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五章 印第安的毁灭者（一）
“人类与狗共有的疾病有65种；与牛共有的有50种；与绵羊、山羊共有的有46种；与猪共有的有42种；与马共有的有35种；与家禽共有的26种……”立于神武乡（后世巴西马里亚纳门特尔小村附近）乡政府门前的一块晒场上，穿二代、宪兵队中士郭普夏戴着厚厚的口罩，看着躺在他面前的几具瓜拉尼人尸体，略显嫌恶地摆了摆手，示意手下人拉出去深埋了事。
他的脑海中回响起了自己在医疗部门工作的父亲经常念叨的话语，虽然他根本弄不清楚人与这些牲畜到底有哪些疾病是共有的，但这已经不妨碍他了解很多事情了，比如眼前的这一幕。
事实上眼前的这几个正值壮年的瓜拉尼人并不是死于东岸人的捕杀，他们是死于未知的疾病。这几个瓜拉尼人原本是活跃于附近的瓜拉尼游击队的成员，以袭击东岸拓荒者为主，一直是宪兵队和东岸陆军欲杀之而后快的对象，只可惜他们一直很警醒，对附近的地形又熟悉，因此一直没能令东岸人如愿，屡屡逃脱逍遥法外。
但如今一切都结束了，他们没死于东岸人的刀枪，却莫名其妙地倒在了疾病上面，让人哭笑不得。杀死他们的罪魁祸首——或者说“功臣”——不是别的，而是附近田野里不起眼的农家肥。
众所周知，在东岸农村，人畜粪便一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农民们将其收集起来，然后堆在田间以维持地力，但这种含有大量病菌和寄生虫的排泄物也许对来自旧大陆的人来说不是什么威胁。可对从未接触过此类病菌（这往往意味着缺乏足够的免疫力）的瓜拉尼人来说。就足够致命了。一种或数种对他们来说极为陌生的疾病夺走了他们的生命。
面对医生给出的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负责附近区域治安的郭普夏也有些无奈，同时也有些不解。按理说这些瓜拉尼人应该接触过西班牙人的呀，那些圣方济会的传教士们非常热衷到蛮荒地带归化印第安人，因此印第安人经常能够从西班牙人那里搞来牲畜，也经常和西班牙人接触——这意味着他们对这些旧大陆的疾病有一定的耐受力——可为何在东岸农民抵达此地后一个个都这么“弱不禁风”地倒下了呢？
郭普夏想了半天，不得其解，只能简单地理解为这些瓜拉尼人与外界接触得还比较少。对旧大陆病毒的抵抗力还非常弱，体内没有获得足够的免疫力以帮助他们逃脱灾难。当然还有一种新的解释，这是西湖县牧草岭乡的邵元义邵医生在某次医学会议上指出的，他认为虽然这些瓜拉尼人或许与西班牙人接触过，也接触了一些致病病菌，但他们还从未有机会与来自远东的明人接触，因此明人携带的大量病菌对它们来说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威胁。
邵元义的这种说法现在越来越多地得到人们的支持，因为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现，来自欧洲的女奴有时候会感染一些不常见的疾病，而这些疾病以前很少在欧洲出现。多半只在远东出现；同样的，明国移民也偶尔会感染一些来自欧洲的疾病。由于他们很少接触这些疾病，体内的免疫能力有限，因此造成了一定的死亡——也得亏东岸人极其重视对传染病的防治，一经发现，立刻隔离，绝不手软（甚至就连发过病的房屋都会烧毁），因此很多疾病只在小范围内流行过，患病人数往往不过千余，死者不过数百，并未酿成地区级甚至全国级的疾病大爆发，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郭普夏本人对邵元义的这种说法将信将疑，但也不可否认在东岸这个移民国家，各类疾病的发病率是很高的，同时也造成了大量人口——尤其是婴幼儿——的死亡。盖因这个年代的人不像后世那样处在一个高度流动性的社会中，身体从小就接触各种各样的疾病（意味着综合免疫力较高），他们往往一辈子都住在一个地方不挪窝，身体也许对本地病的免疫力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但在外来疾病面前往往非常脆弱，这从古代各个地方频发瘟疫就可以看得出来——很多瘟疫的病源其实就是由外乡人带过来的其他地方的疾病而已。
