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章 偶遇（4）
对于叔本华，其实吴零是不太了解的。毕竟上一世的时候，他也只是一个普通人罢了，跟那些从小就可以拿着《史记》当童话故事看的天才们相比，吴零就算是拍马都赶不上对方。
再加上长大的过程之中，又是受到了一些网络文学的熏陶，更加难以将注意力放在叔本华这些哲学家的身上，充其量也只是知道对方的名字，但是却很难知道对方做过什么，有什么惊人的事情。
但是这一世，随着脑袋的开发，以及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对那些原本晦涩的读物，他反倒是有了自己的见解，竟然一点点的读了下去。
就像是现在的叔本华一书，如果是前世的话，估计只是翻看了两张，他估计就要晕，但现在看着看着，反倒是津津有味了起来。而在书中，他也才知道，叔本华貌似不只是在哲学上有造诣的，在很多的方面，叔本华也有着自己的观点。
比如说美学，他把艺术看作是解除人类存在的痛苦一个可能途径。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三部分，他对柏拉图表示了敬意，在这里他讨论了艺术以及艺术的积极意义。他认为艺术是独立于充足理由律之外的表象，所以它能摆脱意志无处不在的诉求。而这种艺术的表象和柏拉图的理念论有相似之处。
柏拉图的理念论是为了解释这样一个问题：遇到的各种事物中，有些事物与另一些如此相似，如果不是因为它们的个体性就几乎分辨不了。于是就有了共相和殊相的问题。在柏拉图看来，只有理念是永恒的。而经验世界是处在不断变化中的。叔本华意识到柏拉图的理念论和康德的物自体有异曲同工之妙，康德认为知识只是在认识表象而不是自在之物。柏拉图认为认识的经验世界不是真正的认识对象，只有理念才有意义。
叔本华借鉴了他们两者的思想。康德的物自体不能被完全认识但能被直接认识。意志作为自在之物，不从属于时间、空间和因果律，因此不是个体化地被认识。柏拉图的理念则可以在作为意志的客体化在客体化的对象中被找到。所以一切艺术就是对理念的直接把握，是理念的一个具体显示。这种把握和显示同样具有一种绝对的普遍性和超时间或空间的本质，所以它就具有这样一种能量，能将人类从永不休止的欲求中解脱出来。于是美也就具有了极高的价值。艺术家作为天才，可以把握殊相中的共相，通过理念把现象和意志相分离。这种能力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叔本华认为艺术品具有一种超时间的本质，而音乐同时具备超时间和超空间的本质，所以音乐不只是对理念的复制，它还更接近意志其本身。所以它也就具有一种更高的价值。对叔本华来说，音乐和表象世界几乎是并列的存在。但这种美都只能使人们从意志那里得到暂时的解脱，因为这种对于美的诉求只能使人陷入意志其本身的陷阱中去，所以它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不只是美学，在很多方面叔本华都有自己的看法，比如人伦。叔本华认为人类行为的动机可以分成三种：希望自己快乐。希望他人痛苦，希望别人快乐。他将这三种动机分别概括为利己、恶毒、同情，其中利己和恶毒是非道德的推动力，只有基于同情是真正的道德行为。
叔本华认为很多表面上的道德行为都是出于利己的目的而做出的。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原因是个人名誉和法律规范。出于个人名誉的道德行为其目的隐含着满足自己的意欲，希望自己获得他人的敬意从而产生心理上的满足。而迫于法律规范的道德行为则是为了规避法律惩罚，免于自己受到损失而做出的。这些行为在叔本华看来是没有真正道德意义的。出于这种目的的极端形式是：一切都是我的。别人什么都没有。基于这个原因的庸俗情况就是常看到的，那些为了生理需求上的诸如食欲、以及舒适等等要求而发展出来的极端不道德行为。
第二种非道德的动机是恶毒。它的目的是希望别人痛苦。叔本华认为恶毒是无处不在的，但一般它的程度都是轻微的。普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漠视和反感。人类用礼貌和聪明来掩饰这一动机，所以背后的恶意中伤和谣言诽谤便相当常见。恶毒的两大根源是嫉妒和幸灾乐祸，嫉妒是与生具来无法摆脱的卑劣人性，因为嫉妒的东西本应是受到敬佩和感动的。而幸灾乐祸可以说是恶毒的普遍现身，叔本华认为没有比幸灾乐祸在道德上更一无是处的了。出于恶毒的极端形式是：尽其所能地伤害别人，一切残忍的行为都只是将幸灾乐祸付诸实施的行径。叔本华认为一切的非道德行为都能由以上两种动机中推导出来。
