗脸架的边上还有一块红色的单扇门，单扇门上挂了大半截的白门帘，门帘上绣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门帘后的门是掩着的。我们不知道刚才那个声音是从屋里传来的，还是从门外传来的。我们生怕地委关书记会突然从哪扇门后走出来，生怕他听到了我们刚才的对话，看见了我们的手那样如胶似漆的焊接在一块。我们哗啦一下分开手，正襟危坐地把屁股重新搁在两个红沙发的沿儿上，觉得喉里有些干，可又不敢去喝那玻璃杯里的茶。我们恨不得立刻脱光衣服赤裸裸地滚在一起儿，可我们又不能彼此坐得更近些。我们知道地委关书记在会议室里开会，可我们生恐关书记会一撩那白色的门帘走出来。我们一动不动，一言不发，等待着关书记的到来就像在酷夏等着一阵风，像长夜难明的赤县在等着一盏灯，像暗无天日的旧社会等着一轮红日冉冉升起。时间像水闸后的洪流一样闷胀着。我们的焦急像热锅里的蚂蚁东奔西窜着。屋里有些热，空气中有一股青红粘稠的香味儿，从窗户和门里进来的日光中，尘粒金光闪闪地飞舞着。能听见飞尘相撞的叮当声，能看见灰尘的影儿在地上像微小的黑蝶样起起又落落，能辩出屋里的香味是特意为关书记洒下的，花露水的味道在清凉凉的四处弥漫着。时间越来越呆滞粘稠（我决定我当了县长以后就住在这个小院里，这套房子里），空气越来越温热浑浊（我想革命又一次巨大的成功了，我是不是该和红梅结婚了？）目光里的飞尘颗粒越来越大，赤金色越来越淡（我想这时候能和红梅独处在耙耧山空无人烟的哪条沟里该多好！）屋里的香味越来越像晨草香、热马粪和谁家煮肉的混合味（我想这会儿如果是在耙耧山或程岗镇，我一定得让红梅赤赤裸裸、一丝不挂地在我面前疯跳一段舞）。我们百无聊赖，拘拘谨谨，想喝水没有动杯子，想凉快没有解扣儿，想做那事儿没有再敢拉拉手。我们极想找件事情做一做（比如看报纸、学文件），极想找个符合时宜的话题扯一扯（比如最近国际上又发生了啥儿事，中央又有什么新的指示精神传下来），于是我就把目光从茶几上扭到办公桌子上，看见桌上的手摇电话下压着一张大参考。我起身去把那张《参考消息》拿下来，冷丁儿从《参考消息》中掉出一张四寸彩色照片来。拾起照片一看，见那照片上是一位端庄的中年偏上的女军人，戴着眼镜和无沿帽，看上去面熟而严厉，仿佛她在藐视着眼前的啥儿样。就在那照片下，自自然然写着一句话：我亲爱的夫人！我觉得那照片上的女人极面熟，又一时想不起她是谁。不敢相信她是谁。如果她果然是谁又有谁有胆量在那照片写下那样一句话？我盯着那照片看一会，盯着一笔一画顺顺畅畅写下的“我亲爱的夫人！”看一会，有趣有味地把那照片朝红梅递给去。红梅接过照片匆匆扫一眼，我们等待的那庄严、难忘的一刻突然降临了。伟大的时刻来到了。从门外传来了从容不迫的脚步声。那脚步声不紧不慢，富有节奏、亲切温暖，令人永生难忘地响在窗户下。我们知道是地委关书记从会议室里出来了。究竟是让我们在镇上做革命接班人还是到县里做革命舵手的历史性时刻就到眼前了。是让我们平步青云还是让我们在梯子和台阶上一步步上爬的关键性的谈话就要开始了。我和红梅彼此望一眼，同时从沙发上弹起来，立马如我们所料的中年偏上的地委关书记便在门口出现了。我前边说过了，他单瘦、黝黑、头发花白、目光炯炯有神，穿着旧军装，样子和我们想的如出一辙（刚才照片上的中年偏上的女军人和他是啥儿关系呢？）到屋里他满面红光又意气风发地看我们一眼，向我们招招手，说：“坐、坐。喝水、喝水。”（多么亲切和蔼，令人一世难忘啊！刚才照片上的女军人到底和他是啥儿关系呢？）关书记一边让我们坐下喝水，一边自己拉过办公桌旁的椅子坐下来，日理万机地和我们谈了三分钟的话：“你们的档案和表现我都了解过，很不错，革命就需要你们这样的接班人。