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五十二章 鬼子的愤懑
天津日租界，大冢三郎带着几个小鬼子，抑郁地在各家医院穿梭。
兴隆接二连三发生袭击“皇军”事件，而且是特别“残暴”的那种。
导致“大日本皇军”损失惨重，死伤已超过一千八百余人。
还有第八师团二百多名特等射手，由于寺山少佐临死前发出的自由出击命令。
被“抗匪”拖在深山，至今联络不上情况不明。
关东军司令部震怒，首先挨训斥的就是他这个宣抚官。
他觉得理由似乎有些说不过去，毕竟自己只是司令部派出的低阶情报官。
别说阻止不了寺山少佐赴援，就是劝阻原田中尉停止自由出击，也是不可能的。
不过，不管如何委屈，比起难以压抑的愤懑来说，还只是小小的一点心事！
全力协助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联手淡化这些“事件”。
才是他这个小小的大尉宣抚官，急迫进行着，且必须完成的重任。
有没有搞错啊，淡化“事件”？
一贯得寸进尺的小鬼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说话啦？
要知道去年(1935年)，兴隆县黄花川孙杖子农民孙永勤率众抗日，打击了日伪。
鬼子还出动长城各口及天津驻军，联合国民政府河北省特警总队的六个中队、加遵化保安队、再加民团。
于5月中旬，双方共计出动一万余兵力。
动用飞机大炮，将孙部围困于遵化茅山，彻底“剿灭”。
由于国民政府“配合剿灭抗匪有功”，日方还特地于7月份就“恩赏”了个《何梅协定》。
严令撤销察哈尔、河北、平津等地的国民党党部，撤走一大批国民政府军。
还包办、撤换了这些地区一批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确确实实做到“日中友好”，不分你我。
不辞劳苦地替国民政府负担了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
要知道，小鬼子为推行侵占中国的目的。
从1935年起，就全面加强了对华北的侵略步骤。
当年1月22日，鬼子外相广田弘毅在议会发表外交政策演说，鼓吹“日中亲善”、“经济提携”的对华新方针。
2月，蒋介石、汪精卫公开表示赞同和响应，并联名发布严禁排日运动的命令。
5月17日，中日两国同时发表将公使升格为大使的公告。
但小鬼子却不断制造事端，企图通过华北政权特殊化方式，把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
其第一个步骤就是削弱国民政府对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的控制。
5月29日，鬼子借口国民政府援助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破坏《塘沽协定》。
加上天津日租界，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事件。
向国民政府提出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调关东军入关进行威胁。
国民政府继续妥协退让。
于6月10日颁布“敦睦邦交令”严禁一切排日反日言论行为。
对于鬼子“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交的“觉书”及附带事项。
何应钦复函承诺：“接受日方全部条件”。
其内容包括：
取消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省的所有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河北省主席、平津两市市长；取缔一切排日抗日团体和活动等。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
在此前后，鬼子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借察哈尔张北地区中队拘留日本特务一事。
指令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向国民政府进行要挟。
并调动军队屯驻察省边界，派飞机到北平上空示威。
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奉命与土肥原贤二进行谈判。
于6月27日以双方换文形式达成所谓的《秦土协定》：
中国方面担保日本人今后在察省自由往来无阻；取消察省境内的国民党党部；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自该地区撤退；察省主席宋哲元撤职等。
如此这般，使得冀察两省主权大部丧失，华北门户大开！
基于这样的“丰硕成果”，小鬼子继而采取第二步骤——策动华北五省（冀、察、绥、晋、鲁）“自治”运动。
以“建立一个在日本领导下，同‘满洲国’有密切关系的特殊区域”。
10月，鬼子内阁会议通过了广田外相的“对华三政策”和“鼓励华北自治案”。
10月23日，鬼子煽动香河、昌平、武清等县汉奸地主武装占领香河县城，组织临时维持会。
11月25日，小鬼子唆使国民政府河北省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汉奸殷汝耕。
