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八章 运动那点事第一节 洗不掉的“俘”字
上一章呢用老资料呢说的是我党特有的清查啥的，主要是说对广大的八路军战士进行广泛的调查，针对敌人扫荡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调查后向上级汇报，而随后来的就是针对干部的清查了，这个可就要严重的多，也保密的多，是属于不公开的清查。(凤舞文学网 http://www.qiuwu.net)
现存的很多资料也对这些运动很少提及的，咱们还是用资料来简单介绍下，所收录的都是经过搜集、论证后的真实材料，在此对那些敢于揭开历史真相的有心人们，真诚的表示感谢。
1941年春节过后的晋察冀区调查后，紧接着就是三查肃清，不少干部和指挥员在这次运动中未能过关，比较突出的就是是因为他们的被俘问题。
熟悉我党政治运动的人都知道，每次整风肃查，都离不开审干。而且，每一次审干，都不会空手而归，总要整出一些坏人来。
同1941年的清查相比，1944年初的全区整风，审查风暴要厉害的多，各分区都加了不少的典型，一分区呢最后只有两个干部未能过关，都被宣布为整风结束后继续接受组织的审查。这两个干部，一个是退下前担任武警部队政委的李振军，另一个是三十年代在上海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党员白殿风。
他们二人都是因为曾经被捕过，而且被捕的这段历史一时很难说得清楚。或者自以为说清楚了，但不被组织所采信。能说清的一般都有几个方面的证明，比如有同狱的狱友证明。有敌人的审讯记录证明。有我党的高级领导出面证明等等。
上述那两位就卡壳在同狱的狱友呢牺牲了。还没拿到敌人方面的审讯记录，我党对他们的营救呢属于高度机密，不能泄露中间人，无法提供证明。当时没有直接处理掉，据说也是最高层发了话的，可以留着再审查。
一分区曾经被捕过的干部还有几位，有一些资历很老的党员，都是在抗战以前从事地下工作的负责人。有些人的地位甚至很高。属于中组部管干部，由晋察冀军区放在一分区考察使用。但由于历史上被捕过的缘故，在晋察冀军区和一分区都得不到重用，而且都在档案里背着个内部控制使用的通知。
也许因为这层原因，这些干部大都没有从事军队工作，而是在一分区地委、行署工作。他们虽然在过去担任过领导职位，但现在被任命的职务都不高，大都是秘记、股长什么的营一级干部。
别看这些人是下放到各分区的，但是有些人恐怕连所在分区的军政领导都不清楚他们的真实背景！知道他们真正的经历的，恐怕全党加一块都不超过十个人！
这个跟41年一分区李振军一起查不清被捕经历的白殿风就是一例。据他自己说。三十年代初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是中央特科的一员。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跟潘汉年也很熟。还专门学过暗杀、盯梢、反盯梢、传递情报这些搞地下工作的基本技能。
但他的顶头上司是顾顺章，这就造成了他说不清楚的主要障碍。以后被捕，释放，是不是像顾顺章一样曾经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效力过？都成为他要说清楚的主要内容。
抗战时期，白殿风在一分区，担任易县中心县委（一度成为易定满徐联合县，县委书记杨士杰，1944年底杨成武走以后的一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下面的一个区委书记。整风通不过，势必在他的精神上造成压力，整风运动结束后不久就牺牲了。有人说他那次的牺牲可以避免，是他自己以求一死，通过战场上的牺牲来证明他对党的忠诚。
前面介绍过的那位担任一分区地委学习委员会秘书的1923年的老党员李舜琴，五次被捕。但被捕期间的表现可查，又有不少证明人在世，且证明人都担任着各级领导工作。所以李舜琴可以过关，但得不到重用，不能够被任命重要的领导职务。否则，他的资历足可以在晋察冀边区政府里担任领导职务。
还有一个胡敬一，这是在《杨成武回忆录》中留下名字的，当时任一分区民运股长，一度是杨成武夫人民运干事赵志珍的顶头上司。胡敬一之所以被杨成武收入回忆录中，还是因为他的名气和资历。
胡敬一是三十年代初期的老党员，据说担任过县委书记和其他领导职务，三十年代初被国民党被捕，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成为后来61个叛徒集团自首出狱中的一员。
