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之杨上堃事件
1940年春天在一分区发生的杨上堃事件,不管你再怎么解释和美化,它都是一件“家丑”。既是一分区的“家丑”,也是晋察冀的“家丑”,最后还是我党的“家丑”。在最后检讨杨上堃事件的领导会上,杨成武掉了眼泪,这也是很不常见的。
从身世归属上追溯,一分区的抗战干部,许多人都有“杨粉”情结。“杨粉”是今天的时髦用语,用大白话说就是“杨成武的粉丝”。而且这些一分区干部坚持“杨粉”立场到了“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地步。
有了这个思想框框和前提立场,一分区的干部也就会形成:凡是在一分区,杨成武支持的我们都要支持,杨成武反对的我们都要反对。那阵势,和文化革命中对m主席的态度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凡我能了解到的,那些被杨成武枪毙的、斗争过的、“请出去的”,基本上都有某种性质相当严重的政治问题或道德问题,因为这些人本能的认为:杨成武那么高的水平,是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1950年1月,解放之初,三个一分区出来的家乡只相隔几里地的湖北老乡,结伴返乡。在火车上,他们谈起他们三个之所以能活过抗战年间最艰苦卓绝的那些年头,看到胜利的今天,跟杨成武的关照和赏识,把他们三个一直留在一分区机关是分不开的。中国的念书人自古有个传统,就是“士为知己者死”。所以在火车上三个人感叹,杨成武的大恩大德是永远也不能忘记的。
得。您看。杨上堃的事情还没有讲。基本调子先定下了。但恩德归恩德,道理归道理,搞历史研究的人,最基本的出发点是讲究个“史德”,不能胡编乱造历史内容,不能昧着良心歪曲历史;还要讲个“风骨”,不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从这个基本点出发。我斗胆谈谈我对当年杨上堃一案的看法。
研究有争议的历史疑案,绝不能被任何有关“组织决定”所迷惑,因为任何“组织决定”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炮制出来的,这里面水分太大,说的不完全都是实话。女红军老干部危秀英对杨上堃子女的讲话,杨成武抗战回忆录中对杨上堃事件的记载,都有真实的一面,也有值得商榷的一面。我所说的“商榷”的一面,是指我觉得在这背后掩盖了什么。
我手头掌握的有关杨上堃事件的记载,出自一分区老干部的私人回忆。而一分区老干部中有关杨上堃一案的来源。出自:一、向干部传达的组织文件,二、杨成武大会讲话和私下里的议论。三、一分区机关干部战士的私下流传(抗战期间的一分区机关,小广播、小议论之类的自由主义是很盛行的,屡禁不止。尤其在小道消息最为灵通的警卫员、通讯员、炊事员、理发员这几大员之中)。
研究抗战时期的一分区史,会有一个发现:就是在1939—1940两年杨成武痛下杀机的,有几个竟然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其中只有杨上堃事件出现在《杨成武回忆录》中,其他罗霄文、朱遵斌事件均不见记载。这在当时或今天,都是很令人吃惊的。
相比之下,杨成武对刚参加革命不久的抗战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都是很宽厚的。因为杨成武的宽厚,结果使得五支队长赵玉昆、二团团长王天存可以有时间趁机逃走。正因为杨成武的宽厚和包容,使得赵玉昆亲信宋学飞、王天存亲信李青川,可以留在一分区内继续担任领导职务。当一分区保卫部门准备对他们下手时,是杨成武为他们打保票,留下了他们。即使杨成武痛下杀手的,比如孟阁臣,那也是奉晋察冀军区的命令,并非他自己的主意。抓住孟阁臣后,也要送到晋察冀军区听候聂司令的处置。
1944年秋,杨成武调任冀中军区司令员,临走前交班,组建新的一分区领导班子。新任一分区司令员肖应棠、副司令马辉、参谋长宋学飞,都是杨成武的提名。
1949年解放军进北平,从敌伪档案中发现了敌人策反宋学飞的历史材料。社会部将材料转到聂荣臻那里,聂老总不放心,叫来杨成武询问。杨成武为宋学飞担保说:“聂总,当年司令如牛毛的年代,那个姓赵的游杂司令叛变之时,宋学飞知道了消息,及时通知支队政委王道邦脱险。支队政委才幸免于难。宋可靠。”。杨成武看聂荣臻依旧一脸严肃,于是调侃说:“聂总,敌人策反,要列谁,谁能做得了他们得主,即使把我杨成武列上也没有办法。”聂老总被杨成武的话逗笑了,宋学飞从此不再被怀疑。
杨成武对“游杂干部”的破格提拔和用人不疑,也包括一分区实力最强的司令部直属警卫连、侦察连,杨成武任命的都是非党身份的游杂干部吴炎和胡尚义。上述这些一分区能知道的“游杂干部”,无论职位高低,一概对杨成武忠心耿耿,在抗战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叛离一分区的非分之想。
与此同时,1939年底—1940年底的一年时间,先后被处置的红军领导干部有三批:1939年底一团营教导员罗霄文等人(那位红军干部的特派员没找到名字)、1940年春一支队参谋长杨上堃、侦察科长袁彪几个人、1940年底一团团政委朱遵斌。注意:而且还都是死刑。最后因延安最高层的干预,杨上堃、朱遵斌由于过去的功勋卓著,保住了性命,其他人就没有那样的好命了。
所以后来看朱遵斌孩子的来信,说:他父亲看得很开。很多立有战功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因违犯军纪都被处决了。比起这些人来,不是好过天上吗?