在通县宣布，冀东22县“脱离中央自治”，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而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呢？
既不乐见华北自治，又摄于鬼子的武力威胁。
继续采取妥协退让政策，以迎合鬼子的种种要求。
11月2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撤销北平军分会，其职责由军委会直接处理。
以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长官，宋哲元为冀察绥靖公署主任。
授权二人商议处理华北危机办法。
12月11日，又明令设置冀察政务委员会。
指派宋哲元为委员长，容纳小鬼子推荐的著名汉奸王克敏、王辑唐、齐燮元等为委员。
这个“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
实际上是一个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的半“自治”政权。
为了堵国人之口，讨好日本人。
后世浆果粉们的“千古蒋公”，介石先生。
于1935年6月10日颁布“敦睦邦交令”严禁一切排日反日言论行为。
规定军警可以对任何排日反日言论，进行最为有效的武力弹压，保证“中日友好”。
又于今年（1936年）在对外关系报告中表示：
“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
“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
“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友邦之经济合作。
“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
可以说，鬼子简直是想要啥，就来啥嘛！
只是，风云莫测啊！
7月间（1936年），蒋中正先生居然在“部分不识好歹的支那人”压力下表示。
绝不与“大日本帝国”，签订承认“满洲国”的协定
而8月间，刚刚恢复接触的“日中外交谈判”。
日方“好心”连续提出，杜绝排日反日言行、华北经济提携、减低关税、共同防共要求。
“支那”代表居然“出尔反尔”不顾“邦交敦睦”地提出，废除签日中订不久一些协定。
并希望日方取消冀东伪政权，解散察东、绥北伪军，停止走私。
日本方面正纳了闷了，一贯“热情服务”的支那国民政府，哪来这般胆子啰里啰嗦。
这下通过“兴隆系列事件”，可都清楚啦！
这简直是令他们“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却不得不忍！
可以说，鬼子高层，及具体执行的相关人员，由是愤懑至极喽！
管窥一斑，大冢三郎仅是一斑“代表”。
兴隆接二连三发生袭击“皇军”事件，而且是特别“残暴”的那种。
导致“大日本皇军”损失惨重，死伤已超过一千八百余人。
还有第八师团二百多名特等射手，由于寺山少佐临死前发出的自由出击命令。
被“抗匪”拖在深山，至今联络不上情况不明。
关东军司令部震怒，首先挨训斥的就是他这个宣抚官。
他觉得理由似乎有些说不过去，毕竟自己只是司令部派出的低阶情报官。
别说阻止不了寺山少佐赴援，就是劝阻原田中尉停止自由出击，也是不可能的。
不过，不管如何委屈，比起难以压抑的愤懑来说，还只是小小的一点心事！
全力协助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联手淡化这些“事件”。
才是他这个小小的大尉宣抚官，急迫进行着，且必须完成的重任。
有没有搞错啊，淡化“事件”？
一贯得寸进尺的小鬼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说话啦？
要知道去年(1935年)，兴隆县黄花川孙杖子农民孙永勤率众抗日，打击了日伪。
鬼子还出动长城各口及天津驻军，联合国民政府河北省特警总队的六个中队、加遵化保安队、再加民团。
于5月中旬，双方共计出动一万余兵力。
动用飞机大炮，将孙部围困于遵化茅山，彻底“剿灭”。
由于国民政府“配合剿灭抗匪有功”，日方还特地于7月份就“恩赏”了个《何梅协定》。
严令撤销察哈尔、河北、平津等地的国民党党部，撤走一大批国民政府军。
还包办、撤换了这些地区一批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确确实实做到“日中友好”，不分你我。
不辞劳苦地替国民政府负担了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
要知道，小鬼子为推行侵占中国的目的。
从1935年起，就全面加强了对华北的侵略步骤。
当年1月22日，鬼子外相广田弘毅在议会发表外交政策演说，鼓吹“日中亲善”、“经济提携”的对华新方针。
2月，蒋介石、汪精卫公开表示赞同和响应，并联名发布严禁排日运动的命令。
5月17日，中日两国同时发表将公使升格为大使的公告。
但小鬼子却不断制造事端，企图通过华北政权特殊化方式，把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
其第一个步骤就是削弱国民政府对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的控制。
5月29日，鬼子借口国民政府援助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破坏《塘沽协定》。
