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整顿受挫
1958年，迈克?托德的《环游世界八十天》已经接连演了三年，成了自电视问世以来在电影院票房引起最大轰动的一部影片。它所以如此叫座，部分原因是：在50年代后期，如儒尔?凡尔纳风行一时的18世纪70年代初期一样，运输变成了重大的新闻。地球明显地日益缩小，这也不仅是因为出现了人造卫星的缘故。1958年10月4日，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在飞越大西洋的航线上开始采用喷气式客机。两个月后，12月10日，美国喷气式客机也开始在全国航空公司从纽约到迈阿密的航线上出现。圣劳伦斯河的内河深水航道于1959年4月25日开始通航。在玛咪?艾森豪威尔为第一艘原子动力商船“萨凡纳”号举行命名典礼过后，美国海军的最后一艘战列舰“威斯康星”号便被封存起来。核潜艇完全超过了凡尔纳的下潜两万海里的最大胆的幻想，它能够在水下绕地球一周，在北冰洋的冰层下面越过北极区。1959年6月，价值1.1亿元的世界上最大的潜艇“乔治?华盛顿”号悄悄地倒驶进康涅狄格州格罗顿的泰晤士河，艇上装有16枚固体燃料北极星导弹，这是俄国无法以洲际弹道导弹进行偷袭而一举摧毁美国全部核基地的保证。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已使用的电话机达到1亿部，占世界总数的一半。1951年11月10日在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开始使用的长途直接拨号设备(长直拨)已逐渐用于海外通话。海底电话、无线电话和越地平无线电，还有随后出现的通信卫星(贝尔系统的第一个实验性通讯卫星)，把美国同海外190个国家和地区全都连结起来了。马克?克罗斯鳄皮手提包制造厂宣布，要向祖鲁兰提供一笔财政援助，以繁殖各种鳄鱼，由此可以看出现代美国商业的全球性质。同时，通商航路的缩短使美国汽车商受到来自国外的新竞争。在美国市场上，外国车的销售量占10%。销售量较大的外国车有德国的大众汽车(1958年售出102035辆)、法国的雷诺汽车(售出47567辆)、意大利的菲亚特汽车(售出2.3万辆)和英国的希尔曼汽车(售出18663辆)。另外，日本、瑞典和荷兰的小型汽车眼看也要挤进美国市场。底特律采取现实态度，终于准备制造美国自己的小型汽车。为了有别于外国造的车，这种汽车取名“轻便车”。
有人问美国人登上月球后可能会在那里发现什么，爱德华?特勒严峻地回答说：“俄国人。”1959年1月初，苏联人发射了月球卫星1号，这颗重3245磅的了不起的卫星到达了距月球只有5000英里的空间。他们在空间探索方面本来已抢先一步，如今更遥遥领先，尽管美国已开始迈开步伐，企图迎头赶上。卡纳维拉尔角的工作人员终于用陆军的丘比特-C型火箭，把一颗很小的美国卫星送上了轨道。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规定，联邦须对改进科学、数学和外语教学给予补助。1958年国会还成立了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为了考验人体在空间的耐力，空军上尉乔?基廷格完成了历史上距地面最高的一次跳伞，他从7.64万英尺的高空跳出机舱，自由降落12英里后，才用伞上的气压装置把伞张开，最后安然落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上。1959年4月10日，各报在头版上向全国介绍了一批新型的名流——水星计划的宇宙航行员。这些人都是老练的试飞驾驶员，年龄在32～37岁之间。他们是艾伦?谢泼德、沃尔特?希拉、弗吉尔?格里索姆、小约翰?格伦、斯科特?卡彭特、戈登?库珀和唐纳德?斯莱顿。他们全是白人，都有孩子，都是美国小城市出生的，也都是新教徒。这七个人当中有六个人留着小平头。
美国两侧的海洋在30年代曾使孤立主义者感到可以高枕无忧，如今看来已变成为可以涉水而过的小溪了。1958年8月，对放射性尘埃的危险性进行争论的科学家都一致认为，不管世界什么地方进行核爆炸，所有美国人的骨骼都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害。1959年7月10日，由于在西贡以北20英里的边和有两个美国军事顾问被杀、一个受伤，遥远的印度支那便立即变得不那么遥远了。这三个军官在一间餐厅里观看用一部家庭放映机放映的珍妮?克雷恩的影片《破烂衣衫》，恐怖分子包围了那所房子，趁一个中士开灯换片子的时候开了火。
现在第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已成为过去的事，有些显赫一时的人物也随之销声匿迹。约?麦卡锡因饮酒过度于1957年5月2日死去。(乔治?索科尔斯基写道：“他泄了气，认为自己被人出卖了。他特别感到自己被原来一直十分信赖的副总统尼克松出卖了。”)他的遗孀琴?克尔?麦卡锡仍住在华盛顿，四年后，她同民用航空委员会一个委员结了婚。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活到89岁，死去时留下一个势将引起纷纷议论的定时炸弹，这就是他最后的一件主要设计——纽约市造价达300万元的所罗门?古根海姆博物馆。游艺界去世的有埃罗尔?弗林、马里奥?兰扎、马克斯韦尔?安德森和卢?科斯特洛。约翰?刘易斯辞去了矿工联合会主席的职务。货运司机工会的戴夫?贝克进了监狱，留下了他的继任者詹姆斯?霍法接着去和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委员约翰?肯尼迪以及该委员会首席顾问罗伯特?肯尼迪进行难分难解的斗争。35岁的玛丽亚?卡莱斯抛弃意大利的百万富翁季奥瓦尼?梅内吉尼，嫁给了船舶大王亚里斯多德?苏格拉底?奥纳西斯。好事者认为，年已53岁的奥纳西斯对卡莱斯来说，怕未免太老了。
有人越来越喜欢拿20年代同目前这十年相比。50年代虽然也很荒唐，但直到1958年我们还没看到可以和尤克里里琴或爬到旗杆顶上待着不下来相比的东西，而这一不足之处，1958年却由加利福尼亚州圣加夫列尔的两个年轻玩具制造商极为出色地加以弥补了。理查德?内尔和阿瑟?梅林是一家名叫惠姆—奥制造公司的合伙老板，在二次大战后，以不到一千元的资金开始制造弹弓。他们第一次赚大钱是在1957年制造弗里兹比。弗里兹比是一种轻巧的塑料盘，一个人扔给另一个人时，它会在空中慢慢飘滑过去。1958年3月，在纽约的一次玩具博览会上，有个熟人告诉他们，有一种大木圈很快在澳大利亚到处流行，孩子把它套在屁股上转着玩。回到公司后，内尔和梅林便开始制造木圈。但做了二十来个，就停下了。他们不喜欢木头的，想用塑料来试一试。到5月，他们做出了符合他们要求的东西，他们用花花绿绿的聚乙烯管做成三英尺大的圈，每只售价九角三分，可得毛利16%。惠姆-奥公司的这种新玩具定名为呼拉圈。
要取得这种玩具的专利权是不可能的，到劳工节时，便已有十多家公司依样仿制，另立商标出售。即使如此，惠姆—奥公司到9月初仍售出两百万个呼拉圈，获得纯利三十多万美元。接着，成年人也开始用呼拉圈来锻炼身体。生产数量激增，惠姆-奥公司的会计忙得不可开交。工人开始实行三班制。这年秋天，若把国内外的仿制品通通计算在内，呼拉圈的总销售量估计有几千万个。使用的人多得使欧洲的医学刊物纷纷发出警告，谨防因过度激烈而损伤身体。实际受伤的例子非常多。在荷兰的莱登，有个荷兰妇女被送往外科手术室去割除阑尾，但经医生检查，发现她的病实际上是腹肌受到损伤，而这完全是因为套上呼拉圈旋转过猛引起的。在英国，呼拉圈的销售量达到25万个，英国医学会发出警告说：“凡是已发现有心脏病的人都不能玩呼拉圈，凡是缺乏训练的人都不能一开始就玩得太猛。”在日本，医院急诊室里挤满了因玩呼拉圈而引起腰间盘脱出和脊椎骨错位的病人。有一次，一个孩子在东京街上因追赶一个滚跑的呼拉圈被车轧死，从此就严禁在街上玩呼拉圈。尽管如此，东京呼拉圈的销售量还是超过了三百万个。而且还有许多日本人排长队等候购买呼拉圈，队伍在银座一带长达几个街口。岸信介首相62岁寿辰的时候，竟收到一个呼拉圈礼物。
约旦的扎伊奈太后旅欧返国时，行李中也装着一个呼拉圈，按说这已足以证明呼拉圈并非不正当的玩意儿。可是，有些玩具制造商仍不免心情紧张。成年人所以愿意观看别人玩呼拉圈，是因为有些人屁股的扭动颇富诱惑性。那年秋天，每当举行橄榄球赛时，常出现一种意想不到的乐事：那就是观看迷人的乐队女队长发狂般地扭动着自己的腰部，引得成千上万的观众欢叫不已。在法国，有个名叫雅克?德?圣-法尔的呼拉圈制造商，深恐会引起教会的注意和反对。他不愿丢失过去的好名声，因为在呼拉圈出现以前，他一直靠为医院和实验室制造塑料管为生。现在为了自卫，他设法让法国名流都戴上呼拉圈拍照。在芬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在舞台上举办呼拉圈持久比赛，参加者要长时间同时转动环绕在颈部、臀部和膝部的三个呼拉圈。
不管看的人会有什么样下流的想法，这种美国新玩意儿在其他国家照样十分风行。在德国，使呼拉圈获得推广的是职业拳击家马克斯?施梅林和他的妻子安妮?昂德拉。没有孩子的德国人要买玩具总有点说不过去，为了避免让人看见，他们请商店把货包好，在夜间送到家里去。一支比利时探险队出发去南极时，在他们的行装里也有20个呼拉圈，这笔钱是作为文娱费用开支的。在某些国家，呼拉圈供不应求的现象很严重。在约翰内斯堡，一个呼拉圈卖六角五分，记者报道说，这只有白人顾客才买得起；当地土人未免十分眼热，后来慈善机构只好免费供应。阿姆斯特丹的《自由人民报》指出，荷兰需用塑料管的其他工业已陷于停顿；而在华沙，一家为青年办的周报竟谈到：“如果轻工业部和手工业局还不开始生产呼拉圈，我们在这方面的进展，特别从国际范围来看，就将大大落后了。”这两个部门仍然拖拖拉拉，于是呼拉圈就通过东德走私进来。
呼拉圈热来得快，去得也快。到1959年夏，许多城市的垃圾场上都堆满了丢弃的呼拉圈。但不管怎样，从这种狂热完全可以看出，美国群众文化生活中即使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对世界其他地方都会有多么巨大的影响。
在欧洲，英法外交部都把苏伊士灾难归罪于杜勒斯；在华盛顿，艾森豪威尔政府里也有人赞同这种意见。不过，面临着苏伊士事件后的中东局势，关于华盛顿下一步该怎么办的问题，大家的意见并无分歧。依据冷战信条，世界上每一块值得争夺的地方，都必须要么归共产主义所有，要么归自由世界所有。谢尔曼?亚当斯1961年写道：
英法两国企图以武力解决苏伊士运河争端遭受失败，这使两国在中东的威信和政治势力暂时大受挫折……据总统说，除非美国决意去填补真空，并且向全世界明白宣布此一意图，否则苏联人必将插足中东，从而使我们陷于难以忍受的境地。
总统对国会领袖说：“我就根本不相信，我们可以让中东处于真空状态。”他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要求授权在那里使用美国军队，“以确保和维护为防御国际共产主义所控制的任何国家的公开武装侵略而要求获得这种援助的国家……的领土完整、政治完整和政治独立。”这就是艾森豪威尔主义。和罗斯福于1940～1941年进行的不宣而战的战争一样，和杜鲁门总统不得国会同意而做出的出兵朝鲜的决定以及1955年的台湾决议一样，这个主义是朝着授权总统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美国军队的道路上又迈开了一大步。
亚当斯指出了艾森豪威尔主义中的一个缺点。他写道：“美国要想遏止共产主义在国外扩张的任何企图都会遇到一个困难，那就是如何设法证明以民族主义的斗争形式出现的内部动乱确实是由莫斯科指挥的。”支持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决议在众议院顺利通过，但在参议院却遇上了麻烦。像在为台湾决议进行辩论时一样，持反对态度的参议员内部意见很不一致。有些人认为，白宫是要国会分担原应由行政部门做出决定的责任；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艾森豪威尔是想获得发动战争的权力。佐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和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两人特别感到担心。拉塞尔对杜勒斯说：“这是想要我们买猪不过目，不顾后果地承担义务。”杜勒斯却回答说，这是个是否忠诚的问题。他还对拉塞尔说：“如果我们对什么事都卡得太死，如果国会不愿意信任总统……我们就无法打赢这一仗。”
但是，这一仗在哪里打呢?英法两国已经放下武器，中东仅有的危险之处就只剩下阿拉伯人和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亚喀巴湾问题上的争端了。经过两个月的辩论，参院以72票对19票通过了那一决议。后来亚当斯写道：“下一年，在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发生了一连串爆炸性事件，全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应用艾森豪威尔主义的问题。”事实上，这个主义对于这些事件都是不适用的。约旦事件是典型中东式的：反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大闹安曼，迫使年轻国王侯赛因的首相辞职。侯赛因于是求助于艾森豪威尔，声称危机的发生“要由国际共产主义及其追随者负责”。杜勒斯同意这种说法，总统便派出第六舰队在东地中海来一次发炮示威。侯赛因在大炮的庇护下选出一个忠于他的政府。闹事的人散去，新首相没有倒台。谁也看不出，如果没有那示威的军舰，结果会有什么两样。
接着，便发生了叙利亚事件，这事件颇带有滑稽歌剧的味道。杜勒斯急于想在大马士革显示一下力量，可是叙利亚人根本不吃那一套。叙利亚政府倾向苏联，反对派的成员是一些反美军官，他们又都希望互不相扰。沙特阿拉伯的国王沙特明确告诉艾森豪威尔，这里的长期不和跟意识形态毫无关系，没有一个真正的阿拉伯人会成为共产党。总统回答说，这话他过去也听人说过，戴高乐就曾说过“没有一个真正的法国人会成为共产党”。“很显然，骚动是共产党煽动起来的，”亚当斯写道，“不过和约旦的情形不同，叙利亚政府对西方国家的任何援助都不感兴趣，因而在这里艾森豪威尔不可能有多大作为。这是艾森豪威尔主义存在着弱点的一个例证。”
1958年7月14日清晨，华盛顿一觉醒来，得知中东的周期性痉挛症又发作了。头一天夜里，伊拉克亲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占领了巴格达电台、邮局、电报局和底格里斯河上的桥梁。他们打进王宫，杀死了国王和王储。努里?赛义德首相化装成女人偷偷逃跑，但也被捉住杀掉。这样一来，杜勒斯的巴格达条约刚签订不过半年，它的中心支柱便彻底垮台了杜勒斯援引艾森豪威尔主义，曾向条约成员国保证：美国将用一支“巨大的机动兵力”保护它们免遭颠覆。巴格达政变发生后，这个同盟少了一个伊拉克，另行组成中央条约组织，总部设在土耳其的安卡拉。——译者。这情况也使黎巴嫩总统卡米尔?夏蒙大为惊恐。不久前，夏蒙还曾控告阿拉伯共产党人大量渗入了他的政府。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为此曾亲自领导一个观察小组作过调查，小组没有发现任何足以证明夏蒙疑虑的证据。如今，他深信自己是纳赛尔要搞掉的第二个对象，于是正式要求美国派兵到贝鲁特。艾森豪威尔同意了。
这是30年代孤立主义的大倒个，走向干涉主义的极端。不管怎样想入非非，都不能说美国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在第六舰队的70艘军舰和420架战斗机的掩护下，9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黎巴嫩登陆，这是和平时期美国武装力量最大的一次集结。接着，总统发表声明，解释说：“这些军队的任务是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因为在黎巴嫩共有约2500个美国人。”可是，实际并没有任何迹象说明美国人(甚至黎巴嫩人也一样)是处在危险之中。而且，总统这样提出问题，事实上等于承认这与艾森豪威尔主义是不相干的。杜勒斯力图使国会领袖们相信这与艾森豪威尔主义有关。这位国务卿告诫说，如果美国不按照夏蒙的请求采取行动，“我们的威信就会丧尽，也没有谁再会相信我们的话了——永远没有。只有我们先到达那里，共产党的干涉才可能避免。”他又说，如果不采取行动，自由世界不仅会失去中东地区和自由世界在那里的近3/4的石油资源，而且还会失掉非洲和非共产党统治的亚洲，这一段话后来被冷战专家们一再引用，以证明在任何一次国际危机中，使用武力都是完全正当的，包括越南问题在内。艾森豪威尔在1954年，曾加以抵制。这一次，进行抵制的却是国会的领袖们了。他们毫不含糊地表明，他们对于在黎巴嫩的行动不愿分担任何责任。
艾森豪威尔主义事实上到此已寿终正寝。四个月后，夏蒙倒台，换上了中立主义的总统和总理，在他们的要求下，美国海军陆战队随即撤走。这个事件，亚当斯最后论断说：“对艾森豪威尔说来是使他灰心和不快的。”这件事所包含的深刻意义在当时是看不太清楚的。总统曾警告参众两院说，他有可能事先不经国会讨论就在中东冒开战的风险。他说：“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一定要对行动方针进行公开辩论，那采取这种行动本身便会丧失意义。”——这是进一步批准扩大总统开战权力的先例。
在地球的另一边进行炮舰外交对美国来说还是新鲜事儿。这使人联想到仿佛帝国又出现了，而这正是如《欧洲市场上的美国》的作者赖纳?黑尔曼和《美国的挑战》的作者塞尔旺?施赖贝尔一类的欧洲人自信已看到在他们西边的地平线上正慢慢出现的东西。大战前，在欧洲人的心目中，美国是一个富裕的、喜欢自吹的国家，每一个美国人都看上去像贾莱?古柏和琴逑?罗杰斯，他们的孩子也都像米基?鲁尼和安?拉瑟福德这些都是当时美国著名的电影明星。——译者。那个美国是理想主义的、天真纯洁的，是全世界无限向往和人们私心窃慕的地方。除了在遇到自然灾害时，美国人总是以大施主的面貌出现外，他们在世界事务中几乎就不起什么作用。
如今，美国人遍布全世界。第四点计划、非洲经济委员会和各种技术援助计划派出的人员已遍及亚洲和非洲各地。国会已经批准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贷款基金、富布赖特奖学金计划以及同不在富布赖特计划之内的42个国家交换留学生的史密斯?蒙特计划。到国外旅行的美国人每年增长12%；50年代后期，到遥远的国土去旅游的美国人在200万以上，他们一年花掉20亿以上的美元。