“你们知道你们对王振海的发现和揭发的意义多大吗？省里非常重视，中央领导都有了批示。这是一起非常可怕的埋在社会主义集体身下的定时炸弹案，你们不发现，有一天爆炸了，也许要把社会主义的蓝天炸下一个黑洞哩。“小高啊，你多考虑考虑，我和地委组织部的同志都有意让你全面主持该县里的工作，是当县长还是县委书记我们再商量。担子越重，越是党组织对你的考验，不要害怕，不要有顾虑，要大胆工作，只要掌握好方针和路线，就能把工作搞上去。”关书记说到这里把头扭向红梅道：“小夏，我在地区工作这几年，很少碰到像你这样有觉悟的女同志，尤其在农村。你和小高是非常难得的青年干部，年轻有为，前途无量，是当县妇联主任还是副县长，也待我们研究以后再定。当然，就是当妇联主任，也同样是县委委员，同样是副县级。”最后，关书记在我们激动得发抖的感谢和一定不辜负上级组织的培养教育的表态中，从那张红漆椅上站起来，以他低沉、沙哑、有力的嗓音说：“我的会议还没完，你们先到招待所住下来，今天下午抽空我们再详细谈一谈。”他看看我们俩，脸上浮着笑：“你们的家庭情况我都了解啦，都有一个不幸的家庭。都没有被家庭的不幸把意志压垮掉。你们是难得的一对儿，如果你们彼此有同志情，革命爱，志同道合，我这个地委书记愿做你们俩的大红媒，条件是结了婚你们不能在一个单位工作，得有一个调到外县或者地区去工作，这是党的纪律。共产党不允许有人在革命工作中开设夫妻店。”最后，关书记亲切而友好地和我俩一一握了手，把我们送到他的屋外边，叫人陪着我俩朝县委招待所走去了。3阳光下的阴影如同花蕾对春风的思念，如同旱地对流水的期盼，如同海燕对暴风的等待，如同洪流对开启闸门的呼唤。我们被领进县委招待所的两个单间被分别安顿下来之后，就等待着那个不明底细的工作人员立刻走去。可他似乎明白了我和红梅是县里未来的领航人，在招待所房里不断地向我介绍毛巾在哪儿，香皂在哪儿，开水喝完了唤一声他就来续上，床头柜上的一排开关哪个管壁灯，哪个管顶灯，哪个是管收音机（竟有收音机，竟能随时把革命歌曲和音乐播出来）。他里嗦，热情周到，令人厌烦，叫人感动。待他走了之后，我把床头柜上的收音机开关按一下，便立刻有样板戏京剧选段播出来，于是，我忙不迭儿从二号房往红梅住的八号房里跑，到一尘不染的走廊上，却碰见红梅正往我的屋里来，见了我她竟说了一句我想对她说的话：“爱军，我住的屋里床头柜是个收音机，正在播着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我说：“到我屋里吧，我的床头柜也是收音机。”我们回到了二号房间里。到房里我们就急不可耐地把门反锁了，把窗帘拉上了，把收音机打开了，把衣服脱下了。我们热情如火，心潮澎湃，彼此没有多说一句话，彼此没有一个手势和暗示，就默默契契又疯又癫地在床上做起了那事儿。我们以那事儿来庆贺我们的成功和喜悦，以那事儿来平息我们内心的兴奋和波涛，以那事儿来深化我们的同志情和革命爱。我在收音机的伴奏下，做着那件令人心旷神怡、魂飞魄散的事情时，以为红梅会一如往日那样在我的身子下面快活得尖叫起来的，甚至会一如往日那样有一阵脸色苍白，汗如雨注地昏厥过去的，可结果她既没有红彤彤的快活尖叫声，更没有白茫茫的昏过去。她在我的身下痴痴地望着我的脸，双手摸着我的脸，突然呜呜地哭起来，泪如瓢泼一样从她的脸上流到枕头上。我被她的哭声惊住了。看到她那有眼泪流出来，不知道我的狂猛伤了她哪儿，忙把动作闸下来，拿手去她的脸上擦着泪。我说：“你咋了？”她也疼爱地在我脸上抚摸着：“不咋呢。”</p>
