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雏鹰初啼 第三十二章 华夏魂（二）
一个国家文化的转型，终究非一日一时之功。
而这个雄踞东方文明顶点千余载，一向以“世界中心”自居的老大国家，文化的优越感早已深入骨髓。鸦片战争的炮火，固然沉重打击了民族的自信，但这种优越感的受挫，反而引发了更为猛烈的反弹和抗拒。很多知识分子，面临外来文化的强势，本能地对本国文化进行美化，以抵御这种“文化侵袭”。
如果没有郑鹰这几个人横空出世，又是在安南这样一个直接遭受了法国入侵，面临亡国之祸的“小中华”推行文化改革，恐怕任何文化的进步改良都是一波三折艰难无比。
即使如此，郑鹰等人能够做到的，也不过是强行灌输了一些东西，用全盘西化的义务教育和精英教育去野蛮摧毁一些东西，从上到下构建一个由新式教育洗脑出来的精英阶层。可到了帝国肇建，为了避免国家崇洋媚外之风，强化自尊自信，郑鹰等人又不得不转过头束顶着传统道德的一些外貌，以“忠勇仁义礼智信”来统一国家的道德规范。
在这个转型期，现代文化与传统宗法文化的冲突又被扣上了东西方文化谁压倒谁的意义。而随着这一场大胜，传统文化的卫道士，形形色色各行各业在社会大变革中被边缘化，或者利益受损之人，也就迫不及待地抓住这棵救命稻草，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开始“捍卫文化”。
五天之后，又一颗重磅炸弹出笼。
皇汉喉舌《汉风》报以头版刊登了章炳麟的大作，题为《汉风起》。
在文章中，章炳麟指出满清祸乱汉家天下流毒深远，追思皇明之物华天宝文明礼乐，提出“汉风”即“明风”，实在是关乎华夏兴衰的要务。如不能尽去胡风，恢复汉风正统，则国将不国。
章炳麟痛陈国家今日种种“不合礼法传统”的黑暗现象“全是满清流毒所致”·而我汉家天下“自古以来就是物阜人丰，文明璀璨，上下敦睦”，正所谓;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
可自从“胡将胡兵谋乱，大唐遂衰。而后胡人乱华，道统无存，中华遂衰亡也”。而皇明光复华夏，奈何“未能尽戮胡人，导致胡风仍在，尤以北地胡虏为最恶”。明室由盛转衰·实乃“胡风所致”，“圣学为之所污”，只要“诛绝胡人，高竖藩篱，使夷不得入夏·我中华自给自足，当有万载盛世”。
章炳麟大声疾呼，为今之计，“举国当弃夷语，复圣学，于中小学应尽设经学，深研四书五经，以求明人伦·知道德·存法统”，“如此则天下相安·华复根基深固不可动摇”。
章炳麟还热烈歌颂皇权专制，提出“太祖朱讳元璋者光复华夏驱除鞑虏恢复汉家天下，堪为明主。而我先帝华夏陛下，光复中华统一疆域，与之差相仿佛。我今上大振皇威，乾纲独断，鞭长策而御宇内，布武于亚欧，西夷来朝，亦千古一帝也”，由此可见，“五百年当有王者兴，今圣人出世·乃华夏道统复兴之兆”，我辈“不可妄自菲薄，当以忠君爱国为念，读圣贤书，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好男人当捐躯于朝堂之上，苟利万民·····，而圣人出世，自当“首重君臣父子纲常大道，上下敦睦，君爱民，民敬君，臣僚精通经史，道德文章锦绣，各安其位，则国家大治”。
皇汉的另一笔杆姚麟紧跟着发表了《新学论》;“······现在所谓的新学，实际便是西学。可西学并非我们中国人的学问，只适合西方。我中华五千载文明灿烂，而西夷昌盛不过两百载罢了。若非满清残虐，我中华早已雄踞文明之顶点，自不待······我大明法度森严，上下和睦，人人淳朴善良，绝无西方殖民掠夺，奸商欺诈之恶行，而人民生活之富足远非满清可比··…··君主贤明，士大夫心怀国家，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且行内阁，实在是世界民主法治之先声······我中华制度之先进，文化之优越，远非西夷可比，不过是满清夷狄为恶罢了。现在我汉家天子当国，立刻国威大振，可见我汉民族之优越，汉学之优越，实在是天下无可相比的······故而未来之新学，当弃西学兴中学。西方之奇技淫巧，我中华已然尽知，区区几十年便超乎西人之上，可见其学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远不如我华夏之学博大精深，弃了便弃了，又有何惧······”
