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十三章 穷则变（一）
1689年5月30日，海州城外正在扩建的码头边，清国海州知州冯瑜刚刚和一帮文人士绅们唱和归来。
在这次文人雅士的聚会上，冯知州第一次以“埠”为题，让在座的一干青年才俊们由此阐发海州开港对朝廷的重大意义。令人遗憾的是，海州青年才俊不少，熟读经义的更是不知凡几，但让他们以开埠为题写文章的话，就有些为难了，一个个抓耳挠腮，写的东西也是不知所谓。偶有几个通晓时务的能稍微切那么一些题，但也完全不够，让冯瑜看了大摇其头。
不过冯知州也不泄气，朝廷锐意改革还没几年，地方上懂这些的官员都不多，更别提民间士子了。就连冯瑜本人，也是在京城的时候接触了一些西洋来的传教士，从他们那里习得了一些西洋新学。后来，他府中也聘请了一位据说来自“义大利”的破产船长，从他那里得知了很多有关海洋及欧陆诸国的信息，这些都令他大开眼界，渐渐地在同侪中以新学见长，吸引了一些朝堂大佬的注意。
这次冯瑜从京城外放海州当知州，也是索额图索中堂对他的考验，看看他在海州港扩建及开埠之事上，到底能做出一番什么样的成绩。毕竟，朝堂需要的不仅仅是嘴炮人才，也是要看人干实务的能力怎么样的。
冯瑜是在去年年底抵达海州上任的。一到任之后，便召来全州商绅，令其每家出钱出粮，在海州港岸上大兴土木，修建楼堂馆所、仓库灯塔，以及马步炮军兵营。这些设施，都是每一个大型贸易港口所必须的，海州港原本的设施在当年地震中损毁不少，没损毁的也不堪用，必须建新的。要知道，当年山东郯城大地震，可是导致海州“海退三十里”的，这些年虽然恢复了一些码头及仓储设施，但还远远不够，必须拨钱重建。
朝廷倒是出了些钱，但只有区区二十万两，即便以中国物价之便宜，劳动力之丰富，也远远不敷使用，因此朝廷又下旨令两淮盐场拨出部分今年要解送中央的税银二十万两，就近转交给冯瑜，让他统一调拨使用。
当然四十万两还是有些紧，尤其是冯瑜请了几位来自荷兰、英格兰的“专家”，将这个港口规划得比较高大上，花钱有些超出预期，因此又打算找海州的富商地主们化缘，争取派捐个十来万两银子花花。反正居住在海州的很多都是有钱人，还是很有潜力可挖的。
“轻刑薄赋、固本养民、筹议实边。”回到衙门后宅书房，喝过新纳小妾调制的羹汤后，冯瑜神清气爽地摊开折子，打算写一下自己的施政纲领。在海州的这半年时间，他可也没有虚度，而是亲自跑了许多地方，了解了很多事情。这些积累，与以前在京里所学的东西互相印证之后，他的认识无疑又更高了一层，故打算执笔写下来，时时查看、雕琢。
“……田赋为正供，向为朝廷收入之主要来源，近岁已达三分之二以上。然则近些年来，数省督抚被委以大权，任意赋课于民，听其调用。民间完纳愈苦，胥吏追索愈烈，百姓怨恨，纷纷逋赋拒纳，往往激成巨案。此间大要有两则，一曰赋敛轻，一曰刑罚平。赋轻则不至竭民财，刑平则不肯残民命。”
写完这段，冯瑜停顿了下，认真思考了起来。曾几何时，田赋是“我大清”最主要的财政来源，一度占了八九成左右。不过在对外贸易快速发展了十几二十年之后，这部分收入的占比开始了显著下降，目前已经不足七成，主要原因在于外贸收入的增加以及商税等针对富人阶层的税种在全国大面积的铺开。
尤其是在响水、海州等沿海港口，商人聚集较快，开办的各类手工工场也渐渐多了起来。这些作坊的增多，对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还是很有好处的，因此很让朝堂重视，要知道朝廷最近可是很缺钱的呢。
