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洋人大笑
蝈蝈儿伴着我钻出古都开封的城楼，投入一望无际的原野。
我好像一只刚刚钻出笼子的家兔在原本属于自己的世界里东张西望。四个木头轱辘的牛车正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车辙里爬行。云朵携着巨大的阴影如大鸟张开翅膀从大平原上掠过，原野上陡然掀起了嘁嘁喳喳的喧哗。一个个村寨躲在平原擎起的一片片绿阴下，用它们的炮楼向我瞪着黑洞洞的眼睛。豫东大平原推出凝重的风景走进了我的记忆。
母亲说，古代的杞国就坐落在这个大平原上。我长大以后，曾试图为那位“忧天倾”的杞人分担忧虑。我发现，杞国的天空没有山岳的支撑，杞国的陆地没有丛林的庇护，杞国地处封闭的内陆平原，没有宽阔的河流与海港可以让杞人扯起风帆远去。杞人一览无余地把自己袒露给天空，他忧得有理。
在杞国的旧都，我们住在大舅家里。大舅打开一个方匣子，摇了拐把，一个黑色的圆盘开始在方匣子上不停地旋转，一个歪脖子怪物在圆盘上探头探脑，高昂着脑袋的铜喇叭轰然发出了惊心动魄的大笑。我觉得那是一个躲在方匣子里的疯男人向我大笑。没有来由的笑声经久不息，又有男人和女人的笑声参加进去。笑声像一条条火舌在我周围的空气里上蹿下跳。我心惊肉跳，浑身发抖，好奇心和自尊心又使我抓紧了自己的衣襟不肯离去。母亲说，那是大舅从上海带回来的“洋人大笑”。
大舅的客厅里人来人往。当洋人向我大笑的时候，大舅跟杞国的人们正面带焦虑讨论杞国的事情。直到洋人带着笑声远去，大舅才快步走来，关了方匣子，问我：“好听吗？”我摇了摇头，问大舅：“洋人为啥大笑？”大舅好像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想了想说：“是笑咱中国人不争气！”我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却能感觉到大舅语气的悲凉。他延长了“气”字的发音，使它变成了一声悠长的叹息。
我崇拜大舅。他身材高大，目光如炬，穿着据说是在上海读书时特意让一个洋裁缝为他裁制的西装，在杞人忧天的地方来去如风。母亲把我领进了杞地的文庙，那是杞人祭祀孔子的地方，现在是一位留德博士创办的私立中学的校舍。博士是我的一位舅妈的哥哥。大舅接受他的委托，来这里当了一个领不到薪水的校务主任，代博士管理校务。
这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庙院，悠远的岁月如发黑的藤蔓悬挂在老槐树的枝头和大殿翘起的飞檐上随风飘荡。学生们正在庙院里唱歌，是我在开封听过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母亲把我领到一棵老槐树下，说那是杞人的祖先在唐代栽种的槐树，树上悬着一块黑板，黑板上挂着中国地图。在开封的家里也挂着这样的中国地图，父亲说它像一片美丽的海棠叶，我们是这片海棠叶上的小小的露珠。而我把自己想象为在海棠叶上爬来爬去的一种名叫“花豆娘”的昆虫，它裹着鲜红的杂以黑色斑点的外衣，那是我穿着花兜兜的样子。在杞地文庙的这片海棠叶上，却插着一面面黑色的三角形小旗。大舅正在把又一面小黑旗插在海棠叶上。母亲望着小黑旗说：“鬼子又占领商丘了么？”大舅说：“快到兰封了。”他抚摸着皱裂的树皮和流过树血的疖疤，眼睛里跳动着黑色的火光。“耻辱！”他说，“每一天都有一个耻辱！”