皇汉干将曹钦熙自然也不会落后，挥毫写就《三代之治今复见矣》;“······我夏商周三代，各飨国至八百载以上，试问西夷，可有国祚如此长久的？可见我中华制度之优越，于几千年前就早已超越西夷。故而我中华之进步改良，当自我华夏历史去寻，而无须舍近求远。西夷之孱弱，此战已尽知，所谓科学民主，不过是学了我华夏的只言片语，些许皮毛······《道德经》曾云，道可道，非常道。西方之圣哲黑格尔氏，无非拾人牙慧······朱圣人讳熹曾曰迂，理在先，气在后，君子当格物致知，理者正是后世西方之所谓科学也，乃万物运转规律的道理，可见即使是奇技淫巧上面，我中华也是远远超过西方的··…··只要我汉家当国，华复自然兴盛，我汉人实乃世间真正文明之民族，最优之民族，亢可比拟之民族，一朝奋起，还是盛世······”
眼看着“中学”占了上风，很多观望声色，尤其是很多被“新学”压制的传统业者，也都纷纷上书。
“······经本人研究，英语实乃汉语之变形，起源自古汉语。原本西夷是没有语言的，全靠了从中国传递了文明之火······比如英语字母·根本就是篆字的偏旁。从其发音看，应该是源自中原地区，比如糖（SUGER），明显就是穴个，这是河南话······很多英语单词明显是歧视英国人，比如嘴（MDUTH）·无非是中国的茅厕转音，意思是说英国人的嘴臭;头（HEAD），说的是英国人脑子笨，‘憨的，······再比如一顿饭MEA，无非是米呕，意思就是吃米吃得要呕吐······”
很显然，这来自一位不得志的老古文教师，眼看着学校英语课受到重视，心怀愤愤。
“······所谓西医·实在是大谬不然。我中华延续五千载，靠的就是中医。我中华神医辈出，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皆有活死人肉白骨之神技，今人虽不肖，可也能调理阴阳··…··西医之所谓医疗，实乃巫术，看似有一时之效，隐患极大。且其医术乃基于西夷禽兽之体，与我东方文明之人大有不同·我帝国欲行王道·怎可弃中医而兴西医······道统不传，圣学毁弃·阴阳五行之天道尽废，五千载中医文明毁于一旦，怎不令人痛心··…··”
写就这篇文章的，却是中医界的“后起之秀”，在郑鹰引入西方现代医学体系之后始终坚持“弘扬传统医学”，坚持“中医博大精深，乃世间至高医学”的吕祖旺。
“······帝国国战之获胜，于军事则是孙子兵法之胜利，于政务则是法家之胜利······我帝国之战争，无非孙子之‘诱敌深入，声东击西，······我帝国战时经济，乃行的是法家之策，效法强秦。可见我华夏先祖智如渊海，深不可测。只要兴复我学，何虑国势不盛··…··我华夏此前之衰，实乃复古之不足，而非所谓泥古不化，只要全盘复兴我华夏先圣诸学，何愁国势不振··…··”
作者正是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孟汉良，一向主张“秉持良心看待历史”，并一再表示“西夷历史实乃后人伪作，所谓凯撒亚历山大诸人根本是子虚乌有，其国之历史至今不过七八百年，不足我华夏之零头，其勃兴不过是胡汉国运交替之中的一段罢了”。