不过工商业的发展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驱赶更多的劳动力到工场做工的事情，这与传统士绅产生了一定的冲突。淮安府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种地的传统本来就很深厚，占用了大量的劳动力人口。结果几十年前又让天杀的东岸人搬走了五十万人口，后来虽然平稳发展至今，但仍然没能恢复当年鼎盛时期的人口数量。现在因为海贸盛行的缘故，需要大量劳动力进工场做工，自然导致了与传统士绅的冲突。
平心而论，满清朝廷其实是不太希望看到社会上这种乱象的。但问题在于他们现在急需要钱，很多的钱，因此对海贸持支持态度，连带着对那些为海贸加工商品的商人也持支持态度。更何况这些商人并不是没有根脚的，很多人背后站着的都是朝中大佬，指着靠海贸的巨额利润来分一杯羹的，因此使得那些传统士宦家庭及其代言人在朝中根本没起到太多的作用，搞得地方上纷争不断，让冯瑜这等心忧国事的人是长吁短叹。
冯瑜作为新学干臣，内心中自然也是倾向于工商业人士的。不过作为地方主官，他也深知不能太过于偏颇，否则怕是会影响大局，即必须牢牢秉持“赋敛轻”和“刑罚平”的准绳，尽一切可能安定朝局。地主士绅家里的地没人种，收入减少了，就少收点税；双方发生各种冲突了，严格按照法律来，如此才是正道。
当然冯瑜也知道这种事知易行难，理论上这样，实际执行中是那样，根本每个准。你看，他自己到海州赴任后，不也打了士绅商人们的秋风吗？这哪点能体现“赋敛轻”了？不过呢，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不都得有个原则或纲领么？做不做得到是一回事，有没有则是另一回事。
“……固本养民，重在奖廉吏。方今宦途日杂，能吏虽多，廉吏颇少，更多则乃病国以肥身家，剥民以媚大吏。朝廷宜访查廉吏，露章保荐，特加讲擢以风其余。”写完这段，冯瑜其实还是蛮自得的。他虽然一年下来也收下属不少孝敬，某些常例银子也照收不误，但自认为是清廉的，因为这些钱都是正常的人情，收了实属正常。
比如逢年过节，下属送些钱物，收了有什么可指摘之处吗？某些常例银子，如临时课征做某事后剩了点零头，按照常例在补足官署日常办公费用之不足后，可以给上上下下每个人封个红包，发发奖金，将这笔结余分掉。这种钱，理论上来说是公款，不能擅用，但问题是全国官场都是这么处理的，拿了也无可厚非，只要不太过分。除此之外，冯瑜倒还真没收过什么钱，说起来也算是清廉有为了，因此他认为奖廉吏是固本养民之举，非常重要。
当然他这种想法可能有些理想化。事实上以满清朝廷如今的情况，廉吏实属凤毛麟角，少得可怜，且多在清水衙门，平日里牢骚满腹。如果朝廷真靠这些人的话，说实话也是玩不转的，他们发牢骚放炮可以，但做实事未必就行了，搞不好还会给国家造成不小的损失。不过这是冯瑜的时代局限，在17世纪末的满清，虽然官场大部分都贪，但反贪却也是政治正确，冯知州浸淫其中，自己又不怎么收钱，自然会产生提拔廉吏可以固本养民的错觉。
“……筹议实边，于此非常之世，尤为重要。噶尔丹狼子野心，窥视中国，朝廷调兵围剿，却屡屡失机。十余万精锐勇武之士疲于奔命，师老兵疲。况国用开支亦极浩大，长此以往，民甚苦之，不若起近边大军实军屯之举，以节省库帑。”
“……蒙古地域辽阔，可供军屯之处甚多。一旦畜繁则富，马壮则强，农工作，地利兴，故募兵军屯可以练兵，可以省饷，实为巩固边疆之良策，击破噶尔丹之根本。”
