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我们在Ｃ市大街随便盯上的这个人，竟把我们带到××矿，带到南京，最后带到Ｓ市这个偏远的山沟里来了，绕了好大一个圈子！他在××矿、在南京的言行没有什么“异常情况”，不必记他，且看他回到Ｓ市矿务局机械总厂以后的事吧。如果不节外生枝，赵信书此“案”也就不了了之，以后慢慢传出来，至多变成一个笑话，像“小老广”的“红豆”一样供大家一乐罢了。Ｓ市矿务局机械总厂给Ｃ市公安局复函中所说的“如归厂后发现异常情况，当即时函告”等语，不过是支应差事的套话，对赵信书这样的书呆子，谁也不会再去注意他。可是，这时偏偏有这么一件事，来了这么一个人，于是，在赵信书还傻头傻脑地盼着Ｃ市钱如泉给他来信的同时，他的背后，却展开了一系列有关他的紧张活动，光厂党委会就开了三次。Ｓ市矿务局从西德引进了一套机器。这套机器的安装、调试、运转都由机械总厂负责。去年年底，西德专家来洽谈过一次，现在，机器运来了，专家也跟着来了。按合同，他要指导安装，待试车成功以后才算完成任务。去年西德专家来，是由赵信书陪同当翻译的。因为矿务局的技术人员懂得英语、日语的虽然很多，而懂得德语的却只有赵信书这么一个宝贝。那么这一次，能不能再让赵信书去跟外国人接触呢？
请注意，在这篇小说中我们不但要把真实的地名人名隐去，还要把矿山的种类和机器设备的名称隐去。因为只要暴露一个实际名词，有人就能从某份内部通报上查出整个事件的真相，这一来，对号入座的人就太多了。我们的小说也不叫小说，叫报告文学了。而报告文学是最难写的，批评也不是，表扬也不是，总会遭到“违反真实”的指责。并且，我们如果把技术上的事写得太细，不熟悉这种专业的读者读起来也会感到枯燥。幸好小说不是写机器，而是写人的；机器、技术的描写我们就从略了。感谢相声演员马季给了我们灵感，他在一九八四年迎春晚会上表演推销“宇宙牌”香烟，说是有一种新产品叫ＷＣ。这样，我们干脆就把西德运来的这套机器称作ＷＣ好了。现在，ＷＣ机器来了，西德专家汉斯（这也不是他护照上的名字，而是我们给他起的一个最普遍的德国姓，就像俄国的伊凡、中国的张三李四一样）也到了Ｓ市。还让不让赵信书去当翻译，厂党委会上煞费脑筋。
“老赵这个人我很了解，”新上任的厂长、原厂副总工程师李任重思忖着说，“我和他一起工作了二十多年。说这个人缩手缩脚，工作没有魄力，不主动，不能独当一面，我是信的。可是我不信他会搞什么见不得人的名堂。这两天我们讨论来讨论去，不就是为了Ｃ市公安局来的那封调查函件吗？我看，那也并不能说明老赵有什么问题。咳！……”
说到这里，李任重摸着剃得发青的下巴沉吟了。他瘦高个子，身材匀称，年轻时一定很漂亮。如今已五十开外，两鬓已经花白，自当了厂长以来，性格也比过去稳健得多了。并且，他是搞科学的，科学讲究反证，但此刻他也拿不出什么有力的反证来证明赵信书没有问题；他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不能仅仅靠经验、靠直觉办事。于是他咳了一声后，沉默了下来。冷场片刻，厂党委副书记周绍文轻轻地叹了口气，绕了一个圈子说：“唉！现在，社会上要比过去复杂多了。我记得报上还登过这么一件事：南方哪个省的一个高干，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竟想把自己的女儿给香港的富商做小老婆。唉！真是……”“真是”什么，他也没说出来，言外之意是，社会比过去复杂了，人也会变得复杂起来，不能用过去的历史来证明此人现在不会出问题。李任重看了他一眼，觉得他这个论据也没有什么说服力，便没有理睬他的话，接着说：“我看我们还是早点决定吧，汉斯先生在Ｓ市已经住了三天了，总不能再拖下去。我的意见还是让老赵去试试，万一有什么问题……”“万一有什么问题”怎么办？这位新提拔上来的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又傻眼了，自己也拿不出办法，只好焦躁地在皮椅上扭动了一下。
“真要命！这种事又没法表决的。”厂党委书记吴克功拍了拍桌子。在我们看来，他长得却有点像钱如泉，面白体胖，是个心地宽厚的人。他也觉得这种事情可笑，一面笑一面叹息。
“赵工这份怪电报真给我们出了个难题。不把它当回事吧，人家公安局都注意上了，那个钱如泉又是那么种人。把它当回事吧，赵工又是这么个老实头子……嘿嘿！……”
