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四十四章 鼠疫
进入1910年，中国的时局更为动荡，清廷的控制能力日渐衰微，而革命党人也加紧了对各地武装力量的渗透与拉拢。
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九日(1910年1月29日)黄兴抵达香港，主持起事大计。为保证起义的胜利，除倪映典加紧在新军中开展工作外，又命姚雨平(1882-1974)、张碌村运动省会附近之巡防营，朱执信、胡毅生联络番禹、南海、顺德之民军。二十六日倪映典再到香港向南方支部报告工作，共同商定于农历元宵节前后发动起义。
不料这时广州发生了意外事件：三十日中午，二标二营士兵胡英元原先在城隍庙前绣文斋定刻图章、名片，托同营士兵华宸忠代取，因为争论价格，发生口角，老城第一局警察上前干涉，以至动武互殴，后警察拘押了8名新军士兵。消息传到军营，兵士怒不可遏，百余人持械包围了警署，索回被押士兵。当晚，倪映典知事态严重，即赴港向南方支部报告，要求提前发难，经商议决定正月初六举义。但倪离广州后，新军处于群龙无首的自发状态，被押士兵回营后大讲警察如何蛮横无理，凌辱新军弟兄等情事。党人士兵闻言大愤，于宣统二年正月初一自动携械入城，逢警察即打，并捣毁几处警署。粤督袁树勋闻讯，立令教练处长吴晋、新军协统张培爵弹压。当日张率宪兵至二标，集合兵士训话，暗中派宪兵会同官长将二标各营的枪机拆卸、子弹收检，从后门运至城内；为防止事变，下令初二不放假，禁士兵外出。一标及炮营党人得知二标枪机、子弹被缴消息，十分愤怒。已知不放假的一标士兵于初二晨纷纷夺门而出，往协司令部、军械房、讲武堂等处取枪械及子弹，准备立即起义。
初三从香港赶回的倪映典发现新军士兵已纷纷做好了战斗准备，群情愤激，难以抑制，于是当机立断，率炮兵第一营首先起义，接着步兵、辎重、工程各营士兵纷起响应，共集合3000人；公推倪映典为总司令。倪与义军对天宣誓：“愿为革命战死”，随即分三路向广州城推进。主力抵达牛王庙时，消防营统领吴宗禹已率所部三营在此扼守，居高临下，发炮轰击，起义军伤亡颇重。这时，巡防营帮带童常标、管带李景濂等人到阵地前，传呼请见。倪与童是安徽同乡，而李又曾加入同盟会，倪以为他们是来约自己磋商反正问题的，遂释然不疑，独自一人入清营。当倪从清营回本阵地时，清军突然开枪，当即被击毙。倪牺牲后，义军失去了领袖，造成很大混乱，但余下的部队仍坚持战斗至深夜，后因“子弹罄竭，无法抵御”，终至溃散。次日清军四出搜剿，义兵被俘百余人。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广州新军起义”。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影响巨大。起义有新军的介入，是以往从未出现的，清朝统治的工具新军，通过革命党人的工作，确可转化为革命的力量，从而大大增强了革命党人和广大群众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而此时手握奉天新军兵权的张瑜，自然也成为蓝天蔚等革命党重点并需加速发展的对象。而张瑜依旧采取游离的方式应对，自己的命运绝不会由这些尚不成熟的群体左右。
风雨飘摇的清政府祸事连连，公元1910年10月，中国东北突然爆发鼠疫。满洲里首发鼠疫，11月8日即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疫情如江河决堤般蔓延开来，不仅横扫东北平原，而且波及河北、山东等地。患病较重者，往往全家毙命，当时采取的办法是将其房屋估价焚烧，去执行任务的员役兵警也相继死亡。
一时从城市到乡村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东北大鼠疫不仅造成了当时人民的大量死亡，而且还带来了生存压力及经济生活的全面恐慌，特别由于交通断绝而影响了城镇人民的正常生活。
鼠疫出现后，清政府下令各处严防。锡良迅速安排人员处置疫情，同时令张瑜新军进入战备状态，避免日俄等国趁机入侵。
1910年12月，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赴哈尔滨，开始了大规模的鼠疫防疫工作，随后抽调所能调动的陆军军医学堂、北洋医学堂和协和医学院的医护人员以及直隶、山东等地方的一些医生，陆续前往东北。
在伍连德等专家的建议下，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对疫情采取了科学而有效的防疫措施，比如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以及采取了隔断交通、对病人及疑似病人实施隔离、焚化尸体、对疫区严格消毒等具体防疫措施。而实际过程中，疫情较重的地方，往往整村整村被焚烧，疫情得以有效控制。
而接下来的问题却是凸显开来，由于此次疫情涉及范围之广，整个东北的农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大片土地荒芜，大量百姓需要赈济，许许多多的问题亟待解决，身为三省总督的锡良虽带病坚持，主持各项赈灾与恢复民生的举措，终因体力不支，再次病倒，而锡良不愿因为自己病倒而耽误这些民生大计，于是特殊授意，令张瑜负责督办相关事宜，而之后报知其知晓。这样一来，张瑜第一次可以真真切切地为百姓做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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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九日(1910年1月29日)黄兴抵达香港，主持起事大计。为保证起义的胜利，除倪映典加紧在新军中开展工作外，又命姚雨平(1882-1974)、张碌村运动省会附近之巡防营，朱执信、胡毅生联络番禹、南海、顺德之民军。二十六日倪映典再到香港向南方支部报告工作，共同商定于农历元宵节前后发动起义。