这些钱并不一定都花得很明智、很漂亮。如果说有一个欧洲人和丘吉尔一样说，“我喜欢这些美国人，他们都是那么慷慨大方”，就有不止一个欧洲人会和让?保罗?萨特一样表示轻蔑地说：“那些美国人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存在主义。”欧洲大陆和亚洲比较古老的文化的维护者对美国化的蔓延都深感是一种威胁。他们对美国青少年文化，特别是音乐，对全世界青年产生的诱惑感到惊惶不安。爵士音乐几乎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听到。年轻的泰国国王那时正在为百老汇的一出歌舞剧《拉洋片》写歌词；柬埔寨国王则在自学吹奏火辣辣的萨克斯管。再就是美国的无酒精饮料。在曼谷，泰国总理是可口可乐的代销商，警察局长是百事可乐的代销商；艾德莱?史蒂文森称他们之间的竞争是“冰冷的冷战”。不论在泰国或其他国家，可口可乐总居于领先地位。它所到之处真已是永无落日。在国外，可口可乐每天的消费量达500亿瓶，足够使一艘轻巡洋舰漂浮起来。
塞尔旺?施赖贝尔写道：“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那种由征服欲所驱使的老牌帝国主义，而是由于美国和世界其余地区之间的‘压力’不均而产生的一股剩余力量。”美国工业在海外工厂的投资已达575亿元，年产总值约为1000亿元。塞尔旺?施赖贝尔提醒人们注意：“美国公司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建立总部，以便协调它们在整个西欧的活动。”
随着美国大公司日益强大，欧、亚、非各洲的人便越对美国国内生活的实际情况感到好奇。他们听到的东西并不都是十分准确和可靠的。赞赏苏联和新中国的人对美国的种族歧视痛加指责，把蒙哥马利市对公共汽车的抵制行动和小石城事件说成是种族暴乱。关于美国社会的报道，大多强调美国生活水平高，但这却变成了愤愤不平的根源。美国的生活水平和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新兴国家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还在不断扩大。1950年，巴基斯坦总理利阿科特?阿里?汗访问美国时曾说：“我一想到这个情况，我就突然觉得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孤岛——一个难以想像的繁荣的孤岛。而在这个孤岛的周围，我看到的却是充满着苦难、贫困、肮脏的可怕海洋，亿万的人在那里挣扎着，想免遭没顶之灾。想到这里，我像为一个老朋友担心那样，颇为这个伟大的国家担心。”
在全世界发生的40次大骚乱中，美国使馆、美国新闻处的图书馆和文化中心都是攻击的目标。自发地袭击美国国旗的事已司空见惯，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原因只不过是示威者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在心头长期积压着的反美情绪最后突然爆发出来了。单是在印度尼西亚，这类骚动就发生过五起。这种事情的发生决不只限于其领导人对美国不满的国家。在中立国首都，如阿尔及尔、开罗、喀土穆，也同样出现过示威活动，甚至在美国某些盟国的首都，如里约热内卢、雅典、西贡、台北和巴拿马城，也都不例外。
美国人感到迷惑不解。他们以为自己在对外援助计划方面是很慷慨的，然而却不知道，如利昂?凯塞林所说，美国用于国际经济合作与援助方面的款项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实际占的比例是“小得叫人提起来就脸红的”。普通的美国人认为，参加骚动的群众必是受了煽动分子的蒙蔽。他想，如果这些人明白自由企业的好处，他们也会要建立这种制度。在他天真的头脑中，完全没有想到美国所以能成为今天富强的国家，其中还有许多其他因索，其中有丰富的资源和温和的气候等。他想，如果别国的人知道美国是多么富裕，他们就只会对星条旗欢呼，而不会去践踏它。他万万想不到，宣扬美国的繁荣只会被看做是令人难以容忍的炫耀。
这一点，美国的领导人也同样没有想到。尼克松副总统在准备出国访问时，拼命地记诵一些图表和数字，以便说明美国人的生活如何比许多不那么幸运的人民的生活都要好得多。有一次，访问归来，他绘影绘声地说，在同东道国的一些人进行讨论时，他如何急切地等待开口的机会，然后有力地说明了他的论点：
我列举数字表明，美国的4400万个家庭共拥有5600万辆汽车、5000万台电视机、1.43亿架收音机，而且其中有3100万个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接着，我谈到被许多人忽略的一个论点。这些统计数字实际上非常生动地表明：从财富分配的观点来看，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最接近于一个人人富裕的无阶级社会的理想了。
到第二届艾森豪威尔政府中期，海外有不少人都听到过这样的论点。因为艾森豪威尔总统非常喜欢派遣尼克松夫妇出国访问。为了维护国际间的友好关系，副总统也顾不得先后在印度尼西亚、阿富汗、埃塞俄比亚患腹泻，在缅甸遭包围，在卡萨布兰卡受侮辱，在墨西哥城一架失灵的电梯中受到一个小时汗淋淋的煎熬。
在这一切之后，更有1958年春的一次历时18天的访问南美的艰苦历程，先后在乌拉圭、哥伦比亚、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等国停留。这次出访意在做出睦邻姿态，因而尼克松也想到一定很单调无味。他在事后写道：“在我以副总统身份进行的多次出国访问中，我最不想去的是1958年的南美之行，这并非因为我感到这次任务艰巨，而是因为同当时我在华盛顿的工作相比，这是不太重要且又缺乏趣味的。”中央情报局向他担保，这次出访一定平静无事。有些记者甚至犹豫是不是跟他出去采访，尼克松也对他们说，要是不去，他们大概也不会错过什么了不起事情的。
在访问开始阶段，的确没出什么大事。在蒙得维的亚、布宜诺斯艾利斯、亚松森、拉巴斯接待尼克松夫妇的南美的一些统治阶级人物，对于北美的政策制定者不把他们当做一回事，已经习以为常了。助理国务卿亨利?霍兰是专门帮助杜勒斯注意拉美动向的，在他的领导下，国务院一直不遗余力地争取向那里的国家提供种种贷款，其理由是，如果自由派掌了权，他们可能要对企业实行管制，从而打击企业界的精神。尼克松访问的第一批国家中的头面人物完全了解而且也很重视这一情况，因而完全无意打乱目前的局面。
在街头，不时可以看到情绪激昂的年轻人举着标语牌，称美国副总统是“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狗养的”。有一块标语牌劝告尼克松：“滚回到你那以拷打黑人、屠杀印第安人为乐的美国去”。尼克松显出自己是个直爽干脆的政治家，只要可能就停下来向人们解释，他并不是种族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狗养的，也并不赞成私刑拷打或屠杀，而且事实上，他也从未参与过这类行动。不过这样的事件不多，在他最初停留的几个地方，示威的人很少，他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因为凡是在出现敌意的标语的地方，也总有人对他来一个拉丁式的abrazo，即大熊式的热烈拥抱，以表示欢迎。他听到有些大学生高唱着“FueraNixon”，译员告诉他，意思是“尼克松滚回去”。尼克松笑着说，他还不想回去，这里的人对他更为友好嘛。
后来谁也记不起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那种喊声变成了“MueraNixon”(杀死尼克松)了。在旅程的第五天，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人起哄；第六天，在亚松森听到人们的嘘叫声。不过，总的说来群众还是比较友好的。玻利维亚人向他抛洒彩纸，他没有看到这里有什么危险的迹象。但事实上，他真算走运。在附近一个矿区，许多身带炸药棒的抗议的人群已经集合起来，后来只是由于炸毁铁道，断绝了这个地区的交通，才使尼克松幸免受到一次袭击。在别的地方，由于警察保持警惕，驱散了打算进行暴力活动的人群。可是，尼克松夫妇不可能一路都那么走运，结果也确是如此。5月7日，星期三，也就是启程后的第11天，在秘鲁的利马，他们第一次隐约感到可能要出大麻烦了。
利马机场举行的欢迎仪式是礼貌周到的，然而汽车队开进市区时，尼克松看到街上的行人不多，其中的大多数也“似乎并不知道”他是何许人。同车的秘鲁官员解释说，为了避免“出乱子”，车队行驶的路线事先没有公布。尼克松后来回忆说，“这是多少叫人感到不安的，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在友好的秘鲁还会出什么乱子。”
尼克松在秘鲁和随后在委内瑞拉遇到的那些暴徒的领导人究竟是些什么人，一直都不大清楚。这些人面目不清，特别由于后来尼克松坚持认为，他所遇上的任何麻烦必然和统一指挥的共产党阴谋有关，因而让人更搞不清了。他在事后写道，在到达利马壮丽的玻利瓦尔大饭店时，他对这一阴谋的规模已大致有所察觉：“显而易见，共产党人由于在乌拉圭、阿根廷和玻利维亚企图破坏我的旅行都未能得逞，所以决心全力以赴，要在圣马科斯大学使我本人和美国难堪，因为这所大学在整个拉丁美洲很有名，不论在那里发生什么事，都会成为其他地方的头条新闻的。”他望着那些示威的人，心里在想：“他们怎么能把人们煽动到这种程度呢?然后，面对着眼前的一切，我开始领悟到，我在这里看到的正是敌人随时在向我们施展的那种残暴、决心和疯狂。我从暴民的脸上看到的就是这些东西。这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的实质。”他又写道，看到人群中的年轻人，“我的直接的反应只是对那些凶恶的共产党煽动者的极大仇恨，他们竟然把孩子们弄到这般丧失理性的地步。”
尼克松的这些话基本上出于猜测。在秘鲁和委内瑞拉反对他的人群当中，无疑杂有共产党人；共产党的《人民论坛》周刊在头版刊登的一幅经过修描的口露獠牙、神态疯狂的尼克松照片，也显然在一般人心中起过煽动作用。可是，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拉丁美洲所有反对他的访问的示威者一概都是受共产党情报局特务的操纵和指挥，这说得客气点儿，也未免太可笑了。在那些年头，中央情报局的确还远未做到无所不知——伊拉克政变就是叫中央情报局冷不及防——可是它对这样重大的事情竟然会一无所知，这是叫人难以相信的。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那些穷苦人认为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一旦看到有机会发泄自己对富人的仇恨，于是——这是不难理解的——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共产党人和其他派别的极端分子不过是趁机火上浇油，使自发的反美怒火烧得更旺些罢了。
利马暴徒固然很凶，不过紧接着副总统一行还算得到了几天的喘息时间。在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停留的四天中，他们得以恢复元气，准备应付最后的也是最危险的一个停留地点——加拉加斯。委内瑞拉的局势令人难以捉摸，街头情绪颇为不祥，上台还不到四个月的军人政府对捣乱分子没有采取有力的镇压措施。这个新政府不愿意承认自己无能，对美国使馆不时提出的询问，一再肯定地答复说，它不相信副总统会遇到什么严重麻烦，如果万一发生什么事，它也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只有在加拉加斯，也许可以说共产党阴谋确实是反尼克松事件所以发生的一个因素。南美共产党人一向对自己的组织能力颇为自负，等待尼克松到达的委内瑞拉暴民也确是准备得很好的。5月13日(星期二)早晨，当副总统的座机在迈克蒂亚机场上空开始向下滑行时，下面分成五批的人群便已经分别占据了各个战略要地。有一批人集中在机场大楼。三批人分散在由机场到加拉加斯市中心的英雄公墓广场之间的12英里公路上，等候汽车队的到来；因为按事先的安排，尼克松要到广场上西蒙?博利瓦尔的墓前去献花圈。第五批，也是最大的一批人则全部集中在这个广场上，身上还都带着燃烧瓶。他们的头目们估计总有一个地方要把尼克松炸成粉碎，烧成灰烬。这种死法在委内瑞拉被看做是最可耻的下场。当年1月，有些出来保卫即将垮台的旧政府的警察就是这样给结果性命的，幸存的警官们对此记忆犹新，无疑这是他们不愿意挺身而出去保卫尼克松的原因。
官方的不负责任还不止于此，这里面有些问题至今叫人迷惑不解。跟随尼克松采访的美国记者先一步着陆，他们发现大约有五百个反尼克松的青少年乘公共汽车到达机场，在机场大楼观测台上摆开了阵式。这些人到那里去显然是有意要肇事的。尼克松的飞机还未降落，他们就都朝着它挥动拳头，大声叫骂。可是当美国特工人员要求委内瑞拉治安方面的负责人让那些人离开的时候，竟遭到了拒绝，对方还说：“他们不会闹事，他们有权示威。”然后，这位负责人又命令汽车队不像通常那样停在机场内固定的地点，而是到机场大楼外边的街头去列队。这样一来，尼克松夫妇就必需穿过示威人群，多走一百多码的距离。那个负责人后来说什么长列的漂亮的轿车会使仪仗队失去光彩，这个解释实在是荒诞至极。
那天，机场上的军乐队队长也是可疑人物之一，因为他知道，只要他一演奏美国国歌或委内瑞拉国歌，副总统就不得不立正站住。另外，负责沿途保卫车队安全的当局也值得怀疑。后者是最玩忽职守的。他们告诉副总统的美方警卫人员说，在尼克松到达前一小时，街上的交通便已经断绝。这纯属瞎说，因为许多车辆一直往来不停。此外，三个埋伏地点已经集中了大量伏击的人员和物资，任何人一眼就能看见。要说委内瑞拉的军人政府也参与了这一阴谋，那是不可思议的，不过，它希望出现一种轰动性的事件倒是很可能的。拉丁美洲的报刊编辑早已注意到，黎巴嫩和其他一些地方的骚乱，已经把美国的注意力和对外援助吸引了过去。如果现在使尼克松震动一下，从而使美国在对自己南方邻国的关系上不再采取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这在他们看来不一定是什么坏事。尼克松后来发现这样来解释那次糟糕的保卫工作倒是可信的。他以值得称许的克制态度指出，那些负责人对暴民的情况不可能知道得很清楚。
尼克松在从飞机的舷梯上走下来时，仍像往常一样端详着四周的人群，看看自己可能受到怎样的接待。如他后来所说，只需对那些尖声怪叫的年轻人看上一眼，他便明白：“在这个地方，我们将遇上和我所访问过的任何国家都全然不同的一种局面。”译员告诉他：“他们不友好，副总统先生。”尼克松不懂西班牙语也能明白这一点。震耳欲聋的叫闹声使他连奏国歌和鸣放19响礼炮的声音都听不清了。105发炮弹还没有发完，他已决定免去机场的其他仪式，特别是互致欢迎词和答词。他对译员说：“喂，我们不到麦克风前去讲话了。”又转身对委内瑞拉外长奥斯卡?加西亚?卢廷说：“我们免了例行的讲话，直接上车去吧。在这伙暴民的吵闹声中谁也不可能听见我们的讲话。”
这时他才发现四周并没有汽车，他朝着应是停车的地方望去，只见到一溜红色地毯，一直铺到机场大楼，还穿过大楼，铺到大楼那一边去。他远远看到汽车在那里闪闪发亮。可是中间夹着愤怒的青少年正在组织队伍，手里挥舞着腐烂的水果和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脏东西。仪仗队的刺刀本来还可以起点作用，但指挥官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情况正在迅速恶化时，这一行美国人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一批盟友：机场上的30名机械工人，在别的人都对尼克松起哄的时候，他们却向他欢呼，这种情况很突出，弄得在场的人群一时间全愣住了。美国人趁此机会溜进了机场大楼。穿过大楼出来，尼克松和他夫人刚走到观测台下面，乐队队长这时竟重奏起了委内瑞拉国歌。尼克松夫妇只得呆呆地站住。这位副总统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只“觉得是天下起雨来了”，后来才知道实际上全是唾沫。上面的人群一齐朝下面吐唾沫，有些人嘴里还嚼着烟草，因此尼克松夫人专为这次旅行置办的红色新装上都给染上了好些棕色污点。有一个橡皮吹笛直打在尼克松脸上。国歌演奏完毕。尼克松挽着帕特的手臂，紧跟在由特工人员和美国大使馆的人员匆匆组成的一个楔形队伍的后面，从人群中挤过，走向汽车。这支楔形队伍猛地向前一冲，把尼克松拥上第一辆汽车，让帕特进了第二辆。特工人员和译员跟着都上了车。他们赶紧把窗子摇上，擦掉自己脸上和衣服上的唾沫。这时，男主人和女主人也分别赶上车来。卢廷外长和尼克松同车，卢廷夫人和尼克松夫人同车。外长夫妇都感到很难堪。加西亚?卢廷为人和善，态度温和，他想帮着把副总统衣服上最恶心的唾沫擦掉，尼克松不客气地说：“请不必费心，我一脱下这些衣服就要马上把它烧掉的。”外长接着试图进行解释，他说：“委内瑞拉人民由于过去长期得不到自由，所以他们现在的一些激烈表现不免容易超出常规。在我们新政府内，我们不愿意做出任何事情，让人觉得我们是在压制自由。”尼克松回答说：“如果你们的新政府没有勇气而且也不想去制止像刚才机场上的那种暴民，那不要多久，委内瑞拉的任何人都不会有什么自由可言了。”
驶往加拉加斯一路上的情景真是令人毛骨悚然。以一队护卫警察和一辆记者卡车为前导，车队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在现代化的双线公路上飞驰，可是骑着摩托车和小型摩托车的示威者却仍在车队当中往来穿行，朝着第一辆轿车大嚷大叫，吐唾沫，扔烂水果。车窗不得不一直关着。车里的空气因为没有空调，简直令人窒息。进入市区时，尼克松注意到人行道上空无一人，商店全都上了锁，还安上了窗板。他正想说这可不是好兆头，便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响。他当时以为是司机把车开过了一个坑洼的地方。但跟着他又听到第二声，接着又是第三声；这是飞来的大石块打中了汽车。就在这时，司机猛地扳动刹车，把车停住。他们已经到了市区，遇到了第一次伏击。一大帮老老少少，各种各样的衣衫褴褛的人从近处一条肮脏的小巷里一窝蜂地拥上大街来，乱扔大石块。这里的路障还没有完全搞起来，司机马上从旁边绕过去，但几分钟后，他又刹住车。这里是一个斜坡，公路由此拐进市区中心，往上直接连着苏克雷大街；这大街是一条中间有中央分车带隔开分成六行车道的大马路，它穿过加拉加斯最穷苦的一个居民区。第二个埋伏点也就在这里。有一辆大型翻斗车、几辆公共汽车和小汽车停在街心，司机都不见了。这时，另一群衣服破烂的人拿着标语牌和棍棒跑出来，向着被拦住的车队大嚷大叫。这里也有人扔石头，有几个杀气腾腾的示威者直向尼克松的汽车扑过来。
这里也发现一条可以绕行的路，于是车队又沿着那条路紧张无声地全速行进。在进入市中心区，即将到达目的地时，车队又被布置得更为严密的路障拦截住。公共汽车、卡车和小汽车在路中心横排成三行，正好挡住去路。尼克松的汽车司机不可能跨过中央岛去，因为那边是和车队反方向的单行道，而且路上的车辆已很拥挤。一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寂静得叫人不寒而栗。忽然间，特工人员杰克?舍伍德低声说了：“瞧，他们来了!”