有些时候，革命成功的迅速到来，会给我们带来一种麻痹的思想，以为革命道路的曲折是暂时的，而成功是必然的，会如云开日出或天晓就有光亮样必然而简便。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会给我们、给我们千辛万苦打下的革命根据地和群众基础带来无可弥补的损失及血的教训。我们必须记住，革命的成功之所以有时会提前到来，那是我们正确的执行上级的方针、路线、政策的结果，是我们深入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结果。倘若因为成功而忘记了这一点，就等于忘记了敌人的存在，就等于把成功变成了自己的掘墓人。记住：这是需要千千万万记住的。否则，失败、失败，比成功更大的失败也同样会以最简便、最突然、最快捷的方式提前到来。可惜的是，我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忘记了这一点。突如其来的意外成功，速度过快，倍数过大，我们便完全被胜利冲昏头脑了。我们忘记了在胜利面前保持冷静，在鲜花与荣誉面前需要戒骄戒躁，防止自满的行动准则，终于导致了失败紧随成功的疾速而至。我们没有料到，成功比我们预期的倍数大出数倍，而失败，却又比我们预期的更大，更惨重了上千倍。
喜剧使我们哈哈大笑，而大笑所导致的悲剧使我们欲哭无泪，痛不欲生。成功的喜剧为葬送我和红梅年轻的生命打下了悲剧的舞台，与此同时，也为我们谱写了一曲生命的赞歌。说了没有人有胆量相信，就在我们把王振海将土地分到各家各户的证言材料（人证）和哪些地界下埋的木条（物证）亲自送往县上的同时，为了引起上级的高度重视，我又给地委写了一封揭发信，称这是一起颠覆社会主义集体的阴谋活动（我没料到我有如此的英明，如同伟大的预言家一模一样）。这时候意外的事情如我所言，惊天动地的发生了。那一个月里，我们本来是等着县里通知我们去进一步揭发王镇长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可一个月不到，接到的通知竟然是：王振海和原大庙公社书记、现任县委副书记的赵青在同一夜晚被抓将起来了，他们都将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这又一次证明了阶级斗争的残酷性与不可调和性）。因为赵青果然和王振海一样，在一个山区大队把土地下放了（天呀，他不幸被我言中。我不知道我是人还是一个神，只听说他把那个大队的亩产从220斤提高到了450斤，因此被提拔成了县委副书记，没想到他和王振海一样，竟都是以牺牲社会主义集体为代价），更重要的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赵秀玉也被抓走了，她只在监狱呆了半月不到，写了一封“下放土地与王振海无关，全是我赵秀玉所为（幼稚）”的材料就在一次审讯之后自杀了。还有李林队长，听说是被王家峪大队的几十个农民打死的，因为是他领着我和红梅到各家各户让人家写下证言材料的。王家峪的人认为，如果不是这个李林队长，我和红梅便不会发现土地下放的事，王振海就不会被政府抓起来，赵秀玉就不会自杀在监狱里，他们的土地，当然也就不会重新被收回到集体的篮子里。如此，她就自杀了，被他打死了。悲剧、令人痛心的悲剧！这简直就是农民的狭隘思维和短视，是一种被封闭的愚昧和无知共同创作的一出大悲剧。可是，每每想起赵秀玉，想起队长李林，想起德贵老汉和他那老实巴交的孩娃和娃媳，还是让人心里过意不去呢，让人觉得有愧于他们哩。那当儿我心想，在我和红梅做了县长、镇长之后，我们每年一定要给王家峪大队多发几千斤返销粮，一定让人把平价的化肥送到他们村头上。这是我和红梅唯一对王家峪能做的事情了，我们虽然是一对革命者，我们毕竟还是革命的人道主义者。