在东岸共和国这么一个流动性较强且外来移民很多的国家，疾病种类的多样和多发是大概率事件，欧洲人带来的白喉、猩红热、斑疹伤寒、淋巴结鼠疫、梅毒等疾病，非洲人带来的恶性疟疾、丝虫病、钩虫病、雅司病、热带皮肤病等，以及各方共有的天花、结核病、水痘、麻风病等疾病，将东岸人里里外外地草了个遍。
要不是政府一开始就对外来移民进行检疫隔离（此项措施对有潜伏期的疾病无多大效用，但对有明显症状的病还是可以及时预防的，比如上个月东岸就拒绝了一艘来自新英格兰的船只入港，因为传闻那里正在大范围流行黄热病）；要不是政府从一开始就强制人们定期洗澡、理发、穿干净衣服；要不是政府从一开始就对公共卫生极为重视；要不是政府从一开始就极端重视对疾病的预防和隔离；要不是政府一开始就组织民众灭鼠、灭虫、灭蝇，东岸共和国怕是已经经历了数次疾病大流行了。这些疾病大流行无疑是极为可怕的，往往会造成数万人的死亡，但东岸现在每年至多只有几千人因病死亡（少的年份甚至只有一两千人），已经是一项足以令人称道的成绩了。
眼前这些印第安人死于何种疾病郭普夏不知道，而乡里那名水平有限的医生同样看不出来。但为了避免麻烦，郭普夏还是命令民兵们将这些尸体挖坑深埋，以免传染给周围的明人移民——这可不是开玩笑，很多定居点曾经因为没有及时焚化或深埋病死者的尸体而造成疾病二次流行，这在卫生部的下乡宣传中是典型的反面教材。
而随着郭普夏的命令下达，在两名宪兵的监督下，数名戴着口罩、身披白大褂的民兵不情不愿地走了过来，然后将尸体放下担架，慢悠悠地抬到了远处，准备挖坑深埋，不留后患。
看着民兵们远去的背影，郭普夏的脑海中却也闪过了很多念头，其中多数都是如何消灭瓜拉尼人的“毒计”。比如将患病的人畜尸体投入他们的定居村庄附近，比如污染他们赖以为生的水源等等，但考虑到这些做法太没有下限，且这些瓜拉尼人本身也是宝贵的劳动力——国内各基建工地上正大量缺着呢——如此随意消耗在疾病的侵袭下委实太过可惜了一些，因此郭普夏便强自按捺住了这个危险的想法。
不过不论东岸人是否有意，随着他们拓荒西进的步伐不断提速，原本过着半与世隔绝生活的瓜拉尼人，必然会受到外来殖民者及殖民者带来的疾病的双重冲击，人口锐减已成必然之事。也许用不了多少年，如今在东岸大草原上已经所剩无几查鲁亚人的下场，就是他们明天的真实写照。白人、黑人、黄人浑身沾满着他们前所未见的病毒，一手持剑一手持犁，抢走他们的土地和家园，奴役他们的身体与心灵，简直就是印第安人的毁灭者与大恶魔。
而在这些恶魔中，最凶狠、最残忍，也是最“不要脸”、最“不修牌坊”的无疑是东岸人了，他们压根就没把野蛮人当人看，肆意杀戮、抢劫与奴役，然后用压榨得来的果实滋养他们的国民，扩展他们民族的生存空间。
据东岸梅机关的统计数据显示，原本他们估算中生活在南、北鸭子湖地区的瓜拉尼人数量在二十年前可能有三十万人之多，但现在他们认为能有个5-10万人就很不错了，其中部分人口损失于巴西圣保罗捕奴旗队的各种活动，部分损失于东岸人发起的清乡行动，部分死于因为战乱而导致的饥饿，不过以上三种死因都远远不能和最后一种相比，那就是各种致死疾病的侵袭，这才是造成瓜拉尼人人口大量损失的最主要原因。
东岸人在雅库伊河沿岸、在湖西丘陵地区的松树林间的拓展为何如此顺利？难道是因为军部吹嘘的我大东岸将士英勇善战吗？或许有这方面的因素，但绝对不是全部，或者连主要原因都不是，大部分的瓜拉尼人，应该都是无声无息地死于疾病的笼罩之下。