后来估计，这群暴民大约有二百到五百人。他们飞快跑过来，吐着唾沫，挥舞着斧头、棍子和铁管。《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厄尔?梅佐站在车队前面的记者卡车上看到那情景，马上想到这真“像法国大革命时的一个场面”。这是一伙少有的狂乱的暴徒，简直要行凶杀人了。汽车挡风玻璃上唾沫直流，司机不得不开动刮水器。骑在别人肩膀上的头目高声发布命令，带领众人呼喊：“杀死尼克松!杀死尼克松!”他们的目的显然是要设法打开汽车门，如果不行，则砸碎车窗玻璃，把尼克松拖出车来。一块大石头击中一扇窗子，嵌在那特制的玻璃上，玻璃碎片飞到加西亚?卢廷的脸上，他不禁大叫：“飞进了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一根铁管击中靠译员那边的一扇窗子，玻璃没有全破，可是碎渣直溅到译员的嘴上。舍伍德受伤流了血。碎玻璃也打在尼克松的脸上。同时，另一根铁管从窗子破口捅进来，朝着尼克松不停地摇晃。
那位外长几乎发了歇斯底里，哭喊道：“这太可怕，太可怕了!”尼克松朝后窗望去。根据他后来的回忆，他看到帕特在和加西亚?卢廷夫人闲聊，“仿佛这不过和有一天下午在好莱坞快车道上遇到的车辆阻塞的情况差不多，”他马上感到极大的安慰。帕特的司机也很镇定，他把自己的车子紧顶着前面的一辆，使暴民无法从后窗接近副总统。尼克松看到，示威者对帕特的车子并不感兴趣。不管怎样，这是惟一令人宽慰的。暴力行为已持续12分钟了，现在看来，只会有一种结果了。
他们在汽车里听到外面一个骑在别人肩上的头目大声发出一个命令。车子开始摇晃起来。凡是对暴徒有所了解的人——这里的人，当然都了解——谁都知道这表明事情已发展到最可怕的地步了。暴徒在无法打进汽车时，他们就来回摇动它，要想把它推翻，点火烧掉，把车里的人全都活活烧死。靠尼克松一边的窗子打开了。坐在前座的舍伍德和另一个特工人员掏出了手枪。
在那一刹那间，也就是1958年5月13日中午12时45分左右，理查德?尼克松知道他已很少有逃命的机会，实际情况比他自己的估计还凶险。在相距四个街口的玻利瓦尔陵墓那边，一批美国的侦察人员，其中有一名特工人员、使馆的武官和副总统的行政助理，已先一步到达，以便了解献花圈仪式的安排情况。这几个人可都吓坏了。广场上大约聚集了六千到八千人，愤怒地在那里转来转去。这里和在机场上一样，担负保卫工作的警察已无影无踪。守候在苏克雷大街一切具有战略价值的角落上的不是警官，而是愤怒的示威者。这些人毫不掩饰自己对美国人的敌视态度。穿着制服的使馆武官遭人脚踢，吐唾沫和推搡。使馆的一辆旅行车的窗子也给砸破了。这个先遣队惊恐之下，立即通过事先安排设在加拉加斯警察总局的无线电设备，分别发出了三个密码告警电。
尼克松一行的车队在遇到第三个路障时就已经开始散了队。后面汽车的司机只要能找到出路，都早已掉头开到横街上去溜之大吉，留下被包围的美国副总统和他的警卫人员去听天由命。当时情况已变得极其混乱，因而至今也弄不太清楚尼克松究竟是怎样逃脱的。按他本人回忆，载运采访记者的那辆卡车的司机“终于设法……把车插进从对面开来的车流中去，像给运球的球员作掩护一样给我们打开了一条路。我们的司机把车子开到马路的另一边去，尼克松夫人的那辆车也就在后面跟上来。”然而《先驱论坛报》的梅佐当时是在那辆卡车上的，他记得，当暴力活动眼看要进入行凶杀人的高潮时，“过来了几个委内瑞拉士兵。他们在堵塞的交通中间打开一个缺口。尼克松夫人的车子便紧跟在后面”。
这时，这几辆轿车还是朝着英雄公墓广场驶去。当到达接近广场的最后一个街口时，副总统告诉司机把车拐进一条小巷，朝另外一个方向开去。外交部长大叫：“我们不能离开我们的警卫!”尼克松说：“如果我们要靠那样的警卫来保护我们，那还不如没有的好。”他们一脱离险境，进入另一条大街后，尼克松立刻叫司机停车，以便和帕特交谈几句，估量一下情况。领头的一辆汽车已破烂不堪；窗子被打碎，挡泥板给砸毁，车里的每个人都多少受了伤。不过，没有谁受重伤。两位夫人都没有受到伤害，从这里往前走，路上也没有示威人群。于是，他们把车直接驶往美国大使馆的住宅区，坐落在加拉加斯高级住宅区的一个陡峭、易守的小山顶上。在这里，尼克松自从担任公职12年以来头一回睡了一次午觉，睡了极度疲劳后的一觉。其余的人则忙着把那座小山武装成一个堡垒。除使馆原有的海军陆战队一个分队和特工人员外，又调来60名美国军人，他们都是委内瑞拉军队中的美国教官。一切送到使馆的电报、信件和包裹，都须经过保安人员的严格检查。秘密做出了安排，让尼克松比原计划提前九小时，也就是在次日下午3时离开加拉加斯。在迈克蒂亚机场也安排了警卫人员，以防止副总统的座机可能受到袭击。
这时，在华盛顿，已发出了命令要执行一项异乎寻常的援救任务。艾森豪威尔总统由于对尼克松当时的处境得不到什么情报，只知会出现最不堪设想的情况，竟向委内瑞拉派出了六艘驱逐舰、一艘导弹巡洋舰以及一艘用直升机输送海军陆战队的航空母舰。在关塔那摩湾和波多黎各，一千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和伞兵已经整装待发，空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也进入了待命状态。所有这些尼克松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杜勒斯曾打电报给他告诉他这些情况，但这份电报像那天其他一些电报一样，根本没有到达目的地。在大使馆里一个幽静的房间里，尼克松夫妇单独在一起用餐，大使忽然跑了进来。他刚刚从新闻报道中得知，局势出现了令人惊异的新发展。五角大楼下午6时零5分在一项公报中宣布，“现正在调动部队，以便在委内瑞拉政府请求援助时，能够随时进行合作。”
这样做给委内瑞拉指使暴民的那些极端分子送去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宣传上的礼物。这帮人本来已受到普遍谴责，但是现在美国派出这支舰队在整个拉丁美洲都引起对北美帝国主义产生极大的恐惧，在大家都起来抗议的时候，那些人几乎被人遗忘了。尼克松和大使赶紧联合发表一项声明，说他们那里所有的人都安然无恙，完全不需要外部的援助。第二天早晨，电讯交通恢复正常后，总统给副总统打了电话，副总统又一次请他放心。
当尼克松在华盛顿国家机场走下舷梯时，有一万五千人向他欢呼。艾森豪威尔和全体阁员也都来了。尼克松发表了简短的讲话，说出门的最大乐趣在于回到了家，并谈到他在南美旅行中见到的人大多数都是友好的。
利马和加拉加斯的经历对这位副总统既是一次考验也是一次锻炼，但那个事件对尼克松的名声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很强烈，却也非常短促。一个月后，1958年6月，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他第一次比艾德莱?史蒂文森领先，而和肯尼迪却势均力敌。这是50年代他的最吃香的时期。到那年秋末，那便要成为人们记忆中的事了。共和党遇到了麻烦，他作为他们的领头的政治家也同样如此。
很少有比捉到一个正人君子正在干着他谆谆教导别人千万不要干的勾当更使社会上一般人开心的事了，而那样的事情竟然像在理查德?尼克松从委内瑞拉回国后的那个月里那样突然发生，那就更为少见了。与这一丑闻有关的一件象征性的东西是和利用职权营私舞弊的40年代中出现的任何象征性东西一样令人难忘。因为1958年不仅产生了呼拉圈舞、大型电视测验节目、和亚历克?吉尼斯在你家附近电影院里教日本人如何在桂河上架桥，而且也是骆马绒大衣流行的一年。在那年夏季以前，在1万个美国人中或许有一个能够告诉你，骆马是一种能捷足飞跑的四蹄哺乳类小动物，生长在从厄瓜多尔到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山脉地区，人们大量捕捉它是为了弄到它那光泽的细软绒毛，织成漂亮的衣料。可是到了那年7月4日，每个纳税人都已知道，男人穿上骆马绒大衣，就和女人穿上貂皮大衣一样——温暖、美观、时髦，而且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纳税人所以会知道，如果不是由于其他原因，只是因为所有参加竞选的民主党人都在谈论骆马绒大衣的事。
奇怪的是，始终也没有一个人说清楚一件骆马绒大衣里到底有多少骆马绒，虽然这是政府要审问制造商伯纳德?戈德法因的一个原因；他一直在那料子上标着“羊毛90%，骆马毛10%”，而实际上里面还掺有尼龙。这一点，还有这个故事的其他方面后来都变得无声无色了，因为出现了这样的证词：白宫曾出面为戈德法因解围，而他则出于感激心情，设法将他的一件质量最高，价值500元的大衣挂在美国总统助理、前新罕布什尔州州长谢尔曼?亚当斯的衣柜里。戈德法因的其他感激表示还有送了亚当斯一条从梅西百货公司买来的价值2400元的东方地毯，从1955年到1958年5月，当亚当斯一家人住在波士顿豪华的谢拉顿—普拉扎饭店时，曾先后21次为他们惠钞付账，总数达3096.56元。他还替亚当斯付了他在曼哈顿的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饭店下榻时的账单。当时，戈德法因把所有这些送人情的巨额花费在报税时都作为业务开支扣除了。
根据国内收入署的规定，这些花费是可以扣除的，只要戈德法因的买卖确实从中得到某种“正常和必要的”利益或好处。情况正是这样，而且他可以提出证据来。他们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根据法庭调阅的电话记录，戈德法因在六个月内给亚当斯打了43次长途电话，大约每四天一次。此外，亚当斯还给这位纺织品制造商或为了他的事打过无数次电话。1953年12月30日，这位总统办公厅主任就曾打电话给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爱德华?豪雷——他就是依靠亚当斯获得这一职位的——询问控告戈德法因虚标纺织品原料的这股风到底从哪儿来的。1955年4月14日，当这位制造商又一次因这一问题受到审查时，亚当斯利用自己的职权在豪雷那里给戈德法因安排了一次见面的机会。在见面的时候，戈德法因公然拿着他的这位朋友的名字招摇撞骗。“请给我要谢尔曼?亚当斯的电话，”他对一个秘书命令说，声音大得连隔壁办公室里都能清楚听到。“谢尔曼，我现在在联邦贸易委员会，”他对着话筒说，“在这里大家都对我很好。”
第二年，亚当斯还曾请白宫特别顾问杰拉尔德?摩根向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要该委员会对戈德法因的东波士顿公司调查情况的机密情报，这是违犯委员会的规定的。后来，《波士顿邮报》发行人约翰?福克斯成了他的特别致命的见证人。他说戈德法因一直把他和总统助理的友情当成是他做不正当交易的护身符。福克斯的话有时也是不太令人相信的，比如他说：“他曾告诉我，只要他能把谢尔曼?亚当斯攥在他口袋里，他就可以那样做。”福克斯进一步作证说：“我问戈德法因先生出了什么……麻烦，他对我说，他们控告他虚标商品成色。”后来“纯粹出于好奇”，福克斯问他，亚当斯把联邦贸易委员会那边的事有没有管起来，戈德法因“对我说，他管起来了”。
在6月的那个罕见的下午，当第一批揭露亚当斯和戈德法因关系的精彩材料被归入众议院立法监督特别小组委员会的档案的时候，那位总统助理正在新罕布什尔州霍尔德内斯男子中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训话，大谈“《圣经》所说我们在最后审判日将被询问的问题”。长期以来，亚当斯对于有罪的人在最后审判日将会有何种遭遇的问题一直很感兴趣。民主党人都认为他是一个严厉的道学先生，一直对貂皮大衣、电冰箱和杜鲁门执政时期的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表示深恶痛绝。在1952年1月的一次令人难忘的讲话中，把当时的政府说成是：“奥吉亚斯的牛棚”据希腊神话，奥吉亚斯王有个大牛棚，养牛3000头，30年从未打扫。——译者，声言艾森豪威尔一定会清除这种腐败现象。他还说：“这一点只有这个人能做到。只要看看他周围的那些人就可以使我们相信这一点。”
保守派的共和党人也厌恶亚当斯。他们记得亚当斯曾指责塔夫脱在得克萨斯州窃取共和党代表的选票。“你不应该偷窃，”此语为《圣经》十诫中的一诫。——译者他指着他们喊叫说。在他们看来，就是这个家伙对空军部长哈罗德?塔尔博特下了一个很不客气的评语，仅仅由于塔尔博特为他自己的办公设备公司拉过一次空军公函信笺的生意。在揭露出来的戈德法因的事件中，一件最有讽刺意味的事是，白宫的秘书(其中有一位的办公地点离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只有75英尺)中，每一个人都接受过这个纺织品制造商的赠款，为数由35～150元不等。在此以前，仅凭这一点，艾森豪威尔的这位办公厅主任就会将他们立即免职，因为他曾一直警告他们，注意不要接受任何不正当的托请。现在他要想申斥他们也不可能了。在白宫的西侧楼，总统办公室人员走起路来全都轻手轻脚，说起话来全都低声细语，好像总统家里有人患了重病一般。
这件事到底怎么会发生的呢?亚当斯的一生，正如他年已82岁的老父所说，一直是“像银元一样可靠，像砖块一样方正”。他的妻子雷切尔开玩笑地称他“铁面无私”。在白宫，如果他私人写信时用了公家的邮票一定如数付款，并坚持他为私事打的电话也应记账。直到最近，他用的还是印有“新罕布什尔州州长谢尔曼?亚当斯”的信笺，只是用打字机加上了一个“前”字。他每天早晨总在7点半到达办公室——在新罕布什尔时，也是这样，他那风雨无阻按时上班的习惯在那里是尽人皆知的——任何白宫的工作人员，如果在办公室已开门后才来到，就会听到他严厉叫喊说：“你今天上班晚了!”打电话时，他决不浪费宝贵的时间来一句“喂!”或“再见!”。对方一拿起话筒，他就立刻开始讲话，话一讲完就立即挂上，对方的话刚讲了一半他也不管。亚当斯比任何人都更受总统的信任。凡送到艾森豪威尔桌边去的每一张纸片、每一个来访者、每一个要决定的问题，他都得事先亲自检查过，给艾克提出明确的参考意见，比如他会送上一份简短的人名表，提出那些人可供选择来担任内阁的某一职务。“凡我要做的事，”总统有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讲，“在某种程度上他都得做。”亚当斯从未辜负总统的这一巨大信任，那么他怎么竟会跟伯纳德?戈德法因这样的人搞在一起脱不了身呢?
