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章 （二）
父亲更多的是下象棋。他的棋盘上写的不是“楚河分界”，一边四个字，“不要生气”，一边又四个字，‘‘再来一盘”。
父亲和母亲不同的，他除了吃饭，晚上睡觉的事，别的一概不问。母亲一向管着的事，比如洗澡、理发、换衣服、上学、功课等一向“烦死人的事”在洛阳军分区一下子全蒸发掉了，突然没有了。
洛阳军分区是个基督大教堂改建的，离洛阳车站|现洛阳东站)约可三百米左右。母亲在陕县，父亲敢于放手让我独自坐火车两地往来，年纪小，也不买票，我就在车厢里穿来穿去玩，连列车员都认得了我。
最妙的是军分区还有个图书室，三间房大小，图书占满了两三排柜子，大架子上还有旁边的报刊架上散乱地摆放着一堆堆、一摞摞的杂志、报纸、小人书之类。这实在是在陕县、在栾川都梦想不到的好地方，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专门让人读书的地方。我当时在洛阳铁路小学读书，“正经功课”作业做完，业余时间几乎全都是在这个图书室里。这还是《西游记》那件事引发出的兴趣，我觉得比所有的“玩”都有意思，但我“水平”也还只能看“连环画”，《表》、《孙悟空三盗芭蕉扇》、《真假西天》、《哪吒闹海》、《薛仁贵征东》、《御猫展昭》…-”也能寻出一些严肃名著来，却都忆不出名字来了。至今记得—些片段句子“她闭着眼向他开了一枪……”谁打的谁，好像是情人生死之恨?什么书呢?记不得了。另一些书比如镇压反革命的宣传册子，还有反胡风的小画册，也都没有漏过我的眼睛；也有一些是宣传共产主义的画册，说得极其美好，有一次吃饭时我问父亲：“爸爸，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他指了指碗：“你看，我们有米，还有鸡蛋，这就是共产主义。”
不知怎的．我有点失望。
父亲到垂暮之年，始终能吃能喝，他的病是两种：便秘和失眠，用的药是三种：舒乐安定、松果体素、排毒养颜胶囊。
可以这样说，他终生都是孤独的，我不记得他有任何一位“莫逆”之交。他对所有人都一样：客气、冷漠、善待、关心。但绝不和人套近乎，谈起所有的人，和他昔年的战友，他总是能说出这人大堆的战功、优点、成就。我的记忆中，从领袖、领导到战友，他没有说过任何人的缺点，但我也没有看到他的那些战友私下与他过从甚密。就这一条，我觉得他深邃、宽容，也觉到了他头上那片乌云浓重的密度。
“文革”期间他已离休在家，但外访调查历史事件的人还是不少，有一次昔阳县的造反派来，是调查一个“当权派”的。问：‘‘你认识吗?”“认识。”
“当时你在哪里?”
“我在一区。”
“×××和你在—个区吗?”
“不在。他在×区。”
“他被俘的事你知道吗?”
“知道。”
‘他有没有变节或失节的行为?”
“就我所知，没有。”
“他自己承认他出卖了你，他供出了你的名字。”
“年轻人，”父亲盯着他们说，‘要知道，我当时是区委书记，不但群众都知道，连敌人也都知道，是公开的身份，这怎么能算出卖?”那年头，是可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岁月，来找他‘外调”的人络绎不绝，各路人马无不扫兴而归。
但我仔细想，这并非纯然因了父亲仁厚，因为自身挨整甚多．不愿别饮此苦酒；而是他的整个“政治智慧”的原则，在周遭密布荆棘的环境下，本能生出的防卫术。他顺利通过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社教，尽管“上头”始终没有重用他，但也只能对他留而存疑。
1955年授军衔，他是少校，这个象征荣誉和地位的军衔按他的“准团级”定，也还算公道。但是，到此为止，直到军衔取消，他就像一个图钉在墙上按死了的旧挂历，一直是“1955年”。与他相比有我的舅舅。舅舅在栾川县时，曾是他的警卫员，授衔时是上尉，继而大尉，再继而和他一样：少校。父亲在外头，在家里从来没有一句话，只是说：“组织上已经很照顾我了。”他心里怎样想的，我就不知道了。
作为儿子，我当然难以听到人们对父亲的反面评价，我感觉到有刺的有这么几次。一次是他在军分区门口，他走过去，几个战士在背后议论：“他叫什么名字，怎么老在院里转悠?”“叫凌尔文，别看是少校，工资高着呢1 216元呢!”“都是少校，他凭什么这么多?”“资格老呗，四六年的兵，加上入伍前的资格，军龄补助就高。”
“入伍前也算。那也算军龄?”