我听不懂“耻辱”是什么意思。但我看见小黑旗得意地迎风抖动，如一条条贪婪而肮脏的舌头舐在海棠叶上。大舅发现我望着黑旗发愣，就抚摸着我的脑瓜儿问我：“你是个男孩子吗？”我就叉开腿站着，让大舅验明正身。大舅点头认可说：“好，长大了应该是一条好汉，中国需要好汉。”又对我母亲说：“我们不能让天塌下来，砸在孩子们头上。”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成了一条好汉。但是我知道，这是大舅对我的遗嘱。四年以后，大舅就不明不白地死去，没有坟头，没有尸骨。
但我还必须在这里延伸对大舅的记忆。
大舅也在忧天，而杞地的集市依旧喧闹。
杞地有很好吃的“莫家酱菜”，那是杞人向历代皇帝上贡的贡品。还有“麻屋子，红帐子，里头坐着白胖子。”母亲和姨妈们都会用近乎唱歌的韵味传播这首歌唱花生的童谣，却不喜欢产生这个童谣的沙质土壤，母亲说，中国因为是“一盘散沙”才受人欺负的。母亲牵着我的手，在扯起了布篷、摆满了地摊的集市上游走，越过一切与花生有关的叫卖声，为我寻找“老虎”。母亲在一个老奶奶照管的地摊上找到了它。那是一只用杏黄色家织土布缝制的布老虎，胖墩墩的，额头上有墨写的“王”字，还有一双圆瞪瞪的虎眼和六根放射状虎须。母亲说，那年是虎年，中国人应该属虎。
在这里，我的记忆中第一次出现了敲锣的声音，那是一种“”地向天际扩散，使心脏震颤不已的声音。集市上一阵骚动。一群中学生举着小旗，用竹竿撑起写上了墨黑大字的被单蜂拥而来。大舅走在最前面，与他并肩前行的是一个赤裸着上身敲打铜锣的男人。他用力挥动手臂，脖子上暴起的青筋如蓝色的蚯蚓，在“”的锣声里边走边喊：“杞国的炎黄子孙们，快快醒来吧！鬼子的炸弹已经从天上掉下来，插着膏药旗的坦克车就要从地上辗过来，弥天大火正在从东边烧过来，天真的要塌下来啦！不愿做奴隶的杞人，起来!有血性的兄弟姐妹们，起来!……”
锣声伴着呼喊，旋风一样远去。母亲热泪滚滚。
门楼里却有人说：“瞧，王疯子又在发疯了！”
但我从此记住了这个“疯子”，这是一个敲着铜锣、赤膊前行的杞人。他有着一张黧黑的杞地农民的面孔，肋巴骨一张一合，就有重金属一般的声音从他口中铿铿锵锵地奔腾而出，与锣声一起，敲打在杞国的天上。谁也看不出，这个“疯子”就是委托我大舅代理校务的留德博士。他从汤恩伯将军的监牢里跑出来潜回杞地，在集市上敲锣呐喊以后又悄然不知去向。四年以后，我又在流亡豫西山区的一所大学里看到了他。他与我的父亲都在这所大学里执教。我深感遗憾地没有再看到他呐喊前进时裸露的胸膛和肋巴，却看见他穿着与偏僻的村寨不太相宜的西装，而且从卖柴山民的柴捆里找到了一根具有天然花纹的手杖。手杖像魔杖一样一起一落，敲打着村寨的土路，把一连串的轶闻趣事留在路上。
他是走出杞地的第一个“留洋生”，在德国苦读五年，得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同时也得到了一位美丽的德国姑娘的浪漫爱情却又发现了她具有某种程度的纳粹倾向而断然离异。但也有人说，导致离异的真实原因，是那位美丽而强健的德国女子也承受不了这位中国博士过于高涨的性能力。后一种说法使得杞地的男人感到无比的自豪，乃至于导致了“日耳曼种族优越论”的破产。一位管理大学澡堂的工友公布了他在澡堂里的发现：“你们看见过博士小腹下边的那个东西么？希特勒那小子是绝对比不上的，东条英机也他妈的必败无疑！”
