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一章 登莱
“董将军下令全军动员，第五师大部士卒已经归建！”孙诚仁坐在蓬莱县（即登州城）内新开的“孙记南货铺”的钱柜上，听着自己的一个后辈族人汇报打听来的消息。︾︾，此时还是大清早，街道上根本没几个人，因此两人都有些无聊，可以讲一些闲话。
他们二人口中所说的“第五师”是指董学礼所部四千士卒，番号嘛，自然是邵树德给的。从济南撤退后的这将近一年以来，邵树德很是花费了一番力气对这些仆从军进行整顿：年纪偏大的、年纪偏幼的、有兵油子习气的、战力羸弱的等等不合格的军士都被一一裁汰剔除。这些裁汰下来的兵士部分在登州分地屯垦，作为东岸人控制地方的基本盘，他们所分到的地都是原地主士绅们的土地，这就与士绅们结下了死仇，从此也只能跟着东岸人一条道走到黑了；当然还有部分裁汰下来的士兵分流到了库页岛以及东岸本土，数量大约占三分之一左右。
在整编裁汰了这些部伍后，邵树德又给了他们番号及驻地，比如：第一师4000兵，翟从谔任师长，驻地为济州岛济州府；第二师4000兵，师长秦尚行，驻地莱州府即墨县；第三师2000兵，师长孙守正，驻地为宁波府鄞县；第四师3500兵，师长陈之龙，驻地为登州府宁海州；第五师4000兵，师长为董学礼，驻地为登州府蓬莱县；第六师3000兵，师长谢迁。驻地为登州府威海卫；第七师3000兵。师长丁明吾。驻地为莱州府掖县；第八师，3000兵，师长杜冲，驻地为登州府招远县；第九师4000兵，师长牛成虎，驻地为登州府黄县；第十师3000兵，师长丁维岳，驻地为宁波府定海县。
十个师共计3.35万人。比起顶峰时超过5.5万人的庞大规模是少了许多。但成功“瘦身”后的各部平均战斗力倒是有所提高，有限的资源也能全数投入到堪用的士兵身上。至于不堪用的，那自然是不能再在队伍里滥竽充数了，只能回家种地去。
经过此番整顿后，各部的战斗力有所提升，单独拉出去也能和北方清军绿营打一打了，少数善战的部伍甚至还将超出普通绿营一线。不过，邵树德给了他们“师”这个番号（内部仍然是明朝军制，即以“营”为单位），但他们短期内却不得随意增减兵额。除非邵树德本人批准，不然私下裁军或募军都不可行。违者将受到邵树德的严惩——他的威望靠的是东岸直领的两万余官兵背书。
此外，邵树德还规定，东岸黑水开拓队政府再负担各部明年一年的军粮，此后各部可在各自驻地自筹粮饷——当然前提是不能闹得天怒人怨，否则东岸会干涉。之所以这么做也是没办法，数万仆从军的负担实在太重，而东岸能够牢牢控制在手里的地盘除了原福山县、文登县、大嵩卫、成山卫以外，便只有莱州府的一个胶州堡了。
在这其中，胶州堡是军堡先不谈，东岸人清理过潜在的地方反对势力、并认真设立起管治机构的也就福山、文登二县而已，这两县经过这几年的休养生息，目前农业生产秩序得到极大恢复、地方盗匪也被有效肃清，人口有一定数量的增长，市面上也渐渐繁荣了起来。特别是离烟台最近的福山县，目前全县人口已经突破六万——这已经超过了崇祯十五年的数字了，该县大面积推广三茬轮作制度——为此东岸人几乎把济州岛上朝鲜人遗留的牛羊都弄了过来，目前岛上就留了一些种马、种牛和种羊——粮食产量近两年稳步提高，土壤质地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东岸人在福山县雷厉风行推行的政策，使得该县面貌焕然一新，明末清初数十年数代皇帝没做到的大治气象竟然在东岸人的高压统治下做到了。目前该县宵小遁匿，人皆能活，有识之士看到这种变化后也收起了别样的心思，民心就这样渐渐顺服。
据七月份刚刚统计出来的数据显示，福山县夏粮喜获丰收，全县共收获小麦1.1万吨、苜蓿几近十万吨。这样的粮食产量，基本已经能够保证全县所有人口一年食用所需并且还有盈余了，苜蓿产量不但喂养牲畜（得自济州岛，西北垦殖银行贷款给民户）绰绰有余，多余的还能支援军用骡马消耗。而且这仅仅还只是夏粮呢，收完这茬后，大伙还可以再种一季杂粮，这收下来的粮食就纯是赚着的了，即便缴上税后还多有剩余，可以出售用来改善自家生活。只可惜这黄衣军的邵大帅不允许民家持有超过三十亩的土地，否则大家都能拿这钱来置地，现在就只能存下来以备不时之需了。