“谁知道呢?”
他们的不屑、羡妒，我都听出来了。当时我也不懂。只是心里想：气死你们。
再一次是他搭档的一位同事，粗放又“豪爽”的，也是父亲从他面前走过，我就在他们身边，他瞟着父亲的背影，对周围的人说：“我才不管他有多老的资格，该整他我就整他!”这是爸爸的战友'我差点气死。
但后来此人冒犯了首长，我见首长来谈，说他“混账”，父亲说：“他是刀子嘴豆腐心。”首长却不肯宽容：“刀子嘴，也是刀子心。”
还有一次县委让书记、书记处书记等，汇报产量，别人都七千斤、八千斤胡扯八道，父亲老实回答：“我见到的每亩是三百斤。这是好地，但地打不到三百斤。”县委书记没有点他的名，说：“看来我们有些老同志，思想还跟不上形势呐!”这事是他回家告诉母亲我听到的。
‘今天我受了批评。”
“为什么?”
“我说一亩地产三百斤。”
“人家十万斤都报了。”
“我见到的是三百斤。”
一阵沉默后母亲说：“你不能进步，这也是原因。”
“你不能进步，不也是这个原因'”
“我受你的牵连。胆子太小了。”
我们这个家族。“胆斜似乎是个特征，谁也不曾豪迈过。我曾在邯郸大姑姑家住过一段日子，姑姑的情况比父亲还要糟一点。她的外孙在外头和别的孩子吵架，邻居一手拉着孩子，铁青着脸踹门进来，姑姑笑脸相迎，那人对全家人视而不见，理都不理，指着外孙的鼻子猛训一顿仰着脸拂袖而去．姑姑则在屋里流着泪打外孙，逼着外孙去“给人家道歉”，小外孙委屈申辩哽咽不能成语，在家跺着脚号啕大哭。
这人后来我知道是姑父一手提拔上来的。平日是“亲信”。
一旦听到哪个厕所里“有反标(反动标语)公安局正在调查”，姑姑就会吓得脸色苍白：严令“都不许出去，不许打听这事!”——回思我们的祖训“退一步想”，一家人真是退到了死胡同的墙角里。“夫然后行”——不是歧路难择，而是没有路可走。
父亲胆小但他在日本人眼里不是这样。1945年日寇投降，缴获的日伪文件中有这样的话：“近在我铁臂合围中，王兰亭、凌尔文等人率数十士寇，西犯马坊，甚为猖獗。”
有—位受过伤的战友说他：“你命大，打这么多年仗，没有受过伤。”父亲笑答：“只差一厘米。打安阳时，一颗子弹从我的脖颈子平穿过去，一件棉袄撕成两半。”我问过父亲：“打仗时你怕过没有?”父亲说：“人的命天注定。开战之前心里也有点紧张。我到战士中间，听他们说笑话，和他们唱歌，—会儿就什么都没有了。”还是在昔西，有一次敌人搜山，他伏在草丛中，搜山的伪军拨开草，他忽地站起身来吼：“你他妈活够了!，，吓得敌弃枪逃走。
他确实胆小，是自己人吓破了他的胆，自己人整自己人，这就是“运动”。我的记忆，每次运动结束，必演的一出戏叫《三岔口》，干部们都来看，意谓“黑打”，自己人打自己人，误会，一笑了之。但父亲却笑不出来，因为现实生活毕竟不是戏，那打起来，是真的往死里揍。如果在战犯管理所演这样的戏，也许差近事实。
这绝对是命运的捉弄，父亲的大半生都生活在一种有毒的氛围中。爷爷因“他兄弟参加革命”被划为富农。他在革命队伍中又因为爷爷“是富农”而郁郁不得志——到底是谁牵连了谁?别说父亲，我想了半个世纪，至今摸不透其中的道理。
昔阳县的土改实行得也比较早，父亲是土改中转业参军的，为的是能给爷爷挣—个“军属”的身份在此之前是抗战，爷爷奶奶享受“双抗属”的待遇。抗战结束，抗属待遇也就自然消逝。一下子又转化为富农待遇，在此情况下，父亲决定参军。
他当时任昔西县武委会主任，县委委员。按他的资历经历，应该说这职务和他的贡献是匹当的。我现在无法全面分析当时的形势。是否这样的：昔西与昔东将要合并，他的“富农”成分肯定要影响到职务安排，爷爷在家又是那样的“待遇”——外边全国战场如火如荼正在发展，内战即将全面爆发，是可以大有施为之地。三十六计走为上。他毅然参了军。
县武委会主任，也就是今天的县武装部长，别人参军，职务高套一级的尽有，可以提到副师，一般的也能做到平调。但父亲却降了两级：副指导员，一匹马驮行李，有驳壳枪，还有一个勤务员。