问题的答案主要在于，事实上存在着两个伯纳德?戈德法因。一个戈德法因是那个卑鄙、狡猾的操纵者，老是不断和政府发生纠纷，但极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众议院委员会感兴趣的正是这个戈德法因。而这个人亚当斯却从未见过。亚当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便很熟识的那个戈德法因，却是一个白手起家、谦逊有礼、极力讨好别人的移民，是一位热心用他的财富做好事的朴实无华的商人。用亚当斯的话来讲，他是“一位正直诚实的公民，为人忠厚可靠”。要说他会堕落到进行不可告人的勾当，那简直是荒谬。他也没有必要干那种事，他已经很有钱了。戈德法因控制的事业就有设在缅因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和马萨诸塞州的六个纺织厂和两个经营房地产的公司，东波士顿公司和波士顿港口发展公司。他每年向慈善团体捐款5万元。他和他的妻子、四个孩子住在波士顿栗子山郊区一所时髦的住宅里。
当年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诺里斯?科顿向亚当斯介绍戈德法因时，曾说他是一个热心公益的百万富翁，不曾像其他一些纺织商为了追求廉价劳动力和低额税率向南部迁移。亚当斯向人打听过，也发现一般人都认为戈德法因是一个可靠的商人，在同行中名声很好；他对待职工也不错，给工人的工资较高，并从来没和纺织工会闹过纠纷。他还召开过一次劳工代表和经理人员代表参加的联谊会，缅因、新罕布什尔、佛蒙特和马萨诸塞几个州的州长都出席了。除科顿外，缅因州参议员弗雷德里克?佩恩、众议院议长约翰?麦科马克、波士顿市长约翰?海因斯以及杜鲁门政府中的约翰?斯蒂尔曼和莫里斯?托宾也都是戈德法因的朋友和给他说好话的人。
国会对戈德法因的拉拢关系的活动的调查表明，在上述这些友谊中，有一些也不是那么光彩的。科顿住的房子是归戈德法因所有的，佩恩所以能买下一所住房，是靠戈德法因无息借给他3500元购房预付款，而且这笔钱始终也未归还。他和福克斯的关系，是在他打破常规，向《邮报》提供40万元贷款，以换取该报在社论中支持马萨诸塞州州长保罗?德弗竞选连任时开始的。最近，戈德法因和福克斯的关系已趋于恶化，这也许就是福克斯在作证时揭发他的原因。
戈德法因和亚当斯自结交以来一直来往密切。雷切尔?亚当斯和夏洛特?戈德法因两人也很要好。他们四人经常在一起度周末——亚当斯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戈德法因是“一个很好玩的人”——当年轻的所罗门?戈德法因在达特默思学院几乎要跟不上学习的时候，是“谢尔曼大叔”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教训，才使他能够走上正路。明白这些情况，送些礼物就比较可以理解了。他们经常彼此送礼，戈德法因家有雷切尔送的一幅油画，戈德法因戴的一块古尔特金表上就刻有“谢?亚?赠给伯?戈?1953.1.20.”字样。亚当斯听说戈德法因在报税时扣除了他的旅馆费用曾颇为吃惊。在他的印象中那些房间是戈德法因的一家公司长期租下的，亚当斯要是不去住，也就空在那里。至于他为戈德法因帮过的一些忙，他说，他认为丝毫没有不正当的地方。他没有给他出过主意。他也不知道由于自己给朋友提供了情报就违犯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规定。不管怎么说，他为了给朋友方便最多也只做到这里。任何一个被华盛顿官僚机构弄得晕头转向的商人，如果来求他，他也同样会帮忙的。
白宫记者死盯着哈格蒂追问：“这是不是表明，政府在对待高级官员不得占人便宜的问题上已改变了以前的态度吗?”他回避说：“我不明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私人朋友，要是你说的就是这个的话。”他们仍毫不留情地追问：“私人朋友就可以这样做吗?”他又一次采取回避的态度：“我只以州长发表的那封信为依据。事实就是那样。”
总统助理之所以不能理解别人对他和戈德法因的关系可能做出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他不理解别人对他自己的看法。亚当斯知道亚当斯是诚实的，事情就是这样。他认为他的那个朋友也一样诚实，这也是不容怀疑的。那些和这位前州长关系密切的人都认为，他是被那个从立陶宛来的走霍雷肖?阿尔杰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Alger，1832～1899年)，美国儿童故事作家，所著小说109种，内容无不以穷孩子发迹致富为题材。—译者的发迹道路的移民给捧糊涂了。亚当斯幼年在新英格兰所接受的教养使他对自己的钱没有挥霍的习惯，可是他却抵制不住一个挥金如土的人对他的慷慨殷勤。就这样，亚当斯不知不觉地滑进了泥坑。
在6月7日，他和戈德法因的关系已被揭发整整一个星期之后，亚当斯在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还承认自己“不够谨慎”。他说：“如果……我自己曾有过任何可以引起别人丝毫怀疑的行为，我只能说，这种错误是认识上的错误，而决不是用意上的错误。”现在的问题是，仅仅承认这一点是否够了。他做出这种让步，只是因为发现坐在白宫大门里面，发表声明攻击那些指责他的人“捕风捉影、含沙射影”已无济于事了。报纸编辑对政府官员的道德问题一贯是十分警觉的，他们提醒读者，1956年5月4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曾说：
如果有一个人到本政府的任何一个部门来……自称因为是我家的成员、我的朋友，或因为与白宫有某种关系……因而便可以享有某种特权，他就要马上给轰出去……我不相信我的工作人员中会有人犯下行为失检的错误。但是，如果在本政府的任何部门发生任何此类事件，我一旦察觉，就得请他立即离开。
现在，在两年零55天之后，艾森豪威尔在印第安条约厅当着257名新闻记者却反复声称：“凡是了解谢尔曼?亚当斯的人从来也没有对他的为人正直和诚实有过任何怀疑。也没人相信他可以收买。”别人指责亚当斯不够谨慎，这个词儿他自己也用过了。艾克说：“现在，白宫属下的人都必须极度谨慎……决不能再粗心大意。”但是，不能因为一次失足便失掉一个十分难得的总统助理，特别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本人喜欢亚当斯州长，我钦佩他的才干。因为他无论在对待私事和公事方面都很正直，我尊敬他，我需要他。
我承认他在这个问题上缺乏那种必要的小心谨慎态度……但我完全相信他是一个宝贵的公仆，一直是有效地、勤勤恳恳地、不知疲倦地在进行着一项艰巨的工作。
艾克和哈格蒂一起研究过这个发言。哈格蒂认为很好，并相信这将可以解除亚当斯所受到的压力。只是在事后，总统的这位新闻秘书才惊愕地看到声明稿上有“我需要他”这极为失策的一句话。这样一来，总统等于给批评他的人以口实，让他们把他描绘成一个没有一个得力助手便无能治理国家的老朽，而且对他自己所定白宫规章——任何工作人员如发现行为不检便将立即撤职的规定——也允许有例外。
总统那番话实际等于为亚当斯对他的朋友和施惠者伯纳德?戈德法因的信赖作了担保。现在，主要得看亚当斯相处不够谨慎的那个人的态度了。这就接着马上看到了，结果彻底毁了亚当斯。后来在国会山举行的几次听证会简直变成了滑稽剧。会议开始时，戈德法因手里拿着一份长达25页的介绍情况的发言，大踏步走进了众院小组委员会的会议厅。戈德法因在上午7点，也就是他预定出席作证的三小时前，便把发言稿全文向报界公布，这已使众院委员会极为恼怒。现在他身穿一套深蓝衣服，系着一条标有伯?戈字样的蓝绸领带，泰然自若，扬扬得意地开始宣读发言稿。接着，他摘下他的金表，把它递给委员们传看(“希望能还给我”)并解释说：“我现在戴的这块表，后面刻有‘给伯?戈?’——那就是伯纳德?戈德法因—‘谢?亚?赠’——那就是谢尔曼?亚当斯州长——日期是‘1953年1月20日’，这日子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就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举行就职典礼的日期。”这时坐在观众席上的雷切尔?亚当斯不禁愣住了。她现在才知道这么多年来，他们的这位朋友一直就是这样向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其中包括一些联邦政府的官员，作自我介绍的。
接下去的场面就更热闹了，前来给这个众目所向的百万富翁帮忙的人中，有一位崇拜他五体投地的秘书米尔德里德?佩珀曼；有罗杰?罗布为首的一批律师，此人曾在法庭上对罗伯特?奥本海默进行过无情的反证诘问；有曼哈顿的一位报界联络员特克斯?麦克拉里；有设在华盛顿的希尔顿-卡尔顿饭店一个报界联络机构，其特色是鱼子酱，免费供应的威士忌酒和“报界接待员”比亚?杜普雷伊。杜普雷伊是波士顿的一位美人，她的最突出的活动是要记者们别搞错她的胸围、腰围、臀围的尺寸(分别为35、22、35英寸)。另外，还有纽约的一个宣传人员杰克?洛托，他自称是“前国际新闻社首席记者”，而在他发布的新闻中，却把他的委托人的姓名写成了“伯纳德?戈德芬因”。一天深夜，洛托抓住两个侦探在隔壁屋子里对他的办公室进行窃听。两人中一个是一直为小组委员会工作的私人侦探巴伦?伊格内修斯?萨克莱特，他因此立即被解雇了。另一个是德鲁?皮尔逊的采访助手杰克?安德森，皮尔逊拒绝将安德森解雇。他说：“我需要他。”
在戈德法因发言稿的第一页上，麦克拉里用印刷体书写了一句话：“你一定成功!”实际上戈德法因搞得很糟糕。麦克拉里还把讲稿上应该强调的地方划了线。戈德法因在念到那些地方时过于强调，拼命大声叫喊。麦克拉里还在讲稿上每隔几段写上“此处可喝一玻璃杯的水”。很不幸，他事先忘了检查一下委员会会议厅的情况。那里根本没有玻璃杯，只有纸杯子，结果，弄得他的委托人糊里糊涂，不时偷偷四处张望。但不论是麦克拉里，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对戈德法因所造成的无比恶劣的印象负责。他那样子完全像一个下流、卑鄙、两面三刀的骗子，因为实际上，他就是一个下流、卑鄙、两面三刀的骗子。
他说话声音粗哑，口气蛮横，介绍了在新英格兰纺织业和房地产的弱肉强食的世界中，他是如何爬到现在的地位的。艾森豪威尔和亚当斯对这个世界是毫无所知的。在他们的脑子里，所谓企业家就是乔治?汉弗莱那样的人。戈德法因却完全是另外一类。他挥舞着那只手表，说福克斯是毁人名誉的能手。但当委员会的律师质问他关于他违反联邦企业管理机构规定的事时，他又拼命否认过去已讲过的话。不，他没有什么记录可查：“我是不管文书工作的。”这要问他的秘书；“毕竟，我又不是会计员。她是。”这时坐在离他不远的忠诚的佩珀曼小姐立即开腔要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没有记录，罗布却大声制止她：“不用你讲，不用你讲，不用你讲!”戈德法因请求国会议员谅解，他解释说，亚当斯不过给了他一些指点，怎样去找“那些庞大的联邦管理机构，一个小人物如没有朋友的指导，一到那里就会完全晕头转向。”
这时，小组委员会已抓住他讲的一句谎话。在他开头的讲话中他曾明确地说：“我的纺织厂第一次在联邦贸易委员会发生麻烦是在1953年……11月。在那以前，无论我还是我们公司里的任何人都从来没有因这类事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打过交道。”这话对于他的辩护，对于亚当斯的话是否可信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意思无非是说，只是在联邦贸易委员会于1953年11月控告他虚标成色时，他才给弄得莫名其妙，因而需要谢尔曼?亚当斯给他解释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而现在小组委员会的调查人员却拿上证据来，说明戈德法因在1942年，以及在其后的每一年中，都已无数次受到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指责，说他的货品标签所标质量高于实际质量。在听证会上，戈德法因有气无力地回答说，那也不过是文书工作方面的问题，并说那都是些“小事”，因此不太可能会让他知道。委员们没有对他进行反驳。他们知道下面还另有文章。
在戈德法因和佩珀曼以未曾入档为理由避而不谈的问题中，还有一笔总数为776879.16元的款项没有交代，这是一批银行支票和本票，开出的日期最早是1941年，可是直到1958年5月8日都还没有提取。搞黑市买卖的人都喜欢保存这种支票，因为除了其他方便外，这种票据没有时间限制。另外，这种票据上只有银行职员的名字，没有付款人的名字。最后还有一点，害怕可能露馅，不敢拿它们去兑现的政府官员，完全可以用来作为借款的抵押品。
戈德法因拒绝回答有关他的这些支票和本票的问题，说那与本案无关。委员会律师反驳说，说无关是根本不对的，因为有30张已兑现的这类票据是给国会立法部门工作人员的。这时会议记录上就出现了跟约翰?麦科马克和斯泰尔斯?布里奇斯接近的一些人的名字。戈德法因回答说：“这些支票都是我们在圣诞节时，分别送给一些在圣诞节时在各个办公室里不得不加班工作的一些人的。如果这种事是不应该做的，我倒希望有人明确告诉我。”
委员会明确告诉他，通过虚设公司或冒用名义一会儿合伙一会儿退伙是不应该的，贷款转贷是不应该的，违反目的在于保护公众利益的联邦和州政府的条例规定是不应该的，送钱给大大小小的政客，以便使他们欠他人情是不应该的，给自己招来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诉讼案件(仅波士顿一地便有89起之多)是不应该的。至于窃取自己的公司里的财产，欺骗其他股东，那就不仅是不应该的，而且是犯罪的行为，而这样的事情却多得很。
随着审讯的进行，戈德法因越来越做戏给观众席上看，在回答问题时虚声张势，大喊大叫。他极力争辩说，他的违法行为都是微不足道的，说他是死扣法律条文的牺牲品——比如有一回忘了给佛蒙特州务秘书送去年度报告，又一回没有负起作为公司负责人的法律责任。和大多数账目舞弊案一样，要查清犯罪情况有时并不那么容易，可是戈德法因所搞的那些骗局倒大都不难理解。他通过他的担任公司司库和董事要职的秘书，多次把属于股东们的巨额款项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所使用的手法是千变万化的。有时叫一笔借款，有时叫买卖佣金，有时叫偿付一笔并不存在的开支(例如，当地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案件中的25475元)。有时甚至什么借口也没有，一大笔钱就那么没有了。无论是戈德法因，还是佩珀曼小姐，对40年代末期支出的一笔为数8.9万元的款项，谁也无法做出交代。她若无其事地说，银行“过去常把账记错，这可能就是他们弄错了”。每一笔收支的来龙去脉都要记清很困难，因为她和她的老板每天都要经手几十万元的流动资财。但有一点对戈德法因来说不很美妙：这些细节都无关紧要。不管怎么说，很显然他对政府欠了比他在报税时所说的数字大得多的钱在1958年的这次审问之后，戈德法因以藐视国会罪被判处徒刑一年，罚款1000元。判决暂缓执行，以观后效……
后来，亚当斯在谈到他与戈德法因的关系时写道：“我对他的买卖方面的详细情况，很少、甚至根本不知道。在立法监督委员会进行审讯揭露出一些事实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他欠税的事；他的东波士顿公司在账务上发生问题的事，我也根本不知道。”当然，谁也没说过他是知道的。问题确实是认识上的问题。但不可避免的结论仍是：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厅主任受了骗，这有损于总统职位的荣誉。他必须辞职。这于公于私都是一个悲剧。亚当斯对白宫来说是一个十分难得的人才，令人不解的是，他怎么竟会和一个骗子长时期维持那样的社交关系。戈德法因在自己的不端行为被揭露后，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是惊人的。甚至在亚当斯给他同联邦贸易委员会主任安排了一次见面以后，他仍然什么也不管，一直到他的公司有三家都以因标签不实的违法行为受到了“勒令停业”的处分。友谊在他看来只是一种单方面有利的交易。他用一条地毯、一件大衣和三千元的旅馆费用，换来了亚当斯的名誉扫地。戈德法因的一个朋友曾说：“他满嘴标榜结交的要人名字，嗜酒如命，他的缺点是话说得太多，标榜结交的要人名字太多，送钱送礼太多。”现在他所惹起的一系列事件，只能以亚当斯的名字从白宫的花名册上除去告终。
亚当斯的名字并没有马上除掉。艾克的这位行政官员太宝贵了；他不经过一番斗争，是不会轻易放走他的。白宫的另一位工作人员解释说：“亚当斯从1952年起就一直跟随着总统，他比谁都更了解总统的思想情况。他和总统讨论政策问题的时候比任何其他的人都多。总统已做出过一些什么政策方面的决定，有哪些政策问题要暂时搁置下来等待适当的时候再处理，哪些问题他已加以否决等等，这位前州长全都心中有数。任何一个新人要想发挥像亚当斯一样的作用根本不可能。而且，这个新人也永远不可能获得亚当斯所有的那些知识。”
在发生这一危机——这事实际已成为一个危机了——第二周之后，艾克和亚当斯都以为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总统特意让哈格蒂发表一个声明说：“州长现已回白宫办公。”那也就是说，亚当斯仍留在白宫了。
接着就出现了戈德法因的那出闹剧。当众议院8月13日表决，确认亚当斯的朋友犯有藐视国会罪的时候，这位州长也就完了。一大批社论作者和漫画家，在一些过去在两次总统竞选中都支持过艾森豪威尔的人的带头下，对亚当斯发动了全面的进攻，随着夏去秋来，战火更越来越激烈了。这个威胁对亚当斯来说虽然是吵闹得最凶的，然而，却仍是次要的。问题的核心是政治性的。
民主党的愤怒几乎只照例来一套——“谢尔曼?亚当斯的说教，我实在听厌了。”艾德莱?史蒂文森说。但来自共和党的指责却使艾森豪威尔和亚当斯深感意外。其实，他们是不应当感到意外的。这一年是选举年。力争获得加利福尼亚州长职务的诺兰要总统“仔细考虑考虑，亚当斯的作用是否已遭到严重损害，因而已变得有害无益了。”犹他州的阿瑟?沃特金斯则更为直言不讳了。他说：“用总统和亚当斯两人确立的较高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从现在已发生的问题中，我们似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亚当斯先生的作用，即使没有被完全破坏，也已遭到严重损害了。”
1958年第一次民意测验的结果，从9月8日缅因州的选举中已可看出。在那里，民主党的口号是“缅因佩恩，败局已定。”假如这是事实，那是很重要的；其结果将被认为是反映了选民对戈德法因的道德观的态度。因为这位缅因州的参议员六年前从戈德法因那里得到过3500元，对这一问题，他始终未曾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而他的对手，44岁的埃德蒙?马斯基州长却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最后结果使白宫里的人大吃一惊。共和党已登记的选民竟有2万人未参加选举，这实在令人难以相信。马斯基不仅成了缅因州第一个深得民心选举出来的民主党参议员，而且他所得到的领先票差比他原来预期的还要多出一倍。共和党的候选人名单随同佩恩彻底失败。于是民主党赢得了州长职位，缅因州三个国会议员中的两个席位，还赢得了州议会中的12个席位。参议员马格丽特?蔡兹?史密斯说：“我们遭到了彻底失败。”哈格蒂说：“总统的看法和我一样。我们是一败涂地。”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米德?奥尔康则说，这结果应该“使我国每一个共和党人都警觉起来，紧急动员准备投入11月4日必须全力以赴的斗争。”
这主要只是使他们更加坚决地要求艾森豪威尔撤销亚当斯的职务。华盛顿的记者团预言，“缅因一完，亚当斯也就完了”。奥尔康的电话整天响个不停。戈德华特说，他恐怕“危害已经造成，无法补救了”。在民意测验中迟迟没有表态的诺兰说，艾克的那位助理应“立即”辞职。正竞选参议员的纽约州国会议员肯尼思?基廷更补充说，“国家的利益”要求他辞职。
亚当斯已成为众矢之的，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越来越大的压力使他无法忍受，他只得请几天假，和雷切尔以及杰里和艾丽斯?珀森斯夫妇一道，到加拿大东南部去钓鱼。当不幸的消息向他传来时，他们正在景色秀丽的米拉米奇山谷中。
