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五章 秘密战线 第三节 秘密斗争是被逼的！
党的隐蔽战线开创基业又受重挫的阶段。这个时期，基业奠定起来了，但是受到严重挫折，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就是二十年代到1937年。为什么中国近代搞革命斗争首先要搞隐蔽斗争？因为中国近代不像西方国家，它是一个没有自由、没有民主的黑暗社会，外国人看当时的中国人，往往无法理解。
抗美援朝战争中间我们抓到的美国战俘，给他们搞阶级教育，放《白毛女》，美国人看了莫名其妙，杨白劳怎么不去法院起诉黄世仁呢？他们都不理解，中国那时候根本就不具备这种条件，完全是黑暗的、他妈的社会。当年不叫**，叫过激党，稍微有点过激就马上抓你。
连孙中山当年的活动也是秘密的，清朝政府怎么能允许党派存在呢？根本就不允许党派的存在。后来国民党当政，也不允许其他党派存在，到四十年代才允许御yong党派，青年党、民社党都存在，四年前国民党也不允许第二个党存在的。这种情况下，你就没有办法搞公开斗争，只有搞秘密的隐蔽斗争。
党的一大就是搞的秘密活动。开完一大之后，陈独秀担任书记，马上被抓起来了，后来共产国际出了几千块大洋才把他保释出来。那时候你根本没有合法活动的条件，党中央后来怎么办？1923年—1927年党中央秘密机关一直设在上海闸北区一个杂乱的小巷子里。
中央机关实际上就是三个湖南人，**带几个孩子是湖南人，蔡和森也是湖南人的好朋友，罗章龙也是湖南人，他们三家在上海闸北区一个院里，这实际上就是党中央的秘密机关。陈独秀另在一个小地方住，有时候来在办公的地方看看文件然后就走，就是这样的状况。
但是当时的军阀，对**还不重视。没有严重威胁他们。所以党中央在那个小巷子里呆了四年，当局一直没有发现，没有太重视这个事情，当时的活动就是隐蔽的。
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协和医院检查出肝癌。治不了了，死在铁狮子胡同。他一死，下面国民党内部就开始分裂了，然后右派就要求清除**。首先第一个暗杀矛头就指向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党部门口让凶手几枪打死了，凶手负了伤之后供出来下一步——杀**。
这时候周恩来就明白了，不建立自己的秘密保卫机构就没有办法保卫自己。廖仲恺遇刺之后，周恩来在我党广东省委内创建了党内最早的保卫工作，1925年就建立了，但是这时候还很不健全。
1926年秋。上海筹备组织工人武装起义的时候，在工人纠察队中建立了“红队”，开始“红队”就叫红色恐怖队，后来“恐怖主义”这个词太不好听了，后来就叫“打狗队”了。“红队”主要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工人纠察队队长顾顺章负责，后来这家伙成了叛徒了，就由陈赓负责领导“打狗队”，消灭工人中的叛徒。
北方党组织，当年在北京的党组织，长时间习惯于公开的群众宣传，后来张作霖的奉军一进北京。就开始追捕李大钊，李大钊跑到苏联大使馆，当时在东郊民巷，结果张作霖不敢抓，后来得到各国同意之后，派军警冲进去了。把李大钊抓出来之后。北方组织遭到全面破坏。没有秘密活动的经验，生存都生存不了。
“四一二”政变前，当时周恩来有一些内秘密的内线和一些秘密保卫人员，但是很不健全。有了情报还要有分析机构，情报的分析有时候比情报的收集更重要。这时候没有分析机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也搞不清楚。“四一二”政变的时候，周恩来在上海，突如其来，蒋介石抓人了，开枪了，事先都没有料到。
吸收这个教训，周恩来脱险之后，党中央搬到武汉，建立了特务工作处，顾顺章为具体负责人，下辖四个股，情报股、保卫股、特务股、匪运股，中国**建立的情报机构，其实也叫特务，但是抗日战争中间就不能叫特务了，因为国民党把特务这个词搞臭了。当时，特科的建立对保卫中央的安全还是起到重大作用的。