但他一直对此没有任何怨言，我想，他有一种解脱出来大干一场的精神和思想，不在乎这一级、两级。也许他并不认为是家庭成分影响了他，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怀疑党，也不会有“党有失误”的感觉，离开昔阳时他是勃兴奋斗的生力军。父亲曾不止一次告诉我：“五五年审干前，我什么也不怕。审干，反右再审，我就做这工作，越干越怕——有些错误，不是你想不犯就不犯的，也不是你小心一点就能不犯的。人呐，脆弱。说完就完了，连事业带名声，一下子就没了。”
父亲管审干。因为他是洛阳军分区政工科长。管审干的人也有审他的，这就是运动。他有两个历史“疑点”：一是抗战时期有一天，也就是在昔西一区时，有一次他们三个人同时被敌人的“棒棒队” (为地方维持会武装)围在一个窑洞里，敌人用火烧洞熏他们，又扔手榴弹进来炸。区里—个通信员叛变，提名道姓：“凌尔文，快出来投降皇军。”他们在窑里也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皇军有白面、大米!…你们要弃暗投明，要学关公，身在曹营心在汉!”坚持到黄昏——可能是因为地处游击区，敌人也怕天黑遭伏，不言声撤退了。这一历史问题考问出来，“敌人是强大的，为什么会自动撤退?”“你们三人是不是有变节行为，”“当时是什么具体情况，能不能再说详细一点?”这被围的三人，另外两人一个后来当了副省长，一个是某县县委书记，只有父亲被钉在“图钉”上。
第二个疑点，是1946年他参军之后。当时国共谈判，与美国方面组成“三人小组”，天天扯皮摩擦。父亲曾参加(我记不清哪个战区)的这个小组，当联络员。和谈失败，“三人小组”撤出，却没有通知到他，被国民党扣押了十多天，后经小组再度索要，释放回队。他蹲过敌人的班房，回归后再蹲自己的拘押所接受考问，“你这十几天在那边干什么，谁能证明?”‘你变节了没有?”“敌人和你谈了些什么，都是哪些人和你谈话?”……如此种种，这些疑问，每一次“审干”，每一次运动，都要重新拿出来过滤一番，重新再审，年时愈久愈是记不清楚，愈是要更仔细地筛问一遍——我有点怀疑，他们其实是在满足一种变态心理需要：就是要问你一下，因为你有这个“事”，你没问题也要敲你一下!我看到过老猫戏鼠。它捉到老鼠并不急着吃，抱在双爪上反复捉弄，扔得老高再双爪一伸接住，放开老鼠让它跑几步再伸爪—把捞回来……这个比方也许并不恰当，审干的运动在清代也有，叫“磨勘”，审干的人那时叫“魔王”：专搞文字狱的，整人非常精致耐心。联系到后来我读到更多诸如战俘资料时慨然长叹：“对变节的人最不宽容的是汉人。”
最恨投敌的人不是“三爷”，而是我们共军。最能整自己人的人是我们的“魔王”。
父亲从此得了失眠症，严重的神经衰弱逼使他在邓县武装部政委的位置上离休。他晚年靠“舒乐安定”度日，我的经济条件好了之后，又增加“松果体素”，每天用量：舒乐安定九片，松果体素七粒。
干净、简朴、讲实惠。父亲过日子的思路十分简单。我十二岁那年，游洛阳司马懿陵，那其实是很高的一座山。下陵路上摔倒．门牙碰掉一颗。这是已经换过的牙．不可能再生，剩下的那颗门牙开始向牙洞方向发展，旁边的大齿也挤向牙洞，成了很宽的一条缝。不料断开了的牙不甘寂寞，又生出一朵骨花，夹在缝中挤。我年轻时自赏，相貌在中上等，这点破相让我失分不少，但这点毛病不影响说话，也不影响吃饭。有人建议：“把孩子的牙修一修吧。”父亲说：“顺其自然。这不是病，怕什么，”就这样“坚持”了下来，坚持到四十岁，那颗“新门牙”骨朵自动脱落，我已然中年，也就自然了了。
父亲和母亲不同的，他除了吃饭，晚上睡觉的事，别的一概不问。母亲一向管着的事，比如洗澡、理发、换衣服、上学、功课等一向“烦死人的事”在洛阳军分区一下子全蒸发掉了，突然没有了。
洛阳军分区是个基督大教堂改建的，离洛阳车站|现洛阳东站)约可三百米左右。母亲在陕县，父亲敢于放手让我独自坐火车两地往来，年纪小，也不买票，我就在车厢里穿来穿去玩，连列车员都认得了我。