虽说自首是出于组织上的安排，比胡敬一更大的**干部有的是呢，但当时底层的干部并不理解。所以胡敬一到一分区来的时候，一分区组织科预先通知政治部的干部们，将胡敬一的到来和身份作了介绍。
你只要看到，当时一分区只给这个胡敬一民运股长的职位，就知道当时一分区领导并不看重这位老资格的领导干部。到了1942年精兵简政，胡敬一连这个民运股长的职位都没有了，被精减下去，据说是发挥他搞地下工作的特长，被派到日本人在涞源县开办的石棉矿，作管账先生。
《杨成武回忆录》中提到胡敬一，是因为他被派到日本在涞源的石棉矿上做管理工作，他暗中与八路军策应，搞到了当时八路军奇缺的、自己也无法制造的大批黄色炸药。在炸鬼子炮楼，炸公路、铁丝网，远比八路军自制的土炸药威力大多了。
《杨成武回忆录》中没有提到的，是他还搞到了一批用作包装石棉的口袋，口袋的材质远胜于当时用作八路军军装的冀中紫花粗布。所以1943年，一分区许多干部都穿上了用槐树豆染色的新军装，有谁知道这新军装是用日本人的包装口袋来做的？
胡敬一活到了解放后，据说，他最后的职务是国家档案局局长（抑或是副局长），文革中去世。
据猜测，当年在一分区，杨成武像那些所有一分区干部一样，并不了解胡敬一的身世经历。直到文革中，揪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文革后又为之平反，杨成武才了解，当年在他手下一个看不起眼的小股长，竟然在他参加红军以前就成为党的领导干部。杨成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称赞胡敬一，也是对自己在抗战年间的冷待他做个弥补吧。
一分区还有一位留过苏的老党员，在一分区政治部当过副指导员，叫薛世聪。他为什么没能得到重用，叶是因为他也被捕过，而且是在苏联被捕的，曾被押到远东的金矿劳改。抗战爆发后被释放，回到中国来参加抗战。他也属被内部控制使用的管理干部。
不管是干部还是战士，党内的还是党外的人，只要你的档案里有个俘字，那就意味着你这辈子的政治生涯就算沾上一个洗不掉的污点了！甭管是啥运动，都能把你划拉进去站队，说不清的那极大可能就被处理了，能说清的也得夹着尾巴做人。
好歹混到全国解放了，可以松口气了吧，事实证明大部分人都没挺过文革！
要不为啥我党再进行政治教育的时候，强调坚决不当俘虏呢，这确实是先提了醒的！
说到这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抗战期间的一分区锄奸科可真忙呀！不光是盯着敌占区的鬼子伪军汉奸，还要向内盯着大批的我党干部战士！(未完待续。。)
现存的很多资料也对这些运动很少提及的，咱们还是用资料来简单介绍下，所收录的都是经过搜集、论证后的真实材料，在此对那些敢于揭开历史真相的有心人们，真诚的表示感谢。
1941年春节过后的晋察冀区调查后，紧接着就是三查肃清，不少干部和指挥员在这次运动中未能过关，比较突出的就是是因为他们的被俘问题。
熟悉我党政治运动的人都知道，每次整风肃查，都离不开审干。而且，每一次审干，都不会空手而归，总要整出一些坏人来。
同1941年的清查相比，1944年初的全区整风，审查风暴要厉害的多，各分区都加了不少的典型，一分区呢最后只有两个干部未能过关，都被宣布为整风结束后继续接受组织的审查。这两个干部，一个是退下前担任武警部队政委的李振军，另一个是三十年代在上海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党员白殿风。
他们二人都是因为曾经被捕过，而且被捕的这段历史一时很难说得清楚。或者自以为说清楚了，但不被组织所采信。能说清的一般都有几个方面的证明，比如有同狱的狱友证明。有敌人的审讯记录证明。有我党的高级领导出面证明等等。
上述那两位就卡壳在同狱的狱友呢牺牲了。还没拿到敌人方面的审讯记录，我党对他们的营救呢属于高度机密，不能泄露中间人，无法提供证明。当时没有直接处理掉，据说也是最高层发了话的，可以留着再审查。
一分区曾经被捕过的干部还有几位，有一些资历很老的党员，都是在抗战以前从事地下工作的负责人。有些人的地位甚至很高。属于中组部管干部，由晋察冀军区放在一分区考察使用。但由于历史上被捕过的缘故，在晋察冀军区和一分区都得不到重用，而且都在档案里背着个内部控制使用的通知。
也许因为这层原因，这些干部大都没有从事军队工作，而是在一分区地委、行署工作。他们虽然在过去担任过领导职位，但现在被任命的职务都不高，大都是秘记、股长什么的营一级干部。
别看这些人是下放到各分区的，但是有些人恐怕连所在分区的军政领导都不清楚他们的真实背景！知道他们真正的经历的，恐怕全党加一块都不超过十个人！