“印第安人的毁灭者，哈哈，西班牙传教士给我们取的这个绰号还真是贴切呢。”郭普夏将洁白的手套摘了下来，然后给自己点了个烟斗，美美地吸了一口后，望着神武乡政府外一望无际的耕地，笑着说道：“印第安人死于疾病，我们却没事，这明显是天尊的眷顾，说明天命在我，哈哈，野蛮人终将消亡，这片沃土终将属于我华夏东岸共和国。”(。)
他的脑海中回响起了自己在医疗部门工作的父亲经常念叨的话语，虽然他根本弄不清楚人与这些牲畜到底有哪些疾病是共有的，但这已经不妨碍他了解很多事情了，比如眼前的这一幕。
事实上眼前的这几个正值壮年的瓜拉尼人并不是死于东岸人的捕杀，他们是死于未知的疾病。这几个瓜拉尼人原本是活跃于附近的瓜拉尼游击队的成员，以袭击东岸拓荒者为主，一直是宪兵队和东岸陆军欲杀之而后快的对象，只可惜他们一直很警醒，对附近的地形又熟悉，因此一直没能令东岸人如愿，屡屡逃脱逍遥法外。
但如今一切都结束了，他们没死于东岸人的刀枪，却莫名其妙地倒在了疾病上面，让人哭笑不得。杀死他们的罪魁祸首——或者说“功臣”——不是别的，而是附近田野里不起眼的农家肥。
众所周知，在东岸农村，人畜粪便一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农民们将其收集起来，然后堆在田间以维持地力，但这种含有大量病菌和寄生虫的排泄物也许对来自旧大陆的人来说不是什么威胁。可对从未接触过此类病菌（这往往意味着缺乏足够的免疫力）的瓜拉尼人来说。就足够致命了。一种或数种对他们来说极为陌生的疾病夺走了他们的生命。
面对医生给出的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负责附近区域治安的郭普夏也有些无奈，同时也有些不解。按理说这些瓜拉尼人应该接触过西班牙人的呀，那些圣方济会的传教士们非常热衷到蛮荒地带归化印第安人，因此印第安人经常能够从西班牙人那里搞来牲畜，也经常和西班牙人接触——这意味着他们对这些旧大陆的疾病有一定的耐受力——可为何在东岸农民抵达此地后一个个都这么“弱不禁风”地倒下了呢？
郭普夏想了半天，不得其解，只能简单地理解为这些瓜拉尼人与外界接触得还比较少。对旧大陆病毒的抵抗力还非常弱，体内没有获得足够的免疫力以帮助他们逃脱灾难。当然还有一种新的解释，这是西湖县牧草岭乡的邵元义邵医生在某次医学会议上指出的，他认为虽然这些瓜拉尼人或许与西班牙人接触过，也接触了一些致病病菌，但他们还从未有机会与来自远东的明人接触，因此明人携带的大量病菌对它们来说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威胁。
邵元义的这种说法现在越来越多地得到人们的支持，因为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现，来自欧洲的女奴有时候会感染一些不常见的疾病，而这些疾病以前很少在欧洲出现。多半只在远东出现；同样的，明国移民也偶尔会感染一些来自欧洲的疾病。由于他们很少接触这些疾病，体内的免疫能力有限，因此造成了一定的死亡——也得亏东岸人极其重视对传染病的防治，一经发现，立刻隔离，绝不手软（甚至就连发过病的房屋都会烧毁），因此很多疾病只在小范围内流行过，患病人数往往不过千余，死者不过数百，并未酿成地区级甚至全国级的疾病大爆发，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郭普夏本人对邵元义的这种说法将信将疑，但也不可否认在东岸这个移民国家，各类疾病的发病率是很高的，同时也造成了大量人口——尤其是婴幼儿——的死亡。盖因这个年代的人不像后世那样处在一个高度流动性的社会中，身体从小就接触各种各样的疾病（意味着综合免疫力较高），他们往往一辈子都住在一个地方不挪窝，身体也许对本地病的免疫力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但在外来疾病面前往往非常脆弱，这从古代各个地方频发瘟疫就可以看得出来——很多瘟疫的病源其实就是由外乡人带过来的其他地方的疾病而已。
