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然而,这对我如此重要的一天,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天——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一日,在别人看来,竟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的任何一天没有区别,毫无二致。
这使我有点失望。当车把式海喜喜——进村的时候,我听见别人叫他“喜喜”——在日头偏西时终于把大车赶进一处居民点后,我们几个就业人员并没有看见有任何欢迎我们的表示。这里连狗也没有一条,也没有鸡鸭,只有几个衣衫褴褛的老汉懒洋洋地坐在水泥桥头,借着夕阳的余辉取暖。他们对我们眼皮也不抬。这个村子和劳改农场房舍的格局没有两样,一律是一排排兵营式的黄色的土坯房。但比劳改农场还要破旧,许多处墙根已经被硝碱浸蚀得塌掉了泥皮——劳改农场里有的是劳动力,可以随时修修补补的。只不过这儿在每扇矮小的木板门口,有一两堆被雨雪淋得发黑的柴禾,或是拉着晾衣裳的绳子,显示出那么一点农村的居家气氛。
大车经过一排排房舍前面凹凸不平的空地,除了柴禾还是柴禾,没有一个人。我们好像到了一处被废弃了的荒村。
“妈的!都死绝了!……往哪达儿拉呀……”
海喜喜从优秀的民歌手又一下子恢复了车把式的本来面目,用不能形诸笔墨的语言嘟嘟哝哝地谩骂了一通。显然,他并不知道把我们几个新来的农工安顿在哪里,对这趟差使似乎也极不高兴。他已经跳下车辕,勒着马嚼子,一边催马前行,一边东张西望。从桥头那几个老汉对他的称呼,我们知道了他绝不是干部,不是书记、队长、出纳、会计之类的人物,从而大大地削弱了我们对他的敬意。我们也不答理他:你爱往哪儿拉就往哪儿拉吧!这是你的责任。
走到最后一排土坯房,再没有地方可去了。在一间好似仓库的门前,他“吁、吁”地把牲口呵止住,一脚蹬起车底盘下的支架,三下五除二地把三匹马卸了套,管自牵走了马,一句话也没有给我们留下。
我们几个人都有点沮丧。对我们新来的工人——我们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如此简慢不说,肚子也早饿瘪了。我想把怀里的稗子面馍馍掏出来吃,但还是忍住了。吃东西是最大的享受,必须在毫无干扰的、非常宁静的氛围中咀嚼,才能品出每一个食物分子的味道。这时我们还没有安下身,说不定马上还要转移,现在吃,是最大的浪费!“喂,伙计们!咱们大概就住在这儿。”“营业部主任”在一扇破窗户前面探头探脑。他总交好运道,就在于他心里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不老老实实,总要钻天觅缝地找点小自由。
譬如现在,在我们几个人都不知所措的时候,他早已把周围的环境观察好了。
“这不是场部,”他说,“这不过是这个农场的一个队。你们看,这他妈的就是咱们的宿舍。还不如劳改队!劳改队还有火炕。”我们从没有玻璃的窗口朝里望去:泥地上均匀地铺着刚拉来的干草,除此之外,别无它物;暗黄的土墙泥面也剥落了,露出一片片草秸。是的,这宿舍可真不怎么样!
“我一看这就是个穷地方!”从兰州来的报社编辑说,“和我过去到过的定西农村一个样!”