写到这里，冯瑜明智地没有提满洲军屯的事情，其政治风险着实有些高。别看朝廷总提满蒙一体、满蒙一体的，但说到底蒙古人的地位还是比不上满洲人，因此在蒙古募兵移民进行军屯是可以的，但连带着提起满洲就非常不智了。冯瑜并不傻，自然知道哪里可以踩，哪里又是雷区不能踩。
而且，从关内募兵前往蒙古军屯也有现实的需要，那就是漠西蒙古噶尔丹所带来的巨大威胁。这个草原之狼实在是太狡猾了，一会派人袭击甘肃，一会亲自带兵进攻喀尔喀蒙古，一会居然又在漠南蒙古地界上出没，让意欲围剿他的满清朝廷疲于奔命，顾此失彼。前阵子，他们一支走失的部队甚至在大漠被噶尔丹包围歼灭，极大动摇了前线十多万清军的士气，也让北京的康熙大为光火，并决意御驾亲征，彻底抓住噶尔丹。
十多万大军在蒙古草原上和噶尔丹捉迷藏，可不是什么小消耗。事实上，朝廷为了维持这种巨大的消耗，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加赋，并征发了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四省数十万民夫转运兵粮和物资，付出的代价其实是相当大的。
因此，这个时候如果放开政策，许关内汉军前往蒙古地界进行军屯的话，应当能解决相当的麻烦。首先，这些人是汉人，不会像那些蒙古人一样与噶尔丹勾勾搭搭，蛇鼠两端；其次，可以极大发展蒙古的生产力，就地产出大量的牲畜、粮食及其他物资，极大减少从内地转运物资所产生的无畏消耗，更是节省了大量的人力，作用相当之大。
冯瑜不是很确定朝廷会不会同意这个建议，但他倾向于认为会的。朝中有些人之前其实已经旁敲侧击地试探过了，并且得到了朝廷积极的回复，可见上层对于蒙古开边并没有什么否定意见，因此这事其实已经势在必行，也许今年夏天就会开始着手准备了。
写完了这三条，冯瑜也暂时搁下了笔，心中颇多感慨。朝廷和皇上为了这个国家，真是操碎了心了，不知道想了多少办法，每每想到此节，冯瑜都不由得流下泪来，恨不能为君父分忧啊！别看朝廷现在掩有大半中国，丁口过千万，带甲之士上百万，有投鞭断流、移山倒海之能。但实际上，满洲、山东、浙江等地有黄衣海寇侵扰，南方则有顺逆举兵抗拒，这西北方又有准噶尔蒙古虎视眈眈，这日子可着实不好过呢。
即便现在与东国人议和，青州、杭州等地的驻军稍有削减，但准噶尔、顺逆一南一北，仍然让朝廷是大皱眉头，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冯瑜也曾参与过朝议，大家普遍认为，目前应该本着先北后南，最后再举兵东向的策略，一步步来。即他们先想尽一切办法应付噶尔丹的威胁，最后彻底将其击败、俘杀，让其势力烟消云散，然后才可能集中物资和军力，对付南方实力日渐增长的顺逆政权。
南方目前正发生的事情，清国方面也有所耳闻，他们已经认识到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事情，即谁先料理完内部事务，谁就会占有先机。冯瑜希望朝廷在今明两年之内就取得针对准噶尔蒙古的决定性胜利，然后将聚集在北方大漠的精锐部队南调，全力解决顺逆的麻烦。
而在此之后嘛，差不多就可以着手解决黄衣海寇的麻烦了。冯瑜觉得，灭了顺、明之后的“我大清”，人口数千万，军队百多万，物资钱粮无数，真要下定决心硬打的话，靠人来淹都淹死登莱、宁绍这些地方了，断没有不胜的道理的。唯一可虑的，就是这东国人在此之前就悍然出手，阻止“我大清”一统天下的壮举，这点不得不防。
“前路坎坷，吾当负重前行，为朝廷、为君父分忧，纵肝脑涂地，又有何憾。”冯瑜最后摇了摇头，感叹道，不知不觉间，眼眶都有些湿润了。