原来尼克松去见了艾克，从几乎所有参加国会竞选的共和党人那里给他带去了一个令人痛苦的信息，那就是，他们感到亚当斯仿佛是下到海里去的一个铁锚，正在把他们全部拖下海去。总统也答应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接着，奥尔康报告说，该党的主要捐款者都表示，在“亚当斯拆的烂污”得到彻底擦清之前，他们将不再捐款了。这时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正要在芝加哥开会。艾森豪威尔要奥尔康再去摸一摸党内的意见。当这位主席神情沮丧地回来时——宾夕法尼亚州的理查德?辛普森扬言，如果亚当斯再留一个星期，他就将带头去造反——总统屈服了。他说这事是他担任总统期间做出的一个“最痛苦、最困难、最伤心的决定”，而且他也不愿自己下令解除他的职务。他对奥尔康说：“这事只得由你去办了。这是你的工作，是我让你做的最不讨好的一件工作。”
与此同时，亚当斯发现，就是在那人烟稀少的米拉米奇乡间也不够偏僻，无法藏身，加拿大的记者们也老问他什么时候辞职。看来人们现在要问他的就只有这个问题了。据亚当斯回忆，这时格里?摩根从白宫给他打电话，说：“他认为，我应回到华盛顿来，因为尼克松、米德?奥尔康……想跟我谈谈。”他明白他们的意思：“所以，我就回去了。”第二天上午8时，亚当斯来到自己的办公桌边，等候着打发他走的蒙眼罩和最后一支香烟此处以枪毙犯人时的情况作比喻。——译者。
尼克松告诉亚当斯，共和党的大部分候选人和政治领袖为了自保一定会声明与他脱离关系，这会使他无法待下去。奥尔康讲了约一小时，主要讲共和党捐款枯竭和全国委员会内部已有人准备造反的情况。亚当斯面无表情地坐在他的大皮椅上，扬着头，眼睛盯着天花板，嘴里衔着眼镜的一支腿架。最后，他无力地点点头，同意离开白宫。
尼克松在他的《六次危机》中，追述了1958年的选举如何“在公众的心目中实际消除了我在加拉加斯获得的成就，却建立起了一个和我的名字有关的失败的形象”。朋友们劝他避开那次竞选运动，因为共和党是注定要失败的。杜威还说：“你为共和党候选人做的工作实在不少了。”但艾森豪威尔对他说：“我敢拿我一年的薪金打赌，我们不论在众议院还是在参议院都不可能得到胜利。”尼克松写道，总统出于“个人和政治上的考虑”，不愿卷入可能使他以后无法同国会在工作上通力合作的政治斗争中去。因此，“如果必须有一个人来为这次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承担主要责任，我是责无旁贷的。”
我决不能袖手旁观，听任我共和党的同志遭到惨败。为了尽一切可能避免那样一场灾祸，我只能不惜拿我的政治威望来冒险，虽然我非常清楚，像1954年一样，我们有可能失败，而且我将因为这失败成为主要的攻击目标——我最后总共在25个州进行了全程约2.5万余英里的竞选活动。
这里对共和党竞选运动的性质和总统在最后两周参加竞选时所表现的热忱都略而未谈。尼克松的进攻策略过于狭窄，极其富有党派之争的性质。他警告说，民主党是“社会主义”和“左翼极端主义分子”的避风港。他指责民主党人“采取退却和姑息的政策”，嘲笑“引起战争”的“艾奇逊外交政策”，而为共和党政府的“军事实力和坚定外交”感到欢欣鼓舞。总统一开始十分惊愕，他对白宫的记者说，他对“这类事情”感到遗憾。但因这话激起了保守派的抗议，他又忽然彻底改变立场，转而公开赞扬他的好斗的副总统：“任何人也不能干得比你更出色了。”到10月底，艾克的心情已和尼克松完全合拍。他公开保证，“只要我还是总统，就决然不容许对共产党的侵略行径姑息”，宣称“所谓的导弹差距现正迅速缩小”，并把民主党人称做“政治激进派”和“自命由由派”，“一心只想着……滥花钱——你们的钱。”
在11月4日那天，共和党人的头顶上天塌了下来。他们在参议院失掉12个席位，众议院失掉48个席位，竞选州长的21人中13人都失败了。诺兰落选了，俄亥俄州的约翰?布里克也出人意外地失败了，甚至一向坚定不移地支持共和党的佛蒙特州也给失掉了。这就使得106年以来，第一次由一个民主党人作为该州代表参加国会。尼克松在总结全国选举结果时说：“这是一个已经控制了白宫的党所遭到的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
有三个人的竞选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在马萨诸塞州，约翰?肯尼迪的领先票差竟达874608票——比该州任何职位竞选时出现的任何差额都大，也比1958年任何一个参议员获得的领先票差都大。巴里?戈德华特在亚利桑那州和民主党浪潮抗衡却以决定性优势重新当选。甚至更使人有印象的是，洛克菲勒也以压倒多数获胜，领先票数高达50万。一家电视公司的评论员说：“这次选举中的最大得胜者是纳尔逊?洛克菲勒，最大的失败者是理查德?尼克松。”11月9日，纽约的当选州长洛克菲勒乘飞机南去，到他的委内瑞拉的庄园上去休息。在迈克蒂亚机场，六个月前尼克松夫妇受到加拉加斯唾沫洗礼的那个地方，记者问他对尼克松有什么想法。他回答说：“NotengonadaqueverconNixon”——“我跟尼克松毫无关系。”</p>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已使用的电话机达到1亿部，占世界总数的一半。1951年11月10日在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开始使用的长途直接拨号设备(长直拨)已逐渐用于海外通话。海底电话、无线电话和越地平无线电，还有随后出现的通信卫星(贝尔系统的第一个实验性通讯卫星)，把美国同海外190个国家和地区全都连结起来了。马克?克罗斯鳄皮手提包制造厂宣布，要向祖鲁兰提供一笔财政援助，以繁殖各种鳄鱼，由此可以看出现代美国商业的全球性质。同时，通商航路的缩短使美国汽车商受到来自国外的新竞争。在美国市场上，外国车的销售量占10%。销售量较大的外国车有德国的大众汽车(1958年售出102035辆)、法国的雷诺汽车(售出47567辆)、意大利的菲亚特汽车(售出2.3万辆)和英国的希尔曼汽车(售出18663辆)。另外，日本、瑞典和荷兰的小型汽车眼看也要挤进美国市场。底特律采取现实态度，终于准备制造美国自己的小型汽车。为了有别于外国造的车，这种汽车取名“轻便车”。
有人问美国人登上月球后可能会在那里发现什么，爱德华?特勒严峻地回答说：“俄国人。”1959年1月初，苏联人发射了月球卫星1号，这颗重3245磅的了不起的卫星到达了距月球只有5000英里的空间。他们在空间探索方面本来已抢先一步，如今更遥遥领先，尽管美国已开始迈开步伐，企图迎头赶上。卡纳维拉尔角的工作人员终于用陆军的丘比特-C型火箭，把一颗很小的美国卫星送上了轨道。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规定，联邦须对改进科学、数学和外语教学给予补助。1958年国会还成立了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为了考验人体在空间的耐力，空军上尉乔?基廷格完成了历史上距地面最高的一次跳伞，他从7.64万英尺的高空跳出机舱，自由降落12英里后，才用伞上的气压装置把伞张开，最后安然落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上。1959年4月10日，各报在头版上向全国介绍了一批新型的名流——水星计划的宇宙航行员。这些人都是老练的试飞驾驶员，年龄在32～37岁之间。他们是艾伦?谢泼德、沃尔特?希拉、弗吉尔?格里索姆、小约翰?格伦、斯科特?卡彭特、戈登?库珀和唐纳德?斯莱顿。他们全是白人，都有孩子，都是美国小城市出生的，也都是新教徒。这七个人当中有六个人留着小平头。
美国两侧的海洋在30年代曾使孤立主义者感到可以高枕无忧，如今看来已变成为可以涉水而过的小溪了。1958年8月，对放射性尘埃的危险性进行争论的科学家都一致认为，不管世界什么地方进行核爆炸，所有美国人的骨骼都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害。1959年7月10日，由于在西贡以北20英里的边和有两个美国军事顾问被杀、一个受伤，遥远的印度支那便立即变得不那么遥远了。这三个军官在一间餐厅里观看用一部家庭放映机放映的珍妮?克雷恩的影片《破烂衣衫》，恐怖分子包围了那所房子，趁一个中士开灯换片子的时候开了火。
现在第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已成为过去的事，有些显赫一时的人物也随之销声匿迹。约?麦卡锡因饮酒过度于1957年5月2日死去。(乔治?索科尔斯基写道：“他泄了气，认为自己被人出卖了。他特别感到自己被原来一直十分信赖的副总统尼克松出卖了。”)他的遗孀琴?克尔?麦卡锡仍住在华盛顿，四年后，她同民用航空委员会一个委员结了婚。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活到89岁，死去时留下一个势将引起纷纷议论的定时炸弹，这就是他最后的一件主要设计——纽约市造价达300万元的所罗门?古根海姆博物馆。游艺界去世的有埃罗尔?弗林、马里奥?兰扎、马克斯韦尔?安德森和卢?科斯特洛。约翰?刘易斯辞去了矿工联合会主席的职务。货运司机工会的戴夫?贝克进了监狱，留下了他的继任者詹姆斯?霍法接着去和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委员约翰?肯尼迪以及该委员会首席顾问罗伯特?肯尼迪进行难分难解的斗争。35岁的玛丽亚?卡莱斯抛弃意大利的百万富翁季奥瓦尼?梅内吉尼，嫁给了船舶大王亚里斯多德?苏格拉底?奥纳西斯。好事者认为，年已53岁的奥纳西斯对卡莱斯来说，怕未免太老了。
有人越来越喜欢拿20年代同目前这十年相比。50年代虽然也很荒唐，但直到1958年我们还没看到可以和尤克里里琴或爬到旗杆顶上待着不下来相比的东西，而这一不足之处，1958年却由加利福尼亚州圣加夫列尔的两个年轻玩具制造商极为出色地加以弥补了。理查德?内尔和阿瑟?梅林是一家名叫惠姆—奥制造公司的合伙老板，在二次大战后，以不到一千元的资金开始制造弹弓。他们第一次赚大钱是在1957年制造弗里兹比。弗里兹比是一种轻巧的塑料盘，一个人扔给另一个人时，它会在空中慢慢飘滑过去。1958年3月，在纽约的一次玩具博览会上，有个熟人告诉他们，有一种大木圈很快在澳大利亚到处流行，孩子把它套在屁股上转着玩。回到公司后，内尔和梅林便开始制造木圈。但做了二十来个，就停下了。他们不喜欢木头的，想用塑料来试一试。到5月，他们做出了符合他们要求的东西，他们用花花绿绿的聚乙烯管做成三英尺大的圈，每只售价九角三分，可得毛利16%。惠姆-奥公司的这种新玩具定名为呼拉圈。
要取得这种玩具的专利权是不可能的，到劳工节时，便已有十多家公司依样仿制，另立商标出售。即使如此，惠姆—奥公司到9月初仍售出两百万个呼拉圈，获得纯利三十多万美元。接着，成年人也开始用呼拉圈来锻炼身体。生产数量激增，惠姆-奥公司的会计忙得不可开交。工人开始实行三班制。这年秋天，若把国内外的仿制品通通计算在内，呼拉圈的总销售量估计有几千万个。使用的人多得使欧洲的医学刊物纷纷发出警告，谨防因过度激烈而损伤身体。实际受伤的例子非常多。在荷兰的莱登，有个荷兰妇女被送往外科手术室去割除阑尾，但经医生检查，发现她的病实际上是腹肌受到损伤，而这完全是因为套上呼拉圈旋转过猛引起的。在英国，呼拉圈的销售量达到25万个，英国医学会发出警告说：“凡是已发现有心脏病的人都不能玩呼拉圈，凡是缺乏训练的人都不能一开始就玩得太猛。”在日本，医院急诊室里挤满了因玩呼拉圈而引起腰间盘脱出和脊椎骨错位的病人。有一次，一个孩子在东京街上因追赶一个滚跑的呼拉圈被车轧死，从此就严禁在街上玩呼拉圈。尽管如此，东京呼拉圈的销售量还是超过了三百万个。而且还有许多日本人排长队等候购买呼拉圈，队伍在银座一带长达几个街口。岸信介首相62岁寿辰的时候，竟收到一个呼拉圈礼物。
约旦的扎伊奈太后旅欧返国时，行李中也装着一个呼拉圈，按说这已足以证明呼拉圈并非不正当的玩意儿。可是，有些玩具制造商仍不免心情紧张。成年人所以愿意观看别人玩呼拉圈，是因为有些人屁股的扭动颇富诱惑性。那年秋天，每当举行橄榄球赛时，常出现一种意想不到的乐事：那就是观看迷人的乐队女队长发狂般地扭动着自己的腰部，引得成千上万的观众欢叫不已。在法国，有个名叫雅克?德?圣-法尔的呼拉圈制造商，深恐会引起教会的注意和反对。他不愿丢失过去的好名声，因为在呼拉圈出现以前，他一直靠为医院和实验室制造塑料管为生。现在为了自卫，他设法让法国名流都戴上呼拉圈拍照。在芬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在舞台上举办呼拉圈持久比赛，参加者要长时间同时转动环绕在颈部、臀部和膝部的三个呼拉圈。
不管看的人会有什么样下流的想法，这种美国新玩意儿在其他国家照样十分风行。在德国，使呼拉圈获得推广的是职业拳击家马克斯?施梅林和他的妻子安妮?昂德拉。没有孩子的德国人要买玩具总有点说不过去，为了避免让人看见，他们请商店把货包好，在夜间送到家里去。一支比利时探险队出发去南极时，在他们的行装里也有20个呼拉圈，这笔钱是作为文娱费用开支的。在某些国家，呼拉圈供不应求的现象很严重。在约翰内斯堡，一个呼拉圈卖六角五分，记者报道说，这只有白人顾客才买得起；当地土人未免十分眼热，后来慈善机构只好免费供应。阿姆斯特丹的《自由人民报》指出，荷兰需用塑料管的其他工业已陷于停顿；而在华沙，一家为青年办的周报竟谈到：“如果轻工业部和手工业局还不开始生产呼拉圈，我们在这方面的进展，特别从国际范围来看，就将大大落后了。”这两个部门仍然拖拖拉拉，于是呼拉圈就通过东德走私进来。
呼拉圈热来得快，去得也快。到1959年夏，许多城市的垃圾场上都堆满了丢弃的呼拉圈。但不管怎样，从这种狂热完全可以看出，美国群众文化生活中即使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对世界其他地方都会有多么巨大的影响。
在欧洲，英法外交部都把苏伊士灾难归罪于杜勒斯；在华盛顿，艾森豪威尔政府里也有人赞同这种意见。不过，面临着苏伊士事件后的中东局势，关于华盛顿下一步该怎么办的问题，大家的意见并无分歧。依据冷战信条，世界上每一块值得争夺的地方，都必须要么归共产主义所有，要么归自由世界所有。谢尔曼?亚当斯1961年写道：
英法两国企图以武力解决苏伊士运河争端遭受失败，这使两国在中东的威信和政治势力暂时大受挫折……据总统说，除非美国决意去填补真空，并且向全世界明白宣布此一意图，否则苏联人必将插足中东，从而使我们陷于难以忍受的境地。
总统对国会领袖说：“我就根本不相信，我们可以让中东处于真空状态。”他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要求授权在那里使用美国军队，“以确保和维护为防御国际共产主义所控制的任何国家的公开武装侵略而要求获得这种援助的国家……的领土完整、政治完整和政治独立。”这就是艾森豪威尔主义。和罗斯福于1940～1941年进行的不宣而战的战争一样，和杜鲁门总统不得国会同意而做出的出兵朝鲜的决定以及1955年的台湾决议一样，这个主义是朝着授权总统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美国军队的道路上又迈开了一大步。
亚当斯指出了艾森豪威尔主义中的一个缺点。他写道：“美国要想遏止共产主义在国外扩张的任何企图都会遇到一个困难，那就是如何设法证明以民族主义的斗争形式出现的内部动乱确实是由莫斯科指挥的。”支持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决议在众议院顺利通过，但在参议院却遇上了麻烦。像在为台湾决议进行辩论时一样，持反对态度的参议员内部意见很不一致。有些人认为，白宫是要国会分担原应由行政部门做出决定的责任；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艾森豪威尔是想获得发动战争的权力。佐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和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两人特别感到担心。拉塞尔对杜勒斯说：“这是想要我们买猪不过目，不顾后果地承担义务。”杜勒斯却回答说，这是个是否忠诚的问题。他还对拉塞尔说：“如果我们对什么事都卡得太死，如果国会不愿意信任总统……我们就无法打赢这一仗。”
但是，这一仗在哪里打呢?英法两国已经放下武器，中东仅有的危险之处就只剩下阿拉伯人和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亚喀巴湾问题上的争端了。经过两个月的辩论，参院以72票对19票通过了那一决议。后来亚当斯写道：“下一年，在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发生了一连串爆炸性事件，全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应用艾森豪威尔主义的问题。”事实上，这个主义对于这些事件都是不适用的。约旦事件是典型中东式的：反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大闹安曼，迫使年轻国王侯赛因的首相辞职。侯赛因于是求助于艾森豪威尔，声称危机的发生“要由国际共产主义及其追随者负责”。杜勒斯同意这种说法，总统便派出第六舰队在东地中海来一次发炮示威。侯赛因在大炮的庇护下选出一个忠于他的政府。闹事的人散去，新首相没有倒台。谁也看不出，如果没有那示威的军舰，结果会有什么两样。
接着，便发生了叙利亚事件，这事件颇带有滑稽歌剧的味道。杜勒斯急于想在大马士革显示一下力量，可是叙利亚人根本不吃那一套。叙利亚政府倾向苏联，反对派的成员是一些反美军官，他们又都希望互不相扰。沙特阿拉伯的国王沙特明确告诉艾森豪威尔，这里的长期不和跟意识形态毫无关系，没有一个真正的阿拉伯人会成为共产党。总统回答说，这话他过去也听人说过，戴高乐就曾说过“没有一个真正的法国人会成为共产党”。“很显然，骚动是共产党煽动起来的，”亚当斯写道，“不过和约旦的情形不同，叙利亚政府对西方国家的任何援助都不感兴趣，因而在这里艾森豪威尔不可能有多大作为。这是艾森豪威尔主义存在着弱点的一个例证。”
1958年7月14日清晨，华盛顿一觉醒来，得知中东的周期性痉挛症又发作了。头一天夜里，伊拉克亲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占领了巴格达电台、邮局、电报局和底格里斯河上的桥梁。他们打进王宫，杀死了国王和王储。努里?赛义德首相化装成女人偷偷逃跑，但也被捉住杀掉。这样一来，杜勒斯的巴格达条约刚签订不过半年，它的中心支柱便彻底垮台了杜勒斯援引艾森豪威尔主义，曾向条约成员国保证：美国将用一支“巨大的机动兵力”保护它们免遭颠覆。巴格达政变发生后，这个同盟少了一个伊拉克，另行组成中央条约组织，总部设在土耳其的安卡拉。——译者。这情况也使黎巴嫩总统卡米尔?夏蒙大为惊恐。不久前，夏蒙还曾控告阿拉伯共产党人大量渗入了他的政府。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为此曾亲自领导一个观察小组作过调查，小组没有发现任何足以证明夏蒙疑虑的证据。如今，他深信自己是纳赛尔要搞掉的第二个对象，于是正式要求美国派兵到贝鲁特。艾森豪威尔同意了。
这是30年代孤立主义的大倒个，走向干涉主义的极端。不管怎样想入非非，都不能说美国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在第六舰队的70艘军舰和420架战斗机的掩护下，9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黎巴嫩登陆，这是和平时期美国武装力量最大的一次集结。接着，总统发表声明，解释说：“这些军队的任务是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因为在黎巴嫩共有约2500个美国人。”可是，实际并没有任何迹象说明美国人(甚至黎巴嫩人也一样)是处在危险之中。而且，总统这样提出问题，事实上等于承认这与艾森豪威尔主义是不相干的。杜勒斯力图使国会领袖们相信这与艾森豪威尔主义有关。这位国务卿告诫说，如果美国不按照夏蒙的请求采取行动，“我们的威信就会丧尽，也没有谁再会相信我们的话了——永远没有。只有我们先到达那里，共产党的干涉才可能避免。”他又说，如果不采取行动，自由世界不仅会失去中东地区和自由世界在那里的近3/4的石油资源，而且还会失掉非洲和非共产党统治的亚洲，这一段话后来被冷战专家们一再引用，以证明在任何一次国际危机中，使用武力都是完全正当的，包括越南问题在内。艾森豪威尔在1954年，曾加以抵制。这一次，进行抵制的却是国会的领袖们了。他们毫不含糊地表明，他们对于在黎巴嫩的行动不愿分担任何责任。
艾森豪威尔主义事实上到此已寿终正寝。四个月后，夏蒙倒台，换上了中立主义的总统和总理，在他们的要求下，美国海军陆战队随即撤走。这个事件，亚当斯最后论断说：“对艾森豪威尔说来是使他灰心和不快的。”这件事所包含的深刻意义在当时是看不太清楚的。总统曾警告参众两院说，他有可能事先不经国会讨论就在中东冒开战的风险。他说：“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一定要对行动方针进行公开辩论，那采取这种行动本身便会丧失意义。”——这是进一步批准扩大总统开战权力的先例。