“好地方轮得着你我?”过去的辎重团中尉,上过朝鲜战场的英雄骂骂咧咧的。他虽然也被劳改了三年,还是认为自己应该受到特殊的礼遇。“这他妈的不过是从十八层地狱到了十七层!”“算了吧,大家少说两句。”上海来的银行会计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说,“既来之,则安之。反正谁也在这里呆不长,能忍则忍吧……”转而,几个人稍稍地有了兴致,谈论起各自的家属给他们联系工作的情况。是的,他们不会在这里呆长的。他们的家在上海、西安、兰州……这样的大城市,他们的老婆都在活动着把他们办到那里郊区的农场去;“营业部主任”也不例外,他不久也能回到这个省城的郊区。他们有老婆孩子,他们要回去团圆,这是国家政策允许的。“和定西农村一样穷”也好,“十七层地狱”也好,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个过渡,他们很快就能上天堂。只有我,是注定要在这里呆到全然不可预测的未来,也许直呆到老、到死的。我母亲是北京街道上一个穷老婆子,毫无办法;我那官僚兼资本家的大家庭,被日本人的炮火摧毁后即一蹶不振,树倒猢狲散,经过八年离乱,正如《红楼梦》里写的,“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了。我没有资格和他们一起畅谈美好的前景,独自蹲在一旁想心思。今天,我获得自由的第一天,种种好兆头(除了没有拣着黄萝卜之外)鼓舞了我。我既然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就一定能够活下去。死而复生的人,会把今后的日子全看作是残生。或许我还能活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甚至五十年、六十年,但那全是残生了——多么长的残生啊!而只要认为自己早已死去,现在肉体尚未腐烂,尚能活动,尚能看见太阳,听到歌声,不过是自己的侥幸,是自己白拣来的便宜,就什么困苦贫穷都不在话下了。家庭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我本人也成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所以尽管我有点失望,倒并不特别不满。我已学会了忍耐和不发牢骚。
大约过了半小时,我们看到村子外面的田野上有许多人扛着铁锹往回走,前排房子也响起了人声。收工了。一个瘸腿的中年汉子拐过房角向我们走来。
“来啦?”他并不看谁,低着头从手中的一串钥匙中挑出一把,开开门,顺口问了一句,算是跟我们打了招呼。随即转身又走了。“喂,队长呢?”中尉在他背后叫,“咱们总得办手续、报到哇!”他一出劳改农场就续接上在部队的习惯。习惯,真是难以改变的东西。“队长歇歇就来。”瘸子头也不回地说。
没有什么可等的。既然要活下去,就要会生活。我第一个爬上大车,把放在最上面的烂棉花网套取了下来——这就是我的全部财产。我用胳膊一夹,排闼而入,先把干草尽量往墙根踢拢,使墙根的干草堆得厚厚的,又用眼角瞟瞟旁边:也不能让旁边的干草太薄。狼孩也有狼孩的道德;我活,也要让别人活。然后,我把烂网套往墙根一撂:这个地方是我的了!
“喂,喂!你们干啥?你们干啥?队长还没有来分铺哩!……”“营业部主任”气急败坏地嚷嚷。如果他占据了墙根,他是不会这样叫的。他虽然不断瞅空子搞小自由,但一旦小自由的利益被别人获取,他就宁愿舍弃自由而去找领导:我没有得到,也不能让你得到!今天早晨,他因为怕自己的行李放在大车的最上层会在路上颠下来,第一个搬出行李,放在大车的车底盘上。现在,等他搬进自己的铺盖,三面墙根都让别人占了。对不起,你睡在门边上喝西北风吧!