在这次文人雅士的聚会上，冯知州第一次以“埠”为题，让在座的一干青年才俊们由此阐发海州开港对朝廷的重大意义。令人遗憾的是，海州青年才俊不少，熟读经义的更是不知凡几，但让他们以开埠为题写文章的话，就有些为难了，一个个抓耳挠腮，写的东西也是不知所谓。偶有几个通晓时务的能稍微切那么一些题，但也完全不够，让冯瑜看了大摇其头。
不过冯知州也不泄气，朝廷锐意改革还没几年，地方上懂这些的官员都不多，更别提民间士子了。就连冯瑜本人，也是在京城的时候接触了一些西洋来的传教士，从他们那里习得了一些西洋新学。后来，他府中也聘请了一位据说来自“义大利”的破产船长，从他那里得知了很多有关海洋及欧陆诸国的信息，这些都令他大开眼界，渐渐地在同侪中以新学见长，吸引了一些朝堂大佬的注意。
这次冯瑜从京城外放海州当知州，也是索额图索中堂对他的考验，看看他在海州港扩建及开埠之事上，到底能做出一番什么样的成绩。毕竟，朝堂需要的不仅仅是嘴炮人才，也是要看人干实务的能力怎么样的。
冯瑜是在去年年底抵达海州上任的。一到任之后，便召来全州商绅，令其每家出钱出粮，在海州港岸上大兴土木，修建楼堂馆所、仓库灯塔，以及马步炮军兵营。这些设施，都是每一个大型贸易港口所必须的，海州港原本的设施在当年地震中损毁不少，没损毁的也不堪用，必须建新的。要知道，当年山东郯城大地震，可是导致海州“海退三十里”的，这些年虽然恢复了一些码头及仓储设施，但还远远不够，必须拨钱重建。
朝廷倒是出了些钱，但只有区区二十万两，即便以中国物价之便宜，劳动力之丰富，也远远不敷使用，因此朝廷又下旨令两淮盐场拨出部分今年要解送中央的税银二十万两，就近转交给冯瑜，让他统一调拨使用。
当然四十万两还是有些紧，尤其是冯瑜请了几位来自荷兰、英格兰的“专家”，将这个港口规划得比较高大上，花钱有些超出预期，因此又打算找海州的富商地主们化缘，争取派捐个十来万两银子花花。反正居住在海州的很多都是有钱人，还是很有潜力可挖的。
“轻刑薄赋、固本养民、筹议实边。”回到衙门后宅书房，喝过新纳小妾调制的羹汤后，冯瑜神清气爽地摊开折子，打算写一下自己的施政纲领。在海州的这半年时间，他可也没有虚度，而是亲自跑了许多地方，了解了很多事情。这些积累，与以前在京里所学的东西互相印证之后，他的认识无疑又更高了一层，故打算执笔写下来，时时查看、雕琢。
“……田赋为正供，向为朝廷收入之主要来源，近岁已达三分之二以上。然则近些年来，数省督抚被委以大权，任意赋课于民，听其调用。民间完纳愈苦，胥吏追索愈烈，百姓怨恨，纷纷逋赋拒纳，往往激成巨案。此间大要有两则，一曰赋敛轻，一曰刑罚平。赋轻则不至竭民财，刑平则不肯残民命。”
写完这段，冯瑜停顿了下，认真思考了起来。曾几何时，田赋是“我大清”最主要的财政来源，一度占了八九成左右。不过在对外贸易快速发展了十几二十年之后，这部分收入的占比开始了显著下降，目前已经不足七成，主要原因在于外贸收入的增加以及商税等针对富人阶层的税种在全国大面积的铺开。
尤其是在响水、海州等沿海港口，商人聚集较快，开办的各类手工工场也渐渐多了起来。这些作坊的增多，对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还是很有好处的，因此很让朝堂重视，要知道朝廷最近可是很缺钱的呢。