他从德国学成归来，曾被委任为豫北济源县县长，却又在上任第十几天或是第二十几天挂冠而去。问题出在一个承审员正在拷打土匪，当了县长的博士走进审判室说：“你为什么打他？他也享有人权的呀！”承审员说：“他不肯招供。”博士说：“我来问他。”遂问土匪：“好端端的你，何以为匪？”土匪说：“家里穷，饿急了。”博士说：“这是社会问题，怎能怪你！”当即为土匪松绑，好言抚慰说：“回家吧，一路走好！”土匪对县长产生了依依惜别之情，离去时又向他“借支”了一笔有借无还的路费。
博士干县长不成，又受聘于H大学任经济系教授。他露出委屈无奈的样子说：“干这个劳什子教授，怎能拯救国魂于童蒙呢？”于是，他又在家乡杞地创办小学和中学，变卖家产、节衣缩食，把他的教授工资也逐月拿回来办学。他从省城回来，收缴了全校的戒尺、教鞭，让工友拉来一车木柴，召集全校师生开会，宣布从此废除野蛮的体罚制度。他亲手点燃木柴，放火焚烧了戒尺、教鞭，又脱了皮鞋，高举手中说：“我穿着这双皮鞋，踢过一个学生的屁股。”又对皮鞋说：“你应该代我受罚。”遂将皮鞋掷入烈火。据说那是一双德国皮鞋，在烈火中发出格外刺鼻的臭味。博士掩鼻问道：“这是什么气味呢？”博士自答：“这就是法西斯蒂的气味。”博士赤脚而立，继续讲演：“你们务必记住，今后，如果我踢了任何一个同学的屁股，你们都可以踢我的屁股，而不要把它当成博士的屁股。”全场大笑，博士肃立而不笑，说：“在一个健康、合理的社会里，屁股的地位也是一律平等的。”
博士公然贴出通告，在大学课堂上讲授马克思的《资本论》、《帝国主义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有几个来历不明的人躲在窗外偷听，向教室里探头探脑，有人听见“咔嚓”了一下，据说是子弹上膛的声音。博士听而不闻，照讲不误，声遏流云。校长惊慌赶来时，他向校长深鞠一躬说：“为了不累及阁下，请允许我向阁下宣布，我已经把我解聘了。”说毕，就将博士帽戴在手杖上，举在空中，让它滴溜溜地打着转，扬长而去。
博士把自己解聘以后，他在杞地创办的中学也面临饥荒，每月只能发给教师四元钱的伙食费。一位德高望重而饥肠辘辘的老教师就要辞教离去。他率全校学子在这位老教师面前长跪不起，说：“请先生再吃几天杂面条，容我去搞点不义之财，再吃白蒸馍。”他从地上爬起来，直奔安徽合肥，向安徽省主席刘镇华谋职。他留学德国以前，当过刘镇华的家庭教师，深受刘镇华的器重，刘就委任他当了安庆市烟酒税局局长。杞地办学经费从安庆滚滚来。一年后，他病倒在安庆。他的夫人典当了皮袄当路费，来到安庆看他。他问：“老师们还吃杂面条吗？”夫人说：“吃白馍了。”他说：“好，把我的呢子大衣卖了当路费，我们回去吧。”
博士聘请过一位温文尔雅、品学兼优的教导主任，委托他管理全部教务，却不知道他是受到通令缉捕的“赤匪”要犯。“赤匪”就在学校里收容了失散的同志，把学校变成了地下活动的据点。国民党省党部要员到校视察时，与“赤匪”要犯不期而遇，感到似曾相识，确认身份后急来抓捕，“赤匪”越墙而逃。党部要员勃然大怒，令博士交出“赤匪”。博士却抓住党部要员不放，说：“是你把他吓走了，我正要找你要人！”党部要员好不容易才脱出身来，骂了一声：“洋疯子！”不了了之。此后，博士向我大舅叮嘱说：“赶紧在学校后墙上挖个窟窿，下次再出事，别叫人家翻墙头，崴了脚脖子！”
但是，在战争正在迫近而依旧喧闹的集市上，我只记住他是一个赤裸着胸膛敲打铜锣、呐喊前行的杞人，伴着悠远的锣声远去，消逝在历史的云烟里。
集市上的叫卖声又像一缕缕细烟儿蹿上天空：
“烤白薯热哩！”
“豆腐脑热哩！”
“肉包子热哩！”
杞地的叫卖声不如古都开封的好听，缺少悠扬婉转的拖腔和唤起欲望的激情。而且，我听见，一个捧着水烟袋的男人喊了一声：“王疯子热哩！”</p>