不理他!你活,也要让我活。他被子褥子齐全,还有一件老羊皮袄,按平均主义的原则,他也应该睡在门口。我打开我的烂网套,把哲学讲师送我的《资本论》第一卷塞在网套下当枕头,旁若无人地、直挺挺地在我的“床”上躺下了。
墙根,这是多么美好的地方!“在家靠娘,出门靠墙”,这句谚语真是没有一点杂质的智慧。在集体宿舍里,你占据了墙根,你就获得了一半的自由,少了一半的干扰;对我这样连纸箱子也没有的人,墙根就更为重要了。要是有点小家当,针头线脑、破鞋烂袜之类,或是“祖宗有灵”,搞到了一点吃食,只有贮藏在墙根的干草下面。如果财产更多一点,还有一面墙供你利用。你可以把东西捆扎起来挂在墙上。更妙的是,你要看点书,写封家信,抑或心灵中那秘密的一角要展开活动,你就干脆面朝着墙,那么,现实世界的一切都会远远地离开你,你能够去苦思冥想。睡了四年号子,我才懂得悟道的高僧为什么都要经过一番“面壁”。是的,墙壁会用永恒的沉默告诉你很多道理。</p>
这使我有点失望。当车把式海喜喜——进村的时候,我听见别人叫他“喜喜”——在日头偏西时终于把大车赶进一处居民点后,我们几个就业人员并没有看见有任何欢迎我们的表示。这里连狗也没有一条,也没有鸡鸭,只有几个衣衫褴褛的老汉懒洋洋地坐在水泥桥头,借着夕阳的余辉取暖。他们对我们眼皮也不抬。这个村子和劳改农场房舍的格局没有两样,一律是一排排兵营式的黄色的土坯房。但比劳改农场还要破旧,许多处墙根已经被硝碱浸蚀得塌掉了泥皮——劳改农场里有的是劳动力,可以随时修修补补的。只不过这儿在每扇矮小的木板门口,有一两堆被雨雪淋得发黑的柴禾,或是拉着晾衣裳的绳子,显示出那么一点农村的居家气氛。
大车经过一排排房舍前面凹凸不平的空地,除了柴禾还是柴禾,没有一个人。我们好像到了一处被废弃了的荒村。
“妈的!都死绝了!……往哪达儿拉呀……”
海喜喜从优秀的民歌手又一下子恢复了车把式的本来面目,用不能形诸笔墨的语言嘟嘟哝哝地谩骂了一通。显然,他并不知道把我们几个新来的农工安顿在哪里,对这趟差使似乎也极不高兴。他已经跳下车辕,勒着马嚼子,一边催马前行,一边东张西望。从桥头那几个老汉对他的称呼,我们知道了他绝不是干部,不是书记、队长、出纳、会计之类的人物,从而大大地削弱了我们对他的敬意。我们也不答理他:你爱往哪儿拉就往哪儿拉吧!这是你的责任。
走到最后一排土坯房,再没有地方可去了。在一间好似仓库的门前,他“吁、吁”地把牲口呵止住,一脚蹬起车底盘下的支架,三下五除二地把三匹马卸了套,管自牵走了马,一句话也没有给我们留下。
我们几个人都有点沮丧。对我们新来的工人——我们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如此简慢不说,肚子也早饿瘪了。我想把怀里的稗子面馍馍掏出来吃,但还是忍住了。吃东西是最大的享受,必须在毫无干扰的、非常宁静的氛围中咀嚼,才能品出每一个食物分子的味道。这时我们还没有安下身,说不定马上还要转移,现在吃,是最大的浪费!“喂,伙计们!咱们大概就住在这儿。”“营业部主任”在一扇破窗户前面探头探脑。他总交好运道,就在于他心里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不老老实实,总要钻天觅缝地找点小自由。
譬如现在,在我们几个人都不知所措的时候,他早已把周围的环境观察好了。
“这不是场部,”他说,“这不过是这个农场的一个队。你们看,这他妈的就是咱们的宿舍。还不如劳改队!劳改队还有火炕。”我们从没有玻璃的窗口朝里望去:泥地上均匀地铺着刚拉来的干草,除此之外,别无它物;暗黄的土墙泥面也剥落了,露出一片片草秸。是的,这宿舍可真不怎么样!
“我一看这就是个穷地方!”从兰州来的报社编辑说,“和我过去到过的定西农村一个样!”