同样,杨上堃的孩子不也是看得很开吗?
现在看1940年初,一分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杨上堃这些红军干部用脚投票,做出“集体反叛”的大事来。
故事从黄土岭战斗的撤退开始。
黄土岭战斗,11月7日上午10时初步打响,午时接触面扩大,逐渐全面开火;下午3时达到战斗的**,晚6-7时许又逐渐停火。因为三团竟然敢撤下阵地宿营,放日军不管。8日黎明前天不亮,约4时许,一团即燃起三堆大火,率先总攻。但打起来,一团才发现只有自己和特务团响枪,二团、三团皆不知去向。8日全天,一团、特务团,现在知道也包括二团、三团,一直在继续作战。至下午,二团、三团相继退出黄土岭战场;下午4时许,特务团撤退;5时,一团最后撤退。
在一分区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中,记载为:“我们遵照军区首长指示,将部队撤回集结待机。”
几十年后,曾有一分区干部询问当时被“延安学习”免去三团团长职务,但还留在一分区的纪亭榭:黄土岭战斗如何打的?纪亭榭坦言说:我被免职了,不知道。但我知道三团打得不好。
撤出黄土岭战场的一分区部队,并没有能马上结束战斗休整,因为鬼子的报复性扫荡又开始了。主要的鬼子兵从涞源方向进入易县——不用说,这都是来自张家口的独立混成2旅的鬼子兵。南线鬼子从唐县、完县、满城方向过来,易县狼牙山根据地原分区机关和主要驻军地点全被鬼子占领。直到11月21日以后鬼子兵退走,一分区重回到原驻地。
战后总结,主要体现在一分区包给晋察冀军区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中。对于黄土岭作战失误,未能全歼敌人,详报中仅点名批评了二团“个别部队决心不够坚定,以致动作迟缓,第2团7日又行动迟缓,使战斗没有迅速解决”;然后是批评“通信联络不如雁宿崖战斗时方便,电线被敌人切断”。
从身世归属上追溯,一分区的抗战干部,许多人都有“杨粉”情结。“杨粉”是今天的时髦用语,用大白话说就是“杨成武的粉丝”。而且这些一分区干部坚持“杨粉”立场到了“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地步。
有了这个思想框框和前提立场,一分区的干部也就会形成:凡是在一分区,杨成武支持的我们都要支持,杨成武反对的我们都要反对。那阵势,和文化革命中对m主席的态度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凡我能了解到的,那些被杨成武枪毙的、斗争过的、“请出去的”,基本上都有某种性质相当严重的政治问题或道德问题,因为这些人本能的认为:杨成武那么高的水平,是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1950年1月,解放之初,三个一分区出来的家乡只相隔几里地的湖北老乡,结伴返乡。在火车上,他们谈起他们三个之所以能活过抗战年间最艰苦卓绝的那些年头,看到胜利的今天,跟杨成武的关照和赏识,把他们三个一直留在一分区机关是分不开的。中国的念书人自古有个传统,就是“士为知己者死”。所以在火车上三个人感叹,杨成武的大恩大德是永远也不能忘记的。
得。您看。杨上堃的事情还没有讲。基本调子先定下了。但恩德归恩德,道理归道理,搞历史研究的人,最基本的出发点是讲究个“史德”,不能胡编乱造历史内容,不能昧着良心歪曲历史;还要讲个“风骨”,不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从这个基本点出发。我斗胆谈谈我对当年杨上堃一案的看法。
研究有争议的历史疑案,绝不能被任何有关“组织决定”所迷惑,因为任何“组织决定”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炮制出来的,这里面水分太大,说的不完全都是实话。女红军老干部危秀英对杨上堃子女的讲话,杨成武抗战回忆录中对杨上堃事件的记载,都有真实的一面,也有值得商榷的一面。我所说的“商榷”的一面,是指我觉得在这背后掩盖了什么。
我手头掌握的有关杨上堃事件的记载,出自一分区老干部的私人回忆。而一分区老干部中有关杨上堃一案的来源。出自:一、向干部传达的组织文件,二、杨成武大会讲话和私下里的议论。三、一分区机关干部战士的私下流传(抗战期间的一分区机关,小广播、小议论之类的自由主义是很盛行的,屡禁不止。尤其在小道消息最为灵通的警卫员、通讯员、炊事员、理发员这几大员之中)。
