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3：叫花子一样的八路是真的吗?
1942年-1943年，一分区司令部在河北省易县周庄村，政治部在偏北两里地的岭东村，一分区地委、行署机关在偏南两里地的裴庄村。一分区各主力团和各区队环绕在周边地区。这个地域非常狭小的地区，当时称作“易满徐联合县”。
42年初春，整个河北、河南都面临特大的旱灾。冯小刚拍摄的电影《1942》就写的是这个时期。一分区所在的河北省易县，虽然没有像河南那样到遍地饥民饿殍的地步，但山野中挖野菜的农民随处可见。杨成武率先于晋察冀军区机关，提出倡议：机关，每人每天节约二两粮；部队，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粮，支援灾民。并且，命令机关部队不得就近采摘野菜、杨树叶和榆树叶，留给附近的村民去摘。因为长期饥饿，疾病盛行，一分区机关病倒十几个干部。杨成武跟卢星文商量，就近成立自己的干部休养所，收治这些病倒的干部。
因为长时间吃不饱肚子，一分区司令部管理科一姓李的司务长，贪污五斤小米，被查了出来。他自己要求枪毙，杨成武慈悲心大开，他开导大家：“这个司务长，守着那么多粮食，偷吃了五斤，不过两三顿饱饭。他再饿，也没有跑到鬼子那边去天天能吃饱饭。冲这一点，也饶他不死。”结果，这个人没有被枪毙，从宽处理。但杨成武告诫大家：“红军时期，五斤小米能救不少人命。那时候贪污了五斤小米，是一定要被杀头的。今后大家注意。不会再宽恕了。”
抗战最艰难的中后期。一分区干部战士出现人数不少的叛变现象。这不仅是鬼子汉奸特务机关私下里拉拢的结果，也是一分区根据地抗日力量出现严重枯竭、一些参加抗战多年的革命军人丧失胜利信心的具体反映。
不光是根据地人力的枯竭，根据地的财力也已枯竭。由于根据地大片土地因战乱连年荒芜，再加上根据地劳动力的严重不足，为根据地提供粮食、税收的职能严重萎缩。一分区情况好一些，是因为还留有1939年打孟阁臣时羁留的丰厚家底，在狼牙山的偏僻角落里还埋藏了一些军装和军用物资，可以不断到冀中买粮、买棉、买急需物资。但没有这些丰厚财力、物力家底的那些军分区呢？比如除一分区以外的其他军分区。抗战最艰难的那些年，他们是如何挣扎过来的？
我曾仔细分析一分区抗战史留下来的众多宝贵史料，在一分区参谋长徐德操被批判过的种种“罪行”中，其核心竟然是今天看起来最微不足道的一条“多吃多占”。一个多吃了一点、吃好了一点的日常生活行为，竟然引起了广大一分区八路军干部战士的愤恨。当时生活水准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确实就是这样的境况。
作为一分区创建人的杨成武、黄寿发、罗元发，包括已经调走的邓华、李志民、熊伯涛，都知道领导干部生活特殊化在战争紧张的条件下所带来的恶果。你需要的是所有的干部战士与你同心同德、共渡难关。你做的是离心离德的事情，关键时刻，谁都怕部下抛你而去。甚至打你的黑枪。所以他们将“同甘苦、共患难”看作是在战争环境中能否生存下去的必要保证。
徐德操来自平西挺进军。平西根据地是比狼牙山根据地更加贫瘠的地区，杨成武38年称之为：“养一个营的部队都困难”。所以弃之不用。肖克在平西建立挺进军之后，涞水县野三坡紫石口一带原本还富裕的经济一下子垮了，原来的几家肉店、粮食店、糕点店、杂货店、布店，几乎在半年里先后消失。
最终，愤怒的平西当地人在1940年12月引起地区哗变，反对驻扎在那里的八路军。虽然挺进军镇压了叛变的村民，但挺进军也元气大伤。肖克将挺进军司令部搬离过去一直驻扎的野三坡地区，到了更加偏僻而且空无一人的李各庄。又挣扎过了一年，挺进军编制被撤销，不再存在。
正因为平西根据地的粮食供应、物资供应都十分紧张，挺进军领导机关实行单独供应，也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徐德操介绍过（吕展也说过），有时，司令部派出参谋，寻找部队。挺进军的七团、九团两支部队常常是“因食而居”，哪里能找到粮食就驻扎在那里。就像放羊人哪里有草场就把羊群往哪里赶一样。