叔本华认为真正的道德是非常稀有的，真正道德的人也是万中无一，他说人们会对那些道德行为产生敬意正说明了那些道德行为与众不同，是不可思议的。他引用卢梭的话说：人们不会对比自己幸福的人产生同感，而只会对比我们不幸的人感同身受。即我们的直接同感只局限于对他人的痛苦，而不是安逸。因此，同情实质上是对他人痛苦的感同身受，也就是将他人与自己视为一体。从同情出发，直到高尚无私，慷慨大量，一切对于美德的赞美词汇都出于此而没有其它。
叔本华将从同情出发的伦理学基本原则定为：不伤害别人，尽量帮助每一个人，其对应的两大基本美德是公正和仁爱。公正表现了同情的否定性质，即不能忍受他人的痛苦，迫使自己至少不去伤害他人。而仁爱则表现为同情心的肯定作用。它比公正更高一个级别，即看见他人痛苦。就象自己受苦，从而使自己去帮助每一个人。叔本华认为这两者都是极端罕见的。但又是确实存在的，即便再没有道德的人也无法否认公正和仁爱这两者。
由于一切行为的动机都出于利己、恶毒、同情这三者，所以一个人的道德程度就可以看成这三者在他的性格中的比例。同情在这三者中所占比例越大，则一个人的道德程度越高。
叔本华认为这三者的比例在一个人的性格中无法改变，他对这个观点的论证是从人类的普遍态度出发的。对于一个过去犯过错的坏人，人们就对他永远不抱有信任的态度；一个被认为是好人的人，无论做了什么错事总能受到人们信任；攻击对方时，都攻击他人的性格而不是事件本身，因为性格被认为是无法改变的东西。例如常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叔本华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先有本质，再有本质的发挥，所以一切行为都是出自个人的自由被他认为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叔本华认为对于道德基础，也就是同情心的起源论证是最困难的问题。由于同情心的本质是对他人痛苦的感同身受，也就是认为人，其实本无差异。在利己和痛苦主义者看来，他人和自我之间存在一种绝对的差别，这是他们和富有同情心的人根本上的不同。所以道德的起源也就是看透他人和自我间的无差异性。这即是同情的基石，也是道德的基石。展开而去，就是认识到万物间的无差异性，这里叔本华对道德起源的论证存有一种神秘主义倾向（万物一体）。和华国的庄子的齐物思想本质上有共同之处。
不说一定要认同所有的观点，但是在叔本华的观点之中，吴零对于叔本华对于读书的观点。倒是有了一点的赞同。
叔本华最反对死读书、读死书的人。他认为读书必须思考，如果不思考。只一味地读，和经常骑马坐车而步行能力必定减弱的人一样。将会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他说：有许多学者就是这样，因读书太多而变得愚蠢。经常读书，有一点空闲就要看书，这种做法比常做手工更容易使精神麻痹，因为在做手工时还可以沉湎于自己的思想中。我们知道，一条弹簧如久受外物的压迫，会失去弹性，我们的精神也是一样，如常受别人的思想的压力，也会失去其弹性。又如，食物虽能滋养身体，但若吃得太多，反而伤胃乃至全身；我们的“精神食粮”如太多，也是无益而有害的。读书越多，留存在脑海中的东西越少，两者适成反比。读书多，脑海就像一块密密麻麻、重重叠叠、涂抹再涂抹的黑板一样。读书而不加思考，决不会有心得，即使稍有印象，也浅薄而不生根，大抵在不久后又会淡忘丧失。
况且被记录在纸上的思想，不过是像在沙上行走者的足迹而已，我们也许能看到他走过的路径，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他在路上看见些什么，则必须用我们自己的眼睛。
叔本华并非反对多读书，而是反对读而无思的人。由于叔本华善于读书、善于思考，所以，这个忧郁的哲学天才在三十岁时就写出他一生最为重要的哲学著作《意志与观念世界》，后来的一些写作，不过是对这本书观点的解释和延伸。应该说，作为一个哲学家，三十岁时他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当然，作为叔本华思想的核心，最不的不提的就是他的悲观。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有时被解释是受他的家庭因素的影响而造成的等。他的父亲易怒而忧郁，他的母亲自私而冷漠，但这不是从他的哲学层面上来谈讨的。