福山县的发展（或者说应该是“复苏”）如此之迅猛，直让相隔不远的原登莱首府、远近闻名的蓬莱县相形见绌。蓬莱县明末屡遭兵火，清军入关后又在明、清、东岸之间数易其手，元气损伤颇大。也就是这三四年间，随着清军势力被逐出登莱，蓬莱县上下才过了几年安生日子。那段时日是农民们记忆中极为美好的时光，地主士绅们死得死、跑得跑，地租都没人来收——除了东岸大军不时过来征收一些军粮以外。
不过在这个县被邵大帅“赏”给西面来降的董学礼董总兵（明人一般将师长理解为一镇总兵官）以后，该县的好日子便到了头。先是民夫屡屡被征发改建城墙、修建道路，然后董总兵也开始问他们征税，虽然所征赋税还不及前明时期的税额，但大家可也不富裕呀，因此登州的发展就逐渐缓慢了起来。甚至于，一些无地的穷苦百姓还跑到福山县、文登县，寄希望于混个身份好分地，这使得登州人口日渐稀少，目前全县人口已经跌破了十万，民生虽已从凋敝中缓慢恢复，但速度却远不及福山、文登等地。
不过登州终究是登州，它的地理位置依然无比重要。特别是在邵树德派人疏浚完淤塞多年的水城“小海”（船只碇泊地，有城墙保护）后，登州城便依托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在登州尚算较多的人口发展了起来。来自黑水的皮货、山货、海货、木材、牲畜、珍珠、药材、建筑材料等商品通过海路运至登州，登州的粮食、手工制品、黄金甚至劳动力再通过这条航线流入黑水，两地之间的贸易便这么艰难起步了开来。
如今孙家人跑到登州开设分店，也是出于此种应有之意。好歹登州城是个大城，明末虽然屡遭战火，但城市建筑却大部保存了下来，因此就格局而言，此时当远胜登莱诸府各州县的。也就是说，不管登州乡下民生多么凋敝，至少这登州城里的人口、商业还是可以的。
特别是在董学礼的第五师四千官兵进驻以后，城市的商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要知道，第五师这几千官兵可是在青州、济南、东昌、兖州诸府征战过一两年的，攻破的城市极多，官兵们行囊颇丰，因此对各种商品的需求量相当不小。“孙记南货铺”第二家门店开设在这里，算是找对了路子了，假以时日必能发展起来——前提是登州不受战争威胁。
登州暂时当然不会受到战争的威胁！对于这一点，孙诚仁笃定无比。因此，他很快便朝着自己的后辈族人说道：“出外休要传什么闲话，我等做好自己份内事便可。如今可虑市面上粮价一日三涨，还是要早做些准备的好。这样吧，明日你带钱到城中粮铺——对，就是董大人内弟新开的那家——买些米面回来。第五师出征后，多打探消息，多做准备，照常经营，勿要惊慌，天还塌不下来！”
事实上孙诚仁说得倒也没错。此番全军的动员的不仅有第五师，还有驻黄县的第九师牛成虎部，这两个师八千人被征召到登莱边境戍守，不过是正常的轮战而已。他们将进抵胶州堡外，替换在外征战日久的第一、第二两个师，维持一下自己的战斗力。
自从东岸的胶州堡修建结束、掖县城墙也改建完毕后，清军便熄了东进的念头。他们一面在青州府内修建堡寨、大办团练，同时第二次派出使者与东岸进行接触，貌似有意议和，但被邵树德再次一口回绝。
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清廷也颇感无奈，因此只能将从山西战场撤回来的兵马分驻到各关键节点，同时发狠迁移了沿海诸多州县百姓到内地，这自然再一次掀起了地方上的动荡。只是清廷决心很大，对任何反对迁界的声音都第一时间进行镇压，因此这事也磕磕绊绊地执行了下去。只是这对东岸人来说作用不是很大，因为他们不像当年郑氏的陆军一样没战斗力，同时还有很强的攻坚能力——当然这是后话了。