加上天津日租界，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事件。
向国民政府提出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调关东军入关进行威胁。
国民政府继续妥协退让。
于6月10日颁布“敦睦邦交令”严禁一切排日反日言论行为。
对于鬼子“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交的“觉书”及附带事项。
何应钦复函承诺：“接受日方全部条件”。
其内容包括：
取消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省的所有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河北省主席、平津两市市长；取缔一切排日抗日团体和活动等。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
在此前后，鬼子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借察哈尔张北地区中队拘留日本特务一事。
指令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向国民政府进行要挟。
并调动军队屯驻察省边界，派飞机到北平上空示威。
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奉命与土肥原贤二进行谈判。
于6月27日以双方换文形式达成所谓的《秦土协定》：
中国方面担保日本人今后在察省自由往来无阻；取消察省境内的国民党党部；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自该地区撤退；察省主席宋哲元撤职等。
如此这般，使得冀察两省主权大部丧失，华北门户大开！
基于这样的“丰硕成果”，小鬼子继而采取第二步骤——策动华北五省（冀、察、绥、晋、鲁）“自治”运动。
以“建立一个在日本领导下，同‘满洲国’有密切关系的特殊区域”。
10月，鬼子内阁会议通过了广田外相的“对华三政策”和“鼓励华北自治案”。
10月23日，鬼子煽动香河、昌平、武清等县汉奸地主武装占领香河县城，组织临时维持会。
11月25日，小鬼子唆使国民政府河北省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汉奸殷汝耕。
在通县宣布，冀东22县“脱离中央自治”，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而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呢？
既不乐见华北自治，又摄于鬼子的武力威胁。
继续采取妥协退让政策，以迎合鬼子的种种要求。
11月2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撤销北平军分会，其职责由军委会直接处理。
以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长官，宋哲元为冀察绥靖公署主任。
授权二人商议处理华北危机办法。
12月11日，又明令设置冀察政务委员会。
指派宋哲元为委员长，容纳小鬼子推荐的著名汉奸王克敏、王辑唐、齐燮元等为委员。
这个“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
实际上是一个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的半“自治”政权。
为了堵国人之口，讨好日本人。
后世浆果粉们的“千古蒋公”，介石先生。
于1935年6月10日颁布“敦睦邦交令”严禁一切排日反日言论行为。
规定军警可以对任何排日反日言论，进行最为有效的武力弹压，保证“中日友好”。
又于今年（1936年）在对外关系报告中表示：
“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
“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
“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友邦之经济合作。
“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
可以说，鬼子简直是想要啥，就来啥嘛！
只是，风云莫测啊！
7月间（1936年），蒋中正先生居然在“部分不识好歹的支那人”压力下表示。
绝不与“大日本帝国”，签订承认“满洲国”的协定
而8月间，刚刚恢复接触的“日中外交谈判”。
日方“好心”连续提出，杜绝排日反日言行、华北经济提携、减低关税、共同防共要求。
“支那”代表居然“出尔反尔”不顾“邦交敦睦”地提出，废除签日中订不久一些协定。
并希望日方取消冀东伪政权，解散察东、绥北伪军，停止走私。
日本方面正纳了闷了，一贯“热情服务”的支那国民政府，哪来这般胆子啰里啰嗦。
这下通过“兴隆系列事件”，可都清楚啦！
这简直是令他们“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却不得不忍！
可以说，鬼子高层，及具体执行的相关人员，由是愤懑至极喽！
管窥一斑，大冢三郎仅是一斑“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