不过工商业的发展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驱赶更多的劳动力到工场做工的事情，这与传统士绅产生了一定的冲突。淮安府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种地的传统本来就很深厚，占用了大量的劳动力人口。结果几十年前又让天杀的东岸人搬走了五十万人口，后来虽然平稳发展至今，但仍然没能恢复当年鼎盛时期的人口数量。现在因为海贸盛行的缘故，需要大量劳动力进工场做工，自然导致了与传统士绅的冲突。
平心而论，满清朝廷其实是不太希望看到社会上这种乱象的。但问题在于他们现在急需要钱，很多的钱，因此对海贸持支持态度，连带着对那些为海贸加工商品的商人也持支持态度。更何况这些商人并不是没有根脚的，很多人背后站着的都是朝中大佬，指着靠海贸的巨额利润来分一杯羹的，因此使得那些传统士宦家庭及其代言人在朝中根本没起到太多的作用，搞得地方上纷争不断，让冯瑜这等心忧国事的人是长吁短叹。
冯瑜作为新学干臣，内心中自然也是倾向于工商业人士的。不过作为地方主官，他也深知不能太过于偏颇，否则怕是会影响大局，即必须牢牢秉持“赋敛轻”和“刑罚平”的准绳，尽一切可能安定朝局。地主士绅家里的地没人种，收入减少了，就少收点税；双方发生各种冲突了，严格按照法律来，如此才是正道。
当然冯瑜也知道这种事知易行难，理论上这样，实际执行中是那样，根本每个准。你看，他自己到海州赴任后，不也打了士绅商人们的秋风吗？这哪点能体现“赋敛轻”了？不过呢，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不都得有个原则或纲领么？做不做得到是一回事，有没有则是另一回事。
“……固本养民，重在奖廉吏。方今宦途日杂，能吏虽多，廉吏颇少，更多则乃病国以肥身家，剥民以媚大吏。朝廷宜访查廉吏，露章保荐，特加讲擢以风其余。”写完这段，冯瑜其实还是蛮自得的。他虽然一年下来也收下属不少孝敬，某些常例银子也照收不误，但自认为是清廉的，因为这些钱都是正常的人情，收了实属正常。
比如逢年过节，下属送些钱物，收了有什么可指摘之处吗？某些常例银子，如临时课征做某事后剩了点零头，按照常例在补足官署日常办公费用之不足后，可以给上上下下每个人封个红包，发发奖金，将这笔结余分掉。这种钱，理论上来说是公款，不能擅用，但问题是全国官场都是这么处理的，拿了也无可厚非，只要不太过分。除此之外，冯瑜倒还真没收过什么钱，说起来也算是清廉有为了，因此他认为奖廉吏是固本养民之举，非常重要。
当然他这种想法可能有些理想化。事实上以满清朝廷如今的情况，廉吏实属凤毛麟角，少得可怜，且多在清水衙门，平日里牢骚满腹。如果朝廷真靠这些人的话，说实话也是玩不转的，他们发牢骚放炮可以，但做实事未必就行了，搞不好还会给国家造成不小的损失。不过这是冯瑜的时代局限，在17世纪末的满清，虽然官场大部分都贪，但反贪却也是政治正确，冯知州浸淫其中，自己又不怎么收钱，自然会产生提拔廉吏可以固本养民的错觉。
“……筹议实边，于此非常之世，尤为重要。噶尔丹狼子野心，窥视中国，朝廷调兵围剿，却屡屡失机。十余万精锐勇武之士疲于奔命，师老兵疲。况国用开支亦极浩大，长此以往，民甚苦之，不若起近边大军实军屯之举，以节省库帑。”
“……蒙古地域辽阔，可供军屯之处甚多。一旦畜繁则富，马壮则强，农工作，地利兴，故募兵军屯可以练兵，可以省饷，实为巩固边疆之良策，击破噶尔丹之根本。”
写到这里，冯瑜明智地没有提满洲军屯的事情，其政治风险着实有些高。别看朝廷总提满蒙一体、满蒙一体的，但说到底蒙古人的地位还是比不上满洲人，因此在蒙古募兵移民进行军屯是可以的，但连带着提起满洲就非常不智了。冯瑜并不傻，自然知道哪里可以踩，哪里又是雷区不能踩。