在东岸共和国这么一个流动性较强且外来移民很多的国家，疾病种类的多样和多发是大概率事件，欧洲人带来的白喉、猩红热、斑疹伤寒、淋巴结鼠疫、梅毒等疾病，非洲人带来的恶性疟疾、丝虫病、钩虫病、雅司病、热带皮肤病等，以及各方共有的天花、结核病、水痘、麻风病等疾病，将东岸人里里外外地草了个遍。
要不是政府一开始就对外来移民进行检疫隔离（此项措施对有潜伏期的疾病无多大效用，但对有明显症状的病还是可以及时预防的，比如上个月东岸就拒绝了一艘来自新英格兰的船只入港，因为传闻那里正在大范围流行黄热病）；要不是政府从一开始就强制人们定期洗澡、理发、穿干净衣服；要不是政府从一开始就对公共卫生极为重视；要不是政府从一开始就极端重视对疾病的预防和隔离；要不是政府一开始就组织民众灭鼠、灭虫、灭蝇，东岸共和国怕是已经经历了数次疾病大流行了。这些疾病大流行无疑是极为可怕的，往往会造成数万人的死亡，但东岸现在每年至多只有几千人因病死亡（少的年份甚至只有一两千人），已经是一项足以令人称道的成绩了。
眼前这些印第安人死于何种疾病郭普夏不知道，而乡里那名水平有限的医生同样看不出来。但为了避免麻烦，郭普夏还是命令民兵们将这些尸体挖坑深埋，以免传染给周围的明人移民——这可不是开玩笑，很多定居点曾经因为没有及时焚化或深埋病死者的尸体而造成疾病二次流行，这在卫生部的下乡宣传中是典型的反面教材。
而随着郭普夏的命令下达，在两名宪兵的监督下，数名戴着口罩、身披白大褂的民兵不情不愿地走了过来，然后将尸体放下担架，慢悠悠地抬到了远处，准备挖坑深埋，不留后患。
看着民兵们远去的背影，郭普夏的脑海中却也闪过了很多念头，其中多数都是如何消灭瓜拉尼人的“毒计”。比如将患病的人畜尸体投入他们的定居村庄附近，比如污染他们赖以为生的水源等等，但考虑到这些做法太没有下限，且这些瓜拉尼人本身也是宝贵的劳动力——国内各基建工地上正大量缺着呢——如此随意消耗在疾病的侵袭下委实太过可惜了一些，因此郭普夏便强自按捺住了这个危险的想法。
不过不论东岸人是否有意，随着他们拓荒西进的步伐不断提速，原本过着半与世隔绝生活的瓜拉尼人，必然会受到外来殖民者及殖民者带来的疾病的双重冲击，人口锐减已成必然之事。也许用不了多少年，如今在东岸大草原上已经所剩无几查鲁亚人的下场，就是他们明天的真实写照。白人、黑人、黄人浑身沾满着他们前所未见的病毒，一手持剑一手持犁，抢走他们的土地和家园，奴役他们的身体与心灵，简直就是印第安人的毁灭者与大恶魔。
而在这些恶魔中，最凶狠、最残忍，也是最“不要脸”、最“不修牌坊”的无疑是东岸人了，他们压根就没把野蛮人当人看，肆意杀戮、抢劫与奴役，然后用压榨得来的果实滋养他们的国民，扩展他们民族的生存空间。
据东岸梅机关的统计数据显示，原本他们估算中生活在南、北鸭子湖地区的瓜拉尼人数量在二十年前可能有三十万人之多，但现在他们认为能有个5-10万人就很不错了，其中部分人口损失于巴西圣保罗捕奴旗队的各种活动，部分损失于东岸人发起的清乡行动，部分死于因为战乱而导致的饥饿，不过以上三种死因都远远不能和最后一种相比，那就是各种致死疾病的侵袭，这才是造成瓜拉尼人人口大量损失的最主要原因。
东岸人在雅库伊河沿岸、在湖西丘陵地区的松树林间的拓展为何如此顺利？难道是因为军部吹嘘的我大东岸将士英勇善战吗？或许有这方面的因素，但绝对不是全部，或者连主要原因都不是，大部分的瓜拉尼人，应该都是无声无息地死于疾病的笼罩之下。
“印第安人的毁灭者，哈哈，西班牙传教士给我们取的这个绰号还真是贴切呢。”郭普夏将洁白的手套摘了下来，然后给自己点了个烟斗，美美地吸了一口后，望着神武乡政府外一望无际的耕地，笑着说道：“印第安人死于疾病，我们却没事，这明显是天尊的眷顾，说明天命在我，哈哈，野蛮人终将消亡，这片沃土终将属于我华夏东岸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