不料这时广州发生了意外事件：三十日中午，二标二营士兵胡英元原先在城隍庙前绣文斋定刻图章、名片，托同营士兵华宸忠代取，因为争论价格，发生口角，老城第一局警察上前干涉，以至动武互殴，后警察拘押了8名新军士兵。消息传到军营，兵士怒不可遏，百余人持械包围了警署，索回被押士兵。当晚，倪映典知事态严重，即赴港向南方支部报告，要求提前发难，经商议决定正月初六举义。但倪离广州后，新军处于群龙无首的自发状态，被押士兵回营后大讲警察如何蛮横无理，凌辱新军弟兄等情事。党人士兵闻言大愤，于宣统二年正月初一自动携械入城，逢警察即打，并捣毁几处警署。粤督袁树勋闻讯，立令教练处长吴晋、新军协统张培爵弹压。当日张率宪兵至二标，集合兵士训话，暗中派宪兵会同官长将二标各营的枪机拆卸、子弹收检，从后门运至城内；为防止事变，下令初二不放假，禁士兵外出。一标及炮营党人得知二标枪机、子弹被缴消息，十分愤怒。已知不放假的一标士兵于初二晨纷纷夺门而出，往协司令部、军械房、讲武堂等处取枪械及子弹，准备立即起义。
初三从香港赶回的倪映典发现新军士兵已纷纷做好了战斗准备，群情愤激，难以抑制，于是当机立断，率炮兵第一营首先起义，接着步兵、辎重、工程各营士兵纷起响应，共集合3000人；公推倪映典为总司令。倪与义军对天宣誓：“愿为革命战死”，随即分三路向广州城推进。主力抵达牛王庙时，消防营统领吴宗禹已率所部三营在此扼守，居高临下，发炮轰击，起义军伤亡颇重。这时，巡防营帮带童常标、管带李景濂等人到阵地前，传呼请见。倪与童是安徽同乡，而李又曾加入同盟会，倪以为他们是来约自己磋商反正问题的，遂释然不疑，独自一人入清营。当倪从清营回本阵地时，清军突然开枪，当即被击毙。倪牺牲后，义军失去了领袖，造成很大混乱，但余下的部队仍坚持战斗至深夜，后因“子弹罄竭，无法抵御”，终至溃散。次日清军四出搜剿，义兵被俘百余人。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广州新军起义”。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影响巨大。起义有新军的介入，是以往从未出现的，清朝统治的工具新军，通过革命党人的工作，确可转化为革命的力量，从而大大增强了革命党人和广大群众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而此时手握奉天新军兵权的张瑜，自然也成为蓝天蔚等革命党重点并需加速发展的对象。而张瑜依旧采取游离的方式应对，自己的命运绝不会由这些尚不成熟的群体左右。
风雨飘摇的清政府祸事连连，公元1910年10月，中国东北突然爆发鼠疫。满洲里首发鼠疫，11月8日即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疫情如江河决堤般蔓延开来，不仅横扫东北平原，而且波及河北、山东等地。患病较重者，往往全家毙命，当时采取的办法是将其房屋估价焚烧，去执行任务的员役兵警也相继死亡。
一时从城市到乡村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东北大鼠疫不仅造成了当时人民的大量死亡，而且还带来了生存压力及经济生活的全面恐慌，特别由于交通断绝而影响了城镇人民的正常生活。
鼠疫出现后，清政府下令各处严防。锡良迅速安排人员处置疫情，同时令张瑜新军进入战备状态，避免日俄等国趁机入侵。
1910年12月，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赴哈尔滨，开始了大规模的鼠疫防疫工作，随后抽调所能调动的陆军军医学堂、北洋医学堂和协和医学院的医护人员以及直隶、山东等地方的一些医生，陆续前往东北。
在伍连德等专家的建议下，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对疫情采取了科学而有效的防疫措施，比如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以及采取了隔断交通、对病人及疑似病人实施隔离、焚化尸体、对疫区严格消毒等具体防疫措施。而实际过程中，疫情较重的地方，往往整村整村被焚烧，疫情得以有效控制。
而接下来的问题却是凸显开来，由于此次疫情涉及范围之广，整个东北的农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大片土地荒芜，大量百姓需要赈济，许许多多的问题亟待解决，身为三省总督的锡良虽带病坚持，主持各项赈灾与恢复民生的举措，终因体力不支，再次病倒，而锡良不愿因为自己病倒而耽误这些民生大计，于是特殊授意，令张瑜负责督办相关事宜，而之后报知其知晓。这样一来，张瑜第一次可以真真切切地为百姓做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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