而且，从关内募兵前往蒙古军屯也有现实的需要，那就是漠西蒙古噶尔丹所带来的巨大威胁。这个草原之狼实在是太狡猾了，一会派人袭击甘肃，一会亲自带兵进攻喀尔喀蒙古，一会居然又在漠南蒙古地界上出没，让意欲围剿他的满清朝廷疲于奔命，顾此失彼。前阵子，他们一支走失的部队甚至在大漠被噶尔丹包围歼灭，极大动摇了前线十多万清军的士气，也让北京的康熙大为光火，并决意御驾亲征，彻底抓住噶尔丹。
十多万大军在蒙古草原上和噶尔丹捉迷藏，可不是什么小消耗。事实上，朝廷为了维持这种巨大的消耗，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加赋，并征发了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四省数十万民夫转运兵粮和物资，付出的代价其实是相当大的。
因此，这个时候如果放开政策，许关内汉军前往蒙古地界进行军屯的话，应当能解决相当的麻烦。首先，这些人是汉人，不会像那些蒙古人一样与噶尔丹勾勾搭搭，蛇鼠两端；其次，可以极大发展蒙古的生产力，就地产出大量的牲畜、粮食及其他物资，极大减少从内地转运物资所产生的无畏消耗，更是节省了大量的人力，作用相当之大。
冯瑜不是很确定朝廷会不会同意这个建议，但他倾向于认为会的。朝中有些人之前其实已经旁敲侧击地试探过了，并且得到了朝廷积极的回复，可见上层对于蒙古开边并没有什么否定意见，因此这事其实已经势在必行，也许今年夏天就会开始着手准备了。
写完了这三条，冯瑜也暂时搁下了笔，心中颇多感慨。朝廷和皇上为了这个国家，真是操碎了心了，不知道想了多少办法，每每想到此节，冯瑜都不由得流下泪来，恨不能为君父分忧啊！别看朝廷现在掩有大半中国，丁口过千万，带甲之士上百万，有投鞭断流、移山倒海之能。但实际上，满洲、山东、浙江等地有黄衣海寇侵扰，南方则有顺逆举兵抗拒，这西北方又有准噶尔蒙古虎视眈眈，这日子可着实不好过呢。
即便现在与东国人议和，青州、杭州等地的驻军稍有削减，但准噶尔、顺逆一南一北，仍然让朝廷是大皱眉头，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冯瑜也曾参与过朝议，大家普遍认为，目前应该本着先北后南，最后再举兵东向的策略，一步步来。即他们先想尽一切办法应付噶尔丹的威胁，最后彻底将其击败、俘杀，让其势力烟消云散，然后才可能集中物资和军力，对付南方实力日渐增长的顺逆政权。
南方目前正发生的事情，清国方面也有所耳闻，他们已经认识到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事情，即谁先料理完内部事务，谁就会占有先机。冯瑜希望朝廷在今明两年之内就取得针对准噶尔蒙古的决定性胜利，然后将聚集在北方大漠的精锐部队南调，全力解决顺逆的麻烦。
而在此之后嘛，差不多就可以着手解决黄衣海寇的麻烦了。冯瑜觉得，灭了顺、明之后的“我大清”，人口数千万，军队百多万，物资钱粮无数，真要下定决心硬打的话，靠人来淹都淹死登莱、宁绍这些地方了，断没有不胜的道理的。唯一可虑的，就是这东国人在此之前就悍然出手，阻止“我大清”一统天下的壮举，这点不得不防。
“前路坎坷，吾当负重前行，为朝廷、为君父分忧，纵肝脑涂地，又有何憾。”冯瑜最后摇了摇头，感叹道，不知不觉间，眼眶都有些湿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