叔本华的形而上学构建于两个基础概念之上：一是表象和意志虽然是同一的，并且共同构成世界，但意志是决定性的，任何表象都只是意志的客体化；二是意志永远表现为某种无法满足又无所不在的欲求。于是世界本质就是某种无法满足的欲求，所以从逻辑上说，它永不可能被满足。所以如果不能满足的欲求是某种痛苦，那么世界就无法摆脱其痛苦的本质。人们只是永远试图使自己的欲求满足，但这种满足却更加证明和显现了意志本身，这被叔本华认为是世界上最悲哀的事情。所以他认为无论一个人是乐天派还是悲观派，都不能摆脱根本上的痛苦，乐天派只是对现实的躲避，是自我欺骗所造成的假象。所以对悲观主义的怀疑者们只能从叔本华的形而上学上进行争论而不是争论悲观主义本身。
叔本华的这种论调有时候使他被认为是虚无主义者，但事实上叔本华认为生命具有某种意义，虽然它是一种消极的意义。意志本身虽然无法逃避，但意志本身却体现了某种意义。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第四部分中，叔本华提供了一种以禁欲主义的方式来找到希望的可能。他认为人只有在摆脱一种强烈的冲动的时候才能获得其根本上的自由，只有打破意志对于行为本身的控制，才能获得某种幸福的可能。但叔本华却又强调这种禁欲主义的行为方式其本身就是一种苦行。
而最有趣的还是，作为自杀死亡的叔本华竟然是一个反对自杀的人。叔本华不赞同自杀，因为自杀行为正是肯定了意志本身的显现。同时他也认为死亡并非什么不好的事情，他的论点基于他的形而上学，即一切事物必有其生成的原因。他认为人们对于死亡最大的恐惧在于他们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事实：我死了，但这个世界却仍然运行着，而这个观点的错误在于人们认为死亡代表了自己的表象归于无。叔本华认为人类的出生和死亡都有其内在的原因，而一切事物的变化都只在于表象之间。出生只是从前一状态转变而来的，所以不是一种无的状态。同样，死亡也不是归于无，而只是以另外一种状态存在于表象世界中。
再加上长大的过程之中，又是受到了一些网络文学的熏陶，更加难以将注意力放在叔本华这些哲学家的身上，充其量也只是知道对方的名字，但是却很难知道对方做过什么，有什么惊人的事情。
但是这一世，随着脑袋的开发，以及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对那些原本晦涩的读物，他反倒是有了自己的见解，竟然一点点的读了下去。
就像是现在的叔本华一书，如果是前世的话，估计只是翻看了两张，他估计就要晕，但现在看着看着，反倒是津津有味了起来。而在书中，他也才知道，叔本华貌似不只是在哲学上有造诣的，在很多的方面，叔本华也有着自己的观点。
比如说美学，他把艺术看作是解除人类存在的痛苦一个可能途径。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三部分，他对柏拉图表示了敬意，在这里他讨论了艺术以及艺术的积极意义。他认为艺术是独立于充足理由律之外的表象，所以它能摆脱意志无处不在的诉求。而这种艺术的表象和柏拉图的理念论有相似之处。
柏拉图的理念论是为了解释这样一个问题：遇到的各种事物中，有些事物与另一些如此相似，如果不是因为它们的个体性就几乎分辨不了。于是就有了共相和殊相的问题。在柏拉图看来，只有理念是永恒的。而经验世界是处在不断变化中的。叔本华意识到柏拉图的理念论和康德的物自体有异曲同工之妙，康德认为知识只是在认识表象而不是自在之物。柏拉图认为认识的经验世界不是真正的认识对象，只有理念才有意义。