参谋常常找到了驻地，但没有部队。一问，找粮食背粮去了。一分区在南城司驻扎的马辉二区队，是最靠近平西根据地的。43年，一次七团经过二区队驻地，被招待吃饭。发现二区队能吃纯粮食的饭，而且能吃到饱，惊奇的不得了。那一次，看到七团的人一个个面黄肌瘦，区队长马辉、政委黄连秋动了恻隐之心。他们要七团的人吃饱了之后，从这里再背些粮食回去。
“同甘共苦”，嘴上说容易，真正实行起来却不容易。徐德操将平西挺进军等级制吃饭的做法用于一分区，难怪会受到广大一分区干部战士的不满。而且，有一件基本事实不容否认：一分区干部战士中出现的脱队事件，包括电台台长刘长生叛逃事件，几乎都出现在徐德操到达一分区之后。当然干部战士擅自脱队，叛逃到敌伪那边的只是一部分，还有许多人是跑回自己家去，开小差了。脱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生活艰苦、长时间吃不饱饭、主力部队缩编、敌伪力量看似强大等等，不能由徐德操来负这个责任。
1944年秋，一分区教导大队改编为冀察军区教导大队，头一次走出一分区驻地。奔赴冀察军区所在的平西根据地涞水县李各庄。小小的一个李各庄。竟然挤住下了一个冀察军区司政机关、一个第十一军分区司政机关（1944年7月。晋察冀军区组建二级军区—冀察军区。所辖第十一军分区，肖文玖任司令员，高鹏先任政治委员，化名张方的张学思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水清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辖第七、四十四团）。此外就是担任警卫部队的教导大队（冀察军区警卫连稍晚些时候才组建）。
就像狼牙山一分区被日本鬼子划作“军事区”一样，涞水县李各庄周边都被鬼子划作“无人区”，当地的农家老百姓都被日伪军在两年多前就强制迁走。这是一个基本上看不见老百姓身影的无人村。最初1941年被肖克挺进军占用。1942年以后由十一军分区、1944年秋由冀察军区司令部接收。
山里，天冷得比山外的平原地区要早。再加上长年忍饥挨饿，人们的体质差了，对寒冷的耐受力就差。时近冬日，开赴到李各庄的教导大队因为是新建部队，没有自己的后勤补给部门，因此也就没有自己的物资家底，过冬的棉衣只能靠冀察军区后勤部门来解决。当时的隶属关系刚刚改变，新建立的冀察军区自己也“一穷二白”，要什么没有什么。为了将这近千人的棉衣要到手。教导大队的几个领导人集体出动，大队长晨光、大队政委朱利（几天后被撤换。改为李青川）、副大队长李青川（取代马青山）、政治部主任沈图，还有一些营级干部跟着，先去冀察军区司令部，再去供给部。
当年的冀察军区后勤部，按照八路军的叫法是“供给部”。部长况开田，江西人，一方面军红军干部，以前是二分区供给处长，跟着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一起从二分区过来的。
当时的冀察军区供给部，因为一分区马辉能征善战的二区队驻扎在南城司，提供了有力的屏障，所以冀察军区供给部在南城司北不远的拒马河畔龙门口的上港村和下港村。以后马辉的二区队撤走，冀察军区供给部迁移到距冀察军区司令部很近的六顺村。
听说教导大队来领棉衣，况开田问晨光：你们前一年的棉衣呢？至少还有半数能接着穿吧？
晨光说：我们一分区去年也没有发棉衣。每人只发了两斤羊毛，夏天和秋天共发了两身单军装。要我们把羊毛絮在单军装里当棉衣穿。今年立夏前我们将羊毛扯掉，穿单军装，然后到现在再没发军装。现在立冬了，只有很少的人才有棉衣，不能再拖了。
况开田说：你看我们这几间仓库，唯一的东西就是羊毛。山里出羊毛，不出棉花棉布，我们手里这点边区票，连老百姓自己做的杂色棉衣都收进来了。想去冀中买棉花买布，但这些边区票只能在山里使用，到了冀中人家根本就不要。平西的十一军分区有自己的被服厂，我们正在跟人家协商，匀出一部分来支援新成立的冀察军区。你们教导大队是冀察军区成立后的唯一一支直属部队，我们有了棉衣会优先供应一线部队的。你们放心好了。
以后教导大队在平西，看到平西的主力七团（平西仅有的两支主力团，九团奉命开赴延安）穿的都是灰、黑、黄、绿杂色衣服，连身统一的灰军装都没有，只有一顶帽子表明他的八路军身份。看到平西根据地如此困难，教导大队不再开口要东西了，知道人家比我们还困难，有了困难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