“······俄人乃笃信基督之国，然一战即溃，国内大崩，率兽食人，可见这基督是邪教，不足信的。我中华自有儒道佛，有昊天上帝，如来佛祖，有先祖至圣，又何必去拜那西夷耶稣，乃至所谓安拉。俄人连败伊斯兰之国，我帝国先败天主教之法兰西，再败东正教之俄罗斯，我天朝自有之宗教实百倍优于基督教，更胜过伊斯兰······可恨西夷教士能说会道，多行小恩小惠坑骗愚民，煽动改宗，以巫水迷惑民众······我帝国当禁此邪教，复我中华正教法统，广修三教庙宇，则民心可安，国势可定·····
写这个的乃是五台山净土宗的一位高僧。此人深恨基督教传入中国，广设教堂，痛感民心沦丧，圣教不存，故而大声疾呼，提倡“礼敬我东土之佛陀，摒弃西夷之邪神”，“如不敬祖宗，不敬先圣，要此头此口何用”。
一时之间，华夏报刊之上“兴华夏圣学，尽除夷俗”之论甚嚣尘上，金陵大学等高校六十四名教授联合上书，“请废夷语课，复经学为必修，并请复朱子圣人名号，陪嗣孔庙”，而“中医复兴会”则组织了两千四百名中医签名上书“请尽废西方荒谬巫医，复我中华医学正统，调治阴阳”，更有炎黄党于《汉风》之上公开征集签名，并谋划发动国民“复汉大游行”，抵制夷货，废弃夷书，“尊皇攘夷”，恢复“皇汉正统”。
在一片喧嚣之中，新学方面的反驳虽然有力，却总显得有些缺乏组织，而政府喉舌的相对放纵，政府的沉默，也让很多人心下狐疑。结合某些猜测，不少人渐渐觉得自己想明白了一些西。
一些知识分子心中也不禁有些悲凉。看来这至高皇权终究还是难以摆脱的梦魇。即使是从小经受新学教育，雄才大略的青年皇帝，也免不了在这上头着相。
火候差不多了。
《民权报》首先出击。
梁启超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文何谓圣学》，对一些人鼓吹的“复圣学，废西学”a鞭挞，“所谓圣学之士，自古以来，其柔者戢抱免园册子，私相授受·夜半无人，一灯如豆，引吭长鸣，悲声四壁。······其悍者则纂取圣经一二门面语，以文其野芜陋之胸，有若十六字心传·五百年道统，及纲常名教，忠孝节廉，尊中国，攘夷狄，与夫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道脉，填胸溢臆，摇华即来，且嚣嚣然曰;‘圣人之道·不外乎是。，”
“此类圣学，无非君臣父子，纲常礼擞，以家庭之上下尊卑推而广之，官为民父母·君为官父母，为民祖父母，子不若父，孙不若子······以道德伦常为一切之核心，选材不论才，惟德是举，而为求富贵，官员伪饰成风·出口便是圣人之言·其行则卑污至极······所谓社会，无非一宗法大家庭·以固有之尊卑体制扼杀一切活力，以权力之上下分别人权，个人之自由权利完全与权位挂钩，而无丝毫私人之领域······”
“所谓圣学，一切之根基在于人性本善，所谓官为民父母则必然爱民，民为官子女则唯有服从······服从忍让为美德，争取正当之权益为悖德;愚蠢封闭为美德，开明进步为悖德;弟子遵从师者教诲为美德，弟子质疑所传即为悖德;圣人之言即为美德，质疑圣人即为悖德。”
“所谓人性本善，根本便是谬论。初生之婴儿，但知吃喝拉撒，而毫无善恶之概念。令其饥饿难耐，其能礼让母乳与同胞兄弟，而己不食？人性本私，西哲早有定论，而我国自孔子以下，除法家狂言人性本恶之更加荒诞不经的谬论之外，人人都是自我欺骗，曰‘人性本善，。若人性本善，再加‘教化，，因何自古所谓父母官朱门高墙，深宅大院，贪腐遍地，欺压良善，而所谓清官也不迂是少贪些许，而贫者则无立锥之地，哭告无门，一遇灾害流离失所，而为上者歌舞升平锦衣玉食如故·····
“所谓圣学，无非惟‘道德，是观，所谓是非仅为道德，而无视史实，无视科学客观之态度。为了道德，‘为尊者讳，，编造历史伪造谎言，不求事实，只求立场。凡事从不以实际出发，而只求合乎圣贤语录，则‘心安也，······而所谓道德，无非是圣人语录三纲五常。此类道德，无非以宗法强行划分人之等级，以礼法伦常而定人之阶层权力，依靠所谓‘教化，以愚民，以圣人语录扼杀人之思想自由，精神活力。无思想活力之民族，则类阉人也，自然萎靡不振，而为专制宗法之奴隶，毫无人格可言·····