在地球的另一边进行炮舰外交对美国来说还是新鲜事儿。这使人联想到仿佛帝国又出现了，而这正是如《欧洲市场上的美国》的作者赖纳?黑尔曼和《美国的挑战》的作者塞尔旺?施赖贝尔一类的欧洲人自信已看到在他们西边的地平线上正慢慢出现的东西。大战前，在欧洲人的心目中，美国是一个富裕的、喜欢自吹的国家，每一个美国人都看上去像贾莱?古柏和琴逑?罗杰斯，他们的孩子也都像米基?鲁尼和安?拉瑟福德这些都是当时美国著名的电影明星。——译者。那个美国是理想主义的、天真纯洁的，是全世界无限向往和人们私心窃慕的地方。除了在遇到自然灾害时，美国人总是以大施主的面貌出现外，他们在世界事务中几乎就不起什么作用。
如今，美国人遍布全世界。第四点计划、非洲经济委员会和各种技术援助计划派出的人员已遍及亚洲和非洲各地。国会已经批准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贷款基金、富布赖特奖学金计划以及同不在富布赖特计划之内的42个国家交换留学生的史密斯?蒙特计划。到国外旅行的美国人每年增长12%；50年代后期，到遥远的国土去旅游的美国人在200万以上，他们一年花掉20亿以上的美元。
这些钱并不一定都花得很明智、很漂亮。如果说有一个欧洲人和丘吉尔一样说，“我喜欢这些美国人，他们都是那么慷慨大方”，就有不止一个欧洲人会和让?保罗?萨特一样表示轻蔑地说：“那些美国人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存在主义。”欧洲大陆和亚洲比较古老的文化的维护者对美国化的蔓延都深感是一种威胁。他们对美国青少年文化，特别是音乐，对全世界青年产生的诱惑感到惊惶不安。爵士音乐几乎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听到。年轻的泰国国王那时正在为百老汇的一出歌舞剧《拉洋片》写歌词；柬埔寨国王则在自学吹奏火辣辣的萨克斯管。再就是美国的无酒精饮料。在曼谷，泰国总理是可口可乐的代销商，警察局长是百事可乐的代销商；艾德莱?史蒂文森称他们之间的竞争是“冰冷的冷战”。不论在泰国或其他国家，可口可乐总居于领先地位。它所到之处真已是永无落日。在国外，可口可乐每天的消费量达500亿瓶，足够使一艘轻巡洋舰漂浮起来。
塞尔旺?施赖贝尔写道：“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那种由征服欲所驱使的老牌帝国主义，而是由于美国和世界其余地区之间的‘压力’不均而产生的一股剩余力量。”美国工业在海外工厂的投资已达575亿元，年产总值约为1000亿元。塞尔旺?施赖贝尔提醒人们注意：“美国公司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建立总部，以便协调它们在整个西欧的活动。”
随着美国大公司日益强大，欧、亚、非各洲的人便越对美国国内生活的实际情况感到好奇。他们听到的东西并不都是十分准确和可靠的。赞赏苏联和新中国的人对美国的种族歧视痛加指责，把蒙哥马利市对公共汽车的抵制行动和小石城事件说成是种族暴乱。关于美国社会的报道，大多强调美国生活水平高，但这却变成了愤愤不平的根源。美国的生活水平和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新兴国家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还在不断扩大。1950年，巴基斯坦总理利阿科特?阿里?汗访问美国时曾说：“我一想到这个情况，我就突然觉得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孤岛——一个难以想像的繁荣的孤岛。而在这个孤岛的周围，我看到的却是充满着苦难、贫困、肮脏的可怕海洋，亿万的人在那里挣扎着，想免遭没顶之灾。想到这里，我像为一个老朋友担心那样，颇为这个伟大的国家担心。”
在全世界发生的40次大骚乱中，美国使馆、美国新闻处的图书馆和文化中心都是攻击的目标。自发地袭击美国国旗的事已司空见惯，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原因只不过是示威者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在心头长期积压着的反美情绪最后突然爆发出来了。单是在印度尼西亚，这类骚动就发生过五起。这种事情的发生决不只限于其领导人对美国不满的国家。在中立国首都，如阿尔及尔、开罗、喀土穆，也同样出现过示威活动，甚至在美国某些盟国的首都，如里约热内卢、雅典、西贡、台北和巴拿马城，也都不例外。
美国人感到迷惑不解。他们以为自己在对外援助计划方面是很慷慨的，然而却不知道，如利昂?凯塞林所说，美国用于国际经济合作与援助方面的款项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实际占的比例是“小得叫人提起来就脸红的”。普通的美国人认为，参加骚动的群众必是受了煽动分子的蒙蔽。他想，如果这些人明白自由企业的好处，他们也会要建立这种制度。在他天真的头脑中，完全没有想到美国所以能成为今天富强的国家，其中还有许多其他因索，其中有丰富的资源和温和的气候等。他想，如果别国的人知道美国是多么富裕，他们就只会对星条旗欢呼，而不会去践踏它。他万万想不到，宣扬美国的繁荣只会被看做是令人难以容忍的炫耀。
这一点，美国的领导人也同样没有想到。尼克松副总统在准备出国访问时，拼命地记诵一些图表和数字，以便说明美国人的生活如何比许多不那么幸运的人民的生活都要好得多。有一次，访问归来，他绘影绘声地说，在同东道国的一些人进行讨论时，他如何急切地等待开口的机会，然后有力地说明了他的论点：
我列举数字表明，美国的4400万个家庭共拥有5600万辆汽车、5000万台电视机、1.43亿架收音机，而且其中有3100万个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接着，我谈到被许多人忽略的一个论点。这些统计数字实际上非常生动地表明：从财富分配的观点来看，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最接近于一个人人富裕的无阶级社会的理想了。
到第二届艾森豪威尔政府中期，海外有不少人都听到过这样的论点。因为艾森豪威尔总统非常喜欢派遣尼克松夫妇出国访问。为了维护国际间的友好关系，副总统也顾不得先后在印度尼西亚、阿富汗、埃塞俄比亚患腹泻，在缅甸遭包围，在卡萨布兰卡受侮辱，在墨西哥城一架失灵的电梯中受到一个小时汗淋淋的煎熬。
在这一切之后，更有1958年春的一次历时18天的访问南美的艰苦历程，先后在乌拉圭、哥伦比亚、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等国停留。这次出访意在做出睦邻姿态，因而尼克松也想到一定很单调无味。他在事后写道：“在我以副总统身份进行的多次出国访问中，我最不想去的是1958年的南美之行，这并非因为我感到这次任务艰巨，而是因为同当时我在华盛顿的工作相比，这是不太重要且又缺乏趣味的。”中央情报局向他担保，这次出访一定平静无事。有些记者甚至犹豫是不是跟他出去采访，尼克松也对他们说，要是不去，他们大概也不会错过什么了不起事情的。
在访问开始阶段，的确没出什么大事。在蒙得维的亚、布宜诺斯艾利斯、亚松森、拉巴斯接待尼克松夫妇的南美的一些统治阶级人物，对于北美的政策制定者不把他们当做一回事，已经习以为常了。助理国务卿亨利?霍兰是专门帮助杜勒斯注意拉美动向的，在他的领导下，国务院一直不遗余力地争取向那里的国家提供种种贷款，其理由是，如果自由派掌了权，他们可能要对企业实行管制，从而打击企业界的精神。尼克松访问的第一批国家中的头面人物完全了解而且也很重视这一情况，因而完全无意打乱目前的局面。
在街头，不时可以看到情绪激昂的年轻人举着标语牌，称美国副总统是“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狗养的”。有一块标语牌劝告尼克松：“滚回到你那以拷打黑人、屠杀印第安人为乐的美国去”。尼克松显出自己是个直爽干脆的政治家，只要可能就停下来向人们解释，他并不是种族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狗养的，也并不赞成私刑拷打或屠杀，而且事实上，他也从未参与过这类行动。不过这样的事件不多，在他最初停留的几个地方，示威的人很少，他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因为凡是在出现敌意的标语的地方，也总有人对他来一个拉丁式的abrazo，即大熊式的热烈拥抱，以表示欢迎。他听到有些大学生高唱着“FueraNixon”，译员告诉他，意思是“尼克松滚回去”。尼克松笑着说，他还不想回去，这里的人对他更为友好嘛。
后来谁也记不起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那种喊声变成了“MueraNixon”(杀死尼克松)了。在旅程的第五天，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人起哄；第六天，在亚松森听到人们的嘘叫声。不过，总的说来群众还是比较友好的。玻利维亚人向他抛洒彩纸，他没有看到这里有什么危险的迹象。但事实上，他真算走运。在附近一个矿区，许多身带炸药棒的抗议的人群已经集合起来，后来只是由于炸毁铁道，断绝了这个地区的交通，才使尼克松幸免受到一次袭击。在别的地方，由于警察保持警惕，驱散了打算进行暴力活动的人群。可是，尼克松夫妇不可能一路都那么走运，结果也确是如此。5月7日，星期三，也就是启程后的第11天，在秘鲁的利马，他们第一次隐约感到可能要出大麻烦了。
利马机场举行的欢迎仪式是礼貌周到的，然而汽车队开进市区时，尼克松看到街上的行人不多，其中的大多数也“似乎并不知道”他是何许人。同车的秘鲁官员解释说，为了避免“出乱子”，车队行驶的路线事先没有公布。尼克松后来回忆说，“这是多少叫人感到不安的，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在友好的秘鲁还会出什么乱子。”
尼克松在秘鲁和随后在委内瑞拉遇到的那些暴徒的领导人究竟是些什么人，一直都不大清楚。这些人面目不清，特别由于后来尼克松坚持认为，他所遇上的任何麻烦必然和统一指挥的共产党阴谋有关，因而让人更搞不清了。他在事后写道，在到达利马壮丽的玻利瓦尔大饭店时，他对这一阴谋的规模已大致有所察觉：“显而易见，共产党人由于在乌拉圭、阿根廷和玻利维亚企图破坏我的旅行都未能得逞，所以决心全力以赴，要在圣马科斯大学使我本人和美国难堪，因为这所大学在整个拉丁美洲很有名，不论在那里发生什么事，都会成为其他地方的头条新闻的。”他望着那些示威的人，心里在想：“他们怎么能把人们煽动到这种程度呢?然后，面对着眼前的一切，我开始领悟到，我在这里看到的正是敌人随时在向我们施展的那种残暴、决心和疯狂。我从暴民的脸上看到的就是这些东西。这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的实质。”他又写道，看到人群中的年轻人，“我的直接的反应只是对那些凶恶的共产党煽动者的极大仇恨，他们竟然把孩子们弄到这般丧失理性的地步。”
尼克松的这些话基本上出于猜测。在秘鲁和委内瑞拉反对他的人群当中，无疑杂有共产党人；共产党的《人民论坛》周刊在头版刊登的一幅经过修描的口露獠牙、神态疯狂的尼克松照片，也显然在一般人心中起过煽动作用。可是，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拉丁美洲所有反对他的访问的示威者一概都是受共产党情报局特务的操纵和指挥，这说得客气点儿，也未免太可笑了。在那些年头，中央情报局的确还远未做到无所不知——伊拉克政变就是叫中央情报局冷不及防——可是它对这样重大的事情竟然会一无所知，这是叫人难以相信的。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那些穷苦人认为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一旦看到有机会发泄自己对富人的仇恨，于是——这是不难理解的——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共产党人和其他派别的极端分子不过是趁机火上浇油，使自发的反美怒火烧得更旺些罢了。
利马暴徒固然很凶，不过紧接着副总统一行还算得到了几天的喘息时间。在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停留的四天中，他们得以恢复元气，准备应付最后的也是最危险的一个停留地点——加拉加斯。委内瑞拉的局势令人难以捉摸，街头情绪颇为不祥，上台还不到四个月的军人政府对捣乱分子没有采取有力的镇压措施。这个新政府不愿意承认自己无能，对美国使馆不时提出的询问，一再肯定地答复说，它不相信副总统会遇到什么严重麻烦，如果万一发生什么事，它也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只有在加拉加斯，也许可以说共产党阴谋确实是反尼克松事件所以发生的一个因素。南美共产党人一向对自己的组织能力颇为自负，等待尼克松到达的委内瑞拉暴民也确是准备得很好的。5月13日(星期二)早晨，当副总统的座机在迈克蒂亚机场上空开始向下滑行时，下面分成五批的人群便已经分别占据了各个战略要地。有一批人集中在机场大楼。三批人分散在由机场到加拉加斯市中心的英雄公墓广场之间的12英里公路上，等候汽车队的到来；因为按事先的安排，尼克松要到广场上西蒙?博利瓦尔的墓前去献花圈。第五批，也是最大的一批人则全部集中在这个广场上，身上还都带着燃烧瓶。他们的头目们估计总有一个地方要把尼克松炸成粉碎，烧成灰烬。这种死法在委内瑞拉被看做是最可耻的下场。当年1月，有些出来保卫即将垮台的旧政府的警察就是这样给结果性命的，幸存的警官们对此记忆犹新，无疑这是他们不愿意挺身而出去保卫尼克松的原因。
官方的不负责任还不止于此，这里面有些问题至今叫人迷惑不解。跟随尼克松采访的美国记者先一步着陆，他们发现大约有五百个反尼克松的青少年乘公共汽车到达机场，在机场大楼观测台上摆开了阵式。这些人到那里去显然是有意要肇事的。尼克松的飞机还未降落，他们就都朝着它挥动拳头，大声叫骂。可是当美国特工人员要求委内瑞拉治安方面的负责人让那些人离开的时候，竟遭到了拒绝，对方还说：“他们不会闹事，他们有权示威。”然后，这位负责人又命令汽车队不像通常那样停在机场内固定的地点，而是到机场大楼外边的街头去列队。这样一来，尼克松夫妇就必需穿过示威人群，多走一百多码的距离。那个负责人后来说什么长列的漂亮的轿车会使仪仗队失去光彩，这个解释实在是荒诞至极。
那天，机场上的军乐队队长也是可疑人物之一，因为他知道，只要他一演奏美国国歌或委内瑞拉国歌，副总统就不得不立正站住。另外，负责沿途保卫车队安全的当局也值得怀疑。后者是最玩忽职守的。他们告诉副总统的美方警卫人员说，在尼克松到达前一小时，街上的交通便已经断绝。这纯属瞎说，因为许多车辆一直往来不停。此外，三个埋伏地点已经集中了大量伏击的人员和物资，任何人一眼就能看见。要说委内瑞拉的军人政府也参与了这一阴谋，那是不可思议的，不过，它希望出现一种轰动性的事件倒是很可能的。拉丁美洲的报刊编辑早已注意到，黎巴嫩和其他一些地方的骚乱，已经把美国的注意力和对外援助吸引了过去。如果现在使尼克松震动一下，从而使美国在对自己南方邻国的关系上不再采取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这在他们看来不一定是什么坏事。尼克松后来发现这样来解释那次糟糕的保卫工作倒是可信的。他以值得称许的克制态度指出，那些负责人对暴民的情况不可能知道得很清楚。
尼克松在从飞机的舷梯上走下来时，仍像往常一样端详着四周的人群，看看自己可能受到怎样的接待。如他后来所说，只需对那些尖声怪叫的年轻人看上一眼，他便明白：“在这个地方，我们将遇上和我所访问过的任何国家都全然不同的一种局面。”译员告诉他：“他们不友好，副总统先生。”尼克松不懂西班牙语也能明白这一点。震耳欲聋的叫闹声使他连奏国歌和鸣放19响礼炮的声音都听不清了。105发炮弹还没有发完，他已决定免去机场的其他仪式，特别是互致欢迎词和答词。他对译员说：“喂，我们不到麦克风前去讲话了。”又转身对委内瑞拉外长奥斯卡?加西亚?卢廷说：“我们免了例行的讲话，直接上车去吧。在这伙暴民的吵闹声中谁也不可能听见我们的讲话。”
这时他才发现四周并没有汽车，他朝着应是停车的地方望去，只见到一溜红色地毯，一直铺到机场大楼，还穿过大楼，铺到大楼那一边去。他远远看到汽车在那里闪闪发亮。可是中间夹着愤怒的青少年正在组织队伍，手里挥舞着腐烂的水果和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脏东西。仪仗队的刺刀本来还可以起点作用，但指挥官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情况正在迅速恶化时，这一行美国人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一批盟友：机场上的30名机械工人，在别的人都对尼克松起哄的时候，他们却向他欢呼，这种情况很突出，弄得在场的人群一时间全愣住了。美国人趁此机会溜进了机场大楼。穿过大楼出来，尼克松和他夫人刚走到观测台下面，乐队队长这时竟重奏起了委内瑞拉国歌。尼克松夫妇只得呆呆地站住。这位副总统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只“觉得是天下起雨来了”，后来才知道实际上全是唾沫。上面的人群一齐朝下面吐唾沫，有些人嘴里还嚼着烟草，因此尼克松夫人专为这次旅行置办的红色新装上都给染上了好些棕色污点。有一个橡皮吹笛直打在尼克松脸上。国歌演奏完毕。尼克松挽着帕特的手臂，紧跟在由特工人员和美国大使馆的人员匆匆组成的一个楔形队伍的后面，从人群中挤过，走向汽车。这支楔形队伍猛地向前一冲，把尼克松拥上第一辆汽车，让帕特进了第二辆。特工人员和译员跟着都上了车。他们赶紧把窗子摇上，擦掉自己脸上和衣服上的唾沫。这时，男主人和女主人也分别赶上车来。卢廷外长和尼克松同车，卢廷夫人和尼克松夫人同车。外长夫妇都感到很难堪。加西亚?卢廷为人和善，态度温和，他想帮着把副总统衣服上最恶心的唾沫擦掉，尼克松不客气地说：“请不必费心，我一脱下这些衣服就要马上把它烧掉的。”外长接着试图进行解释，他说：“委内瑞拉人民由于过去长期得不到自由，所以他们现在的一些激烈表现不免容易超出常规。在我们新政府内，我们不愿意做出任何事情，让人觉得我们是在压制自由。”尼克松回答说：“如果你们的新政府没有勇气而且也不想去制止像刚才机场上的那种暴民，那不要多久，委内瑞拉的任何人都不会有什么自由可言了。”
驶往加拉加斯一路上的情景真是令人毛骨悚然。以一队护卫警察和一辆记者卡车为前导，车队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在现代化的双线公路上飞驰，可是骑着摩托车和小型摩托车的示威者却仍在车队当中往来穿行，朝着第一辆轿车大嚷大叫，吐唾沫，扔烂水果。车窗不得不一直关着。车里的空气因为没有空调，简直令人窒息。进入市区时，尼克松注意到人行道上空无一人，商店全都上了锁，还安上了窗板。他正想说这可不是好兆头，便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响。他当时以为是司机把车开过了一个坑洼的地方。但跟着他又听到第二声，接着又是第三声；这是飞来的大石块打中了汽车。就在这时，司机猛地扳动刹车，把车停住。他们已经到了市区，遇到了第一次伏击。一大帮老老少少，各种各样的衣衫褴褛的人从近处一条肮脏的小巷里一窝蜂地拥上大街来，乱扔大石块。这里的路障还没有完全搞起来，司机马上从旁边绕过去，但几分钟后，他又刹住车。这里是一个斜坡，公路由此拐进市区中心，往上直接连着苏克雷大街；这大街是一条中间有中央分车带隔开分成六行车道的大马路，它穿过加拉加斯最穷苦的一个居民区。第二个埋伏点也就在这里。有一辆大型翻斗车、几辆公共汽车和小汽车停在街心，司机都不见了。这时，另一群衣服破烂的人拿着标语牌和棍棒跑出来，向着被拦住的车队大嚷大叫。这里也有人扔石头，有几个杀气腾腾的示威者直向尼克松的汽车扑过来。
这里也发现一条可以绕行的路，于是车队又沿着那条路紧张无声地全速行进。在进入市中心区，即将到达目的地时，车队又被布置得更为严密的路障拦截住。公共汽车、卡车和小汽车在路中心横排成三行，正好挡住去路。尼克松的汽车司机不可能跨过中央岛去，因为那边是和车队反方向的单行道，而且路上的车辆已很拥挤。一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寂静得叫人不寒而栗。忽然间，特工人员杰克?舍伍德低声说了：“瞧，他们来了!”