最妙的是军分区还有个图书室，三间房大小，图书占满了两三排柜子，大架子上还有旁边的报刊架上散乱地摆放着一堆堆、一摞摞的杂志、报纸、小人书之类。这实在是在陕县、在栾川都梦想不到的好地方，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专门让人读书的地方。我当时在洛阳铁路小学读书，“正经功课”作业做完，业余时间几乎全都是在这个图书室里。这还是《西游记》那件事引发出的兴趣，我觉得比所有的“玩”都有意思，但我“水平”也还只能看“连环画”，《表》、《孙悟空三盗芭蕉扇》、《真假西天》、《哪吒闹海》、《薛仁贵征东》、《御猫展昭》…-”也能寻出一些严肃名著来，却都忆不出名字来了。至今记得—些片段句子“她闭着眼向他开了一枪……”谁打的谁，好像是情人生死之恨?什么书呢?记不得了。另一些书比如镇压反革命的宣传册子，还有反胡风的小画册，也都没有漏过我的眼睛；也有一些是宣传共产主义的画册，说得极其美好，有一次吃饭时我问父亲：“爸爸，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他指了指碗：“你看，我们有米，还有鸡蛋，这就是共产主义。”
不知怎的．我有点失望。
父亲到垂暮之年，始终能吃能喝，他的病是两种：便秘和失眠，用的药是三种：舒乐安定、松果体素、排毒养颜胶囊。
可以这样说，他终生都是孤独的，我不记得他有任何一位“莫逆”之交。他对所有人都一样：客气、冷漠、善待、关心。但绝不和人套近乎，谈起所有的人，和他昔年的战友，他总是能说出这人大堆的战功、优点、成就。我的记忆中，从领袖、领导到战友，他没有说过任何人的缺点，但我也没有看到他的那些战友私下与他过从甚密。就这一条，我觉得他深邃、宽容，也觉到了他头上那片乌云浓重的密度。
“文革”期间他已离休在家，但外访调查历史事件的人还是不少，有一次昔阳县的造反派来，是调查一个“当权派”的。问：‘‘你认识吗?”“认识。”
“当时你在哪里?”
“我在一区。”
“×××和你在—个区吗?”
“不在。他在×区。”
“他被俘的事你知道吗?”
“知道。”
‘他有没有变节或失节的行为?”
“就我所知，没有。”
“他自己承认他出卖了你，他供出了你的名字。”
“年轻人，”父亲盯着他们说，‘要知道，我当时是区委书记，不但群众都知道，连敌人也都知道，是公开的身份，这怎么能算出卖?”那年头，是可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岁月，来找他‘外调”的人络绎不绝，各路人马无不扫兴而归。
但我仔细想，这并非纯然因了父亲仁厚，因为自身挨整甚多．不愿别饮此苦酒；而是他的整个“政治智慧”的原则，在周遭密布荆棘的环境下，本能生出的防卫术。他顺利通过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社教，尽管“上头”始终没有重用他，但也只能对他留而存疑。
1955年授军衔，他是少校，这个象征荣誉和地位的军衔按他的“准团级”定，也还算公道。但是，到此为止，直到军衔取消，他就像一个图钉在墙上按死了的旧挂历，一直是“1955年”。与他相比有我的舅舅。舅舅在栾川县时，曾是他的警卫员，授衔时是上尉，继而大尉，再继而和他一样：少校。父亲在外头，在家里从来没有一句话，只是说：“组织上已经很照顾我了。”他心里怎样想的，我就不知道了。
作为儿子，我当然难以听到人们对父亲的反面评价，我感觉到有刺的有这么几次。一次是他在军分区门口，他走过去，几个战士在背后议论：“他叫什么名字，怎么老在院里转悠?”“叫凌尔文，别看是少校，工资高着呢1 216元呢!”“都是少校，他凭什么这么多?”“资格老呗，四六年的兵，加上入伍前的资格，军龄补助就高。”
“入伍前也算。那也算军龄?”