叔本华借鉴了他们两者的思想。康德的物自体不能被完全认识但能被直接认识。意志作为自在之物，不从属于时间、空间和因果律，因此不是个体化地被认识。柏拉图的理念则可以在作为意志的客体化在客体化的对象中被找到。所以一切艺术就是对理念的直接把握，是理念的一个具体显示。这种把握和显示同样具有一种绝对的普遍性和超时间或空间的本质，所以它就具有这样一种能量，能将人类从永不休止的欲求中解脱出来。于是美也就具有了极高的价值。艺术家作为天才，可以把握殊相中的共相，通过理念把现象和意志相分离。这种能力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叔本华认为艺术品具有一种超时间的本质，而音乐同时具备超时间和超空间的本质，所以音乐不只是对理念的复制，它还更接近意志其本身。所以它也就具有一种更高的价值。对叔本华来说，音乐和表象世界几乎是并列的存在。但这种美都只能使人们从意志那里得到暂时的解脱，因为这种对于美的诉求只能使人陷入意志其本身的陷阱中去，所以它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不只是美学，在很多方面叔本华都有自己的看法，比如人伦。叔本华认为人类行为的动机可以分成三种：希望自己快乐。希望他人痛苦，希望别人快乐。他将这三种动机分别概括为利己、恶毒、同情，其中利己和恶毒是非道德的推动力，只有基于同情是真正的道德行为。
叔本华认为很多表面上的道德行为都是出于利己的目的而做出的。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原因是个人名誉和法律规范。出于个人名誉的道德行为其目的隐含着满足自己的意欲，希望自己获得他人的敬意从而产生心理上的满足。而迫于法律规范的道德行为则是为了规避法律惩罚，免于自己受到损失而做出的。这些行为在叔本华看来是没有真正道德意义的。出于这种目的的极端形式是：一切都是我的。别人什么都没有。基于这个原因的庸俗情况就是常看到的，那些为了生理需求上的诸如食欲、以及舒适等等要求而发展出来的极端不道德行为。
第二种非道德的动机是恶毒。它的目的是希望别人痛苦。叔本华认为恶毒是无处不在的，但一般它的程度都是轻微的。普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漠视和反感。人类用礼貌和聪明来掩饰这一动机，所以背后的恶意中伤和谣言诽谤便相当常见。恶毒的两大根源是嫉妒和幸灾乐祸，嫉妒是与生具来无法摆脱的卑劣人性，因为嫉妒的东西本应是受到敬佩和感动的。而幸灾乐祸可以说是恶毒的普遍现身，叔本华认为没有比幸灾乐祸在道德上更一无是处的了。出于恶毒的极端形式是：尽其所能地伤害别人，一切残忍的行为都只是将幸灾乐祸付诸实施的行径。叔本华认为一切的非道德行为都能由以上两种动机中推导出来。
叔本华认为真正的道德是非常稀有的，真正道德的人也是万中无一，他说人们会对那些道德行为产生敬意正说明了那些道德行为与众不同，是不可思议的。他引用卢梭的话说：人们不会对比自己幸福的人产生同感，而只会对比我们不幸的人感同身受。即我们的直接同感只局限于对他人的痛苦，而不是安逸。因此，同情实质上是对他人痛苦的感同身受，也就是将他人与自己视为一体。从同情出发，直到高尚无私，慷慨大量，一切对于美德的赞美词汇都出于此而没有其它。
叔本华将从同情出发的伦理学基本原则定为：不伤害别人，尽量帮助每一个人，其对应的两大基本美德是公正和仁爱。公正表现了同情的否定性质，即不能忍受他人的痛苦，迫使自己至少不去伤害他人。而仁爱则表现为同情心的肯定作用。它比公正更高一个级别，即看见他人痛苦。就象自己受苦，从而使自己去帮助每一个人。叔本华认为这两者都是极端罕见的。但又是确实存在的，即便再没有道德的人也无法否认公正和仁爱这两者。
由于一切行为的动机都出于利己、恶毒、同情这三者，所以一个人的道德程度就可以看成这三者在他的性格中的比例。同情在这三者中所占比例越大，则一个人的道德程度越高。
叔本华认为这三者的比例在一个人的性格中无法改变，他对这个观点的论证是从人类的普遍态度出发的。对于一个过去犯过错的坏人，人们就对他永远不抱有信任的态度；一个被认为是好人的人，无论做了什么错事总能受到人们信任；攻击对方时，都攻击他人的性格而不是事件本身，因为性格被认为是无法改变的东西。例如常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叔本华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先有本质，再有本质的发挥，所以一切行为都是出自个人的自由被他认为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叔本华认为对于道德基础，也就是同情心的起源论证是最困难的问题。由于同情心的本质是对他人痛苦的感同身受，也就是认为人，其实本无差异。在利己和痛苦主义者看来，他人和自我之间存在一种绝对的差别，这是他们和富有同情心的人根本上的不同。所以道德的起源也就是看透他人和自我间的无差异性。这即是同情的基石，也是道德的基石。展开而去，就是认识到万物间的无差异性，这里叔本华对道德起源的论证存有一种神秘主义倾向（万物一体）。和华国的庄子的齐物思想本质上有共同之处。