后来估计，这群暴民大约有二百到五百人。他们飞快跑过来，吐着唾沫，挥舞着斧头、棍子和铁管。《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厄尔?梅佐站在车队前面的记者卡车上看到那情景，马上想到这真“像法国大革命时的一个场面”。这是一伙少有的狂乱的暴徒，简直要行凶杀人了。汽车挡风玻璃上唾沫直流，司机不得不开动刮水器。骑在别人肩膀上的头目高声发布命令，带领众人呼喊：“杀死尼克松!杀死尼克松!”他们的目的显然是要设法打开汽车门，如果不行，则砸碎车窗玻璃，把尼克松拖出车来。一块大石头击中一扇窗子，嵌在那特制的玻璃上，玻璃碎片飞到加西亚?卢廷的脸上，他不禁大叫：“飞进了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一根铁管击中靠译员那边的一扇窗子，玻璃没有全破，可是碎渣直溅到译员的嘴上。舍伍德受伤流了血。碎玻璃也打在尼克松的脸上。同时，另一根铁管从窗子破口捅进来，朝着尼克松不停地摇晃。
那位外长几乎发了歇斯底里，哭喊道：“这太可怕，太可怕了!”尼克松朝后窗望去。根据他后来的回忆，他看到帕特在和加西亚?卢廷夫人闲聊，“仿佛这不过和有一天下午在好莱坞快车道上遇到的车辆阻塞的情况差不多，”他马上感到极大的安慰。帕特的司机也很镇定，他把自己的车子紧顶着前面的一辆，使暴民无法从后窗接近副总统。尼克松看到，示威者对帕特的车子并不感兴趣。不管怎样，这是惟一令人宽慰的。暴力行为已持续12分钟了，现在看来，只会有一种结果了。
他们在汽车里听到外面一个骑在别人肩上的头目大声发出一个命令。车子开始摇晃起来。凡是对暴徒有所了解的人——这里的人，当然都了解——谁都知道这表明事情已发展到最可怕的地步了。暴徒在无法打进汽车时，他们就来回摇动它，要想把它推翻，点火烧掉，把车里的人全都活活烧死。靠尼克松一边的窗子打开了。坐在前座的舍伍德和另一个特工人员掏出了手枪。
在那一刹那间，也就是1958年5月13日中午12时45分左右，理查德?尼克松知道他已很少有逃命的机会，实际情况比他自己的估计还凶险。在相距四个街口的玻利瓦尔陵墓那边，一批美国的侦察人员，其中有一名特工人员、使馆的武官和副总统的行政助理，已先一步到达，以便了解献花圈仪式的安排情况。这几个人可都吓坏了。广场上大约聚集了六千到八千人，愤怒地在那里转来转去。这里和在机场上一样，担负保卫工作的警察已无影无踪。守候在苏克雷大街一切具有战略价值的角落上的不是警官，而是愤怒的示威者。这些人毫不掩饰自己对美国人的敌视态度。穿着制服的使馆武官遭人脚踢，吐唾沫和推搡。使馆的一辆旅行车的窗子也给砸破了。这个先遣队惊恐之下，立即通过事先安排设在加拉加斯警察总局的无线电设备，分别发出了三个密码告警电。
尼克松一行的车队在遇到第三个路障时就已经开始散了队。后面汽车的司机只要能找到出路，都早已掉头开到横街上去溜之大吉，留下被包围的美国副总统和他的警卫人员去听天由命。当时情况已变得极其混乱，因而至今也弄不太清楚尼克松究竟是怎样逃脱的。按他本人回忆，载运采访记者的那辆卡车的司机“终于设法……把车插进从对面开来的车流中去，像给运球的球员作掩护一样给我们打开了一条路。我们的司机把车子开到马路的另一边去，尼克松夫人的那辆车也就在后面跟上来。”然而《先驱论坛报》的梅佐当时是在那辆卡车上的，他记得，当暴力活动眼看要进入行凶杀人的高潮时，“过来了几个委内瑞拉士兵。他们在堵塞的交通中间打开一个缺口。尼克松夫人的车子便紧跟在后面”。
这时，这几辆轿车还是朝着英雄公墓广场驶去。当到达接近广场的最后一个街口时，副总统告诉司机把车拐进一条小巷，朝另外一个方向开去。外交部长大叫：“我们不能离开我们的警卫!”尼克松说：“如果我们要靠那样的警卫来保护我们，那还不如没有的好。”他们一脱离险境，进入另一条大街后，尼克松立刻叫司机停车，以便和帕特交谈几句，估量一下情况。领头的一辆汽车已破烂不堪；窗子被打碎，挡泥板给砸毁，车里的每个人都多少受了伤。不过，没有谁受重伤。两位夫人都没有受到伤害，从这里往前走，路上也没有示威人群。于是，他们把车直接驶往美国大使馆的住宅区，坐落在加拉加斯高级住宅区的一个陡峭、易守的小山顶上。在这里，尼克松自从担任公职12年以来头一回睡了一次午觉，睡了极度疲劳后的一觉。其余的人则忙着把那座小山武装成一个堡垒。除使馆原有的海军陆战队一个分队和特工人员外，又调来60名美国军人，他们都是委内瑞拉军队中的美国教官。一切送到使馆的电报、信件和包裹，都须经过保安人员的严格检查。秘密做出了安排，让尼克松比原计划提前九小时，也就是在次日下午3时离开加拉加斯。在迈克蒂亚机场也安排了警卫人员，以防止副总统的座机可能受到袭击。
这时，在华盛顿，已发出了命令要执行一项异乎寻常的援救任务。艾森豪威尔总统由于对尼克松当时的处境得不到什么情报，只知会出现最不堪设想的情况，竟向委内瑞拉派出了六艘驱逐舰、一艘导弹巡洋舰以及一艘用直升机输送海军陆战队的航空母舰。在关塔那摩湾和波多黎各，一千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和伞兵已经整装待发，空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也进入了待命状态。所有这些尼克松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杜勒斯曾打电报给他告诉他这些情况，但这份电报像那天其他一些电报一样，根本没有到达目的地。在大使馆里一个幽静的房间里，尼克松夫妇单独在一起用餐，大使忽然跑了进来。他刚刚从新闻报道中得知，局势出现了令人惊异的新发展。五角大楼下午6时零5分在一项公报中宣布，“现正在调动部队，以便在委内瑞拉政府请求援助时，能够随时进行合作。”
这样做给委内瑞拉指使暴民的那些极端分子送去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宣传上的礼物。这帮人本来已受到普遍谴责，但是现在美国派出这支舰队在整个拉丁美洲都引起对北美帝国主义产生极大的恐惧，在大家都起来抗议的时候，那些人几乎被人遗忘了。尼克松和大使赶紧联合发表一项声明，说他们那里所有的人都安然无恙，完全不需要外部的援助。第二天早晨，电讯交通恢复正常后，总统给副总统打了电话，副总统又一次请他放心。
当尼克松在华盛顿国家机场走下舷梯时，有一万五千人向他欢呼。艾森豪威尔和全体阁员也都来了。尼克松发表了简短的讲话，说出门的最大乐趣在于回到了家，并谈到他在南美旅行中见到的人大多数都是友好的。
利马和加拉加斯的经历对这位副总统既是一次考验也是一次锻炼，但那个事件对尼克松的名声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很强烈，却也非常短促。一个月后，1958年6月，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他第一次比艾德莱?史蒂文森领先，而和肯尼迪却势均力敌。这是50年代他的最吃香的时期。到那年秋末，那便要成为人们记忆中的事了。共和党遇到了麻烦，他作为他们的领头的政治家也同样如此。
很少有比捉到一个正人君子正在干着他谆谆教导别人千万不要干的勾当更使社会上一般人开心的事了，而那样的事情竟然像在理查德?尼克松从委内瑞拉回国后的那个月里那样突然发生，那就更为少见了。与这一丑闻有关的一件象征性的东西是和利用职权营私舞弊的40年代中出现的任何象征性东西一样令人难忘。因为1958年不仅产生了呼拉圈舞、大型电视测验节目、和亚历克?吉尼斯在你家附近电影院里教日本人如何在桂河上架桥，而且也是骆马绒大衣流行的一年。在那年夏季以前，在1万个美国人中或许有一个能够告诉你，骆马是一种能捷足飞跑的四蹄哺乳类小动物，生长在从厄瓜多尔到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山脉地区，人们大量捕捉它是为了弄到它那光泽的细软绒毛，织成漂亮的衣料。可是到了那年7月4日，每个纳税人都已知道，男人穿上骆马绒大衣，就和女人穿上貂皮大衣一样——温暖、美观、时髦，而且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纳税人所以会知道，如果不是由于其他原因，只是因为所有参加竞选的民主党人都在谈论骆马绒大衣的事。
奇怪的是，始终也没有一个人说清楚一件骆马绒大衣里到底有多少骆马绒，虽然这是政府要审问制造商伯纳德?戈德法因的一个原因；他一直在那料子上标着“羊毛90%，骆马毛10%”，而实际上里面还掺有尼龙。这一点，还有这个故事的其他方面后来都变得无声无色了，因为出现了这样的证词：白宫曾出面为戈德法因解围，而他则出于感激心情，设法将他的一件质量最高，价值500元的大衣挂在美国总统助理、前新罕布什尔州州长谢尔曼?亚当斯的衣柜里。戈德法因的其他感激表示还有送了亚当斯一条从梅西百货公司买来的价值2400元的东方地毯，从1955年到1958年5月，当亚当斯一家人住在波士顿豪华的谢拉顿—普拉扎饭店时，曾先后21次为他们惠钞付账，总数达3096.56元。他还替亚当斯付了他在曼哈顿的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饭店下榻时的账单。当时，戈德法因把所有这些送人情的巨额花费在报税时都作为业务开支扣除了。
根据国内收入署的规定，这些花费是可以扣除的，只要戈德法因的买卖确实从中得到某种“正常和必要的”利益或好处。情况正是这样，而且他可以提出证据来。他们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根据法庭调阅的电话记录，戈德法因在六个月内给亚当斯打了43次长途电话，大约每四天一次。此外，亚当斯还给这位纺织品制造商或为了他的事打过无数次电话。1953年12月30日，这位总统办公厅主任就曾打电话给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爱德华?豪雷——他就是依靠亚当斯获得这一职位的——询问控告戈德法因虚标纺织品原料的这股风到底从哪儿来的。1955年4月14日，当这位制造商又一次因这一问题受到审查时，亚当斯利用自己的职权在豪雷那里给戈德法因安排了一次见面的机会。在见面的时候，戈德法因公然拿着他的这位朋友的名字招摇撞骗。“请给我要谢尔曼?亚当斯的电话，”他对一个秘书命令说，声音大得连隔壁办公室里都能清楚听到。“谢尔曼，我现在在联邦贸易委员会，”他对着话筒说，“在这里大家都对我很好。”
第二年，亚当斯还曾请白宫特别顾问杰拉尔德?摩根向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要该委员会对戈德法因的东波士顿公司调查情况的机密情报，这是违犯委员会的规定的。后来，《波士顿邮报》发行人约翰?福克斯成了他的特别致命的见证人。他说戈德法因一直把他和总统助理的友情当成是他做不正当交易的护身符。福克斯的话有时也是不太令人相信的，比如他说：“他曾告诉我，只要他能把谢尔曼?亚当斯攥在他口袋里，他就可以那样做。”福克斯进一步作证说：“我问戈德法因先生出了什么……麻烦，他对我说，他们控告他虚标商品成色。”后来“纯粹出于好奇”，福克斯问他，亚当斯把联邦贸易委员会那边的事有没有管起来，戈德法因“对我说，他管起来了”。
在6月的那个罕见的下午，当第一批揭露亚当斯和戈德法因关系的精彩材料被归入众议院立法监督特别小组委员会的档案的时候，那位总统助理正在新罕布什尔州霍尔德内斯男子中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训话，大谈“《圣经》所说我们在最后审判日将被询问的问题”。长期以来，亚当斯对于有罪的人在最后审判日将会有何种遭遇的问题一直很感兴趣。民主党人都认为他是一个严厉的道学先生，一直对貂皮大衣、电冰箱和杜鲁门执政时期的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表示深恶痛绝。在1952年1月的一次令人难忘的讲话中，把当时的政府说成是：“奥吉亚斯的牛棚”据希腊神话，奥吉亚斯王有个大牛棚，养牛3000头，30年从未打扫。——译者，声言艾森豪威尔一定会清除这种腐败现象。他还说：“这一点只有这个人能做到。只要看看他周围的那些人就可以使我们相信这一点。”
保守派的共和党人也厌恶亚当斯。他们记得亚当斯曾指责塔夫脱在得克萨斯州窃取共和党代表的选票。“你不应该偷窃，”此语为《圣经》十诫中的一诫。——译者他指着他们喊叫说。在他们看来，就是这个家伙对空军部长哈罗德?塔尔博特下了一个很不客气的评语，仅仅由于塔尔博特为他自己的办公设备公司拉过一次空军公函信笺的生意。在揭露出来的戈德法因的事件中，一件最有讽刺意味的事是，白宫的秘书(其中有一位的办公地点离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只有75英尺)中，每一个人都接受过这个纺织品制造商的赠款，为数由35～150元不等。在此以前，仅凭这一点，艾森豪威尔的这位办公厅主任就会将他们立即免职，因为他曾一直警告他们，注意不要接受任何不正当的托请。现在他要想申斥他们也不可能了。在白宫的西侧楼，总统办公室人员走起路来全都轻手轻脚，说起话来全都低声细语，好像总统家里有人患了重病一般。
这件事到底怎么会发生的呢?亚当斯的一生，正如他年已82岁的老父所说，一直是“像银元一样可靠，像砖块一样方正”。他的妻子雷切尔开玩笑地称他“铁面无私”。在白宫，如果他私人写信时用了公家的邮票一定如数付款，并坚持他为私事打的电话也应记账。直到最近，他用的还是印有“新罕布什尔州州长谢尔曼?亚当斯”的信笺，只是用打字机加上了一个“前”字。他每天早晨总在7点半到达办公室——在新罕布什尔时，也是这样，他那风雨无阻按时上班的习惯在那里是尽人皆知的——任何白宫的工作人员，如果在办公室已开门后才来到，就会听到他严厉叫喊说：“你今天上班晚了!”打电话时，他决不浪费宝贵的时间来一句“喂!”或“再见!”。对方一拿起话筒，他就立刻开始讲话，话一讲完就立即挂上，对方的话刚讲了一半他也不管。亚当斯比任何人都更受总统的信任。凡送到艾森豪威尔桌边去的每一张纸片、每一个来访者、每一个要决定的问题，他都得事先亲自检查过，给艾克提出明确的参考意见，比如他会送上一份简短的人名表，提出那些人可供选择来担任内阁的某一职务。“凡我要做的事，”总统有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讲，“在某种程度上他都得做。”亚当斯从未辜负总统的这一巨大信任，那么他怎么竟会跟伯纳德?戈德法因这样的人搞在一起脱不了身呢?
问题的答案主要在于，事实上存在着两个伯纳德?戈德法因。一个戈德法因是那个卑鄙、狡猾的操纵者，老是不断和政府发生纠纷，但极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众议院委员会感兴趣的正是这个戈德法因。而这个人亚当斯却从未见过。亚当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便很熟识的那个戈德法因，却是一个白手起家、谦逊有礼、极力讨好别人的移民，是一位热心用他的财富做好事的朴实无华的商人。用亚当斯的话来讲，他是“一位正直诚实的公民，为人忠厚可靠”。要说他会堕落到进行不可告人的勾当，那简直是荒谬。他也没有必要干那种事，他已经很有钱了。戈德法因控制的事业就有设在缅因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和马萨诸塞州的六个纺织厂和两个经营房地产的公司，东波士顿公司和波士顿港口发展公司。他每年向慈善团体捐款5万元。他和他的妻子、四个孩子住在波士顿栗子山郊区一所时髦的住宅里。
当年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诺里斯?科顿向亚当斯介绍戈德法因时，曾说他是一个热心公益的百万富翁，不曾像其他一些纺织商为了追求廉价劳动力和低额税率向南部迁移。亚当斯向人打听过，也发现一般人都认为戈德法因是一个可靠的商人，在同行中名声很好；他对待职工也不错，给工人的工资较高，并从来没和纺织工会闹过纠纷。他还召开过一次劳工代表和经理人员代表参加的联谊会，缅因、新罕布什尔、佛蒙特和马萨诸塞几个州的州长都出席了。除科顿外，缅因州参议员弗雷德里克?佩恩、众议院议长约翰?麦科马克、波士顿市长约翰?海因斯以及杜鲁门政府中的约翰?斯蒂尔曼和莫里斯?托宾也都是戈德法因的朋友和给他说好话的人。
国会对戈德法因的拉拢关系的活动的调查表明，在上述这些友谊中，有一些也不是那么光彩的。科顿住的房子是归戈德法因所有的，佩恩所以能买下一所住房，是靠戈德法因无息借给他3500元购房预付款，而且这笔钱始终也未归还。他和福克斯的关系，是在他打破常规，向《邮报》提供40万元贷款，以换取该报在社论中支持马萨诸塞州州长保罗?德弗竞选连任时开始的。最近，戈德法因和福克斯的关系已趋于恶化，这也许就是福克斯在作证时揭发他的原因。
戈德法因和亚当斯自结交以来一直来往密切。雷切尔?亚当斯和夏洛特?戈德法因两人也很要好。他们四人经常在一起度周末——亚当斯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戈德法因是“一个很好玩的人”——当年轻的所罗门?戈德法因在达特默思学院几乎要跟不上学习的时候，是“谢尔曼大叔”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教训，才使他能够走上正路。明白这些情况，送些礼物就比较可以理解了。他们经常彼此送礼，戈德法因家有雷切尔送的一幅油画，戈德法因戴的一块古尔特金表上就刻有“谢?亚?赠给伯?戈?1953.1.20.”字样。亚当斯听说戈德法因在报税时扣除了他的旅馆费用曾颇为吃惊。在他的印象中那些房间是戈德法因的一家公司长期租下的，亚当斯要是不去住，也就空在那里。至于他为戈德法因帮过的一些忙，他说，他认为丝毫没有不正当的地方。他没有给他出过主意。他也不知道由于自己给朋友提供了情报就违犯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规定。不管怎么说，他为了给朋友方便最多也只做到这里。任何一个被华盛顿官僚机构弄得晕头转向的商人，如果来求他，他也同样会帮忙的。
白宫记者死盯着哈格蒂追问：“这是不是表明，政府在对待高级官员不得占人便宜的问题上已改变了以前的态度吗?”他回避说：“我不明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私人朋友，要是你说的就是这个的话。”他们仍毫不留情地追问：“私人朋友就可以这样做吗?”他又一次采取回避的态度：“我只以州长发表的那封信为依据。事实就是那样。”
总统助理之所以不能理解别人对他和戈德法因的关系可能做出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他不理解别人对他自己的看法。亚当斯知道亚当斯是诚实的，事情就是这样。他认为他的那个朋友也一样诚实，这也是不容怀疑的。那些和这位前州长关系密切的人都认为，他是被那个从立陶宛来的走霍雷肖?阿尔杰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Alger，1832～1899年)，美国儿童故事作家，所著小说109种，内容无不以穷孩子发迹致富为题材。—译者的发迹道路的移民给捧糊涂了。亚当斯幼年在新英格兰所接受的教养使他对自己的钱没有挥霍的习惯，可是他却抵制不住一个挥金如土的人对他的慷慨殷勤。就这样，亚当斯不知不觉地滑进了泥坑。
在6月7日，他和戈德法因的关系已被揭发整整一个星期之后，亚当斯在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还承认自己“不够谨慎”。他说：“如果……我自己曾有过任何可以引起别人丝毫怀疑的行为，我只能说，这种错误是认识上的错误，而决不是用意上的错误。”现在的问题是，仅仅承认这一点是否够了。他做出这种让步，只是因为发现坐在白宫大门里面，发表声明攻击那些指责他的人“捕风捉影、含沙射影”已无济于事了。报纸编辑对政府官员的道德问题一贯是十分警觉的，他们提醒读者，1956年5月4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曾说：
如果有一个人到本政府的任何一个部门来……自称因为是我家的成员、我的朋友，或因为与白宫有某种关系……因而便可以享有某种特权，他就要马上给轰出去……我不相信我的工作人员中会有人犯下行为失检的错误。但是，如果在本政府的任何部门发生任何此类事件，我一旦察觉，就得请他立即离开。