“此等圣学若复，则中国之重回衰亡自不待言。封闭自大，自诩高妙，敬天法祖，以古非今，社会再无进步可言，而国势之衰颓不问可知······”
梁文一出，举国轰动。
新学派如同来了主心骨，顿时士气大振，纷纷对复古派口诛笔伐。
皇汉一方，自章炳麟以下，无不大骂梁启超“汉奸”，“洋奴”，“无耻”。章炳麟公开叫喊，“某于黄帝四六O三年立誓，与梁某不共戴天”。
已经被皇汉派奉为“领柚”的谭嗣同随即撰写一文，却收敛了不少锋芒;“··…··卓如见解某素服之，然斯言则不敢苟同，但有鄙薄见解以供钧鉴··…··华夏五千载，自有道统传统，而孔教虽有不合时宜之所在，却实乃民族之魂魄所依，不可废弃。西人之学，虽有其求事功，利当世之处，却非我华夏道统，可借鉴而不可重用······卓如所言，我华夏以圣人教化而家天下，此言不虚，然家天下五千年物华天宝，莫非便一定不及西夷区区数百载之文明进步··…··我华夏族裔敬天法祖，尊圣重道，故而知礼法，各安其位，对外敦睦，对内宽仁。纵观西史，其所谓文明启蒙之近代，人人唯利是图，正如西哲马克思氏所言，自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浸满了鲜血，此言甚是精当······”
“我中华自古道德至上，故而有五千年道统传承;今若废弃，东施效颦而从西夷之学，则道德沦丧国将不国已可想见··…··本人并不否认西学于西方体现之进步，然其基于基督教之平等博爱理念，而我中华自古讲求推爱，即老吾老而及人之老，幼吾幼而及人之幼，先私爱亲人家庭，以家人利益至上乃天经地义传承已久。我国人家庭观念之重，非可轻弃，故而西学之民主政治，平等理念，法治观念，施行于西方可致进步，而行于东方则必致混乱······”
“前者先帝肃清吏治，今上铁拳肃贪，固然是部分臣僚私心作祟，但缺乏教化，引入西学，兴工商，使人人逐利，也是祸乱之由······我国战获胜，正是国家行法家刚正严厉之政，而文宣行家国之教化所致，可见西学行于东方之必致混乱，我圣学大兴则必臻大治··…··”（未完待续。
而这个雄踞东方文明顶点千余载，一向以“世界中心”自居的老大国家，文化的优越感早已深入骨髓。鸦片战争的炮火，固然沉重打击了民族的自信，但这种优越感的受挫，反而引发了更为猛烈的反弹和抗拒。很多知识分子，面临外来文化的强势，本能地对本国文化进行美化，以抵御这种“文化侵袭”。
如果没有郑鹰这几个人横空出世，又是在安南这样一个直接遭受了法国入侵，面临亡国之祸的“小中华”推行文化改革，恐怕任何文化的进步改良都是一波三折艰难无比。
即使如此，郑鹰等人能够做到的，也不过是强行灌输了一些东西，用全盘西化的义务教育和精英教育去野蛮摧毁一些东西，从上到下构建一个由新式教育洗脑出来的精英阶层。可到了帝国肇建，为了避免国家崇洋媚外之风，强化自尊自信，郑鹰等人又不得不转过头束顶着传统道德的一些外貌，以“忠勇仁义礼智信”来统一国家的道德规范。
在这个转型期，现代文化与传统宗法文化的冲突又被扣上了东西方文化谁压倒谁的意义。而随着这一场大胜，传统文化的卫道士，形形色色各行各业在社会大变革中被边缘化，或者利益受损之人，也就迫不及待地抓住这棵救命稻草，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开始“捍卫文化”。
五天之后，又一颗重磅炸弹出笼。
皇汉喉舌《汉风》报以头版刊登了章炳麟的大作，题为《汉风起》。
在文章中，章炳麟指出满清祸乱汉家天下流毒深远，追思皇明之物华天宝文明礼乐，提出“汉风”即“明风”，实在是关乎华夏兴衰的要务。如不能尽去胡风，恢复汉风正统，则国将不国。
章炳麟痛陈国家今日种种“不合礼法传统”的黑暗现象“全是满清流毒所致”·而我汉家天下“自古以来就是物阜人丰，文明璀璨，上下敦睦”，正所谓;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