“谁知道呢?”
他们的不屑、羡妒，我都听出来了。当时我也不懂。只是心里想：气死你们。
再一次是他搭档的一位同事，粗放又“豪爽”的，也是父亲从他面前走过，我就在他们身边，他瞟着父亲的背影，对周围的人说：“我才不管他有多老的资格，该整他我就整他!”这是爸爸的战友'我差点气死。
但后来此人冒犯了首长，我见首长来谈，说他“混账”，父亲说：“他是刀子嘴豆腐心。”首长却不肯宽容：“刀子嘴，也是刀子心。”
还有一次县委让书记、书记处书记等，汇报产量，别人都七千斤、八千斤胡扯八道，父亲老实回答：“我见到的每亩是三百斤。这是好地，但地打不到三百斤。”县委书记没有点他的名，说：“看来我们有些老同志，思想还跟不上形势呐!”这事是他回家告诉母亲我听到的。
‘今天我受了批评。”
“为什么?”
“我说一亩地产三百斤。”
“人家十万斤都报了。”
“我见到的是三百斤。”
一阵沉默后母亲说：“你不能进步，这也是原因。”
“你不能进步，不也是这个原因'”
“我受你的牵连。胆子太小了。”
我们这个家族。“胆斜似乎是个特征，谁也不曾豪迈过。我曾在邯郸大姑姑家住过一段日子，姑姑的情况比父亲还要糟一点。她的外孙在外头和别的孩子吵架，邻居一手拉着孩子，铁青着脸踹门进来，姑姑笑脸相迎，那人对全家人视而不见，理都不理，指着外孙的鼻子猛训一顿仰着脸拂袖而去．姑姑则在屋里流着泪打外孙，逼着外孙去“给人家道歉”，小外孙委屈申辩哽咽不能成语，在家跺着脚号啕大哭。
这人后来我知道是姑父一手提拔上来的。平日是“亲信”。
一旦听到哪个厕所里“有反标(反动标语)公安局正在调查”，姑姑就会吓得脸色苍白：严令“都不许出去，不许打听这事!”——回思我们的祖训“退一步想”，一家人真是退到了死胡同的墙角里。“夫然后行”——不是歧路难择，而是没有路可走。
父亲胆小但他在日本人眼里不是这样。1945年日寇投降，缴获的日伪文件中有这样的话：“近在我铁臂合围中，王兰亭、凌尔文等人率数十士寇，西犯马坊，甚为猖獗。”
有—位受过伤的战友说他：“你命大，打这么多年仗，没有受过伤。”父亲笑答：“只差一厘米。打安阳时，一颗子弹从我的脖颈子平穿过去，一件棉袄撕成两半。”我问过父亲：“打仗时你怕过没有?”父亲说：“人的命天注定。开战之前心里也有点紧张。我到战士中间，听他们说笑话，和他们唱歌，—会儿就什么都没有了。”还是在昔西，有一次敌人搜山，他伏在草丛中，搜山的伪军拨开草，他忽地站起身来吼：“你他妈活够了!，，吓得敌弃枪逃走。
他确实胆小，是自己人吓破了他的胆，自己人整自己人，这就是“运动”。我的记忆，每次运动结束，必演的一出戏叫《三岔口》，干部们都来看，意谓“黑打”，自己人打自己人，误会，一笑了之。但父亲却笑不出来，因为现实生活毕竟不是戏，那打起来，是真的往死里揍。如果在战犯管理所演这样的戏，也许差近事实。
这绝对是命运的捉弄，父亲的大半生都生活在一种有毒的氛围中。爷爷因“他兄弟参加革命”被划为富农。他在革命队伍中又因为爷爷“是富农”而郁郁不得志——到底是谁牵连了谁?别说父亲，我想了半个世纪，至今摸不透其中的道理。
昔阳县的土改实行得也比较早，父亲是土改中转业参军的，为的是能给爷爷挣—个“军属”的身份在此之前是抗战，爷爷奶奶享受“双抗属”的待遇。抗战结束，抗属待遇也就自然消逝。一下子又转化为富农待遇，在此情况下，父亲决定参军。
他当时任昔西县武委会主任，县委委员。按他的资历经历，应该说这职务和他的贡献是匹当的。我现在无法全面分析当时的形势。是否这样的：昔西与昔东将要合并，他的“富农”成分肯定要影响到职务安排，爷爷在家又是那样的“待遇”——外边全国战场如火如荼正在发展，内战即将全面爆发，是可以大有施为之地。三十六计走为上。他毅然参了军。