怎么解决？还不是回一分区想办法吗？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最初的一年多，“土八路”的后勤供给都建在“团”上，以团供给处为独立核算单位。一个团战斗力强，缴获多，办法多，这个团的后勤供给就好许多。比如抗战后期如此艰难，但驻在满城的三团，还有驻在南城司的马辉二区队，因为地处根据地和敌伪统治区的边缘地带，可以不断从袭击敌伪据点的运输队、火车站、甚至敌据点的战斗中得到收获，所以比起其他部队要富裕了许多。
富裕了怎么办？上交？还是跟后来人民公社的做法一样“一平二调”？都不是。就是自己用，用不了的东西找个隐蔽的地方埋起来，等以后需要时再去挖出来。
有时候，埋藏的时间久了，等到需要再去挖时，埋藏的地方记不清了。还有的时候，埋藏之后赶上下大雨，河水泛滥，埋藏在河沟低洼处的物资便不能用了。不是腐烂了，就是锈成一团。在马辉等老同志的回忆录中都有记述。
原始状态下的农业国，最基本的特征是以一家一户自给自足为私有制基础的小农经济。商业交换起到一个次要的作用。你即使成立了军队，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是改不掉的，也被带到了军队的管理上面。团、营、连各有自己的小仓库，缴获了想到的先是自己就是证明。这个在中国大陆流传了几千年的传统习惯根深蒂固，**领导的军队也不能幸免。一直到解放战争的47年，朱德来到晋察冀，面临的首要一项任务，就是要彻底改掉晋察冀部队以团为单位的后勤管理方式，建立统一的后勤供给部门。
1944年到1945年的这个冬天，冀察军区教导大队几乎是像叫花子一样度过来的。八年抗战期间的晋察冀八路军，是靠两条腿来保障供给的。一是靠根据地的税收，二是靠战场上的缴获。现在根据地极度贫瘠，政府部门指不上了，剩下的只能靠从敌人那里去夺取。我问过老同志，当年为解决供给不足的问题，都从敌人那里收获了些什么？老同志说，穷极了的人，没有不要的，什么都要。当然是先从伪军据点搞。然后是小鬼子。日伪军吃什么、穿什么，我们就想法搞到什么。没客气的。“敌人给我们造”嘛。
42年初春，整个河北、河南都面临特大的旱灾。冯小刚拍摄的电影《1942》就写的是这个时期。一分区所在的河北省易县，虽然没有像河南那样到遍地饥民饿殍的地步，但山野中挖野菜的农民随处可见。杨成武率先于晋察冀军区机关，提出倡议：机关，每人每天节约二两粮；部队，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粮，支援灾民。并且，命令机关部队不得就近采摘野菜、杨树叶和榆树叶，留给附近的村民去摘。因为长期饥饿，疾病盛行，一分区机关病倒十几个干部。杨成武跟卢星文商量，就近成立自己的干部休养所，收治这些病倒的干部。
因为长时间吃不饱肚子，一分区司令部管理科一姓李的司务长，贪污五斤小米，被查了出来。他自己要求枪毙，杨成武慈悲心大开，他开导大家：“这个司务长，守着那么多粮食，偷吃了五斤，不过两三顿饱饭。他再饿，也没有跑到鬼子那边去天天能吃饱饭。冲这一点，也饶他不死。”结果，这个人没有被枪毙，从宽处理。但杨成武告诫大家：“红军时期，五斤小米能救不少人命。那时候贪污了五斤小米，是一定要被杀头的。今后大家注意。不会再宽恕了。”
抗战最艰难的中后期。一分区干部战士出现人数不少的叛变现象。这不仅是鬼子汉奸特务机关私下里拉拢的结果，也是一分区根据地抗日力量出现严重枯竭、一些参加抗战多年的革命军人丧失胜利信心的具体反映。
不光是根据地人力的枯竭，根据地的财力也已枯竭。由于根据地大片土地因战乱连年荒芜，再加上根据地劳动力的严重不足，为根据地提供粮食、税收的职能严重萎缩。一分区情况好一些，是因为还留有1939年打孟阁臣时羁留的丰厚家底，在狼牙山的偏僻角落里还埋藏了一些军装和军用物资，可以不断到冀中买粮、买棉、买急需物资。但没有这些丰厚财力、物力家底的那些军分区呢？比如除一分区以外的其他军分区。抗战最艰难的那些年，他们是如何挣扎过来的？