我好像一只刚刚钻出笼子的家兔在原本属于自己的世界里东张西望。四个木头轱辘的牛车正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车辙里爬行。云朵携着巨大的阴影如大鸟张开翅膀从大平原上掠过，原野上陡然掀起了嘁嘁喳喳的喧哗。一个个村寨躲在平原擎起的一片片绿阴下，用它们的炮楼向我瞪着黑洞洞的眼睛。豫东大平原推出凝重的风景走进了我的记忆。
母亲说，古代的杞国就坐落在这个大平原上。我长大以后，曾试图为那位“忧天倾”的杞人分担忧虑。我发现，杞国的天空没有山岳的支撑，杞国的陆地没有丛林的庇护，杞国地处封闭的内陆平原，没有宽阔的河流与海港可以让杞人扯起风帆远去。杞人一览无余地把自己袒露给天空，他忧得有理。
在杞国的旧都，我们住在大舅家里。大舅打开一个方匣子，摇了拐把，一个黑色的圆盘开始在方匣子上不停地旋转，一个歪脖子怪物在圆盘上探头探脑，高昂着脑袋的铜喇叭轰然发出了惊心动魄的大笑。我觉得那是一个躲在方匣子里的疯男人向我大笑。没有来由的笑声经久不息，又有男人和女人的笑声参加进去。笑声像一条条火舌在我周围的空气里上蹿下跳。我心惊肉跳，浑身发抖，好奇心和自尊心又使我抓紧了自己的衣襟不肯离去。母亲说，那是大舅从上海带回来的“洋人大笑”。
大舅的客厅里人来人往。当洋人向我大笑的时候，大舅跟杞国的人们正面带焦虑讨论杞国的事情。直到洋人带着笑声远去，大舅才快步走来，关了方匣子，问我：“好听吗？”我摇了摇头，问大舅：“洋人为啥大笑？”大舅好像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想了想说：“是笑咱中国人不争气！”我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却能感觉到大舅语气的悲凉。他延长了“气”字的发音，使它变成了一声悠长的叹息。
我崇拜大舅。他身材高大，目光如炬，穿着据说是在上海读书时特意让一个洋裁缝为他裁制的西装，在杞人忧天的地方来去如风。母亲把我领进了杞地的文庙，那是杞人祭祀孔子的地方，现在是一位留德博士创办的私立中学的校舍。博士是我的一位舅妈的哥哥。大舅接受他的委托，来这里当了一个领不到薪水的校务主任，代博士管理校务。
这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庙院，悠远的岁月如发黑的藤蔓悬挂在老槐树的枝头和大殿翘起的飞檐上随风飘荡。学生们正在庙院里唱歌，是我在开封听过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母亲把我领到一棵老槐树下，说那是杞人的祖先在唐代栽种的槐树，树上悬着一块黑板，黑板上挂着中国地图。在开封的家里也挂着这样的中国地图，父亲说它像一片美丽的海棠叶，我们是这片海棠叶上的小小的露珠。而我把自己想象为在海棠叶上爬来爬去的一种名叫“花豆娘”的昆虫，它裹着鲜红的杂以黑色斑点的外衣，那是我穿着花兜兜的样子。在杞地文庙的这片海棠叶上，却插着一面面黑色的三角形小旗。大舅正在把又一面小黑旗插在海棠叶上。母亲望着小黑旗说：“鬼子又占领商丘了么？”大舅说：“快到兰封了。”他抚摸着皱裂的树皮和流过树血的疖疤，眼睛里跳动着黑色的火光。“耻辱！”他说，“每一天都有一个耻辱！”