提到钱如泉，周绍文倒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他用笔敲着记事本说：“哦，去年汉斯临走的时候，有这么一件事，不知你们还记得不记得？当时汉斯的确给我们出了些好主意，我们想表示表示谢意，送给他点什么。可是他说别的都不要，只要中国的一个小古董。这话也是赵工翻译的。后来，我们花了四十块钱买了一个仿制的汉朝瓦当送给他。他也不懂真假，高兴得眉开眼笑。买古董这事，我记得去年党委会的会议记录上有……”周绍文向来是绕着圈子说话，但他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总能使人听明白。果然，这种联想引起了党委成员们的注意，连李任重都警觉地皱了皱眉头：是不是这个书呆子真的受汉斯私下的委托，代买什么古董，这次趁出差的机会和Ｃ市的一个古董贩子挂上了钩，却卷进一件违法案件中去了呢？……“嗯，这事倒是有的。”党委书记吴克功点点头，又搔搔花白的短发，带着无可奈何的、会意的笑容说，“嗯，这里面，嗯，他们这里面，是不是……啊，有啥……哎，老郑，这个汉斯会不会说英文呢？要会说英文，事情就好办了。咱们厂好几个工程师都会英文哩，哪怕由李厂长抽出点时间来陪陪他呢。”
吴克功不愧搞过长期的政治工作，搔了搔头就想出了这个李代桃僵的办法。负责临时接待外国专家的郑副厂长埋在靠墙的沙发里，用不满的口气回答：“这事我早就问过他了。他会英文，可是他说他是德累斯顿人，在国外，他向来不用英文说话。”
“啥？德累……”吴书记诧异地问，“那不是德国？那跟不说英文有啥关系？会英文，又不说英文。这，这里面……”在这方面，吴书记可又胡涂了。郑副厂长懒得跟他解释，埋在沙发里喝茶。显然这位副厂长、党委委员有自己的看法，如果采取表决的话，他是会投赵信书的票的，但他却不愿在会上表态：管他呢！书记厂长决定谁去当翻译谁就去吧！
“德累斯顿是德国的一个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美国空军炸了个一塌糊涂。”李任重见吴克功的窘态，看不过去，耐心地告诉吴书记。“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汉斯才不在国外说英语。这也是他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
“何止于一塌糊涂！当时汉斯面红耳赤地说，他的父母就是被美国飞机炸死的！”李厂长说话了，郑副厂长才用激烈的口气补充了一句。他们俩的关系有点别扭。可正因为关系别扭，才能从反面激出话来。
吴克功总算明白了，但又搔开了头。会议僵在这儿，和前两次一样，无法进行下去。
“哎！老郑，他跟你说这话的时候是用英文还是用德文的？”
周绍文灵机一动，想到了妙计。但他还是不愿直接说出来；他要引导别人往他的妙计里钻。
“德文。”郑副厂长眼睛都不看他，仅仅吐了两个字。
“那么，”周副书记面带微妙的笑容，“他说的是德文，你怎么懂得的呢？”“我怎么懂的？我前天不就汇报过了么？我只好从省社会科学院借了个新分来的大学生！”郑副厂长的潜台词是：你别的事情记得倒挺清楚，前天的事你却记不得了！
“嘿嘿！”周绍文点点头，眼睛横扫过会议桌，朝大家一笑。意思是：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李任重当即明白了，但他觉得这个办法不妥。可是这时候他的脑子被古董、钱如泉、“黑炮”、汉斯、赵信书和“社会比过去复杂了”等等所干扰，乱成一团，也没有表示异议。吴书记两眼还瞪着周绍文，不太懂得这位副书记的圈子。至于郑副厂长，他的心思根本不在这个会上。他当了多年的副厂长，工作勤勤恳恳，没犯过大错，可是这次调整班子，他还是副厂长，却让李任重当了正厂长，所以他抱定了冷眼旁观的态度。这时，管财务的王副厂长忍不住了，皱着眉头拍了拍记录本。“行啦，行啦！”他不耐烦地说，“我看我们也别再讨论了，就照周副书记想的办法办吧。老郑，既然你已经请了一个翻译，那就请到底算了。咱们顶多给他单位付点借调的劳务费和出差费，要不了多少钱。我告诉你们，Ｓ市的招待所愣敲竹杠，一套特级房间一天要我们四十多块钱；机器还放在车站的仓库里，每天又要付钱，过期不取还要罚款！咱们坐在这儿讨论，人民币可是不停地朝外淌哩！”