县武委会主任，也就是今天的县武装部长，别人参军，职务高套一级的尽有，可以提到副师，一般的也能做到平调。但父亲却降了两级：副指导员，一匹马驮行李，有驳壳枪，还有一个勤务员。
但他一直对此没有任何怨言，我想，他有一种解脱出来大干一场的精神和思想，不在乎这一级、两级。也许他并不认为是家庭成分影响了他，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怀疑党，也不会有“党有失误”的感觉，离开昔阳时他是勃兴奋斗的生力军。父亲曾不止一次告诉我：“五五年审干前，我什么也不怕。审干，反右再审，我就做这工作，越干越怕——有些错误，不是你想不犯就不犯的，也不是你小心一点就能不犯的。人呐，脆弱。说完就完了，连事业带名声，一下子就没了。”
父亲管审干。因为他是洛阳军分区政工科长。管审干的人也有审他的，这就是运动。他有两个历史“疑点”：一是抗战时期有一天，也就是在昔西一区时，有一次他们三个人同时被敌人的“棒棒队” (为地方维持会武装)围在一个窑洞里，敌人用火烧洞熏他们，又扔手榴弹进来炸。区里—个通信员叛变，提名道姓：“凌尔文，快出来投降皇军。”他们在窑里也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皇军有白面、大米!…你们要弃暗投明，要学关公，身在曹营心在汉!”坚持到黄昏——可能是因为地处游击区，敌人也怕天黑遭伏，不言声撤退了。这一历史问题考问出来，“敌人是强大的，为什么会自动撤退?”“你们三人是不是有变节行为，”“当时是什么具体情况，能不能再说详细一点?”这被围的三人，另外两人一个后来当了副省长，一个是某县县委书记，只有父亲被钉在“图钉”上。
第二个疑点，是1946年他参军之后。当时国共谈判，与美国方面组成“三人小组”，天天扯皮摩擦。父亲曾参加(我记不清哪个战区)的这个小组，当联络员。和谈失败，“三人小组”撤出，却没有通知到他，被国民党扣押了十多天，后经小组再度索要，释放回队。他蹲过敌人的班房，回归后再蹲自己的拘押所接受考问，“你这十几天在那边干什么，谁能证明?”‘你变节了没有?”“敌人和你谈了些什么，都是哪些人和你谈话?”……如此种种，这些疑问，每一次“审干”，每一次运动，都要重新拿出来过滤一番，重新再审，年时愈久愈是记不清楚，愈是要更仔细地筛问一遍——我有点怀疑，他们其实是在满足一种变态心理需要：就是要问你一下，因为你有这个“事”，你没问题也要敲你一下!我看到过老猫戏鼠。它捉到老鼠并不急着吃，抱在双爪上反复捉弄，扔得老高再双爪一伸接住，放开老鼠让它跑几步再伸爪—把捞回来……这个比方也许并不恰当，审干的运动在清代也有，叫“磨勘”，审干的人那时叫“魔王”：专搞文字狱的，整人非常精致耐心。联系到后来我读到更多诸如战俘资料时慨然长叹：“对变节的人最不宽容的是汉人。”
最恨投敌的人不是“三爷”，而是我们共军。最能整自己人的人是我们的“魔王”。
父亲从此得了失眠症，严重的神经衰弱逼使他在邓县武装部政委的位置上离休。他晚年靠“舒乐安定”度日，我的经济条件好了之后，又增加“松果体素”，每天用量：舒乐安定九片，松果体素七粒。
干净、简朴、讲实惠。父亲过日子的思路十分简单。我十二岁那年，游洛阳司马懿陵，那其实是很高的一座山。下陵路上摔倒．门牙碰掉一颗。这是已经换过的牙．不可能再生，剩下的那颗门牙开始向牙洞方向发展，旁边的大齿也挤向牙洞，成了很宽的一条缝。不料断开了的牙不甘寂寞，又生出一朵骨花，夹在缝中挤。我年轻时自赏，相貌在中上等，这点破相让我失分不少，但这点毛病不影响说话，也不影响吃饭。有人建议：“把孩子的牙修一修吧。”父亲说：“顺其自然。这不是病，怕什么，”就这样“坚持”了下来，坚持到四十岁，那颗“新门牙”骨朵自动脱落，我已然中年，也就自然了了。