我曾仔细分析一分区抗战史留下来的众多宝贵史料，在一分区参谋长徐德操被批判过的种种“罪行”中，其核心竟然是今天看起来最微不足道的一条“多吃多占”。一个多吃了一点、吃好了一点的日常生活行为，竟然引起了广大一分区八路军干部战士的愤恨。当时生活水准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确实就是这样的境况。
作为一分区创建人的杨成武、黄寿发、罗元发，包括已经调走的邓华、李志民、熊伯涛，都知道领导干部生活特殊化在战争紧张的条件下所带来的恶果。你需要的是所有的干部战士与你同心同德、共渡难关。你做的是离心离德的事情，关键时刻，谁都怕部下抛你而去。甚至打你的黑枪。所以他们将“同甘苦、共患难”看作是在战争环境中能否生存下去的必要保证。
徐德操来自平西挺进军。平西根据地是比狼牙山根据地更加贫瘠的地区，杨成武38年称之为：“养一个营的部队都困难”。所以弃之不用。肖克在平西建立挺进军之后，涞水县野三坡紫石口一带原本还富裕的经济一下子垮了，原来的几家肉店、粮食店、糕点店、杂货店、布店，几乎在半年里先后消失。
最终，愤怒的平西当地人在1940年12月引起地区哗变，反对驻扎在那里的八路军。虽然挺进军镇压了叛变的村民，但挺进军也元气大伤。肖克将挺进军司令部搬离过去一直驻扎的野三坡地区，到了更加偏僻而且空无一人的李各庄。又挣扎过了一年，挺进军编制被撤销，不再存在。
正因为平西根据地的粮食供应、物资供应都十分紧张，挺进军领导机关实行单独供应，也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徐德操介绍过（吕展也说过），有时，司令部派出参谋，寻找部队。挺进军的七团、九团两支部队常常是“因食而居”，哪里能找到粮食就驻扎在那里。就像放羊人哪里有草场就把羊群往哪里赶一样。
参谋常常找到了驻地，但没有部队。一问，找粮食背粮去了。一分区在南城司驻扎的马辉二区队，是最靠近平西根据地的。43年，一次七团经过二区队驻地，被招待吃饭。发现二区队能吃纯粮食的饭，而且能吃到饱，惊奇的不得了。那一次，看到七团的人一个个面黄肌瘦，区队长马辉、政委黄连秋动了恻隐之心。他们要七团的人吃饱了之后，从这里再背些粮食回去。
“同甘共苦”，嘴上说容易，真正实行起来却不容易。徐德操将平西挺进军等级制吃饭的做法用于一分区，难怪会受到广大一分区干部战士的不满。而且，有一件基本事实不容否认：一分区干部战士中出现的脱队事件，包括电台台长刘长生叛逃事件，几乎都出现在徐德操到达一分区之后。当然干部战士擅自脱队，叛逃到敌伪那边的只是一部分，还有许多人是跑回自己家去，开小差了。脱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生活艰苦、长时间吃不饱饭、主力部队缩编、敌伪力量看似强大等等，不能由徐德操来负这个责任。
1944年秋，一分区教导大队改编为冀察军区教导大队，头一次走出一分区驻地。奔赴冀察军区所在的平西根据地涞水县李各庄。小小的一个李各庄。竟然挤住下了一个冀察军区司政机关、一个第十一军分区司政机关（1944年7月。晋察冀军区组建二级军区—冀察军区。所辖第十一军分区，肖文玖任司令员，高鹏先任政治委员，化名张方的张学思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水清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辖第七、四十四团）。此外就是担任警卫部队的教导大队（冀察军区警卫连稍晚些时候才组建）。
就像狼牙山一分区被日本鬼子划作“军事区”一样，涞水县李各庄周边都被鬼子划作“无人区”，当地的农家老百姓都被日伪军在两年多前就强制迁走。这是一个基本上看不见老百姓身影的无人村。最初1941年被肖克挺进军占用。1942年以后由十一军分区、1944年秋由冀察军区司令部接收。
山里，天冷得比山外的平原地区要早。再加上长年忍饥挨饿，人们的体质差了，对寒冷的耐受力就差。时近冬日，开赴到李各庄的教导大队因为是新建部队，没有自己的后勤补给部门，因此也就没有自己的物资家底，过冬的棉衣只能靠冀察军区后勤部门来解决。当时的隶属关系刚刚改变，新建立的冀察军区自己也“一穷二白”，要什么没有什么。为了将这近千人的棉衣要到手。教导大队的几个领导人集体出动，大队长晨光、大队政委朱利（几天后被撤换。改为李青川）、副大队长李青川（取代马青山）、政治部主任沈图，还有一些营级干部跟着，先去冀察军区司令部，再去供给部。