1927年7月份，汪精卫翻脸的时候，事先完全清楚，党中央安全成功地转移，而且开始组织武装斗争，这国民党都不知道。但是这时候破裂，虽然党中央领导人都安全转移了，下面的工农组织、群众组织转移不了，他给你镇压屠杀，损失也很大，所以以后的工作全部转入地下。
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多年，从来没有统一过。按现在的角度讲，国民党是四分五裂的，蒋介石的势力就是东南几个省，西部的马家军，广西的李宗仁，广东的陈济棠他从来管不了，蒋介石在的时候，他只是个名义领袖，内部四分五裂，而且最大的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工人城市问题，连孙中山提出的减租都未实行过。正因为他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所以一直不得民心。**武装斗争和地下隐蔽斗争有一个最根本的基础。
我党在武汉召开“八七会议”时，会议地点在汉口俄租界。那个会场布置得也很秘密，当时已经会一些隐蔽斗争，集中代表集中一星期，开会只开了一天。所有代表都不能通知你地点，到码头有交通员带你，只许进不许出，烟也不能抽。
那时候八月份热得要命，窗户不能开，防止声音泄出来，在里面呆一个星期，等人凑齐了开了一天会，疏散代表又用了两天，过几个小时出来一个，天黑之后才能出去。这种秘密疏散的办法，都是苏联人教的，邓小平和一个俄国妇女负责采购工作，主要是俄国妇女出来拎篮子买菜，这是一开始探索的一套秘密工作的办法。
1927年秋天开始，我党开始发动武装暴动，城市的工作就是为武装斗争服务。但是双方什么关系呢？也不太清楚，都没有解决。开完“八七会议”之后，中央就迁回到上海。这是隐蔽活动和秘密活动的一个规律，哪个地方越乱越容易进行活动，越铁板一块越不容易生存。
在汉口武汉的时候，武昌的10万人，汉阳的2、3万人，汉口最大，有100万人。其实100万人也没多大，就是现在沿着汉口江面一片几个租界，汉口坐黄包车，上去跟黄包车夫讲到什么地方，自然就拉到了，毕竟地方小。在上海上了十六铺码头，你跟黄包车夫要讲怎么走怎么走，汉口一百万人，上海有公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国民党统治的华界，人口400多万，各行其政，管辖很混乱，这才为党中央活动提供了一个空隙。
这个时候，党中央名义上的领导人是向忠发，这确实是苏联指定的，具体保卫工作向忠发、顾顺章来负责，这就是后来称之为中国**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这个人确实给**中央带来的威胁太大了，而且能找到他的照片只有这一张，这个人从来不照相的，后来他叛变需要找到他的模样，没有办法从一个合影中间剪下来的，这个人从来不照相。
当时党的活动，地下工作最严重的弱点是盲动主义，几个人组织暴动，一暴动就要发动群众，一鼓动暴动马上就被消灭了。没有力量的时候，只能隐蔽活动，后来纠正了盲动主义。周恩来从南昌起义失败以后回到上海主持中央工作，而且重新建立“特科”，要求党的工作完全职业化、社会化。
在国民党敌战区工作，最大的首先得有隐蔽的身份。这个人首先要有职业才不受怀疑，你这个人是无业游民，连房东都怀疑，你是干什么的，尤其是单身汉就更糟了。他当时在上海工作，租了个房子住，结果跟房东讲，我是个记者，其实他整天也不从事采访，又怕引起怀疑，有事无事都出去转几个小时，实际上他干的不是记者，没有隐蔽的身份是最困难的。
当时一个庞大的机关，中宣部一二十人租一个小楼，你们是干什么的？周围邻居就怀疑了，因为没有正当的合法的掩饰身份。周恩来讲必须职业化、社会化，开始还做了这方面的工作，这使党的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