“好地方轮得着你我?”过去的辎重团中尉,上过朝鲜战场的英雄骂骂咧咧的。他虽然也被劳改了三年,还是认为自己应该受到特殊的礼遇。“这他妈的不过是从十八层地狱到了十七层!”“算了吧,大家少说两句。”上海来的银行会计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说,“既来之,则安之。反正谁也在这里呆不长,能忍则忍吧……”转而,几个人稍稍地有了兴致,谈论起各自的家属给他们联系工作的情况。是的,他们不会在这里呆长的。他们的家在上海、西安、兰州……这样的大城市,他们的老婆都在活动着把他们办到那里郊区的农场去;“营业部主任”也不例外,他不久也能回到这个省城的郊区。他们有老婆孩子,他们要回去团圆,这是国家政策允许的。“和定西农村一样穷”也好,“十七层地狱”也好,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个过渡,他们很快就能上天堂。只有我,是注定要在这里呆到全然不可预测的未来,也许直呆到老、到死的。我母亲是北京街道上一个穷老婆子,毫无办法;我那官僚兼资本家的大家庭,被日本人的炮火摧毁后即一蹶不振,树倒猢狲散,经过八年离乱,正如《红楼梦》里写的,“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了。我没有资格和他们一起畅谈美好的前景,独自蹲在一旁想心思。今天,我获得自由的第一天,种种好兆头(除了没有拣着黄萝卜之外)鼓舞了我。我既然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就一定能够活下去。死而复生的人,会把今后的日子全看作是残生。或许我还能活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甚至五十年、六十年,但那全是残生了——多么长的残生啊!而只要认为自己早已死去,现在肉体尚未腐烂,尚能活动,尚能看见太阳,听到歌声,不过是自己的侥幸,是自己白拣来的便宜,就什么困苦贫穷都不在话下了。家庭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我本人也成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所以尽管我有点失望,倒并不特别不满。我已学会了忍耐和不发牢骚。
大约过了半小时,我们看到村子外面的田野上有许多人扛着铁锹往回走,前排房子也响起了人声。收工了。一个瘸腿的中年汉子拐过房角向我们走来。
“来啦?”他并不看谁,低着头从手中的一串钥匙中挑出一把,开开门,顺口问了一句,算是跟我们打了招呼。随即转身又走了。“喂,队长呢?”中尉在他背后叫,“咱们总得办手续、报到哇!”他一出劳改农场就续接上在部队的习惯。习惯,真是难以改变的东西。“队长歇歇就来。”瘸子头也不回地说。
没有什么可等的。既然要活下去,就要会生活。我第一个爬上大车,把放在最上面的烂棉花网套取了下来——这就是我的全部财产。我用胳膊一夹,排闼而入,先把干草尽量往墙根踢拢,使墙根的干草堆得厚厚的,又用眼角瞟瞟旁边:也不能让旁边的干草太薄。狼孩也有狼孩的道德;我活,也要让别人活。然后,我把烂网套往墙根一撂:这个地方是我的了!
“喂,喂!你们干啥?你们干啥?队长还没有来分铺哩!……”“营业部主任”气急败坏地嚷嚷。如果他占据了墙根,他是不会这样叫的。他虽然不断瞅空子搞小自由,但一旦小自由的利益被别人获取,他就宁愿舍弃自由而去找领导:我没有得到,也不能让你得到!今天早晨,他因为怕自己的行李放在大车的最上层会在路上颠下来,第一个搬出行李,放在大车的车底盘上。现在,等他搬进自己的铺盖,三面墙根都让别人占了。对不起,你睡在门边上喝西北风吧!
不理他!你活,也要让我活。他被子褥子齐全,还有一件老羊皮袄,按平均主义的原则,他也应该睡在门口。我打开我的烂网套,把哲学讲师送我的《资本论》第一卷塞在网套下当枕头,旁若无人地、直挺挺地在我的“床”上躺下了。
墙根,这是多么美好的地方!“在家靠娘,出门靠墙”,这句谚语真是没有一点杂质的智慧。在集体宿舍里,你占据了墙根,你就获得了一半的自由,少了一半的干扰;对我这样连纸箱子也没有的人,墙根就更为重要了。要是有点小家当,针头线脑、破鞋烂袜之类,或是“祖宗有灵”,搞到了一点吃食,只有贮藏在墙根的干草下面。如果财产更多一点,还有一面墙供你利用。你可以把东西捆扎起来挂在墙上。更妙的是,你要看点书,写封家信,抑或心灵中那秘密的一角要展开活动,你就干脆面朝着墙,那么,现实世界的一切都会远远地离开你,你能够去苦思冥想。睡了四年号子,我才懂得悟道的高僧为什么都要经过一番“面壁”。是的,墙壁会用永恒的沉默告诉你很多道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