研究抗战时期的一分区史,会有一个发现:就是在1939—1940两年杨成武痛下杀机的,有几个竟然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其中只有杨上堃事件出现在《杨成武回忆录》中,其他罗霄文、朱遵斌事件均不见记载。这在当时或今天,都是很令人吃惊的。
相比之下,杨成武对刚参加革命不久的抗战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都是很宽厚的。因为杨成武的宽厚,结果使得五支队长赵玉昆、二团团长王天存可以有时间趁机逃走。正因为杨成武的宽厚和包容,使得赵玉昆亲信宋学飞、王天存亲信李青川,可以留在一分区内继续担任领导职务。当一分区保卫部门准备对他们下手时,是杨成武为他们打保票,留下了他们。即使杨成武痛下杀手的,比如孟阁臣,那也是奉晋察冀军区的命令,并非他自己的主意。抓住孟阁臣后,也要送到晋察冀军区听候聂司令的处置。
1944年秋,杨成武调任冀中军区司令员,临走前交班,组建新的一分区领导班子。新任一分区司令员肖应棠、副司令马辉、参谋长宋学飞,都是杨成武的提名。
1949年解放军进北平,从敌伪档案中发现了敌人策反宋学飞的历史材料。社会部将材料转到聂荣臻那里,聂老总不放心,叫来杨成武询问。杨成武为宋学飞担保说:“聂总,当年司令如牛毛的年代,那个姓赵的游杂司令叛变之时,宋学飞知道了消息,及时通知支队政委王道邦脱险。支队政委才幸免于难。宋可靠。”。杨成武看聂荣臻依旧一脸严肃,于是调侃说:“聂总,敌人策反,要列谁,谁能做得了他们得主,即使把我杨成武列上也没有办法。”聂老总被杨成武的话逗笑了,宋学飞从此不再被怀疑。
杨成武对“游杂干部”的破格提拔和用人不疑,也包括一分区实力最强的司令部直属警卫连、侦察连,杨成武任命的都是非党身份的游杂干部吴炎和胡尚义。上述这些一分区能知道的“游杂干部”,无论职位高低,一概对杨成武忠心耿耿,在抗战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叛离一分区的非分之想。
与此同时,1939年底—1940年底的一年时间,先后被处置的红军领导干部有三批:1939年底一团营教导员罗霄文等人(那位红军干部的特派员没找到名字)、1940年春一支队参谋长杨上堃、侦察科长袁彪几个人、1940年底一团团政委朱遵斌。注意:而且还都是死刑。最后因延安最高层的干预,杨上堃、朱遵斌由于过去的功勋卓著,保住了性命,其他人就没有那样的好命了。
所以后来看朱遵斌孩子的来信,说:他父亲看得很开。很多立有战功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因违犯军纪都被处决了。比起这些人来,不是好过天上吗?
同样,杨上堃的孩子不也是看得很开吗?
现在看1940年初,一分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杨上堃这些红军干部用脚投票,做出“集体反叛”的大事来。
故事从黄土岭战斗的撤退开始。
黄土岭战斗,11月7日上午10时初步打响,午时接触面扩大,逐渐全面开火;下午3时达到战斗的**,晚6-7时许又逐渐停火。因为三团竟然敢撤下阵地宿营,放日军不管。8日黎明前天不亮,约4时许,一团即燃起三堆大火,率先总攻。但打起来,一团才发现只有自己和特务团响枪,二团、三团皆不知去向。8日全天,一团、特务团,现在知道也包括二团、三团,一直在继续作战。至下午,二团、三团相继退出黄土岭战场;下午4时许,特务团撤退;5时,一团最后撤退。
在一分区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中,记载为:“我们遵照军区首长指示,将部队撤回集结待机。”
几十年后,曾有一分区干部询问当时被“延安学习”免去三团团长职务,但还留在一分区的纪亭榭:黄土岭战斗如何打的?纪亭榭坦言说:我被免职了,不知道。但我知道三团打得不好。
撤出黄土岭战场的一分区部队,并没有能马上结束战斗休整,因为鬼子的报复性扫荡又开始了。主要的鬼子兵从涞源方向进入易县——不用说,这都是来自张家口的独立混成2旅的鬼子兵。南线鬼子从唐县、完县、满城方向过来,易县狼牙山根据地原分区机关和主要驻军地点全被鬼子占领。直到11月21日以后鬼子兵退走,一分区重回到原驻地。
战后总结,主要体现在一分区包给晋察冀军区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中。对于黄土岭作战失误,未能全歼敌人,详报中仅点名批评了二团“个别部队决心不够坚定,以致动作迟缓,第2团7日又行动迟缓,使战斗没有迅速解决”;然后是批评“通信联络不如雁宿崖战斗时方便,电线被敌人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