在北方沿海重构对黄衣贼防线的同时，清廷也开始抽调部分兵力（约七八万人）分两路南下，支援南方岌岌可危的形势，只是效果有多少就不得而知了。(未完待续。。)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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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二人口中所说的“第五师”是指董学礼所部四千士卒，番号嘛，自然是邵树德给的。从济南撤退后的这将近一年以来，邵树德很是花费了一番力气对这些仆从军进行整顿：年纪偏大的、年纪偏幼的、有兵油子习气的、战力羸弱的等等不合格的军士都被一一裁汰剔除。这些裁汰下来的兵士部分在登州分地屯垦，作为东岸人控制地方的基本盘，他们所分到的地都是原地主士绅们的土地，这就与士绅们结下了死仇，从此也只能跟着东岸人一条道走到黑了；当然还有部分裁汰下来的士兵分流到了库页岛以及东岸本土，数量大约占三分之一左右。
在整编裁汰了这些部伍后，邵树德又给了他们番号及驻地，比如：第一师4000兵，翟从谔任师长，驻地为济州岛济州府；第二师4000兵，师长秦尚行，驻地莱州府即墨县；第三师2000兵，师长孙守正，驻地为宁波府鄞县；第四师3500兵，师长陈之龙，驻地为登州府宁海州；第五师4000兵，师长为董学礼，驻地为登州府蓬莱县；第六师3000兵，师长谢迁。驻地为登州府威海卫；第七师3000兵。师长丁明吾。驻地为莱州府掖县；第八师，3000兵，师长杜冲，驻地为登州府招远县；第九师4000兵，师长牛成虎，驻地为登州府黄县；第十师3000兵，师长丁维岳，驻地为宁波府定海县。
十个师共计3.35万人。比起顶峰时超过5.5万人的庞大规模是少了许多。但成功“瘦身”后的各部平均战斗力倒是有所提高，有限的资源也能全数投入到堪用的士兵身上。至于不堪用的，那自然是不能再在队伍里滥竽充数了，只能回家种地去。
经过此番整顿后，各部的战斗力有所提升，单独拉出去也能和北方清军绿营打一打了，少数善战的部伍甚至还将超出普通绿营一线。不过，邵树德给了他们“师”这个番号（内部仍然是明朝军制，即以“营”为单位），但他们短期内却不得随意增减兵额。除非邵树德本人批准，不然私下裁军或募军都不可行。违者将受到邵树德的严惩——他的威望靠的是东岸直领的两万余官兵背书。
此外，邵树德还规定，东岸黑水开拓队政府再负担各部明年一年的军粮，此后各部可在各自驻地自筹粮饷——当然前提是不能闹得天怒人怨，否则东岸会干涉。之所以这么做也是没办法，数万仆从军的负担实在太重，而东岸能够牢牢控制在手里的地盘除了原福山县、文登县、大嵩卫、成山卫以外，便只有莱州府的一个胶州堡了。
在这其中，胶州堡是军堡先不谈，东岸人清理过潜在的地方反对势力、并认真设立起管治机构的也就福山、文登二县而已，这两县经过这几年的休养生息，目前农业生产秩序得到极大恢复、地方盗匪也被有效肃清，人口有一定数量的增长，市面上也渐渐繁荣了起来。特别是离烟台最近的福山县，目前全县人口已经突破六万——这已经超过了崇祯十五年的数字了，该县大面积推广三茬轮作制度——为此东岸人几乎把济州岛上朝鲜人遗留的牛羊都弄了过来，目前岛上就留了一些种马、种牛和种羊——粮食产量近两年稳步提高，土壤质地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东岸人在福山县雷厉风行推行的政策，使得该县面貌焕然一新，明末清初数十年数代皇帝没做到的大治气象竟然在东岸人的高压统治下做到了。目前该县宵小遁匿，人皆能活，有识之士看到这种变化后也收起了别样的心思，民心就这样渐渐顺服。
据七月份刚刚统计出来的数据显示，福山县夏粮喜获丰收，全县共收获小麦1.1万吨、苜蓿几近十万吨。这样的粮食产量，基本已经能够保证全县所有人口一年食用所需并且还有盈余了，苜蓿产量不但喂养牲畜（得自济州岛，西北垦殖银行贷款给民户）绰绰有余，多余的还能支援军用骡马消耗。而且这仅仅还只是夏粮呢，收完这茬后，大伙还可以再种一季杂粮，这收下来的粮食就纯是赚着的了，即便缴上税后还多有剩余，可以出售用来改善自家生活。只可惜这黄衣军的邵大帅不允许民家持有超过三十亩的土地，否则大家都能拿这钱来置地，现在就只能存下来以备不时之需了。