至于王振海、赵青分别被判有期徒刑20年，王县长有可能被开除党籍和党内外一切职务，也让人意外，但也似在革命的情理之中。你们试想想，国家、民族、党和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快马加鞭地实行共产主义。《党章》和《宪法》上都写着我们国家的性质是社会主义，我们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础是集体主义，是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多么简单得如蚂蚁排队回家，狗在路边洒尿记路的道理，可王振海和赵青竟敢把人民公社的土地重新分到各家各户去，这不是资本主义要在社会主义复辟又是啥儿呢？区区镇长和公社书记竟然敢和国家、民族、党与人民对着干，无产阶级那钢筋铁骨的专政不专政你又能专政谁？难道那著名的话剧《槐树庄》的故事你没听说过？那著名的郭大娘和崔志国的一段针锋相对的对话你没听说过？崔志国：（笑）我问你，你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你们有拖拉机吗？有水电站吗？郭大娘：我们有党的领导，我们有毛主席！只要我们贫下中农一条心，组织起来，办好合作社，永远跟着毛主席走，我们就能走到社会主义，走到共产主义！和短视，是一种被封闭的愚昧和无知共同创作的一出大悲剧。可是，每每想起赵秀玉，想起队长李林，想起德贵老汉和他那老实巴交的孩娃和娃媳，还是让人心里过意不去呢，让人觉得有愧于他们哩。那当儿我心想，在我和红梅做了县长、镇长之后，我们每年一定要给王家峪大队多发几千斤返销粮，一定让人把平价的化肥送到他们村头上。这是我和红梅唯一对王家峪能做的事情了，我们虽然是一对革命者，我们毕竟还是革命的人道主义者。至于王振海、赵青分别被判有期徒刑20年，王县长有可能被开除党籍和党内外一切职务，也让人意外，但也似在革命的情理之中。你们试想想，国家、民族、党和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快马加鞭地实行共产主义。《党章》和《宪法》上都写着我们国家的性质是社会主义，我们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础是集体主义，是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多么简单得如蚂蚁排队回家，狗在路边洒尿记路的道理，可王振海和赵青竟敢把人民公社的土地重新分到各家各户去，这不是资本主义要在社会主义复辟又是啥儿呢？区区镇长和公社书记竟然敢和国家、民族、党与人民对着干，无产阶级那钢筋铁骨的专政不专政你又能专政谁？难道那著名的话剧《槐树庄》的故事你没听说过？那著名的郭大娘和崔志国的一段针锋相对的对话你没听说过？崔志国：（笑）我问你，你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你们有拖拉机吗？有水电站吗？郭大娘：我们有党的领导，我们有毛主席！只要我们贫下中农一条心，组织起来，办好合作社，永远跟着毛主席走，我们就能走到社会主义，走到共产主义！