当年的冀察军区后勤部，按照八路军的叫法是“供给部”。部长况开田，江西人，一方面军红军干部，以前是二分区供给处长，跟着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一起从二分区过来的。
当时的冀察军区供给部，因为一分区马辉能征善战的二区队驻扎在南城司，提供了有力的屏障，所以冀察军区供给部在南城司北不远的拒马河畔龙门口的上港村和下港村。以后马辉的二区队撤走，冀察军区供给部迁移到距冀察军区司令部很近的六顺村。
听说教导大队来领棉衣，况开田问晨光：你们前一年的棉衣呢？至少还有半数能接着穿吧？
晨光说：我们一分区去年也没有发棉衣。每人只发了两斤羊毛，夏天和秋天共发了两身单军装。要我们把羊毛絮在单军装里当棉衣穿。今年立夏前我们将羊毛扯掉，穿单军装，然后到现在再没发军装。现在立冬了，只有很少的人才有棉衣，不能再拖了。
况开田说：你看我们这几间仓库，唯一的东西就是羊毛。山里出羊毛，不出棉花棉布，我们手里这点边区票，连老百姓自己做的杂色棉衣都收进来了。想去冀中买棉花买布，但这些边区票只能在山里使用，到了冀中人家根本就不要。平西的十一军分区有自己的被服厂，我们正在跟人家协商，匀出一部分来支援新成立的冀察军区。你们教导大队是冀察军区成立后的唯一一支直属部队，我们有了棉衣会优先供应一线部队的。你们放心好了。
以后教导大队在平西，看到平西的主力七团（平西仅有的两支主力团，九团奉命开赴延安）穿的都是灰、黑、黄、绿杂色衣服，连身统一的灰军装都没有，只有一顶帽子表明他的八路军身份。看到平西根据地如此困难，教导大队不再开口要东西了，知道人家比我们还困难，有了困难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
怎么解决？还不是回一分区想办法吗？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最初的一年多，“土八路”的后勤供给都建在“团”上，以团供给处为独立核算单位。一个团战斗力强，缴获多，办法多，这个团的后勤供给就好许多。比如抗战后期如此艰难，但驻在满城的三团，还有驻在南城司的马辉二区队，因为地处根据地和敌伪统治区的边缘地带，可以不断从袭击敌伪据点的运输队、火车站、甚至敌据点的战斗中得到收获，所以比起其他部队要富裕了许多。
富裕了怎么办？上交？还是跟后来人民公社的做法一样“一平二调”？都不是。就是自己用，用不了的东西找个隐蔽的地方埋起来，等以后需要时再去挖出来。
有时候，埋藏的时间久了，等到需要再去挖时，埋藏的地方记不清了。还有的时候，埋藏之后赶上下大雨，河水泛滥，埋藏在河沟低洼处的物资便不能用了。不是腐烂了，就是锈成一团。在马辉等老同志的回忆录中都有记述。
原始状态下的农业国，最基本的特征是以一家一户自给自足为私有制基础的小农经济。商业交换起到一个次要的作用。你即使成立了军队，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是改不掉的，也被带到了军队的管理上面。团、营、连各有自己的小仓库，缴获了想到的先是自己就是证明。这个在中国大陆流传了几千年的传统习惯根深蒂固，**领导的军队也不能幸免。一直到解放战争的47年，朱德来到晋察冀，面临的首要一项任务，就是要彻底改掉晋察冀部队以团为单位的后勤管理方式，建立统一的后勤供给部门。
1944年到1945年的这个冬天，冀察军区教导大队几乎是像叫花子一样度过来的。八年抗战期间的晋察冀八路军，是靠两条腿来保障供给的。一是靠根据地的税收，二是靠战场上的缴获。现在根据地极度贫瘠，政府部门指不上了，剩下的只能靠从敌人那里去夺取。我问过老同志，当年为解决供给不足的问题，都从敌人那里收获了些什么？老同志说，穷极了的人，没有不要的，什么都要。当然是先从伪军据点搞。然后是小鬼子。日伪军吃什么、穿什么，我们就想法搞到什么。没客气的。“敌人给我们造”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