我听不懂“耻辱”是什么意思。但我看见小黑旗得意地迎风抖动，如一条条贪婪而肮脏的舌头舐在海棠叶上。大舅发现我望着黑旗发愣，就抚摸着我的脑瓜儿问我：“你是个男孩子吗？”我就叉开腿站着，让大舅验明正身。大舅点头认可说：“好，长大了应该是一条好汉，中国需要好汉。”又对我母亲说：“我们不能让天塌下来，砸在孩子们头上。”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成了一条好汉。但是我知道，这是大舅对我的遗嘱。四年以后，大舅就不明不白地死去，没有坟头，没有尸骨。
但我还必须在这里延伸对大舅的记忆。
大舅也在忧天，而杞地的集市依旧喧闹。
杞地有很好吃的“莫家酱菜”，那是杞人向历代皇帝上贡的贡品。还有“麻屋子，红帐子，里头坐着白胖子。”母亲和姨妈们都会用近乎唱歌的韵味传播这首歌唱花生的童谣，却不喜欢产生这个童谣的沙质土壤，母亲说，中国因为是“一盘散沙”才受人欺负的。母亲牵着我的手，在扯起了布篷、摆满了地摊的集市上游走，越过一切与花生有关的叫卖声，为我寻找“老虎”。母亲在一个老奶奶照管的地摊上找到了它。那是一只用杏黄色家织土布缝制的布老虎，胖墩墩的，额头上有墨写的“王”字，还有一双圆瞪瞪的虎眼和六根放射状虎须。母亲说，那年是虎年，中国人应该属虎。
在这里，我的记忆中第一次出现了敲锣的声音，那是一种“”地向天际扩散，使心脏震颤不已的声音。集市上一阵骚动。一群中学生举着小旗，用竹竿撑起写上了墨黑大字的被单蜂拥而来。大舅走在最前面，与他并肩前行的是一个赤裸着上身敲打铜锣的男人。他用力挥动手臂，脖子上暴起的青筋如蓝色的蚯蚓，在“”的锣声里边走边喊：“杞国的炎黄子孙们，快快醒来吧！鬼子的炸弹已经从天上掉下来，插着膏药旗的坦克车就要从地上辗过来，弥天大火正在从东边烧过来，天真的要塌下来啦！不愿做奴隶的杞人，起来!有血性的兄弟姐妹们，起来!……”
锣声伴着呼喊，旋风一样远去。母亲热泪滚滚。
门楼里却有人说：“瞧，王疯子又在发疯了！”
但我从此记住了这个“疯子”，这是一个敲着铜锣、赤膊前行的杞人。他有着一张黧黑的杞地农民的面孔，肋巴骨一张一合，就有重金属一般的声音从他口中铿铿锵锵地奔腾而出，与锣声一起，敲打在杞国的天上。谁也看不出，这个“疯子”就是委托我大舅代理校务的留德博士。他从汤恩伯将军的监牢里跑出来潜回杞地，在集市上敲锣呐喊以后又悄然不知去向。四年以后，我又在流亡豫西山区的一所大学里看到了他。他与我的父亲都在这所大学里执教。我深感遗憾地没有再看到他呐喊前进时裸露的胸膛和肋巴，却看见他穿着与偏僻的村寨不太相宜的西装，而且从卖柴山民的柴捆里找到了一根具有天然花纹的手杖。手杖像魔杖一样一起一落，敲打着村寨的土路，把一连串的轶闻趣事留在路上。
他是走出杞地的第一个“留洋生”，在德国苦读五年，得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同时也得到了一位美丽的德国姑娘的浪漫爱情却又发现了她具有某种程度的纳粹倾向而断然离异。但也有人说，导致离异的真实原因，是那位美丽而强健的德国女子也承受不了这位中国博士过于高涨的性能力。后一种说法使得杞地的男人感到无比的自豪，乃至于导致了“日耳曼种族优越论”的破产。一位管理大学澡堂的工友公布了他在澡堂里的发现：“你们看见过博士小腹下边的那个东西么？希特勒那小子是绝对比不上的，东条英机也他妈的必败无疑！”
他从德国学成归来，曾被委任为豫北济源县县长，却又在上任第十几天或是第二十几天挂冠而去。问题出在一个承审员正在拷打土匪，当了县长的博士走进审判室说：“你为什么打他？他也享有人权的呀！”承审员说：“他不肯招供。”博士说：“我来问他。”遂问土匪：“好端端的你，何以为匪？”土匪说：“家里穷，饿急了。”博士说：“这是社会问题，怎能怪你！”当即为土匪松绑，好言抚慰说：“回家吧，一路走好！”土匪对县长产生了依依惜别之情，离去时又向他“借支”了一笔有借无还的路费。