“嗯，老周的办法倒是个办法。”吴克功终于恍然大悟，高兴地说，“既然请了一个大学生来，就让他一直陪同当翻译好了。老郑，你再跟省社会科学院商量商量，把这事定下来。至于赵工呢，”他把脸转向厂长李任重，“咱们也别难为他，还是要注意知识分子政策。你想，要是他没啥问题，我们不让他跟那个德国人接触，对他也没啥妨碍；要是他真有啥问题呢，我们让他跟那个德国人接触，不是倒给他提供了一个犯错误的机会，反而害了一个同志么？你说，是不是这样？”
李任重看着吴克功笑眯眯的脸，觉得这位党委书记抱的态度还是与人为善的，心里不觉有些感动。“好吧，”他点点头。“我们目前也只有这样做了。”
事情总算在第三次党委会上定下来：赵工靠边，找人顶替，赶快去接汉斯。</p>
请注意，在这篇小说中我们不但要把真实的地名人名隐去，还要把矿山的种类和机器设备的名称隐去。因为只要暴露一个实际名词，有人就能从某份内部通报上查出整个事件的真相，这一来，对号入座的人就太多了。我们的小说也不叫小说，叫报告文学了。而报告文学是最难写的，批评也不是，表扬也不是，总会遭到“违反真实”的指责。并且，我们如果把技术上的事写得太细，不熟悉这种专业的读者读起来也会感到枯燥。幸好小说不是写机器，而是写人的；机器、技术的描写我们就从略了。感谢相声演员马季给了我们灵感，他在一九八四年迎春晚会上表演推销“宇宙牌”香烟，说是有一种新产品叫ＷＣ。这样，我们干脆就把西德运来的这套机器称作ＷＣ好了。现在，ＷＣ机器来了，西德专家汉斯（这也不是他护照上的名字，而是我们给他起的一个最普遍的德国姓，就像俄国的伊凡、中国的张三李四一样）也到了Ｓ市。还让不让赵信书去当翻译，厂党委会上煞费脑筋。
“老赵这个人我很了解，”新上任的厂长、原厂副总工程师李任重思忖着说，“我和他一起工作了二十多年。说这个人缩手缩脚，工作没有魄力，不主动，不能独当一面，我是信的。可是我不信他会搞什么见不得人的名堂。这两天我们讨论来讨论去，不就是为了Ｃ市公安局来的那封调查函件吗？我看，那也并不能说明老赵有什么问题。咳！……”
说到这里，李任重摸着剃得发青的下巴沉吟了。他瘦高个子，身材匀称，年轻时一定很漂亮。如今已五十开外，两鬓已经花白，自当了厂长以来，性格也比过去稳健得多了。并且，他是搞科学的，科学讲究反证，但此刻他也拿不出什么有力的反证来证明赵信书没有问题；他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不能仅仅靠经验、靠直觉办事。于是他咳了一声后，沉默了下来。冷场片刻，厂党委副书记周绍文轻轻地叹了口气，绕了一个圈子说：“唉！现在，社会上要比过去复杂多了。我记得报上还登过这么一件事：南方哪个省的一个高干，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竟想把自己的女儿给香港的富商做小老婆。唉！真是……”“真是”什么，他也没说出来，言外之意是，社会比过去复杂了，人也会变得复杂起来，不能用过去的历史来证明此人现在不会出问题。李任重看了他一眼，觉得他这个论据也没有什么说服力，便没有理睬他的话，接着说：“我看我们还是早点决定吧，汉斯先生在Ｓ市已经住了三天了，总不能再拖下去。我的意见还是让老赵去试试，万一有什么问题……”“万一有什么问题”怎么办？这位新提拔上来的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又傻眼了，自己也拿不出办法，只好焦躁地在皮椅上扭动了一下。
“真要命！这种事又没法表决的。”厂党委书记吴克功拍了拍桌子。在我们看来，他长得却有点像钱如泉，面白体胖，是个心地宽厚的人。他也觉得这种事情可笑，一面笑一面叹息。
“赵工这份怪电报真给我们出了个难题。不把它当回事吧，人家公安局都注意上了，那个钱如泉又是那么种人。把它当回事吧，赵工又是这么个老实头子……嘿嘿！……”
提到钱如泉，周绍文倒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他用笔敲着记事本说：“哦，去年汉斯临走的时候，有这么一件事，不知你们还记得不记得？当时汉斯的确给我们出了些好主意，我们想表示表示谢意，送给他点什么。可是他说别的都不要，只要中国的一个小古董。这话也是赵工翻译的。后来，我们花了四十块钱买了一个仿制的汉朝瓦当送给他。他也不懂真假，高兴得眉开眼笑。买古董这事，我记得去年党委会的会议记录上有……”周绍文向来是绕着圈子说话，但他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总能使人听明白。果然，这种联想引起了党委成员们的注意，连李任重都警觉地皱了皱眉头：是不是这个书呆子真的受汉斯私下的委托，代买什么古董，这次趁出差的机会和Ｃ市的一个古董贩子挂上了钩，却卷进一件违法案件中去了呢？……“嗯，这事倒是有的。”党委书记吴克功点点头，又搔搔花白的短发，带着无可奈何的、会意的笑容说，“嗯，这里面，嗯，他们这里面，是不是……啊，有啥……哎，老郑，这个汉斯会不会说英文呢？要会说英文，事情就好办了。咱们厂好几个工程师都会英文哩，哪怕由李厂长抽出点时间来陪陪他呢。”