现在，在两年零55天之后，艾森豪威尔在印第安条约厅当着257名新闻记者却反复声称：“凡是了解谢尔曼?亚当斯的人从来也没有对他的为人正直和诚实有过任何怀疑。也没人相信他可以收买。”别人指责亚当斯不够谨慎，这个词儿他自己也用过了。艾克说：“现在，白宫属下的人都必须极度谨慎……决不能再粗心大意。”但是，不能因为一次失足便失掉一个十分难得的总统助理，特别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本人喜欢亚当斯州长，我钦佩他的才干。因为他无论在对待私事和公事方面都很正直，我尊敬他，我需要他。
我承认他在这个问题上缺乏那种必要的小心谨慎态度……但我完全相信他是一个宝贵的公仆，一直是有效地、勤勤恳恳地、不知疲倦地在进行着一项艰巨的工作。
艾克和哈格蒂一起研究过这个发言。哈格蒂认为很好，并相信这将可以解除亚当斯所受到的压力。只是在事后，总统的这位新闻秘书才惊愕地看到声明稿上有“我需要他”这极为失策的一句话。这样一来，总统等于给批评他的人以口实，让他们把他描绘成一个没有一个得力助手便无能治理国家的老朽，而且对他自己所定白宫规章——任何工作人员如发现行为不检便将立即撤职的规定——也允许有例外。
总统那番话实际等于为亚当斯对他的朋友和施惠者伯纳德?戈德法因的信赖作了担保。现在，主要得看亚当斯相处不够谨慎的那个人的态度了。这就接着马上看到了，结果彻底毁了亚当斯。后来在国会山举行的几次听证会简直变成了滑稽剧。会议开始时，戈德法因手里拿着一份长达25页的介绍情况的发言，大踏步走进了众院小组委员会的会议厅。戈德法因在上午7点，也就是他预定出席作证的三小时前，便把发言稿全文向报界公布，这已使众院委员会极为恼怒。现在他身穿一套深蓝衣服，系着一条标有伯?戈字样的蓝绸领带，泰然自若，扬扬得意地开始宣读发言稿。接着，他摘下他的金表，把它递给委员们传看(“希望能还给我”)并解释说：“我现在戴的这块表，后面刻有‘给伯?戈?’——那就是伯纳德?戈德法因—‘谢?亚?赠’——那就是谢尔曼?亚当斯州长——日期是‘1953年1月20日’，这日子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就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举行就职典礼的日期。”这时坐在观众席上的雷切尔?亚当斯不禁愣住了。她现在才知道这么多年来，他们的这位朋友一直就是这样向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其中包括一些联邦政府的官员，作自我介绍的。
接下去的场面就更热闹了，前来给这个众目所向的百万富翁帮忙的人中，有一位崇拜他五体投地的秘书米尔德里德?佩珀曼；有罗杰?罗布为首的一批律师，此人曾在法庭上对罗伯特?奥本海默进行过无情的反证诘问；有曼哈顿的一位报界联络员特克斯?麦克拉里；有设在华盛顿的希尔顿-卡尔顿饭店一个报界联络机构，其特色是鱼子酱，免费供应的威士忌酒和“报界接待员”比亚?杜普雷伊。杜普雷伊是波士顿的一位美人，她的最突出的活动是要记者们别搞错她的胸围、腰围、臀围的尺寸(分别为35、22、35英寸)。另外，还有纽约的一个宣传人员杰克?洛托，他自称是“前国际新闻社首席记者”，而在他发布的新闻中，却把他的委托人的姓名写成了“伯纳德?戈德芬因”。一天深夜，洛托抓住两个侦探在隔壁屋子里对他的办公室进行窃听。两人中一个是一直为小组委员会工作的私人侦探巴伦?伊格内修斯?萨克莱特，他因此立即被解雇了。另一个是德鲁?皮尔逊的采访助手杰克?安德森，皮尔逊拒绝将安德森解雇。他说：“我需要他。”
在戈德法因发言稿的第一页上，麦克拉里用印刷体书写了一句话：“你一定成功!”实际上戈德法因搞得很糟糕。麦克拉里还把讲稿上应该强调的地方划了线。戈德法因在念到那些地方时过于强调，拼命大声叫喊。麦克拉里还在讲稿上每隔几段写上“此处可喝一玻璃杯的水”。很不幸，他事先忘了检查一下委员会会议厅的情况。那里根本没有玻璃杯，只有纸杯子，结果，弄得他的委托人糊里糊涂，不时偷偷四处张望。但不论是麦克拉里，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对戈德法因所造成的无比恶劣的印象负责。他那样子完全像一个下流、卑鄙、两面三刀的骗子，因为实际上，他就是一个下流、卑鄙、两面三刀的骗子。
他说话声音粗哑，口气蛮横，介绍了在新英格兰纺织业和房地产的弱肉强食的世界中，他是如何爬到现在的地位的。艾森豪威尔和亚当斯对这个世界是毫无所知的。在他们的脑子里，所谓企业家就是乔治?汉弗莱那样的人。戈德法因却完全是另外一类。他挥舞着那只手表，说福克斯是毁人名誉的能手。但当委员会的律师质问他关于他违反联邦企业管理机构规定的事时，他又拼命否认过去已讲过的话。不，他没有什么记录可查：“我是不管文书工作的。”这要问他的秘书；“毕竟，我又不是会计员。她是。”这时坐在离他不远的忠诚的佩珀曼小姐立即开腔要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没有记录，罗布却大声制止她：“不用你讲，不用你讲，不用你讲!”戈德法因请求国会议员谅解，他解释说，亚当斯不过给了他一些指点，怎样去找“那些庞大的联邦管理机构，一个小人物如没有朋友的指导，一到那里就会完全晕头转向。”
这时，小组委员会已抓住他讲的一句谎话。在他开头的讲话中他曾明确地说：“我的纺织厂第一次在联邦贸易委员会发生麻烦是在1953年……11月。在那以前，无论我还是我们公司里的任何人都从来没有因这类事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打过交道。”这话对于他的辩护，对于亚当斯的话是否可信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意思无非是说，只是在联邦贸易委员会于1953年11月控告他虚标成色时，他才给弄得莫名其妙，因而需要谢尔曼?亚当斯给他解释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而现在小组委员会的调查人员却拿上证据来，说明戈德法因在1942年，以及在其后的每一年中，都已无数次受到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指责，说他的货品标签所标质量高于实际质量。在听证会上，戈德法因有气无力地回答说，那也不过是文书工作方面的问题，并说那都是些“小事”，因此不太可能会让他知道。委员们没有对他进行反驳。他们知道下面还另有文章。
在戈德法因和佩珀曼以未曾入档为理由避而不谈的问题中，还有一笔总数为776879.16元的款项没有交代，这是一批银行支票和本票，开出的日期最早是1941年，可是直到1958年5月8日都还没有提取。搞黑市买卖的人都喜欢保存这种支票，因为除了其他方便外，这种票据没有时间限制。另外，这种票据上只有银行职员的名字，没有付款人的名字。最后还有一点，害怕可能露馅，不敢拿它们去兑现的政府官员，完全可以用来作为借款的抵押品。
戈德法因拒绝回答有关他的这些支票和本票的问题，说那与本案无关。委员会律师反驳说，说无关是根本不对的，因为有30张已兑现的这类票据是给国会立法部门工作人员的。这时会议记录上就出现了跟约翰?麦科马克和斯泰尔斯?布里奇斯接近的一些人的名字。戈德法因回答说：“这些支票都是我们在圣诞节时，分别送给一些在圣诞节时在各个办公室里不得不加班工作的一些人的。如果这种事是不应该做的，我倒希望有人明确告诉我。”
委员会明确告诉他，通过虚设公司或冒用名义一会儿合伙一会儿退伙是不应该的，贷款转贷是不应该的，违反目的在于保护公众利益的联邦和州政府的条例规定是不应该的，送钱给大大小小的政客，以便使他们欠他人情是不应该的，给自己招来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诉讼案件(仅波士顿一地便有89起之多)是不应该的。至于窃取自己的公司里的财产，欺骗其他股东，那就不仅是不应该的，而且是犯罪的行为，而这样的事情却多得很。
随着审讯的进行，戈德法因越来越做戏给观众席上看，在回答问题时虚声张势，大喊大叫。他极力争辩说，他的违法行为都是微不足道的，说他是死扣法律条文的牺牲品——比如有一回忘了给佛蒙特州务秘书送去年度报告，又一回没有负起作为公司负责人的法律责任。和大多数账目舞弊案一样，要查清犯罪情况有时并不那么容易，可是戈德法因所搞的那些骗局倒大都不难理解。他通过他的担任公司司库和董事要职的秘书，多次把属于股东们的巨额款项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所使用的手法是千变万化的。有时叫一笔借款，有时叫买卖佣金，有时叫偿付一笔并不存在的开支(例如，当地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案件中的25475元)。有时甚至什么借口也没有，一大笔钱就那么没有了。无论是戈德法因，还是佩珀曼小姐，对40年代末期支出的一笔为数8.9万元的款项，谁也无法做出交代。她若无其事地说，银行“过去常把账记错，这可能就是他们弄错了”。每一笔收支的来龙去脉都要记清很困难，因为她和她的老板每天都要经手几十万元的流动资财。但有一点对戈德法因来说不很美妙：这些细节都无关紧要。不管怎么说，很显然他对政府欠了比他在报税时所说的数字大得多的钱在1958年的这次审问之后，戈德法因以藐视国会罪被判处徒刑一年，罚款1000元。判决暂缓执行，以观后效……
后来，亚当斯在谈到他与戈德法因的关系时写道：“我对他的买卖方面的详细情况，很少、甚至根本不知道。在立法监督委员会进行审讯揭露出一些事实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他欠税的事；他的东波士顿公司在账务上发生问题的事，我也根本不知道。”当然，谁也没说过他是知道的。问题确实是认识上的问题。但不可避免的结论仍是：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厅主任受了骗，这有损于总统职位的荣誉。他必须辞职。这于公于私都是一个悲剧。亚当斯对白宫来说是一个十分难得的人才，令人不解的是，他怎么竟会和一个骗子长时期维持那样的社交关系。戈德法因在自己的不端行为被揭露后，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是惊人的。甚至在亚当斯给他同联邦贸易委员会主任安排了一次见面以后，他仍然什么也不管，一直到他的公司有三家都以因标签不实的违法行为受到了“勒令停业”的处分。友谊在他看来只是一种单方面有利的交易。他用一条地毯、一件大衣和三千元的旅馆费用，换来了亚当斯的名誉扫地。戈德法因的一个朋友曾说：“他满嘴标榜结交的要人名字，嗜酒如命，他的缺点是话说得太多，标榜结交的要人名字太多，送钱送礼太多。”现在他所惹起的一系列事件，只能以亚当斯的名字从白宫的花名册上除去告终。
亚当斯的名字并没有马上除掉。艾克的这位行政官员太宝贵了；他不经过一番斗争，是不会轻易放走他的。白宫的另一位工作人员解释说：“亚当斯从1952年起就一直跟随着总统，他比谁都更了解总统的思想情况。他和总统讨论政策问题的时候比任何其他的人都多。总统已做出过一些什么政策方面的决定，有哪些政策问题要暂时搁置下来等待适当的时候再处理，哪些问题他已加以否决等等，这位前州长全都心中有数。任何一个新人要想发挥像亚当斯一样的作用根本不可能。而且，这个新人也永远不可能获得亚当斯所有的那些知识。”
在发生这一危机——这事实际已成为一个危机了——第二周之后，艾克和亚当斯都以为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总统特意让哈格蒂发表一个声明说：“州长现已回白宫办公。”那也就是说，亚当斯仍留在白宫了。
接着就出现了戈德法因的那出闹剧。当众议院8月13日表决，确认亚当斯的朋友犯有藐视国会罪的时候，这位州长也就完了。一大批社论作者和漫画家，在一些过去在两次总统竞选中都支持过艾森豪威尔的人的带头下，对亚当斯发动了全面的进攻，随着夏去秋来，战火更越来越激烈了。这个威胁对亚当斯来说虽然是吵闹得最凶的，然而，却仍是次要的。问题的核心是政治性的。
民主党的愤怒几乎只照例来一套——“谢尔曼?亚当斯的说教，我实在听厌了。”艾德莱?史蒂文森说。但来自共和党的指责却使艾森豪威尔和亚当斯深感意外。其实，他们是不应当感到意外的。这一年是选举年。力争获得加利福尼亚州长职务的诺兰要总统“仔细考虑考虑，亚当斯的作用是否已遭到严重损害，因而已变得有害无益了。”犹他州的阿瑟?沃特金斯则更为直言不讳了。他说：“用总统和亚当斯两人确立的较高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从现在已发生的问题中，我们似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亚当斯先生的作用，即使没有被完全破坏，也已遭到严重损害了。”
1958年第一次民意测验的结果，从9月8日缅因州的选举中已可看出。在那里，民主党的口号是“缅因佩恩，败局已定。”假如这是事实，那是很重要的；其结果将被认为是反映了选民对戈德法因的道德观的态度。因为这位缅因州的参议员六年前从戈德法因那里得到过3500元，对这一问题，他始终未曾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而他的对手，44岁的埃德蒙?马斯基州长却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最后结果使白宫里的人大吃一惊。共和党已登记的选民竟有2万人未参加选举，这实在令人难以相信。马斯基不仅成了缅因州第一个深得民心选举出来的民主党参议员，而且他所得到的领先票差比他原来预期的还要多出一倍。共和党的候选人名单随同佩恩彻底失败。于是民主党赢得了州长职位，缅因州三个国会议员中的两个席位，还赢得了州议会中的12个席位。参议员马格丽特?蔡兹?史密斯说：“我们遭到了彻底失败。”哈格蒂说：“总统的看法和我一样。我们是一败涂地。”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米德?奥尔康则说，这结果应该“使我国每一个共和党人都警觉起来，紧急动员准备投入11月4日必须全力以赴的斗争。”
这主要只是使他们更加坚决地要求艾森豪威尔撤销亚当斯的职务。华盛顿的记者团预言，“缅因一完，亚当斯也就完了”。奥尔康的电话整天响个不停。戈德华特说，他恐怕“危害已经造成，无法补救了”。在民意测验中迟迟没有表态的诺兰说，艾克的那位助理应“立即”辞职。正竞选参议员的纽约州国会议员肯尼思?基廷更补充说，“国家的利益”要求他辞职。
亚当斯已成为众矢之的，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越来越大的压力使他无法忍受，他只得请几天假，和雷切尔以及杰里和艾丽斯?珀森斯夫妇一道，到加拿大东南部去钓鱼。当不幸的消息向他传来时，他们正在景色秀丽的米拉米奇山谷中。
原来尼克松去见了艾克，从几乎所有参加国会竞选的共和党人那里给他带去了一个令人痛苦的信息，那就是，他们感到亚当斯仿佛是下到海里去的一个铁锚，正在把他们全部拖下海去。总统也答应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接着，奥尔康报告说，该党的主要捐款者都表示，在“亚当斯拆的烂污”得到彻底擦清之前，他们将不再捐款了。这时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正要在芝加哥开会。艾森豪威尔要奥尔康再去摸一摸党内的意见。当这位主席神情沮丧地回来时——宾夕法尼亚州的理查德?辛普森扬言，如果亚当斯再留一个星期，他就将带头去造反——总统屈服了。他说这事是他担任总统期间做出的一个“最痛苦、最困难、最伤心的决定”，而且他也不愿自己下令解除他的职务。他对奥尔康说：“这事只得由你去办了。这是你的工作，是我让你做的最不讨好的一件工作。”
与此同时，亚当斯发现，就是在那人烟稀少的米拉米奇乡间也不够偏僻，无法藏身，加拿大的记者们也老问他什么时候辞职。看来人们现在要问他的就只有这个问题了。据亚当斯回忆，这时格里?摩根从白宫给他打电话，说：“他认为，我应回到华盛顿来，因为尼克松、米德?奥尔康……想跟我谈谈。”他明白他们的意思：“所以，我就回去了。”第二天上午8时，亚当斯来到自己的办公桌边，等候着打发他走的蒙眼罩和最后一支香烟此处以枪毙犯人时的情况作比喻。——译者。
尼克松告诉亚当斯，共和党的大部分候选人和政治领袖为了自保一定会声明与他脱离关系，这会使他无法待下去。奥尔康讲了约一小时，主要讲共和党捐款枯竭和全国委员会内部已有人准备造反的情况。亚当斯面无表情地坐在他的大皮椅上，扬着头，眼睛盯着天花板，嘴里衔着眼镜的一支腿架。最后，他无力地点点头，同意离开白宫。
尼克松在他的《六次危机》中，追述了1958年的选举如何“在公众的心目中实际消除了我在加拉加斯获得的成就，却建立起了一个和我的名字有关的失败的形象”。朋友们劝他避开那次竞选运动，因为共和党是注定要失败的。杜威还说：“你为共和党候选人做的工作实在不少了。”但艾森豪威尔对他说：“我敢拿我一年的薪金打赌，我们不论在众议院还是在参议院都不可能得到胜利。”尼克松写道，总统出于“个人和政治上的考虑”，不愿卷入可能使他以后无法同国会在工作上通力合作的政治斗争中去。因此，“如果必须有一个人来为这次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承担主要责任，我是责无旁贷的。”
我决不能袖手旁观，听任我共和党的同志遭到惨败。为了尽一切可能避免那样一场灾祸，我只能不惜拿我的政治威望来冒险，虽然我非常清楚，像1954年一样，我们有可能失败，而且我将因为这失败成为主要的攻击目标——我最后总共在25个州进行了全程约2.5万余英里的竞选活动。
这里对共和党竞选运动的性质和总统在最后两周参加竞选时所表现的热忱都略而未谈。尼克松的进攻策略过于狭窄，极其富有党派之争的性质。他警告说，民主党是“社会主义”和“左翼极端主义分子”的避风港。他指责民主党人“采取退却和姑息的政策”，嘲笑“引起战争”的“艾奇逊外交政策”，而为共和党政府的“军事实力和坚定外交”感到欢欣鼓舞。总统一开始十分惊愕，他对白宫的记者说，他对“这类事情”感到遗憾。但因这话激起了保守派的抗议，他又忽然彻底改变立场，转而公开赞扬他的好斗的副总统：“任何人也不能干得比你更出色了。”到10月底，艾克的心情已和尼克松完全合拍。他公开保证，“只要我还是总统，就决然不容许对共产党的侵略行径姑息”，宣称“所谓的导弹差距现正迅速缩小”，并把民主党人称做“政治激进派”和“自命由由派”，“一心只想着……滥花钱——你们的钱。”
在11月4日那天，共和党人的头顶上天塌了下来。他们在参议院失掉12个席位，众议院失掉48个席位，竞选州长的21人中13人都失败了。诺兰落选了，俄亥俄州的约翰?布里克也出人意外地失败了，甚至一向坚定不移地支持共和党的佛蒙特州也给失掉了。这就使得106年以来，第一次由一个民主党人作为该州代表参加国会。尼克松在总结全国选举结果时说：“这是一个已经控制了白宫的党所遭到的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
有三个人的竞选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在马萨诸塞州，约翰?肯尼迪的领先票差竟达874608票——比该州任何职位竞选时出现的任何差额都大，也比1958年任何一个参议员获得的领先票差都大。巴里?戈德华特在亚利桑那州和民主党浪潮抗衡却以决定性优势重新当选。甚至更使人有印象的是，洛克菲勒也以压倒多数获胜，领先票数高达50万。一家电视公司的评论员说：“这次选举中的最大得胜者是纳尔逊?洛克菲勒，最大的失败者是理查德?尼克松。”11月9日，纽约的当选州长洛克菲勒乘飞机南去，到他的委内瑞拉的庄园上去休息。在迈克蒂亚机场，六个月前尼克松夫妇受到加拉加斯唾沫洗礼的那个地方，记者问他对尼克松有什么想法。他回答说：“NotengonadaqueverconNixon”——“我跟尼克松毫无关系。”</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