崔志国：我看满仓那是个方向，就是要搞单干，搞“三马一犁”，搞发家致富。槐树庄要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户都有三马一犁，那日子就好过啦！郭大娘：你这一套是从哪来的？真要照你说的这样干，那穷的更穷，富的更富，贫下中农还得讨饭吃，还要受剥削，那不又回到旧社会去了？这是你爹的意思吗？崔志国：不，不，不！他哪有这么高的水平，这是一个大人物说的，不过我爹也很同意他的意见……郭大娘：噢，原来这个大人物和地主、资本家合穿一条裤子……故事的最后郭大娘领导的合作社完全胜利了，揪出了始终没有出场而在后台出条条、划框框，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邓书记。六月天兵惩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据说王振海和赵青把部分土地下放给农民，王县长是全都知道哩，得到了他的默认哩。如此的细加分析，深入研究，王县长、王振海、赵青他们三位都是转业干部，又都曾经分别在抗美援朝和中印战争中打过仗，是战友加兄弟，同一战壕的上下级，怎么就能证明他们不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呢？怎么就能证明他们不是为了颠覆社会主义集体，实践资本主义复辟呢？这令人惊讶而又振奋的消息如一道闪电从我面前过去时，我目瞪口呆，半傻半痴，正在院落里吃饭的我，嘴张得和碗一样大，眼瞪得和碗底一样阔，在对赵秀玉、李林队长、德贵老汉和王家峪的村人深刻的同情之后，我马上站立起来，面对天空，大声地狂唤道：红旗漫卷西风/今日缚住苍龙/路隘林深苔滑/终于风展红旗如画/日光红艳/鸟声鸣啼/苍槐翠桐/绿榆嫩椿/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背负青天朝下看/原来都是人间城郭。2革命的空前成功消息传来不久，我和红梅被一辆轿车接走了。派人来接我们的不是一般干部，而是参加过长征的地委关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他单瘦、黝黑，头发花白，目光炯炯有神，穿着旧军装，模样和我们想像的如出一辙。那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发生了啥儿事，县里的两个我半生不熟的干部在村人正吃早饭时突然闯进了我家里，把我的饭碗一把夺下来，朝碗里的玉蜀黍生汤看一下，说：“你还喝这个？快走吧，从今往后你要吃小灶啦。”我有些莫名其妙的望着他们，他们又极熟悉地对我说：“地区的领导要找你和夏红梅亲自谈话呢，一起重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被你和夏红梅揪出来了，肯定你和夏红梅要当镇长或镇党委书记了。”我们要当的不是镇长或镇上的小书记。当我们看到停在二程牌坊下的轿车时，我们才知道随车来接我们的是地委组织部专管各县班子的刘处长。刘处长40余岁，老练稳重，背微微驼着，像一个五十几岁的老头儿，他老远迎过来，握住我的手，轻轻叫了一声“高县长”。我被他这一喊如雷一样震住了，想立刻弄出一个明白来，这时候另外一个县委的妇女干部陪着红梅从胡同那头出来了，刘处长便极神秘地说：“上车吧，高县长，啥儿也别问，到县里你就知道了。”我们就这样被从程岗接走了。与二程牌坊、程寺和程岗大队的上千口人告别了，和革命与斗争、战斗与友谊、敌人和朋友，程庆林与程天顺、大街与小巷，地道与麦场，耙耧与树木，鸡猪与碗筷等等等等告别了。我坐在车前座位上，他们三个坐在后排座位上。从车子的小镜里，我看见红梅脸上满是兴奋的疑云，像没有生成的红霞一样飘挂着。那当儿，我极想坐到后排去，和她挤在一块儿，身挨着身，腿挨着腿，彼此的手偷偷拉在一起，以便传递我们二人激动和蹦蹦跳跳的喜悦与压抑。可是，我已经被地委组织部的处长当做革命的新星县长安排在前座了，正县长还是副县长？