吴克功不愧搞过长期的政治工作，搔了搔头就想出了这个李代桃僵的办法。负责临时接待外国专家的郑副厂长埋在靠墙的沙发里，用不满的口气回答：“这事我早就问过他了。他会英文，可是他说他是德累斯顿人，在国外，他向来不用英文说话。”
“啥？德累……”吴书记诧异地问，“那不是德国？那跟不说英文有啥关系？会英文，又不说英文。这，这里面……”在这方面，吴书记可又胡涂了。郑副厂长懒得跟他解释，埋在沙发里喝茶。显然这位副厂长、党委委员有自己的看法，如果采取表决的话，他是会投赵信书的票的，但他却不愿在会上表态：管他呢！书记厂长决定谁去当翻译谁就去吧！
“德累斯顿是德国的一个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美国空军炸了个一塌糊涂。”李任重见吴克功的窘态，看不过去，耐心地告诉吴书记。“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汉斯才不在国外说英语。这也是他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
“何止于一塌糊涂！当时汉斯面红耳赤地说，他的父母就是被美国飞机炸死的！”李厂长说话了，郑副厂长才用激烈的口气补充了一句。他们俩的关系有点别扭。可正因为关系别扭，才能从反面激出话来。
吴克功总算明白了，但又搔开了头。会议僵在这儿，和前两次一样，无法进行下去。
“哎！老郑，他跟你说这话的时候是用英文还是用德文的？”
周绍文灵机一动，想到了妙计。但他还是不愿直接说出来；他要引导别人往他的妙计里钻。
“德文。”郑副厂长眼睛都不看他，仅仅吐了两个字。
“那么，”周副书记面带微妙的笑容，“他说的是德文，你怎么懂得的呢？”“我怎么懂的？我前天不就汇报过了么？我只好从省社会科学院借了个新分来的大学生！”郑副厂长的潜台词是：你别的事情记得倒挺清楚，前天的事你却记不得了！
“嘿嘿！”周绍文点点头，眼睛横扫过会议桌，朝大家一笑。意思是：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李任重当即明白了，但他觉得这个办法不妥。可是这时候他的脑子被古董、钱如泉、“黑炮”、汉斯、赵信书和“社会比过去复杂了”等等所干扰，乱成一团，也没有表示异议。吴书记两眼还瞪着周绍文，不太懂得这位副书记的圈子。至于郑副厂长，他的心思根本不在这个会上。他当了多年的副厂长，工作勤勤恳恳，没犯过大错，可是这次调整班子，他还是副厂长，却让李任重当了正厂长，所以他抱定了冷眼旁观的态度。这时，管财务的王副厂长忍不住了，皱着眉头拍了拍记录本。“行啦，行啦！”他不耐烦地说，“我看我们也别再讨论了，就照周副书记想的办法办吧。老郑，既然你已经请了一个翻译，那就请到底算了。咱们顶多给他单位付点借调的劳务费和出差费，要不了多少钱。我告诉你们，Ｓ市的招待所愣敲竹杠，一套特级房间一天要我们四十多块钱；机器还放在车站的仓库里，每天又要付钱，过期不取还要罚款！咱们坐在这儿讨论，人民币可是不停地朝外淌哩！”
“嗯，老周的办法倒是个办法。”吴克功终于恍然大悟，高兴地说，“既然请了一个大学生来，就让他一直陪同当翻译好了。老郑，你再跟省社会科学院商量商量，把这事定下来。至于赵工呢，”他把脸转向厂长李任重，“咱们也别难为他，还是要注意知识分子政策。你想，要是他没啥问题，我们不让他跟那个德国人接触，对他也没啥妨碍；要是他真有啥问题呢，我们让他跟那个德国人接触，不是倒给他提供了一个犯错误的机会，反而害了一个同志么？你说，是不是这样？”
李任重看着吴克功笑眯眯的脸，觉得这位党委书记抱的态度还是与人为善的，心里不觉有些感动。“好吧，”他点点头。“我们目前也只有这样做了。”
事情总算在第三次党委会上定下来：赵工靠边，找人顶替，赶快去接汉斯。</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