这个跟41年一分区李振军一起查不清被捕经历的白殿风就是一例。据他自己说。三十年代初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是中央特科的一员。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跟潘汉年也很熟。还专门学过暗杀、盯梢、反盯梢、传递情报这些搞地下工作的基本技能。
但他的顶头上司是顾顺章，这就造成了他说不清楚的主要障碍。以后被捕，释放，是不是像顾顺章一样曾经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效力过？都成为他要说清楚的主要内容。
抗战时期，白殿风在一分区，担任易县中心县委（一度成为易定满徐联合县，县委书记杨士杰，1944年底杨成武走以后的一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下面的一个区委书记。整风通不过，势必在他的精神上造成压力，整风运动结束后不久就牺牲了。有人说他那次的牺牲可以避免，是他自己以求一死，通过战场上的牺牲来证明他对党的忠诚。
前面介绍过的那位担任一分区地委学习委员会秘书的1923年的老党员李舜琴，五次被捕。但被捕期间的表现可查，又有不少证明人在世，且证明人都担任着各级领导工作。所以李舜琴可以过关，但得不到重用，不能够被任命重要的领导职务。否则，他的资历足可以在晋察冀边区政府里担任领导职务。
还有一个胡敬一，这是在《杨成武回忆录》中留下名字的，当时任一分区民运股长，一度是杨成武夫人民运干事赵志珍的顶头上司。胡敬一之所以被杨成武收入回忆录中，还是因为他的名气和资历。
胡敬一是三十年代初期的老党员，据说担任过县委书记和其他领导职务，三十年代初被国民党被捕，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成为后来61个叛徒集团自首出狱中的一员。
虽说自首是出于组织上的安排，比胡敬一更大的**干部有的是呢，但当时底层的干部并不理解。所以胡敬一到一分区来的时候，一分区组织科预先通知政治部的干部们，将胡敬一的到来和身份作了介绍。
你只要看到，当时一分区只给这个胡敬一民运股长的职位，就知道当时一分区领导并不看重这位老资格的领导干部。到了1942年精兵简政，胡敬一连这个民运股长的职位都没有了，被精减下去，据说是发挥他搞地下工作的特长，被派到日本人在涞源县开办的石棉矿，作管账先生。
《杨成武回忆录》中提到胡敬一，是因为他被派到日本在涞源的石棉矿上做管理工作，他暗中与八路军策应，搞到了当时八路军奇缺的、自己也无法制造的大批黄色炸药。在炸鬼子炮楼，炸公路、铁丝网，远比八路军自制的土炸药威力大多了。
《杨成武回忆录》中没有提到的，是他还搞到了一批用作包装石棉的口袋，口袋的材质远胜于当时用作八路军军装的冀中紫花粗布。所以1943年，一分区许多干部都穿上了用槐树豆染色的新军装，有谁知道这新军装是用日本人的包装口袋来做的？
胡敬一活到了解放后，据说，他最后的职务是国家档案局局长（抑或是副局长），文革中去世。
据猜测，当年在一分区，杨成武像那些所有一分区干部一样，并不了解胡敬一的身世经历。直到文革中，揪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文革后又为之平反，杨成武才了解，当年在他手下一个看不起眼的小股长，竟然在他参加红军以前就成为党的领导干部。杨成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称赞胡敬一，也是对自己在抗战年间的冷待他做个弥补吧。
一分区还有一位留过苏的老党员，在一分区政治部当过副指导员，叫薛世聪。他为什么没能得到重用，叶是因为他也被捕过，而且是在苏联被捕的，曾被押到远东的金矿劳改。抗战爆发后被释放，回到中国来参加抗战。他也属被内部控制使用的管理干部。
不管是干部还是战士，党内的还是党外的人，只要你的档案里有个俘字，那就意味着你这辈子的政治生涯就算沾上一个洗不掉的污点了！甭管是啥运动，都能把你划拉进去站队，说不清的那极大可能就被处理了，能说清的也得夹着尾巴做人。
好歹混到全国解放了，可以松口气了吧，事实证明大部分人都没挺过文革！
要不为啥我党再进行政治教育的时候，强调坚决不当俘虏呢，这确实是先提了醒的！
说到这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抗战期间的一分区锄奸科可真忙呀！不光是盯着敌占区的鬼子伪军汉奸，还要向内盯着大批的我党干部战士！(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