可能是副县长，毕竟我还不到30岁，毕竟我原来才是副镇长，户籍还在程岗大队里，说到底还是一个农民哩。社会上流行对所有的副职唤时都不加副字，在那次把我害苦了。我想明白我到底是县长还是副县长却又不便问的幸福与苦恼弄得我一路坐卧不宁，为了显示我一个了不起的革命家的气度，我又只能端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弹，直到小车通过我和红梅在程岗十八里外的坟墓狂爱的路上我才朝窗外扭了一下头，轻轻地咳一下。红梅咳了两下，算对我干咳的心领与神会。然后，那轿车———我俩都是第一次坐轿车，座位软的没法说，一路上我无数次的想，那黑亮的铁壳轿车是不是在我果真当了县长之后就归我了呢？———轿车驶过黄家岗大队，驶过红库公社，驶过大坪公社，驶过县城的老城区，79里的风掣电驰，很快就把我们拉进了县委大院后边的一个小院里。那是一个四方小院，三面是机瓦红房，正面是两扇半开的大铁门。我们去时，有持枪的哨兵瞄瞄车牌，就慌忙把铁门敞开了。在那红瓦红墙和红砖铺地的小院停下车（我们像掉进了一个血池里），刘处长先一步下来，到一间屋里去一会，便把我们领进了另外一间套房外的会客室，恭恭敬敬给我们倒上水，让我们坐在一对沙发上。（我和红梅也都是第一次坐沙发，没想到沙发比轿车的座位还要软，下坐时我们两个仿佛如坐牢一模一样，同时慌忙着把身子朝上提了提，把屁股压在了沙发沿儿上。幸亏刘处长正给我们沏水没看到。一个地委组织部的处长亲自给我们泡水喝，这又说明了啥儿、证明了啥儿呢？）他把两个泡着清茶的玻璃杯子放在我们面前的茶几上（我是后来知道那个长条暗红、低矮的小桌的名字叫茶几），然后他如机器一样说：“地委关书记住这儿，他过一会儿出来给你们谈，你们先喝水。”说完刘处长就退将出去了。我们知道九都地委书记叫关明正，可我们不敢相信地委书记会亲自和我俩谈话儿，不敢相信革命发生了如此大的天翻和地覆。说到底我们就是去了一趟耙耧山，把王振海将土地下放的阴谋揭发在革命的光天化日之下了。我们最直接的目的，是尽快把王振海从台上赶下来，把他手中的权力夺过来，我们哪能料到我们揭发的是一起全国最大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大案呢？哪能料到这一要案把县长也从台上炮轰下去呢？滚热的成功之光是果真地提前来到了，提前把我们的双眼照得昏迷了，把我们内心煮得不能安宁了。我们对提前到来的成功毫无准备，如我们最初回到程岗革命时犯下的革命幼稚症一样，这次革命的成功把我和红梅彻底地推向灾难的深渊了。刘处长走了之后，我和红梅不敢大声说话。我们彼此热辣辣、焦渴渴地望了一眼，都感到了对方的目光如铁匠炉里烧红的铁条急需淬火的凉水样急需从对方那儿得到慰贴和降温。我们坐在沙发上，看见刘处长从窗前拐过去，两只手（她的左手和我的右手）就同时咣咚一声抓在一起了。我感到她的手在我的手里又热又烫，软软绵绵，跳跳荡荡，手指脉管里的血在我的手心冲撞着，像崖头的瀑布跌在我的手面上。她说：“爱军，我们革命成功了。”我说：“你知道会让你我到哪一级机构去掌权？”她说：“程岗镇的大权肯定要交给你我了。”