福山县的发展（或者说应该是“复苏”）如此之迅猛，直让相隔不远的原登莱首府、远近闻名的蓬莱县相形见绌。蓬莱县明末屡遭兵火，清军入关后又在明、清、东岸之间数易其手，元气损伤颇大。也就是这三四年间，随着清军势力被逐出登莱，蓬莱县上下才过了几年安生日子。那段时日是农民们记忆中极为美好的时光，地主士绅们死得死、跑得跑，地租都没人来收——除了东岸大军不时过来征收一些军粮以外。
不过在这个县被邵大帅“赏”给西面来降的董学礼董总兵（明人一般将师长理解为一镇总兵官）以后，该县的好日子便到了头。先是民夫屡屡被征发改建城墙、修建道路，然后董总兵也开始问他们征税，虽然所征赋税还不及前明时期的税额，但大家可也不富裕呀，因此登州的发展就逐渐缓慢了起来。甚至于，一些无地的穷苦百姓还跑到福山县、文登县，寄希望于混个身份好分地，这使得登州人口日渐稀少，目前全县人口已经跌破了十万，民生虽已从凋敝中缓慢恢复，但速度却远不及福山、文登等地。
不过登州终究是登州，它的地理位置依然无比重要。特别是在邵树德派人疏浚完淤塞多年的水城“小海”（船只碇泊地，有城墙保护）后，登州城便依托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在登州尚算较多的人口发展了起来。来自黑水的皮货、山货、海货、木材、牲畜、珍珠、药材、建筑材料等商品通过海路运至登州，登州的粮食、手工制品、黄金甚至劳动力再通过这条航线流入黑水，两地之间的贸易便这么艰难起步了开来。
如今孙家人跑到登州开设分店，也是出于此种应有之意。好歹登州城是个大城，明末虽然屡遭战火，但城市建筑却大部保存了下来，因此就格局而言，此时当远胜登莱诸府各州县的。也就是说，不管登州乡下民生多么凋敝，至少这登州城里的人口、商业还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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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州暂时当然不会受到战争的威胁！对于这一点，孙诚仁笃定无比。因此，他很快便朝着自己的后辈族人说道：“出外休要传什么闲话，我等做好自己份内事便可。如今可虑市面上粮价一日三涨，还是要早做些准备的好。这样吧，明日你带钱到城中粮铺——对，就是董大人内弟新开的那家——买些米面回来。第五师出征后，多打探消息，多做准备，照常经营，勿要惊慌，天还塌不下来！”
事实上孙诚仁说得倒也没错。此番全军的动员的不仅有第五师，还有驻黄县的第九师牛成虎部，这两个师八千人被征召到登莱边境戍守，不过是正常的轮战而已。他们将进抵胶州堡外，替换在外征战日久的第一、第二两个师，维持一下自己的战斗力。
自从东岸的胶州堡修建结束、掖县城墙也改建完毕后，清军便熄了东进的念头。他们一面在青州府内修建堡寨、大办团练，同时第二次派出使者与东岸进行接触，貌似有意议和，但被邵树德再次一口回绝。
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清廷也颇感无奈，因此只能将从山西战场撤回来的兵马分驻到各关键节点，同时发狠迁移了沿海诸多州县百姓到内地，这自然再一次掀起了地方上的动荡。只是清廷决心很大，对任何反对迁界的声音都第一时间进行镇压，因此这事也磕磕绊绊地执行了下去。只是这对东岸人来说作用不是很大，因为他们不像当年郑氏的陆军一样没战斗力，同时还有很强的攻坚能力——当然这是后话了。
在北方沿海重构对黄衣贼防线的同时，清廷也开始抽调部分兵力（约七八万人）分两路南下，支援南方岌岌可危的形势，只是效果有多少就不得而知了。(未完待续。。)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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