可自从“胡将胡兵谋乱，大唐遂衰。而后胡人乱华，道统无存，中华遂衰亡也”。而皇明光复华夏，奈何“未能尽戮胡人，导致胡风仍在，尤以北地胡虏为最恶”。明室由盛转衰·实乃“胡风所致”，“圣学为之所污”，只要“诛绝胡人，高竖藩篱，使夷不得入夏·我中华自给自足，当有万载盛世”。
章炳麟大声疾呼，为今之计，“举国当弃夷语，复圣学，于中小学应尽设经学，深研四书五经，以求明人伦·知道德·存法统”，“如此则天下相安·华复根基深固不可动摇”。
章炳麟还热烈歌颂皇权专制，提出“太祖朱讳元璋者光复华夏驱除鞑虏恢复汉家天下，堪为明主。而我先帝华夏陛下，光复中华统一疆域，与之差相仿佛。我今上大振皇威，乾纲独断，鞭长策而御宇内，布武于亚欧，西夷来朝，亦千古一帝也”，由此可见，“五百年当有王者兴，今圣人出世·乃华夏道统复兴之兆”，我辈“不可妄自菲薄，当以忠君爱国为念，读圣贤书，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好男人当捐躯于朝堂之上，苟利万民·····，而圣人出世，自当“首重君臣父子纲常大道，上下敦睦，君爱民，民敬君，臣僚精通经史，道德文章锦绣，各安其位，则国家大治”。
皇汉的另一笔杆姚麟紧跟着发表了《新学论》;“······现在所谓的新学，实际便是西学。可西学并非我们中国人的学问，只适合西方。我中华五千载文明灿烂，而西夷昌盛不过两百载罢了。若非满清残虐，我中华早已雄踞文明之顶点，自不待······我大明法度森严，上下和睦，人人淳朴善良，绝无西方殖民掠夺，奸商欺诈之恶行，而人民生活之富足远非满清可比··…··君主贤明，士大夫心怀国家，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且行内阁，实在是世界民主法治之先声······我中华制度之先进，文化之优越，远非西夷可比，不过是满清夷狄为恶罢了。现在我汉家天子当国，立刻国威大振，可见我汉民族之优越，汉学之优越，实在是天下无可相比的······故而未来之新学，当弃西学兴中学。西方之奇技淫巧，我中华已然尽知，区区几十年便超乎西人之上，可见其学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远不如我华夏之学博大精深，弃了便弃了，又有何惧······”
皇汉干将曹钦熙自然也不会落后，挥毫写就《三代之治今复见矣》;“······我夏商周三代，各飨国至八百载以上，试问西夷，可有国祚如此长久的？可见我中华制度之优越，于几千年前就早已超越西夷。故而我中华之进步改良，当自我华夏历史去寻，而无须舍近求远。西夷之孱弱，此战已尽知，所谓科学民主，不过是学了我华夏的只言片语，些许皮毛······《道德经》曾云，道可道，非常道。西方之圣哲黑格尔氏，无非拾人牙慧······朱圣人讳熹曾曰迂，理在先，气在后，君子当格物致知，理者正是后世西方之所谓科学也，乃万物运转规律的道理，可见即使是奇技淫巧上面，我中华也是远远超过西方的··…··只要我汉家当国，华复自然兴盛，我汉人实乃世间真正文明之民族，最优之民族，亢可比拟之民族，一朝奋起，还是盛世······”
眼看着“中学”占了上风，很多观望声色，尤其是很多被“新学”压制的传统业者，也都纷纷上书。
“······经本人研究，英语实乃汉语之变形，起源自古汉语。原本西夷是没有语言的，全靠了从中国传递了文明之火······比如英语字母·根本就是篆字的偏旁。从其发音看，应该是源自中原地区，比如糖（SUGER），明显就是穴个，这是河南话······很多英语单词明显是歧视英国人，比如嘴（MDUTH）·无非是中国的茅厕转音，意思是说英国人的嘴臭;头（HEAD），说的是英国人脑子笨，‘憨的，······再比如一顿饭MEA，无非是米呕，意思就是吃米吃得要呕吐······”
很显然，这来自一位不得志的老古文教师，眼看着学校英语课受到重视，心怀愤愤。