我笑一笑。“你我最少要被提为副县级！”她突然把手抽回去，直愣愣地盯着我。我把声音压得更轻些。“说不定还是正县哩。我们青云直上的日子开始了。”她看看屋里和屋外，不敢相信地朝我缓缓摆了一下头。我想用刘处长的言行来向她证明我的猜测和估计，可不知从哪儿传出了一个响动来，仿佛极小一块木头从窗台或桌上掉下了。那带着灰尘的响声一下把我俩惊住了。直到这时候，直到这当儿，我俩才发现在对面靠里的墙上开着一扇门，才发现我们坐的会客室里除了一对沙发、一个茶几、一张桌子、一部摇把电话、一个洗脸架和一盆清清净净的水外，在那洗脸架的边上还有一块红色的单扇门，单扇门上挂了大半截的白门帘，门帘上绣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门帘后的门是掩着的。我们不知道刚才那个声音是从屋里传来的，还是从门外传来的。我们生怕地委关书记会突然从哪扇门后走出来，生怕他听到了我们刚才的对话，看见了我们的手那样如胶似漆的焊接在一块。我们哗啦一下分开手，正襟危坐地把屁股重新搁在两个红沙发的沿儿上，觉得喉里有些干，可又不敢去喝那玻璃杯里的茶。我们恨不得立刻脱光衣服赤裸裸地滚在一起儿，可我们又不能彼此坐得更近些。我们知道地委关书记在会议室里开会，可我们生恐关书记会一撩那白色的门帘走出来。我们一动不动，一言不发，等待着关书记的到来就像在酷夏等着一阵风，像长夜难明的赤县在等着一盏灯，像暗无天日的旧社会等着一轮红日冉冉升起。时间像水闸后的洪流一样闷胀着。我们的焦急像热锅里的蚂蚁东奔西窜着。屋里有些热，空气中有一股青红粘稠的香味儿，从窗户和门里进来的日光中，尘粒金光闪闪地飞舞着。能听见飞尘相撞的叮当声，能看见灰尘的影儿在地上像微小的黑蝶样起起又落落，能辩出屋里的香味是特意为关书记洒下的，花露水的味道在清凉凉的四处弥漫着。时间越来越呆滞粘稠（我决定我当了县长以后就住在这个小院里，这套房子里），空气越来越温热浑浊（我想革命又一次巨大的成功了，我是不是该和红梅结婚了？）目光里的飞尘颗粒越来越大，赤金色越来越淡（我想这时候能和红梅独处在耙耧山空无人烟的哪条沟里该多好！）屋里的香味越来越像晨草香、热马粪和谁家煮肉的混合味（我想这会儿如果是在耙耧山或程岗镇，我一定得让红梅赤赤裸裸、一丝不挂地在我面前疯跳一段舞）。我们百无聊赖，拘拘谨谨，想喝水没有动杯子，想凉快没有解扣儿，想做那事儿没有再敢拉拉手。我们极想找件事情做一做（比如看报纸、学文件），极想找个符合时宜的话题扯一扯（比如最近国际上又发生了啥儿事，中央又有什么新的指示精神传下来），于是我就把目光从茶几上扭到办公桌子上，看见桌上的手摇电话下压着一张大参考。我起身去把那张《参考消息》拿下来，冷丁儿从《参考消息》中掉出一张四寸彩色照片来。拾起照片一看，见那照片上是一位端庄的中年偏上的女军人，戴着眼镜和无沿帽，看上去面熟而严厉，仿佛她在藐视着眼前的啥儿样。就在那照片下，自自然然写着一句话：我亲爱的夫人！我觉得那照片上的女人极面熟，又一时想不起她是谁。不敢相信她是谁。如果她果然是谁又有谁有胆量在那照片写下那样一句话？我盯着那照片看一会，盯着一笔一画顺顺畅畅写下的“我亲爱的夫人！”看一会，有趣有味地把那照片朝红梅递给去。红梅接过照片匆匆扫一眼，我们等待的那庄严、难忘的一刻突然降临了。伟大的时刻来到了。从门外传来了从容不迫的脚步声。那脚步声不紧不慢，富有节奏、亲切温暖，令人永生难忘地响在窗户下。我们知道是地委关书记从会议室里出来了。究竟是让我们在镇上做革命接班人还是到县里做革命舵手的历史性时刻就到眼前了。是让我们平步青云还是让我们在梯子和台阶上一步步上爬的关键性的谈话就要开始了。我和红梅彼此望一眼，同时从沙发上弹起来，立马如我们所料的中年偏上的地委关书记便在门口出现了。我前边说过了，他单瘦、黝黑、头发花白、目光炯炯有神，穿着旧军装，样子和我们想的如出一辙（刚才照片上的中年偏上的女军人和他是啥儿关系呢？）到屋里他满面红光又意气风发地看我们一眼，向我们招招手，说：“坐、坐。喝水、喝水。”（多么亲切和蔼，令人一世难忘啊！刚才照片上的女军人到底和他是啥儿关系呢？）关书记一边让我们坐下喝水，一边自己拉过办公桌旁的椅子坐下来，日理万机地和我们谈了三分钟的话：“你们的档案和表现我都了解过，很不错，革命就需要你们这样的接班人。