另外特科建立起来了，保卫党中央，周恩来规定了三条基本原则，第一不能乱打叛徒，危害大了才打，这个人带着党的机密，要投降了，可以消灭。一般的人，对革命悲观失望了，不愿意干了就算了，如果这样要杀起来就没有头了，只能是个别的。再一个不许打公开的特务，特务潜伏到机关里了，那不消灭不行，像国民党有名的特务头戴笠、毛人凤等，**从来没派人暗杀过他们。不许搞绑票，这就是特科在隐蔽斗争中间有一个明确的政治方向，不然变成恐怖组织了。从建立开始，周恩来就给端正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抗美援朝战争中间我们抓到的美国战俘，给他们搞阶级教育，放《白毛女》，美国人看了莫名其妙，杨白劳怎么不去法院起诉黄世仁呢？他们都不理解，中国那时候根本就不具备这种条件，完全是黑暗的、他妈的社会。当年不叫**，叫过激党，稍微有点过激就马上抓你。
连孙中山当年的活动也是秘密的，清朝政府怎么能允许党派存在呢？根本就不允许党派的存在。后来国民党当政，也不允许其他党派存在，到四十年代才允许御yong党派，青年党、民社党都存在，四年前国民党也不允许第二个党存在的。这种情况下，你就没有办法搞公开斗争，只有搞秘密的隐蔽斗争。
党的一大就是搞的秘密活动。开完一大之后，陈独秀担任书记，马上被抓起来了，后来共产国际出了几千块大洋才把他保释出来。那时候你根本没有合法活动的条件，党中央后来怎么办？1923年—1927年党中央秘密机关一直设在上海闸北区一个杂乱的小巷子里。
中央机关实际上就是三个湖南人，**带几个孩子是湖南人，蔡和森也是湖南人的好朋友，罗章龙也是湖南人，他们三家在上海闸北区一个院里，这实际上就是党中央的秘密机关。陈独秀另在一个小地方住，有时候来在办公的地方看看文件然后就走，就是这样的状况。
但是当时的军阀，对**还不重视。没有严重威胁他们。所以党中央在那个小巷子里呆了四年，当局一直没有发现，没有太重视这个事情，当时的活动就是隐蔽的。
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协和医院检查出肝癌。治不了了，死在铁狮子胡同。他一死，下面国民党内部就开始分裂了，然后右派就要求清除**。首先第一个暗杀矛头就指向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党部门口让凶手几枪打死了，凶手负了伤之后供出来下一步——杀**。
这时候周恩来就明白了，不建立自己的秘密保卫机构就没有办法保卫自己。廖仲恺遇刺之后，周恩来在我党广东省委内创建了党内最早的保卫工作，1925年就建立了，但是这时候还很不健全。
1926年秋。上海筹备组织工人武装起义的时候，在工人纠察队中建立了“红队”，开始“红队”就叫红色恐怖队，后来“恐怖主义”这个词太不好听了，后来就叫“打狗队”了。“红队”主要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工人纠察队队长顾顺章负责，后来这家伙成了叛徒了，就由陈赓负责领导“打狗队”，消灭工人中的叛徒。
北方党组织，当年在北京的党组织，长时间习惯于公开的群众宣传，后来张作霖的奉军一进北京。就开始追捕李大钊，李大钊跑到苏联大使馆，当时在东郊民巷，结果张作霖不敢抓，后来得到各国同意之后，派军警冲进去了。把李大钊抓出来之后。北方组织遭到全面破坏。没有秘密活动的经验，生存都生存不了。
“四一二”政变前，当时周恩来有一些内秘密的内线和一些秘密保卫人员，但是很不健全。有了情报还要有分析机构，情报的分析有时候比情报的收集更重要。这时候没有分析机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也搞不清楚。“四一二”政变的时候，周恩来在上海，突如其来，蒋介石抓人了，开枪了，事先都没有料到。
吸收这个教训，周恩来脱险之后，党中央搬到武汉，建立了特务工作处，顾顺章为具体负责人，下辖四个股，情报股、保卫股、特务股、匪运股，中国**建立的情报机构，其实也叫特务，但是抗日战争中间就不能叫特务了，因为国民党把特务这个词搞臭了。当时，特科的建立对保卫中央的安全还是起到重大作用的。
1927年7月份，汪精卫翻脸的时候，事先完全清楚，党中央安全成功地转移，而且开始组织武装斗争，这国民党都不知道。但是这时候破裂，虽然党中央领导人都安全转移了，下面的工农组织、群众组织转移不了，他给你镇压屠杀，损失也很大，所以以后的工作全部转入地下。