博士干县长不成，又受聘于H大学任经济系教授。他露出委屈无奈的样子说：“干这个劳什子教授，怎能拯救国魂于童蒙呢？”于是，他又在家乡杞地创办小学和中学，变卖家产、节衣缩食，把他的教授工资也逐月拿回来办学。他从省城回来，收缴了全校的戒尺、教鞭，让工友拉来一车木柴，召集全校师生开会，宣布从此废除野蛮的体罚制度。他亲手点燃木柴，放火焚烧了戒尺、教鞭，又脱了皮鞋，高举手中说：“我穿着这双皮鞋，踢过一个学生的屁股。”又对皮鞋说：“你应该代我受罚。”遂将皮鞋掷入烈火。据说那是一双德国皮鞋，在烈火中发出格外刺鼻的臭味。博士掩鼻问道：“这是什么气味呢？”博士自答：“这就是法西斯蒂的气味。”博士赤脚而立，继续讲演：“你们务必记住，今后，如果我踢了任何一个同学的屁股，你们都可以踢我的屁股，而不要把它当成博士的屁股。”全场大笑，博士肃立而不笑，说：“在一个健康、合理的社会里，屁股的地位也是一律平等的。”
博士公然贴出通告，在大学课堂上讲授马克思的《资本论》、《帝国主义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有几个来历不明的人躲在窗外偷听，向教室里探头探脑，有人听见“咔嚓”了一下，据说是子弹上膛的声音。博士听而不闻，照讲不误，声遏流云。校长惊慌赶来时，他向校长深鞠一躬说：“为了不累及阁下，请允许我向阁下宣布，我已经把我解聘了。”说毕，就将博士帽戴在手杖上，举在空中，让它滴溜溜地打着转，扬长而去。
博士把自己解聘以后，他在杞地创办的中学也面临饥荒，每月只能发给教师四元钱的伙食费。一位德高望重而饥肠辘辘的老教师就要辞教离去。他率全校学子在这位老教师面前长跪不起，说：“请先生再吃几天杂面条，容我去搞点不义之财，再吃白蒸馍。”他从地上爬起来，直奔安徽合肥，向安徽省主席刘镇华谋职。他留学德国以前，当过刘镇华的家庭教师，深受刘镇华的器重，刘就委任他当了安庆市烟酒税局局长。杞地办学经费从安庆滚滚来。一年后，他病倒在安庆。他的夫人典当了皮袄当路费，来到安庆看他。他问：“老师们还吃杂面条吗？”夫人说：“吃白馍了。”他说：“好，把我的呢子大衣卖了当路费，我们回去吧。”
博士聘请过一位温文尔雅、品学兼优的教导主任，委托他管理全部教务，却不知道他是受到通令缉捕的“赤匪”要犯。“赤匪”就在学校里收容了失散的同志，把学校变成了地下活动的据点。国民党省党部要员到校视察时，与“赤匪”要犯不期而遇，感到似曾相识，确认身份后急来抓捕，“赤匪”越墙而逃。党部要员勃然大怒，令博士交出“赤匪”。博士却抓住党部要员不放，说：“是你把他吓走了，我正要找你要人！”党部要员好不容易才脱出身来，骂了一声：“洋疯子！”不了了之。此后，博士向我大舅叮嘱说：“赶紧在学校后墙上挖个窟窿，下次再出事，别叫人家翻墙头，崴了脚脖子！”
但是，在战争正在迫近而依旧喧闹的集市上，我只记住他是一个赤裸着胸膛敲打铜锣、呐喊前行的杞人，伴着悠远的锣声远去，消逝在历史的云烟里。
集市上的叫卖声又像一缕缕细烟儿蹿上天空：
“烤白薯热哩！”
“豆腐脑热哩！”
“肉包子热哩！”
杞地的叫卖声不如古都开封的好听，缺少悠扬婉转的拖腔和唤起欲望的激情。而且，我听见，一个捧着水烟袋的男人喊了一声：“王疯子热哩！”</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