“你们知道你们对王振海的发现和揭发的意义多大吗？省里非常重视，中央领导都有了批示。这是一起非常可怕的埋在社会主义集体身下的定时炸弹案，你们不发现，有一天爆炸了，也许要把社会主义的蓝天炸下一个黑洞哩。“小高啊，你多考虑考虑，我和地委组织部的同志都有意让你全面主持该县里的工作，是当县长还是县委书记我们再商量。担子越重，越是党组织对你的考验，不要害怕，不要有顾虑，要大胆工作，只要掌握好方针和路线，就能把工作搞上去。”关书记说到这里把头扭向红梅道：“小夏，我在地区工作这几年，很少碰到像你这样有觉悟的女同志，尤其在农村。你和小高是非常难得的青年干部，年轻有为，前途无量，是当县妇联主任还是副县长，也待我们研究以后再定。当然，就是当妇联主任，也同样是县委委员，同样是副县级。”最后，关书记在我们激动得发抖的感谢和一定不辜负上级组织的培养教育的表态中，从那张红漆椅上站起来，以他低沉、沙哑、有力的嗓音说：“我的会议还没完，你们先到招待所住下来，今天下午抽空我们再详细谈一谈。”他看看我们俩，脸上浮着笑：“你们的家庭情况我都了解啦，都有一个不幸的家庭。都没有被家庭的不幸把意志压垮掉。你们是难得的一对儿，如果你们彼此有同志情，革命爱，志同道合，我这个地委书记愿做你们俩的大红媒，条件是结了婚你们不能在一个单位工作，得有一个调到外县或者地区去工作，这是党的纪律。共产党不允许有人在革命工作中开设夫妻店。”最后，关书记亲切而友好地和我俩一一握了手，把我们送到他的屋外边，叫人陪着我俩朝县委招待所走去了。3阳光下的阴影如同花蕾对春风的思念，如同旱地对流水的期盼，如同海燕对暴风的等待，如同洪流对开启闸门的呼唤。我们被领进县委招待所的两个单间被分别安顿下来之后，就等待着那个不明底细的工作人员立刻走去。可他似乎明白了我和红梅是县里未来的领航人，在招待所房里不断地向我介绍毛巾在哪儿，香皂在哪儿，开水喝完了唤一声他就来续上，床头柜上的一排开关哪个管壁灯，哪个管顶灯，哪个是管收音机（竟有收音机，竟能随时把革命歌曲和音乐播出来）。他里嗦，热情周到，令人厌烦，叫人感动。待他走了之后，我把床头柜上的收音机开关按一下，便立刻有样板戏京剧选段播出来，于是，我忙不迭儿从二号房往红梅住的八号房里跑，到一尘不染的走廊上，却碰见红梅正往我的屋里来，见了我她竟说了一句我想对她说的话：“爱军，我住的屋里床头柜是个收音机，正在播着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我说：“到我屋里吧，我的床头柜也是收音机。”我们回到了二号房间里。到房里我们就急不可耐地把门反锁了，把窗帘拉上了，把收音机打开了，把衣服脱下了。我们热情如火，心潮澎湃，彼此没有多说一句话，彼此没有一个手势和暗示，就默默契契又疯又癫地在床上做起了那事儿。我们以那事儿来庆贺我们的成功和喜悦，以那事儿来平息我们内心的兴奋和波涛，以那事儿来深化我们的同志情和革命爱。我在收音机的伴奏下，做着那件令人心旷神怡、魂飞魄散的事情时，以为红梅会一如往日那样在我的身子下面快活得尖叫起来的，甚至会一如往日那样有一阵脸色苍白，汗如雨注地昏厥过去的，可结果她既没有红彤彤的快活尖叫声，更没有白茫茫的昏过去。她在我的身下痴痴地望着我的脸，双手摸着我的脸，突然呜呜地哭起来，泪如瓢泼一样从她的脸上流到枕头上。我被她的哭声惊住了。看到她那有眼泪流出来，不知道我的狂猛伤了她哪儿，忙把动作闸下来，拿手去她的脸上擦着泪。我说：“你咋了？”她也疼爱地在我脸上抚摸着：“不咋呢。”</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