不说一定要认同所有的观点，但是在叔本华的观点之中，吴零对于叔本华对于读书的观点。倒是有了一点的赞同。
叔本华最反对死读书、读死书的人。他认为读书必须思考，如果不思考。只一味地读，和经常骑马坐车而步行能力必定减弱的人一样。将会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他说：有许多学者就是这样，因读书太多而变得愚蠢。经常读书，有一点空闲就要看书，这种做法比常做手工更容易使精神麻痹，因为在做手工时还可以沉湎于自己的思想中。我们知道，一条弹簧如久受外物的压迫，会失去弹性，我们的精神也是一样，如常受别人的思想的压力，也会失去其弹性。又如，食物虽能滋养身体，但若吃得太多，反而伤胃乃至全身；我们的“精神食粮”如太多，也是无益而有害的。读书越多，留存在脑海中的东西越少，两者适成反比。读书多，脑海就像一块密密麻麻、重重叠叠、涂抹再涂抹的黑板一样。读书而不加思考，决不会有心得，即使稍有印象，也浅薄而不生根，大抵在不久后又会淡忘丧失。
况且被记录在纸上的思想，不过是像在沙上行走者的足迹而已，我们也许能看到他走过的路径，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他在路上看见些什么，则必须用我们自己的眼睛。
叔本华并非反对多读书，而是反对读而无思的人。由于叔本华善于读书、善于思考，所以，这个忧郁的哲学天才在三十岁时就写出他一生最为重要的哲学著作《意志与观念世界》，后来的一些写作，不过是对这本书观点的解释和延伸。应该说，作为一个哲学家，三十岁时他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当然，作为叔本华思想的核心，最不的不提的就是他的悲观。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有时被解释是受他的家庭因素的影响而造成的等。他的父亲易怒而忧郁，他的母亲自私而冷漠，但这不是从他的哲学层面上来谈讨的。
叔本华的形而上学构建于两个基础概念之上：一是表象和意志虽然是同一的，并且共同构成世界，但意志是决定性的，任何表象都只是意志的客体化；二是意志永远表现为某种无法满足又无所不在的欲求。于是世界本质就是某种无法满足的欲求，所以从逻辑上说，它永不可能被满足。所以如果不能满足的欲求是某种痛苦，那么世界就无法摆脱其痛苦的本质。人们只是永远试图使自己的欲求满足，但这种满足却更加证明和显现了意志本身，这被叔本华认为是世界上最悲哀的事情。所以他认为无论一个人是乐天派还是悲观派，都不能摆脱根本上的痛苦，乐天派只是对现实的躲避，是自我欺骗所造成的假象。所以对悲观主义的怀疑者们只能从叔本华的形而上学上进行争论而不是争论悲观主义本身。
叔本华的这种论调有时候使他被认为是虚无主义者，但事实上叔本华认为生命具有某种意义，虽然它是一种消极的意义。意志本身虽然无法逃避，但意志本身却体现了某种意义。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第四部分中，叔本华提供了一种以禁欲主义的方式来找到希望的可能。他认为人只有在摆脱一种强烈的冲动的时候才能获得其根本上的自由，只有打破意志对于行为本身的控制，才能获得某种幸福的可能。但叔本华却又强调这种禁欲主义的行为方式其本身就是一种苦行。
而最有趣的还是，作为自杀死亡的叔本华竟然是一个反对自杀的人。叔本华不赞同自杀，因为自杀行为正是肯定了意志本身的显现。同时他也认为死亡并非什么不好的事情，他的论点基于他的形而上学，即一切事物必有其生成的原因。他认为人们对于死亡最大的恐惧在于他们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事实：我死了，但这个世界却仍然运行着，而这个观点的错误在于人们认为死亡代表了自己的表象归于无。叔本华认为人类的出生和死亡都有其内在的原因，而一切事物的变化都只在于表象之间。出生只是从前一状态转变而来的，所以不是一种无的状态。同样，死亡也不是归于无，而只是以另外一种状态存在于表象世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