“······所谓西医·实在是大谬不然。我中华延续五千载，靠的就是中医。我中华神医辈出，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皆有活死人肉白骨之神技，今人虽不肖，可也能调理阴阳··…··西医之所谓医疗，实乃巫术，看似有一时之效，隐患极大。且其医术乃基于西夷禽兽之体，与我东方文明之人大有不同·我帝国欲行王道·怎可弃中医而兴西医······道统不传，圣学毁弃·阴阳五行之天道尽废，五千载中医文明毁于一旦，怎不令人痛心··…··”
写就这篇文章的，却是中医界的“后起之秀”，在郑鹰引入西方现代医学体系之后始终坚持“弘扬传统医学”，坚持“中医博大精深，乃世间至高医学”的吕祖旺。
“······帝国国战之获胜，于军事则是孙子兵法之胜利，于政务则是法家之胜利······我帝国之战争，无非孙子之‘诱敌深入，声东击西，······我帝国战时经济，乃行的是法家之策，效法强秦。可见我华夏先祖智如渊海，深不可测。只要兴复我学，何虑国势不盛··…··我华夏此前之衰，实乃复古之不足，而非所谓泥古不化，只要全盘复兴我华夏先圣诸学，何愁国势不振··…··”
作者正是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孟汉良，一向主张“秉持良心看待历史”，并一再表示“西夷历史实乃后人伪作，所谓凯撒亚历山大诸人根本是子虚乌有，其国之历史至今不过七八百年，不足我华夏之零头，其勃兴不过是胡汉国运交替之中的一段罢了”。
“······俄人乃笃信基督之国，然一战即溃，国内大崩，率兽食人，可见这基督是邪教，不足信的。我中华自有儒道佛，有昊天上帝，如来佛祖，有先祖至圣，又何必去拜那西夷耶稣，乃至所谓安拉。俄人连败伊斯兰之国，我帝国先败天主教之法兰西，再败东正教之俄罗斯，我天朝自有之宗教实百倍优于基督教，更胜过伊斯兰······可恨西夷教士能说会道，多行小恩小惠坑骗愚民，煽动改宗，以巫水迷惑民众······我帝国当禁此邪教，复我中华正教法统，广修三教庙宇，则民心可安，国势可定·····
写这个的乃是五台山净土宗的一位高僧。此人深恨基督教传入中国，广设教堂，痛感民心沦丧，圣教不存，故而大声疾呼，提倡“礼敬我东土之佛陀，摒弃西夷之邪神”，“如不敬祖宗，不敬先圣，要此头此口何用”。
一时之间，华夏报刊之上“兴华夏圣学，尽除夷俗”之论甚嚣尘上，金陵大学等高校六十四名教授联合上书，“请废夷语课，复经学为必修，并请复朱子圣人名号，陪嗣孔庙”，而“中医复兴会”则组织了两千四百名中医签名上书“请尽废西方荒谬巫医，复我中华医学正统，调治阴阳”，更有炎黄党于《汉风》之上公开征集签名，并谋划发动国民“复汉大游行”，抵制夷货，废弃夷书，“尊皇攘夷”，恢复“皇汉正统”。
在一片喧嚣之中，新学方面的反驳虽然有力，却总显得有些缺乏组织，而政府喉舌的相对放纵，政府的沉默，也让很多人心下狐疑。结合某些猜测，不少人渐渐觉得自己想明白了一些西。
一些知识分子心中也不禁有些悲凉。看来这至高皇权终究还是难以摆脱的梦魇。即使是从小经受新学教育，雄才大略的青年皇帝，也免不了在这上头着相。
火候差不多了。
《民权报》首先出击。
梁启超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文何谓圣学》，对一些人鼓吹的“复圣学，废西学”a鞭挞，“所谓圣学之士，自古以来，其柔者戢抱免园册子，私相授受·夜半无人，一灯如豆，引吭长鸣，悲声四壁。······其悍者则纂取圣经一二门面语，以文其野芜陋之胸，有若十六字心传·五百年道统，及纲常名教，忠孝节廉，尊中国，攘夷狄，与夫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道脉，填胸溢臆，摇华即来，且嚣嚣然曰;‘圣人之道·不外乎是。，”