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多年，从来没有统一过。按现在的角度讲，国民党是四分五裂的，蒋介石的势力就是东南几个省，西部的马家军，广西的李宗仁，广东的陈济棠他从来管不了，蒋介石在的时候，他只是个名义领袖，内部四分五裂，而且最大的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工人城市问题，连孙中山提出的减租都未实行过。正因为他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所以一直不得民心。**武装斗争和地下隐蔽斗争有一个最根本的基础。
我党在武汉召开“八七会议”时，会议地点在汉口俄租界。那个会场布置得也很秘密，当时已经会一些隐蔽斗争，集中代表集中一星期，开会只开了一天。所有代表都不能通知你地点，到码头有交通员带你，只许进不许出，烟也不能抽。
那时候八月份热得要命，窗户不能开，防止声音泄出来，在里面呆一个星期，等人凑齐了开了一天会，疏散代表又用了两天，过几个小时出来一个，天黑之后才能出去。这种秘密疏散的办法，都是苏联人教的，邓小平和一个俄国妇女负责采购工作，主要是俄国妇女出来拎篮子买菜，这是一开始探索的一套秘密工作的办法。
1927年秋天开始，我党开始发动武装暴动，城市的工作就是为武装斗争服务。但是双方什么关系呢？也不太清楚，都没有解决。开完“八七会议”之后，中央就迁回到上海。这是隐蔽活动和秘密活动的一个规律，哪个地方越乱越容易进行活动，越铁板一块越不容易生存。
在汉口武汉的时候，武昌的10万人，汉阳的2、3万人，汉口最大，有100万人。其实100万人也没多大，就是现在沿着汉口江面一片几个租界，汉口坐黄包车，上去跟黄包车夫讲到什么地方，自然就拉到了，毕竟地方小。在上海上了十六铺码头，你跟黄包车夫要讲怎么走怎么走，汉口一百万人，上海有公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国民党统治的华界，人口400多万，各行其政，管辖很混乱，这才为党中央活动提供了一个空隙。
这个时候，党中央名义上的领导人是向忠发，这确实是苏联指定的，具体保卫工作向忠发、顾顺章来负责，这就是后来称之为中国**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这个人确实给**中央带来的威胁太大了，而且能找到他的照片只有这一张，这个人从来不照相的，后来他叛变需要找到他的模样，没有办法从一个合影中间剪下来的，这个人从来不照相。
当时党的活动，地下工作最严重的弱点是盲动主义，几个人组织暴动，一暴动就要发动群众，一鼓动暴动马上就被消灭了。没有力量的时候，只能隐蔽活动，后来纠正了盲动主义。周恩来从南昌起义失败以后回到上海主持中央工作，而且重新建立“特科”，要求党的工作完全职业化、社会化。
在国民党敌战区工作，最大的首先得有隐蔽的身份。这个人首先要有职业才不受怀疑，你这个人是无业游民，连房东都怀疑，你是干什么的，尤其是单身汉就更糟了。他当时在上海工作，租了个房子住，结果跟房东讲，我是个记者，其实他整天也不从事采访，又怕引起怀疑，有事无事都出去转几个小时，实际上他干的不是记者，没有隐蔽的身份是最困难的。
当时一个庞大的机关，中宣部一二十人租一个小楼，你们是干什么的？周围邻居就怀疑了，因为没有正当的合法的掩饰身份。周恩来讲必须职业化、社会化，开始还做了这方面的工作，这使党的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
另外特科建立起来了，保卫党中央，周恩来规定了三条基本原则，第一不能乱打叛徒，危害大了才打，这个人带着党的机密，要投降了，可以消灭。一般的人，对革命悲观失望了，不愿意干了就算了，如果这样要杀起来就没有头了，只能是个别的。再一个不许打公开的特务，特务潜伏到机关里了，那不消灭不行，像国民党有名的特务头戴笠、毛人凤等，**从来没派人暗杀过他们。不许搞绑票，这就是特科在隐蔽斗争中间有一个明确的政治方向，不然变成恐怖组织了。从建立开始，周恩来就给端正了一个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