“此类圣学，无非君臣父子，纲常礼擞，以家庭之上下尊卑推而广之，官为民父母·君为官父母，为民祖父母，子不若父，孙不若子······以道德伦常为一切之核心，选材不论才，惟德是举，而为求富贵，官员伪饰成风·出口便是圣人之言·其行则卑污至极······所谓社会，无非一宗法大家庭·以固有之尊卑体制扼杀一切活力，以权力之上下分别人权，个人之自由权利完全与权位挂钩，而无丝毫私人之领域······”
“所谓圣学，一切之根基在于人性本善，所谓官为民父母则必然爱民，民为官子女则唯有服从······服从忍让为美德，争取正当之权益为悖德;愚蠢封闭为美德，开明进步为悖德;弟子遵从师者教诲为美德，弟子质疑所传即为悖德;圣人之言即为美德，质疑圣人即为悖德。”
“所谓人性本善，根本便是谬论。初生之婴儿，但知吃喝拉撒，而毫无善恶之概念。令其饥饿难耐，其能礼让母乳与同胞兄弟，而己不食？人性本私，西哲早有定论，而我国自孔子以下，除法家狂言人性本恶之更加荒诞不经的谬论之外，人人都是自我欺骗，曰‘人性本善，。若人性本善，再加‘教化，，因何自古所谓父母官朱门高墙，深宅大院，贪腐遍地，欺压良善，而所谓清官也不迂是少贪些许，而贫者则无立锥之地，哭告无门，一遇灾害流离失所，而为上者歌舞升平锦衣玉食如故·····
“所谓圣学，无非惟‘道德，是观，所谓是非仅为道德，而无视史实，无视科学客观之态度。为了道德，‘为尊者讳，，编造历史伪造谎言，不求事实，只求立场。凡事从不以实际出发，而只求合乎圣贤语录，则‘心安也，······而所谓道德，无非是圣人语录三纲五常。此类道德，无非以宗法强行划分人之等级，以礼法伦常而定人之阶层权力，依靠所谓‘教化，以愚民，以圣人语录扼杀人之思想自由，精神活力。无思想活力之民族，则类阉人也，自然萎靡不振，而为专制宗法之奴隶，毫无人格可言·····
“此等圣学若复，则中国之重回衰亡自不待言。封闭自大，自诩高妙，敬天法祖，以古非今，社会再无进步可言，而国势之衰颓不问可知······”
梁文一出，举国轰动。
新学派如同来了主心骨，顿时士气大振，纷纷对复古派口诛笔伐。
皇汉一方，自章炳麟以下，无不大骂梁启超“汉奸”，“洋奴”，“无耻”。章炳麟公开叫喊，“某于黄帝四六O三年立誓，与梁某不共戴天”。
已经被皇汉派奉为“领柚”的谭嗣同随即撰写一文，却收敛了不少锋芒;“··…··卓如见解某素服之，然斯言则不敢苟同，但有鄙薄见解以供钧鉴··…··华夏五千载，自有道统传统，而孔教虽有不合时宜之所在，却实乃民族之魂魄所依，不可废弃。西人之学，虽有其求事功，利当世之处，却非我华夏道统，可借鉴而不可重用······卓如所言，我华夏以圣人教化而家天下，此言不虚，然家天下五千年物华天宝，莫非便一定不及西夷区区数百载之文明进步··…··我华夏族裔敬天法祖，尊圣重道，故而知礼法，各安其位，对外敦睦，对内宽仁。纵观西史，其所谓文明启蒙之近代，人人唯利是图，正如西哲马克思氏所言，自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浸满了鲜血，此言甚是精当······”
“我中华自古道德至上，故而有五千年道统传承;今若废弃，东施效颦而从西夷之学，则道德沦丧国将不国已可想见··…··本人并不否认西学于西方体现之进步，然其基于基督教之平等博爱理念，而我中华自古讲求推爱，即老吾老而及人之老，幼吾幼而及人之幼，先私爱亲人家庭，以家人利益至上乃天经地义传承已久。我国人家庭观念之重，非可轻弃，故而西学之民主政治，平等理念，法治观念，施行于西方可致进步，而行于东方则必致混乱······”
“前者先帝肃清吏治，今上铁拳肃贪，固然是部分臣僚私心作祟，但缺乏教化，引入西学，兴工商，使人人逐利，也是祸乱之由······我国战获胜，正是国家行法家刚正严厉之政，而文宣行家国之教化所致，可见西学行于东方之必致混乱，我圣学大兴则必臻大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